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露川 |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演进路径和发展趋势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演进路径和发展趋势

朱露川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提要】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其具体路径及发展的大趋势是从千年史著批评的积累和启示，走向史学批评的广阔空间和理论升华，即从评论史书到全面地评论史学，再到理论层面史学批评的广泛展开，并形成方法论，对当代史学发展多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探讨、揭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入发展路径及其规律，有助于学界更清晰地认识中国传统史学何以能够不断生长出关于自身构成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

【关键词】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积累；拓展；理论升华

史学批评是具有批评意识的历代学人针对史学发展中的各种现象提出的看法，因其往往伴随着对同一问题的长期探讨及由此产生的相互辩难，故而成为刺激史学发展的最活跃的“内在驱动力”。近三四十年来，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研究，从创始、发展走向系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是推进了对中国史学史的进一步认识，二是丰富了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认识，三是由于上述两个方面而密切了古代史学与当代史学的联系，所以受到广泛关注。为了更利于当今史学对古代史学遗产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宏观视角考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深入发展的学术路径，揭示其发展的内在规律。解决好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中国传统史学何以能够不断生长出关于自身构成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从而在清后期的社会大变动以至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深刻变革中，仍能时时显现其价值。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路径，学界目前已有不少探讨，按论述方式，以下三种最具代表性。其一，早期“从史家到史家式”的探讨，如孔子、司马迁、班固、杜预、刘勰、刘知幾等人的史学批评活动，概括史学批评从自觉到独立发展、范围从史学内部扩大到社会、从初步形成系统走向高层次跃进的发展趋势；以“从孔子到班彪”“从班彪到刘知幾”“从刘知幾到章学诚”对应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确立、成熟和繁荣三个阶段；等等。其二，基于朝代或历史时期的线性考察，这种讨论较早见于瞿林东《略说中国古代的史学评论》一文。值得一提的是，瞿林东从1985年初谈史学评论到1991年发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连载，在阶段划分、范畴提炼及方法论总结方面，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开辟了清晰路径。此后，有学者尝试以四个历史时期概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线性发展历程。其三，聚焦史学批评范畴，从发生学视角提出“连续探讨与不断丰富”“综合概括与逐步提升品格”等史学批评概念、范畴生成的路径，以及通过“良史”内涵的演变概括史学批评范畴形成过程中体现出的鲜明时代特征。近年，多卷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对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夏金元、明、清七个历史时期史学批评现象、观点和代表性成果做出系统研究，为进一步思考史学批评的宗旨和方法，概括史学批评的形成、演进及其发展规律，分析史学批评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功能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以上研究对于进一步把握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整体态势多有启示。

本文以史学批评的对象和演进路径为依据，拟从三个层次进行考察和分析：第一，从《左传》、孟子、司马迁评论《春秋》，到刘向、扬雄、班彪评论《史记》，到王充、葛洪、范晔等评论《史记》《汉书》，再到唐太宗评论诸家《晋书》，千年史著批评收获的积累和启示，为史学批评雏形在唐代的产生奠定基础；第二，在历史文献总结性工作的基础上，刘知幾《史通》的面世突破了以史著为主要批评对象的史学批评格局，推动史学批评横向拓展新格局的形成，举凡直书、曲笔、采撰、书事、探赜、鉴识、史学功用、正史得失，等等，都进入批评范围；第三，从史书体裁、类型、要素等不同视角展开史学批评，章学诚《文史通义》为代表的综合性考察，使史学批评逐渐走向现象评论和理论探讨相结合，多途并进、蔚为大观，显示出史学批评走向理论升华的趋势。

一、千年史著批评的积累与启示

史著批评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早期发展的核心环节。从评论《春秋》到评论《史记》《汉书》，再到唐太宗评论诸家《晋书》，千余年间的史学批评主要集中在对史著的评论上。批评视野的聚焦，改变了史学批评的零碎状态，奠定了史学批评自隋唐以后走向深入发展的趋势。可以认为，千年史著批评的积累，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得以走向系统化、理论化的基础。

关于《春秋》的评论，《左传》、孟子、司马迁的评论最具代表性。一则强调《春秋》出于圣人之手，本是“天子之事”，说明孔子崇高的意识形态地位；二则指出《春秋》“长于治人”。《左传》作者以“君子曰”的口吻写道：“《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这是从遣词造句的深意和社会影响两个方面评论《春秋》的价值。孟子评论《春秋》要旨，更加直接且有分量，表明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对《春秋》评价之高。他认为，对春秋时期史事和人物善恶的判断，本应是“天子之事”，现在孔子的《春秋》却这样做了，所以孔子说“知我”“罪我”皆在《春秋》。他又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意谓《春秋》的作用和贡献，同历史上夏禹治水而天下安，周公除暴乱、驱猛兽使百姓宁，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司马迁在回答上大夫壶遂所问时，集中地表达了他的“《春秋》观”，他将《春秋》总结为一部“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的书，着重揭示了《春秋》的统治功能（“王道之大者”）、规范行为准则功能（“长于治人”），以及维系伦理秩序的功能（“礼义之大宗也”）。

上述评论对中国史学影响深远，贯穿此后的史学发展，其核心是从史著评论引出关于史学功能的思考：早期的史学是怎样产生的？史学对于社会和人生有何意义？史学名著和社会发展是什么关系？等等。

关于《史记》的评论，其重要和有代表性者，均应首举班固之父班彪的评论，这是因为，其评论本是一段自相矛盾的文字。他一方面说《史记》“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崇黄老而薄《五经》”“轻仁义而羞贫穷”“贱守节而贵俗功”；另一方面说司马迁“善述序事理”等，有“良史之才”。班彪因站在“五经”的立场上，未察《史记》思想的深意，其评论出现这种矛盾性的表述是极自然的，表明史学批评不可避免地同时面向历史内涵和思想倾向两个层面。

此后，班固著成《汉书》，在《汉书·司马迁传》篇末对《史记》作了进一步的评价，比其父班彪的评论显然要全面一些。班固肯定了《史记》两个方面的成就：其一，“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亦勤矣”，这是肯定《史记》的通史价值，是就其内容而言的；其二，引用当世名家的观点，皆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材”，而其所著述“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是肯定《史记》的历史价值，是就其史笔来说的。与之相对，班固批评《史记》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继承班彪的说法，认为《史记》“是非颇缪于圣人”，这是站在经学家立场上的看法；二是以嘲笑的口吻指出，“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这个“批评”显然超越了伦理底线，因而也受到后人以“目睫”为喻的讥讽。

《汉书》问世以后，中国古代史学出现了《史》《汉》比较批评并形成一种传统，东汉的王充、晋代的张辅和葛洪都有名论。不过，切实延续马、班撰述实践，而又同时对《史》《汉》作出中肯评论的，当以《后汉书》作者范晔为代表，他在《后汉书·班彪传》后论中分别以“文直而事核”和“文赡而事详”总结《史》《汉》叙事的特点，充分地发掘出二者的优长。尤其是他肯定《汉书》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可视为对《汉书》叙事的经典式评价。这里，对史著“叙事”成就的评价成为评论史著的一个核心环节。

范晔认为《史》《汉》在叙事上各有其美，但在有关历史思想的评价上，对司马迁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他对班固《汉书》缺点的批评，是与为司马迁《史记》辩护相连通的，即班固著《汉书》“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其人亦“不能以智免极刑”。由史著批评引出关于史家的治史才华和精神世界两个立足点，这在范晔对《史》《汉》的评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在此后的史学批评史上也长期存在。

两汉以后，由于历史形势分合不断，朝代史撰述迎来了兴盛局面，以同一朝代为撰述对象的史书大量出现，史著批评由针对某一部史书的评论，发展出以某一断代为撰述对象的同类史书的评论，东晋袁宏《后汉纪》原序对诸家后汉史的评价，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对诸家“后汉纪传”的评论，都包含这一类型的史学批评。在史著比较中，人们得以选择最佳的一部，更可以组织力量修纂全新的一部，以代替过去所有的同类著作，从而树立起某一朝代历史的撰述典范，即后世所谓的“正史”。唐太宗于贞观二十年（646年）颁布《修晋书诏》，对历代晋史加以分析评判，推动了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新《晋书》的修成，是借比较而重塑修史典范的经典案例。

《修晋书诏》反映出唐初统治者的历史视野，即希望把分裂时期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来，尽可能写出一部完全意义（包含两晋以及与东晋同时存在的十六国）的历史。唐太宗在阐述了修史的重要性和史学作用之后，概括地讲到历代所修之史，继而突出“制有中原”的西晋史和“江左嗣兴”的东晋史的重要性。唐太宗对当时尚存的诸家晋史作了犀利的批评和否定，指出它们有的“不预于中兴”，有的“莫通于创业”；有的“烦而寡要”，有的“劳而少功”；有的“滋味同于画饼”，有的“涓滴湮于涸流”；有的“略纪帝王”，有的“才编载记”，总之没有一部可以媲美《史记》，这令他“深为叹息”。于是，他希望史臣学士可以修撰一部超越过去所有晋史的新《晋书》。

《修晋书诏》以“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一句，作为对诸家晋史总结性的评论，实际上是继承了刘向、扬雄、班彪、班固等人评论《史记》时提出的范畴。详细比较，可以看到《修晋书诏》以“虽存记注”对照“善（述）序事理”，以“才非良史”对照“有良史之才”，以“事亏实录”对照“故谓之实录”。《修晋书诏》推动新《晋书》的修成，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介于《三国志》所载史事与南北朝正史所载史事之间的两晋历史，终于被编撰成完全意义上的晋史，使《史记》至《隋书》贯通下来；二是唐太宗作为最高统治者，重视中国历史撰述的连续性，且对此前千年史著批评成果积极地接受、运用，为此后历代帝王作了榜样，产生深远影响，成为中国史学的一大特点和优良传统。

总之，自评《春秋》至评诸家晋史，千年史著批评积累起的成果和启示是多方面的：从史学的社会作用到史家的撰史旨趣，从史书叙事的风格到史家议论的思想倾向，从撰写前朝史的意识到历代修史传统的形成，史学批评不断深化，推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在隋唐时期形成横向拓展的新格局。

二、史学批评横向拓展的新格局

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史臣所撰《五代史志》成书（附于《隋书》，故亦称《隋志》）。其中，《经籍志》在刘向、刘歆、郑默、荀勖、李充、阮孝绪等历代学者历史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对唐以前的文献和学术发展史作了一次大规模的系统总结，正式确立经、史、子、集的分类法。其史部诸序在史学批评史上有着重要贡献，即通过纵向考察和分类相结合的各类史书评论，构建起“中国史学批评史的雏形”，奠定了史学批评横向拓展的新格局。

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刘知幾撰成《史通》20卷，一般认为，该书是世界范围内首部史学理论著作。全书卷一至卷十为内篇，凡39篇（亡三篇）；卷11至卷20为外篇，凡13篇。内外篇相互配合，极大地拓展了史学批评的范围，同时提出了史学批评中的理论问题。刘知幾著《史通》有三个具体条件：一是史学的发展和史书数量的增多，从《汉书·艺文志》史类著作尚未独立出来，到《隋书·经籍志》将史部书定为四部之一且划分了13个类别，足见史学发展的规模；二是刘知幾有机会进入史馆参与修史工作，不仅可以接触皇家丰富的藏书，而且修史过程中碰到的实际问题，对撰写一部反思修史活动的书多有启发；三是刘知幾读史、知史，具有突出的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史通》书首《原序》和第十卷《自叙》，对此多有表述。《史通》的批判精神当受到王充《论衡》的影响，其撰述形式则与刘勰《文心雕龙》的启发有关。

在此前千年史著批评的积累与启示的基础上，《史通》把史学批评推向了新的阶段。第一，关于史学的社会价值问题。《史通》提出了史官制度的存在和史学功用的重要性，指出：

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刘知幾的论述，强调了史籍的鉴戒作用因“史官不绝，竹帛长存”而始终存在，在此之前，说明史学的社会意义，影响重大。刘勰曾称“居今识古，其载籍乎”，唐太宗曾称“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都是在讲史籍也就是史书的作用。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即是说人们可以从史书中受到教育，可以藉由史学来认识历史，这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设馆修史，本是贞观朝创设的一个良好制度，但其运作好坏，则要看主事者和修史者。刘知幾曾在史馆任职二十余年，其关于史馆制度的论述与评论颇有参考、借鉴价值。刘知幾具体地写出了有关唐代国史修撰的经过及其命运。先是贞观初至显庆年间，姚思廉、于志宁、令狐德棻等人相继撰述，“虽云繁杂，时有可观”。继而龙朔年间，许敬宗主事续作纪传，“所作纪传，或曲希时旨，或猥饰私憾，凡有毁誉，多非实录”。其后左史李仁实续撰《于志宁》《许敬宗》《李义府》等传，“载言记事，见推直笔”，只可惜短寿促命，“功业未终”。之后，春官侍郎牛凤及又接着参与撰述，写成《唐书》110卷，然其“以喑聋不才”，“辄议一代大典”，“发言则嗤鄙怪诞，叙事则参差倒错”。于是出现了讽刺的一幕——唐初学人们接续撰写的国史，竟落得“皇家旧事，残缺殆尽”。终于，武则天长安年间，刘知幾本人与朱敬则、徐坚、吴兢“奉诏”更撰《唐书》，勒成80卷。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刘知幾与徐坚、吴兢等又重修《则天实录》30卷。于是刘知幾感慨地写道：“夫旧史之坏，其乱如绳，错综艰难，期月方毕。虽言无可择，事多遗恨，庶将来削稿，犹有凭焉。”今天重读刘知幾的这些回顾、反思，仍然能感觉到作者沉重的心情和无限的遗憾！

第二，关于古今正史的得失问题。刘知幾纵览以往史学，对“古今正史”得失优劣多有评论。如其对史学的源头问题持谨慎态度，赞同司马迁“神农已前，吾不知矣”的说法；评论荀悦《汉纪》“其言简要，亦与纪传并行”；对多家东汉史著作总结称：“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晔）、袁（宏）二家”。他借用他人之语评论陈寿《三国志》：“及寿卒，梁州大中正范頵表言《国志》明乎得失，辞多劝诫，有益风化，愿垂采录。”评论诸家晋史，从子不能承父业以为王隐之父王铨回护，又高度评价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甚为当时所称”，而对于唐人新修《晋书》只作一般性介绍，并不无指责地写道：“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这里，批评者更关注的是史家本身的才华及当时人的评价，与《修晋书诏》从“制有中原”这一涉及政治统治合理性的视角展开，是全然不同的批评旨趣。

第三，关于历史撰述的内容与形式问题。《史通》卷首《六家》和《二体》两篇即对此进行阐释。所谓“六家”，刘知幾作了明确的解释，读者不难明白，所指自是《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刘知幾一一阐述了各“家”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后，又从发展趋势作了这样的概括：

于是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

《史通》标目“六家”，但文中前后反复表达“诸史之作，不恒厥体”“《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这是着重在说不同“体”的存在；同时后一段文字又提出“史之流品”的问题，表明刘知幾以发展的眼光综合考察各“体”的流变。

应该说，刘知幾对多种史体的横向考察，建立在唐初史家文献整理工作的基础之上，只是在具体的分类标准上，他宁愿以《杂述》篇作为《六家》和《二体》的补充，也不愿采用半个多世纪前《隋书·经籍志》的成说。如今，当我们有机会以长时段的眼光考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走过的历程，即可看见一条清晰的从《隋书·经籍志》史部诸序到刘知幾《史通》诸篇，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走向系统化、理论化的深入发展路径。

第四，关于史家社会责任与史家修养问题。刘知幾十分关注从事史学活动的主体，对史学家本身作出了评论。《史通·核才》篇认为：“史才之难，其难甚矣”，其通篇都在历数著史不堪其任的实例。《史通·辨职》篇提出“史之为务，厥途有三”，以“彰善贬恶，不避强御”为其上，以“编次勒成，郁为不朽”为其中，以“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者为其下。刘知幾认为，如果“三者并阙”，那么“史之为务”当无从谈起，“复何为者哉！”这话说得很重，甚至有些绝对，表明他对以史为务者期许之高。《史通·史官建置》篇列举历代任史职者的优劣、贤否，《直书》《曲笔》两篇则集中写出两种作史态度的高下，表现出赞扬直书、痛斥曲笔的正义精神。联系到两《唐书》有关“史才三长”论的记载，可见刘知幾对史学活动主体在史学批评中的重要位置的敏感，这同唐初史家已经具备了明确的主体意识且有意识地提升自身社会地位是一脉相承的。

第五，关于史学批评方法论问题。应当指出的是，刘知幾《史通》的大部分内容，是以史书的题材、体例尤其是纪传体断代史的体例而展开史学批评。其内篇篇名多涉及纪传体断代史有关部分的名与实、体例规范、过往得失等。其中，卷二至卷四是关于纪传体断代史的内部结构与编次；卷五是关于编撰资料的采集、运用及对撰述上某些习惯的处置；卷六专论史书叙事的审美要求；卷七评论史家的史识及两种对立的作史态度；卷八阐述历史撰述中模仿前人的得与失；卷九抒发其关于史才难得的评论；卷十为史家自叙及其他。这些批评，大多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处置是否得当，某种认识是否正确等，但往往也提出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

《摸拟》篇指出，“盖摸拟之体，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异，二曰貌异而心同。”这涉及辨别事物的本质与现象问题，即如何看待历史撰述中形式和内容的相互关系。《惑经》篇提出，“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若从史学批评来说，所谓“爱而知丑，憎而知恶”的观念，则具有辩证思维的方法论意义，即要求人们评论事物要有全面的、辩证的观点，而这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鉴识》篇指出，“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提出了一个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认识论问题，即对同一事物始终存在不同的认识，而难得遇到中肯的评论。本篇的结论是：“夫人废兴，时也；穷达，命也。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某个人物的“废兴”与时代有关，这是唯物的看法。至于其“穷达”是否与“命”相关，尚难定言：如果“命”是指机遇，则可说通；如果“命”是指冥冥之中的“命运”，则脱离了前一句的唯物精神；如果“命”是指冥冥之中的偶然性，则似乎更通。

此外，《书事》《采撰》《人物》等篇谈历史撰述的构成而兼及历史事实如何生成的问题，《叙事》《浮词》《烦省》等篇谈语言文字表述而兼及史书审美的问题，《直书》《曲笔》等篇谈史家作史的态度而兼及史家修养的问题，等等，或具有理论上的参考，或具有方法论方面的启示，无不是对史学批评范畴的开辟。正是因为对批评范畴的横向开拓，我们可以说，《史通》是一部系统完备的、格局宏大的史学批评著作。

总之，《史通》在具体的史学批评过程中，突破了以史著为主要批评对象的史学批评格局，极大地开拓了史学批评的视野，使这一史学活动产生了更明确的调整史学发展的目的，从而在对史学自身体系建构的摸索之中逐渐凝练起中国古代史学自身的话语体系。

三、史学批评的理论提升

《史通》问世后，激发了史学家和学人的思考，开拓了史学批评的范围，自唐以下，展现出史学批评理论升华的趋势，显示出更丰富的理论色彩。

第一，对史书体裁展开批评，形成史书内容、形式可变，作史原则不可变的认识。随着经学的发展（尤其是“春秋学”的发展），批评司马迁《史记》改变了“圣人”孔子《春秋》的体裁、破坏了古代撰述传统的声音逐渐出现，并主张编年优于纪传，中唐时期甚至有学者一度抛弃史学自身的学术品格而主张恢复以经、传的形式来撰写历史，从而造成一场裹着史学外衣的政治闹剧。针对这种倒退的史学思潮，唐人皇甫湜作《编年纪传论》予以辩驳，他的核心观点是：

古史编年，至汉史，司马迁始更其制而为纪传，相承至今，无以移之。历代论者以迁为率私意，荡古法，纪传烦漫，不如编年。予以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与众人同辩，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

史书体裁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合乎“时”的需要，适于史家之“才”的发挥，只要在“是非”“善恶”判断上得当，而又坚持“不虚美，不隐恶”的撰述原则，则为纪、为传、为编年，都可以成为“良史”。这显然是对《史通·二体》篇在理论上的补充，也是对“历代论者”以形式非议司马迁的反驳，实则也涉及历史撰述的基本原则。皇甫湜讲“以心不以迹”“在适不在同”，可见其对《史通·摸拟》篇“貌异而心同”观点的致意。本篇结尾处，作者模仿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有关“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用辞，写下“文敌迁、固，直踪南、董”，又强调“傥谬乎此，则虽服仲尼之服，手握绝麟之笔”亦不可书其史，这就从正反两个方面再次强调史体创新发展的必要，其用意在于进一步阐发：真正有价值的历史撰述，形式应当服从于内容。《编年纪传论》出，编年、纪传孰优孰劣的争论遂暂告一段落，史学家在著述实践中继续探索着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问题。

宋人袁枢著成《通鉴纪事本末》，促使中国史学继纪传、编年之后又出现了一种广获关注、自成一系的撰述形态。杨万里作序盛赞此书的体裁，并对其“本”与“末”的关系作了细致的分析，认为“治乱存亡”即寓于其中，他指出：

子袁子因出书一编，盖《通鉴》之本末也。予读之，大抵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其作窕而槬，其究遐而迩，其于治乱存亡，盖病之源、医之方也。

这里提出《通鉴纪事本末》最大的特点，是其所记每一事件的始末原委都有较为完整而明白的阐述，也就是后来章学诚提出的“因事命篇”的叙事特点：其深意含蓄地显露，其原委讲得周全而简约，其表现形式兼顾细微和恢弘，其探究事理悠远而贴切，其论治乱存亡，又如治病之源而授医之方。一言以蔽之，把某件史事的始末原委阐述透彻了，历史经验教训也就清楚明白了。这在一定意义上强调了历史撰述的逻辑思维原则。

自《通鉴纪事本末》至历代纪事本末的形成，人们围绕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种史书体裁的关系及优劣的讨论不绝于时，启发了谷应泰、傅以渐、张溥、章学诚等人有关历史著作形态的综合性思考，其中尤以章学诚“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论最具代表性。

第二，以历史撰述成果面貌展开的史学批评。这种批评形式自先秦时期史学批评意识滋生时已然出现，如《孟子·离娄下》讲到《春秋》之作时即从“事”“文”“义”三个方面予以阐述，但尚不是从史学发展的角度发论，因而还不属于“史学批评的自觉意识”。从历史撰述成果面貌展开自觉的史学批评，并提炼出历史撰述的诸要素及其关系的理论认识，当以宋人吴缜的有关议论为代表。吴缜《新唐书纠谬》序文指出：

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

吴缜的论点极为明确、清晰：事实、褒贬、文采都具备，可称为史书；如仅具事实，褒贬、文采兼失，尚不失为史之意；若具有褒贬、文采，而无事实，或事实不确，则有失为史之意，当不成为史书。这些认识，全面之中有重点，反映了史学批评中的辩证方法。如此明确地概括历史撰述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尚属首次。

值得关注的是，《新唐书纠谬序》起首明确指出该书撰述是接续前人有关“史才”的讨论，尤其是指出宋以前刘知幾“史才”论的集大成特点，可以清楚地看到吴缜对刘知幾史学批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吴缜对“为史之意”的强调，与范晔讲“以意为主，以文传意”和后来章学诚讨论“史意”问题，都在历史编纂层面运用“意”的概念。凡此，均表现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在连续性探讨中不断凝练话语体系的特点。

第三，从过往史书类型得失展开的史学批评。在对史书的内容、形式以及史书内部诸要素展开批评的同时，古代史家也从史书家族的整体格局展开史学批评，并形成对不同史书类型的综合认识，其中尤以王世贞对国史、野史、家史三种类型之史书的特点、得失所作的评论为代表。王世贞指出：

虽然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典章、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

王世贞的这些话，是在回答“史失求诸野乎”“无已求之家乘铭状乎”等问题。其中，“人恣”“人臆”“人谀”显示出三种类型作史者的身份特点及其对待历史撰述的态度、立场，从而导致“弊真”“失真”“溢真”三种损害历史撰述真实性的缺陷。同样，正是这种身份上的差异，使“真”具有各自的资料占有和史事判断的视角。

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按史书类型展开的史学批评在明代学人的表述中是一个突出现象，杨慎、焦竑、王圻等都曾就“野史”“稗史”“家史”的可靠性及其“补正史之阙”的作用作出讨论。近代以来，史学界尚有在否定正史价值基础上抬高野史、家史价值的观点，似不可取，而近年中国古代史领域正史研究的回潮，愈加表明王世贞此论在史学批评史上地位的重要。

第四，以知人论世和史学经世理念展开的史学批评。清代乾嘉时期史学家章学诚撰《文史通义》，兼论文史而以评论史学为主，作者于书中纵论古今，涉及史学批评甚多，在提倡知人论世、史学经世、辨别心术三个方面最具理论启示。

章学诚举陈寿、司马光与习凿齿、朱熹在“正统”归属上的不同处置这一典型实例，说明不同时代、不同“身处”的人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立场，提出：

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诸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

这段内容，不仅为自东晋至清近十五个世纪有关《三国志》“正统”问题的辩难盖棺定论，而且以实例说明“论古必先设身”的重要，极具说服力。

章学诚论浙东学术，强调“史学所以经世”的学术宗旨，批评“舍人事而言性天”的不良学风。他举《春秋》为例，因为这是“先儒”们都十分尊崇的经典，而《春秋》之所以从六经中脱颖而出，“正以切合当时人事”，是经世致用之作，由是而知“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在考据盛行的乾嘉时期，章学诚提出“史学所以经世”的命题，坚持了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对于把握好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张力是有益的。章学诚还倡言“好古”须知“当代”，批评“未必足备国家之用”的学问。他在阐释“史”的职志时讲到：

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

这是从史的渊源上说明其职责当是“好古”与“当代”结合，以此说明“史学所以经世”的前提。因深知史学研究的古今会通之义，章学诚从刘知幾《史通》所遭遇的“阴用其法，阳毁其书”境况，联想到自身的许多著述以及吴缜《新唐书纠谬》所遭受的不实攻击等事实，发出了“击人者人恒击之”的感叹，表达了一个评论家心中的不安。这表明，开展批评不仅需要鉴识，更需要勇气、胆识和责任心。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着眼于史家品德的史学批评，这就是关于“直道”“心术”和“史德”的理念。唐人柳宗元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指出：一个史官，“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元代史家揭傒斯认为，修史之事，以用人为本，又当以“心术”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对这一思想传统，章学诚予以发挥，他把“心术”与“史德”联系起来，指出：

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

这里讲的“天人之际”，已不同于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系探讨历史发展的动因，而是基于史学活动本身，对史家在史学活动过程中如何处理历史实际和主观意念的关系提出要求。作者看到“尽其天”和“不益以人”都是不能绝对达到的，故史家只能努力克服主观意念对史学活动的干扰，修炼“心术”，求得内心的平静。这一原则把“史德”落到实处，在历史著述和史学批评中应是相通的。

以上几个方面的史学批评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不是对某一种史书的批评，而是从理论上就一般的史学活动、史学现象展开的批评，故多带有广泛的启发意义，凸显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不断开拓进而取得理论升华的发展趋势。

余论

从千年史著批评的积累与启示，到史学批评横向拓展新格局的开创，再到史学批评的多重路径和理论升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总体进程和深入发展趋势十分清晰。从这一清晰的发展脉络中，可以看到史学批评者所采用的史学批评方法。第一，分类的方法。中国古代历史撰述重视分类方法的应用，史学批评也是如此，如刘知幾《史通》的《六家》及《杂述》，王世贞论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即是成例。第二，比较的方法。如刘知幾《史通》中的《二体》以及《直书》与《曲笔》两篇，杨万里论《通鉴纪事本末》与《通鉴》异同，章学诚将《通鉴纪事本末》与编年、纪传“二体”相比较，都是在比较中阐述有关论点的。第三，说理的、分析的方法。如皇甫湜的《编年纪传论》、吴缜的历史撰述三要素论，以及章学诚的“史德”论即“辨心术”论、“论古必恕”论等，都重在说理与分析。应当强调的是，这些方法从理论上看，大多包含着辩证的因素，其中尤以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吴缜的历史撰述三要素论和王世贞的国史、野史、家史之论最具代表性。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遗产中的积极因素，需要深入总结，使之在当代史学活动尤其是史学批评中发挥作用并获得新的生命力，以展现中国史学的传统、风格和气派。

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不断走向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史学家和史学批评家们提出了许多相关的理念、观念和学术用语，丰富了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如：从事、文、义到才、学、识，构成了关于史家修养的话语体系；从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到“是非与众人同辩，善恶得圣人之中”，再到事实、褒贬、文采三要素，构成了对史学成果评价的话语体系；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到“史之为用，其利甚博”，再到“史学所以经世”，构成了史学社会功用的话语体系；等等。这一方面加深了人们对中国古代史学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为当今史学发展尤其是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理论资源和支撑。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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