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鹏访谈整理 | 实证、思辨与进化认识论——茅家琦访谈录

实证、思辨与进化认识论——茅家琦访谈录

黄鹏访谈整理

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编者按】茅家琦，1927年生，江苏镇江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曾任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主席团成员、江苏省历史学会会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他长期从事太平天国与晚清史、中华民国史、当代台湾史研究，曾荣获南京大学终生成就奖、江苏省首届“江苏社科名家”奖。本次访谈主要结合茅家琦七十余年学术历程，接受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史学研究等相关问题展开。

一、求学读书重视思维方法

黄鹏：茅先生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通过阅读相关资料，我们了解到您少年时正值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社会环境复杂，但您在学生时代已经具备了较为系统的中英文和形式逻辑的基础知识，请问您的求学历程是怎样的？

茅家琦：1927年我出生于江苏盐城，1938年迁居江苏泰州，求学于荣汉中学、培梓中学。中学时代老师们的名字至今我依然记得，他们中的很多人毕业于中央大学、燕京大学，他们培养了我，不仅让我具有扎实的中英文基础与自主学习的能力，而且掌握了很多做人与做学问的准则与方法。那时没有图书馆，家里仅有不多的几本书，我便经常翻阅，利用课余在家里读过“四书”，其中的《大学》能全部背下来，《论语》《孟子》《中庸》亦相当熟悉。其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给了我很多做人的教育。当时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服务与修养》，教我如何做人，教我如何办事。这两种书对我影响很大。

我的整个中学时代正处抗战时期，尽管政治环境十分恶劣、经济生活十分困难，我也一直没有在日伪学校里读书，而是在沦陷区的“地下学校”接受了整个中学时代的教育。身边的广大师生坚持原有的教学制度和教学内容，不向敌伪屈服，认真地教、认真地学，这一切都体现顽强的民族精神和高尚的人格尊严，很值得怀念。在泰州培梓中学高三读书时，我选读了一门“论理学概要”课，内容讲的是如何思考问题，是思维方法的训练，也就是现在的形式逻辑学。我中学时代的学习收获就是：考虑问题、研究问题不是胡思乱想，需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

1947年我考取中央大学，就读于经济学系。大学一年级我读了很多书，涉及政治学、西方哲学、伦理学、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等学科，还选修了经济学以外的很多课程。中央大学老师授课多是启发式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大大培养了学生自主思考的能力，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

经济系一年级时有一门课印象颇深，那就是吴斐丹老师开设的“经济学概论”。吴老师早年留学日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去了复旦大学。他在课堂上只谈自己关于经济学的观点和看法，听课之外，学生必须阅读英文版的经济学著作，用英文做读书笔记，还要将英文笔记上交老师批阅。这种教学方法效果很好，一年下来，我阅读英文资料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后来我指导研究生时也要求学生读英文原著，而且要从中发现问题。

大学二年级时，我选修了宗白华老师开设的“人生哲学”课。他曾经在当时世界哲学研究水平最高的德国留过学。在他的课堂上，我们不但学习了人生哲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能领悟到做人的道理。宗老师以自己的言行影响学生，他的言传身教、为人师表的风格为我以后走向教学岗位做出了表率。熊伟老师也是一位曾经留学德国的哲学教授，他给我们开设“哲学概论”课，基本内容是西方哲学的学派和名家。这两门课在提高我的思辨能力、促进我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两个方面都产生长远的影响。

黄鹏：您在读大学期间是如何接触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

茅家琦：读大学时，追求和平与民主、反对内战与独裁的思想深刻影响着我，当时大多数人都深信中国共产党可以解放全中国，能够把中国治理好。我坚信没有一个为国为民、关心民族命运的政府，学生要好好念书是不可能的。大二下学期，偌大的中央大学校园空空荡荡，我则充分利用这大把时光，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籍。当时中央大学校园里流传着许多进步书刊，其中有一本书叫《方生未死之间》，我至今还回味无穷。这本书介绍新民主主义革命，提高了我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知。后来我真心实意地学习马列主义。 

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开启史学研究生涯

黄鹏：1951年，您留在南京大学工作，之后如何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训练与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又是如何转向历史学研究的呢？

茅家琦：在大学，我读的是经济学系，当时的兴趣在经济史。后来，我学了政治经济学。1953年上半年，为了准备在秋季开学以后对大学生开设《政治经济学》，南京大学副校长孙叔平召集包括我在内的三位年轻教师阅读《资本论》第一卷。孙老师每周讲一次课，课后要求我们阅读《资本论》并提出问题，再由他进行解答。通过孙老师一个学期的指导和自己一字一句地阅读《资本论》第一卷，我的思维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也就是学会了分析问题、进行抽象思维。孙老师这种培养青年教师的方法，我至今感恩在怀，受用不尽。这实际上是我在大学本科以后接受的“研究生”式的教育。1953年到1955年，在给学生上政治经济学课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经济领域的某些问题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单纯从经济学理论角度是难以解释的。因此，要彻底研究经济理论和经济制度，必须将其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从中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寻求深层次原因。就是在这种“刨根问底”式的探索与钻研中，我对历史学逐渐产生兴趣，尤其是中国近代史。在翻阅书籍和资料过程中，我渐渐感觉研究经济史太窄了，因为经济发展的历史同整个社会的发展分不开，做研究不能一开始就搞很窄很专的问题，不能就经济史来谈经济史，而需要从整个历史出发来研究。

黄鹏：您的学术起点是太平天国史研究，辛勤耕耘数十载，取得了丰硕成果，也奠定了您在该领域的一流专家地位，为学界广泛认可。请谈谈您是如何开启并不断地深入探讨太平天国历史的？

茅家琦：我主要是在前辈老师们的启发和帮助下转入史学研究领域的。我逐渐认识到：学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必须坚持前后联系的原则，需要掌握中文与外文资料。在此基础上，从事太平天国与晚清史研究，开启了我的学术研究生涯。

在转向史学研究的道路上，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老师们给了我很多启发和帮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陈恭禄。陈老师长期在金陵大学任教，1952年以后到南京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他是一位自我要求非常严格的长者，是个学问家。陈老师认为，掌握资料尤其是原始资料，是开展史学研究的基础。他还介绍我看了一些关于史学方法的书。印象最深的一本是陆懋德的《史学方法大纲》，这本书概括了中外历史研究方法和历史学理论，提供了很多学习历史的方法和门路，对于经济学出身且没有受过专门史学方法训练的我来讲，很有启发意义。

我走上太平天国史研究道路，首先得益于一代宗师罗尔纲的引导。他曾在1948年、1954年两次来南京大学历史系讲课。1951年，南京举办了“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0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我当时还是南京大学在校学生，参观了在罗尔纲亲自主持下完成的“太平天国历史展览”。这是我第一次全面地接触太平天国历史，加上南京留有大量的资料与遗迹，引起了我对太平天国史的兴趣。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兴起农民战争研究热。1956年，我调入历史系工作，从那时开始，对太平天国历史进行重点研究有了更好的条件。

在研究之初，我考察了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现状，发现两大不足，一是国内学者关于农民战争打击“封建势力”缺少有力说明；二是对利用外文资料重视不够，对于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问题研究不足。因此，我决定深入研究太平天国对国内封建势力的打击程度问题，利用外文资料研究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

通常的说法，太平天国沉重打击了地主土地所有制，战后江南地区出现了大量的自耕农。我阅读了大量资料，发现这个结论不符合实际情况。事实是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江南地区地主阶级很快就卷土重来，加强对农民的剥削，恢复原有的土地所有制。我写了一篇文章《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江南农村土地关系试探》，发表在1961年12月号的《新建设》杂志上，就是阐明以上观点。 

历史研究要重视外文资料的运用。我研究太平天国史的特点之一就是利用了很多外文资料。凭借自己在大学求学期间训练的研读外文资料的能力，我开始从事以往很少有人开展的研究工作。在研习了大量外文资料后，我发现帝国主义与清政府的勾结是逐步形成的，不是一开始就勾结起来的。在1851年到1863年的这段时间里，清政府内部以及外国列强内部都有不同的意见。这些外文资料就保存在南京大学图书馆里，长期以来很少有人重视，我算是“变废为宝”了。在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小缘的支持下，我阅读了英国国会蓝皮书等馆藏的宝贵资料。以往国内学界普遍认为：时至太平天国时代，农民战争不可能取得传统农民起义如刘邦、朱元璋式的胜利，主要原因在于中外势力的联合。我认为此种观点值得商榷。这种观点建立在对19世纪50年代中国实际政治形势的不客观估计的基础之上。我们需要客观分析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共同对付太平军始于何时。通过理性分析19世纪50年代的中外关系，我发现此时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并没有与中国封建势力联合起来对付太平军，太平天国的敌人依然是腐败的清王朝。如果太平军领袖们指挥比较正确的话，推翻清王朝，改朝换代，并不是注定不可能的。我的《对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外关系的一点看法——太平天国失败原因辨析》（《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一文就是阐明该问题。另外，南京大学历史系王绳祖和蒋孟引两位老师都是研究中外关系史的知名专家，我读了他们的著作，体会到他们的研究方法。《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一书就是运用他们教导的研究方法写成的。 

三、遵循实事求是原则，不断提升理论素养

黄鹏：您在青年时代具有自觉思考人生问题的意识，成为您探索、研究和构建史学思想的哲学渊源，您又是如何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的？

茅家琦：我最宝贵的青春时代是在此起彼落的政治运动中度过的。我反复思考，总结过往，认为于己于人均要弘扬人文精神，专心于教学与研究。确定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以后，需要总结一下过去学术研究工作的经验教训。我发现过去的学术研究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是过去学术研究的面太窄，局限于一二十年间的历史。因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小，容易出成果。当年这种研究方法被称为“切香肠”。学术起步20年的实践使我感到，运用这种方法得到的研究成果有很大局限性。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逐渐体会到这句话很有道理，只有做到“通古今之变”，才能立“一家之言”。

另一个问题是，过去解决学术问题的思想方法教条化，不可能出真知，没有发展的前途！对这个问题，我在“文革”期间就有了新的体会。在“隔离审查”期间，不允许读书，但可以读《毛泽东选集》。我认真阅读《实践论》后，认识到历史学工作者面对一大堆史料，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首先要对每件史料进行分析，去伪存真，从现象入手，深入到本质，然后进行概括，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作出评价，总结经验教训或者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我们可以说，历史研究的方法主要是分析、概括及归纳。在分析、概括的过程中，假说方法的运用十分重要。可以说，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历史的过程就是不断运用假说方法的过程。

通过理论学习与工作思考，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中“假说”的运用》（《光明日报》1983年2月9日）。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人的认识有一个多次反复，逐步深化的辩证发展过程。一次认识就达到真理，这是不可能的。在历史科学研究中同样有这个多次反复，逐步深化的过程。因此，把历史研究中得到的初步结论视为一种假说，以待日后检验，并逐步修正，使它逐步接近真理，我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也可以说，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科学的假说方法，实质上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怎样检验历史研究中的假说能否成为真理呢？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两个办法：第一，要看以后陆续发现的史料是否继续证明已经提出的假说的正确性；第二，要看能否正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人们的思想理论水平提高以后仍然认为过去提出的假说是切合实际的。

我们提出的假说是从大量可靠的史料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得出的试探性的结论。虽然我们把它看成是有待验证的假说，但从作者来说，他提出这个试探性的结论总要经过认真的、深思熟虑的研究，并认为它是正确的。所以，史学工作者提出假说必须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思想；二是必须占有大量的、可靠的史料。从这一点说，我认为可以称之为“论从史出”。假说方法的确立，增强了我从事历史科学研究的信心。

黄鹏：您在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始终坚持问题导向、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可否谈谈您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心得？

茅家琦：我写了一本《郭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校补》，2001年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郭是郭廷以老师，1949年以前，他长期在中央大学历史系任教。从1930年开始，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撰写了《太平天国史事日志》，194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巨著，奠定了他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崇高地位。20世纪50年代后，年轻一代太平天国史学者大多读过这部巨著，并从中汲取营养。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它并不完备。1949年后，以罗尔纲为首的大陆学者大量发掘并整理了太平天国史料，取得丰硕的成果，使许多真相未明的问题得到澄清。郭廷以曾预计随着新史料的发掘，需待补正处尚多。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我根据1949年以后新发现的资料和新出版中外文资料对这部巨著做了一点增补工作。

在太平天国史研究方面的成果，我还要提出两部集体完成的带有总结性质的著作：《太平天国通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和《一代宗师布衣学者——罗尔纲先生传》（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太平天国通史》是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教育委员会委托我主编的一部太平天国史教材。我邀请祁龙威、郭存孝、方之光、崔之清、陆仰渊、余明侠、姜秉正、沈家荣、蒋顺兴等二十多位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合作编写。全书共三大册，一百五十多万字，广泛引用了中文和外文档案资料（包括当时已经公开出版的和尚未公开出版的），全面介绍了太平天国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各方面变化发展的历史，以及世界知名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并作出评论。

通过集体写作《太平天国通史》，我深深地体会到有两个问题无法回避。这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抗斗争，是什么原因导致它最终失败？它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起作用，起了什么作用？我认为太平天国意识形态“三误”（迷信上帝、废除私有制、反孔反儒）是导致太平天国失败的深层次思想原因。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失败是错误认识导致的必然结果。由于太平天国领导层的种种错误，起义中途失败，连一点暂时利益，农民也没有得到，它只能起到打击清王朝，削弱清朝皇帝的权力的作用。太平天国的失败也标志着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终结。但是，太平天国也推动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随着西方文化的东来，先进的中国人感到国家要富强、社会要进步，必须学习西方。我十分赞同与太平天国领导人士有过密切接触的容闳的观点，他认为太平天国使人民由梦中警觉，产生了新国家的思想。容闳所谓新国家的思想指的就是“近代化国家”的思想。《资政新篇》是中国第一次将学习西方的思想具体化为政治纲领的尝试，就像中国社会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曙光。战争以后，人民觉醒，中央权力衰弱，督抚权力扩张，进而出现留学生与革命党人、新军、绅商，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政局的发展。这是我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又一特点，即重视梳理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关系。

《一代宗师布衣学者——罗尔纲先生传》是一部总结罗尔纲在研究太平天国史方面杰出贡献的著作。在这部书中，我提出：20世纪50—70年代，海外出现了一个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高潮，太平天国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西欧、北美、日本及澳大利亚都出现了不少著名的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家。对比了国外太平天国史研究成果与国内罗尔纲等人的研究后，我认为，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他们都作出有益的贡献，但从整体上看，在全球太平天国史研究中，作出最大贡献的学者当属罗尔纲和简又文。从考证的功力而言，罗尔纲又比简又文更胜一筹。从史料搜集、整理的广度，到辨伪、校勘、考证的精度，再到经验教训分析的深度，罗尔纲都居于领先地位。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朋友们都是在罗尔纲的亲切教导和培养下成长的。不论亲授还是私淑，罗尔纲都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共同的感受是：我们不仅在学术上得到罗师的教益，在如何“做人”问题上，也得到罗师的教益。罗师一生淡泊名利，对学术专心致志；宽厚待人，对朋友忠信笃敬；奖掖后学，对青年热情鼓励，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道德、文章两方面，罗师都是我们这一辈的学习榜样，因此我们尊称他为“一代宗师”。

罗尔纲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代宗师，并不意味着他不受时代的局限。我个人认为，评价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该书是在扎实的史实考证基础上完成的，但对于史事的理论分析方面尚有不足之处。罗尔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信仰马克思主义，我认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是真诚的，原因有三。第一，从青年时代开始，他就同情劳动人民，追求进步，拥护革命。第二，他接受了唯物史观。更为重要的是第三点，即他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气象一新，政治清明，社会风气良好；他自己的专业学问得到政府重视，工作条件及生活条件都满足他学术研究的需要。这一切使他相信中国共产党政策和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因此，他热情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由于所处时代的影响与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罗尔纲与诸多专家学者（包括我本人在内）一样，教条化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具体问题的表述去评判纷繁复杂的历史，因此出现了简单化和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现象。这些现象在对太平天国历史作用、各项政策措施的评价中均有体现。“文革”结束后，理论界拨乱反正，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就要坚持实事求是。这为罗尔纲修正自己在理论分析上教条化、简单化的倾向提供了客观环境。罗尔纲是一位善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学者，但这时他已届耄耋之年，尽管他在具体问题上修正了自己以往的观点，但由于受到精力、思维能力等主观方面的限制，已不可能在宏观理论方面作出重大修订，因此人们可以看到一代宗师在他的著作中留下的时代烙印。

四、拓展研究领域，深化史学理论思考

黄鹏：20世纪80年代开始，您转向研究中国区域社会近代化问题和当代台湾地区研究。同时，您强调历史研究要关照现实，表现出独特的现实眼光，请您谈谈相关研究历程。

茅家琦：在研究太平天国历史过程中，我发现一个重要问题：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包括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在内，并没有将中国社会推向近代化。2010年，我发表了一篇论文《晚清以降社会长期落后的症结》就是阐述这个问题。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江下游地区几个城市才出现近代化的变化。60年代以后，台湾地区出现了“经济起飞”。这种现象促使我将历史研究的对象转向中国社会近代化问题。

长期以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内，人们往往把重点放在“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和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过程。这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两个过程”并没有涵盖“国情”的全部内容。要了解中国近代的“国情”，还必须研究：从1840年到1949年，这110年中，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变化的过程怎样，变化的程度如何，从这些变化中可以得到哪些有益的启示？这些问题概括为一点，就是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本着这个认识，20世纪80年代，我对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一个方面——城市近代化的轨迹进行了探索，与林刚、万灵、周忍伟、周洁、张守广等几位青年学者合作完成了《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1993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研究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史时，我发现历史人物的思想对社会近代化进程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当年张之洞同时委托张謇和陆润庠两人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发展近代工业，结果却大不一样。这样的现象引起我的思考——如何认识思想在推动社会近代化方面的作用。我特别高度评价张謇。张謇在南通地区推动近代工业、近代农业以及城市建设的认识，取得了实践上的成功，至今仍然是人们珍视的历史财富。我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创造历史业绩的人生论、认识论根源，二是导致重大决策失误的人生论、认识论根源。张謇创办的大生企业集团为南通地区的近代化事业提供资金保障，但最终因经营失误，被上海银行集团接管。原因何在？我认为有两点认识论方面的原因值得考虑：一是孟子的“大丈夫”理论造成张謇思想方法上的“一意孤行”，二是深层次的“域外知识”准备不足。

20世纪50年代以后，台湾地区经济恢复和发展比较快，从“经济起飞”发展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这引起我的研究兴趣。那时，感谢陈红民等研究生朋友对我的支持，我们合作写了一部《台湾30年（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了这本书。不久，我们又合作撰写了《80年代的台湾（1980—198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台湾地区经济为何能够迅速恢复和发展？我发现，这与当地正确的经济政策思想有密切关系。之后，我利用《蒋经国先生全集》撰写了《蒋经国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变》（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在准确度、深度和广度上下了点功夫。

在台湾地区研究中，我又从思想文化角度，分析了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情结，写了一篇文章《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与台湾居民的文化情结》，刊载在中国史学会、全国台湾研究会主编的《台湾史研究论集》（华艺出版社1994年版）。这篇文章主要写了两个问题。一是除不到2%的原住民外，台湾民众或迟或早都是从大陆移居过去的人士及其后代，中华传统文化是他们的思想、信仰、精神、礼义、习俗等方面的基础和依据。二是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信仰使海峡两岸形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文化情结。

黄鹏：您主张学习与研究历史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需要前后联系起来考察，能否谈谈您对国民党百年历史的相关研究与理论思考。

茅家琦：在进行台湾地区研究时，我感到，欲了解两岸关系和台湾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必须有一部研究百年中国国民党历史的书籍。当时已经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历史方面的书籍都只写到1949年。为弥补这个缺陷，我与几位学友合作撰写了一部《百年沧桑：中国国民党史》，2005年由鹭江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我认为，要从政党是否推动国家社会进步的角度考虑它的功过是非，并从主客体两方面探讨了国家社会进步的标准问题。

黄鹏：鉴于您谈到评价标准问题，请您谈谈研究历史需不需要指导思想？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有无标准可循呢？

茅家琦：历史学家研究问题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从什么角度进行研究，用什么标准判断历史人物的功过、历史事件的是非、思想理论的正误。这些方法、角度、标准就是指导思想。研究具体历史问题的指导思想明确后，就可以有针对性地阅读资料，加强自己的实证功夫，也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深入思考问题，提高自己的思辨能力。针对不同的研究课题、不同的研究目的，应有不同的指导思想，因此，指导思想是多层次的、多元的。但是，任何指导思想都必须服从于一个基本原则，也就是实事求是。它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精神。以实事求是原则研究历史就是要言之有据，言之成理，用史料反映历史本来面目，揭示历史真理。

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活动是多方面的；二是历史学家评价历史人物的角度也是多方面的。从不同角度观察历史人物的不同方面，结论当然不同。因此，需要一个评价历史人物的指导思想，亦即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我个人以为，这个标准应该是这位历史人物在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对社会所起的作用，是起积极、正面的作用，还是起消极、负面的作用。具体地说，一个历史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衡量。第一，是否有利于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二，是否有利于人类自身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及包括思想道德、伦理情操在内的人文精神的提高；第三，是否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第四，是否有利于保护和发展社会的载体——自然环境。我个人以为，以上四个方面是不同的质，不同的质是不能相互比较、相互冲抵的。历史学家评论历史人物的任务，主要是客观地衡量他在哪些方面推动了历史前进，起了多大作用，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以及有哪些精神值得弘扬。

五、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提出“思想合力构铸历史”

黄鹏：在太平天国史研究、社会近代化研究与当代台湾研究的过程中，您逐渐认识到人的思想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同时，您作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以下简称《丛书》）副主编兼终审小组召集人，请您谈谈参与这项工作对您的启示。

茅家琦：我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界普遍认为，在中国，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是农民革命又“总是”失败，被当做“改朝换代”的工具，进而形成一条“历史周期律”。通过思考，我发现所谓的“真正动力”与“历史周期律”间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这一直困惑着我。

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的指导下，我参加了《丛书》编写工作，任副主编。匡亚明在写给《丛书》的总序中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在阅读《丛书》稿件的过程中，我将一些内容与中国历史的实际相联系，逐步体会到匡亚明上述论点是很深刻的，也解决了我长期以来的困惑。我的看法是，在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是中国历史发展最深层次的“动力”，也是形成中国皇帝专制社会发展特有的“历史周期律”的最深层次的原因。用更明确的语言表达，我的观点就是“思想合力构铸历史”。

为了进一步理清问题，我对“思想合力构铸历史”的观点，做了三点说明。第一，“思想”不等于人的“大脑”，而是大脑的产物。思想系统化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更成为一种“客观存在”。“思想合力构铸历史”中所说的“思想”就是被历史人物所接受并用于创造历史的“社会意识形态”。第二，“思想合力构铸历史”的过程中，有四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构铸历史的思想（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形态）、构铸历史的主体（包括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构铸历史的方式（包括和平改革和武装斗争）和最后构铸而成的历史实际。第三，在一定的社会里，同时存在的思想不只一种，而是有多种不同的思想。多种不同的思想共同主导着创造历史的各类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各种思想相互碰撞、相互融合，最终，某一种思想（多数的情况下是几种思想的融合）构铸了一定的历史实际。因此，我特别指出：准确地说，是“思想合力”构铸历史，而不能简单地说“思想”构铸历史。

《丛书》出齐以后，我又联系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一步思考两个问题：思想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在历史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思考的过程，大体经过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肯定人文精神与历史发展有巨大关系；第二阶段，肯定人文精神与思辨精神两者都与历史发展有巨大关系；第三阶段，形成一种理念——“思想合力构铸历史”。在这个思考过程中，我先后写了三本书——《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桑榆读史笔记——认识论、人生论与中国近代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及《历史与思想论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在《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一书中，我将思想文化的内容限制在“人文精神”方面，因此，这本书的内容实际是弘扬人文精神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桑榆读史笔记——认识论、人生论与中国近代史》中，我从人生论和认识论两个方面论述思想和历史发展的关系，重点则在论述认识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历史与思想论集》收录了我在编写《丛书》以后的读书心得，也是我读史70年的最终小结。我不过是在前辈学者成就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系统化、稍有发展——提出“思想合力构铸历史”而已！

黄鹏：根据您提出的“思想合力构铸历史”的观点，请您谈谈对历史上出现的不同史学流派的看法。

茅家琦：在“思想合力构铸历史”的史学研究中，研究人员对具有不同思想的、创造历史的主体及创造历史的不同方式存在着不同的史学观点，从而形成不同的史学流派，对历史发展实际也就作了各种不同的解读。学者们从不同的思想角度出发，研究某一种思想力量，而不是研究各种思想的合力的历史作用，从而得出结论。这样，历史学在“真实”的取舍和“价值”的判断两方面都存在着分歧，甚至是严重的分歧。这也是在历史学研究中先后出现了“传统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的根本原因。各家都认为自己在追求“历史的真实”、阐述“历史的价值”，实际上都带有相对真理的性质。因此，在史学研究中允许各种学说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是非常重要的。

黄鹏：您在历史研究中主张文史哲三结合，并进行了“咏史诗”的创作尝试，请您介绍一下其中的想法。

茅家琦：历史研究的主要特点是：研究对象（问题）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要阅读有关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材料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古汉语和外语水平；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历史作用，则必须依靠哲学——运用各种思辨方法，形成观点；表达观点的文章体裁，一般是长篇大论式的“科学论文”。如果以“诗”的形式表达，那就是“咏史诗”，它是读书笔记的一种形式，特点就是文史哲三结合，或者说是文史哲三者打通的一种形式。我主张从人文精神的角度衡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功过是非，人文精神内涵就是：尊重自己的人格尊严和人生价值；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和人生价值。有时我又加上一句：尊重人民群众的人格尊严和人生价值。

几十年来我写了多首咏史诗，集中起来定名为《南雍咏史》，2017年承南京出版社盛情出版。我写咏史诗是为了表达个人的思想观点，此处介绍一下我关于近代启蒙思想六大家（龚自珍、魏源、洪仁玕、严复、梁启超、陈独秀）的咏史诗及背后的思考，恳请读者指正。

我的其中一首诗写道：“开智启蒙六大家，百年培育富强花。思潮澎湃藏威力，莫把箴言当老鸦。”历来的说法是，五四时期，陈独秀提倡“科学与民主”，发动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始。我对此产生疑问。我个人认为，需要从“历史发展”和“树与森林相互联系”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此，近代思想启蒙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揭露传统思想导致人民群众懵懂无知，阻碍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介绍新思想，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而且应该有一个发展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起点，需要提早到龚自珍。龚自珍形容当时的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界，都已经成为“病梅”；社会上没有“人才”，连“才偷”“才盗”也没有。特别紧急的是如何培养“人才”？龚自珍提不出办法来，他只能寄希望于“老天爷”出人才。他呼吁：“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提出了问题——人都成了“病梅”，但是，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向“老天”呼吁。不可否认，龚自珍已经提出了需要思想启蒙的问题，但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社会需要思想启蒙，却不知如何启思想之蒙。首先提出改变人们思想的方案的学者是魏源。鸦片战争的失败刺激了魏源，也教育了魏源，他提出了启蒙的方案——“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继龚自珍以后的第二声惊雷，但是他没有提出具体的“师夷”方案。到洪仁玕，又进了一步。他提出了具体的“师夷方案”——《资政新篇》。到了严复，他更深入到人的思想改造问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开民智”问题。随后，梁启超又将“开民智”发展成为“育新民”。到陈独秀，才发展成“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

黄鹏：您曾说，总结学习历史的体会和教训，对您个人来说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请谈谈您读史的最大体会与对青年学人的期望。

茅家琦：回顾七十余年读史历程，我的最大体会是：培养实证精神、弘扬思辨功夫和提高“进化认识论”的实践能力。历史学家要想取得对历史实践比较全面的认识，必须具备宽广的知识结构和正确的思维方法，同时在思想方法上必须明确：研究中国历史，需要以中国历史实际为对象，探讨中国的“古今之变”，不能以西欧历史发展范式，演绎中国历史实际。

2017年，应《历史教学》杂志编辑部约稿，我写了《如何写好博士论文——献给青年史学家的三点意见》。论文写了三个问题：第一，在搜集、阅读史料过程中，要弘扬实证精神，弘扬前辈学者提倡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落一字空”的精神。第二，在开始写作过程中要运用“假说”的方法思考问题，不断地修正错误、坚持真理。第三，在论文完成并公开发表以后，其中若干观点也要视为“假说”，要进一步考察。历史学家所有的历史研究成果往往只是相对真理，而不是绝对真理。因此，后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超过前代学者，也就成为正常的现象。以此与青年同仁共勉。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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