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今年是北大国发院（前身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英文简称CCER）成立三十周年。国发院走到今天，能在教学、科研、智库等领域有所成就，对社会进步有所贡献，离不开一代代师生校友的开拓进取，风雨兼程，以及各界的呵护与鼎力支持。值此30周年之际，我们特别启动“我与北大国发院（或我与CCER）主题征文，欢迎师生校友和各界伙伴不吝赐稿，通过您的文字，让更多人一起记住和回味那不该泛黄的岁月。本文为北大国发院联合创始教授张维迎老师的回忆文章。他说：我从个人角度写写它的诞生过程，不仅是为了纪念过去，也是希望国发院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缘

张维迎教授著作《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的英文版“Re-Understanding

1994年，林毅夫、易纲、张维迎、海闻、张帆、余明德等六位学者在北大未名湖畔种下一颗学术报国的种子，成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英文简称CCER）。图注：1995年春，经济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张帆、易纲、林毅夫、哈佛大学教授帕金斯夫妇、海闻、余明德、张维迎。在北京大学和各界的亲切关怀及鼎力支持下，这颗种子不仅顺利地破土而出，而且持续30年茁壮成长，在教学、科研、智库等多个领域频频书写传奇。国发院的这30年，时值全球化波澜起伏的30年、中国改革开放惊心动魄的30年。同时也是中外不同群体理念碰撞交织的30年，国企、民企、外企竞速与竞合的30年。朗润园承泽园回首这30年，就国发院而言，如何以学术之力赋能国家发展与国际交流？如何把握浪起潮涌时的机遇？如何应对疾风骤雨时的挑战？这里一定交汇着你我的故事，它是你我共同书写的传奇。回首这30年，就您个人而言，曾面临什么样的人生际遇？与国发院因何结缘？朗润园或承泽园里有哪些人、哪些事让您难以忘怀？在这庆典之年，我们诚挚地向北大国发院师生校友和各界伙伴征集【我与国发院】或【我与CCER】主题文章（可自取标题），期待您能分享与北大国发院（或您与CCER）之间那值得追忆的往事，让更多人跟随您的文字，走近那不该忘却的光荣与梦想、辛酸与泪水、信念与坚持、底线与初心。【征文要求】1、文章内容真实，谢绝虚构。2、体裁为叙事文，不推荐诗歌、戏剧、音乐、评论等其他文体。3、字数建议在2500-15000字之间。4、来稿请注明本人身份和联系方式。【其他说明】1、文章请发送至zhengwen30@nsd.pku.edu.cn，从即日起到2024年10月1日。2、文章请采用Word格式。3、文章一经选用，将由北大国发院网站或微信订阅号发布。发布前会再经本人确认。4、不能保证每篇应征文章都能原文发表。

政府债务问题是一个具有国际普遍意义的政策和学术课题。对主权抑或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研究讨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学术界里都是常见的。在我国政府债务发展历程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隐性债务占据着尤为重要的位置，也吸引了诸多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今年是我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三十周年，也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的三十周年。这是一个重新思考央地财税关系和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时刻。我们将基于相关学术研究，从地方债与企业账款、市场纪律、司法改革、财政金融政策、绿色低碳转型等多个视角，来分析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和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的重难点和新思路，与各位同仁分享和探讨。202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落实金融体制改革。运用一揽子方案全面清理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建立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将市场纪律与行政手段相结合打破隐性担保预期，将化债作为经济低碳绿色数字化转型的契机，或许可以成为重新梳理央地财税关系和有效管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重要抓手。这是地方债研讨系列的第二篇专栏文章，基于如下工作论文：Hu,

题记：2024年3月26日，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应邀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减少贸易碎片化”分论坛。本文根据林毅夫教授在分论坛上的发言整理。关于贸易碎片化和全球化的问题，作为学者，我想谈三点看法。一、去全球化、贸易碎片化的真正成因众所周知，贸易是双赢的，贸易让每个国家都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让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更快的发展。这在理论上很清楚，在经验上也很清晰。为什么会出现去全球化、贸易碎片化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些国家内部出问题，比如失业率较高、经济增长较慢、中产阶级比重下降等，不去直面这些问题，把国际贸易当作替罪羔羊，归咎于外部产品进口冲击本国所致。其实不然。对此，我认为学界、舆论界有责任把这些问题的根源分析清楚。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如果开出的药方与问题的真正成因无关或相关度不高，这种药方既不利于自己的国家，也不利于外部世界。因此，学界、舆论界有责任把各个国家国内问题的原因讲清楚，这样才能够帮助国家解决问题。二、为什么会涌现新的区域合作安排虽然在WTO框架之下，各国对贸易自由化有共识，但每个国家的具体立场经常不一样，有时甚至为了自己国家政治的需要而去阻挠有利于全球的事。比如，WTO刚刚开始成立时推动制造业贸易自由化，但农业并没有实行贸易自由化。为什么？因为发达国家的政党为了选票需要补贴国内的农民。现在有的发达国家发现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下降，就开始实施各种限制，让全球化的进程越来越困难。另外像跨境贸易本来对每个国家都有利，但有的国家为了保护国内自己的商业或者制造业而不愿意推动跨境贸易自由化。在全球一致规则不能形成的状况下，区域合作成为次优安排。因为在区域之内的这些国家发展阶段比较接近，利益也比较相近，如果能够先形成区域合作协议，至少参加区域合作协议的每个国家都有利。并且，如果形成的是开放的区域合作协议，区域内每个成员国协同一致把经济发展好，同时也开放给区域外的国家，那么在全球一致的WTO新规则不能形成之前，先形成区域合作，也值得鼓励。三、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要更积极地团结合作虽然贸易是双赢的，但小国从贸易中得到的好处比大国要大很多。发展中国家多数是小国，发达国家大多是大国，在贸易中，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好处大，发达国家得到的好处小。反之，如果减少贸易，甚至不贸易，大国受损较小，小国受损较大。因此，如果是一对一的谈判，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然而，现在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00年之前，七国集团的经济比重占到世界的一半，其他国家的总量只占另一半；现在不同了，七国集团的GDP只占世界的30%，其他国家的总量占世界的70%。现在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团结一致，则经济体量远大于发达国家。这种状态之下，如果发达国家不和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发达国家的损失就大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全球化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应该团结一致，继续推动在WTO规则下的国际贸易体系。尽管有困难，但只要能团结一致，这个目标仍然有可能实现。整理：白尧

2024年4月6日，泰王国玛哈·扎克里·诗琳通公主殿下一行到访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郝平，北京大学校长龚旗煌在临湖轩会见公主一行。与会人员合影泰国驻华大使韩灿才等陪同公主代表团来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亚非司大使、中国驻泰国前大使吕健，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等出席相关活动。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务长王博，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宁琦，党委常委、副校长方方，北大附中校长马玉国参加活动。郝平热情欢迎诗琳通公主的来访。他回顾了诗琳通公主在北大的求学经历，并表示，公主作为北京大学的杰出校友，始终关心支持着母校的发展建设，这份跨越20余年的深情厚谊已成为双方共同珍视的宝贵财富。郝平指出，诗琳通公主是中泰世代友好的见证者，也是中泰友好的杰出使者。在过去40余年里，公主多次来到中国访问参观，深入学习中国文化，并持续向泰国民众介绍中国，为增进中泰人民互相理解、深化两国友谊做出了卓越贡献。龚旗煌感谢诗琳通公主长期以来对北大的关爱和支持。龚旗煌介绍了2023年6月与公主在曼谷会面以来北大的新发展、新规划，特别是新工科和交叉学科方面的发展。他指出，在公主的倡导与关心下，北大与泰国各伙伴高校在中泰语言文化、医学、生物、化学、工程等各领域进行了深入交流，取得了丰硕成果。他欢迎诗琳通公主亲身感受北大校园的种种新气象，并就深化北京大学与泰国各界的友好合作给予更多指导。诗琳通公主感谢北京大学的热情接待，并回忆了2001年在北京大学研学时的难忘点滴。她指出，泰中友好绵延千年，两国人民情同手足。近年来，泰中两国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和交流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泰国各大中小学已经普遍开设了汉语教学课程，中国学生赴泰学习的选择也更加多元。她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泰国学生来到北大以及中国的其他学校学习，在科技、工程、职业教育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当天下午，诗琳通公主一行来到北大国发院和南南学院所在的承泽园，特别参观了南南师生们学习和活动的场所并了解相关情况。“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致力于分享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治国理政经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培养政府管理高端人才”。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带领来宾参观了南南学院图片展，并向诗琳通公主介绍了国发院、南南学院的成立背景和发展历程。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雷晓燕陪同做相关介绍。林毅夫教授迎接诗琳通公主雷晓燕教授向诗琳通公主介绍承泽园的历史诗琳通公主参观国家发展研究院、南南学院图片展在参观过程中，诗琳通公主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不时记录。国发院本科生在江西、陕西、云南的经济学社会实践调研报告，尤其得到诗琳通公主关注，她驻足在调研报告前询问了详细情况。林毅夫与公主一行还就新结构经济学问题进行了交流，双方亲切互赠礼物。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等陪同参加活动。诗通琳公主与林毅夫教授互赠礼物诗琳通公主参观国发院的学术科研成果展合影留念当日行程中，诗琳通公主一行还参访了北大智能学院和北大附小。诗琳通公主热爱中国文化，在过去的42年里曾50多次访问中国。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她“友谊勋章”，感谢她为促进中泰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以及为推动中泰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做出的积极贡献。2019年，诗琳通公主获颁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此次为诗琳通公主第19次访问北京大学。诗琳通公主曾于2001年在北京大学研修中国语言文化，并获得北大颁发的名誉博士学位。自那时起，公主多次到访北京大学并持续带来新的合作愿景。20余年间，北京大学与泰国学校及科研院所在诸多领域建立起广泛的合作关系，并取得了累累硕果。站在新的起点上，北京大学将进一步深化与泰国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努力为“中泰手足情，绵延千秋好”贡献北大力量。（根据北京大学新闻网、北大国发院、北大南南学院信息综合报道）关于北大南南学院2015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宣布中国将成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2016年4月南南学院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同年9月开始招收首批硕博国际学员。南南学院的宗旨是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国家发展研究机构、最具潜力的高端人才培养基地和最具活力的全球治理交流平台，分享国家发展知识，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2017年7月首届硕士学员毕业，习近平回信鼓励学员学以致用。2021年7月南南学院成立五周年，习近平发来贺信，赞扬学院在分享治国理政经验、培养政府管理高端人才方面的贡献，并希望学院继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迄今南南学院已招收来自73个国家的422名学员，其中博士235名、硕士151人、副部级及以上学员28人，已毕业学员共计245名。关于北大国发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是北京大学的一个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性学院，前身是林毅夫等六位海归经济学博士于1994年创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英文简称CCER）。随着更多学者的加入及教学、科研、智库等领域的拓展，CCER在2008年整体升级为国家发展研究院（简称北大国发院）。北大国发院在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人口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拥有国内外众多知名学者，学院秉承北大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学风，高度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致力于学术与现实的结合，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进步，是北大构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北京大学新闻网、北大国发院、北大南南学院信息综合报道）

政府债务问题是一个具有国际普遍意义的政策和学术课题。对主权抑或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研究讨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学术界里都是常见的。在我国政府债务发展历程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隐性债务占据着尤为重要的位置，也吸引了诸多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今年是我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三十周年，也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的三十周年。这是一个重新思考央地财税关系和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时刻。我们将基于相关学术研究，从地方债与企业账款、市场纪律、司法改革、财政金融政策、绿色低碳转型等多个视角，来分析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和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的重难点和新思路，与各位同仁分享和探讨。202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落实金融体制改革。运用一揽子方案全面清理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建立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将市场纪律与行政手段相结合打破隐性担保预期，将化债作为经济低碳绿色数字化转型的契机，或许可以成为重新梳理央地财税关系和有效管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重要抓手。这是地方债研讨系列的第一篇专栏文章，基于如下工作论文：Hu,

Zhao)（通讯作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经济史和劳动经济学。其研究主要关注历史事件对人力资本积累和偏好的影响。原文信息：Zhang,

Wharf），以创新、技术管理、逻辑分析、创业精神为特点并以此著称，其教授在前沿领域的研究能力位居英国前列；学生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多元化背景也是其优势之一。扫码了解此项目报名信息

题记：2023-2024年，北大国发院与网易财经、抖音一起联合推出了系列深度专访：中国经济新动能。本文根据对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老师的专访整理。如何理解开放与改革的关系？改革开放的序幕在中华大地徐徐拉开，从1978年至今已走过40多年的历程。有些人一听到“改革开放”这个词就认为改革和开放是同时进行的，事实上我们的开放要早于改革——开放真正的起点是1972年，不是1978年。早在1971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秘密访华，与中方携手促成了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了为期7天的访问，中美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结束了两国长期隔绝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1972年，我还在上小学，但是我们的小学到了晚上就变成了一个夜校，像我父亲那样的人就会来学校学英语。整个社会很明显地发生了变化。中国也开始走向世界，还会送小留学生出去留学，像我们现在知道的很多名人都是在那个时代被送出去的。中国当时打开国门，与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中美两国重新走近，源于一个共同的对手：前苏联。当然，中国选择开放，尤其是中美恢复和扩大交往，未必都是源于前苏联的压力，还有美国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当然这一切并非像春夏秋冬的更替一样自然发生，也有一定的偶然性。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的开放才走上了正轨。从此，中国的改革与开放同频共振。中国早期的开放始于国家层面、政府层面，因为民间不太可能没有政府允许而去独自开放。因此，开放是有序推进的，并非一下子全部放开。为什么中国的开放比较成功？研究过发展经济学的人不难发现一个现实——开放本身未必能促进经济增长。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是开放的，有些经济体开放度极高，但开放程度与进步和发达程度并不呈现正比例关系，有不少国家一直很开放却又一直很落后。开放能够成功的前提之一，是必须具备一定的工业基础，同时国民要有一定的受教育水平。否则一开放，所有的东西都依赖国外，连优秀的工人都没有，制造的产品没有一样拥有质优价廉的优势，其开放不太可能成功。中国在开放之前已经开展了三十多年的工业化。再往前推，从1860年的洋务运动开始，就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开放所带来的外来资本、技术、文化等等，只有能够和本国原来的这些要素、基础组合，才能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正因为此，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评价开放带来的实际价值会更好。大国与小国的开放有何不同？中国的开放不是一下就打开了、什么都可以做，而是有步骤、有管理地开放。回顾中国这四十多年的开放历程和节奏，可以看出，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的开放是一种管理的开放。一开始是欢迎外资，以此为突破口建立经济特区，在特区里做一些实验。在汇率、资本的流动方面，开放一直是逐步推进的过程。1994年，中国实行人民币汇率的并轨，从1978年开始算起，等了16年的时间。至今，我们的资本账户也没有完全开放。当然，中国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中国有一个自主权很高的政府，对经济发展也不断形成自己的理解和章法；另一方面是中国本身是一个大国，回旋余地大。如果中国是一个弹丸小国可能就没有办法逐步开放。很多小国一旦遇到经济困难，需要国际机构或大国的援助，往往就不得不接受援助套餐里的前提条件，其中之一就是这些小国必须开放。所以小国往往是被迫开放，而且是一次性开放，因为根本没有分地区、分步骤开放的空间。一个国家应该在管理开放方面做大量的工作，哪些领域可以先开放、哪些区域有必要先开放、哪些领域要谨慎开放，这是非常重要的，也非常考验政府的定力和智慧。如何理解全球化的进程？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发生了巨变，世界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世界格局的变化不仅与中国的巨变有关，与全球化的底层逻辑也很有关系。如果把全球化看成一个整体的事物，二战恰恰属于全球化最冷的时期，各个国家之间已经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对抗。二战本身就是要解决这个对抗，之后就进入了美苏两大阵营，两个阵营的各自成员之间因为二战形成了盟友，加深了合作，也推进了很多全球化技术与多边合作组织的发展。二战之后，全世界都被裹挟到了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的历史脉搏更加同步了，以前各个国家自己做自己的，彼此没有多少相似和相通之处。二战之后整个世界就朝着所谓的一体化方向在发展。特别是中国开放、印度开放、前苏联解体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头十年，这20年间的全球化是一个超级全球化。当全球化到达最顶点的时候，也是大家需要反思的时候。美国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考虑这一问题，只不过有很多机缘巧合，所以没有去推动。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名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就是在全球化达到最高峰时写的，所以他才那么自信，认为整个世界都要一体化了，历史要终结了。过去这十多年，整个世界开始收缩了，这可能也是历史的脉动之一。我不想用“逆全球化”这个词来形容，打个比方，这种现象就像一年四季，有春天、夏天、秋天，现在可能来到了冬天。农作的时候，冬天大家要处理一些日常工作，计划一下明年该干什么。冬天之后，又一个新的春天就要到来了，所以世界各个国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都在反思全球化。欧洲和美国主要聚焦两大问题，一是再工业化；二是移民问题。相对而言，可能移民问题是个更大的问题。我们都以为再工业化是由美国造成的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引起的，但是若把它放到一个历史的背景中去看，恐怕再工业化是迟早要发生的。就像奥巴马提出过“Buy

题记：2024年3月13日，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第68期“两会解读之中国经济的压力与动力”暨北大国发院30周年庆启动会在承泽园举办。本文根据北大博雅讲席教授、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在报告会上的主题演讲整理。非常高兴参加今年的两会解读报告会。今年对国家发展研究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我们正好成立30周年，30年前成立时名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8年改名国家发展研究院。我们立下的宗旨是推动现代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理论研究，同时也作为智库提供政策咨询。30年来，国家发展研究院能够取得成绩，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主要是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更重要的则是，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当年我们这群有家国情怀的年轻人之所以要在北大成立国家发展研究院，是希望能贡献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建国之初，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持续的经济增长——从1978年年底到2023年，这45年里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9%。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任何一个国家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长。跟1978年比，我们的经济规模增加了47倍，这是一个奇迹。在这样的奇迹之下，我们应该很快能够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现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人均GDP13845美元，而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已经接近13000美元，我估计，快则到2025年，慢则到2026年，我们应该可以跨过这个门槛，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很重要的里程碑。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

另外考虑到整体健康习惯问题，我们的健康寿命远远低于生物寿命，老年人晚期的医疗费负担很重，所以要提倡一个健康老龄化，作为社会工作的重点之一来推动老年人的健康老去，减少对医保的负担。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3年，是中国经济在曲折中恢复稳定向好的一年。第一季度的“强增长”开门红，安抚了大家一段时间内的焦虑情绪，但是也调高了人们的预期；二季度数据不如预期，又让市场有些不安；但到第三季度，各项经济指数又开始恢复。前三季度，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达到5.2%；目前，虽然第四季度的各项经济数据还没有全部公布，但大家的感受与预期均比较稳定。综合各季度经济数据，2023年全国GDP增速保持在5%-5.5%之间几无悬念。基本可以确定将会完成年初定下的目标。这一成绩有利于稳定市场的信心，也为2024年中国经济的进一步稳定增长打下基础。虽然结果符合大家的预期，但是过程却是充满波浪起伏的。2023年的市场，受到了内外部多重因素的影响。外部，全球经济下行，需求量整体降低、市场情绪起伏不定；新科技变革日新月异，对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带来更多挑战。内部，地方债务问题更加凸显、房地产仍未触底、扩大投资与消费的压力均较大，由于处在市场调整期，所以一些企业和普通人个体可能没有感受到明显的增长。不过也无需太过担心，因为即便面临重重困难，中国仍然是2023年世界各国经济表现中最亮眼的国家之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出台的一系列限制措施，没能拦住中国企业的发展，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转正；1月至9月，中国汽车出口340万辆，出口量已超过日本和德国；拼多多、希音（SHEIN）等出海企业也发展迅猛……2023年，国家的政策调整、企业的恢复可以说都非常有力，但是由于一些政策和生产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效果，所以我预计，2024年，中国经济可能在下半年重新回归向上周期，进一步复苏。地方财政困难亟待缓解2023年，是地方财政严重承压的一年。房地产土地市场的持续低迷，令很多地方财政收入放缓，年内，多地遭遇暴雨、洪涝、台风等极端天气灾害，地方灾后恢复重建任务较重，加上历史上积累的债务包袱，想要增加投资、扩大生产，面临着不小的挑战。为帮助地方政府解困，2023年10月2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国务院增发国债和2023年中央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明确了中央财政将在四季度增发2023年国债1万亿元，作为特别国债管理。增发的国债全部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安排给地方，全国财政赤字将由38800亿元增加到48800亿元，预计赤字率由3%提高到3.8%左右。同时，根据国务院部署和有关工作安排，还提前下达了2024年度部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额度。虽然截至12月发稿，官方尚未公开2024年提前下达新增债务限额具体数据，但按照人大授权提前下达的新增债务限额设定的60%红线来看，提前下达新增债务预计约2.7万亿元。增发的万亿国债，对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促进中国经济的向好发展有重要作用。首先，从上述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可以看出，中央对于稳定经济的决心非常大，这些举措对地方化解债务风险，进一步提升效能、扩大投资、保障和改善民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改变了过去一些时期，由于政策偏紧、地方债务包袱较大而导致的投资受到抑制，因为，只有解决财政困难，让地方政府正常运行，才有可能开始投资，人们对整个经济的信心才能恢复起来。2023年初，走出全球疫情大流行后的中国，经济恢复的态势还是比较好的，实际的情况恢复得也不错，大家不禁产生了一种乐观的情绪。但是进入第二季度，多项数据下降，又一度显得经济恢复未达理想预期，让人担心后劲不足。出现这种局面，我认为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过往的优异表现，让我们有些过度自信了，导致政府政策偏紧。比方房地产行业的“松绑”政策推出有所延迟；地方债的规模也限制得非常严格，导致有一段时期，地方政府只能“借新还旧”，不能获得新的资金出来搞基建，这样地方政府的投资就受到了抑制。最近几年，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大家都有所耳闻。在过去，这些地方可能不得不拿一些新筹措来的资金去保证日常的运转。但是长期这样累积下来，地方政府的赤字也就变得越来越大。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地方政府，又不能去筹措新的钱，加上土地收入、税收也有所下降，种种因素叠加起来，就让我们的经济下行压力变得很大。很快地，7月份，中央开始陆续出台一系列的重磅支持政策。第一个，就是出台规模达1.5万亿的化债资金方案。7月24日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8月28日，《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报告写明，针对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8月29日，湖南省政府常务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工作方案（送审稿）》，成为首个出台化债方案的省份。到10月中旬，全国已有湖南、内蒙古、天津、辽宁、云南、重庆、广西、青海、吉林、江西等10省份公布了特殊再融资债发行计划，用于偿还存量债务。将资金分配给财政特别困难的省市，让他们以发地方国债的方式去置换商业性债务，这对于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是非常有帮助的。随后出台的1万亿特别国债，则用来集中力量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弥补防灾减灾救灾短板，整体提升我国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另外，提前把2024年的2.7万亿地方债额度释放，允许挪到2023年来用。几个月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政策的效果正在慢慢显现，例如8月份以来，企业的盈利状况大为改善，终于止跌恢复正增长了。房地产需要一次深度调整就全国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在2023年很好地完成了年初制定的增长目标。但是在互联网上，以及实际生活中，不少企业和个人的体感却似乎没有那么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感受落差？一方面因为市场的变化需要一段时期的传导，才能在企业利润、个人收入、就业等方面体现出来；另一方面，是由中国老百姓个人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带来的“财富缩水幻觉”。一直以来，中国人对房价都有一种很“分裂”的心态。每当房价不断升高的时候，大家就会纷纷站出来抱怨“房价太高了，不能再涨了”，但是当房价开始下跌时，又会急切地呼吁“不能让房价跌，房价下跌危害很大”，而且说这话的，往往是同一个人。涨价的时候反对，降价的时候也反对，这里面，是对房地产的一个很大误区。其实，大家不要怕房价波动，更不要怕房子降价，因为只有触底，才能反弹。当房地产行业中的问题，开始在价格上表现出来了，这正是行业调整的好时机。过去几年，很多地方政府一直硬扛，坚持房子不降价，直到今天，还有些城市，一降价就被指责扰乱市场秩序；而根据房地产因城施策的政策，目前，很多城市依然在限购。这不免令人感到，我们的房地产政策总是遮遮掩掩，不明确释放信号。降价表面上看起来对有房的人不利，如果降价20%-30%，就等于个人财富缩水了20%-30%，这种感觉当然不好，但是在经济学家看来，这属于“财富的幻觉”，正是这种民意导致了人们反对房子降价。实际上，房价下降并非坏事，房地产若要回归良性发展轨道，最终要靠价格变化来调节人们的预期。以香港为例，在多次金融危机和经济下行周期中，房价都是大幅下跌的，有时近乎“腰斩”，但是过个三五年，它又会升回去，甚至更高。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最新判断是，中国房地产的供需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根本性变化”我认为就是老百姓不再把炒房作为财富增长的来源了。既然如此，房地产政策就应该回归常态，实行“中性政策”，新政策的推出，要明确地告诉大家未来往哪个方向走、具体执行起来也要透明。很多时候，中央的政策，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执行环节，还有很多细节需要改进。比如我们经常说，房地产政策今后要市场的归市场，政府只负责保障性住房。但是过往一段时间，这样的政策在实际执行中遭遇了很大难度，比如让地方政府去推动，但是征地、保障房建设也是要花钱的，有的地方财政紧张，并没有投入能力。另一方面，开发者还要担心建成后老百姓买不买。因为根据目前的规定，很多保障房是不能入市买卖的。虽然以较低价格购买了房子，但是不能再交易，在很多人看来，这钱就是白花了，还不如租房。也许保障房是否允许交易还有争议，但是完全可以实现内部的流动，比如允许价格行情小幅上涨一些，一旦有人想要改善住房条件，允许上一位购买者退出，由后来的购买者接手。至于商品房，价格的调整一定是必要的，否则大家的心态回不来。楼市和股市一样，大家都是“追涨杀跌”，当人们看到房子的实际销售量都腰斩了，价格却纹丝不动，一定会观望、会看跌，持这种心态是不会出手买房的。僵持的时间越久，对房地产恢复越不利。所以，如果想让房地产业恢复正常，允许房价顺应市场变化涨跌，趁机进行一次深度的调整是必要的，这反倒能让我们看到触底反弹的曙光。我预计，这一轮调整，房价最多下降到30%-40%就真正触底了。当购房者认为已经降无可降的时候，就会出手购买了。实际上，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没有结束，还有大量的人想要进城，从不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去，还有大量的年轻人没有房产，他们都需要住房，结构方面我们调整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扩大投资，不应区分外资内资大家都知道，若要保持经济的增长，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都很重要。2023年，经济领域热度最高的话题，例如“外资撤离中国”“消费降级”“出海”等，也都与此有关。首先是对外资减少的担忧。我认为这个说法应该纠正，我们没有必要区分外资、内资，投资应该被当做一个整体来看。所谓的外资投资，不仅包括海外企业的投资，也包括在中国国内已存在的外资企业的再投资。比如，一家外资企业在中国赚了钱，是否愿意将利润继续投入在中国，扩大生产经营。2023年的情况是，除了新进入中国的外资有所减少，也有一定比例是已经在中国落地发展多年的外资，其再投资水平下降。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在同一时段，民营企业的投资也在下降。其实所有企业都一样，“春江水暖鸭先知”，它们是最容易感受到经济温度的，一看温度不高，就不再投资了。所以想要拉动投资，一定是整体拉动，当市场热起来，不管是来自哪里的资金，自然会回来。2024年，关键是要让投资者看到未来的希望，恢复信心。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经济继续推上去，把需求打上来。这并非出台一个政策、一个文件就可以立刻实现的。例如现在国家已经把2024年的债务额度提前到2023年释放，可发债毕竟有一定的周期，要先把项目找到，把钱花出去，然后在实施阶段，如果前期投入资金不够，还要进一步到市场上去筹钱。地方政府的专项债，我们看数据很少有给足的。这就需要政府把商业性债务的接待渠道也进一步打开，只有“前门”“后门”全都打通，投资才可以通畅地流动起来。再看消费方面，2023年，“消费降级”、不敢花钱成为一些网络上年轻人的流行话题，但是从数据上看，消费的增长速度明明不慢，为什么会有这种迷思呢？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1-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5440亿元，同比增长6.9%。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46472亿元，增长7.0%。这个增速已经非常好了，只不过没有达到爆发式的增长的预期。之所以没达到爆发式的增长，是因为房地产销售，以及地方政府采购下降，这两个部分对消费的拖累是很大的。我们老说扩大需求，需求有两项，一个是消费，还有一个是投资，因为投资也是一种消费。说到经济增长的第三驾马车——出口，就不得不提2023年的外部环境。过去一年，全球经济仍处于下行期，欧美面临严重通胀压力，加上部分国家之间的军事对抗、贸易战、外交纠纷等，整体面临复苏乏力的困境。整体需求的减少，影响了中国的出口贸易，二者并非仅靠我们自己就能缓解。即便如此，很多出海的中国企业，还是成为了2023年的亮点。2023年11月29日晚间，拼多多盘中首次超越阿里巴巴成为美股市值最大中概股。而在2023年5月，在海外发展迅猛的中国时尚跨境电商品牌Shein刚完成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40亿元）的新一轮融资，估值达到660亿美元。2023年底又传出消息称已经秘密交表申请在美国上市，或将在2024年IPO。这说明，中国企业做好“出海”，还是有前途的。预计2024年，大部分欧美国家的经济依然处于微弱的收缩状态，整体需求还会比较差。所以我们的出口依然要面临巨大挑战。不过，“西方不亮东方亮”，面对变化，中国也在迅速调整着方向，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后的今天，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占我们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美国无法限制中国科技发展2023年，一些重大的科技创业，也给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2022年底，ChatGPT横空出世，引发了过去一年全球前沿科技公司的新一轮竞赛。很多中国的科技巨头企业也加入竞争行列。有人担心，如果在这一轮科技竞赛中落后，中国经济将难以赶超美国。在我看来，我们完全没必要如此紧张，中国不一定样样都要做世界第一，比如我们可能追赶不上ChatGPT，不是因为我们的技术不行，而是因为我们的语料不行，中文的内容只占到全世界互联网的1%，英语是绝大多数。大语言模型是训练出来的，训练要靠素材，素材越多，质量越高，产品才会越好。但就算不是科技第一，也不代表未来经济不能更好发展。中国在很多科技领域，依然跻身世界“头部”行列。比如近年来，美国在芯片、半导体等诸多技术领域进行了出口管制，希望能限制和打压中国。但是中国企业依然靠自己实现了技术突破。这充分说明，美国的限制是个错误，也不可能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美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逼着中国去创新。美国的这种做法，哪怕站在美国人的角度也是错的。因为今天，知识和技术已经散布在全世界，早已经不是垄断在美国本土。总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它的周期特性。虽然当前的经济周期，因为前几年的疫情全球大流行而被打乱，但终究会有触底反弹的时刻。未来的5至10年，中国经济潜力依然巨大，GDP增速保持在5%-5.5%之间并不困难，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问题。2024年，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是，先把投资与消费等需求拉上去。一旦需求打开，预计到2024年年中，中国经济将会开始进入上行周期。作者：

题记：2023年11月11日晚，北大国发院【朗润•格政】第169期在线上线下同步举行。本文根据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赵耀辉的主旨演讲整理。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哈佛大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题记：2023年11月11日晚，北大国发院【朗润•格政】第169期在线上线下同步举行。本文根据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黄炜的主旨演讲整理。我分享的一项研究是关于我国的生育成本。中国的生育成本如何？生一个孩子的成本来自何处？成本有多高？在20世纪80年代前，我国生育率一直比较高。计划生育开始实施后，生育率快速下降，一孩政策出台后，生育率继续下降。直到最近，一些鼓励生育的政策出台后，我国的生育率有所回升，但仍需进一步的提高。大家都在热议，中国的生育率为什么相对较低？我们该为此做些什么？生育成本的分类生育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育成本太高。经济学家谈成本，其实有很多不同分类。生育的机会成本在经济学中，“机会成本”指的是为了从事一项活动而不得不放弃的其他活动带来的收益。女性为了生育子女，可能必须放弃一部分事业，比如就业、加薪和晋升的机会等。男性也可能会有所放弃。经济学的文献中用“生育惩罚”来形容之，意思是在生养子女的过程中，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其实不止“生育惩罚”，生孩子后还有许多不得不放弃的东西，比如原来可以随心所欲地出门玩耍，有了孩子以后出门的机会减少。原来可以自由地支配时间，生了孩子后时间变得不那么自由。生育的直接成本目前大家所热议的“生育成本”，多为生育的直接成本，即生养子女的直接开销。这主要包括三方面：1.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作为国家首批高端智库，一直以资政启民为己任，以理性思考与公共研讨推动中国进步。公益慈善事业是整个人类构建和谐社会，提升人文关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公益慈善本身不止于善心善念，好的公益慈善事业还应该基于科学的调研、理性的决策和有效的执行。为进一步传播公益慈善精神，尤其是提升公益慈善事业的科学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团队在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联合支持下，组织开展了“中国公众捐赠研究”项目。该项目从学术研究和行业应用两个维度切入，通过全国范围抽样问卷调研、跨领域学术专家团队的交流合作、建设信息中心、举办研讨会等多种形式，系统性地了解中国公众捐赠的特点及影响因素，并将研究成果与公众共享，以推动更广泛、更高质量的公益慈善研究和参与。作为项目的重要里程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拟于2023年12月22日（星期五）举办“中国公众捐赠研究论坛”，正式首发“中国公众捐赠研究”全国范围抽样调研的数据和成果，并将邀请来自政商学界的代表以新时代下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为核心议题，探讨公益慈善事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探究行业发展的规律并展望未来，以唤起更多的社会力量，为公益慈善事业注入新的智慧和能量，推动中国乃至全球公益慈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会议时间：2023年12月22日（星期五）9:00-11:50会议地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承泽园主办单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支持单位：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09:00-09:40

2023年11月11日晚，北大国发院举办【朗润•格政】第169期，活动邀请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赵耀辉，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党委书记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雷晓燕，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黄炜，基于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引发的关注，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现代女性发展问题。本期活动由北大国发院智库和传播中心主办，国发院传播中心主任王贤青主持。以下视频全程回放，分别为赵耀辉、黄炜两位老师的主题演讲，雷晓燕教授的主题点评，以及三位老师的圆桌对话和现场听众问答。赵耀辉：女性教育与职业发展赵耀辉教授主题演讲视频赵耀辉老师介绍表示，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Claudia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2024年招生简章（港澳台）一、项目简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创办于2000年，是中国最早开设EMBA教育的项目之一。24年的积淀，我们以经济学与管理学为翼，以中国高校领军的国家高端智库独到优势，帮助企业家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提高应对商业环境变化的能力，从而精准把握商业机会。立足全球视野，扎根中国现实，“看势”“寻道”，保持和振奋旺盛的企业家精神。面向未来，用学识、能力、责任和担当为自我赋能。独一无二的北大双园北大国发院坐拥朗润园和承泽园，双园同为百年皇家园林，见证了北京大学从诞生到推动国家进步的历程，与未名湖、博雅塔等并列为北大地标。可遇不可求的思想智慧林毅夫、周其仁、张维迎、汪丁丁、姚洋、黄益平、刘国恩、徐晋涛、杨壮、胡大源、张黎、马浩、宫玉振等著名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引领前瞻的思想和智慧。遥遥领先的国家智库国发院重量级智囊人物云集，在高校智库中遥遥领先。智库中的EMBA先见国家发展之势，先谙产业变迁之律。与时俱进24年的EMBA课程北大国发院于2000年开办中国首期EMBA项目，必修课程24年精心打磨、特色课程24年与时俱进。EMBA课程架构以系统知识、文化积淀、前瞻判断、创新技术、全球视野为体系，形成了内省、远见、创新、团队、行动五大模块。全球汇聚的国发校友北大国发院同时开展本硕博、MBA、EMBA、EDP、DPS等项目教学，并承办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培养全球发展中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成员。29年积淀，政商学三界汇聚，国发人遍布全球。二、培养目标旨在培养道德良好、遵纪守法、具有较强开拓创新能力和领导能力，掌握系统的现代管理知识和国际经济、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适应国际竞争需要，具有国际经营战略头脑和总揽全局决策能力的企业家和高级职业经理人。三、培养方式学

据新华社消息，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十八届、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同志因突发心脏病于10月27日0时10分在上海逝世，享年68岁。消息传来，北大师生沉浸在深深悲痛之中。李克强是北大杰出校友。他于1978－1982年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1982－1983年在北大工作，担任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共青团中央常委；1988－1994年又回母校深造，在经济学院攻读研究生学位。他在北大本科学习期间奋发有为，成长为学生骨干，在北京大学校刊多有报道。其中第一次出现，是在1980年6月14日《一九八〇年我校学生社会科学讨论会结束——评选出优秀论文二十篇》一文中，他撰写的《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一文被评为优秀论文。在北大留校工作后，校刊也记录了他作为年轻干部的成长足迹：1982年3月2日《我校召开第十三届团代会》一文，记载了他初登团系统工作阵地的精彩开篇。我们现在重新发布这两期报纸的剪报，以寄托对李克强校友的哀思。刊登有李克强在校学习、工作消息的北京大学校刊来源：“北京大学校报”微信公众号

Goldin的研究“增进了我们对妇女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2021年12月在由北大国发院与北大经济学院联合主办的亚奥劳动经济学年会上，Claudia

题记：2023年7月13-14日，中国环境和资源经济学协会（CAERE）第二届学术年会在北大国发院举行。本届年会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并得到能源基金会（中国）的大力支持。年会聚集了来自康奈尔大学、西北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的250多位学者，共同探讨环境和资源经济学的新动向和新挑战。本文根据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教授、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黄季焜的主旨演讲整理。今天我主要谈粮食安全问题，谈粮食安全就不能不谈农民增收，并且，粮食安全也需要与农业永续发展结合起来。纵观过去四十多年我国粮食产量增长情况，以及粮食产量、播种面积和单产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提高粮食产量不是靠扩大种植面积，而是主要靠提高单产。很遗憾的是，现在的一些政策只是片面强调粮食面积，与过去发展经验存在偏差。通过单产不断提高，我国粮食总产也随之提高，才使得我们能在过去的四十多年时间里，把原本非常有限的耕地分出一部分来生产经济作物、畜产品和水产品，粮食播种面积的占比从80%下降到70%。这10%的变化对中国农业经济和农民增收影响巨大，农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巨变。过去四十多年，我国粮食生产年均增长超过2%，比同期我国人口年均1%的增长高1倍以上。因此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我国将有限的耕地进行优化，改变了粮食作物一枝独秀的局面，经济作物、畜产品、水产品百花齐放。粮食单产水平的提高，再加上经济作物、畜产品、水产品等高附加值农产品的扩容，农业总产值增长也超过5%，这对农民增收和改善国民消费结构都非常重要。高值农业与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我这里讲的“高值农业”占比，是指蔬菜、水果、畜产品和水产品在农业总产值中的占比。过去几十年，我国农民增收与高值农业发展关系紧密。保障粮食安全是国家战略和目标，农民增收和共同富裕更是党的奋斗目标。因此，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在保障口粮安全的情况下，大力发展高值农业。过去四十多年，我国农业总产值（扣除物价变化）年均增长5.4%。其中有60%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约40%是投入增长。投入增长包括土地等资源投入、劳动投入和资金投入。从数据呈现的结果看，劳动投入在下降，资金投入在上升。我们现在讲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意味着不能靠高投入来实现高增长，要在节省投入的情况下也能实现高增长。要实现这一目标，我认为主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超过3%，现在接近3%。全球范围来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约为1%，高的时候达到2%。由此可见，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水平已相当高。基于我的研究结果，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靠四大驱动力，即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市场改革、农业投入。制度创新非常重要，土地等生产要素、生产方式和农产品市场等制度安排都可以进行创新。制度创新通常不需要很多投资也能创造价值，比如改革初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技术进步需要投资，但投入不大、作用巨大。目前农业研发投资只有200多亿，是农业农村领域财政投入约两万多亿的零头的零头。过去我国粮食产量增长很大一部分源自技术进步。市场化改革使农业生产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在改善农业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同时，也显著提高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农业发展要靠投入，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农业投入中，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投入品质量等方面的投入尤为重要。我国农业面临的挑战及对策过去四十多年农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本世纪初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也面临巨大挑战。挑战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到2004年，城镇居民收入已经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三倍多。如果按照国外经验，这一差距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对社会稳定会产生很大影响。要感谢农村老百姓，在当时如此悬殊的城乡收入差距下，仍然在农村努力地生产和生活。这一问题也引起了当时中央和相关部门的重视，从2004年开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农民增收。挑战二：粮食安全引起广泛关注。本世纪初以来，我国农业还面临粮食等农产品进口不断增长的局面，到2004年农产品进口开始大于出口，之后这种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引起政府的广泛关注。挑战三：资源与环境退化。过去四十多年我国农业年均增长超过5%，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比如地下水位下降、土壤质量退化、农业水源污染、生态环境压力等。这些现象告诉我们，过去农业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如何应对上述三大挑战？我国一直在不断摸索。2004年是我国农业发展政策的重大转折点，国务院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到2006年，我国完全取消农业税费（包括农业税和各种提留费）。在本世纪初农业税取消前，我国农民每年需要缴纳的农业税费约占农业产值的8%，因此这是一项重大的政策转变。2004年我国还启动了农业补贴和收储政策。农业补贴从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扩大到农资综合补贴和农机补贴。“收储政策”就是以最低收购价格和临时收储价格为主要内容的粮食价格支持政策。为促进我国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也是从2004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的再次让位给“三农”问题，很多政策从此开始出现较大调整和变化，针对农业农村发展方面的财政投入也从2004年开始大幅增长。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国的农业政策也走了一些弯路。比如农业补贴政策在2012年开始封顶，这里的补贴数字是名义价格，如果按实际价格或扣除物价增长，我国农业的直接补贴已呈下降趋势。启动农业补贴的初衷是提高粮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然而我们的研究表明，农业补贴不但无法提高粮食生产，而且使农民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对良种和农资的补贴也没能带来实质性的促进作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补贴要根据农户种粮面积、购买良种和农资数量从中央发放到2亿多农户手中，是不可操作的；同时，再多的补贴分到2亿多农户，对农民增收作用也有限。所以，农业直补最后只能根据1997-1998年第二轮承包耕地多少来补贴，补贴对当年的粮食生产没有影响；而且靠补贴增加农民收入这条路也是不现实的。不过既然已经走上这条路，轻言退出似乎也不太容易。因此从2011和2012年开始，我国农业补贴的水平有所下降。对农业而言，科技兴农的重要性日渐凸显，虽然农业科技投入不断增长，但还远远不够。这也意味着在促进农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我们还有很多政策工具和较大的提升空间。最低保护价和临时收储政策在过去几年里已在悄然改革。虽然相关改动在中央一号文件中体现得不明显，但这些政策确实经历了从放开到保护，从保护到再次慢慢放开的过程。比如，从2014年开始的多年内，稻谷和小麦最低保护价格不再增长，而此前的最低保护价格则是一直上涨。再比如，大豆补贴困难更多：2014年大豆取消临时收储政策后改为目标价格政策，但目标价格在提高国内大豆价格的同时，也提高了上大豆进口价格，因为我国85%的大豆依靠进口，中国大豆进口占全球大豆贸易约60%。如此一来，国内补贴大豆的钱最终多数流向美国和拉美国家。因此，大豆在2017年开始取消补贴政策。油菜籽和食糖的临时收储政策分别在2014年和2015年取消。玉米的临时收储政策也从2016年开始改为“价补分离”政策。现在就剩下新疆的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和稻谷与小麦的最低收购价政策。我曾到新疆去调研，发现棉花实行目标价格也很困难。当时的目标价格是1.8万，市场价格只有9千元，中间的差价国家要给予棉农补贴。补贴的发放涉及很多环节的工作，单是测量种植面积这一项工作就需要政府多次测量，产量的确定还容易出现舞弊等现象。总之，我们的农业政策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坎坷和弯路。然而经过较长时间的政策回调，各项工作正在步入正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发展农业要靠市场、制度和技术。如何看待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在讲粮食安全之前，我想强调如下两个事实：首先，中国是世界主要农产品的最大生产大国。稻谷、小麦、蔬菜、水果和茶叶，中国都是世界最大的生产国。虽然我国人口占世界的18%，但2020年许多农产品产量在世界的占比都超过18%，比如稻谷和小麦分别占全球产量的28%和18%，蔬菜占比超过50%，茶叶占比接近50%，猪肉占比将近40%，鸡蛋占比35%，水产占比超过50%。其次，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玉米和禽肉生产国。2020年，我国玉米产量占世界的22%，再过几年可能会成为全球做大玉米生产国。我国的禽肉生产也位居世界第二，占全球产量的16.5%，仅比美国（17.4%）低不到1个百分点。我相信，再过两三年，我国的禽肉也会超过美国。从粮食安全的角度看，大家都比较关注的稻谷、小麦、玉米都非常安全。所谓现在粮食安全面临危机，目前有夸大之嫌。未来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水土资源的短缺。我国仅占全球淡水的5%，全球耕地的8%,都是世界水土资源最稀缺的国家之一。相关研究表明，未来50年，中国水资源短缺将更加严峻。在此背景下，充分利用贸易对保障国家食物安全和耕地永续利用极其重要。我用另外一组数据进一步解读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我按照人均耕地面积，将全球主要国家分为三组，分别是“人均耕地低于0.12公顷的”、“人均耕地0.12-0.26公顷”和“人均耕地大于0.26公顷的”国家。我国人均耕地面积是0.09公顷。这个图表明，虽然我国进口的食物不断增多，但人均净进口很小，是同组国家进口最小的国家之一。1990-2020年间，我国进口食用油不断增长。这与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有关，让中国人改变用油习惯，肯定很难。近年来我国玉米进口也在增加，2021年达到2800万吨，2022年略有下降。对中国这样的大国，除大豆以外的所有农产品进口是有限的（人均进口量小）和可控的。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某种程度上就是大豆安全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大豆领域的顶尖专家太少，国家对大豆研发的投入也不多，所以单产很低，农民种植大豆的经济效益低与种植玉米等农作物。目前我国主要是从北美和南美进口大豆。进口的大豆主要用于发展国内畜牧业的蛋白饲料和满足对食用油的需求。中国老百姓对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如果不发展本国畜牧业就只能依赖进口。畜牧业与其他行业不同，存在多种动物疫情，一旦疫情爆发就可能影响进口，进一步威胁粮食和食物安全。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更多地是畜产品供给安全或饲料问题，而不是口粮安全。如果中国增加进口，有人担心全球粮食的生产能力和粮食危机风险。让我们看看全球的粮食生产潜力。首先，全球粮食单产增长潜力大。目前有30%的粮食来自单产低于3.5吨/公顷的国家，这样国家有几十个，粮食平均单产只有2吨左右，即使利用现有的技术，增加产量潜力也巨大；更何况未来农业技术还将不断提升。其次，全球有大量的可耕地。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未来50年全球耕地还会扩大。目前全球可用耕地为35亿公顷，实际利用耕地为14.2亿公顷。未开发利用的可耕地主要分布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南美和东欧等国家。一旦大豆、玉米等农产品价格上涨，未来会有不少可耕地变为耕地。因此，我们要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可以考虑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提高粮食产量，这对保障全球、中国和发展国家的粮食安全都有利。在过去100多年里，不算俄乌冲突带来的区域性粮食价格上涨，曾发生过两次全球粮食危机。第一次粮食危机是由1974-1975年爆发的中东战争叠加自然灾害而导致的。中东战争使原油价格在1974-1974年从每桶约10美元迅速提高到55美元。农产品与原油息息相关，原油价格暴涨也让农产品价格水涨船高。当时世界范围内旱灾较为严重，在两个因素叠加下，粮食危机暴发。大家知道，农产品价格上涨两到三倍，农民会把很多可利用土地变成耕地，出现了粮食过剩，粮食价格从1975年开始出现断崖式下跌。这次粮食全球危机经历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而宣告结束。第二次粮食危机发生在2008年，维持时间也不到一年。这次危机是能源危机叠加生物质能源发展而导致的。2007年开始出现能源危机，原油价格成倍增长；与此同时，随着生物质能源技术的发展，当每桶原油价格超过65美元时候，玉米、糖料作物、油料作物等农产品作为生物质能源原料更合算，北美和南美等农产品主要出口国把大量的以上农产品用作生物质能源原料生产生物质液体燃料。以上两个因素的叠加使国际市场的粮食价格在2007底到2008年9月快速增长，但这样的现象仅维持了不到一年，到2008年秋季后价格又重新回落到粮食危机前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人们担心全球粮食危机期间粮食贸易会随之减少的现象并没有发生。例如，在2008年粮食危机期间，有的国家曾宣布禁止出口，持续一段时间后，禁止出口的政策又被取消了，2008年和2009年的全球粮食贸易量不降反的事实已经够能说明问题了。只不过大多数媒体仅报道禁止出口的政策，而对这些国家都很快取消出口禁令不做任何报道，形成一种错觉。全球粮食危机是非常偶然和短暂的。即便是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很多国家的粮食价格仍没有受到影响。只有那些与俄乌冲突紧密的国家，其粮食价格在短期内有所提高，但我认为这只是区域性现象。如何解决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问题：值得关注的一些近期政策措施我们先回顾下过去四十多年是怎么发展过来的。我把农村经济转型分成四个阶段。过去四十多年我国农村经济转型已经历了前三个阶段，即从以粮为纲开始，到上世纪90年代初农业生产向多种经营方向转型，再到本世纪初以来农业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间的分工程度的提高，目前进入了绿色高效的高值农业发展阶段。回顾我国农业走过的路，我认为制度、政策、投资这些因素非常重要，同时它们出台的顺序更重要，即农村经济转型的每个阶段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政策和投资。在农村经济转型过程中，农业劳动生产率或务农收入不断提高，这得益于高值农业的发展和非农就业的增长，这一趋势在未来还将继续，是难以逆转的。近年来出台的有些政策，视乎要转变以上农村经济转型发展趋势。例如，为促进粮食生产，高值农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又例如，目前鼓励部分人回归农业的相关政策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每个村的耕地和水资源都是有限的，当务之急不是要增加农民数量，而是要削减农民数量，以此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促进农民增收。近年来各地促进粮食生产的一些政策措施更是值得深思，下面列举几个近期我在农村调研过程中发现的问题。1）各地政府一谈粮食安全，就是要增加水稻、小麦、玉米的种植面积，这样的思路其实不对，因为我国稻谷和小麦现在都供过于求，库存量可供一年的消费。由于生产过剩，稻谷和小麦的价格上不去，小麦价格有时甚至低于玉米，小麦做饲料现象并不稀奇。其实在粮食方面，我们缺的是饲料粮，特别是大豆，目前我国最主要的蛋白饲料。2）虽然政府有关部门已注意到大豆是威胁国家粮食安全的主要农产品，但促进大豆生产的有关政策措施是不切合实际情况的。例如，大豆生产效益不高，农民缺乏种植大豆积极性，需要政府补贴。大豆亩产只有两百多斤，玉米亩产近千斤。地里种了大豆，粮食产量马上下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许多地方，政府补贴农民采用“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的生产方式，即在玉米间套种几行大豆。其实这是很久以前农民就放弃的种植方式，因为这种复合种植的耕地、除草、收获等田间工作需要人工作业，复合种植方式难以机械化，所以才转成种植单一作物。政策制定者还忽视了目前国内大豆的特征和用途，从而出现一系列现实问题。国内大豆含油率一般在15%左右，适用于制作豆制品，加工成大豆油和大豆粕不合算；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因其含油量高达20%左右，适用于压榨加工成大豆油和大豆粕（蛋白质饲料）。在国内大豆的生产和需求持平的情况下，国内大豆价格比进口大豆价格一般每吨要高1000元左右。当国内大豆生产超过豆制品加工需求的时候，国内大豆价格与进口大豆价格的差价逐渐消失。例如，2022年通过各种方式扩种大豆，国内生产的大豆超过了豆制品的需求，出现了补贴农民种植大豆、补贴收购大豆和补贴大豆压榨加工使用国内大豆的现象。因此，要替代进口的大豆，首先要做的是加大研发投入，选育出含油率高的大豆，而不是现在就盲目扩大大豆生产。3）为保障粮食安全，许多地方出台了支持合作社、企业等生产新型主体的政策，但其实际效果常常相反。已有的国内外研究都表明，农户或家庭农场是最适合农业生产的主体。我最近考察了某省某县2014年开始的粮食生产合作社改革试点，情况不容乐观，目前除了一家合作社还在坚持运作（即使是进退两难了）外，实施改革试点的其他合作社都消失了。企业经营粮食生产更是违背了农业生产的一般规律。例如，2022年8月我们在某省多县对土地托管做了调研，主要结论是：第一，经营规模扩大了，但单产也显著下降了；第二，地租上升，同时挤出许多种田能手从而影响了他们的生计；第三，粮食单产从高到低依次为适度规模农户、千亩种植大户、合作社、土地托管的企业或供销社。对企业而言，如果经营1000亩，假设每亩地赚100元，1000亩可以赚10万元；如果经营面积从1000亩增加到10,000亩，即使新增的9000亩每亩只赚10元，企业还是要扩大经营规模的，因为总利润可提高到19万。但如果1万亩地交给10个家庭农场，利润肯定超过100万。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补贴这些企业从事粮食生产，单产普遍出现下降趋势。4）为了保障粮食安全，近期各地严禁“非粮化”，在实施政策过程中常常出现“一刀切”现象，其效果往往大不到预期的效果。我调研过在现代化的蔬菜大棚里种水稻，或者鱼塘填土后种水稻和小麦等案例，发现他们确实是种了粮食，也完成了粮食种植面积的任务，但有不少是只种不收的案例：因为机械进不了大棚，人工在大棚种粮食成本太高；因为长期养鱼的农户不是种粮能手，播种后继续田间生产作业亏本更大；因为粮食面积是统计出来的，而粮食产量往往是“计算”出来的。“一刀切”的执行方式，背离了中央制定政策的初衷。5）部分地方政府从“退耕还林”转变为“退林还耕”。对地方而言，前几届政府把耕地变少了，现在最方便的达标方法就是变“退耕还林”为“退林还耕”。这样的做法除了能补足耕地数量，别无他用。“退耕还林”的耕地生产力非常低，“退林还耕”也难以提高粮食生产，因为农机开不上去，即使种了粮食，收获也非常困难。未来发展和政策取向？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过程表明在农业持续增长的同时，工业服务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所以农业就业和农业GDP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下降，而且前者的下降速度超过后者，从而缩短了工农劳动收入差异。未来还需加快这种经济结构转型的速度，因为只有农业就业和农业GDP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趋同的时候，才能消除工农收入差距，实现农民与全体国民的共同富，这是我对未来农业发展的两大愿景之一。要实现农民与全体国民的共同富裕或农业和工业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趋同，任务非常艰巨。要在2050年基本实现以上目标，我们预测农业就业占比要从2020年的24%下降到2050年的4.3%，这时的劳动生产率农业比工业服务业还低20%左右，农民还是需要从事非农就业才能达到其他国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其实农业就业占比下降到4%左右的发展目标并不算很高，因为这也只相当于90年代末的日本和现在的韩国水平，但这意味着我国的农业劳动力要从2020年的1.77亿下降到2050年的3200多万，其中从事种植业的2900多万。到2050年，即使我国保住了18亿亩的耕地红线，平均每个劳动力也只有61亩，大国小农始终是我国的国情。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要在未来30年减少1.45亿农业劳动力，任务是极其艰巨的。因为在过去30年工业化与城镇化加速时期，我国农业劳动力也只减少1.65亿。2022年受疫情和总体经济增长减缓等影响，农业就业人数不降反增，恢复到2020年的1.7亿。要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农民增收和共同富裕同样面临巨大挑战。过去十几年，耕地经营规模小于10亩的农户占比一直保持在85%以上，十年内变化不到1个百分点。耕地经营规模这么小的农户如果种粮食，难以保障家庭足够收入；因此，过去许多小农户依靠有限的耕地发展高值农业，虽然市场风险大，但收入也高。现在这些小农户如果继续发展高值农业，不但面临市场风险，而且还面临政策风险。为此，我提出保障粮食安全并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是未来农业发展的第二大愿景。农业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但养殖业研究向规模化、企业化的现代化方向转型了，原来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之一的养殖业也逐渐被资本或企业占有了，未来发展与现在的农民关系不大了。为此，我们这里主要关注种植业。在种植业，最近我提出“二八格局”发展策略，即种植业需向“二八格局”方向转变，才能在保障粮食安全下，实现大农小农共同富裕。大农占农户的20%，主要生产粮食等大宗农产品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靠适度规模经营和政府补贴提高收入；小农占农户的80%，主要发展高值农业以保障收入增长和国民营养改善，靠不断完善的市场和政策支持持续提高收入。在未来的政策取向方面，需要强调如下几点：第一，要真正夯实“藏粮于技、藏粮于地”战略。“藏粮于技”的关键是要提高农业研发投入，目前农业研发的财政支出只有250多亿，只是政府对农业农村财政支出总额的1%多些。“藏粮于地”的关键是提高耕地的地力，在未来能够产出更多的粮食等农产品，但现实情况正相反——高强度地利用耕地提高粮食产量，耕地的地力和水资源短缺每况愈下。第二，要加快农业产业高质量转型。在保障口粮安全的情况下，农业应逐渐向现代高效绿色的高值农业转型。第三，要出台实现大农与小农共同富裕的政策措施。种植应向“二八格局”转变，建立分别针对大户与小户的政策支持体系。第四，要加大实现农民与全体国民共同富裕的政策措施。需要加速发展中小城市、县城和乡镇，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第五，要促进中国与全球共同发展。要推进全球贸易和完善治理体系；要有应急方案，但不能按应急方案来指导我们的日常发展；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粮食生产。靠什么？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与改革经验表明，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市场改革和投入创新是农业生产力增长的四大驱动力，它们也将是未来保障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和永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科技创新领域，要特别关注生物、数字、装备和生态等技术；在政策创新领域，要特别关注制度、政策和投资等创新。整理：文展春

政府统计数据是宝贵的经济社会资源，正确地使用政府统计数据，对于客观准确地判断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得出具有重要理论和应用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都很重要。政府经济统计数据受到的关注越来越高，以至于一些重要的数据经常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虽然政府统计部门一再做出澄清和解释，但是每当有重要的统计数据发布，社会上总会传出不同的声音。各种声音究竟孰是孰非，很需要具备高度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士做出专业的回答。2023年6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许宪春出版了《透视中国政府统计数据：理解与应用》一书，力图从理论梳理、案例解析和实际应用层面，对目前公众、学界和政策层最为关注的几项政府统计数据，包括GDP、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投资、进出口，进行释疑解惑，以期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借着新书出版的机会，《经济观察报》对许宪春特约研究员进行了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许宪春为什么统计数据与直观感受会有反差《经济观察报》：许老师，我们就从刚刚公布的几项政府统计数据谈起吧。7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数据，随后社会上又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您如何看待此现象？许宪春：某些民众的直观感受与政府统计数据存在反差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不同的群体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政府统计数据的，角度不同，对统计数据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根据对全国16万个调查样本户进行调查得到的数据计算出来的。代表全国的16万个样本户，有高收入户、中高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等等。不同的群体，对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高收入群体可能会觉得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太低了，而低收入群体则会觉得太高了。一个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可能相当于若干个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16万个样本户的收入平均下来，大概率不会是一个中位数，而更可能处于中位数之上，所以即使在16万个样本户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样本户的人均收入会落到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下，因此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感觉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偏高了。再比如CPI涨幅，中低收入群体的感受更可能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产生反差。粮食、蔬菜、水果、猪肉等日用消费品的价格变动，大家会很敏感，而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电脑、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价格变动，则不会经常感觉到。计算CPI涨幅时，日用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会放进同一个篮子里计算。计算出来的结果，如果是涨幅收窄了，其原因可能是耐用消费品降价了，日用消费品的价格没变，甚至还有上涨，购买耐用消费品较少的中低收入家庭就会认为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与自己实际感受到的物价变动不符。《经济观察报》：类似的情况，欧美发达国家存在吗？许宪春：不同的群体对统计数据感受不一样，国外存在同样的问题。2003年，我陪同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到意大利统计局去访问。我们到意大利统计局局长办公室，该局局长开门见山地问我们：“你们知道街上的人游行是为什么吗？”我们说不知道。那位局长告诉我们，意大利统计局刚刚发布意大利经济增长数据，数据表明意大利经济已经恢复了正增长，但是游行的人说：“我们连工作还没有，经济怎么可能恢复正增长呢？”他们认为统计局数字造假了。但是另一面，意大利经济部又抱怨说：“意大利经济早已经恢复正增长，统计数据太滞后了。”意大利是一个发达经济体，某些群体的感受和政府公布的数据之间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反差。为什么有些统计数据会打架《经济观察报》：一些人对统计数据提出质疑是因为发现来自不同渠道的数据差别很大，即我们常说的“数据打架”问题。许宪春：统计数据之间出现不一致，存在多种情况。比如说GDP，自从建立核算制度以来，中国地区生产总值汇总数据与国家统计局核算的全国GDP数据曾经长期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多数时候是地方汇总数据明显高于国家统计局核算数据。于是就有人质疑，全国GDP数据不是通过对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汇总出来的吗？怎么会全国GDP数据明显低于地区生产总值汇总数据呢？实际上，全国GDP数据不是地区生产总值数据的汇总，从生产角度，全国GDP数据是国家统计局按照一个一个行业计算增加值，然后再汇总得出来的。2018年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以前，中国采取的是分级核算制度，即国家统计局核算全国GDP数据，地区统计局按照国家统计局制定的核算方法核算本地区生产总值数据。2012年以前，还没有建立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统计调查制度，一些地方经济发展不太好，但又想要政绩，就有可能对数据进行干预，所以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汇总明显高于国家统计局核算出来的全国GDP数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一是对地区生产总值采取统一核算，即国家统计局在核算全国GDP数据的同时，组织省一级统计局统一核算省一级地区生产总值数据；省一级统计局统一组织市一级统计局核算市一级地区生产总值数据；市一级统计局统一组织县一级统计局核算县一级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数据从国家到省级再到市级、县级，逐级定下来，全国GDP数据和地区生产总值汇总数据就能基本衔接。二是当时已经建立起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统计调查制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资质的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联网直报系统直接上报企业统计资料，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统计局被授予审核、汇总本地区企业数据的权限，但无权修改，如果发现问题，需要追溯到企业，企业认为数据错了才可以修改，从而避免了中间环节对统计数据的干扰。三是对部分小企业进行抽样调查，弥补了过去的一些数据不足。四是两个普查年度之间的GDP数据，一般以后一个普查年度数据为基础，对利用常规统计调查数据核算出来的GDP数据进行修订，以保证常规年度GDP数据与普查年度GDP数据之间的连续性和可比性。全国GDP数据是怎么最终确定下来的呢？国家统计局每个季度都会召开GDP数据审核评估会，国家统计局领导和各业务司负责同志一起对GDP数据和各专业统计数据进行审核评估，如果发现GDP数据与专业统计数据之间、各专业统计数据之间存在矛盾，就要查找原因，对存在问题的统计数据进行纠正。各专业司经常派专业统计人员到地方去检查数据质量，发现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甚至弄虚作假的情况，坚决予以纠正；2017年，国家统计局成立了执法监督局，对统计弄虚作假的行为进行执法检查，依法予以查处，以保证统计数据的真实性。《经济观察报》：是不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一些重要的统计指标的含义被误读？许宪春：统计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对于一些重要统计指标，读者的理解与统计规范之间经常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比如居民可支配收入，有的人可能认为很简单。但在政府统计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包括资金流量核算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住户调查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两个统计指标在基本用途、口径范围、资料来源和计算方法等方面均存在区别，数据表现自然会有差别。比如2018年至2020年间，资金流量核算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利用住户调查资料直接推算得出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3倍左右，有的年度甚至达到1.4倍。再比如我们经常使用的GDP。一提到GDP，许多人会认为自己很了解，但是有多少人对GDP的基本理论、核算方法了解得很清楚呢？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2020年一季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经济同比下降6.9%，但是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9%，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6.1%，海关统计的货物贸易顺差下降80.6%。一些人就质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和货物贸易顺差降幅都超过两位数，GDP怎么可能只下降6.9%呢？GDP降幅肯定被低估了。事实上，这些人对相关统计指标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清楚，直接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变动判断消费需求的变动，直接用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动判断投资需求的变动，直接用海关统计的货物贸易顺差的变动判断净出口需求的变动。就拿消费需求来说，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居民消费支出又包括通过货币购买的货物和服务支出和不通过货币购买的货物和服务支出（即虚拟消费支出），比如农民自产自用的粮食、蔬菜和水果，它们属于居民消费支出，但是因为没有进入市场，没有用货币进行交易，就没有被纳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又如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不属于商品，也没有包括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由于大部分虚拟消费支出不受疫情的影响，2020年一季度虚拟消费支出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是增长的。政府消费支出包括公共服务支出和政府部门承担的个人消费货物和服务的支出。2020年一季度，公共服务支出降幅较小。2020年一季度虚拟消费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的上述表现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疫情对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的冲击，所以消费需求并没有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那样大幅下降，而是降幅相对较小。如何正确使用政府统计数据《经济观察报》：您能不能为我们应该如何使用政府统计数据提供一些建议？许宪春：政府统计数据是宝贵的经济社会资源，正确地使用政府统计数据，对于客观准确地判断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得出具有重要理论和应用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都很重要。要正确使用政府统计数据，应该把握以下四个原则：一是要根据所研究的问题正确地选择政府统计数据。正确选择政府统计数据有三个原则，即代表性、质量好、一致性。二是要准确地了解政府统计数据的分类标准、调查范围、调查方法和采集方式。政府统计数据的分类标准、调查范围、调查方法和采集方式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的变化而被调整，只有准确地了解了它们的变化，才能够正确使用它们。三是要准确地理解政府统计指标的口径范围和计算方法。中国政府统计中许多指标的口径范围和计算方法都曾发生过变化，有的变化还非常大，比如收入法GDP核算中涉及的劳动者报酬的口径范围就经历过两次大的调整，不了解它们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四是要准确地把握政府统计指标的适用范围和相关统计指标之间的关系。准确把握相关统计指标的关系，主要是为了解决无法获得所需统计指标的数据，被迫利用与之相关的能够获得数据的统计指标进行正确推断的问题。《经济观察报》：如果涉及历史数据呢？许宪春：使用历史数据，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到相应统计指标的统计制度是否发生过变化。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统计制度是不断变化的，包括统计指标的定义、口径范围、资料来源、计算方法、适用范围等，都有可能发生变化。有些历史数据，特别是GDP核算历史数据，如果口径范围、资料来源、计算方法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为了保证历史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国家统计局会对相应的历史数据进行系统修订。对于修订过的历史数据，要注意使用新的数据，不要使用未经过修订的数据，否则就有可能存在历史数据不连续和不可比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到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国家统计局建立了一个国家数据库，里面的历史数据都是修订过的，可比的。但是早期出版的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很可能是没有修订过的，使用时需要注意。对于没有修订过的历史数据，就必须注意它的连续性和可比性。如果自己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进行修订的时候，一定要详细了解相应统计指标的口径范围、资料来源、计算方法等方面是否发生过重大变化，以及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查找相应的参考资料，比如相应年度的专业统计年鉴，因为专业统计年鉴发布的统计数据比较详细，便于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针对相应统计指标的口径范围、资料来源、计算方法等方面的变化对相应的数据进行修订。《经济观察报》：许老师能不能举一个因为经济社会发展而导致统计指标内含、口径范围发生变化的例子？许宪春：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支出法GDP核算中的固定资产形成总额。2008年之前的国民经济核算国际标准，研究与开发支出是作为中间投入处理的，2008年国际标准才作为固定资本形成处理。作为中间投入处理，就不被纳入GDP；作为固定资产形成处理之后，就被纳入GDP了。按照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国际标准，固定资产形成总额还没有包含数据资本支出。但是，数据资产的重要性已经日益显现，像滴滴出行这样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数据资产已经成为它们最重要的资产，它们用于数据收集、存储、开发维护的投入，已经超过用于设备、办公楼采购和维护的投入；一些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企业，传统的固定资产投资在萎缩，但在数据资产方面的投资却呈快速增长之势。我曾带领我的学生调研过11个省份的80多家企业，大都是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的企业，看到的数字化转型趋势非常明显。虽然专家学者们在GDP核算中对数据资本支出如何进行处理还有不同的主张，但是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迅速上升是不争的事实，统计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必须迅速跟上，否则数据资产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就体现不出来。目前数据的爆发式增长和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对政府统计提出了一系列挑战。例如，如何准确估价数据资产的价值及其对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又如，如何全面客观地测算数字经济增加值？现在许多互联网平台提供大量免费或者价格低廉的服务，包括搜索引擎、导航、微信交流、线上订票，等等，由于是免费的或者是价格低廉的，目前GDP还没有或者没有充分地体现这些活动创造的价值。再比如互联网平台企业创造了大量的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包括网约车、外卖骑手等等，这些零工经济就业者与互联网平台企业大都没有签订劳务合同，他们所创造的增加值往往没有或者没有充分体现到GDP中。本文来源：《经济观察报》

题记：6月16日晚，“北大承泽·蔚来seeds讲堂”第3期线上线下同步举行。该系列活动由北大国发院、蔚来seeds公益项目联合主办，本期特邀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新峰做“学而优则仕——从科举制度回溯考试选拔之得失”主题讲座，本文据其讲座内容整理。今天我们谈的话题与“考试”有关，开讲之前，我想开宗明义地说清楚我的态度。第一，我反对考试。第二，我不只是反对坏的考试，我也反对好的考试，我反对的是考试本身。第三，我之所以连好的考试也反对，并不是说我建议国家取消考试，也不是呼吁孩子们不要走考试这条路。我只是从自我实现的角度，反对仅靠通过考试来攀上更高一级成功阶梯，进而认为人生自我实现的途径就是如此。今天的主题是“学而优则仕”，我看中的是这句话中的三个环节：“学”即学习；“优”指代考试；“仕”当然就是攀上成功阶梯的意思。今天的分享也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科举制的历史，二是科举制的效果和影响，三是对科举制的评判。一、科举制度的历史在赋役、兵役、户籍这类古代制度中，科举制度传承最久。从实践层面看，它也是中国古代最成功的制度现象之一。1、科举制度溯源科举制的影响，在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差不多。科举制度使社会充溢着一种考试文化，让每个人的观念甚至是对人生的规划都和考试密不可分。科举制度下，人的一生往往就是考试的一生。在读书人的心中，人生最该做的事情就是考好，考试的观念充溢着整个社会。客观地看，科举制度对国家的运转非常有利，对社会的稳定也有利，但是对个体的自我实现不利。溯源“科举”一词，会发现“科”和“举”这两个字有各自的含义，但偏偏都与考试无关。“科”是指不同的选才科目，每个人可以参加不同科目的考试，就如同今天分物理、化学等很多专业，应试者根据自己的专长参加不同的考试，只要通过了该专业的考试，就是国家认可的人才。不过，唐代以来的科举逐渐从很多科目变为只有一科，那就是“进士科”，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只剩语文一科，科举中的分科已经不复存在。“举”是推荐、推举。在唐代以前的制度体系中，尤其是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人才要靠各级政府会向上层层推荐人才，而不通过考试。到唐代，人才的选拔已经逐渐向考试倾斜，但谁有资格参加选拔考试，还是由各级长官来决定。长官们主要通过考试的方式来决定推荐哪些人才。宋代以后，情况已经完全改变，名义上还是地方推荐人才，但被推荐的人才都是通过严格的考试选拔出来，各级长官已经没有推荐发言权，考官的发言权却大大增加。也就是说，“举”已经逐步成为虚词。可见，当我们谈论科举，本质上谈的是考试，这种考试既不分科，也不荐人，而且由国家统一举办，考核标准也全国统一，主要目的是为了国家招选人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并不是唐代有科举以后才有考试这回事。在此前的推荐时期，考试已经存在，只不过那时的考试不是决定性的，而是以推荐为主、考试为辅。到了唐代，已经是考试为主、推荐为辅。再到宋代，主要是考试，推荐已经流失形式。明代则只有考试。可见，随着朝代变化，考试在科举制度中的分量越来越重。2、科举的焦点是考试从唐代开始，科举考试的内容就引领了学生们的学习内容。到宋代，尽管多数人认为宋代的文明很规范，但在教育方面仍然只是鼓励各个地方政府多办学，培养更多的人才参加科举考试。到明代，国家在府、州、县各级地方政府均开设学校，只有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考试。尽管这一切没有明文规定，但政府垄断了教育体系，在哪些机构学习、是否通过考试，都由政府决定。这种情况在一直持续至今，今天的学生也只有得到国家认证的各级学校的认可，才有资格参加一级一级的考试。然而，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天经地义的，至少在比唐代更远的古代以及西方，情况并非如此。科举是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才产生的，它有明确的结束时间，但没有一个明确的开始。科举的焦点不是科，也不是举，就是考试。3、科举的性质是选拔治国理政人才科举的目的既不是为了发展文化事业，也不是为了提高全民素质，核心目的就是选拔统治阶级需要的官僚。在封建社会，皇位的传承是世袭制，这种方式显然不够理性，因为治国理政需要人才，血统并不能保证连续产出所需之才。因此，从战国到秦汉，国家逐渐从任人唯亲转向选贤任能，而且面向全社会选贤任能，把江山、资源或基本盘交给他们管理。那如何挑选贤能？也经历了从察举到考试的过程。所谓察举就是各级政府往中央推荐人才，这种方式到隋唐时期让位于考试。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必须通过全天下人都有机会并认可的考试方式来筛选人才，也由此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国家一旦尝到考试的甜头，考试就会越发客观公平，甚至达到极端的客观公平。这个过程，考试最终打败任人唯亲和举荐。在考试制度占优势的1000多年中，考试甚至做到了兼顾秩序、效率和公平，上至皇帝，下至平民，越发深入人心，不可动摇。考试为何拥有如此魔力？在我看来，一个国家选拔管理人才大致有三种方式：1.国选或官选，即由上级选拔下级。这样操作起来相对安全，但无法兼顾效率和公平，因为一个人的选拔能力和认知视野始终有限，各级官员在选拔下级的时候也难免掺杂个人情感。2.民选。民选效率很高而且兼顾公平，但结果不好掌控。在中国古代成熟的专制体制中，民选很可能带来秩序动荡的风险，这是统治者无法接受的。更何况治国理政的人才需要更高级的人才去辨识，民选容易造成外行选择内行，这不可行。考试正好可以弥补这两方面的弱点。3.天选，确切地说是人竞天选。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通过考试来看谁更会答题、谁的答案更接近天理；二是考试充满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究竟最后谁能胜出，古人认为这也要看天意。不过，在天选的过程中，人竞的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天选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就此躺平，科举制度也要求每个人付出极端的、不可思议的努力，才有资格跻身天选的梯队。倘若选不上，那个人只得接受天意。综合来看，我们需要从这两个角度来理解古人对考试的执念：科举是公平的，它保证了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竞争，但同时它又是不公平的，优秀的人并不必然得第一。另外，比起国选和民选，天选可以确保秩序安全，效率也比较高，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其才华总有一定保障，将来国家的运作也会比较高效，社会也理所当然会认可其公平性。而且，科举的性质是选官，不是文化启蒙和科学人才培养。在技术层面，科举得以从国选、民选进化到天选。4、科举制度的发展演变考试在隋唐之前就存在，但是到隋唐及之后成为焦点，还源于一些阴差阳错。隋唐时期手握大权的几位君主都偏好文学，又由于政权并不是出自“枪杆子”，而是通过某种外交手段或政治谋略，纵横捭阖地跟各种势力妥协、均衡才建起来，这些君主掌权后，面临的最大政治问题是如何对付那些军工贵族和世家大族。在斗争的过程中，他们当然更愿意扶植非贵族出身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因此也更青睐科举这种面向全民的考试制度。隋唐时代比较有名的君主，比如隋炀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都非常看重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以此对抗贵族。出于一些政治、军事因素，中唐以后的君主同样看重科举。到了宋代，宋太祖赵匡胤本身是依靠军事政变上台，因此宋代的君主们普遍倾向于扬文抑武，对科举取士的兴趣更加浓厚。他们一方面优待这些科举出身的官僚，另一方面严格考场纪律，将科举取士作为一种国策。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规定，很多始于宋代，比如北宋把进士科一家独大，颁布“三年一考”的规定。在宋代之前，时而一年一考，时而一年多考或一年一次都不考，宋代最初也有两年一考，到北宋中期“三年一考”的制度正式确立，一直延续到明清。宋代还把殿试正式作为最高级的考试，由皇帝来亲临考场主持，甄别考生。考中的人也因此变为天子门生，尽管这种“师生关系”是名义上的，但由此产生的人身依附关系却大大增强。宋初期，殿试还实行差额录取，后来逐渐演变为全体通过，只是名次各不相同，共分为“五甲”（5级），一甲取前三名，二甲几十人，三甲几百人，到明清时代逐渐简化为“三甲”（3级）。在宋代之前，考生高中之后只是获得了当官的资格，还需要进一步通过各种各样的考试才能被授予官职。从宋代开始，只要考中就能当官，这对平民子弟而言，无疑有巨大的吸引力。不仅如此，考中之后的官职也并非从基层做起，一般都有一定的级别，而且甲位越高，起步的官职越高。到明清时，考中进士者，最差也能做个知县，相当于今天的县委书记。与此同时，考中就能直接当官的制度也直接决定了一些人的仕途天花板，可以说是“一考定终身”，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科举在当时官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清朝承明制，全盘继承了明代的考试制度，考试水平不仅没有下降还更加“内卷”。清朝政权发源于农业经济主导的东北暖温带森林，十分羡慕汉民族的文化氛围，因此清朝的君主也沉溺于考试选官制度，但最后走向僵化。明代每个省都有主管考试的官员即“提学”，“提学”权力很大，可以到处考核学生。清代时“提学”更名为“学政”，并上升为省里权利第二大的人物。明清时的举人地位也明显提高，资格等级仅次于进士，因为这时候的举人在省级获得优胜后，下次可以直接参加中央级考试，而不用像唐宋时期重头再来。如果全国科举一张卷，在古代，北方人普遍考不过南方人。明代前期有一次科举，南方的考生录取率高达85%。显然，这样的情况太不利于安定团结，明成祖迁都后，直接规定科举录取比例南方各省占60%、北方各省占40%，北方的考生皆大欢喜。此外，明代考上进士的人自愿再举办一次考试，考得好就可以做“庶吉士”继续学习。“庶吉士”毕业后，最优秀的人可以留在翰林院工作，身份就是翰林。这好比如今博士毕业后继续做博士后，博士后毕业后继续留校工作，工作的起点更高。清朝对上述制度直接加码，比如举办更多场考试、学政地位升级、举人也进一步分档，南北不再划定录取比例而是各省分配不同名额，以确保各省都有人才进入仕途。雍正时期，甚至发展到所有人都必须参加“庶吉士”考试。到清朝末年，科举制度逐渐僵化，直到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令出台，持续1300多年的制度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二、科举制度的影响和效果我们重点从政治、社会、文化这三个层面，看看科举制度带来了哪些影响？1、国家层面第一，对于国家而言，科举考试造就官僚政治。科举考试制度下，官僚是按照规范选出来的人，而且是文官，比起贵族和世家子弟，他们具有天然的优势：1.人数众多.只要考试能如期举行，三年就能选出一批。相比之下，贵族和世家子弟的人数无法保证。比如明代前80年，尽管早已出现科举考试，但军人贵族集团一直占据高位，“土木之变”后这些贵族在战场上几乎被消灭殆尽，剩下极少数贵族也基本丧失话语权。此后的明代就是文官全面接管政权，左右朝政近200年。2.君主更喜欢文官。比如宋太祖，他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格外在乎皇位是否稳固，因此宋朝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与士大夫治天下”。这句口号特别能激发文官的斗志和忠诚，是宋朝德高望重的老臣文彦博和宋神宗就改革展开辩论时提出的，主要说的是宋朝政权的根基是官僚士大夫，而不是人民。清朝君主偏爱文官就更好理解了。清朝是满族政权，更加强调君主的绝对权威，尤其不能动摇满洲人的绝对领导权，但如果清朝只提拔满族官员，对人口占比远远高于满族人的汉族人而言非常不公平，因此不论满族汉族，一律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对满洲八旗人，也需要通过科举考上进士，建功立业，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年羹尧。正是因为有了科举这一层光环加持，再加上他的皇亲国戚、满族血统的身份，年羹尧才得以重用。第二，科举考试不但为国家提供了人数占优的文人官僚集团，还通过考试限定仕途的方式稳住官场。通过科举，各级考试的优胜者锁定了仕途天花板，考到一定级别就可以预估自己的将来，心理层面也可以坦然接受。从这个角度看，官场竞争似乎并不激烈，比如没有进入殿试的人就不敢奢望自己将来能做宰相。随着科举制度深入人心，社会似乎也接受了这样一种惯例。明代鼎盛时期，人口达到2亿，这是一个空前的高峰，但每三年一次科举，每次都只有屈指可数的人能留在翰林院，或进入内阁这样的全国最高议政机构。进入内阁的人是从进士中选拔，而进士的录取数量每年不过100人。进士来自举人，举人的数量每年不过400人。由此可见，通过科举当官几乎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高阶官职基本被进士垄断，其他官职基本从举人中选拔，想要从底层一步步逆袭则难于上青天。面对这样的情况，大多数人可能就此放弃角逐。师生关系在科举考试中也发挥很大作用。这里的“师生”指的是科举体制中考官和被录取人之间的关系。在各个考试环节中，总有持续被录取的人，这样的人一般有很多所谓的“老师”。这些“老师”既是考官也是官僚，考官的级别越高，官衔也越高。这样的“师生”会结下一种血缘式关系，延展开来还有“师生”“同门”“同年”“同乡”等关系。科举时代的人，除了讲究宗族和亲戚这两层关系外，同样重视“师生”“同门”“同年”“同乡”等关系。“同乡”是从亲戚关系延展出去，来自同一个县、同一个府甚至同一个省都算“同乡”。“师生”“同门”“同年”这些通过考试结成的关系也非常重要。多重关系交织，看上去似乎容易造成结党，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每个人考试的经历不同，可能同时属于多个“圈子”，很难因为某一层考试关系就明确地将自己固化在某个“小集团”。一个人如果同时属于不同的圈子，“结党”也就变得不容易。因此，科举一方面引发党争，另一方面又限制党争。综合来看，正是有了考试选拔文官的这种制度，让统治者尝到甜头，唐代以来的历代君主才在政治上偏好以官僚政治为主体，这也是既合法又持续性强的模式。2、社会层面科举是否有利于社会不同阶层间的流动？关于这一点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反方的观点认为，科举需要从娃娃抓起，这需要考生家庭具备非常优越的条件才能负担得起。科举考试级别越高，录取率越小，真正能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人很少，更多的是“龙生龙，凤生凤”。宋代的一些官僚世家，连续几代人都能考上进士，到了明代，这样的情况依旧没有改变。既然能改变命运的人很少，能坚持从底层一直爬到高位的人也很少，因此反方认为科举没能促成阶级流动。正方的观点则认为，虽然每个人的起点不同，家庭条件不同，接受的教育质量也不同，但最后大家都需要通过考试才能更进一步，这样的制度本身就是公平的。而且就算大家出身不同，考试的标准客观且统一。在正方看来这就是最大的公平。若论不公，在所有朝代的科举考试中，元朝的录取份额分配最不公平。元朝通过“四等人制”把国人分成四等，分别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元朝在包括科举政策的很多政策上，都是按照“四等人制”贯彻实施。比如元朝时，南人的人口占比远超过前三类人口的总和，但科举最后的录取比例，仍按照每等人录取1/4来落实。明代后期，这种不公平愈演愈烈。100个进士中仅有一半出身寒素之家，但寒素之家的人口总数占当时总人口的99%。从人口总数来看，这对平民太不公平。不过，公平与否关键在于从什么角度看：精英家庭的孩子基因可能更好，如果他能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考中科举的可能性自然也更大一些；同时白手起家的家庭也有机会，随着经济条件逐步好转，经历几代人的时间培养出一个进士，也合情合理。我个人认为科举带来了阶层流动，甚至带来了过分的阶层流动。因为通过科举考试，学霸得以进入高层，下层人因为无法通过考试，人生无法达到这样的高度，这恰恰是阶层充分流动带来的结果。可见，真正充分的阶层流动极有可能导致阶层固化，因为阶级之所以会固化，就是因为真学霸凭实力纷纷上位，这部分人实现阶级跃升后，当然就不想改变现状。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如果考不过学霸，就无法继续上位，阶级有可能就此固化。3、文化层面第一，科举统一了全社会的思想。这一点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1.全社会都崇尚儒家经典，考试就考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有不同的版本，为了消除这种差异，国家颁布了统一教材，考试生需要按照要求学习，对于儒家经典，只学习官方版本的解释就好。2.考题就是八股文。八股文其实很有技术含量，既要强调圣贤立言，又要用圣贤的语气加以阐述。八股文讲究层次清晰、层层推进、点明主题后再论证主题，还需要有精确的内涵和外延，因此我们看到写八股文出身的官僚，他们写文章字字珠玑，滴水不漏，层次清晰。经受过这样训练的人一旦掌管国家，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也会在他们的引领下日渐趋向“八股”。这些身居高位的人，他们说过的话有时候可以成为治世名言，被人们争相传颂。第二，科举制度还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起一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大多数老百姓都认可，只有读书应试才能成为国家精英。考试可以决定命运，成王败寇，一考定终身。在这样的氛围下，明清时期考试难度逐渐增大，考题越发古怪刁钻，甚至到了“折磨考生”的地步。尽管如此，全社会对科举制度仍然无限推崇，学而优则仕仍是许多考生的人生目标。一些浴血奋战沙场的武将，其社会地位都比不上科举入仕的文臣，商人、富农、地主更不用说。三、对科举制度的评价凭科举入仕者，真的有能力吗？在我看来，能够通过层层选拔，一路过关斩脱颖而出之人，就算没有真才实学，也拥有强大的“勉强”自己的能力，纵然是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这些人也能和自己达成和解，实现“自洽”。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当官很需要的才能之一。纵观中国历史，科举上位的文人比靠身份上位的贵族，更有希望发展成为忠臣烈士。这一类人从体制中可以得到认可，从体制外也能获得认可，这让他们更有动力去维持、完善现存体制。比如明代，靠科举体制培养出的士大夫阶层统治了中国近200年。20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犹如沧海一粟，但对一个王朝而言已经不短。我个人分析，对于科举选拔出来的精英，国家并不希望他们真的叱咤风云，只希望消磨他们的意志和才智，把他们训练成合格的官僚，这是君王之术。读书人常会有济世之才、立“兼济天下之志”，但真的入仕后，面对的是各种关系交织在一起的官场。在官场里，“书生气”的上位者很容易遇到阻碍，科举考试的确造就了一些“高分低能”的人，但无论如何，这些人仍然具备管理者最需要的素质，那就是“勉强自己”的能力，这恰恰是绝大多数人不具备的素质。因此，就科举对国家带来的影响而言，可以打“优”。从社会角度来看，特别是基于它兼顾秩序和公平，我认为可以给科举制打“良”。1.

题记：2023年6月10日上午9:00，北大国发院CCER夏季研讨会在太舞酒店举行。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量化历史中心主任、郑裕彤讲席教授陈志武带来主题演讲：隐藏在考古数据里的中国发展史（War

题记：2023年3月16日晚，由北大国发院、蔚来seeds公益项目联合主办的“北大承泽-蔚来seeds讲堂”举行首场活动，特邀北大国发院院长、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作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全球变局下的中国经济”。首先讲讲全球变局的大背景，然后谈两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世界是否在和中国脱钩、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全球变局，变的是什么？我们总说“全球变局”，变的到底是什么？我的理解是，这个变局中最大的冲击力量是中国的崛起。1.中国的崛起过去几十年，世界上意义最重大的事就是中国无与伦比的崛起。因为中国作为人口和国土面积的巨型国家，在短短四十年里从几乎赤贫变成经济体量世界第二，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这一异乎寻常的崛起对世界有三方面的改变：第一，改变世界经济格局。以前，美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例最高超过40%，即使后来有所下降，也在四分之一以上。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例从改革开放前的2%上升到现在的18%，制造业增加值达到世界的30%，是排在后面的美国、德国、日本三国总和。2020年，中国的世界500强公司数量首次超越美国。并且，中国已从受援国发展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外援大国。第二，挑战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格局。不仅经济总量快速上升，中国在地缘政治方面也快速崛起。这对美国构成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在亚太地区，以前我们说“欢迎美国在亚太的存在”，现在我们说“太平洋足够大，可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我们已经意识到，中国在西太平洋崛起的已经成为必然和事实，经济体量的上升必须伴随军备力量的上升，并对周边带来影响。中国并没有拼命发展军备，我们军费开支的增长速度和GDP的增长速度基本持平，军队力量的提升完全是经济实力增强的自然结果。“一带一路”倡议是第一次由中国提出一个国际议题，然后美国不得不做出反应。过去，中国的外交是“刺激-反应”模式，美国出一道题目，我们赶紧作答，是被动状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我们开始主动，美国必须作答。这是巨大的变化。我国还参与了很多区域性组织和贸易协议。比如，RCEP是和东盟构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东盟是主体，中国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借此和东盟建立了稳定的关系。AII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中国发起设立的，总部在北京，成员国已超过一百个，除了美国的发达国家基本上已经全部加入。美国的盟友们抛开美国来参加由中国发起的国际组织，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还有一个新发展银行，也叫金砖银行，总部在上海。这两个国际金融组织的总部在中国，这对我们而言是关键性的进步。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不经过美国的同意就建立起区域性金融组织。比如，疫情刚结束时，日本提出在清迈设立亚洲的货币基金组织，美国立刻阻止。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也挑战了美国一家独大的格局。第三，挑战了历史终结论。1989年，美国日裔经济学家福山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政治历史发展已经到达终点，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但是，中国的实践挑战了他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体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地自我革新和创造，而且拥有自己的正当性哲学基础。这种新的国家治理模式、新的哲学基础提出一个巨大的问题——人类社会除了自由主义民主之外是否还存在其它正当的国家治理模式？中国的实践证明，这个模式是存在的。我认为这一点是中美之间分歧的根本性源头。拜登政府搞所谓“民主联盟”，认为中国挑战了美国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美国在二战之后构造了整个世界体系，认为所有国家都必须进入这个体系，最终都得变成自由主义民主体制。然而，中国坚定地说“不，我们有自己的路。”这对美国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2、美国的焦虑。中国以不同的政治形态崛起，对美国和整个西方提出了大问题——能否容纳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与之平起平坐？美国是霸权国家，从未被其它国家这样挑战过。虽然前苏联一度挑战过美国，但那是冷战时期，两个阵营很界限分明，而且前苏联的经济体量小得多，从来没有超过美国GDP总量的70%。现在美国非常焦虑，压力来自多方面。在美国国内，全球化加剧了国内收入不平等，东海岸的金融、制药等行业从全球化中受益良多，广大中西部地区不仅未得益，反而受损。在社会领域，族裔分化导致认同焦虑。政治领域则是极端主义成为主流。“否决者政治”是福山最近一本书的主题，每个人都可以否决你，所以美国变成了不可治理。美国采取了什么应对措施？在国际上对中国发泄愤怒。美国人认为，把中国拉入它营造的全球化体系，中国就应该变得越来越像美国，但这一愿望落空。在WTO、IMF、世界银行，凡是和中国有接触的国际组织里，美国都开始跟中国作对，还在科技领域持续打压中国，同时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美国面临一场选择，是跟中国打一场新冷战，还是构建新的世界秩序来容纳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不仅有中国，还包括俄罗斯、土耳其，甚至印度。世界在和中国脱钩吗？

本期导读亲爱的读者：感谢您的订阅，《北大国发院简报》第13期与您见面了。每一期，我们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在信息过载、高噪音、碎片化的时代，为您精选高质量的内容，同时也方便您用相对集中的时间深度阅读。2022年12月18日，作为国家高端智库，我们北大国发院举办了“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本届论坛分为全天的主论坛和五场平行分论坛，分别聚焦不同重大议题，集合北大国发院、南南学院、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等北大学者团队，以及中国政商学界知行合一的官员、学者与企业家，以全球视野下的国家发展为核心议题，共同研讨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机遇与挑战，以远见与智慧助力国家发展，推动世界融合。本期简报精选本届论坛上的部分重要演讲，分为“诺奖专题”与“论坛精选”两大部分。“诺奖专题”的内容来自在本届论坛上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教授和安格斯·迪顿教授的特邀演讲，以及学院林毅夫教授和赵耀辉教授与他们的深度对话。“论坛精选”包含七篇文章，分别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斌对未来经济增长空间和改革要点的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刘伟教授对中国未来五年历史方位和关键点的解读，以及在主论坛的“中国新征程”环节中，姚洋、夏斌、黄益平、刘守英四位教授分别从各自研究角度对中国未来发展挑战与改革措施的观点分享和圆桌对话。本届国家发展论坛的其他精彩观点文章将于下期简报呈现。《北大国发院简报》只向订阅读者邮箱专属推送，我们将在4月6日推送第十三期。若不希望错过我们的智慧分享，请扫订阅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尤其是电子邮箱地址。期待您的订阅，也欢迎您的反馈。(1-12期已经订阅的用户不需要重复订阅。)

题记：2023年3月22日，北大国发院经济观察报告会第64期“中国经济的前景”暨2023年两会解读报告会在国发院承泽园举行。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的主旨演讲整理。大家对于今年的两会有很多期待，因为两会关系到新一年的布局。今年是党的二十大之后的第一年，是从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到正常生活的第一年，也是新一届政府上台的第一年。新一届政府对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会有怎样的政策措施，比如民营经济的态度如何？房地产会不会有新政？对平台经济的管控会不会调整？新设立的政府机构如何运作？等等，都是大家在两会上讨论的问题。我自己的感受是，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在两会上，大家普遍认为5.5%左右的目标比较保守，我个人也同意这个判断。在政协全体会议上，我就做了题为“激发潜在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发言。高质量发展是建立在发展基础上实现高质量，需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所讲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发展阶段来看，我个人认为中国在创新方面具备三个优势：第一是后来者优势。我国现在总体上还处在追赶阶段，相当于德国在1940年代、日本在1950年代、韩国在1980年代对美国的追赶阶段（人均GDP为美国同期的25%左右）。这三个国家在和我国相同的追赶阶段实现了10多年平均每年人均GDP

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两会之后，中国的经济将向何处去？预期经济增长率能达到多少？2023年，财政政策将如何发力，才能助力经济稳增长？货币政策是否会趋向宽松？拉动消费，主要应采取哪些措施？北大国发院EMBA论坛第75期活动邀请到了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BiMBA商学院院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老师，为大家带来《从两会看经济》的主题演讲，助力企业家和高管从宏观层面把握政策变化，前瞻经济发展趋势。本次活动还特别邀请了三位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他们分别来自政府部门、企业等不同机构，将在主题演讲后与姚老师就两会后的经济发展态势展开对话。时

对话：教育的基本点与中美关系的难点詹姆斯·赫克曼：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林毅夫：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20:37-20:53

题记：2023年3月3日，应中国农业大学“中国乡村大讲堂”邀请，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做主旨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做了重要报告，提出了许多论断，规划了很多政策措施。我和各位一样，也在学习领会。二十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来自外部的打压随时可能升级，“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同时，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党从现在开始的中心任务。今天我想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分享我的心得与思考：为什么会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该变局为什么会加速演进？我们应该如何驾驭大变局？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如何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世界意义是什么？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总书记在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论断。为什么称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由于经济是基础，且我研究的是经济，所以我想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来谈谈我对百年未有大变局的理解。在20世纪刚刚开始的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当时的八国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奥匈帝国。它们是当时世界上的列强，之所以是列强，因为他们的经济、军事强盛，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占到全世界的50.4%。进入21世纪的2000年，世界上也有一个八国集团，其中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这七个国家也是八国联军的前七国，只有奥匈帝国被加拿大取代。原因在于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解体，退出列强行列，被加拿大取而代之。1900年八国列强的经济总量占到全世界的50.4%，整整一百年之后，八国集团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47%。经济是基础，八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半壁江山，所以整个20世纪的世界是和平或是战乱，基本上就取决于这八国之间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怎么爆发的？当时八国列强中的德国和奥匈帝国组成了同盟国，其他六个国家属于协约国，他们之间政治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无法摆平，于是爆发了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八个国家当中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组成了所谓轴心国，其他国家成为同盟国，由于轴心国与同盟国之间政治经济利益冲突摆不平，于是爆发了二战。整个20世纪的一百年里，世界的经济格局相当稳定，七八个大国始终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其全球经济比重从50.4%降为47%，仅下降了3.4个百分点。但为什么到2018年突然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呢？从经济角度可以看得很清楚。2018年，这八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从47%下降到34.7%，仅略高于三分之一。由于经济地位下滑，这八国主导世界的能力也随之下滑。最明显的例子是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主导世界应对危机的国际治理机构由八国集团变为二十国集团。过去也出现过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但无非是这八国的领导人开会商定，其他国家照做即可，当然也要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来执行。可是，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发生时，八国集团发现无能为力应对，所以，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在2008年12月牵头召开了二十国集团会议来共商对策。从2008年到现在，主导世界政治经济事务的机构就从八国集团变成了二十国集团。从八国集团至二十国集团的质变，这是在一百多年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的事情。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国集团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如此稳固，为何在21世纪出现巨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崛起。200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到全世界的6.9%，2018年上升至16.8%，提升9.9个百分点。前面谈到，八国集团的经济总量从47%下降为34.7%，下滑12.3个百分点。计算可知，这八国集团下滑的12.3个百分点中有80%是中国崛起的结果。在这样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中国人当然高兴，因为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改善。谁在此变局中的失落感最大？应当是美国。因为美国的经济总量在1875年左右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整个20世纪，美国一直是全世界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经济体。再回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利益摆不平。一战爆发时，美国虽是协约国，但位置远离欧洲大陆战场，所以起初没有参战，德国和奥匈帝国横扫欧洲大陆；后来美国参战，由于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有能力以源源不断的物质投入到战场，成为打败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重要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同样的情形。战争开始时，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横扫战场，把同盟国的军队一一打败，英国、法国等从敦刻尔克撤退，进入所谓“至暗时刻”。后来为什么同盟军能打回来？因为美国参战，源源不断地输送物资，从诺曼底登陆，打败了德国。在亚洲战场也是一样。起初日本狂妄宣称要“三个月亡华”，侵略了大半个中国及太平洋、南洋，但最终日本战败，原因之一也是日本在夏威夷把美国的军舰打掉了一大半，可是美国生产能力强，造军舰速度快，军舰很快得以补充。所以在中途岛战役时，尽管双方军舰损失数量一样多，可是美国有能力不断投入新的战舰，最终打赢日本。尤其是美国最后还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可以说，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是整个20世纪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主导力量，是全世界的领头羊。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实现了快速发展，从1978年到2020年，中国取得连续42年、平均每年9.2%的经济增长。如此高的增长速度，持续如此长时间，在人类历史上都不曾出现过，尤其是在规模这么大的国家。到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美国，这是1875年以后美国第一次遭遇的情形。由于经济是基础，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失落感越来越强烈，所以从奥巴马时代开始，美国提出“重返亚太”的战略。其实美国一直在亚洲，它所谓的“重返亚太”是什么？就是把它驻扎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派来加强太平洋的第七舰队，想在中国周边形成军事包围圈。“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目的非常明确。特朗普政府时期，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跟中国打贸易战、科技战，同样是想抑制中国的发展。如今美国是拜登担任总统，他基本没有改变奥巴马时代和特朗普时代的政策，而且又组织了以意识形态为边界的所谓“守卫民主国家同盟”，诱使其他国家与中国脱钩，抑制中国的发展。随着中国的继续发展，这种状况可能会愈演愈烈。因此，遏制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美国两党的共同政策。举个例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杰夫里·萨克斯，东欧剧变时“休克疗法”的提出者，他承认中国的渐进式双轨制改革优于他当时在苏联东欧倡导的休克疗法。现在他甚至在非洲国家推行中国的经验，帮助非洲国家的农村复兴，走的基本是中国的道路。他一直在网络上讲，美国遏制中国没道理，结果受到网络暴力，很多人群起而攻之，最后他一气之下关掉了自己的自媒体账户。这反映了一个事实，美国现在没有人能讲公正的话。只要中国继续稳定，继续谋发展，这种情绪很可能会越来越激烈。我想，这是总书记讲的“风高浪急”“惊涛骇浪”背后的原因。作为世界经济的“老大”和“老二”，中美之间关系的变化，不仅影响中国，也影响世界。从贸易来看，中国现在是世界上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其他70多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经济学告诉我们，贸易是双赢的，而且，在两国贸易中，小国得利多于大国，因此中国的和平发展也会给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机会。总之，中美之间的矛盾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如何应对大变局面对这样的问题和挑战，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想，中国的出路只有继续发展。我个人的判断是，当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时，世界大概就会进入和平稳定的新格局。原因如下：中国的人口是美国四倍。现在我们是14亿人口，美国3.3亿人，虽然中国出现人口老龄化，美国人口可能还会增加，但是，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这一基本格局在可见的未来应该不会有大的改变。当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人均GDP一半时，我们的人口是它的四倍，那么我们的经济总量就是美国的两倍，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中国内部有地区差距，当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收入水平处于领先的北京、天津、上海以及东部沿海的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这三市五省的人均GDP大概会和美国处于同一水平，而它们的人口加起来有4亿多，比美国稍多一点，这代表这三市五省的经济总量会跟美国相当。更重要的是，人均GDP代表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也代表平均的产业和技术水平。如果这三市五省与美国的经济总量相当，并且产业技术水平也与美国的相当，就意味着美国相对中国将不再拥有多少技术优势。今天美国为什么拥有可以卡中国脖子的霸权？因为它有技术优势。到那时，美国没有了多少技术优势，它再想卡中国的脖子将无能为力。我前面讲到，贸易是双赢的，小经济体从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大于大经济体，所以，当中国的经济总量是美国两倍时，从中美贸易当中得到好处更多的就是美国。比如，美国那些大型高科技公司的研发投入非常多，而研发成功之后能获得多大的利润则取决于有多大的市场。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规模是美国的两倍，如果这些美国公司失去中国市场，研发成功后，可能就从高盈利变成低盈利甚至不盈利。而且，高科技产业必须不断投入才能维持技术领先，如果这些公司低盈利或不盈利，就无法继续投入研发。不仅这些美国大公司不能没有中国市场，美国很多老百姓必须靠中国提供的价廉物美的产品来维持生活水平。届时，中国的经济比美国大是美国没有手段改变的事实，而且，维持和中国友好的关系符合美国自己的利益，美国应该就会心悦诚服接受中国的崛起。我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改变了世界原有的经济格局。面向未来，我们能否驾驭大变局，能否让世界进入新的稳定格局，同样有赖于中国的继续快速发展。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对内是如此，对外也一样。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接下来，我再谈谈中国式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纵观人类历史，西方国家在十四、十五世纪有了“地理大发现”，从美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掠夺了很多资源；到18世纪以后，西方出现工业革命，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化社会；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而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没有进入工业化，所以就出现了现代社会的大分流，西方少数几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到世界的一半，主导整个世界格局，其他国家和地区大多成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当时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一种

活动信息主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MBA中心联合举办：HICOOL商学院时间：2023年3月25日（周六）14:00-16:30地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本次活动同时提供在线直播）议程：14:00-14:20

【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第64期】中国经济的前景暨2023年两会解读报告会2022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中国经济踏上新征程。2023年的两会作为二十大之后的第一个两会，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不仅研讨中国经济新征程的挑战与应对，还有引人注目的行政团队更新与机构改革新举。

Becker是促成这一监管放松的重要的游说者之一。何晓贝博士，现任北大国发院智库宏观与绿色金融实验室副主任。何晓贝博士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

题记：2022年12月18日，“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中国新征程与国家发展”在线上隆重举办。此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北京绿交所董事长王乃祥，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冯超，以及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副院长，经管学院教授钱小军应邀进行圆桌对话，北大国发院兼职教授、国发院宏观与绿色金融实验室联席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主持。本文根据圆桌对话内容整理。应对气候变化离不开金融调控和技术进步马骏：如何从宏观层面看待气候变化的挑战和应对？黄海洲：央行通过政策指导绿色金融发展，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支持，具有系统重要性。全球气候变化会带来涉及到经济和金融系统的风险，各国央行应该在这个层面上做出重要贡献。在中国，需要发改委、财政部、环保部等相关部委积极协同，也需要社会及企业层面，包括如北大国发院、北京绿金院等机构的共同努力。从宏观层面上，央行在推动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加大投资，是否会抬升通胀和利率，对经济有负面影响？这需要综合考量几个重要变量。总体方向上，各方观点基本一致，即加大绿色金融投资，以新能源替代旧能源。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变量是技术进步的速度，如果速度足够快，则可以带来新产能的提升，继而可以对冲通胀及其他相关方面问题。20世纪70年代，全球处在严重的滞胀状态，通胀非常高，美国通胀达到16%，英国通胀超过20%，全球经济增长也很差。现在全球应对滞胀的问题，一方面是加息，从央行的角度出发，美国保罗·沃尔克强力加息，把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直接加到20%，而且分别在1979年和1981年加了两次，对影响通胀的预期起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调整汇率，实际上美国做的供给侧改革，还有中国全球化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科技进步的作用也不可低估，20世纪70年代，当时全世界缺石油，从60年代的3美元推升到70年代的30多美元，人们意识到石油的枯竭问题，油价会大幅涨价。后来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很大原因是依靠科技的进步。今天，在科技进步方面，各项基础条件都有了很大提升，尤其在新能源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突破，这对于汽车产业具有颠覆性，给光伏产业带来的进步也同样具有颠覆性。从这个意义来讲，加大科技投入是必要的，效益也是可期的。中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重要关口，石油十分缺乏，70%的石油消费量依靠进口，这个比例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而水涨船高，我们需要在光伏产业进行突破。新能源汽车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产业之一，需要在这方面加大投入并占领高点。所以，从宏观层面来讲，央行值得在绿色金融领域加大投入并起到引领作用。从长期来看，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马骏：在资本市场，如何理解碳中和及能源转型对通胀的阶段性影响？黄海洲：重大的科技进步尤其是引发一个产业群的科技进步，一般利用摩尔定律推算，即每18个月价格约下降一半。在储能、光伏等方面，我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技术积累，摩尔定律的适用时期会到来。摩尔定律在宏观经济学上带来的是通缩，每18个月的性能提高一倍，价格下降一半，这是4倍的差，同样的性能，价格是1/4，这带来的通缩作用非常重要。1970年代走出滞胀的因素，除了货币政策改革等方面的措施，还有一方面是技术进步。马骏：过去10年当中，光伏和风电的发电成本已经下降了80%-90%，未来会继续大幅度下降。目前电动车行业的价格在下降，未来将与燃油车差不多，或许更便宜，电池也会经历这样的过程。由于技术的进步，不同国家可能享受到不同程度的通缩效应。中国很可能是更大的受益者，我们体量大、具有规模效应，一旦这些技术得到大规模应用，单位成本的下降速度可能比其他国家快一些。从这个角度看，我并不特别担心应对气候变化会带来永久性且非常强的通胀压力。绿色科技的作用至关重要徐林：绿色低碳领域技术进步的影响很明显。我也认为今后不会带来通胀的效应，而是明显的通缩效应。从经济学角度讲，短期如果把碳中和看成一个新约束，实现碳中和对于很多产业来说确实是成本的增加，表现为供给曲线可能的往上平移，和需求曲线结合在一起，结果就是价格上涨和生产收缩。所以这对于增长确实有收缩作用。但从中长期看，碳中和的新约束也带来了技术进步的激励和压力，从而使得技术进步加快，这在中国新能源领域表现得特别明显。过去十年，在风能和太阳能领域，每度电的成本实际下降了90%，而且还在进一步下降。以光伏发电为例，最新的转化效率由25%提高到26%多，仅仅一个百分点的提高就使得每度电的成本下降了大约5%，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根据我们的行业研究，在新能源领域，特别是光伏的转化效率可能在未来的6、7年里还可以提高2-3个百分点，就是由目前的26%可以进一步提高到27%-28%，将使每度电的成本进一步下降。以天合光能董事长讲的数字为例，中国西北新建的光伏发电站，仅从发电的环节来看，每度电的成本已经降低到1毛多钱，如果加上储能和电网输电到江苏落地的电价，大概已经不到5毛钱。这个电价实际使得光伏发电这个领域的竞争力与现有的煤电行业不相上下。所以，随着新能源领域技术进步的不断推进，绿能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步伐可能会比预期的快，而且成本更低。这将带来非常有意义的影响。任何一种绿色低碳的新约束，短期来看是增加企业、产业的成本，但从中长期来看，实际是通过技术创新的推进不断降低成本，从而使整个产业更具竞争力。绿色低碳的转型，特别是中国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对于中国来说具有战略意义，值得国家花大力气推进。我国的能源自然禀赋条件并不好，只有煤储量相对丰富。煤炭是高碳能源，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依存度分别大约是73%和40%。如果想改变这种能源过于依赖海外供应的状况，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根本。只要太阳能的成本继续下降，大概十年之后一定能达到非常有竞争力的水平，实现大规模的绿能替代。这十年里，储能技术、各种新储能方式的发展，也有利于整个国家实现以新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建设。这种体系建设一旦实现，中国建立在绿能基础上的电气化时代就可以大大提速。这个时代来临后，我国原油和天然气的进口依存度会大大降低。同时，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综上所述，能源体系低碳转型值得我们大力推进，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要实现碳中和，涉及近500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规模。仅在能源领域，如果要实现绿能替代，即今后80%用电都是绿电，还不考虑储能和电网建设，仅电站这一项可能就需要近150万亿人民币的投资。但从动态投资的角度来说，今后投资规模也可能进一步下降，因为随着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转化效率更高，就不需要修建过多的电站。目前，我国电动车领域发展非常快，但我认为，如果用电主要还是煤电，就不能称之为新能源车，只有实现了绿能基础上的电动车，才叫新能源车。在投资领域，因为中美绿色基金不申请贷款和优惠条件，所以不套用人民银行或者发改委规定的绿色标准。我们做绿色投资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就是要有利于各种污染物的减排，有利于温室气体的减排，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循环利用水平。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在做投资标的选择时，除了和所有股权投资机构一样对项目本身进行尽调，还有一个特殊点就是对于项目所利用的技术和产生的绿色影响力做计算。我们公司内部有一个模型，来测算投资的项目到底产生多大的绿色影响力。如果不符合我们的绿色标准，即使标的在财务上是可行的，我们也不进行投资。按照这样的绿色标准，新能源是我们选择的投资领域之一。因为新能源确实是一个宽泛而且持续时间很长的赛道，而且能源领域所占的碳排放比重大约为50%多，是碳排放最大的领域。我们还做制造业领域绿色节能改造项目的投资，制造业是中国排放第二大户，约占27%-28%。第三个领域是绿色交通。第四个是合成生物技术领域。目前很多传统化工原料都使用含碳原料，现在新的基于基因编辑的合成化学技术广泛应用于这些领域，可以生产完全可降解的塑料，包括其他精细化工产品。如果实现这样的替代，也能够带来减碳效果。农业领域也有很多值得关注的点，特别是生态建设产生的碳减排也具有投资价值。以前我在发改委时参与了很多生态资产变现机制的改革，今后这种生态空间碳的资产意义会越来越重要，是值得投资机构关注的重要领域。在投资模式上，股权投资基金更多关注具有硬核技术的项目。通过几年的投资实践，有硬核技术的项目更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在穿越周期的时候具有更好的可持续性。在绿色低碳领域，有大量技术值得关注，包括新能源领域的材料技术、储能领域的材料技术、合成生物技术等。这些技术中的任何一个突破都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应，会形成很大的增长点。前不久美国宣布可控核聚变实验的结果，带来了一些震动。如果这个技术真正具备商用条件，可以颠覆整个新能源行业。我们看到这个消息既高兴又胆战心惊，现有很多光伏发电、风力发电企业很关注新技术产生的颠覆性影响对传统行业带来的冲击。可控核聚变预计需要30年左右时间才有可能商用。所以，股权投资机构特别关注绿色低碳领域。从环保、生态、污染治理，到低碳技术，包括数字技术领域中的半导体材料技术等，这些都与绿色低碳密切相关。这个领域的项目主要有两类，一是比较早期的项目，机构会利用大概10%左右的资源进行配置。这些项目虽然风险较大，但如果预测准确，其收益可能会比投资中后期技术相对比较成熟、经过市场检验的项目收益更高。投资中后期的项目，目前来看风险还比较大，因为比较好的项目在一级市场估值已经很高，再遇到二级市场周期性的变化或者出现大的波动，投资的风险也会加大。第二类是涉及重资产的投资。对于股权投资机构来说，更关注通过股权去投资其中的资本金部分，比例约为20%—30%，其余通过成本更低的杠杆融资来实现整个重资产项目的投资。目前对于这种杠杆融资特别是绿色低碳项目，央行有关部门有更优惠的政策，相对可以享受更多利率优惠，留给股权投资机构的IRR（内部收益率）并不低，能够达到12%—15%的水平，对于保险、社保资金的配置很有吸引力。所以，我们会根据不同项目的性质、不同技术的发展阶段，选择不同的投资方式。实践方面，总体来说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为股权投资营造了更好的条件，资本市场的主板、创业板、科创板、北交所等，可以适合不同项目寻找资本市场不同的上市途径和退出方式。但是，我认为在监管方面还有值得改进的地方。对于股权投资机构来说，尤其一些产品投资，要获得保险机构、银行资金或社保基金，经常会受到一些监管限制。虽然监管是要防范风险，但是有些风险和收益都十分明确的具体项目也会受到各种限制，以至于无法进行投资或者配资。针对这样的监管规定，未来期待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做深入、广泛的调研，尽可能地为绿色金融机构的投资或配置资产营造更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这对于国家的绿色低碳转型，以及金融机构获得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的足够收益都是有益的。碳市场的应有之义马骏：王乃祥董事长是绿交所的董事长，目前在具体落实碳交易方面的政策措施，尤其是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市场。当前碳市场在推动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发挥了多大作用？未来CCER何时启动，如何发挥作用？王乃祥：碳市场在推动碳中和的过程中，其作用和意义非常重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2023年，既是中国在新冠疫情后的第一年，也是党的二十大之后的开局之年，经济再次成为中国发展的重中之重。但放眼全球，除了百年未有的中长期变局，还有硝烟依旧弥漫的俄乌战争、美国难以停下的加息步伐与多个大国的经济减速等短期冲击，同时全球还叠加印太框架协议等地缘政治的重构与气候变化的约束。中国经济在供给冲击、需求萎靡和预期转弱等三重冲击与全球变局之下，2023年和中长期将面临一条什么样的发展曲线？关键挑战是什么？哪些新理念、新战略、新改革和新产业将发挥重要作用？2023年3月16日19点，北大承泽-蔚来seeds讲堂首期开讲，特别邀请到北大国发院院长、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带来主题分享：全球变局下的中国经济。主

题记：2022年12月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举办，中石油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论坛特邀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克曼和迪顿发表演讲，并与国发院教授对话。本文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015年）安格斯·迪顿（Angus

题记：2022年12月18日，“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中国新征程与国家发展”在线上隆重举办。此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本文为北京市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李文红在本届绿色金融分论坛上的主旨演讲。非常高兴参加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的绿色金融分论坛。本届论坛以“中国新征程与国家发展”为主题，希望通过大家的分享和讨论，推动北京市更好运用金融业资源与优势，为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科学应对气候变化探索“首都经验”，促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作出中国“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承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二〇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充分展现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体现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北京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稳妥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与绿色金融发展工作，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效。截至2022年9月末，北京市绿色信贷余额1.4万亿元，同比增长42.9%，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33.7个百分点；2022年1-9月，北京地区非金融企业（含央企）发行绿色金融债券超1500亿元，同比增长4%，占全国发行量的37.9%；截至2022年11月末，碳市场各类碳排放权产品累计成交9717.81万吨，成交额33.46亿元，试点碳配额成交均价居全国第一。下面，我主要向大家介绍北京发展绿色金融的优势、取得的进展以及下一步工作。一、北京发展绿色金融的优势一是生态环境优势。本世纪初，北京以举办2008年奥运会为契机，形成了“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发展战略，“绿色”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底色”。多年来，北京大力推进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同减排，环境质量持续好转，节能减排走在全国前列。2021年，北京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74%；PM2.5年均浓度为33微克/立方米，较2015年下降超过50%；万元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题记：2022年12月18日，“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中国新征程与国家发展”在线上隆重举办。此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本文根据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在绿色金融分论坛上的主旨演讲整理。国际上对于央行是否应该支持绿色低碳转型曾经有过许多争论，但目前争议已经不大了。很多实证研究表明，气候变化以及绿色低碳转型会对产出、就业和通胀产生直接影响，也可能是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来源。所以，央行作为维护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的政策机构，应该责无旁贷地支持绿色低碳转型。近期，国际上几大经济体都面临物价飙升的情况，也因此出现不少反对央行支持绿色低碳转型的声音，认为央行应该更加关注其维护物价稳定的职责，不应对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不平等问题等过度关注。但全球范围而言，央行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支持绿色低碳转型中，例如日本央行的定向再融资工具，人民银行也已经出台两项政策工具，目前均应用顺利。总体而言，发达经济体的央行普遍更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提供激励等，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的央行较多使用比较直接的支持工具。产生这样区别的原因是什么？支持绿色低碳将是中国央行一项重要任务，那么应该在什么情境下支持，支持空间和力度如何，和哪些因素有关？以上问题值得深入思考。本文初步建立一个思路和框架，从碳价和自然利率的角度来分析央行如何支持绿色低碳转型。本文首先简要说明自然利率在央行制定货币政策中的重要的基准作用。其次，分析碳价变化影响自然利率和央行政策的三种情形，分别为碳价比较低、碳价有所提高，以及碳价达到较高水平。最后，是央行在支持绿色低碳的政策制定方面需要综合考虑的其他重要因素，以使相关政策的制定更加科学合理。自然利率是货币政策的重要基准自然利率是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基准。理论上，它指的是在实现通胀目标的前提下，经济体达到潜在经济增速时的实际利率水平。自然利率和储蓄及投融资有密切的关系。通常情况下，储蓄越高，投资越低，自然利率就会下降。反之，储蓄越低，投资越高，自然利率就会上升。碳价格如何影响自然利率？目前，碳价格是绿色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非常关键的变量。气候变暖造成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会给经济社会带来严重破坏，并极大地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因而导致就业、产出、储蓄、投资等经济变量变化。碳定价等气候适应、气候减缓的政策措施影响宏观经济变量，进而改变自然利率的水平。由于零利率下限的约束，自然利率越低，央行通过常规的利率政策调控经济所面临的约束就越大。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央行可能需要更多地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等非常规措施来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有学者提出，绿色低碳发展毕竟是结构性的支持方向，央行不应通过常规性货币政策，而应该更多地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来支持特定领域，这非常有道理。但是，考虑到现在绿色低碳领域的规模越来越大，大体估算绿色产业已经占经济总量的10%左右，而更需要引起关注的转型产业会越来越大，将达到GDP的30%、40%，甚至更高。所以，常规的货币政策在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用来支持绿色低碳发展，这将极大地作用于总需求。比如，在通胀不高的情况下，保持一个比较低的利率，则有助于以低成本资金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在常规货币政策空间缩小的情况下，央行可能就需要更多地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支持低碳发展。碳价变化影响自然利率和央行政策的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碳价比较低。碳价低需要有一个参照系，现在的碳价直观来看比发达经济体的碳价水平低很多。但如果从一个更加理论化、更加科学的角度来看，碳价的高低可以用均衡碳价来说明，碳排放的边际成本和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社会损失达到一致水平时，就相应产生一个均衡碳价，使碳排放的成本内部化，防止出现负的外部性。国际上也有很多估算，有一些估算显示中国目前碳价应达到75美元/吨或100美元/吨。目前中国的碳价相对低这个事实并无太大争议。在此情形下，高碳行业的碳排放成本低，有利可图，会仍然保持较高的投资和产出。当然，因为各方都在应对气候变化，高碳行业继续迅猛发展的可能性不大。同时，绿色产业和高碳行业的转型活动因为成本较高，缺乏激励，难以大发展，会使大规模投资潜能难以释放，从而抑制自然利率的提高。同时，因为高碳行业碳排放增多，气候变化继续加剧，这对经济社会产生比较大的冲击，会通过人口、投资、就业、生产率等渠道压低自然利率。第一，气候持续变暖，导致许多同地区的人口加大流出，影响劳动力供应，导致资本劳动比升高，降低资本边际产出，使得自然利率持续下降。第二，气候变化带来的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会造成资产的损失和贬值，降低资本的存量和生产率的增速，从而压低自然利率。自然灾害和高温天气会影响农业工业产出和劳动生产率，会造成经济增长的趋势性下降，也会导致自然利率下降。第三，气候变化一般来讲对较贫穷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冲击更大，加剧不平等，降低消费，也会降低自然利率。第四，气候变化增加了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导致投资意愿降低，储蓄倾向增强，也会造成自然利率下降。此时，由于碳价引导资源配置作用的缺失，而且自然利率比较低，央行要支持绿色低碳的发展，就不得不采取非常规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和支持绿色低碳转型。这一操作的常规方式包括向商业银行提供低成本资金，推动商业银行发放更多的绿色信贷等。但是，由于碳价低，商业银行同样缺乏必要的激励，因支持这些绿色转型项目风险较大。而且，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可能增加商业银行的资产，央行需要耗费更大的资源向商业银行提供激励。第二种情形：碳价升高。此时，高碳行业的生产和投资受到抑制，绿色低碳转型得到进一步发展，碳排放增加的势头得到遏制，甚至出现下降。在碳价升高的过程中，支持绿色低碳转型的力度还不是很大，因为绿色低碳的技术研发和应用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相关投资和产出的增长未必能弥补高碳行业的萎缩，整体经济增长会受到影响，也会压低自然利率。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预测，如果要到2030年实现减排25%，那么现在到2030年全球年均经济增速会放缓。IMF也提出，如果不进行转型减排，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冲击会更大。在这种情况下，为推动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央行同样需要采取结构性货币政策。此时，商业银行因为碳价提高，有更大的激励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但是，高碳行业萎缩造成银行存量资产的损失增加，导致银行支持绿色低碳行业的能力受到削弱，所以央行可能需要较大的力度支持绿色低碳转型，但耗费的资源可能低于碳价较低的情形。第三种情形：碳价达到并维持较高水平。此时，高碳行业可能会因为成本大幅升高而受到极大的抑制，出现明显萎缩，绿色低碳的领域受到高碳价的激励，投资大幅增加。这种情况下，新技术的研发应用推升劳动生产率。多项研究表明，绿色低碳投资和服务可以创造大量的新增就业岗位，完全可以弥补高碳行业的就业下降，这会促进社会整体人力资本积累和就业上升，提升整体经济增长，因此

复兴中路店五层（徐汇区复兴中路1237号，近地铁1/10/12号线陕西南路站7号口），本次活动同时提供在线直播议程：14:00-14:30

题记：2022年12月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举办，中石油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论坛特邀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发表视频演讲，并与国发院教授在线对话。本文根据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引言】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两会之后，中国的经济将向何处去？预期经济增长率能达到多少？2023年，财政政策将如何发力，才能助力经济稳增长？货币政策是否会趋向宽松？拉动消费，主要应采取哪些措施？北大国发院EMBA论坛第75期活动邀请到了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BiMBA商学院院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老师，为大家带来《从两会看经济》的主题演讲，助力企业家和高管从宏观层面把握政策变化，前瞻经济发展趋势。本次活动还特别邀请了三位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他们分别来自政府部门、企业等不同机构，将在主题演讲后与姚老师就两会后的经济发展态势展开对话。活动安排时间：2023年3月11日（周六）18:30--20:30地点：北京大学承泽园形式：线下【详细议程】18:30—18:45

题记：本文为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在新疆调研，于2023年2月12日在和田行署座谈会上的讲话。一、连续八年到和田调研的缘由以及和田取得的成绩大家好，过去八年国务院参事室每年组团到和田来调研，

随着ChatGPT火爆，投资者关注其对公募基金有哪些影响？是不是可以帮助基金经理更好地提升投资业绩，或帮助投资者选择表现更好的基金产品，或帮助基金公司和销售渠道等更好地做好投资者教育并提升投资者的金融素养呢？基于目前ChatGPT的工作原理及功能情况，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AI”未来在公募基金行业有如下五大应用场景：一、售后服务：ChatGPT智能客服，帮助客户答疑解惑2019年以来，随着A股行情的火爆，很多投资者尤其是年轻的投资者通过第三方销售渠道入市，然而，由于很多年轻的投资者缺乏投资经验，往往更容易出现亏损。尼尔森等的研究表明，仅40%的基民对基金认识清晰或有一定认知，而高达60%的基民对基金认知模糊或有一定的偏差。尤其在2022年A股市场出现了调整，最近两年入市的基金投资者几乎全线亏损。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汇总数据显示，2022年股票型基金下跌20.08%，混合型基金下跌16.54%。随着市场的波动调整，基金销售机构及基金公司面临着大量的客户投诉及售后服务的压力。传统的售后服务工作主要由客服人员来跟踪完成的，由于售后服务的需求增大，现在很多公募基金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客服部门往往都是外包第三方公司，然而人员的培训上岗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未来，随着ChatGPT的出现，可以用ChatGPT担任智能客服，提升基金售后服务工作的效率，更好地帮助客户答疑解惑。二、品牌宣传：ChatGPT营销策划，AIGC实现个性化和差异化的传播目前，基金公司的品牌宣传尤其依赖大众传播，一方面主要因为基金产品涉及到相对复杂的理财知识等，基金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乃至销售机构之间存在着很多的信息不对称，基金品牌的传播高度依赖业绩信息；另外一方面，由于基金产品的专业太强而且传播内容和方式等受到了监管部门严格的监管，同时基金产品的同质化程度较高，品牌的传播很多时候依赖具有公信力的媒体传播等。基金公司都有专门的营销部门负责生成专业的营销宣传文案，由于基金产品的同质化程度较高，传统的基金营销人员往往需要写作大量的文案，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这样的文案往往缺乏吸引力、内容冗长、差异化并不明显，从而导致传播效果不佳。随着ChatGPT出现，AIGC(AI-Generated

2022年，党的二十大正式提出将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是什么？与西方现代化相比有何异同？同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框架中明确提出是共同富裕的、协同发展的现代化，而共同富裕和城乡协调发展都是全球性难题，我们该如何突破和创新发展？中国政府连续多年的一号文件都关注乡村，中国的乡村振兴之路应该怎么走？应中国农业大学“中国乡村大讲堂”邀请，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与农大师生对这些问题进行交流探讨。报告主题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世界意愿——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播出时间2023年3月3日晚19:30——22:00播出地点网上平台播出主讲人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主持人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乡村大讲堂执行主席直播平台百度财经中国经营报人民日报党媒平台财经杂志经济观察报腾讯财经网易财经新京报贝壳财经国发院视频号搜狐财经腾讯研究院证券市场红周刊国发院抖音国发院头条号中经智库传媒证券市场周刊金融四十人论坛城市进化论网易公开课巨浪视线大河财立方学说平台财经聊一波网易科技北京大学出版社中信书院

ccersi@nsd.pku.edu.cn.Keynote

题记：2022年12月18日，北大国发院举办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中石油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管理主题分论坛特邀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中化集团原董事长、党组书记、北大国发院实践教授宁高宁，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北大国发院实践教授宋志平，愉悦资本创始及执行合作人、北大国发院学院发展咨询委员会主任、校友基金会理事刘二海发表演讲并对话。对话由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范保群，以及北大国发院管理学助理教授侯宏共同主持。本文根据对话内容整理。侯宏：首先请问三位嘉宾关于我国产业格局的问题。未来几年，我国产业整合的态势会是什么样的？宁高宁：不同产业有不同特点。我相信产业整合、上下游整合、产业链整合的趋势还会增强。大家现在越来越担忧产业链的安全性，特别是一些不能控制的关键环节。当然，这也要看产业本身整合的程度如何。以中粮的玉米产业为例，玉米可以加工为饲料、淀粉、糖、乳酸、油类等一般贸易品，这就可以整合为全产业链。企业可能无法把握大宗粮食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但是要能够把握采购、运输等关键环节以及发酵、提取等关键性技术环节。中国很多产业目前都是这种情况，而最终每个产业里只会剩下三五个效率较高的企业。宋志平：在我看来，产业整合会进一步加剧，一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二是不少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这实际上是为我们提供了完成产业整合的机会，只有整合才能让行业发展更健康。整合非常重要。过去我参与了水泥行业的整合，当时整合了上千家企业，行业集中度从6%提高到70%，但这个行业还需要进一步整合。行业整合是一项长期任务，并不局限于传统行业，一些新兴行业也需要整合。之前一家做得不错的软件公司原本想上市，后来有另外一家更好的公司想整合它。这家软件公司的负责人问我该怎么办，根据当时的情况我建议两家公司是可以整合。现在双方已经完成整合工作，效果也很好。企业要从心理上适应整合，不能再有过去那种“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想法。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整合有利于行业发展和提升企业竞争力。应该说，今天做企业关键不是看创造资源的能力，而是看整合资源的能力。企业整合包括整合别人与被别人整合，二者道理是相通的。被别人整合，意味着自己暂时整合不了别人。要把整合看作是产业发展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的产业正经历大整合的时代。刘二海：我举几个产业整合的例子。首先是垂直整合。以电动汽车行业为例，由于锂电池成本提高，企业都在想办法向产业链上游走、控制锂资源；单晶硅片企业和电子板企业则围绕着硅晶材料做整合。这些都是垂直整合，和宁总刚才讲到的产业链安全性有关。其次是双边重构。互联网1.0时代有“三大门户网站”，这些门户现在都只剩下了新闻网站的功能。因此，看上去无所不包的平台企业也会被大的垂直领域捅破。比如阿里、京东或者美团平台上都提供汽车养护、咖啡外卖这样的第三方服务，但途虎养车、瑞幸咖啡作为独立应用实现了突破，客户可以通过公司自己的客户端购买产品和服务。这样的现象正在越来越多的行业里发生。所以，平台并不能包罗万象，未来都会被大的垂直领域捅破。最后是水平整合。比如一些食品企业，产品通常做得“小而美”，但并不适合独立上市，这些公司如果做一些水平整合，也可以发展成大企业。侯宏：下面想问国企与民企之间的合作问题。尽管国企和民企都是经济微观主体，但确实存在差异。民企在寻求与国企的合作中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宁高宁：这取决于民企的诉求。这个话题可以衍生出很多层面的问题，包括所有制、管理权、安全性和商业股权利益等问题。如果不把诉求说清楚，不明确管理界限，合作所导致的问题会大于预期利益。因此，我觉得民企和国企没有必要一定要合作，关键看企业的需求是什么。现在往往有这样一个问题，民企一般遇到困难才来找国企，但之后又会面临新问题，比如国企特别强势，把民企吃掉了。我经历过一些民企和国企合作，他们每天开会就是吵架，从来不谈业务，这样就没必要合作。不过，现在民企国企之间的合作趋向成熟，经验增多，不像以往那样仅凭一腔热血或者良好愿望而合在一起。大家都要记得一个前提：合作之前，双方必须讲清楚你可以做什么，我又为了什么。从民企来讲，如果遇到问题来找国企合作，你的股权和控制力难免受到侵蚀，这个要提前想到，尤其是想好能不能接受。从国企来讲，如果跟民企合作，不要觉得自己就变成了民企，或者一定要求自己完全说了算。双方如何在产业链、技术、产品、市场各层面具体合作好才是关键，所以一开始要放弃国企和民企固有的思维起点，先弄清楚到底想一起合作什么。宋志平：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针对国企和民企的“两个毫不动摇”讲得比较清楚。一是要求国企按照市场化规则去运营，二是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实际上，现在的国企改革强调“三个集中”，即向着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和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三方面集中，要求国企有所为有所不为。现在央企从事主业的企业占比从原来的87%上升到93%，业务集中度进一步加强，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样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也会更大。在民企和国企的合作中，由于国企大部分是大企业，又与民企在同一个产业链、供应链上，所谓“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是一个相互协调的价值链体系。我过去在中国建材和国药集团工作时，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上千家民企进行合作，民企承担我们的一些外包项目，二者的合作非常密切。再讲到国企和民企股权上的合作，混合所有制改革强调引入“高匹配度”“高认同感”“高协同性”的战略投资者作为积极股东。要合作，大家在战略上尤其是文化上要互相认同。国企能够包容民企有自己的特色，同时看到它所具有的市场拼搏精神等优点，要清楚“国企的实力+民企的活力”才是最终的企业竞争力。民企要看与国企在合作战略上能不能协同，同时能不能接受国企的管理，毕竟国企的管理方式和民企可能不大相同。如果这些事情都能解决，双方就可以合作。从“混改”来讲，国企要坚持“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原则。我不久前去了杭州的绿城公司，它做得挺好，中交集团作为国企持有绿城28%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虽然中交集团是第一大股东，但这家企业按照无实际控制人的模式来进行管理，这有点像宁总以前整合蒙牛的做法。现在房地产行业面临着压力，但目前绿城的相关工作稳步开展，包括规范治理。这些混改的成功案例遵循的共同原则就是“宜控则控，宜参则参”，国企作为第一大股东，不见得都要“控”，也可以去“参”。还有差异化管控，比如对于国有股权比例低于50%，特别是低于三分之一的“混改”企业，应该采取更加宽松的监管模式。这些都在探索之中。我认为，中国的国企和民企还是应该走一条“国民共进”的道路，互相促进。企业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大家各有重点，分工合作，国企在供应链、产业链上带动民企发展，这也是国企当下要发挥的作用。刘二海：针对创业企业，我再补充几点。首先，创业企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有些方向，比如金融，就不适合创业企业甚至民企做。我们去年了解到一家初创公司，业务发展得挺不错，和很多地方银行合作得也很好，但央行征信新规对信用数据提出“断直连”的要求，它的业务马上断掉了。保险这样的强牌照等业务也是如此。所以创业企业要选择合适的发展方向。第二，创业企业在技术和市场方面要具备超越别人的能力，要有独特性，否则别人为什么要和你合作？比如宁总当年在中粮收购蒙牛，就是因为蒙牛具有优秀的市场能力。第三，如果国企希望引入一家民企，包括创业型企业，就需要在机制上，比如通过基金的方式，让管理变成偏市场化的手段。如宋总刚才所讲，通过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持有相应的股份来安排。新加坡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GIC是市场化机制管理国资的典型案例。所以我特别同意宁总和宋总所说的，一定要想清楚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侯宏：第三个问题想讨论商业模式。我们大部分人都感到消费互联网创新已经过时，现在提倡工匠精神和硬科技创新。如此一来，商业模式创新是变得相对不那么重要了，还是更重要了？或者说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宁高宁：商业模式创新永远不会停止，它一定会和技术创新一起发生。现在大量的所谓商业模式创新，背后都有技术创新在支撑。新技术产生以后会带来新的商业模式或者说要用新的商业模式来检验新技术，二者密不可分。如果纯粹只是对老产业、老行业、老技术换一种新玩法，创新潜力不会太大。宋志平：我也赞成宁总的观点，商业模式在不断更新。德鲁克（Peter

题记：2022年12月18日，北大国发院在线举办“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中石油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在主论坛的“宏观经济形势展望暨第63次经济观察报告会“环节，国发院特约研究员许宪春，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国发院兼职教授徐高，国发院长聘副教授赵波在主题报告之后展开对话。国发院助理院长、长聘副教授黄卓主持。本文根据对话内容整理。黄卓：有三个问题提给赵波老师。第一个问题是：国家已经不再公布无症状感染者人数，实际上也已经无法准确统计，今后如果再想建模追踪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不是因为数据不足或不准而增加挑战？第二个问题是：根据您原来的模型预计，未来三周全国会达到感染人数高峰并且疫情会持续到2023年一季度，现在大家出于自我防护减少了出门，这会不会对经济产生比较大的抑制效应？第三个问题是：康复的患者会不会复阳，之后还会不会有第二波、第三波疫情对经济持续冲击。不知您的研究模型有没有考虑这些方面的内容？赵波：首先，关于数据来源问题。我们用模型预测时采用的数据截止到11月底，因为12月开始公布的感染者人数已经不准确。在已经不做全人群筛查的情况下，的确无法做出估算。一种是借助调查统计的方法通过抽样来推断总体，比如最近协和医院做的关于新冠感染的线上问卷调查。第二种可能是来自医院系统的新冠患者的临床数据，但这可能是一个有偏的样本，因为去医院的都是症状较重的患者。第三种是开展社区居民新冠病毒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来推断已经感染新冠的人数。其次，对经济的影响。放开管控之后，老百姓出于自我防护减少出行和外出消费，对经济肯定有负面影响，但其强度要显著小于大规模封控或静默带来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科学抗疫需要政府、公共卫生专家和医学专家向公众普及科学常识。比如有人因害怕被感染而不敢出门，连生活垃圾都让物业收走，类似这样恐惧心理没有必要。最后，关于疫情的反复性。新冠病毒一定会长期与人类共存，并且成为局部地区的流行疾病，同时有可能继续变异。发生再次感染的可能性与前后两种变异株的相似程度成反比，从国际经验来看，二次感染的重症率和病死率也会较低。有鉴于此，经过这次疫情，我们要善于总结过去抗疫的经验，也要总结教训，包括如何保护重点人群，如何理性、科学地权衡经济发展和生命防护的关系。与此同时，要大幅提高医疗健康基础设施的投入，要未雨绸缪。比如我们过去几年建了不少方舱，但全国医疗机构的重症病房数基本没有太大增加。此外，完善医生的薪酬激励机制，提高医务工作者的待遇，培养高素质的医师队伍等都应该纳入长期规划。黄卓：下面想问徐高首席。疫情之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在不同城市之间已经出现分化，比如超一线城市、一线城市的住房需求非常强劲，三四线城市明显供给过剩。疫情三年，房地产经济受到重大冲击，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少房地产企业违约，一些楼盘不能按时交房。最近，中央出台了纾困政策，包括恢复房地产融资等。您认为未来的房地产新模式怎么样体现不同城市的分化情况，以及当前的房地产纾困政策怎么去协同中央的“房住不炒”政策？徐高：房地产话题讲起来很复杂，很多人会有很强的情绪带入，但是我们做分析时要保持冷静客观。首先，房地产在经济中的支柱地位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个支柱地位不是谁封的，而是来自人民群众对住房子、住大房子、住好房子的需求。需求在这里，就需要供给来加以满足。同时，很多人因为房价较高，在情绪上希望政府打压房地产行业。他们觉得，只要把房价降下来了，就能住上令自己满意的房子了。仅凭良好的愿望是办不成事的。过去这些年，我国地产调控主要都是通过抑制地产需求来调控房价，而不是在有效扩大土地和房产的供给。其结果是，房价看上去涨得慢了，但老百姓买房子的难度并没有下降，居民在居住上的获得感并没有明显增强。2021到2022年，对地产开发商的融资紧缩，更是让房产供给大幅收缩。中央“房住不炒”的关键在于“房住”，而“不炒”是为“房住”服务的。如果不抓住土地供给不足这个地产市场的主要矛盾，一味地通过需求端的紧缩政策来抑制炒作，甚至将紧缩性政策延伸至供给端，“房住不炒”的目标就很难落到实处。从结构上来看，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的症结是没有让房价在土地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土地供给的价格弹性较低，高房价没法有效带动土地供给增加。甚至在区域间，还出现了土地供需的错配——高房价区域土地供给持续不足。这样一来，因为供给缺乏价格弹性，无法对价格指挥棒做灵活反应，就形成房产供需的错配，导致一线城市供给不足，房价明显偏高，而部分三四线城市则供给过剩，房屋空置。要构建房地产市场发展新模式，关键要理顺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理顺房地产市场的核心在于增加土地供给的价格弹性，让土地供给在时间和空间上更好地与需求匹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落实中央“房住不炒”的要求。黄卓：请问张斌教授。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大基建投资。三年疫情防控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剧增，下一个现实挑战是基建投资的钱从哪里来？张斌：在强调基建投资是逆周期政策时，应该看到过去“四万亿”政策的后遗症。这个后遗症并不是说当经济遇到困难时不做基建投资，而是融资渠道和投资方向出了很大问题。过去基建投资主要是指建设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但现在这些设施所占的比重不到20%，主要建设的是城市公共设施，包括城市道路、绿化和网络等。现在一年修公园的钱比修铁路的钱花得多。这些基建项目大部分都是公益类项目，如果找商业金融机构借钱，按15%的利率获得期限很短的资金去做长期且没有回报的项目，自然会有很多错配带来的后遗症。这是我们应该从“四万亿”中汲取的教训。还有一些教训，包括基建投资投在了人口流出、产业流出的地区，最后导致设施无人使用，造成浪费。今天基建投资的钱应该从哪儿来？我认为应该减少从商业金融机构贷款举债。既然基建是公益类或准公益类项目，就应该用政府信用去举债。一方面，这样的债务成本低，期限长，能够跟项目性质匹配。另一方面，从商业金融机构举债的债务利息更高，后遗症更多。所以，我比较赞成通过公共预算内举债、发行国债、政策性金融机构举债等方式来做逆周期政策。基建投资还不仅仅是逆周期，过去几十年，更加完善的基建改善了城市面貌，发挥出规模经济效益，必将促进中长期经济增长。现在还有不少人担心，认为“基建债务增长之后会寅吃卯粮”，这种认识在农业社会可以成立，在现代社会不成立。政府公共债务，特别是在目前的状况下，不仅使债务升高，也提高了GDP、改善了就业和产出、帮助资源充分利用，因此这是比较良性的举债方式。与此同时，在以后的基建项目中，确实需要把基建与人、产业匹配到一起。盖房子是适应市场需要，基建也是一样，要跟着人和产业走。我国完善基建的空间还挺大，尤其是都市圈建设，老百姓愿意进入大城市生活，因为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水平。现在无论是住房、基建还是公共服务，满足老百姓需求的缺口还很大，补上这些缺口对中长期经济增长与改善全社会福利都有帮助。黄卓：许宪春教授，您提到2022年进出口对经济增速的贡献比较明显。那么2023年进出口对经济增速的贡献又会是什么情况？许宪春：从2020年下半年到2022年前三季度，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比较高，明显超过疫情前10年的平均水平。但从2022年11月的数据来看，进出口总额仅增长0.1%，其中出口增长0.9%，进口下降1.1%，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减弱。2023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能会比2022年回落，经济增长更依赖内需的拉动，需要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2023年应该把政策着力点放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上。黄卓：疫情期间，我们观察到物流行业对整个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数字经济时代，很多经济活动都是通过电子商务形式，高度依赖于物流。从统计数据方面，能不能看出交通物流对经济的影响，您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观察？许宪春：对物流行业我没有进行深入观察，但是我感觉它确实对经济影响比较大。一是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影响。近几年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高，但存货变动增速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物流堵塞，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销售不出去，这对上下游企业的生产经营都产生影响。二是物流堵塞对居民生活也造成影响，大家买东西不方便了就可能减少消费。因此，从生产角度、消费角度、投资需求角度来看，物流对经济产生了影响。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物流在整个经济中将起到更加重要的枢纽作用。黄卓：请问各位嘉宾，刚才提到2022年的经济增速较低，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奥密克戎病毒压制了经济活动。现在市场上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疫情防控政策转向，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干扰减少，特别是等2023年年初感染人数通过高峰后，商业活动、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就会陆续恢复，经济增速就会重回正常。各位嘉宾怎么看待这个观点，是不是也同样乐观？许宪春：我先来简单回答这个问题。2022年影响经济增长的两大重要因素，一个是奥密克戎病毒，另一个是俄乌冲突。俄乌冲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短期内不会有太大改变，但奥密克戎病毒的影响在明年一季度之后会减缓。疫情管控放开之后，经济会不会迅速恢复？我认为要从两方面考虑。第一，从国家统计局已经发布的有关数据看，2022年的经济增速肯定偏低，2023年在低基数上增长，增速会比较高。但也不要因此过于乐观。这三年的疫情对居民收入的影响非常大。2022年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增速比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减少3个百分点左右。收入增速减少自然会对消费产生较大影响，所以需要采取一些必要的刺激消费的措施。第二，国有控股投资增速较快，但民间投资增速一直在回落，两者间的增速差呈扩大趋势。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来看，目前整体处于负增长。随着物价变化，中下游企业的成本压力在减少，但中下游企业整体的利润较低，对未来投资的影响较大。总之，一方面是增长基数的原因，2023年的增速会比较高，但这并不是当年正常的增长水平。另一方面，疫情对居民收入的冲击会对2023年的消费产生影响，同时企业的利润也会对投资预期产生影响。此外，净出口增长也不容乐观。张斌：同意许老师的观点，我再做一点补充。在奥密克戎病毒的威胁慢慢解除后，消费、生产、投资都会有一定恢复，商家客流量会比过去几年好一点。但最后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回到疫情前的充分就业、合理就业状态究竟需要一年、两年还是更长时间？仍属未知，政策上为此提供必要的支持很重要。疫情三年，企业、居民、政府的资产负债表都受到冲击，恢复起来需要时间。现在放开后，很多人愿意投资和消费，但收入跟不上。疫情三年也导致老百姓的心态和预期发生很大变化。要想回到比较理想的经济状态需要时间和政策支持，包括在这过程中让经济经历一轮小的通胀和过热也是必要的。徐高：疫情带来的短期冲击当然是不能忽视的。因此，在防疫放开，疫情过去之后，经济增长会有一个自然的修复。但在新冠疫情外，经济政策也在影响经济运行轨迹。2021到2022年，中国经济景气度趋势向下，与2021年以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及“双碳”政策有一定关系。所以疫情后国内经济走势还取决于国内宏观调控政策。我国台湾地区在2022年疫情防控放开之后，经济景气度持续下滑。但下滑的原因并非疫情，而是发达国家货币紧缩打压了全球电子产业景气度。我国台湾作为一个比较依赖电子行业的经济体，经济自然会受到全球电子业不景气的负面影响。基本结论是，疫情对经济而言是短期影响因素，我们更要看疫情之后对经济走势有更强影响力的经济因素的变化。从2022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来看，我国大陆宏观政策已经开始触及房地产这个过去两年国内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所以，我对2023年我国大陆经济增长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讲到这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赵波老师。看2022年香港和台湾地区疫情放开的情况，发现香港感染人数峰值时的病死率为千分之1.1，台湾地区是千分之0.2。刚才赵老师您算出来咱们这轮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不到2万人，这个结果和香港、台湾地区以及其它经济体的实际死亡人相差太多。所以我想问，中国内地的死亡数为什么会远远低于其它经济体？赵波：徐高老师的问题很好。病死率的计算实际上非常复杂，在临床上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持。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病死率差异与死亡统计口径、感染者的检出率、人口年龄分布、疫苗接种率、治疗方案、变异株种类、季节性因素等密切相关。病死率（CFR）=死亡人数/确诊人数，确诊人数可能等于感染人数（比如严格的全员核酸的条件下），也可能远小于感染人数。以香港为例，由于香港至今没有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实际感染的人数远超过了确诊人数。根据Cai

题记：2022年12月18日，北大国发院隆重举办“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中石油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在“中国新征程‘环节，国务院参事室原参事、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夏斌，北大国发院院长、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姚洋，北大国发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刘守英展开对话。对话环节由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北大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敏主持。本文根据对话内容整理。王敏：首先请问姚洋老师。中国过去40年实现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比较自由的全球贸易让中国获得了先进技术，学习了发展经验。目前外部环境有一些变化，包括中美竞争等。12月15日美国又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管制。那么，中国应如何应对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脱钩？姚洋：的确，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芯片领域，对中国可谓步步紧逼。中国到目前的应对策略基本上是理性的。其实中国也有针对美国的杀手锏，但一直在保持克制。美国一些失去理智的做法，最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这对推进全世界技术水平的提高极其不利，不仅对中国不利，对美国也一样。面对美国的高压，我们首先要准确评估中国经济所受的实际影响到底有多大。中国在芯片等高科技领域的技术进步速度的确受到影响，但目前这些领域在整个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占比很小。所以我认为不要夸大美国对中国技术控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们对此做过调研，报告基本已完成。调研发现，美国实体清单上被制裁的中国企业有三分之一受影响很大，三分之一受影响有限，还有三分之一通过某些手段规避了美国的技术控制。因此，没必要夸大美国技术管制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否则我们对整体经济发展的信心和政策用力点都会出现偏差。总体而言，全球化的方式有所改变，但方向没变。王敏：请问夏斌老师，就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而言，中央政府扩大内需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政策又该如何落地？夏斌：在党的二十大会议前，我在8月份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中国经济中长期必须重点关注三大问题》。我结合这篇文章来讲一下。扩大内需的一个关键内容是扩大消费。消费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我国的低收入群体占人口中的大多数，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多达8.7亿。扩大消费从根本上是如何让这部分人提高收入，而不是扩展消费形态等。低收入群体又主要以农民为主，因此要考虑如何平衡土地制度改革和宅基地改革，如何能更多地让利于农民，让他们的腰包鼓起来。此外，包括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中低收群体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解决民生保障问题是扩大消费的关键。目前，由于我国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民生保障水平不一样，建议尽快取消除特大城市和超特大城市之外的其它城市的户籍制度，让居民能够在城市之间自由迁徙。这也是我在之前那篇文章中重点提出的。能够自由迁移，意味着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制度可以在不同城市之间统一标准，农村人也可以享受城里人的生活水平。只有民生问题得到保障，老百姓才可以无后顾之忧地消费。针对民生问题建立起全社会统一的基本保障，可以分步走。先针对特大城市和超特大城市之外的其它城市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现在主要在卫生部门、教育部门、医疗部门分别进行改革，但改了这么多年成效不大。此外，消费升级、消费形态创新也要同步完成，但这与户籍改革不矛盾。扩大内需的另一个内容是扩大投资。目前，民营企业投资占我国投资总额的50%甚至更高。当下民企投资的主要问题是信心不足。为什么投资信心不足？党中央、国务院反复讲“两个毫不动摇”和民营企业对国民经济产生了“五六七八九”的贡献，包括国家领导人也亲自召开专家座谈会，但投资信心不足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所以我在文章中建议，能否由中央出面，花一年多的时间，组织各省市自治区的各级政府、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认真对照中央“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思想，对已制定的各项业务规定、政策进行一次彻底的巡视，通过自查摆问题，列出纠偏项目（制度和政策），纠正“冤假错案”，并予以公布。有一纠一，有二纠二，及时纠正。最后由中央国务院组织检查，进行总结，做到不同的企业主体能够真正开展公开、公正的竞争。只有我们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让民营企业家重拾信心，把钱拿出来搞投资，这样才会对扩大就业、增加GDP、稳定社会有好处。当然投资领域中还有很多细节问题，但目前最主要的还是投资信心不足。此外，还有投资风险问题。首先，原来没看到风险，是因为高增长红利抵消了一些风险和损失，有国家兜底。现在要把政策性投资和商业性投资分开。其次，对监管政策要冷静思考与总结。具体到投资领域，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该出清的要出清，否则老拖着解决不了问题也会影响政府信用评价。投资者都是用脚投票，他不买债，你就发不出债，融不到新资金，最后影响经济发展。总之，我们要实事求是解决问题并且解决当前关键性的问题才能让内需重振。王敏：请问黄老师。过去二三十年，地方政府以地融资积累了不少债务问题。而过去三年，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剧，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开始限薪。地方政府债务会不会构成潜在的金融系统风险？从中央的角度有没有好的办法化解？黄益平：这其实是一个财政问题。我简单说三点。第一，地方财政压力确实在加剧。当前压力确实是前后一系列事件共同导致的。举个例子，全球危机以后，地方财政改革就是“关后门，开前门”，过去的很多融资渠道慢慢中断，包括卖地，所以地方政府收入减少，这是事实。第二，地方开支压力增大。疫情期间，各地财政仅在核酸这一项上平添巨大的压力。去年年初中央提出“稳增长”，但力度跟以前完全没法比。2008年投资4万亿拉动内需，最后实际投资30万亿。当时中央出钱并不多，但拉动了各个渠道投资。现在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收入受到约束，另一方面是疫情防控开支巨大。此外，地方政府还承担着维持房地产行业金融稳定的责任。所有问题都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开支。这才是短期现象，长期问题是，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不匹配。这也是我们在财政改革中经常讨论的问题。地方政府的任务很多，经常是中央发一个文件，地方就要承担责任，但其实很多资源又没有跟着下来。比如防疫问题、绿色环保治理问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地方政府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缺乏相应的财政配套，尤其是面对那些临时性要求。我认为，需要对全国财政格局做一个总体思考。上世纪90年代进行分税制改革后，多年前又做了一次调整，但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第三，会不会发生系统性风险？单纯就地方财政而言，我感觉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有很多地方平台，如地方国债、国资和一些违规项目等的确存在风险。事实上，这个问题在一些地方已经很突出，甚至已经爆发，有的地方还在拖着，但能拖多久不知道。因为我国地方政府不能独立破产，所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不可能完全脱离关系，最终还要算总账。现在公共债务的杠杆率还没有高到不可承受的阶段，所以当下的关键问题不是减少债务，而是把分母做大，因为分子在短期内很难调整。把分母做大，就是要在经济困难时候把经济搞上去，而不是先去控制财政和金融机构债务。如果经济起不来，所有这些风险只会越来越大。因此，当前我们要防范风险，但是否会像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发生系统性公共债务危机，目前看来可能性不是很大。王敏：请问刘守英老师，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城市化发展。大量人口推动房价包括土地市场火爆，同时也间接增加了地方政府的以地融资。我想请问刘老师，人口规模下降且新生人口持续下降，这对今后房地产甚至土地市场需求会不会形成一个制约，房地产市场和土地市场是否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刘守英：关于房地产和土地市场，我讲三点。第一，土地和房地产市场已经不可能回到从前。以前地方政府有困难或者想过得好一点，就可以通过卖地挣钱，那时房子只要买了就一定能涨，但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失去人口红利是部分原因，但我觉得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开始转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首先是目前已经没有那么高的经济增速来支撑高地价和高房价继续上涨，同时经济增速下行是规律性下行。其次，支撑地方政府园区发展的产业已经开始转型。沿海地区很多企业生产的东西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卖不出去，于是开始寻求主动转型。最后，地方政府卖地成本上升。大量土地都是存量土地，存量土地的拆迁成本和土地开发成本都很高。因此，除了人口因素以外，整个发展模式开始主动转，靠卖地、房地产支撑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第二，住房的功能当然是为了住，但也有投资功能。因此，房子兼具居住功能和资产属性。就整个住房供应来看，政府要完善公共住房供应制度，同时也要加大对改善性住房、高品性住房和新需求住房的供应，应该通过两轨并行来保障整个住房市场的良性发展。要保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相应的政策根本是加大市场化程度，加大土地市场供应。关于土地市场供应，现在有大量存量地可以补进市场。政府不要把这些地都拿在手上，并指望以此来稳地价、稳房价，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还是要通过市场化方式来解决问题。此外，城中村的土地和占比过高的公共用地，如市政设施都要投放到市场上来，不要再由政府拿在手上。整个住房市场的良性发展要靠更加市场化供应土地，这是实现“住房是用来住的”功能的前提。因此，可以让两轨的房地产市场并行，以解决当下的突出问题。第三，把握城乡关系重构趋势推动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发展。包括三方面，一是城市更新，二是都市圈发展，三是城乡融合。这是未来城市化的三种形态，对整个住房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影响也非常大。城市更新可以显著提升住房和土地价值，政府获得土地收益，居民改善住房质量。都市圈发展有利于打通都市圈内从村庄到城市的整个体系，不再限于城市内部的发展。都市圈发展很重要的一点是整个土地规划应该从过去的行政规划转向以都市圈为尺度的土地制度改革和市场化，这实际上也会释放大量的土地和住房需求。城乡融合是未来非常重要的形态，城乡之间的区域对未来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发展有重要作用。总之，没有过不去的槛，核心是要加大市场化程度，加大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此来提升市场信心。王敏：有听众想问姚老师。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要提振信心，改善预期，尤其是在消费端发力，您觉得后续落实政策时最大的风险和挑战是什么？姚洋：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认为主要风险在于政府能不能找到一个促消费的抓手。政府对促生产可谓驾轻就熟、抓手很多，但在促消费方面经验不足，因为我们以前很少促消费。这次把消费提到一个高度，但怎么去促消费？其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主要就是给老百姓发钱。直觉告诉我们，当消费不足时，只能提振老百姓自主消费的那一部分潜力，即跟老百姓收入有关的那一部分消费。如果等着老百姓收入上去之后再去促消费，就晚了，经济可能已经进入死循环。从经济学的角度，投资要往循环里面主动注钱，消费也一样。从政府的角度而言，今后发消费券时步子能不能迈得更大一些？如果一个省的经济规模在5万亿以上，发3亿消费券则意义不大，至少得发到1%即500亿才对促消费明显有用。就全国而言，发消费券要发到1万亿以上，才会对整个经济循环真正起效果。王敏：请问夏斌老师。今年在发展经济中不仅强调了经济政策中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还特别提出来科技政策和民生政策。为什么科技政策和民生政策对经济发展也变得特别重要了？夏斌：这次强调了民生政策、科技政策和创新政策。从科技创新角度来说，传统的增长模式不能再延续下去，要维持相对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就必须靠科技创新。从国内GDP核算角度讲，出口要上去，而生产包包、鞋子的时代已经过去，要增加出口竞争就要靠科技创新。从消费角度来讲，传统的消费模式、消费形态在转变，不搞科技创新，有些企业也活不下去。所以，不管是国家竞争还是企业经营，都需要科技创新。一个文明社会的进步也要靠科技创新。从民生角度，教育、就业、医疗、住房、养老都属于基本民生。消费对GDP的贡献已经达到70%左右，这是当下中国经济的格局，要把经济维持下去，要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就必须抓好民生保障。我们讲中国发展的余地很大、空间很大、韧劲很大，大在哪里？大就大在还有巨大的消费值得推动。通过消费推动去提高投资，通过科技进步去扩大消费，这才是健康的循环。王敏：请问黄益平老师。虽然金融危机总是以令人想不到的时间和方式发生，但您认为今年能想到的最大金融风险是什么？同时，怎么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同时又推进资本市场开放？黄益平：我也希望知道明年（2023年）到底会在哪儿出现风险，但确实很难判断。如果让我做一个预测，我认为明年的情况是宏观反弹，微观困难。经过三年抗疫，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一般老百姓家庭，资产负债都已经非常紧张。经济反弹以后，经济活动能不能很快恢复，还会面临一些约束，所以我认为报复性反弹在个别领域也许有，但全面出现还是比较难。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有一些领域的风险确实值得关注。一个是地方平台。我们一直在讨论他们现在很困难，但如果明年财政没有改善，收入没有特别增加，困难还会持续。另一个是中小银行。疫情期间，中小银行为响应政府号召给很多中小企业发放了贷款，于是中小企业贷款在2020年增长30%，在2021年和2022年又增长25%左右，但基本都是政策推动的增长。获得贷款的中小企业有不少最后还是倒闭，明年中小银行整体的不良率也还会增加。虽然我并不认为所有中小银行都会有问题，但是个别风险集中、管理又不太理想的银行问题比较大。怎么样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同时支持金融市场的开放？我觉得二者是辩证关系，一方面，如果没有准备好，就不要开放；另一方面，开放本身可以强化市场纪律，这也是改进风险管理的重要步骤。今年美联储使劲加息，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受到影响甚至发生金融危机，因为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国际货币，而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资产负债表上有资产错配的问题。此外，2月份时美国制裁俄罗斯，我一直认为这是件非常奇特的事情，相当于用一帮主权国家使用的美元去制裁另外一个主权国家，这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信誉是一个重大打击。这意味着，我们要想办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而金融市场开放是其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开放是大方向，但是怎么开放，具体做法上确实要稳健。很多国家开放后爆发了金融危机，因此要在开放和稳定之间求平衡。具体怎么做？第一，选择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没准备好就不要开放，准备好了再开放。对此，我们其实一直准备有一套策略和方向。第二，要讲究改革秩序，不要顺序颠倒。如果当国内的金融市场还没有理顺就放开了，那就是自寻烦恼，肯定会加大经济波动，所以改革政策出台的次序非常重要。第三，开放后仍然可以采取一些宏观审慎政策，有一些举措可以防范风险积累，这也是这两年央行在做的双支柱政策。因此，要一方面开放，另一方面保证总体金融稳定。王敏：请问刘老师，“疫后经济”要畅通两大循环，国内体制如何从管控向市场回归，让要素流动起来？中国经济怎么快速向国际回归，打通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的循环？刘守英：“疫后经济”是指原来疫情全面主导一切，现在要转向开放以后的经济恢复。目前我们已经开始转向疫后模式。疫后模式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循环问题。为了应对疫情，我们建立起“战疫体制”。现在要回到国民经济循环，首先得从战疫体制回到常规体制，其核心就是要从行政治理转向市场治理。其次，整个国民经济循环包括生产、消费、流通和收入环节，而疫后恢复循环的核心是在收入方面。收入如果上不去，循环就回不来。同时也不能先抓生产、消费、流通，最后再抓收入，这样倒着抓，循环也回不来。只有先让就业起来，国民收入才能起来，而收入起来以后才能支撑消费。所以，如果只是试图通过投资来畅通循环，那就要出问题，现在很多救市措施还是在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这不可取。恢复整个循环，应该按照先恢复主体、恢复就业、恢复收入这样的逻辑。再次，关于中国经济回归国际的问题，我不是很担心，因为至少从经济上来讲，世界还没有到放弃中国的时候。所以，我们在面向国际循环时要有定力，要对不同方面做分析。改革开放40年多来，我们的产品要往高端走就离不开发达的技术和发达产业做支撑。而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从产业特性来看，中国都可以考虑加大与欧洲的经济循环，因为我们和欧洲有互补性，欧洲对我们也有需求，这样也会促进我们产品和产业的提升空间。就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我们不可能所有中低端产业都往越南、老挝转，他们的产业链条布局还支撑不了。我在顺德和南海调研时发现，产业链条对当地的产业环境需求非常高。所以我们现在一些中低端产业在往外转移的过程中，千万不要“腾笼换鸟”之后自己一片空白，造成产业空心化，要吸取美国的教训，分析哪些产业可以继续留在国内，哪些可以往外走，为此政府和企业都要做一些事。最后，“一带一路”等国际循环的核心问题是要防范风险。整理：何又夕

Dollar），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L·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他是布鲁金斯贸易播客“Doll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