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含章 | 历史记忆、历史-记忆或历史与记忆？——记忆史研究中的概念使用问题

历史记忆、历史-记忆或历史与记忆？

——记忆史研究中的概念使用问题

屠含章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提要】“历史记忆”“历史-记忆”“历史与记忆”以及“记忆史”等概念或议题看似相近，实则有着不同的意涵。“历史记忆”最初是莫里斯·阿布瓦赫在《集体记忆》中提到的概念，意在强调历史带有记忆的性质。随着后人对此术语的发展，“历史记忆”的含义被拓宽为“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与表述”。“历史-记忆”是皮埃尔·诺拉提出的术语，用于指称现代之前“历史与记忆”的联合体。“历史与记忆”是西方历史学家辩证地看待历史与记忆之间关系时所讨论的核心议题。面对记忆研究的挑战，西方历史学家之所以讨论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其目的是为历史学正名。“记忆史”则是将记忆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领域，研究记忆随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历时性变化。因此，在涉及这些概念的时候应认真加以区分，避免误用。特别是在翻译、引用西方学者的观点时应力求准确，以免造成误解。

【关键词】历史记忆；历史-记忆；历史与记忆；记忆史；概念史

近年来，与记忆相关的议题在中文学界颇为热门。其中，“历史记忆”是最为常用的概念，“历史记忆”这一称呼遍及学术研究的各个角落，从历史研究、文学研究到电影研究，可谓无所不及。不过，依笔者管见，大多数研究者对“历史记忆”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记忆”“历史与记忆”等概念或议题的理解不甚明晰，在翻译与使用的时候比较随意。在当前中文语境中，不论在专业的学术论文或是在报章杂志等普及性读物中，人们所谈论的“历史记忆”实际上有较大的差异，而且，“历史与记忆”“历史-记忆”常常被错误地简化为“历史记忆”，产生了混淆。本文旨在对此现象做一简单的梳理，并对“历史记忆”“历史-记忆”“历史与记忆”与“记忆史”的关系做一说明，以求证于方家。

一、“历史记忆”概念的引介与发展

中文学界关于“历史记忆”的研究与讨论，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学术界对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阿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记忆理论之引介与思考。此后，中国大陆相关研究的兴起显然受到这一引介，特别是其主导者王明珂、王汎森等学者的影响。

1993年，中国台湾的《当代》杂志第91期刊登了一组“集体记忆专辑”，包括邱澎生翻译的《阿伯瓦克与集体记忆》以及王明珂、王汎森和石守谦的相关讨论。其中，王明珂与王汎森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两位学者都强调一些过去被选择、修饰与遗忘的过程，并且他们对该问题的探索与思考贯穿了此后几十年的学术生涯。王明珂关于华夏边缘族群的口述历史及其族群认同的研究，王汎森关于晚明史事记忆在清季复活的研究都堪称经典之作，惠及学林。受中国台湾学者的影响，葛兆光、罗志田等大陆学者也开始借用“历史记忆”分析思想史上后人对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认识与评价，赵世瑜关于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的研究也受此概念之启发。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学者在引介阿布瓦赫的记忆理论之时，他们谈论的“历史记忆”已与阿布瓦赫的本意有所不同，而是受到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的影响较大，对“历史记忆”的概念做了进一步的拓宽与发展。

刘易斯·科塞编写的《论集体记忆》（On Collective Memory）一书是介绍阿布瓦赫思想的读本，于199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邱澎生翻译的《阿伯瓦克与集体记忆》便是科塞为该读本所撰写的导言。此后，对“历史记忆”做出定义的王明珂在其著作中多处引用科塞的这篇导言，并在介绍阿布瓦赫之时主要依据《论集体记忆》这一读本，因此，科塞对阿布瓦赫的记忆理论的理解对中文学界的影响非常深远。

严格地说，刘易斯·科塞的《论集体记忆》并非理解阿布瓦赫记忆理论的最佳读本。科塞只是编译了阿布瓦赫的两本著作，即《记忆的社会框架》（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和《福音书中圣地的传奇地志》（La topographie légendaire des évangiles en terre sainte），没有将阿布瓦赫的《集体记忆》（La mémoire collective）囊括其中。对于《集体记忆》这部阿布瓦赫的遗著，科塞虽认识到其论述富有价值，但对其总体评价不高，故弃之不用。在笔者看来，科塞的这一处理并不十分妥当，因为《集体记忆》中不仅包含了阿布瓦赫关于“个体记忆”和“历史记忆”、“集体记忆”和“历史”，以及时间、空间与“集体记忆”之间关系的一些思考，还有阿布瓦赫回应一些学者对《记忆的社会框架》的批评，这对于后人理解他的记忆理论非常重要。

但是，必须承认，科塞编写的读本对于阿布瓦赫的记忆学说之传播贡献很大。此前，虽然阿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早已于1980年被翻译为英文在美国出版，但是这本译作不久便绝版，影响比较有限。十余年后，科塞编写的《论集体记忆》流传极广，几乎成为记忆研究的必备参考书目。这也许与他在导言中对于阿布瓦赫所谈“集体记忆”“历史记忆”等概念的拓宽与发展有关。

第一，科塞在介绍“集体记忆”时，将阿布瓦赫原本谈论较为具体的“群体”（group）扩大成了“民族国家”等较为模糊、笼统的概念。比如，科塞举了一个与苏联历史相关的例子。当时，他发现苏联同事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带有“某种程度的犹豫”，后来才明白这些人在剧烈的政治变动之中“被迫都像蜕皮一样将自己的集体记忆蜕去，并且重建了一组非常不同的集体记忆”。阿布瓦赫所谓的“集体”不是像民族国家那样笼统的集体，而是界于民族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在时空上有着限定的、非常具体的“群体”（groups），如家庭、好友圈、宗教团体等。他认为，每个群体都有其自身的记忆，这样的群体记忆对成员的影响才是直接的。每个人可以先后或同时是多个群体的成员，群体越小，其中的成员对群体记忆的兴趣越浓厚。

第二，科塞对阿布瓦赫所谓的“历史记忆”也有所发挥。阿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他指出，尽管历史是人类记忆中值得注意的事实之集合，但在书本上读到的与在学校里学到的有关过去的事件是根据一定的标准挑选的。在他看来，记忆只有在记忆主体（个人或群体）不断回忆时才存在，因此，他并不认为“集体记忆”能够通过阅读历史而形成。阿布瓦赫还指出，历史是在群体之外和之上的，是超越小群体而具备某种普世性的，这也与依托于某群体的集体记忆不同。对于“历史记忆”这一表达，阿布瓦赫也有些游移不定，他说：“‘历史记忆’这种表述并不是恰到好处，因为它连接了两个不止一处有矛盾的部分……如果一种记忆只有在某种记忆主体（个人或群体）不断回忆时才存在，那么历史如何可以成为一种记忆，因为在阅读这段历史的社会和过去参与或见证这些事件的群体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上的断裂？”因此，在他的表述中，有时只是称“历史”，而没有加上“记忆”二字。

到科塞这里，历史成为一种“集体记忆”，因此，出现“集体历史记忆”这样的表达。他引用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对几代美国人心目中林肯形象变迁的研究，说明“集体记忆”本质上是立足于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并且“集体历史记忆”具有累积和持续性的一面。也就是说，他推翻了阿布瓦赫对于记忆主体的限制，假定没有参与、见证过历史的后人也能够以阅读等方式获得“历史记忆”。科塞在这一点上对阿布瓦赫记忆理论的改造使得“历史记忆”的研究范围大大拓宽。

王明珂显然受到科塞以及巴里·施瓦茨研究的影响，对“历史记忆”的界定比较宽泛，即：“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与表述。”他说，有两种“历史”，一种是历史事实，也就是过去真实发生的事情；另一种是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与表述，往往经过被选择、想象与建构的过程。他称前者为历史，后者是加上双引号的“历史”，也就是他认为的“历史记忆”。在谈到“历史记忆”与“集体记忆”概念范畴的关系时，他将“历史记忆”视为某社会群体的“集体记忆”中以“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的那部分。王汎森进一步拓宽了“记忆”的含义，将“叙述”与“记忆”相勾连，认为“记忆”就是关于过去的叙述，而这种叙述具有特定的功能，包括意识形态的控制、统治者对民众的的规训与群体认同的塑造等。因此，在王汎森的笔下，“历史知识”（如历史教科书）也是一种“历史记忆”，并将福柯的考古学、系谱学从知识领域推演到对记忆的分析上。

从阿布瓦赫对“历史记忆”的游移不定，到科塞对阿布瓦赫记忆理论的“误解”式创造，再到王明珂、王汎森对“历史记忆”概念的拓宽，“历史记忆”就这样逐渐被应用到历史研究当中，成为我们理解历史知识、解释历史叙述变化的重要理论工具。在当前的中文语境中，“历史记忆”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对过去的记忆与表述（或叙述），二是记忆史领域，三是“历史与记忆”“历史-记忆”的简称。很显然，第一种类型没有问题，第二种类型有点勉强，第三种类型则属于明显的误用。

二、“历史与记忆”“历史-记忆”与“历史记忆”之间的混淆

近年来，国内历史学界关于记忆史讨论的思想资源逐渐变得丰富起来。沈坚对法国记忆史的引介和王晴佳在《新史学讲演录》中对历史学记忆转向的介绍，使记忆史研究这一新兴的史学研究领域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沈坚向国内读者介绍了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及其对“历史与记忆”关系的看法。此后，在南京大学孙江、陈蕴茜、李恭忠等学者的倡导与实践下，记忆史研究逐渐成为热点。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的中文版编译便是在孙江的主持下完成的。另外，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œur）与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夫妇有关记忆的经典著作都得到译介。而且，这一波对法、德学术著作的译介不再依靠来自英文学界的转译与引介，而是直接从原著翻译，相比之前有了显著进步。

不过，笔者注意到，国内学术界出现了对涉及记忆史的相关概念与议题有所混淆的状况，特别是“历史与记忆”与“历史-记忆”常被错误地简化为“历史记忆”来使用。比如，罗新主编的美国学者帕特里克·格里《历史、记忆与书写》，书名中的“历史”与“记忆”是分开的，但在封底的内容简介中，二者被合称为“历史记忆”。再比如，季剑青的《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以下简称《重写旧京》），作者在专著的标题中使用的是“历史与记忆”，但到了2017年12月4日召开的“北大文研读书”第四期研读会中则以“民国北京的城市书写与历史记忆”为讨论主题，似乎有将“历史记忆”等同于“历史与记忆”的倾向。

季剑青的《重写旧京》是一部非常扎实，并且有着思想深度的观念史著作，考察民国时期在北京生活的人如何认识与处理北京的历史遗产。书中谈到在现代化浪潮之中，主流的声音对待北京文物古迹的“博物馆化”的思维，以及梁思成对博物馆化思维的超越。所谓“博物馆化”，作者借用的是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观点，列文森将传统事物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比作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这些事物只有历史和审美的意义，而不再具备现实的能动性。主流声音对于北京文物古迹的保护是博物馆化的思路，而梁思成思考的是北平这座古都如何与市民的现实生活建立关联，如何丰富城市居民的生活，这使得他超越了博物馆化的思维。

但是，不得不说，季剑青的这本书对“历史记忆”的理解与使用有些问题且具有代表性，表现了不同阶段的记忆理论进入中文学界之后混用的情况。简而言之，季剑青对“历史记忆”的理解混杂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学术界所消化的“历史记忆”与近年译介自诺拉著作的“历史-记忆”。在导论当中，季剑青对“旧京”“重写”以及本书主要处理的时段（即“民国”）都做出了界定，符合现代学术著作的规范，但对文中经常使用的“历史记忆”一词没有给出清晰而准确的界定。

从该书导言及靠前部分来看，季剑青所说的“历史记忆”应该指的是“对过去的记忆”。其实，他处理的问题不限于记忆，还包括对过去的认知、理解和想象等，是一种观念史、心态史的研究。比如，他说：“整个民国时期，帝京遗留下来的大量建筑、古迹和空间格局依然存在，很多人还保留着对帝京的历史记忆。”这里的“对帝京的历史记忆”，可以做字面上的理解，是“对帝京历史的记忆”。这与王汎森研究的“晚明的历史记忆”和罗志田所说的“五四的历史记忆”，在用法上比较相近。

不过，季剑青在余论中对“历史记忆”的思考与解读，不同于“对过去的记忆”这一理解，而是着重于谈历史与记忆的关系。他谈到，在中国古代的城市书写中，古今之间的连续性支配着人们的历史意识，因而历史与记忆是一体的；但现代性使得过去与现在相分离，与此同时，历史和记忆亦分道扬镳。此处，作者在谈及历史与记忆的对立时，引用《社会回忆的理论》（Theories of Social Remembering）一书中的讨论：“记忆是主观的、自发的、未经思考的，表现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连续性；历史则要求与过去拉开批判性的距离，对过去进行客观的阐释。”这段论述与诺拉在《在历史与记忆之间》中关于“历史与记忆”对立关系的论述十分相似。季剑青接着说，《重写旧京》的文本与实践提供了在现代性条件之下，探讨“历史与记忆”之关系的诸多个案：

我们从遗老对宫苑开放的痛心疾首，旧式文人对京师风雅传统的追怀，革命党人对北京的厌恶，可以看到旧京在不同人群那里唤起了不同的记忆，而在旗人的北京书写中，记忆不是被唤起而是被刻意压抑，这些或被唤起或被压抑的记忆都联系着旧京的历史，联系着帝制时期北京的政治性格，仍可称为历史记忆，但与古代不同的是，作为记忆对象的旧京，已经不再属于他们的生活世界，不再能够被直接经验，只是因为时间上的切近，旧京的印象还残留在他们的意识中。随着现代性的推进，远去的旧京终将从个人的记忆中消失。正是在记忆消退的地方，历史填补了进来……

从上下文的语境来看，笔者认为季剑青这里所谈的“历史记忆”，应当是诺拉所谓的“历史-记忆”。如果使用“历史记忆”来加以表述，并不十分恰当。其原因在于这一表述在中文学界已长期被当作“对历史（或过去）的记忆”来理解与使用，但作者想要表达的是“历史与记忆”之间的紧密联系——有关旧京的书写能够唤起记忆，并且这些记忆联系着旧京的历史。也许正是因为在余论当中，季剑青更多的是思考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历史与记忆”关系变化的问题，故他以“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而非“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记忆”作为全书的标题。在作者的这些思考之中，可以瞥见其受到诺拉影响的痕迹。并且，从参考文献可见，作者的确阅读过诺拉《在历史与记忆之间》一文的英文版。概言之，季剑青关于北京书写及北京文物古迹保护当中的历史意识的研究，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历史与记忆”的关系。

此外，也有将皮埃尔·诺拉所谈的“历史-记忆”（histoire-mémoire）简化为“历史记忆”的现象。如前所述，较早将诺拉的《记忆之场》及其学说介绍到国内学术界的是法国史研究专家沈坚。此后，在孙江、黄艳红等学者的倡导与译介之下，节选后的中文译本《记忆之场》于2015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一篇文章便是诺拉颇为著名的《记忆与历史之间：场所问题》一文，译者是黄艳红。在这篇文章中，黄艳红将“histoire-mémoire”译为“历史-记忆”，这是非常准确的做法。但是，在他讨论诺拉的文章《“记忆之场”与皮埃尔·诺拉的法国史书写》中，“历史-记忆”则因笔误或编辑的修改而被简化为“历史记忆”。其实，诺拉所谈的“histoire-mémoire”中间的“-”是法语中的连字符，其语法功能是连接不同的元素，从而标记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不应该被省略。诺拉所谓的“历史-记忆的终结”指的是“历史-记忆”联合体的终结，也就是说，历史不再等同于记忆，记忆与历史决裂了。显然，他的意思不是说“对历史的记忆”终结，因此，此处如果简单写作“历史记忆”，是容易引起误解的。

总之，“历史与记忆”“历史-记忆”不应该简化为“历史记忆”。从字面意思上说，“历史”除了过去发生的事情之外，还有“历史书写”“历史学”等含义。但在“历史记忆”当中，仅指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记忆。因此，这样的简化只留下了时下新潮语言的空架子，失去了本应有的思想内核，也就是西方历史学界有关“历史与记忆”关系的思考与探讨。

三、从记忆的挑战到“记忆史”研究的兴起

“历史与记忆”“历史-记忆”“历史记忆”以及“记忆史”有着怎样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需要回到记忆对历史的挑战去讨论。荷兰学者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 R. Ankersmit）尝言，记忆概念在当代历史意识中突然占有的支配性地位，体现了当代历史学的私化。“历史记忆”一词在中文学界的流行，正是展现了这一趋势。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反映出历史知识或者说历史意识的存在形式正在发生变化，还体现出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传统的历史书写，而是渴望与历史有更多情感上的关联与互动，融入个体的体验与经验。因而，记忆得以进入历史领域，在当代历史意识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尽管在20世纪初期便有对记忆的研究，如弗洛伊德、柏格森、阿布瓦赫等人的研究，但记忆研究真正的兴起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看来，记忆研究的兴起主要由三股强大的力量汇合而成。第一股力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长期阴影。第二股力量是南美与中东欧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在这些国家成立的新政权往往以全然不同的立场检视旧政权“统治”下的记忆。第三股力量是非殖民化进程，这使得英法等殖民母国与曾被殖民的国家都重新寻求自身的记忆。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阴影而言，大屠杀记忆研究中的幸存者证言给历史学带来的挑战尤其值得关注。一方面，口述者的证言往往是孤证，而主流史学认为孤证不立，倾向于认为记忆是不可靠的；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幸存者是受害者，倾听他们的声音具有道德上的必要性，这就造成职业史学在书写大屠杀历史上的困境。因为自近代兰克史学的规范形成以来，档案一般被认为是最为准确的史料，回忆则被视为不太可靠的史料，这种以真实性和客观性为标准给史料分等级的做法受到大屠杀记忆研究在道德伦理层面上的挑战。从大屠杀记忆对近代史学造成挑战开始，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力上出现了记忆逐渐取代历史的现象。西方历史学界有关“历史与记忆”的探讨正是为了应对记忆对历史学科的一种挑战。

面对记忆的挑战，西方的历史学家采取了两种应对策略：一是辩证地讨论历史与记忆的关系，特别是强调二者之不同。这正是西方史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如此热衷于谈论“历史与记忆”关系的原因所在。“历史与记忆”的关系问题，因阿布瓦赫在《集体记忆》中讨论并不充分，甚至有些矛盾，故在此不做讨论。如果我们比较记忆研究学者与历史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可以发现：从事记忆研究的学者倾向于沟通二者，历史学者倾向于强调历史与记忆的不同，捍卫历史的地位和尊严。举例而言，阿莱达·阿斯曼提出了“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这一对概念，意在消除皮埃尔·诺拉与莱因哈特·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等历史学者对于历史与记忆之间的二元区分。她将有人栖居的记忆称为“功能记忆”，将与历史相关的种种学科称为“存储记忆”。她认为，“存储记忆”可以匡正、支撑、修改功能记忆，“功能记忆”可以使存储记忆获得方向和动力，二者密不可分。

历史学家对二者关系则有不同的看法。其中，诺拉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在《记忆与历史之间：场所问题》一文中创造了“历史-记忆”一词，用于描述在历史与记忆断裂之前二者所处的联合体状态。诺拉认为，在现代以前，历史与记忆是一体的，随着全球化、民主化、大众化、传媒化的发展，“历史-记忆”走向终结，也就是说，历史不再等同于记忆。他接着说，记忆与历史处在对立状态之中：记忆是鲜活的，历史则是对不再存在的事物的重构与再现；记忆易受移情、屏蔽、压制和投射的影响，历史则要求采用分析方法和批判性话语；记忆是个体化的、多元的，历史则具有某种普世理想；记忆是绝对的，历史则是相对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诺拉所说的“历史”，不仅指过去，还指对过去的认知与历史书写等。因此，国内学界不应该将诺拉所言“历史-记忆”简化为“历史记忆”（即“对历史的记忆”）。保罗·利科指出，“诺拉这种关于历史-记忆的说法使其远离阿布瓦赫，在“集体记忆”（mémoire collective）和“历史记忆”（mémoire historique）之间画了一条鲜明的分界线。

其他的历史学家虽然不像诺拉那样将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关系看得那么对立，但也或多或少地表达了应将二者区分开来的意思。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的《历史与记忆》（Histoire et mémoire）收录了“过去、现在”“古代、现代”“记忆”和“历史”四篇文章。这些文章最初都是意大利文本，收录在意大利出版的一部百科全书中，后来编辑成书出版。在法文版序言中，勒高夫讨论了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尽管看起来记忆比历史更为真切，但事实上记忆更容易受到时代和社会的操纵；因而，历史学科要承担起反哺记忆的责任，“主动出来解释记忆和忘却，对其进行深究”。美国历史学者阿兰·梅吉尔则表达了对历史学过度痴迷于记忆的担忧。他认为，以记忆为取向的史学属于一种“肯定性史学”，其根本目的在于颂扬讲述历史和经验的特定传统与群体。因此，他毫不客气地说，这种以记忆为导向的“肯定性史学”，是在用“普通”或“庸俗”的方式去理解历史。与“肯定性史学”相对的是“批判性史学”。他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是缺乏记忆，而是记忆太多、历史知识不足。过分依赖记忆的问题在于：从证据的可靠性上而言，记忆是一种材料，但没有痕迹可靠。痕迹是过去无意留下来的证据，不是为了向后人揭示过去而存在，材料则是有意留下来的。

英国历史学者杰弗里·丘比特在汇集他数年心血的《历史与记忆》（History and Memory）一书中全面系统地探究了人们如何想象、讨论作为知识形式的“历史与记忆”的关系。他在评价贝克尔的史学思想时表达了将“历史”与“记忆”混为一谈的危险性：“将历史与记忆等同起来，武断地排除了其他一切有可能进入历史知识生产的非记忆、非回想性因素。”他也不认可“记忆之于个体，正如历史之于人类社会”的这种类比。丘比特认为，历史和记忆之间的功能性对比会模糊掉个体与社会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他看来，区分历史与记忆是有益的，因为“关于记忆的论述有时需要一个‘他者’，而历史被设想为一种关于集体过去的自称客观、权威、均质化的叙事，仍然是这一‘他者’角色最常见的竞争者。”从学科的层面上来看，由于历史学家具备长时段的眼光，历史学家往往能够处理更为久远的记忆，能够对记忆研究中的当下主义有所纠正。

以上谈到的是西方历史学家对于“历史与记忆”关系的探讨，由此揭示历史与记忆的不同，并主张作为知识的历史在价值上高于记忆。他们所采取的第二种应对策略则是创设“记忆史”的研究领域，将记忆客观化、对象化与工具化，使得记忆成为社会历史演变中的一个因素，从而使得历史学超越记忆。在记忆史的旗帜之下，历史学可以显示其存在、并高于记忆研究的理由。

诺拉在编写七卷本《记忆之场》时的尝试便是一个将记忆客观化、对象化与工具化的显例。他以主持编写七卷本的《记忆之场》（1984—1992年在法国陆续出版）闻名，数年后经过节选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翻译成英文出版。正如诺拉所说，“记忆之场”所提出的根本问题是当下如何书写法兰西历史的问题。他基于对以往民族国家历史书写的反思，反对单数的法兰西历史构建，而力图展现“复数的法兰西”（les Frances）。诺拉所说的场所，本意包括非物质之物、物质之物与理念之物。因此，在《记忆之场》所收录的文章中，不仅涉及埃菲尔铁塔等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场所，还囊括了法国7月14日的国庆日、《马赛曲》、环法自行车赛、圣女贞德等带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甚至“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拉维斯的《法国史》，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记忆之场”的影响越来越大，诺拉也对自己的观点做了一些修正。诺拉特意为在美国出版的英译本《记忆之场》撰写了一篇新序，这篇新序比之诘屈聱牙的旧序《在历史与记忆之间》要易读得多。在这篇面向美国读者的新序中，诺拉不仅接受了对于“记忆之场”这一术语的简单化理解，以之为狭义的“记忆之场”，也就是“记忆的场所”（places of memory），而且不再坚持“记忆之场”的法国特性，只是以之为一种新的民族国家历史书写方式的“法国案例”（the French case）。他说：“法国案例作为一个典型的实践，表明一种新的民族国家历史取径，也许对于其他国家的语境也会证明有用。”在这里，诺拉不再沉浸于“历史-记忆”“撕裂”后的感伤情绪之中，而是阐发了一种“通过记忆书写法国历史”（a history of France through memory）的方法。他在文章结尾将以往法国民族国家史学的书写总结为米什莱、拉维斯与布罗代尔三种类型，而这三者分别以浪漫主义、实证主义和吸收社会科学成果为特点。他通过编纂《记忆之场》所作的尝试为民族国家史学的书写增添了第四种类型的历史，这种历史最关键的是当下主义的旨趣，研究历史所关注的是“过去在现在中的整体结构”，并且希望“有能力回应当下的需要”。

以诺拉《记忆之场》为代表的记忆史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备受瞩目，很快引发其他国家的学者纷纷效仿，“记忆史”逐渐成为一个公认的历史学研究领域。我们或许可以参考一下英国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从1980年以来对此类研究的表述及其变化。他在《作为社会记忆的历史》一文中指出，有两种观念下的记忆问题值得历史学家关注：一是“需要将记忆作为一种历史资源加以研究，在对历史文献加以传统评判的同时，对回忆的可靠性加以评判”。口述史研究是这一尝试的体现。二是“应该注意到那些作为历史现象的记忆问题”。彼得·伯克将其称为“回忆的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remembering）。由于社会记忆具有选择性，我们必须关注这些记忆是如何在不同地点、不同集团之间，以及随着时间推移，发生怎样的变化。由于社会记忆也具有可塑性，因此有必要了解“它们是怎样被形塑起来的，又是被谁形塑起来的”。

当时，彼得·伯克将以记忆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研究称为“回忆的社会史”，还只是将历史学家对记忆的研究归入社会史研究的一种，并没有独立出来。此后，彼得·伯克编写了《历史写作的新视野》（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此书于1992年出版，2001年再版。他在此书中所列的条目包括“自下而上的历史”“妇女史”“海外史”“微观史”“口述史”“阅读史”“视觉史”“政治思想史”“身体史再思”“环境史”“事件史与叙事的复兴”，其中只有“口述史”部分涉及记忆的问题。2019年，彼得·伯克在与马列克·塔姆（Marek Tamm）合作编写的《论历史学的新取径》（Debating New Approaches to History）中专设“记忆史”（history of memory）一章，由杰弗里·丘比特撰写，并邀请从事文化记忆研究的学者安·里格尼（Ann Rigney）与之对话。此书的其他条目包括“全球史”“后殖民史”“环境史”“性别史”“知识史”“情感史”“物质史”“视觉文化史”“数字史”“神经史”“后人类主义史”等。王晴佳在为此书撰写的书评中有一个有趣的观察。他通过比较《论历史学的新取径》与此前的《历史写作的新视野》中一些术语的变化，分析史学潮流的更新，其中谈到“阅读史”化身为“知识史”，“口述史”被“记忆史”取代等。可见，在西方史学界，以记忆为研究对象的“记忆史”已成为史学研究领域通行、常见的表述。

结语

“历史记忆”“历史-记忆”“历史与记忆”以及“记忆史”这些概念或议题表面上很相似，却有着不同的意涵。因此，在翻译与使用它们时，需要小心谨慎，切勿混淆。“历史记忆”是阿布瓦赫在《集体记忆》中提到的概念，用于指出历史带有记忆的性质。随着后人对此概念的发展，“历史记忆”的含义拓宽为“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与表述”。“历史-记忆”是诺拉提出的术语，用于指称“历史与记忆”的联合体。他认为，在现代以前“历史与记忆”是一体的，随着现代化的加速，“历史-记忆”终结，历史不再等同于记忆。“历史与记忆”是西方历史学家辩证地看待历史与记忆之间关系时所讨论的核心议题。面对记忆研究的挑战，西方历史学家之所以讨论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关系，其目的在于为历史学正名，证明历史学存在的价值。“记忆史”则是将记忆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领域，研究记忆随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历时性变化。开创“记忆史”这一研究领域是历史学家纳记忆入历史的一种尝试。通过将记忆客观化，让记忆成为社会历史演变中的一个因素，从而使历史超越记忆。总之，无论是强调历史与记忆的不同，还是“记忆史”领域的创设，都是西方历史学家面对记忆挑战时的应对策略。

通过本文的讨论，笔者有以下两点主张：第一，应当慎用“历史记忆”一词。诚然，将记忆的维度引入历史研究给予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但过度“痴迷”于记忆容易陷入将历史与记忆混同的误区。在中文学界，历史学者对记忆的“痴迷”主要体现在对“历史记忆”不假思索的使用，因此，笔者特意梳理该词从阿布瓦赫到科塞再到中文学界引介时所发生的变化，并且澄清与之相关的一些术语不同于“历史记忆”的内涵，强调西方史学界对历史与记忆之不同的思考。

第二，面对记忆研究的挑战，历史学者应当发挥主观能动性，为记忆研究贡献历史学科的长处，其中包括批判性的态度与长时段的眼光。优秀的历史学者具有反思能力，能够去钩沉被遗忘的事物以及被压抑的记忆，关注宏大叙事之下被忽略的芸芸众生。正如阿兰·梅吉尔所言：“批判性的史学必须在其所有意义上与记忆保持距离，同样，它也必须既与现在有关联，又疏远现在……简言之，历史既需要记忆，又需要超越记忆。如果我们希望着手撰写历史，那我们就必须希望发现种种在一般的理解中被视为令人惊奇的事物。历史学家如果停留在记忆的框架内，那么结果很可能就是确定，而不是惊奇了。”阿兰·梅吉尔的这一思考，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性地认识历史学的记忆转向问题。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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