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育 | 新时代“三大体系”建设与历史唯物主义新知

新时代“三大体系”建设与历史唯物主义新知

韩东育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中国历史研究院韩东育工作室首席专家

【提要】作为历史范畴，历史唯物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和存在形态。从“欧洲中心论”、大历史观和新世界观这三个维度入手，通过事实和学理的关联，可以勾勒出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压力、动力、演进过程及其内在逻辑。创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理前提，是如何在东西方世界彼此接纳的“第三种文明”即“新文明形态”的实践基础上，建立起中西合璧、优势互补的新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与时俱进的特质，将不断赋予人类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量与新知。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欧洲中心论；大历史观；新世界观；三大体系

近年来，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解读日渐离奇。经常是，在并不真正了解其关注对象的情况下，却可以果敢地告诉你“这便是中国”或“那就是中国”。有时，还干脆把中国排除于价值世界甚至人类历史之外，以为除了基督教圈域和西方价值体系以外，就没有可以自律的族群、文化、文明和国家，无论在宗教、政治、经济，抑或人伦、社会、风俗领域，都是如此。他们在质疑别人时经常处于“忘我”或“无我”境界，诸如中国是一夜逆天的“暴发户”和中国人将成为吞噬地球的“海盗”等。当人们明显感到如此不正常的诟病不过出于偏见，而偏见意味着无论你好与不好都是不好时，中国人即便有过四大发明的辉煌历史且如今又创造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都很难再获得最起码的正视和尊重——这应该不是推测，而是一个不争、同时也让人不甘的事实。

然而，西方人能听到的中国声音包括中国人的自我说明和辩白，多出于外交发言人和政治家之口，而国际上又很少能在规定时间内从政府官员言简意赅的结论中了解到学理和法理上的证实或证伪过程。于是，在要害机关和重要人物需要末位发言和表态的政治通则下，人们无法不提出一个常识性质疑：那些经年研究学理和法理的中国学者们，都在做什么？

一、百多年来的核心困惑

24年前，马来西亚总统经济顾问沈联涛发表过一个感慨：“很奇怪，擅长于发展的东亚国家却不擅长于解释他们成功的原因。到目前为止（指1998年——引者注），得到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亚洲人只有印度的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因此，虽然所谓经济出现奇迹的国家大多数在东亚这个地区，可是还没有一个东亚人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东亚的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地使本国摆脱了贫困。”虽说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嗣后的国际舞台上屡现身姿，但中国高层注意到的是国人发出的微弱声波和与大国不相匹配的话语地位：“当前要着力解决我国该领域研究在国际上声音比较小、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问题。”就是说，目前至少有三个难关摆在中国学界面前：一是会做不会说；二是有理说不出；三是说了传不开。于是，建设“战略明确”且拥有“学术原创能力”的“三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工作，事实上已开始倒逼中国学界。冷静的学者或许会意识到，“5·17讲话”对人文社会科学界提出的许多希望，其实是在表达对该领域工作的不满——那些企业家、实业家甚至政治家做过的和即将要做的事，学界连解释都没能跟上，又遑论引领？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高层不了解本国学界所直面的困局。

“欧洲中心论”曾长期成为中国乃至东方世界百多年来的核心困惑；对它的抵触甚至批判，亦往往被视为非西方世界自我意识甦醒的文化表现，认为它反映了东方国家试图反思和平视西方价值的夙愿和情结。然而，英国人沃森（Peter Watson）曾感慨地发现过这样一个事实：他在构想其《现代心灵——20世纪知识思想史》一书时，并未限于西方的学术与思想，而是希望包括西方以外各主要文化在20世纪的新成就。他曾广泛求教于研究印度、中国、日本、南非与中非、阿拉伯世界等文化、历史的专家。为了避免种族偏见，在他征询的专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本土的学者。使他震惊的是，他们竟众口一词，毫无例外，都说这些非西方文化在20世纪并没有创造出特别引人注目的东西足以与西方媲美，无论是哲学、文学，还是科学与艺术，都是如此。究其原因，是因为整个20世纪东方的主要努力都在于怎样适应现代世界，怎样对付西方的行动和思想形态。近些年兴起的黑格尔主义批判，显然与黑格尔是最典型的“欧洲中心论”者有关。可仅凭黑格尔的几段东方批判言词，便以为东方人特别是东亚诸国会因此用去一个多世纪时间全部朝西方看齐，恐怕就过高地估计了一介书生所应有的实际力量。连马克思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欧洲近代化变革，曾给人类带来了超过前资本主义全部社会形态所能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表现为“新航路”开辟后世界的丕变：“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资产阶级“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他肯定了大工业和市场经济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历史进步性，因为人们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与此同时，由资产阶级确立的自由主义和政治法律制度，还把人们从封建的农奴制下“解放”出来，并实现了人的“政治解放”。重要的是，随着“世界市场”的全球性扩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其他的生产方式进而成为全球性主导生产方式的时代即世界历史，也头一次成为现实。它的进步意义，在马克思看来无疑更加巨大。可是，从这一事实出发的同时，我们还必须要注意到另外一个事实，即对于“欧洲中心论”在思想和行动上的真正确认者和落实者，说到底还是东方人自己。这样才好理解，日本人为什么要“脱亚入欧”，而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向西方寻求真理”。

马克垚亦曾系统叙述过国际史学界就如何构建“真正世界史”框架所做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的逐一落空。他发现，不尽符合事实的“欧洲中心论”之所以能构建“成功”，很大程度上缘于欧洲历史学者用近代主义的“进步”眼光对自身历史进行了倒叙和夸张式的“补述”，所以这一问题并不难以解决。真正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工业化、现代化的理论。“这一理论构成了近代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它包括科学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农业革命；政治社会方面则有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合理的企业组织、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等。”重要的是，由于这些代表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标志，因而也构成了一个进步的系列”。这些标志，其实凸显了与广义“近代化”（modernization）不同的“近代性”（modernity）问题。“近代化”与“现代化”在西方语境中是一个词。它虽然有无数个定义，但最要紧处是来自西方的规则要求非欧美世界都化成欧美的样子，至少在外观上如此。这其中既有来自西方文明的物理改造，也有被改造对象的主动模仿和自我更生。然而，所谓“近代性”显然还包括下面一些更根源性的变化，即科学和理性逐渐取代蒙昧和宗教、工业生产方式逐渐取代传统手工业、民权逐渐取代教权和王权，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这些近代理念，最终如何被体现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上且如何与时俱进上。

面对如此断崖式的巨变，早期的中国人文学界在难以用行动来实现新世界的建设指标时，大概也只能通过某种哲学升华或逻辑思辨来描述它的意义。这里有两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强调要“将空间问题时间化”。冯友兰所谓“说西方侵略东方，这样说并不准确。事实上，正是现代侵略中世纪。要生存在现代世界里，中国就必须现代化”，讲的就是这一道理。第二种观点则主张“把时间问题空间化”。前近代中国民众对现状有所不满时，一般只能寄望于中华内部的两个时间维度，即回望“三代”或指望“来世”。可当近代“道出于二”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时，包括钱穆等大学者在内的知识人都注意到，与古代王朝大乱后遁入空门以祈祷未来者的人生态度不同，近代同样大乱，环境、生活亦复皆差，人们却“觉得有外国人可靠，还像有办法”，于是竟一转而发生“从前希望在来世，现在希望在国外”之类的时空置换面向，仿佛从前的一切烦恼都可以在一个被唤作“西方”的“地方”迎刃而解且悉数化解。这种心情的产生，是因为中国在遭逢西方势力前从来就没有遇到过比自身更强势、也更“文明”的对手。由于西方的东西总能以正确、时尚和方向的面貌出现，结果，近现代中国的概念、范畴和理论装置，便几乎都是外来的。于是，一会儿海德格尔，一会儿布罗代尔，一会儿拉铁摩尔，或忽而存在主义，忽而年鉴学派，忽而内亚史观；某些追随者还弄了一大堆连其本人都未必弄懂的欧美框架，写文章时也总是设置出无数道概念“隔离墙”，仿佛不如此便不足以表现出作者的“渊博淹贯”和“体大思精”。如此内引外联和中西呼应的结果，已无法不形成足以消解自我立身前提的“西方中心论”，并使人长期惑溺其中，反认他乡是故乡。

二、“大历史观”下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发现

然而一百多年过去了。除了那些专注于对外追随却逐渐失去自我、尤其在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后突然失去方向感的世纪模仿者外，事实上还有一大批心存世界大势而紧盯自身足迹的人。正是这些长于学习又不失自我的脚踏实地的人，才做到了仅用百余年时间便带来了华夏的腾跃和国家的复兴，把满目疮痍的废墟建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做到了实实在在地改变了这个世界。在如此厚重的实然面前，风行中国一百五十多年的“欧洲中心论”，才首次受到知性的审理和反思。而且，由于中西文明中优秀者自优秀，糟粕者自糟粕，因此，人们对急迫超越“欧洲中心论”可能会造成“过犹不及”后果的担心，也开始在新的世界一体化格局面前逐渐冰释，且从容地步入了平静和日常。

一百多年来的惊人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只有了解短期而浅近的学术观察其实意义有限，而某些僵死和不知变通的理论已日现局促和苍白时，才会深得其奥义。“大历史观”对事物的长时段观察让人发现，中国近现代史上几乎没有哪个政治领袖不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但是，如何办好，怎样才能办好，却大有学问存焉。有人往往习惯用贬低过去的方式，来反衬后来者的伟大意义。这种倒叙的手法，好像既缺乏对历史的必要尊重，也取消了自身存在的前提，更无法解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逻辑所赖以发育和伸展的必然和所以然。

中国人的尊严，发育于5000年骄人的过往，却在一个半世纪前被欧亚列强严重挫伤直至降到谷底。这意味着国人要想走出尊严的深渊并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首先恢复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可如何才能做到自尊心的触底反弹，清朝的皇亲国戚、官弁走卒包括知识精英，均没有明确的办法和计划性章程可资凭依。但有一点是很实际的，即近代以来，随着国际法这一全球规则的渐次推展，任何地区或任何国家的任何事务，从此都很难还是单纯的内部事务；而东方国家不断遭到西方列强无休止的“内政干涉”甚至还要容忍“治外法权”和“租界”等事实，也反向证明了这一点。可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这一等式，不仅使富于自尊的中国民众急于将丢失的尊严通过某种方式寻回，曾享誉世界的“天朝大国”本身亦同样承受不起这样的羞辱和损失。清季中国政治家们和旧式知识分子之所以忙着派人出洋，忙着海外取经，忙着迭出新令，忙着颁行新政，除了为国家之安危计以外，恐怕还因为他们共同意识到一个尤为可怕的现实，即在西方世界的压迫下，整个中国其实已陷入改革和革命在赛跑，而且是加速度赛跑的困境。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已不啻在昭告世人，面对从未见过的外来优势文明，他们并不知道中国接下来的变化该有多大，并且会是何种烈度。于是，他们只能用试水的方式由浅入深，即人们所熟知的先补器、次变法、复立宪，并指望能因此而渐入佳境，完成这一史无前例的蜕变。可当这些招法统统试过又统统失败后，“自上而下”的改革让位给“自下而上”的革命，便不再是你想与不想的问题，而是只能如此的问题——当朝廷不惜通过改头换面用“君宪体制”来完成国家转型并与西方接轨的全部努力统统失效后，恢复国家元气的唯一选项，就只剩下民众主导的革命一途了。

可是，究竟怎么革命，又以什么为触媒来发动革命？有学者指出，“民族国家”理念，似乎一时间让革命党找到了便捷的入口。然而，这一西方的思想和行动准则，在东亚地区曾率先“结实”于日本，尽管日本人不肯将自身的变化自诩为“革命”，而只是叫做“维新”。重要的是，孙中山最早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纲领时，是在日本黑龙会创始人内田良平的家中，并且有研究显示，这个口号中还有内田本人的建议在。内田这样做，一方面有日本率先完成“国民国家”的改造任务并逐渐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榜样力量在，另一方面也与当时日本朝野一致的、如何撕裂清朝内部并达成更长远目的之共识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夜，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的所谓《讨清檄文》，鼓吹的就是“明清鼎革”致使汉文化因此断绝，以及日本才是与汉民族“同文同种同教同俗”的调门。可是，这种不啻停留于260年前的换代记忆，在260年后满汉乃至五族早已融接为一的清朝，已然不起真正和根本性作用。孙中山发动革命时更多依赖的力量是南方和南洋的华人华侨等事实，虽能证明民族式煽动尚有一定的受众，但最终是没有未来意义的。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以“满洲”贵族为代表的清帝逊位后，革命者便立即按下民族问题不表，反而因担心南北暌隔、国家分裂而出现张勋复辟和袁世凯称帝等直到今天仍被视为政治闹剧的颟顸之举——“满洲”皇帝复辟固然被瞬间浇灭，可孰料汉人皇帝的复出，居然招致了更大规模的反抗——孙中山传檄讨袁下的各省独立和国家分裂！这意味着，当时国人反对的，并不是早已“满汉一家”中的满族人，而是帝制——一个压迫了中国人民几千年的死魂灵。而这个任务的未克完成，显然意味着革命也并未完成，尤其当以前的“一民主义”这时已变成了“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时，革命的需求就更显迫切。然而，要战胜外族入侵，就必须凝聚起内部力量，若凝聚内部力量，就要首先打倒国内那些对人民构成直接压迫的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于是，不再以血统而是因不同阶层经济政治利益之深度分裂而展开的革命形式，便迅速由旧时代华夷争斗下的满汉民族对立，转变为近现代以改变不合理人际关系为主旨的阶级斗争。这意味着迄今为止的全部政治行动，一方面反映了政治家和人民亟欲恢复尊严的强烈悲情和为摆脱这一悲情而必然要采取的力量凝聚手段，另一方面也昭示了历史赋予给他们的行动权力中其实内藏着只能循序前行而不可贸然突进的阶段规定性。换句话说，上述经纬展现的是充满了复杂和艰辛且很难用某种明快的意识形态即可简单定性的漫长历史过程。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显然是凝结于上述历史过程中的大历史观而不是割断历史的单一价值论；“七一”讲话也较好地诠释了历史唯物主义者善待历史和实事求是的立场与观点。但是，孙中山欲使“欧美”亦“瞠乎其后”的“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等想法，却因官僚资本主义的横亘和国民党对它的过度依赖而终究流为空谈。由于不调动人民的力量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的力量，社会革命就是一句空话，也由于代表所谓先进生产方式的西方资本主义不但摧毁了中国的民族资本，还在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勾结中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危亡程度，于是，“救亡压倒启蒙”就只能成为中国革命党的唯一选择；而“阶级斗争”也就成为实现革命成功的不二法门。毛泽东下面的陈述，便正是产生于这样的语境中：“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这种判断有助于人们理解，何以中国共产党人会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视为对中国人民构成切实压迫的“三座大山”并亟欲推翻之的重要原因。

阶级斗争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涵之一，其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该学说要求：1.凡事均要依思维和存在这一哲学的基本对立关系而一分为二，即找出相互斗争的矛盾；2.对“二元论”及其相关理论持彻底否定态度：要么唯物，要么唯心，对动摇于两者之间者，一般都划归至唯心主义；3.强调对抗的辩证法，即“强调对抗力量之间斗争的一面。黑格尔像赫拉克利特一样十分重视斗争。他甚至暗示，战争在道德上高于和平。如果没有敌国外患，那么一个国家在道德上就会变得软弱和颓废。显然黑格尔在这里想到的是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战争是一切之父”，故该哲学在本质上属于“斗争哲学”。在支撑辩证唯物主义的“三大规律”中，“对立统一”规律旨在使对立的双方统一起来，但这种统一是建立在无尽斗争基础上的统一，即：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亦即：“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而以对立两分为特征的斗争性又自然引出辩证唯物主义的其他两大规律，即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就是说，相对于形而上学的量的增减，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质量互变问题上更看重的是质变，而质变是通过斗争来实现的。至于由斗争所造成的克服行为的不断进行，又自然产生了以“克服”的同义语“否定”为特征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生产斗争；在群己人际间，则表现为阶级斗争。它构成了一种范式，即：“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也正是阶级斗争，它已被概括为除原始状态以外的全部社会特征，并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的行动指南：“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在我们的理解中，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社会变革意义，本质上已被规定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进而使人类历史步入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但马克思晚年（1881年）在给俄国民粹派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第一份草稿中，又指出《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性分析“明确的限于西欧各国”，“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应用到公社中来”。就是说，像俄国这样的国家，即便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也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由于和俄国一样，中国也未曾经历过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甚至比俄国更落后，于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马克思主义”，便应该是越过“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生长于西欧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指出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西方社会主要矛盾之所以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中被更多表述为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苏共的“城市包围农村”之所以会变成中共的“农村包围城市”，逻辑上均与上述有关。然而，由于马克思早年更为经典的普遍规律性阐释并没有讲过社会主义可以脱离资本主义胎体而直接长入新的社会形态，因此，东方也不应该被排除于这一普遍规律之外的学界呼声，曾一度引发了中国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大论战。当然，无论是肯定“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五形态”者，还是确信“原始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的“三形态”者，马克思的上述两种说法无疑都构成了其理论和学说的经典根据；他们的工作，也都在证明社会主义在中国得以确立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如果再允许加上一条前述的中国实际背景，那么毛泽东及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显然从马列主义手中接过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在中国的国情下成功地实践了它。于是，正如全世界所看到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和中国人民赢得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这大概就是现代中国革命的主要历史意义，而作为实现这一意义之理论前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导入，也只能成为中国革命党的唯一选择。事实是，毛泽东所发出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巨人之声，早已作为当代中国的第一象征而铭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以至于亲历过开国大典的老辈人一提起当年的情形，仍忍不住要泪流满面。这使尼克松和他的朋友们经过长期研究而得出的对毛泽东的观察结论显得十分中肯——马尔罗告诉尼克松：“你将面对的是一个巨人。”

然而，革命党当年的行动标准，在执政党全面进入国家建设阶段后发生某种必要的调整，应当是十分自然的，这也是毛泽东提出的“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理论的自然归趋。可辩证法在本质上是革命的这一命题所暗示的其本身不可能达到静止状态的特性，则使人们难以相信，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果真就不会发生革命了。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说“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并未讲过倘无阶级冲突这一动力，社会进化将怎样实现，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命题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功能转化，无疑是执政党首先需要考虑的大问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之所以会成为继毛泽东的政治独立宣言后邓小平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发出的第二声巨人之吼，表面看似乎是务实主义使然，可实际上，它还连带着极其深刻的理论问题，即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再认识问题。在1925年的一篇“寓言”中，马克思和孔夫子开始都为“社会主义”与“大同理想”的相似点而惊叹不已，且频发“不谋而合”之慨。不过很快，马克思就觉得孔子“顶多怕只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者’罢”，因为当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话“还没有十分落脚，马克斯早就反对起来了——不对，不对！你和我的见解终竟是两样，我是患寡且患不均，患贫且患不安的，你要晓得，寡了便均不起来，贫了便是不安的根本。所以我对于私产的集中虽是反对，对于产业的增值却不唯不敢反对，而且还极力提倡”。

冷战前后东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纷纷解体，给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卡夫丁峡谷无法完全跨越”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马克思早年对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的科学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唯物主义中有关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开始受到学界的再度关注。它足以引发的学术讨论是：我们尽可以把“五形态”理论视为一个假说甚至是斯大林的个人意见，但被历史发展进程所日益证明了的马克思早年社会形态论，是否就真的全无根据和全无意义？如果奴隶制的要义体现为“奴隶制商品经济”，那么中国历史上这一环节的阙失，是否在文化和心理上就埋下了足以导致第二次商品经济大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流产的基因？一度鼎沸的劳资对立情绪与传统文化中“为富不仁”和“不均不安”等强势舆论，是否全无关联？而没有雄厚资本积累的社会主义是否还是马克思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尚无下限规定等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系列问题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更深刻意义，似乎还有待于我们做出更进一步的发掘。

三、新世界观下的“新文明”

早年，苏俄学界为了强调本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意义，曾一度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资本主义学说妖魔化为“西方中心论”。如今，当我们在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时候，国内学界还产生了即便没有近代西方的影响我们自己也能干得不错的梦呓，甚至还不时出现帝制文化可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本土制度资源等幻觉。但是，这种在反对“西方中心论”基础上所产生的“苏联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指向，似乎并没有妨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它的理论选择和核心价值体系。它执著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既蕴涵着现代化的科学理念，又与中国的“大同”理想具有深层的价值契合。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还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中西文明的交汇与璧合。在建国七十多年来的中国和世界风云中，这一价值体系帮助它牢固地捍卫了国家制度，也有效地克服了政治理念上的偏执与极端。其兼容东西方价值的稳健性，还为一向多元的大国治理工程赋予了可以应对任何变动的平衡器：既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又要强化国内意志统一；既要基层选举，又要上级拔擢；既要推进民族自治，亦需捍卫领土完整；既要强调依法治国，也要提倡道德自律；既要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又要清醒地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问题。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界还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难于斯、也成于斯的政治价值，其实与中国的经济状况，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关联。马克思有过“东西方国家有不同的发展道路”的论断。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马克思就完全认可东方传统的经济价值论。正如前述“寓言”所显示的那样，孔子平均主义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说法，已经被马克思纠正并综合为“患寡且患不均，患贫且患不安”的真正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肯定过西方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所具有的重大进步意义，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避免了封闭状态下人们所走的历史弯路，它加速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人类历史真正变成了“世界历史”。但同时，马克思也严厉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贪婪和伪善，认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于是，人们看到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序上的理性认识及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真理性论断，几乎从一开始就规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主导方向；同时，其兼容东西的价值体系，还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中国改革过程中的社会公平：既要导入市场经济，又要坚持计划统筹；既允许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走共同致富的道路；既要鼓励多劳多得，也要反对分配不均；既要加强宏观调控，又要鼓励局部繁荣；既要激励竞争，又要倡导和谐……这其实已给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稳步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调节器”和“安全阀”。

然而，问题的归结往往凝聚在文化身上。这一类的思考显示，中国已从一个半世纪的磨难中寻出了自身文化的建设理念和发展方向。在中西文明的交流碰撞过程中，国民曾长期颠倒于“全盘西化”与“固守国粹”、“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等两极对立之间。无论人们意识到与否，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兼容理论及其长期实践，不但次第排除了二元对立的思想方法，还有力地促进了中西价值在中国的交汇，并成功催生了“新文明体系”。这一体系，可以被表述为百余年来形成于中国社会的、以熔铸中西文明优长为特征的观念模式、行为模式和制度模式。它既包含中国的发展论原理，又兼容了西方的现代化价值；既能克服自文化中的惰性因素，亦堪抵制异文化中的负面影响。它不需追问纯然的自我，因为自我与外来已无法拆分；也无需苛察体用的畛域，因为体和用已融为一体。在这个新的文明体系当中，除非经过去劣存优的选择与改造，否则，任何单边文化，都无法成为“新文明”的有机构成；而“新文明”一经形成，便无法再以任一单边文化而简单命之。

“七一”讲话之所以明确将“改革开放”视为“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是因为四十多年的发展，已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而且，“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如此“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的戒骄自警式展望，被广泛理解为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历史眼光与中西价值统合能力的集中体现。它来源于中国五代领导集体所坚守的政治信仰和发展道路，也归功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理解与偕动。然而无论如何，当中国已开始以一个强国的姿态现身于世界舞台时，当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超过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并即将成功克服疫情危机时，我们更需要关注的应该是这个国家如何能稳步地构建起迈向“新文明形态”所必需的“新学科体系”“新学术体系”和“新话语体系”。有这样一个事实被熟视无睹，即中国人已不再习惯于空喊口号。这既昭示了国家的成熟，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民对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意义有了充分的觉解。其中，政治上的觉解，反映了改革所必需的稳定；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显然不是辨析毫厘的作业和雕文刻镂的工艺，而是人类社会建筑于真善美这一学理和法理基础上的最佳生活方式。在优势互补的中西文明早已体用不二、互渗为一的中国，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的路向指引下，学术界最紧迫的任务，应该是如何对企业家、实业家乃至政治家所做过的事业和即将实践的宏伟目标给予既有经验的总结与未来利钝的研判，要对百年新变局的可能走向做出相对清晰的勾勒和理性的规划，要为全人类的未来进步和发展潜心研究、谋篇布局；而“三大体系”的真正完成，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去“致广大而尽精微”，去深思熟虑，去扎实推进。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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