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姐Xin对话 | 毛大庆：疫情下逆城市化的思考

【前言】

上周日五一劳动节

庆庆哥受邀参加一姐Xin对话直播

聊一聊“逃城行动”

那天上午他刚用7小时刷完北京三环

50公里的城市穿越后

他来到无瓦农场跟一姐连线

夕阳在林间落下

他走过一块大草坪

坐进露营的帐篷里

身后是在渐渐弥漫的夜色中升腾的篝火

一场关于“回归”的心路历程

顺应心流而来

By:   Tina叶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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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逆城市化的思考

‍本文根据5月1日一姐Xin对话庆庆哥发言整理‍

01.

多巴胺与内啡肽

悦人悦己

今天刷了北京三环，达成了跑50公里超级马拉松的新目标，我觉得这一个多月以来，只要一刷微信全是各种戾气，疫情从上海到其他城市，然后蔓延到北京，大家可能心情都不是特别好。我今天跑马拉松花了7个小时，我觉得挺好，如果这7个小时我如果没有在跑在路上，我可能会刷7个小时的微信，然后装在脑子里都是疫情，但是我今天跑完都是内啡肽，跑完之后，我跟这些戾气就告别了。

现在我在美丽的无瓦农场。五一是劳动节，大家节日要快乐，快乐就需要多巴胺或者需要内啡肽。但是这两个物质其实有着本质的区别。

我们做一些美好的事物，比方开一个很好的画展，做一个特别好的咖啡，让大家去体验一个特别美好的沉浸式的戏剧都能给人带来很多的多巴胺。农场就是创造多巴胺的，这里有美好的场景，大家来了很兴奋，小朋友在田里奔跑，大人们在烧烤，还有甜蜜的夫妻在树林里搭了温馨的帐篷，度过几天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但是内啡肽实际上是要经过一个特别痛苦的过程才能完成的事情以后，给自己的一个奖品。所以我今天用了一个特别痛苦的50公里的城市穿越，奖励我自己满满的内啡肽。

我现在尝试做一个很小的包子铺，在村子里做一些非常微观的乡村建设的实践，包括去当一个村长，体会农民、城里人、村支部书记，包括各级政府之间他们这种微妙的关系，让他们能够在一个比较良性的路上逐渐走向共识和最大公约数的利好的一条道路，我想这都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记得春节的时候跟晓兰说过，我现在特别希望告别那些膨胀的感觉，告别那些要快要大要强的事情，我想更多的做一些悦人悦己的事情。疫情这三年，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在思考我们做事情的价值，我们花时间的价值到底在哪？

很多人都在盘算我们人生的未来还有多少日子要去打理，怎么样通过打理自己，多带给别人一些美好的东西？这个悦人悦己可能变成一个不光是我自己，我们很多伙伴们，大家都希望用来人生投资的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想这也是HuanXin这个社群一堆Xin使们共同的愿望。其实做的所有的事情应该都是首先是美好的，发心是正义的是善良的。平时我们谈到的东西很少谈及谈商业，谈及地产，谈及赚钱，更多的是谈如何让一个事情能够站得住，能够有价值，能够持久，让我们自己快乐，带给别人快乐。

线上有朋友谈到刘畊宏，他在一个被封闭的家里，然后突然间成了网红。我想无论他用了什么样推广的手法，更多的是他用自己的一点能力带给很多在疫情困扰下的人们更多的多巴胺和内啡肽，我想这是他能够蹿红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可能不是为了要红不红，更多的是为了悦人悦己。

今天我们直播室的这几位村长，为什么大家会去愿意干一些看起来很繁琐，看起来很慢，看起来又不太像是能挣什么大钱的这种事情？但是看见这几个人，首先他们自己活的状态都是很阳光很积极，充满内啡肽，然后他们带的人都是多巴胺，我想这个可能是这些人的共识。

02.

接地气、朴实

不仅抗压还能治愈

我们都在寻找的一些东西，都希望找到一些接地气的、朴实的社会元素。

我一直在观察，在疫情和灾难到来的时候，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周围的很多人，谁是最能够抗压的？谁是最能抗击波动的？谁是最能够无视于社会的这种变化而能够泰然活着的？往往是那些最接地气最朴实的那些人，是吧？在村里边我感觉不到他们的焦虑，当然他们也会抱怨说经济不好，可能来旅游的人少，但是他们的日子还仍然照他们的逻辑过下去。

我前天到一个村子里去，村里的民宿基本上都被停掉了。有一个自己家房子做的农家乐，我在那吃饭。农民说他整个五一的生意都没有了。他的女儿带着孩子去医院做一个感冒的检查，结果被封闭在医院里，要在医院里过整个五一。我说怎么这么惨呢？但是老农说这很正常吧，我们在农村如果没有疫情，碰见的事情也是天天说不定的，你们城里人来做民宿，你们损失可能更更大。但是我们在村里边也就是多一口饭少一口饭，我们还会好好去种果树啊，去种菜呀。所以跟老农一聊完，我就觉得我的血压降低了，人很舒服了。

可能特别多的人都在考虑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会减少什么，原来的预期会缩水多少，当你更加踏实的站在地上，能够让自己觉得确定同时能帮助到别人，你在做这样的事业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焦虑会少很多。

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地感谢农村，他们在帮我们找回一个安静的自己，让思想、让时间、让自己那些很飘忽的灵魂，有一个比较能够安静安放的地方，疫情以后我觉得很多人会出现在农村。

我观察了周围很多高大上的人，无论是高学历的海归，牛逼轰轰的高管，还是了不得的投资人，我有一种深深的感觉，我觉得这些人可能都需要回归，早晚都得要回农村。

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我们从来没有分析过这里面多少是泡沫的构成，多少是真实的价值，可能残酷的现实会让我们去认知，我们可能很多东西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认知上，建立在一个对价值极度膨胀的观点上，我们只会接受“明天会更好”，很难接受“明天会回归”。

天天弯着腰低着头在田里劳作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个七八年，最多是把房子稍微修一修，但是他们没有我们那么焦虑，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自我治愈的事情。

我在想人总要自救，对吧？人不能等着别人来救你。自救的时候，我觉得可能首先要检讨自己，你为什么需要被救呢？你是活不下去了吗？还是你已经是到了马路上去要饭了呢？我觉得恐怕都不是吧？我们都谈不到那么悲惨的状态，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的思想出了问题。

今天我在跑步的时候一个跑友跟我说，他说你看这个北京的硬件设施多好，原来破烂烂的那些街道都变得越来越好看了，而且马路铺得平平整整。为什么这城市还有这么多问题？是我们的头脑坏了，我们的头脑的质量出了问题。所以我在想可能我们要救的是我们自己，拯救很多错误的认知。那些没有醒来的人们，我觉得或早或晚终究会醒来。

03.

疫情当下都市人新的选择趋势

第一大家变慢了。原来大家都不接受慢，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大家都不接受慢。我觉得“接受慢”是非常重要的，“慢”是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原来大家都急急忙忙要大要快要强，奥林匹克运动也一直倡导“更快更高更强”，所以每个人都不会接受“慢”，但是今天的现实让我们必须得慢下来。

第二，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原来“快”了半天，其实最终失去的是自己，“快”并没有给自己带来什么美好的生活。我觉得这固然也是因中国人的勤奋，始终觉得我们可以不要生活，我们为后人为孩子为家庭创造，但是疫情以后大家突然间发现，我们也需要有自己的一些生活，我想这些问题都是根本。

第三个事情其实是思考城市到底是不是让生活更美好？我记得上海世博会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世博会申办下来不久，我在做我的论文答辩，我答辩完了以后，我的导师同济大学著名的卢济威教授就问我“你说心里话，你认不认为城市会让生活更美好？你不要讲那些虚头巴脑的话。”我说：“像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城市，我确实没感觉到给大家带来的东西是美好的，也许文化生活和吃喝玩乐更丰富。但是我觉得人们在压力中生活的这种困扰其实会越来越多，比如房子、消费等等，花钱去放松、去成长是有限的。”

所以我在想城市建设了这么些年，有没有给我们带来生活上的更美好？我们的城市在过去的这几十年里，吸纳了大量的人口，198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十七点几，到现在的六十三点几，我们把很多人从农村搬到了城市，其实我们过往的二三十年里，国家地方的公共政策几乎很少有为乡村去考虑的，公共政策大量的都是为城市的人，但是城市人也没觉得有多美好，乡村的人当然觉得更加的被遗忘，所以大量的人在外迁城市，乡村在空心化。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觉得逃离城市这个话题它并不是个负面的话题，这个现象其实在日本在台湾东南亚都出现过，国外很多地方都出现过类似的或者正在发生类似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哲学现象，就当人们在无度的追求物质生活的时候，人们最终会发现精神生活的大量缺失，同时人们内心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因为大量的城市或者所谓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是基于对乡村的盘剥和对乡村的挤压而产生的价值。

我们中国有5.1亿的农村人口，我个人怀疑这5.1亿的农村人口，在未来的时间里已经很难大批量的可以再被城市化的可能，这个空间已经越来越小，这5.1亿的人口意味着他们大量的会永远的留在农村。

我们的二元化，城乡差别等等问题，随着经济的逐渐放缓，如何能够真正的让这样的沟壑逐渐的趋于平缓？所以这些年里我们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人在乡村做各种各样的实践，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案例，像今天跟我一起参加直播的天星村顾毓敏和培田村项惠斌，大家承载、嫁接的这条桥梁，就是帮助更多的人们能够慢慢的去实现他们回归乡村，甚至于连接乡村的这样的目的。

04.

文化与审美

乡建与乡创的价值

我们在乡村里做事情，首先它的基底是乡村，它是基于在乡村的元素上做一些微更新和微创型手术，而不是把城市移到那边去，那是非常不对的。但是我们要更新，我们要提升。

我最近在农村看项目，那些做的很好的项目，包括日本在乡村做的很多优秀的案例，他们其实是把乡村的元素吃透以后，然后用乡村的元素再加入更高级的审美的观念，用心去改善出的一个作品。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很失败的案例，就是把城市里的五星级宾馆搬到了民宿里，我觉得一点感觉都没有，要我肯定不愿意去住。所以首先要理解三农，要理解农村、农业和农民，我们要喜爱他们。

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你看班长的自在谷，自在谷是个非常有审美逻辑的地方，非常的美，建筑物、山体、村落，环境是浑然天成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我也在自在谷那儿待过一个多月，我们发现那样的一个历史环境下，有一大批自然创作的人，那个乡村是自然产生的，天人合一，做了很多跟山体和河流的关联设计，当时大家审美观念是非常强的，而且我们也说不出是哪一个规划师做出来的。当时那一批居住在那的人们是非常有文化的，有很多文人墨客，所以文房四宝有三宝出在那个地方。所以，这就是一个有文化的乡村。

非常可惜的是我们过去的这几十年，农村的文化实际上越来越被稀释，尤其是1966年以后我们的乡村变得越来越不讲文化，所以文化的淡漠，审美的缺失，是今天农村很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仔细去看乡村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建筑元素，很多的生活元素，很多他们生活里点点滴滴他们习以为常的那些他们不认为多么重要的一些东西，往往蕴含着中国农村的那些审美和那些我们觉得特别美的那些元素。

但这些元素其实已经被淹没在那些非常粗陋的建筑、生活、卫生等等这些问题的下面。所以我们到乡村去，一方面是不断的在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挖掘他们里边那些非常好的审美的元素，再重新去生发出那些有价值的新的审美的产品。

我们所谓的乡建、乡创其实都是基于乡，然后才能够建，才能够创。所以我想用一双洞察力更强的审美的眼睛，去发现那些乡村乡土和农民他们原本应该有的非常朴实的美。

05.

体系化与法制化先行

慢就是快

我们通过这一年多的实践，发现要多方共同的努力才能完成这样一个工作。我们在北京的实践地方政府其实起了很大的作用，政府需要做真实的研究：如何才能够让城市的人们那种逆城市化的需求，能够在一条平稳的平坦的高速公路上行驶。地方政府搭建修建基础设施和高速公路，这个高速公路不是指物理上的高速公路，更多的是政策上的高速公路，在这样的高速公路的状态下，我们这些人或许能够做的事情是真正的连接城里的人们和乡村的人们，这里需要一个整体解决方案，如果只是开发几个民宿，大家玩一玩，我觉得其实大可不必这么费劲。

所以我们在这次招募主理人的策划里，我们的团队其实是希望我们真实的在农村里边，在政府的高速公路建设的前提下，我们搭建一个由农民、村集体合作组织，运营公司和我们这一个个具有乡村梦想的城市人，这四者之间有机的、合法的、长期有效的、稳定的逻辑关系。我觉得这可能是对一个乡村建设能够长治久安，未来能够长期发展真实的一个贡献。我们也可以实现更多的人们从城市迈向乡村或者跟乡村携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稳定的连接，这其实是一个社会学的研究课题，我也挺有兴趣看到它的形成。

农民也是一个很复杂的群体，他们需要城里人的帮助和反哺，同时他们也是一个非常物质和非常懂得把价值变现的一个群体，所以我们不应该把他们视作再一次盘剥的对象，应该把他们视作合作伙伴，帮助他们增值。

同时，投资人、主理人也能够通过这样的行为获得他们需要的乡村美好生活以及他们能够获得的经济价值。另外一方面，我们村集体合作组织的建立，可能是未来中国乡村走向现代治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这一点南方富裕地区比北方做得要好，比如江浙、福建及成渝地区的农村。我们也希望把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带到北京的农村来。实际上大的经济容量的城市对周围农村的辐射力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这个没有释放出来的前提，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高速公路和系统价值没有完全的建好。

我自己做了一些民宿的实践以后，想法其实是非常朴实的，我希望跟乡村发生关联，希望在那儿找到我自己希望的田园的美好，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这一代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共同的一些愿望。同时我也希望能够看到我们做这些事情以后，能够帮助农民们和乡村的干部们，他们能够真实的理解未来的中国农村的体系化建设和法制化建设系统，我想这个也是我们需要不断去帮助他们的。

所以在招募主理人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在疫情之后，有一大批的从事各种各样的知识工作的人们，无论是作家、画家、摄影师、策展人、剧作者们还是一些科技工作者，他们实际上都有共同的愿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经济能力下，都希望跟乡村发生一定的关联，包括今天来无瓦营地的这些人，他们其实也是来找乡村的感受。我们的平台就是帮助他们在一个更加省心省事的状态下，去完成这样的一个过程。

疫情带给大家慢生活的需要，慢生活的节奏可能真正的都在中国的乡村。乡村是赋能给大家慢生活的一个很好的地方。为什么我们不想搞大开发？为什么我们不想搞整体性的运作？因为我们需要一个一个带有乡村梦想的主理人，在平台上去连接去支出他们乡村的梦想。这些人都是内容创作者，一个人是完不成这样一个工作的，我有再大的本事，我也只能创作一点点的内容，但是这帮人一起来，我想他们创作的力量将会是无限的。

我们不太想做的太快。这个事情我们希望慢慢做一个绣花活。首先我自己要先进去，我要整个去体验一下，整个走完了我才能够开始做后面的事情。

最近我又做了一个，在“开门见山”边上，这个就更有意思了，是一个清末的老房子，我们改建后大家都很喜欢，然后我们就开始梳理这个过程中的问题，要把农民、村集体合作组织，运营公司和主理人四者之间的关系，落在一个很具象的合同和受法律保护的框架下。这在今天的农村是没有现成的模板的。

我们比较幸运的是我们平谷区区政府的领导好几个是从南方来的，他们在南方都非常熟练的做过民宿，所以他们也知道乡村振兴里的一些问题，我们的区委书记、区长在过往的这一年里，都在大力的研究区里怎么从法制化管理的角度和服务的角度来做配套，今年年初出了一个在北京乡村的历史上很有纪念性的一个重要的法制化文件，把它非常详细的一条一条的落在了文字上。也就是说无论是投资人还是个人，无论是平台还是组织，在乡村做这样的项目的时候，应该把它纳入在一个什么逻辑和框架下，每个部门应该配合大家去做什么，写得非常的详细。

在这个文件指导下我们开始着手研究做整村域的民宿，我们希望一批人形成一个社群，一起进到村子里来。一方面帮助农村的多元化内容建设的成长，一方面也让更多的人能够实现他们乡村的理想，同时让他们省很多的事儿，不会太麻烦去做那些流程。

在我们推导推演这个过程的时候发现，村集体合作组织、农民、平台运营公司和主理人，大家应该把各自责任、义务、应当承担的风险，全部梳理到一个合理的框架下。这个框架应该跟刚才我前面谈到的政府的那个流程性的文件要完全咬合，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流转与利用。

这个工作确实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事情，原本我们想的很简单。把大家找来，我们房子已经弄好了，村子里50个民宅都数据化掉了，工作就可以推进了。但实际上你发现这里面还有很多制度性的漏洞。

刚才laopan问数据化工作指的是什么。这是个很细致的工作。因为要在一个400多户人的村庄里，对50多个空心宅进行每一户的勘察和数据化，比如说一块地有多大，四角坐标是什么样的，这个房子是什么时代的，它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新旧程度？前面的景观遮挡，入户道路，房子能够出多少面积，未来能够做出多少生活空间等等，这些都需要把它一户一户地落在数据化上。

有了这个数据库，我们招募主理人的时候才能够核算的非常清楚，包括我们看到了每个院子的新旧的程度，以及它的破旧的状态，我们还要帮助主理人来估算出他们要花多少钱来进行这样一个院子的改造和提升等等，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要做得很细致的工作。

所以我们前面很“慢”，无论多少人来找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进村，我们都把它稍微的放缓了，我们希望把这些制度、文件、流程全部都跑通，然后大家再安心的进来。这些内容创作者们进到农村以后，我觉得我长期的运营可能更多的是让这些内容创作者们能够释放他们的价值。

我现在并不能说这个事情我们做成功了，还远远没有成功，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看见了一些路和一些方向，而且我觉得这应该是对的。我们想把它做得扎实一点慢一点，这可能是我们在乡建领域里的一点贡献。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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