实证、思辨与进化认识论——茅家琦访谈录黄鹏访谈整理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编者按】茅家琦，1927年生，江苏镇江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曾任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主席团成员、江苏省历史学会会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他长期从事太平天国与晚清史、中华民国史、当代台湾史研究，曾荣获南京大学终生成就奖、江苏省首届“江苏社科名家”奖。本次访谈主要结合茅家琦七十余年学术历程，接受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史学研究等相关问题展开。

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石杨共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提要】世界上的民族因文化而生，因文明而兴。世界上的文明因多样而存，因互鉴而充满活力。长期以来，西方关于文明理论的作品很多，滥用“文明”的现象也很盛行。“西方文明优越论”以及“文明冲突论”就是滥用“文明”的重要表现。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文明的内在逻辑，提出符合全人类利益的文明观，为世界文明的健康发展注入强大的中国力量，是中国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关键词】文明；文明观；交流互鉴；基石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他强调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不仅为我们正确认识中华文明指明了方向，而且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反思与再出发陈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研究员【提要】当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是一项创造性工作，必须凸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而不仅是对基本原理的推广或应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摆脱普世主义叙事的束缚，在细致缜密的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中发现并还原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必须从“苏式”教条的笼罩中真正解放出来，走自己的路，克服长期存在的惯性和惰性；必须以国际化为基础，保持最大的开放性、包容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离不开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改造和转化；回归学术化，走高精尖路线，参与国际前沿问题研究。【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史学；国际化；中国化；学术化1949年后，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开始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学术新秩序，构成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重大转折，堪称一场划时代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受国际政治格局变动的冲击，数十年来居于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遭遇巨大挑战。21世纪初，这种局面始有所扭转，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的地位逐渐回升。不过，复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已今非昔比。以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在一起，而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多致力于理论方法层面的呼吁和宣扬，较少落地为具体研究实践，即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显然，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隔膜和断裂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而要走出这一困局，必须重建理论与实践的连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研究中重新扎根，构建中国形态和中国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尼日利亚的史学危机及反思王严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提要】尼日利亚是当代非洲史学最早的诞生地之一，以伊巴丹学派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史学曾享誉非洲内外。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尼日利亚史学出现了史学组织、历史学专业招生与史学的社会价值等方面的危机。民族主义史学家从历史理论、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等方面反思本次危机，认为这是民族主义史学自身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的缺陷和政府实施忽视人文社科系列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应对危机的举措：改变过去经验主义的做法，注重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提倡重今薄古，加强对当代史的研究；超越政治史，将史学研究扩大到族群关系史、经济史、国际关系等与非洲当代问题密切相关的研究主题，并主张改进史学研究方法。【关键词】尼日利亚史学；史学危机；民族主义史学20世纪50年代后期兴起的民族主义史学是当代非洲史学建立后出现的第一个史学流派。民族主义史学以批判西方殖民主义史学对非洲历史的偏见为己任，为非洲历史文化的复原和非洲自信心的树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非洲史学研究的“黄金时代”不复存在，进入了一个被称为“幻灭的时代”：非洲人普遍对非洲史学感到失望，认为它是虚构的，其研究实践与现实问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非洲史学陷于危机状态。

中世纪感觉史的理论、实践与展望董子云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特聘副研究员【提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感觉史研究日益成为国际史学界的一个热点。在大卫·豪斯和康斯坦丝·克拉森等学者的努力下，感觉史有了初步的理论基础。根据他们提出的理论框架，感觉史即是对感觉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感觉史考察感觉模式和感觉秩序的变迁与多样性，注重多感觉性而非单个感觉的研究。具体到西欧中世纪史而言，宗教和文学中的五感主题是感觉史研究所集中的领域；但学界的关注点也正逐步从感觉理论转向经济生活和社会文化中的感觉。目前，中世纪感觉史研究已经初具规模，但也有走向马克·史密斯所说的“苍白化”风险。对此，未来的研究者不妨以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政治文化史和法律文化史为切入点，推动感觉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关键词】感觉史；中世纪；五感；多感觉性；社会文化史20世纪末于西方史学界兴起的身体史和情感史等研究取向早已为国内学界所熟知。与这两个研究领域有紧密联系，并在相近时间兴起的还有感觉史（sensory

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编者按：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学术研究，以回应现实的关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通过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以构建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乃是我们时代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建设。没有我们的自主知识体系，就无法科学地解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如何实现的，就无法科学地规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发展，就无法在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巨大提升的背景下树立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自信。作为一切社会科学基础的历史研究，建设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任务更重要、也更紧迫，因为没有基础学科的先行发展，将会制约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理应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论题，必须全力以赴。本刊以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为题，约请学者从指导理论的与时俱进、总结中国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加强同哲学学科的交流、借鉴国外史学的优秀成果等方面，发表意见、提出思路。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学者就这一命题发表观点。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解决指导理论与时俱进的发展命题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这是中国史学界的共识；同理，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同样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新中国建立伊始，就确定唯物史观为中国历史学的指导理论。而且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历经30年的发展，中国历史学已经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学的各门分支学科也纷纷建立起来。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时代的发展与学术的进步，唯物史观在解释中外重大历史问题上的解释力逐渐下降，由此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也逐渐被边缘化。笔者认为，解释力逐渐下降的并非唯物史观本身，而是唯物史观的传统解释体系。唯物史观的传统解释体系借鉴自苏联，斯大林写作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有关唯物史观传统解释体系的经典表述。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有关唯物史观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介绍基本沿用了斯大林的解释，中国史学界大多数学者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也基于此。近九十年基本不变的认识已经使唯物史观的传统解释体系跟不上时代发展与学术进步的步伐，逐渐失去对中外历史重大问题的解释力，由此逐渐被边缘化。当前，在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紧迫任务已经提上日程之时，构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唯物史观新的解释体系，实现唯物史观与时俱进的发展，则成为必须完成的一项前提性工作。

金山大学历史工作坊与南非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李鹏涛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研究员【提要】在20世纪70年代反种族隔离斗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南非社会史研究蓬勃发展，尤其以金山大学历史工作坊最引人注目。金山大学历史工作坊深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和非洲整体史学的影响，同时呈现自身的鲜明特色。金山大学历史工作坊积极倡导“自下而上”的社会史书写，以史学作为反种族隔离斗争的工具，努力唤醒黑人民众对自身处境和历史使命的认识。金山大学历史工作坊极大地推动了南非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在当代南非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它深切的现实关怀至今仍深刻影响着南非史学研究。【关键词】金山大学历史工作坊；南非史学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南非社会史研究20世纪70年代，在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背景下，“自下而上”的社会史学逐渐兴起，金山大学历史工作坊（History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演进路径和发展趋势朱露川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提要】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其具体路径及发展的大趋势是从千年史著批评的积累和启示，走向史学批评的广阔空间和理论升华，即从评论史书到全面地评论史学，再到理论层面史学批评的广泛展开，并形成方法论，对当代史学发展多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探讨、揭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入发展路径及其规律，有助于学界更清晰地认识中国传统史学何以能够不断生长出关于自身构成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关键词】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积累；拓展；理论升华史学批评是具有批评意识的历代学人针对史学发展中的各种现象提出的看法，因其往往伴随着对同一问题的长期探讨及由此产生的相互辩难，故而成为刺激史学发展的最活跃的“内在驱动力”。近三四十年来，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研究，从创始、发展走向系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是推进了对中国史学史的进一步认识，二是丰富了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认识，三是由于上述两个方面而密切了古代史学与当代史学的联系，所以受到广泛关注。为了更利于当今史学对古代史学遗产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宏观视角考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深入发展的学术路径，揭示其发展的内在规律。解决好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中国传统史学何以能够不断生长出关于自身构成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从而在清后期的社会大变动以至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深刻变革中，仍能时时显现其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综论——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为视角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提要】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是改革开放以后建立的新兴学科。1981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标志着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创立。回顾学科的发展轨迹，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与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发展密不可分。学术共同体平台的搭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对古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藉此也可展望学科未来发展的前景。【关键词】中外关系史学会；学术共同体；三大体系；中外关系史学科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是改革开放以后建立起来的新兴学科。1981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标志着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创立。本文简要回顾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这一学术性团体成立四十余年的历程，总结学会及分散于诸多专门领域的学者们对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与学术话语体系建构，即对中外关系史学科“三大体系”建设发展脉络和学科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最后设想与展望学科未来的发展。由于中外关系史学科具有宽泛性、交叉性、开放性和庞杂性的特点，这里对于改革开放以后此学科发展历程的叙述，难免挂一漏万，尚祈方家教正。

加快构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三大体系”夏春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提要】中央在四年前批准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为何专门成立历史理论研究所？作为中国历史研究院唯一新建的研究所，该所名称为何定为“历史理论”而不是“史学理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的学科布局有何特点？加快构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三大体系”，存在哪些短板、须突破哪些瓶颈？作者尝试结合牵头组建历史理论研究所的体会，就上述问题谈点一得之见，希望大家能共同思考、推进研究。【关键词】新时代；历史理论；史学理论；“三大体系”一

新时代中华文明史研究理论方法的检视编者按：中国拥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深入开展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向中国学界提出了深入研究中华文明史的重大任务，强调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深入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史研究的系列重要论述，中国学界大胆创新，锐意开拓，采取多学科联合攻关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全面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特质、形态及演化历程，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新时代的中华文明史研究，不仅需要发掘新材料、转换新视角，而且需要创建新理论、更新研究方法，从创新性成果中提炼创新性理论，再以创新性理论指导创新性研究。为此，本期圆桌会议邀请四位中华文明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新时代中华文明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同时，我们也期待更多学者就这一问题发表意见，展开讨论，共同推动新时代中华文明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建设。中华文明史研究的问题和方法杨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一百多年来，随着全球各民族、各地区交流范围的扩大，“欧洲中心论”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学术界对世界各个文明的研究和叙述，也出现了新的模式，平等对待和平行叙述渐成主流。回顾这一历程，并梳理中国学术界如何看待本民族的文明史，对于今后中华文明史的研究和叙述将大有裨益。此外，本文还拟对中华文明史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提出部分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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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三大体系”建设与历史唯物主义新知韩东育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韩东育工作室首席专家【提要】作为历史范畴，历史唯物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和存在形态。从“欧洲中心论”、大历史观和新世界观这三个维度入手，通过事实和学理的关联，可以勾勒出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压力、动力、演进过程及其内在逻辑。创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理前提，是如何在东西方世界彼此接纳的“第三种文明”即“新文明形态”的实践基础上，建立起中西合璧、优势互补的新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与时俱进的特质，将不断赋予人类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量与新知。【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欧洲中心论；大历史观；新世界观；三大体系近年来，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解读日渐离奇。经常是，在并不真正了解其关注对象的情况下，却可以果敢地告诉你“这便是中国”或“那就是中国”。有时，还干脆把中国排除于价值世界甚至人类历史之外，以为除了基督教圈域和西方价值体系以外，就没有可以自律的族群、文化、文明和国家，无论在宗教、政治、经济，抑或人伦、社会、风俗领域，都是如此。他们在质疑别人时经常处于“忘我”或“无我”境界，诸如中国是一夜逆天的“暴发户”和中国人将成为吞噬地球的“海盗”等。当人们明显感到如此不正常的诟病不过出于偏见，而偏见意味着无论你好与不好都是不好时，中国人即便有过四大发明的辉煌历史且如今又创造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都很难再获得最起码的正视和尊重——这应该不是推测，而是一个不争、同时也让人不甘的事实。

“全球中世纪”概念的理论建构及其批判性反思李腾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副研究员【提要】随着全球史观念不断深入，“全球中世纪”在21世纪初的欧美中世纪史学界逐渐兴起，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学者们将全球史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传统的中世纪研究时，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沟通和互鉴，以重构5—15世纪的全球流动图景。近年来，这一概念受到广泛关注，被视为打破“欧洲中心论”的重要进路。在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探索中，许多新的学术概念和历史阐释框架产生。欧美史学界关于“全球中世纪”这一术语的内涵值得深入梳理，还应结合全球史的理论与方法，对之加以反思和检讨。“全球中世纪”并不是一个恰当的概念，但对采取全球视野重审中世纪各文明之间的关系有启发意义。【关键词】全球中世纪；全球史；中世纪；欧洲中心论随着全球史在国际史学界的高歌凯奏，其理论与方法不再仅仅局限于指导宏观的全球史或世界史研究和教材编纂，逐渐渗透到断代史和专门史研究领域中，成为相关领域学者们进行学术创新的助推器。21世纪初以来，在学界日益突显的“全球化下的古典学”以及“全球中世纪”即是显例。

2021年历史理论研究综述夏春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2021年是历史理论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令人振奋的一年。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为契机，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蔚然成风，有力助推了历史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建所第三年，“边建所，边搞科研”的建所思路收到显著成效，已搭建起作为一个研究所的完整架构，引领全国历史理论研究的作用日益显现，为今后发展打下了根基、构筑了平台。从全国范围看，相关研究越发受到重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解析和批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口述访谈录”“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发展史研究”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课题或重点课题，激浊扬清、正本清源成为主流；学科建设呈现新面貌，传统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稳步推进，历史思潮、国家治理史等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研究势头强劲，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并重渐成风气，推出一大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且青年学人表现踊跃，以往历史理论研究被忽视、研究队伍青黄不接的现象大为改观；“新时代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第24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桂林）等成功举办，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办会常态化。2021年是收获的一年。

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编者按：区域国别研究是跨学科、多角度、交叉性的研究，是新时代中国对域外国家和地区全貌、知识体系的战略性需求与综合性构建。区域国别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的构建和重构，是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战略定位、发展方向密切相关的，其研究成果与学术影响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体现。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新一轮的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拟在“交叉学科”门类下新增“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标志着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中正式生根发芽。这既是学界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回应，亦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发出中国声音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需要探讨，值得关注。本刊邀请多名学者，围绕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研究、国别研究、国别区域研究的概念与关系，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对未来的展望等方面展开讨论，以期推动我国区域国别研究走向深入。区域国别视野下的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祝湘辉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缅甸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编者按：区域国别研究是跨学科、多角度、交叉性的研究，是新时代中国对域外国家和地区全貌、知识体系的战略性需求与综合性构建。区域国别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的构建和重构，是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战略定位、发展方向密切相关的，其研究成果与学术影响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体现。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新一轮的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拟在“交叉学科”门类下新增“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标志着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中正式生根发芽。这既是学界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回应，亦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发出中国声音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需要探讨，值得关注。本刊邀请多名学者，围绕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研究、国别研究、国别区域研究的概念与关系，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对未来的展望等方面展开讨论，以期推动我国区域国别研究走向深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区域国别研究——基于美国实践的省思张杨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时下国内学术界围绕区域研究的讨论已成热潮，其中不乏对美国相关研究的梳理，以期勾勒出中国自己的发展蓝图。尽管在不同语境、情境和环境下，学者们对区域研究的理解呈现出高度的差异性，但对这一概念的基本要素能够达成一定共识。简言之，区域研究是指以某一特定区域或文化为单位，利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通过田野调查和多元化的资料呈现，开展的系统性知识生产。关于区域研究的核心目标和基本功能，学术界内部的分歧较大。一般而言，学者们承认区域研究有很强的实用取向和咨政功能，是一个世界性大国必不可少的智识资源。

百年来中国对韩国史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孙卫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秦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提要】20世纪初，随着朝鲜汉籍陆续进入中国学术视野，中韩史学比较研究陆续展开，孟森、吴晗等史家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949年到1992年中韩建交前，中国大陆学界对韩国史学的关注较少，中国台湾出版了一批韩国史学史研究成果，延续和拓展了相关领域。1992年中韩建交对于中国韩国学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韩国史学史、中韩史学交流与比较等领域都有一批学术成果问世。回顾百余年来韩国史学史研究的历程，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呈现如下特点：论文较多，专著较少；专题性、叙述性的评介较多，全面系统的论述较少；对韩国汉文史籍的关注较多，非汉文韩国史籍甚少；自说自话的论著较多，与韩国学术界的对话较少。针对这些问题，还需做更全面的努力，以推动韩国史学史研究。【关键词】史学交流；史学比较；韩国史学史；中韩关系史中国古代史学对朝鲜半岛的影响非常深远。朝鲜半岛在史书体裁、修史机制等多方面模仿中国史学，形成了发达的史学文化，留下了《三国史记》《高丽史》《朝鲜王朝实录》等诸多汉文史籍。随着中朝与中韩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平稳发展，学界对中韩古代史学的比较研究及韩国史学史研究，都有相当丰富的成果，但迄今尚无专文就其研究状况进行评述。因此，本文拟对20世纪以来的相关成果略加梳理，以古代为主，兼及近现代。1992年中韩建交对于中国韩国学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了相关研究的数量和质量。本文以1992年为节点，先纵向讨论20世纪初到1992年中韩建交前中国对韩国史学研究的发展演变及主要成就，再横向探讨1992年以来相关专题的研究状况，最后分析其特点与问题，以期推动该研究领域的发展。

历史记忆、历史-记忆或历史与记忆？——记忆史研究中的概念使用问题屠含章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提要】“历史记忆”“历史-记忆”“历史与记忆”以及“记忆史”等概念或议题看似相近，实则有着不同的意涵。“历史记忆”最初是莫里斯·阿布瓦赫在《集体记忆》中提到的概念，意在强调历史带有记忆的性质。随着后人对此术语的发展，“历史记忆”的含义被拓宽为“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与表述”。“历史-记忆”是皮埃尔·诺拉提出的术语，用于指称现代之前“历史与记忆”的联合体。“历史与记忆”是西方历史学家辩证地看待历史与记忆之间关系时所讨论的核心议题。面对记忆研究的挑战，西方历史学家之所以讨论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其目的是为历史学正名。“记忆史”则是将记忆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领域，研究记忆随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历时性变化。因此，在涉及这些概念的时候应认真加以区分，避免误用。特别是在翻译、引用西方学者的观点时应力求准确，以免造成误解。【关键词】历史记忆；历史-记忆；历史与记忆；记忆史；概念史近年来，与记忆相关的议题在中文学界颇为热门。其中，“历史记忆”是最为常用的概念，“历史记忆”这一称呼遍及学术研究的各个角落，从历史研究、文学研究到电影研究，可谓无所不及。不过，依笔者管见，大多数研究者对“历史记忆”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记忆”“历史与记忆”等概念或议题的理解不甚明晰，在翻译与使用的时候比较随意。在当前中文语境中，不论在专业的学术论文或是在报章杂志等普及性读物中，人们所谈论的“历史记忆”实际上有较大的差异，而且，“历史与记忆”“历史-记忆”常常被错误地简化为“历史记忆”，产生了混淆。本文旨在对此现象做一简单的梳理，并对“历史记忆”“历史-记忆”“历史与记忆”与“记忆史”的关系做一说明，以求证于方家。

如何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编者按：21世纪以来，受西方文明史研究的影响，中国的文明史研究迅速热络起来。不仅有一批西方文明史著作被翻译出版，中国学者自身编写的文明史著作也纷纷出版。不过从总体来看，目前在文明史研究和写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西方的文明史书写范式。例如，将文明发展的动因更多地归因于精神层面的因素，将文明发展阶段划分为更加中性的“古代、中古、近代或现代”，文明史书写的内容还是以西方的发展史为主，等等。有鉴于此，如何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成为中国史学界面临的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本期圆桌会议邀请四位国内文明史研究学者，就如何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各抒己见。同时，我们也期待更多学者就这一问题发表观点。大历史观视域下的文明史书写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催生了全球史的兴起，推动了含有全球史意蕴的人类文明史研究的迅速发展。在西方，除威尔·杜兰特的11卷《世界文明史》（1935—1968年）外，皮特·N.斯特恩斯、威廉·H.麦克尼尔、费尔南·布罗代尔等人，也都有世界文明史的研究性著作问世。在中国，同样有多种文明史研究成果出版，其中马克垚主编的三卷本《世界文明史》影响较大。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不可避免地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为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加强人类文明史研究尤有必要，有论者提出文明史是“当代史学的首要课题”，不无道理。

美国城市史研究的空间取向李文硕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副教授【提要】美国城市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在六七十年代迅速发展，80年代以后遇到领域界限模糊、研究者认同感下降等问题，但同时也有更多的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城市。在围绕城市历史多重维度的研究中，空间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这既是受到了西方社会科学，尤其是新马克思主义“空间转向”的影响，也体现了美国城市空间变化在学术界的回响。美国城市史研究的空间取向表现在两个方面：在研究主题上，空间不再仅仅是研究对象所在的场地，空间本身就是研究对象；在研究尺度上，跨国史路径介入城市史研究，人员、物资、资本和信息的流动将观察城市历史的视野拓展到民族国家的界限之外。空间研究既加深了对城市问题的理解，也拓宽了城市史的范围，这对中国的美国城市史研究不乏借鉴意义。【关键词】美国城市史；空间；跨国史；城市研究从19世纪初开始，美国各地纷纷建立地方性史学团体，收集、编纂资料并组织撰写本地区的历史。“地方性历史学会作为当时各州争夺整个美国国家历史写作主导权的武器而产生”，城市历史书写的重要目的则是要争夺现实的物质利益，撰述者把城市描写为吸引人的地方，以吸引移民和投资。不过，作为史学专业领域的美国城市史，其发端一般被认为是美国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1940年发表的论文《论美国历史上的城市》。此后，关于城市史的论著逐渐增多，到20世纪60年代已蔚为大观，70年代以后的“新城市史”又带动了一轮热潮，《城市史研究》杂志（Jou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