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尼日利亚的史学危机及反思

王严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提要】尼日利亚是当代非洲史学最早的诞生地之一，以伊巴丹学派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史学曾享誉非洲内外。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尼日利亚史学出现了史学组织、历史学专业招生与史学的社会价值等方面的危机。民族主义史学家从历史理论、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等方面反思本次危机，认为这是民族主义史学自身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的缺陷和政府实施忽视人文社科系列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应对危机的举措：改变过去经验主义的做法，注重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提倡重今薄古，加强对当代史的研究；超越政治史，将史学研究扩大到族群关系史、经济史、国际关系等与非洲当代问题密切相关的研究主题，并主张改进史学研究方法。

【关键词】尼日利亚史学；史学危机；民族主义史学

20世纪50年代后期兴起的民族主义史学是当代非洲史学建立后出现的第一个史学流派。民族主义史学以批判西方殖民主义史学对非洲历史的偏见为己任，为非洲历史文化的复原和非洲自信心的树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非洲史学研究的“黄金时代”不复存在，进入了一个被称为“幻灭的时代”：非洲人普遍对非洲史学感到失望，认为它是虚构的，其研究实践与现实问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非洲史学陷于危机状态。

尼日利亚是当代非洲史学的最早诞生地之一，伊巴丹学派是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性流派之一。1955年成立的尼日利亚历史协会是非洲第一个专业历史学家团体，在其组织与推动下，尼日利亚史学界在民族主义的指引下，力证非洲是有历史的大陆，为尼日利亚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提供了思想支撑。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缺乏理论基础，研究主题单一、研究方法陈旧，研究内容与社会现实需求脱节，尼日利亚史学界经历着一场“危机”。

在某种程度上，这场危机其实就是之前占主流的民族主义史学在研究理论、主题以及方法方面的危机。同时，尼日利亚史学界出现了关于史学研究方法、内容以及功能的争议。一些史学家强调“生产史”，注重积累更多的经验数据，并将史学研究范畴从纯粹的政治问题扩大到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上。其他史学家则提倡一种更激进的分析框架，如依附理论。面对危机与争议，民族主义史学家是如何回应、如何反思的呢？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尼日利亚民族主义史学家的公开演讲与相关著作，呈现本次史学危机的主要表现，从理论、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三方面剖析危机的成因，综述尼日利亚民族主义史学家在史学研究功能、研究主题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创新等方面提出的新主张。

一、尼日利亚史学危机的表现

20世纪七八十年代，J.F.阿德·阿贾伊（J.F.Ade Ajayi）、E.A.阿严德莱（E.A.Ayandele）、奥巴罗·伊基梅（Obaro Ikime）和E. J.阿拉戈阿（E. J. Alagoa）等尼日利亚著名史学家在他们的就职演说、公开演讲以及著作中都提到了史学危机。综合来看，尼日利亚史学危机主要表现为史学组织危机、历史学专业招生危机与史学的社会价值危机三方面。

（一）史学组织危机。尼日利亚历史协会通过定期召开年会、发行专业刊物《尼日利亚历史协会期刊》（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与《历史》（Tarikh）、组织出版“伊巴丹历史系列”（Ibadan History Series）等史学活动，促进了尼日利亚的非洲史研究及成果的传播。然而， 20世纪80年代中期，尼日利亚历史协会面临着年会难以为继、专业刊物停刊、“伊巴丹历史系列”暂停出版三方面危机。首先，包括大部分资深学者在内的大多数史学家既不参加协会组织的活动，也不缴纳入会年费，尼日利亚历史协会运行艰难，有时甚至筹集不到召开年会所需的经费。其次，《尼日利亚历史协会期刊》与《历史》也因经费问题而不得不暂停发行。从1956年开始发行的《尼日利亚历史协会期刊》，每年最少出版一期，偶尔出版两期；但从1984年后就中断了，在1985—2004年的19年间都没有发行过，直到2005年才恢复发行。从1966年开始发行的《历史》，自1980年后不再发行。其三，“伊巴丹历史系列”暂停出版。伊巴丹大学历史系从1965年开始与朗文出版社合作出版“伊巴丹历史系列”。这套丛书涵盖了非洲历史的各个方面，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赞扬，奠定了伊巴丹大学在非洲史研究领域的国际声誉。该系列共出版了二十多本书，最后一本是1981年出版的《尼日利亚锡矿业的资本与劳工》。

（二）历史学专业招生危机。尼日利亚独立后的25年间（1960—1985年），尼日利亚联邦政府部长与高校校长中的大多数都是史学专业出身。20世纪60年代初，历史学专业曾是伊巴丹大学最受追捧的学科，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文学院学生都选择将历史学作为自己的主修专业。虽然尼日利亚大学在扩招，但选择历史学专业作为第一课程的研究生与本科生却越来越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多数历史系面临着招生人数下滑的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未能完成招生计划的困境。历史学专业毕业人数的下降同样反映出招生危机。1987年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历史学专业共有60人毕业，1988年41人毕业，1999年则只有19人毕业。

（三）史学的社会价值危机。1966年，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被推翻，军政府上台。军政府上台后不仅引发动荡并导致内战，而且由于军政府的腐败以及经济管理政策上的失误，尼日利亚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经济危机。处于动荡不安与贫困中的年轻一代，开始质疑民族主义史学解读过去的范式，质疑史学研究的相关性。他们想知道灿烂的过去文明对于不发达的当代意味着什么。他们质疑，如果他们这一代人不会修路架桥，就算是他们的祖先修建了金字塔，除了说明过去的辉煌外，对今天的他们又有什么用？当今的领导人是残暴的军事独裁者，史学著作只是告知了他们历史上的殖民地官员也是残暴而不公正的，这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用呢？

民族主义史学家们将白人以及非洲之外的人群设定为他们的读者群，其研究目的是为了向这些人证明非洲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这样的读者定位影响了民族主义史学在非洲本土社会功能的发挥，未能让普通民众意识到尼日利亚历史研究的价值。正如阿贾伊指出的，“到目前为止，在形成一个开放、充满活力又统一的尼日利亚社会方面，史学是失败的；同时，史学在培育能够维持这样一种社会的价值体系方面也是失败的。”此外，研究自身族群历史的史学家，如肯尼斯·迪凯、阿菲博等人都是伊博族，都没有写出一部自身族群研究的通史性著作。伊巴丹大学还在1965年发起了伊博历史研究系列，但是这些史学家没有写出一部伊博通史性著作。

二、尼日利亚民族主义史学家对史学危机的反思

面对史学危机，民族主义史学家从历史理论、研究方法以及研究主题等方面进行反思。他们认为此次危机的出现，是史学自身在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和尼日利亚军政府不重视人文社科研究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研究理论上，以描述阐释为主，缺乏对非洲历史理论的探索。历史理论是对人类以往生活历程的反思，对非洲历史理论的探讨，有助于帮助非洲人认知自己的过往，对非洲历史理论进行分析性的研究则可以形成非洲史学理论。无论是非洲历史理论还是非洲史学理论，都有助于利用历史知识与历史研究解决非洲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尼日利亚民族主义史学乃至非洲民族主义史学只停留在“非洲是有历史的”论证层面，没能在论证“非洲过去”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并揭示非洲历史表象背后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没能形成关于非洲历史的独特理论体系与逻辑体系。阿拉戈阿认为，尼日利亚历史学家们“并没有将主要精力用于书写一本史学理论方面的专著，或者是阐释其专著的思想观念基础”。他敦促尼日利亚史学家们审视其史学研究中的理论问题。P.P.埃科也意识到伊巴丹学派缺乏理论的问题。他认为，“伊巴丹学派最近出现的自我怀疑与自我批评，自信心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对史学理论的探讨。”

（二）研究立场上，存在对殖民统治的矛盾心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民族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站在了殖民统治的对立面。为了强调非洲历史的连续性与一贯性，为了证明殖民统治对非洲历史进程没有产生多少影响，民族主义史学家们拒绝将殖民时期看成非洲历史的分界线，仅仅将其看成非洲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民族主义史学对于殖民统治的这种认识，导致民众有意识地、蓄意地贬低殖民统治在非洲历史上的破坏作用。

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史学又在其研究中无意识地强调殖民统治对非洲历史进程的重要性。其一，民族主义史学家没有研究欧洲在非洲的殖民活动与政策，而是研究非洲人对这些活动与政策的反应与抵制，研究欧洲在非洲的殖民活动与政策对非洲传统制度的影响。这样一来，非洲的历史，即便是在殖民时期，也变成了非洲人自己的历史，而不是欧洲人在非洲的历史。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作有：迪凯的《1830—1885年尼日利亚三角洲的贸易与政治：尼日利亚经济与政治史导论》、阿贾伊的《1841—1891年尼日利亚的基督徒传教士：新精英的形成》、R.A.阿德莱耶的《1904—1906年北尼日利亚的权力与外交：索科托苏丹国与它的敌人们》和阿严德莱的《1842—1914年传教士对当代尼日利亚的影响：一项政治与社会分析》。但在史学研究中一味地强调非洲人反抗欧洲殖民者的历史，使尼日利亚史学研究走上了另一种极端：非洲人的历史就是一部与外来者斗争的历史。其二，民族主义史学家们倾向于认为，政变以及政权的暴力更迭是殖民主义者精心策划的结果。然而，阿菲博对前殖民时期非洲历史的研究表明，前殖民时期的非洲就已经出现了政变与政权的暴力更迭。这种将历史事件的原因归结于外来影响的研究，忽视了对非洲内部暴力事件的研究，使史学家们看不到民族国家内部存在的矛盾，忽视了对族群关系的研究。

（三）史学研究方法上的缺陷。民族主义史学采用的是从欧洲继承来的经验主义的史学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只注重历史证据的收集，忽视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很难通过历史研究起到举一反三的借鉴作用，影响了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此外，民族主义史学还照搬欧洲大国兴衰的经验研究尼日利亚历史上的大国崛起。

经验主义史学研究方法的缺陷主要有二。其一，经验主义史学研究方法注重的是对作为史料的“证据”的收集整理，是为了过去而研究过去，忽视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为了从思想上鼓励尼日利亚民众的反殖民统治斗争和树立民族自信心，尼日利亚民族主义史学家们千方百计地从非洲过去的历史中寻找证据。因此，民族主义史学的主要研究目的是“复原”被殖民主义史学曲解了的非洲过去，是为了“捍卫”非洲以及非洲人过往的历史，这样的研究目的决定了民族主义史学在研究方法上只注重论证，而忽视解释。其二，忽视历史研究的深入分析，影响了史学功能的发挥。史学之所以被认为是有用的，是因为史学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于历史事件为何发生以及如何发生的理解。奥巴罗批判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著名尼日利亚史学家在其著作中分析的肤浅性。即便是当著作再版的时候，这些史学家也没有从“便于加深读者对于历史进程的理解”这一点出发，根据时代的最新需求而深化分析。例如，从阿贾伊的《1841—1891年尼日利亚的基督教传教士：新精英的形成》与阿严德莱的《1842—1914年传教士对现代尼日利亚的影响：一项政治与社会分析》两部著作中，都可以看出尼日利亚人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性。遗憾的是，这两位史学家只是呈现这些不平等性，并没有进一步深入分析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原因及其对尼日利亚历史进程的影响，即便是再版时也没有增加这些内容。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史学家们没有敏锐地感知尼日利亚国家发展面临的困境。在《尼日利亚的基督教传教士》出版三年后，爆发了比夫拉内战。而比夫拉内战爆发的原因是有迹可循的：受教育程度的不平等决定了不同族群精英主义出现时间的不同。比夫拉内战爆发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当时的伊博人精英主义的出现，并意识到他们在联邦军政府中的各种待遇要远远落后于北方的豪萨-富拉尼人。

照搬欧洲经验研究非洲历史主要表现有二。其一，欧洲的历史进程通常被认为是大国兴衰的结果。非洲民族主义史学家也运用大国兴衰模式来研究非洲的历史变迁，如关注贝宁、奥约和索科托等大型中央集权国家与帝国，这些大国与帝国被认为是尼日利亚历史上伟大的文明力量，被认为孕育并影响了周边较小社区的发展。在这一研究模式的影响下，许多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将尼日利亚东部国家组织的出现归因于贝宁、伊达(Idah)和朱昆(Jukun)等地区霸权国发动政治兼并战争的结果。但阿菲博通过对口述传统、考古发现和二手材料的分析，认为这些大王国实际上是由小社区发展而来的。其二，照搬欧洲进化式的民族国家构建范式研究非洲民族国家进程。民族主义史学家们将后殖民时期非洲国家的主要任务看成按照西方的经验建立民族国家。因此，为了培育民众对国家的归属感，为了将国内各族群整合成新的国族，他们有意识地从历史中找寻族群间的联系，找寻其和平相处的典型案例，并尽量避免族群间的冲突或竞争等不利于族群关系的相关研究。

（四）史学研究主题上的缺陷。尼日利亚史学之所以出现危机，在于民族主义史学研究主题上的缺陷，具体表现有二。1.政治史研究过多。重视政治史研究、忽视经济史研究，是19世纪后期英国史学的传统。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弗里曼对此的解释是“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1886年创刊的《英国历史学评论》在其创刊号前言论及史学的实质内容和范围时指出：“国家与政治将是史学的主要题材，因为国家的活动和在国家事务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个人的活动通常比平民的活动重要得多。”在英国史学传统的影响下，尼日利亚民族主义史学也呈现政治史研究过多、经济史与社会史研究较少的特点。从1977年之前出版的16本“伊巴丹历史系列”丛书的标题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些专著主要研究传教士对尼日利亚的影响、尼日利亚领土上的王国与欧洲的关系、索科托苏丹国、奥约帝国等尼日利亚历史上的大型中央集权王国。2.忽视对有助于非洲自治、国家建设与自我理解的史学主题的研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非洲国家面临着国家构建方面的挑战，政党之间、族群之间冲突不断。此时不再需要史学家们证明非洲过去存在着王国、帝国，而是需要史学家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国家治理、发展与稳定；需要在自我理解、自力更生、民族融合与社区的相互了解等方面发挥史学的功能。托尼·法罗拉认为，尼日利亚史学家没能适当地关注有助于国家解决面临的一些政治与社会经济领域问题的研究主题。

（五）尼日利亚军政府实施忽视人文社会科学的系列政策。为了实现知识与思想上的自立，非洲国家独立后纷纷建立自己的大学与研究机构。这些新成立的大学与研究机构大多数是公立的，其研究经费大部分来源于财政拨款。因为民族主义史学的研究活动有助于民众支持新政府，历史系获得大量的政府拨款。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期第一共和国倒台与军政府上台之后，尼日利亚军政府开始质疑人文社会科学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危机的爆发，尼日利亚在世界银行支持下实施结构调整计划，为了避免出现财政赤字，军政府尽量控制政府支出，尤其是削减教育与医疗保健等社会服务部门的开支。军政府削减了在他们看起来对经济发展没有多大作用的历史学的资助，甚至认为如果历史课不在课程表中的话，社会研究可能会好一些。基于这样的认知，军政府从小学与初中课程表中删除了历史课。1981年颁布的《国家教育法案》明确规定，初中不再开设历史课。高中也不再开设历史课，这使得在尼日利亚高校历史学专业的入学考试中，管理学成为历史学的替代学科。同时，各级政府不再提供历史学专业的奖学金。

三、史学危机的应对之策

针对史学危机以及来自其他流派的批判，民族主义史学家们认识到史学研究除了证明非洲的过去外，还应该对尼日利亚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国家统一有所贡献。为了发挥史学研究的这些社会功能，他们抛弃了为过去而研究过去的经验主义做法，提倡史学研究应该重今薄古，加强对当代史的研究，将研究主题从政治史延伸到族群关系史、经济史、传记、国际关系等与非洲当代问题发展密切相关的主题上，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一）注重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从研究目的与定位上看，危机之前的史学属于一种面向过去的研究。如前文所述，这种史学是为了过去而研究过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史学危机爆发后，民族主义史学家提倡一种面向未来的功能性史学，这种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帮助解决尼日利亚面临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为此，需要从历史教学、史学专业团体活动以及史学家个人的写作素养三方面进行改进。1.阿菲博认为，应该注重对历史系学生进行专业技能的培训，使其具有不可替代性。这不仅能保证历史学专业学生的就业，还能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在历史教学中，如果只一味地向学生讲解非洲历史的基本事实，而不传授研究方法，毕业后，如果从事日本史研究，他（她）一定会觉得无从下手。正确的史学研究方法才是学生应该掌握的。比如说，如果学生掌握了经济史的基本研究方法，他（她）就可以从事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史研究。2.尼日利亚历史协会迫切需要开展大规模的宣传会议、讲习班与研讨会，以便让尼日利亚政府官员、企业家、戏剧家、记者、教师等群体意识到史学的价值。3.为了更好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史学家需要提高写作技巧，增强史学著作的可读性。史学也可以成为一种为社会服务的文化资源，只有通俗易懂的史学著作才能被非史学专业的民众接受。例如，奥巴罗·伊基梅的《尼日利亚的沦陷：英国的征服》一书，该书的读者定位是本科生与普通民众，这决定了该书章节设置的逻辑结构：全书12章刚好对应尼日利亚原12个州，作者按照时间顺序与地理位置论述这12个州被英国征服的历史过程及其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情况，书中使用大量的图片与地图，这在当时的学术著作中是比较少见的。尽管该书不是一手研究成果，而是综合采用现有研究成果的二手研究成果，但其图文并茂，可读性强，读者只需读完此书就可以对英国如何入侵尼日利亚、如何在尼日利亚进行殖民统治等基本史实一目了然，而不必去查阅大量学术资料。

（二）厚今薄古，关注当代史。尼日利亚史学家们将对最近过去的研究留给了政治学家，甚至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尼日利亚史学界都没出版过一部研究1945年以来的尼日利亚历史的专著。关注当代史，从史学视角聚焦当代问题有助于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正如阿贾伊指出的，“我们对于历史的深入理解应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审视当代社会的运转方式……对现在的关注能使我们从过去的视角提出更缜密的问题，我们的回答应该确保实现了历史最基本的社会功能。”法罗拉认为，民族主义史学家在研究对象上，应该从前殖民时期更多地转向当代，只有这样才能说明，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对国家来说是有用的，也就证明了历史知识对于国家治理的价值。民族主义史学的这种变化，强调的是历史对于当代的相关性。其原因有二。第一，新兴社会阶层带来新的史学需求。随着工业化的兴起与发展，伴随着第三世界无产阶级的兴起，各种新问题不断涌现。因此，“在大多数社会中，自我意识已经从贵族与富人蔓延到了下层和穷人身上。这种新的问题和阶级的出现，产生了新的历史旨趣，这就要求史学家不能只迎合主要关心政治问题的上层阶级的历史旨趣，也要迎合那些主要关心经济、社会和思想问题的普通民众的历史旨趣。”第二，作为“见证者”的史学家有责任为后世书写当代史。史学家不仅是历史事件的研究者，他们有时候还是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他们可以及时收集历史事件中的历史证据，记录重要人物及普通民众对于事件的反应与态度。史学家应把握时机，采访社会领袖，从采访中收集历史信息，因为口头证据的收集要比以档案形式保存下来的私人文件或官方记录具有更大的价值。一般情况下，历史人物不可能将这样或那样的行为动机以档案的形式保存下来，甚至随着他们的去世，一些事实也被带进了坟墓，成为永远的未解之谜。但作为“见证者”，史学家可以通过抽丝剥茧式的分析得到他们想要的动机或者某些事实。令人遗憾的是，尼日利亚民族主义史学家们没有去探索造成诸如1962年行动小组内部分裂、尼日利亚内战、塔卡—达布事件的原因等。

（三）研究与当前问题相关的系列主题。尼日利亚史学家们意识到阻碍史学社会功能发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因为主题上的局限性，过多地关注政治史，忽视了经济史、社会史或概念史方面的研究。为了更好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他们主张将史学研究的主题扩大到经济史与社会史领域。20世纪80年代，经济史与社会史研究发展迅速，成为史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同时，妇女史研究也在20世纪80年代末成为一个被认可的研究分支。史学家们提倡与非洲社会密切相关的研究主题主要有四。

1.族群关系史研究。尽管民族主义史学家努力团结不同的群体，创建强大的民族国家，但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尼日利亚开始出现军事政变，并在1967年爆发内战。内战的爆发不仅暴露了尼日利亚这个新国家的脆弱性，也暴露了民族主义史学在民族国家整合方面的局限性。为了继续发挥民族主义史学在促进政治稳定与民族整合方面的作用，民族主义史学家提倡对尼日利亚族群问题的研究。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族主义史学家们认为，对组成尼日利亚不同族群及其文化制度的认知与理解，对族群间睦邻友好、文化互鉴历史的研究，对促进国家团结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如尼日利亚大多数族群属于同一语系，史学家可以通过同源语变史学找出族群间的文化与语言联系；还可以研究尼日利亚各族群在宗教思想上的相似性及其联系。二是史学家们提倡对造成族群紧张关系的因素进行历史分析。奥巴罗·伊基梅认为，民族忠诚导致群体冲突的现象在尼日利亚历史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部落主义”和族群冲突的主题在学术界和其他圈子中可以自由讨论，但事实上，没有人试图对造成族群紧张关系的历史因素进行研究。他认为，只有回顾历史，才能理解和解决民族分裂的问题。G.O.奥卢桑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尼日利亚政治：1939—1953年》和阿耶德莱的《尼日利亚社会中的教育精英》是这一时期研究尼日利亚族群关系的代表性著作。

2.经济史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尼日利亚史学家S.O.比奥巴库（S.O.Biobaku）与迪凯已经开始了贸易研究。但此时的贸易研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史研究，而是欧洲商业扩展背景下政治史的一个重要方面。约翰·菲林特（John Flint）对皇家尼日尔公司（Royal Niger Company）的研究也是这一学术传统的体现，唯一不同的是菲林特强调的是欧洲人的因素而不是非洲人的因素。尽管这些研究提供了有关经济问题的重要资料，但是其要旨仍然是政治上的。20世纪70年代末，艾哈马杜·贝罗大学、拉各斯大学以及卡拉巴尔大学等尼日利亚多所国立大学的历史系出现了明显转向经济史研究的倾向。法罗拉主编的《英国与尼日利亚：剥削还是发展？》一书收录了尼日利亚高校历史系学者从不同视角论述殖民统治之下尼日利亚经济的论文，研究了英国殖民统治对尼日利亚交通、货币、银行等部门的剥削，探讨了尼日利亚与英国之间贸易的不平等性，还研究了英国政府通过公路与铁路线路建设对尼日利亚人的劳动剥削。

3.传记研究。在史学危机爆发之前，民族主义史学家们已经开始研究传记。传记研究的对象是“杰出人士”或“精英”。他们对“杰出人士”或“精英”的选择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尼日利亚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而不顾传记人物生活时代的普通民众是否将这些人看成“杰出人士”或“精英”。比如说之前被称为“杰出人士”的萨罗人（Saro），当时未受过教育的民众将萨罗人看成外来人，他们不认为萨罗人是自己社会的一部分，更不用说认为萨罗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了。阿严德莱认为，一部尼日利亚史，不应该被简单地概括成是被过度夸大了的、传统的以及受过教育的精英人物的历史。事实上，尼日利亚历史上不同时期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英雄”人物，他们是政治的、文化的、军事的甚至是宗教的领导人，这些人在尼日利亚历史中扮演着重要作用，是尼日利亚国家的象征。尼日利亚史学家需要做的是，将这些人的观念、思想以传记的、编年的形式撰写出来，以其思想启迪尼日利亚民众。

4.国际关系研究。为了应对史学危机，满足社会对历史学的需求，20世纪80年代早期，尼日利亚高校历史系纷纷改名，给历史系后面加上“历史与外交学研究”“历史与国际研究”“历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等各种各样的称谓。如尼日利亚大学的历史与考古学系，在1981年改为历史与国际研究系。此外，20世纪80年代，史学家们被鼓励从事当代尼日利亚国际关系的研究。

（四）史学研究方法上的改进。史学危机爆发前，民族主义史学家们主要使用的是口述传统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由尼日利亚第一代史学家比奥巴库与迪克分别领衔的“约鲁巴历史研究项目”（The Yoruba Historical Research Scheme）与“贝宁研究”（The Benin Study）都是整合不同学科资源的跨学科研究项目。其中，“贝宁研究”在其公告中明确写道：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使用跨学科方法），是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技术……从事所有可能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应该在该领域共同工作，在整个研究期间彼此密切联系。

事实上，在尼日利亚的非洲史研究中，跨学科研究方法并没有实现人们对它的希望，原因有三。第一，学者们只在研究数据的收集中才使用跨学科方法。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某些参与者(多数是外籍人士)带走了收集到的数据，并将其单独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第二，在实际项目研究中，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跨学科互动。“贝宁研究”项目公告中提到语言学是非洲史学家的“必要学科”之一，但在实际参与的专家团队中并没有语言学家。此外，在该项目中，除了个别参与者之间偶尔通信，不同学科之间并没有适当的互动，没有证据表明与会者曾经聚在一起进行正式讨论和交换意见，或一起进行实地研究。第三，跨学科研究方法仍然是以政治史为导向的。

然而，随着非洲第一代史学家自己培养的研究生的不断成长，他们结合自己专业领域的经验，开始对非洲第一代史学家们使用的方法产生质疑。此外，随着其他学科，尤其是人类学家对非洲历史解释的关注与批判，引发了史学研究方法论的大讨论。史学危机爆发后，民族主义史学家们转向新史学，提倡一种能发挥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长处，能够弥补史学研究不足的语言学的、人类学的与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超越收集研究数据的范畴，而将跨学科方法应用于研究分析框架中。阿拉戈阿认为，一个人完全精通多个学科通常是不可能的，但非洲的历史学家需要跨越学科边界的交流，他应该能够用其他学科的实践者都能理解的语言来表述历史问题，他还应该能够理解并使用邻近学科的同事对他的研究提供的答案。迪凯认为，在非洲历史研究取得进展之前，社会科学、语言学、考古学、口述史和文献证据等方面的研究总会提出一些新的见解。

跨学科方法的使用，扩大了史学家的研究视角。在此列举两个案例说明民族主义史学家是如何借鉴和使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尼日利亚三角洲历史的。第一个案例是哈格特大学人文学院整合学院资源，发挥考古学、语言学与历史学等学科优势，研究尼日利亚三角洲伊乔人（Ijo）的历史。其研究实践如下：首先，收集伊乔人的口头传说，并根据口头传说梳理出一千年间伊乔人的移民与定居模式，构建伊乔人在尼日尔三角洲地区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机制。其次，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检验从口述传说中得出的结论。通过对三角洲地区语言的细分验证口头传说中的各个子族群之间的关系，验证伊乔人的迁移模式及其方向。最后，根据口述传统在东部地区确定了五个地点，并对其进行考古发掘。第二个案例是迪凯和费利西亚·埃克朱巴（Felicia Ekejuba）通过使用社会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重构阿罗丘库人(Arochukwu，以下简称阿罗人)的历史。之前的史学家们仅仅依赖口头传说提供的史料研究阿罗人的历史，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英国殖民统治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改变了阿罗人的政治结构，并让奴隶阶层登上了统治者的舞台。迪凯等学者使用社会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阿罗人不同版本口头传说中导致扭曲的社会和政治需求的详细分析，以及通过阿罗人口头传说中社会的象征与价值体系的社会学分析，认为阿罗人的口述传统中有明显被篡改与操纵的痕迹。这种被有意识篡改的部分正好是阿罗人社会中固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矛盾的集中体现，并在不同时期引发了阿罗人群体内的不同族群冲突。尤其是当阿罗人中的下层阶级通过政变成为统治阶级后，往往通过篡改口头传说而美化其出身。

结语

今天的非洲国家还在为促进经济发展和国家稳定而努力，非洲民族国家构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非洲史学家们对于造成当今非洲经济发展滞后与国家动荡根源的探寻仍在继续，对根源的这种探寻必然会追溯到殖民统治时期及后殖民时期，必然会涉及非洲与欧洲历史上的联系。非洲史学研究就像一条射线，这根射线以当前问题为起点，对于其根源的探讨可以无限向后延伸。尽管非洲史学自诞生之日起，至今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是，如何从非洲人的视角研究非洲史、史学研究在促进经济发展与国家稳定方面可以发挥哪些作用？这些古老的研究主题仍然存在，民族主义史学并没有被时代抛弃。经历了史学危机之后的民族主义史学家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为了过去而研究过去，其研究更多地是为了有助于非洲国家现实问题的解决，即运用历史为民族国家服务。不管过去还是现在，致力于国家构建的史学研究宗旨没有变。尼日利亚民族主义史学从最初的黄金时代到危机时代，再到面对危机时在史学理论、史学研究方法以及史学研究主题方面做出适时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这或许就是为何民族主义史学至今还在非洲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所在。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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