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当年收益应当按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规定提取公积公益金，用于弥补亏损、扩大生产经营等，剩余的可分配收益按照量化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集体经营性财产收益权份额进行分配。第四十三条

永泰文书被“看见”的意义并不止于成为一家一姓一村一个永泰的过往史料，而且它的出版标志着“民间”第一次成系统、有标准地登上了“庙堂”，它们让大家更了解农村，更懂得怎么发挥基层的力量。在福建省永泰县乡间，历史至少以三种形式存在着。一种盘踞矗立在地面上，它们是152座散落在深山中的庄寨。这些极具规模的乡土建筑最早可追溯到唐朝，是大家族为了共同生活和抵御外敌而建。岁月更迭，这些庄寨已成为文化和建筑遗产，它们的大门不再只对本族人开放，而那些曾在此聚族而居的庄寨子孙们也早已离开庄寨，四散成一个个小家庭。另一种历史则活在村民的记忆与口口相传中。它可能以一句“我爷爷曾告诉我”开启话头，在夹杂着向往与愁绪的讲述后，最终以一句“这些人已经不在了”的慨叹来结尾。说话的人未必亲历过他所讲述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传承的速度有时也跟不上村民老去的速度。永泰县盖洋乡珠峰村十八股寨坪阄书，写于清朝乾隆十三年。受访者供图还有一种曾藏在瓦片下、阁楼中、箱子里，也刻在楹联上、牌匾上、石碑上。它们曾面对两种命运：被当成一堆废纸或旧时代的“遗物”被丢掉、卖掉、烧掉；或在一代代人的嘱托和传递下被守护至今。正因为有后者的存在，一些人得以恢复活过的痕迹，一些庄寨得以还原自己的故事和家族精神，一些村庄得以重拾凝聚人心的智慧与自信——它们就是正在被“看见”的永泰民间历史文书（以下简称“永泰文书”）。1►差点被当成废纸卖掉永泰文书能闯进公众的视野是个意外。八年前，如果不是一位青年学者的一声“先不要扔”，在永泰乡间，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历史文书被当作废纸处理掉。当时，还在厦门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的董思思跟着乡村规划设计机构“东南乡建”创始人张明珍来到地处闽中山区戴云山脉的永泰县同安镇三捷村仁和庄。当董思思漫步于这座建于清朝道光年间的庄寨时，他觉得这里的每一处都值得追问：铺地面用的巨大青石块并不产于本地，当年如何能运进这深山里？随处可见的石雕、木刻、彩绘、泥塑工艺精湛，想必造价不菲，庄寨主人的财富从何而来？顺着庄寨内四通八达的道路，董思思走到了后楼，于偶然间推开一扇挂着“大队部”牌子的门，一眼就看见散落在地上的一堆文件纸张。出于研究习惯，他蹲了下来，接连拣起其中几张翻阅，随即意识到，这里在集体化时期曾是三捷大队队部所在地，这些文件是大队部存留下来的基层档案，内容既涵盖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也有普通村民经济生产生活的大事小事。看出文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后，董思思难掩兴奋，马上冲出去，请张明珍问一问村干部，这些档案将要作何使用？“我们马上要请人来打扫，把这些废纸卖掉。”听了村干部的回答后，董思思有些着急，他当下作出决定：“这些文书很有价值，请你们暂缓清理，由我组织团队来整理这批档案。”这一决定在日后被董思思视为“我过去十年当中做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在当年的5月和7月，他先后两次组织以厦门大学历史系学生为主的团队来到永泰，将这批时间跨度近40年，且递年相连几无中断的档案抢救、整理了出来。年底，他们还与张明珍的东南乡建团队一起，在修缮好的庄寨里策划了“集体化时代文书展”。与此同时，他们向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郑振满教授汇报了一个消息：在永泰其他村落，也发现了大量明清以来的民间历史文书，它们不仅包括了涉及田产买卖或租赁的契约，还包括了族谱、账簿、阄书、诉状、收据、税单、科仪本、碑刻等。2017年夏天，以郑振满教授为首的厦门大学研究团队来到永泰，由此永泰文书正式进入学界视野。厦门大学团队在永泰县梧桐镇兰亭宫现场研读历史文书。受访者供图回顾对永泰文书最初的挖掘过程，张明珍心头有万般感慨：“我们就是这么偶然地看到那些文书，如果没有董思思来，就没有后面的几位教授跟进，更不会有大量永泰文书被发现、被重视。”而偶然之下其实也潜藏着某种必然。如果你能见到一个叫张培奋的人，你就会明白，永泰文书注定会被看见。2►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在永泰县盖洋乡盖洋村古建筑群三对厝中的祥园厝见到张培奋时，他正在厅堂前的院子里一边比划，一边与人商量桌椅该怎么摆放。张培奋剃着寸头，长了一张圆圆的脸，肤色较深，一看就常年在户外奔波。“今年6月15日到22日，永泰要举办一场历史文书田野调查活动。到时会有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过来。”在介绍中，张培奋提到，这并不是永泰乡村第一次举办类似的活动。2018年，他们就尝试把论坛放到村里而不是酒店里，2023年举办乡村振兴民间论坛时，更是开启了参会者自付费用的模式。在那张总是带着温和笑意的脸下，张培奋的能量是显而易见的。无需去了解他姓名前的各种称谓，你就能从他对永泰庄寨、传统文化、乡村振兴的所思所想中看出，这是一位扎根在乡土的能人。九年前，作为永泰县政协副主席的张培奋在新成立的永泰县古村落古庄寨保护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村保办”）中，又被任命为主任。那之后，仅用了几年时间，永泰庄寨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认可——爱荆庄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度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永泰庄寨建筑群被核定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锦安黄氏家族“父子三庄寨”被列入《2022世界建筑遗产观察名录》，永泰县也被评为全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高校学者来到永泰县盖洋乡查看历史文书。受访者供图而从最初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做庄寨的挖掘、保护工作时，张培奋率领的村保办就意识到，不能只关注地面上的实体建筑，还要挖掘庄寨里的文化遗存和内涵。八年前，张明珍之所以会频繁来永泰乡间，还带上了董思思等人，正是因为张培奋的邀请——他说希望出本关于永泰庄寨的书。这之后，才有了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永泰文书正式登场。3►打捞芸芸众生的历史你知道你爷爷的爷爷的名字吗？这个问题也许会让很多人陷入沉默。这时，如果你能找到一本族谱，便可以一代一代、顺着血脉去溯源自己从何而来。而当你念出那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名字时，你是否会好奇，这些被你称作祖先的人，他们曾如何生活、到过哪些地方、有过哪些梦想、度过了怎样的一生……很可惜，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下，芸芸众生很难留下自己的“史记”。他们可能曾富甲一方，也可能颠沛流离，但跋涉过时间的长河，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只有被遗忘这一种，就像“水溶于水”。然而，通过二三十份时间从清朝康熙年间跨越到咸丰年间的永泰文书，一位在永泰当地甚至没有留下后人的小人物恢复了自己的历史——这是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中国历史学教授宋怡明每次提起永泰文书时，一定会分享的故事。永泰文书进入哈佛大学课堂。受访者供图“吴履人，嵩口镇漈头村人，租田欠租被收回，后变卖家产，包括粪厂。其子吴仙海，家族衰落亦卖产。道光年间，吴仙海离家久未归，其子死，无钱葬，亲属卖其地以葬。”为吴履人一家人撰写故事的是宋怡明和他的学生。2019年，宋怡明带着十来个学生参加了厦门大学在永泰举办的“民间文献与区域史研究”暑期学校。在漈头村，他们发现那里有相当一部分契约文书会讲到姓吴的人，但如今的漈头并没有吴姓家族。这些姓吴的人去哪里了？带着这个疑问，他们通过契约文书里一笔笔的买卖记录和地方史料，重建了吴氏的家族谱系。而在还原吴履人，这个在历史上一点都不重要的人，所度过的悲惨一生的过程中，宋怡明捕捉到了永泰文书的一个特点——它可以创造一个从下往上的历史版本，让我们恢复普通人的历史。深感永泰文书富有的价值，后来，他还在哈佛大学开了一门叫作“中国民间文献阅读培训课”的选修课，把更多的永泰文书以及研究放到了课程里。钻进永泰文书里去打捞历史的并不只有学者，还有永泰本地的村民。“你想看文书的话，可以去我家。”在嵩口镇玉湖村，在村民金尔勤的热情邀请下，记者来到他家。然而，在看到文书前，记者的目光首先被客厅的一面墙吸引了。那面墙上贴着一张至少有2米长、1.6米宽的白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了几百个名字，从格式来看，是族谱。“这一张是我自己弄的，我吃饱了没事做。”站在令人震撼的家族谱系前，51岁的金尔勤自我调侃道。他指出自己身在其中的位置——基本处于纸张底部，然后一代一代地往上数，绍朵是他的爸爸，2008年去世了；良多是他的爷爷，只活了不到49岁；宽棫是他的曾祖父，当年捐职布政司理问，在清朝算从六品官员……金尔勤之所以会制作这张族谱，跟永泰文书的挖掘工作息息相关。小时候，他常听老一辈人讲，过去金家老祖先多么有本事，最辉煌的时候，被嵩口人称为“金半街”，意为半条街的商铺都是玉湖金家的。如今通过文书，他不但看到了这些辉煌的佐证，还找回了族谱里曾丢失的一些信息。“通过分析这些文书，我们判断出哪个人是属于哪个支系的，把族谱连接了起来。”他说。而文书中的“五姓开垦公益之约”也让他大开眼界。过去，玉湖村三面环水，交通不便利，往来嵩口镇都要坐船。于是玉湖五姓家族联合去山上开垦，拿经营这块地的公益性收入来支付渡船的维修费、船夫的工钱。“原来那么早以前大家就知道要有合作精神。”金尔勤感叹道。如今，文书在金尔勤心中的分量比以往更重。拿出一个漂亮的木箱子，他说：“这就是我们家的文书，都是2016年我伯父金绍招在89岁临终前整理好才给我的。前几年我卖了两箱，大概有50本，包括地理书、医书等，一本才卖20块。现在只剩下这么一丁点，也就几十份。这些不敢卖了。”看到这些文书，人的第一反应是不敢触碰，因为有的略有腐烂、有的被小虫子啃出了密密麻麻的洞，有的虽然保存得完完整整，但一看就年代久远，让人担心一碰就碎了。但真的拿在手上后，从嘉庆年间的欠条、民国时期的分家阄书到1952年的房产所有证、1960年的结婚证……一个家族的历史就这么真实且柔软地被握在手中，每一次翻看都像穿越时空回到了历史的现场。从2021年动笔制作新的族谱开始，金尔勤就期待着它被印成书的那天，他尤其希望把当年祖辈们如何保护文书的故事写进去。而在同安镇洋尾村爱荆庄，爱荆庄第二十代后人、庄寨修护发起人鲍道文已经实现了将一些家族文书整理成书、发放给族人的心愿。坐在爱荆庄内厅堂的方桌前，他拿着一本重新扫描影印好的家族阄书说：“幸好有这些文书，我们年轻的这一代人才能看见家族的历史。”4►从藏在箱底到登上“庙堂”2022年12月，福建人民出版社以《福建民间契约文书》为题名，将永泰文书列入《八闽文库》第2辑，先行出版50册——在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党委副书记林彬看来，永泰文书的出版意义并不止于成为一家一姓一村一个永泰的过往史料，而是标志着“民间”第一次成系统、有标准地登上了“庙堂”。为什么永泰文书可以“登堂入室”，作为经典文献进入得到政府、官方认可的文库中？这要归功于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归户性”“归物性”。“这个你要特别写一下。”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卓竞向记者解释道，“契约文书这个东西在中国并不稀奇，比较著名的就有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但为什么永泰文书是独特的？因为其他地方的很多文书已经流入市场、流入博物馆了，原有的系统性已经被打乱，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文书具体属于哪个村落、哪个人，它的学术价值就大打折扣。而永泰文书是从村民家中挖掘的，可追溯其根源。每一张永泰文书，我们都可以知道它产生于什么地方，被哪些人接手过。同时，在搜集文书的过程中，看到文书上的一些内容，也可以及时地去做田野调查，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些文书。”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永泰文书被村民世代持有这一现实也给文书的搜集和保护工作带来了挑战。据张培奋介绍，2016年至今，厦门大学历史系在永泰县村保办等单位的协助下，已扫描收录永泰文书7万余件，但这个量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他推论，永泰文书的总量可能有一百万份左右。“我们考虑过做地毯式普查，发动群众把历史文书收集起来给我们扫描，但又一直犹豫不决，担心动作太大会惊动文物贩子。一旦发生买卖，文书的完整性很容易遭到破坏。所以，目前我们选择顺其自然，跟村干部、当地的文化志愿者沟通，能挖多少挖多少。”他透露。2017年夏天，当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岳沁之带着扫描仪到嵩口镇漈头村收集历史文书时，她得到的是村民们的热情回应。他们把家中成箱的文书搬到村部，有人甚至专程从外地赶回。在田野调查的最后一天，吃着村里的土菜、吹着山风、喝着村民自酿的米酒，有位学生甚至激动得哭了。而学者与村民间之所以能建立起这份信任，离不开村保办、地方干部、乡贤宗亲的配合协调。厦门大学团队在永泰县梧桐镇兰亭宫现场研读历史文书。受访者供图“如果厦门大学学生自己直接去村里面，村里人是会有防备心的。所以需要我们帮他们组织联系，向村民说明怎么修复、怎么扫描整理，向他们保证每包契约之后都会按原样包好还给他们。”村保办工作人员黄淑贞说。嵩口镇文化站站长林廉松透露，并不是所有村民都乐意将文书拿出来。“尤其是老一辈人，他们害怕契约公开后，可能会引起一些纠纷。比如万一契约上说这个山头不是他的，他会很难办。”他说。在玉湖村，“90后”村党支部书记金华厦深度参与了历史文书的挖掘工作。为了帮助一户村民打消顾虑，他曾多次上门沟通，还通过发动家庭里的年轻人去动员老人家。“有人说过在她家楼上的箱子里看到过历史文书，但我们去了她家好几次，她一直说没有。后来我们动员她的儿子帮忙去找到了那个箱子。厦门大学团队到她家后，起初她一次就拿一两本。后来看到团队扫描后，不但帮她把文书用熨斗熨平，用防虫袋套起来，给她按顺序整理好再还给她，还给她分享了电子版的文书，她才放心了。”金华厦说。显而易见，如果没有村民、基层干部、乡贤宗亲、学者、出版人等各界力量的通力合作，永泰文书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从箱底走进论文、走上书架的跨越。而如何让这种合力持续下去，也将成为下一步的挑战。5►重新理解我们的乡村任何人看到永泰文书，第一反应可能都是，这些文书是谁写的？乡间原来有这么多能识字、擅书法、会写作的人吗？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认为，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这几年与历史文书打了那么多交道，永泰县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陈岩进不服地表示，“过去说‘文字不下乡’，但通过历史文书，我们发现文字在乡村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三对厝，他指着一张契约说，“你看，连一些不会写字的村民，也知道在契约上画个圈，中间一横，代表自己的签字。”永泰文书的存在也让宋怡明有了新发现：传统中国经济没有产权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从历史文书里看到永泰人在清代什么都可以证券化，连粪厂也可以证券化，变成一种有经济价值的东西。你说中国所有权制度落后吗？这是对整个世界史，甚至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都有启发的东西。”他说。毫无疑问，永泰文书为学者们带来了新的灵感，一篇篇以永泰文书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也让它的学术热度与日俱增。但郑振满教授的一句话——文书对于当地人当事人才真正重要，不是对学者重要，却让人深思。尤其是当漈头村党支部书记陈秋东反映，一些村民当年配合了学生的文书收集工作，但他们后来觉得自己没得到什么实惠时，一项任务摆在张培奋的面前——需要有人来回答清楚文书挖掘和保护工作之于村民、村庄的现实意义，否则，这项工作将难以持续。“其实不只有村民疑惑，很多领导干部也说，搞历史文书没有给我们带来经济效益呀！”张培奋的答案是，很多人喜欢做看得见摸得着的工程，但不能用做工程的思维去做文化。“文化是极具成长性且经久不衰的产业。文化搞好了，流量自然来了。今年春节期间，福建游神的火爆出圈就是最好的例子。”他表示，“永泰文书里藏着乡村治理的智慧、凝聚人心的法宝，它是巨大的宝库，能增加我们的乡土自信，给我们精神力量。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文书的故事用老百姓喜欢的方式讲好，让年轻人看到乡土文化的多元和灿烂，让他们与村庄建立更深的联结。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不少尝试，有的是民间自己的智慧，比如大洋镇麟阳村的鄢氏宗祠，你可以去看看。”在那里，记者见到了一种特殊的历史文书——牌匾。而更特殊的是，在“文魁”“进士”等跨越了多个年代的牌匾中间，还挂着几个写着“博士”“博士后”的牌匾，这明显是当下的新词。记者联系上其中一位“博士后”牌匾的拥有者鄢莉莉，她是目前鄢氏宗祠里唯一挂牌匾的当代女性，目前在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学系任副教授。永泰县大洋镇麟阳村鄢氏宗祠里的牌匾。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是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于2002年发起的一项倡议，旨在建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有关的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截至目前，中国已有22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居世界之首。农民日报特别邀请到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闵庆文，给大家介绍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日前，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先后赴浙江庆元、安徽铜陵、江苏兴化三地探寻传统农业系统的智慧与奥秘，挖掘中华农耕文明的深厚底蕴，领略其跨越时空的无穷魅力。今天，《「农遗」在中国》系列短片推出第二期。⬇️打开视频，让我们一起走进铜陵，看古老白姜如何焕发新活力。提到生姜，或许你会想到烹饪中的那抹辛辣。但你知道吗？在长江之滨的铜陵，白姜早已超越佐料的界限，成为当地人四季餐桌上的美味佳肴。铜陵白姜，形如佛手，瓣厚汁多，以其独特的品质被誉为“中华白姜”。这份美誉背后，除了有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的造化外，更离不开在千百年传承和发展中所形成的独特种植系统。姜阁保种催芽、高畦高垄栽培、搭棚遮荫生长三项栽培技艺是铜陵白姜独特种植技艺的精华所在，是世代姜农在两千多年的种植历史中总结出的农耕智慧。2023年11月，安徽铜陵白姜种植系统被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如何让这一农业文化遗产传下去？胡婷婷，这位从铜陵白姜名气最大的大通镇大院村走出来的“90后”，与爱人程陵一同回乡创立品牌“山礼”，用互联网和文创设计为白姜注入新活力。他们不仅坚持传统种植加工技艺，更从文化创意的角度“重构”白姜产品，将农产品变成艺术品。除了文创赋能，铜陵白姜正积极向深加工领域拓展，糖醋姜、酱汁姜等产品已多达80余个品种。随着对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利用，铜陵白姜正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赋能乡村振兴。中国已有22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分别为：河北宽城板栗栽培系统安徽铜陵白姜种植系统浙江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系统中国南方山地稻作梯田系统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陕西佳县古枣园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河北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江西省万年稻作农业文化系统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总策划：何兰生总统筹：王一民监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是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于2002年发起的一项倡议，旨在建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有关的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截至目前，中国已有22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居世界之首。农民日报特别邀请到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闵庆文，给大家介绍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日前，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先后赴浙江庆元、安徽铜陵、江苏兴化三地探寻传统农业系统的智慧与奥秘，挖掘中华农耕文明的深厚底蕴，领略其跨越时空的无穷魅力。今天，《「农遗」在中国》系列短片正式推出第一期。⬇️打开视频，让我们一起走进庆元，解开“林菇共育”的秘密。你是否知道，有一种生物，它比人类还要古老，是我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菌菇。在浙江省西南角的庆元县，崇山峻岭、林木葱郁，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的菌物资源。南宋时期，庆元人就摸索出了进山种菇的技术，开创了人类驯化菌菇的历史。从剁花法到段木法再到代料法，食用菌栽培技术不断演化升级，形成了以“林—菇共育技术”为中心，森林保育、菌菇栽培、农业生产有机融合的山地农林复合生产系统。2022年，“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以食用菌为主的农业文化遗产。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了菌菇的妙处。《吕氏春秋》曾记载：“味之美者，越骆之菌。”百菇宴，是汇集了多种菌菇菜式的丽水传统名宴。黄靛菇土豆粿、油焖香菇笋、庆元香菇茶……用菌菇制作的美食纷纷上桌，让人垂涎欲滴。在庆元，香菇不仅是美味的食物，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菇农逢年过节要到供奉吴三公的菇神庙祈福，农闲时听的是菇民戏，健身时打的是一套菇民拳。绵延千百年、生生不息的林—菇共育系统，不仅为当地百姓的食物与生计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还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方特色香菇文化，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中国已有22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分别为：河北宽城板栗栽培系统安徽铜陵白姜种植系统浙江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系统中国南方山地稻作梯田系统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陕西佳县古枣园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河北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江西省万年稻作农业文化系统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总策划：何兰生总统筹：王一民监

成花、授粉、坐果，荔枝生长的每个阶段都与当时的气候条件息息相关。编者按：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有时非常直接，比如大雨淹了多少农田，毁了多少房屋；有时逻辑又相当隐蔽，比如对于某种小虫子繁殖迁飞习性的改变，进而让原本不是这类害虫寄主的农作物遭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弄清楚农业生产具体在面对着什么，以及那些务实、专业的人们是如何应对的。我们有必要知道那么多丰富的食物如何在气候变化大背景下，每天被准时端上餐桌。即日起，农民日报将策划推出《关注气候变化》系列报道，着重关注暴雨或者飓风下的粮食和蔬菜，关注农业领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那些人、那些事。今日推出第一篇《雨袭荔枝村》。也就是在4月27日这一天，掌握到海南荔枝跌价的消息后，何达为就决定转变销售计划——减少“大路货”比例，转向精品果。他在五一前抓紧订了新的包装盒，并提高田头收购标准，选个头更大，外观更红，口感更好的，价格也上涨了不少。“目的是让有更强购买力的消费者直观感受到20块一斤的荔枝和市面上5块一斤之间的差别。”今年桂味少，何达为主要卖妃子笑和白糖罂等早熟品种。他说去年整个荔枝季他们一共发了150多车，今年截至5月24日才刚发了20车，不过预期今年的利润率会提高不少。也就在何达为转变策略没几天，5月初“荔枝减产”“荔枝涨价”便成为网络热议话题。不过几乎同一时间，了解市场的何达为就发现，荔枝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贵。“上热搜主要是因为高价，但那是刚开市的价格，过个一两周价格已经跌去了大半。拿最先上市的海南荔枝来说，第一批运达北方终端市场的果，从一斤40多块掉到6块钱，只花了不到一个星期。”作为广东省高州市柏桥村龙眼荔枝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何达为既懂市场又了解种植。他分析，今年海南的荔枝受极端天气影响较小，并没有明显减产，这样的价格或许反映了普通消费者的心理预期。而他认为，之所以此前很多人预期涨价，与清明节几场大雨有关。那几天每当吃完午饭，乌云就会遮得天都暗了，瞬间雷电大风冰雹袭来，大雨砸向荔枝林，何达为的心却在哆嗦。当时白糖罂已进入果实膨大期，雨后荔枝皮大量吸水，果肉急剧膨胀，他的果园里一些荔枝出现了裂果，大概损失了一两成。他开始犹豫要不要坚持去年的“以量为先”的销售策略。不是一场雨“你要是去年这时候来，肯定见不到我。”5月底的一天，记者在高州市红粉村村委会见到了村支书廖科生。他说，今年红粉村是极端气候影响下的“重灾区”，去年全村桂味荔枝产量达到400万斤，但今年可能2000斤都难，基本上不会有大采购商过来了。他指着村委会门前一条三米宽的乡路回忆，去年高峰时期，这条小路上挤满了两轮、三轮摩托车，面包车，小货车和数不清的背篓。他还特地数过一回，那天光村委会门口那段小路就有56家采购商在跟荔农交易。但现在，这条路上连路过的车都难见到。村委会楼里安静得能听见风吹动荔枝树叶的声音。在红粉村，无论站在哪都能看到比人高的荔枝树。满山坡的荔枝树既是自然的馈赠，也是人为的选择。廖科生介绍，它们中的大部分是20世纪70年代后农民开荒所栽。彼时在当地政府规划下，红粉村整村被划为桂味荔枝种植区。直到30年前桂味荔枝还是稀罕物。廖科生听长辈讲，20世纪90年代政府办的荔枝节上，红粉村一斤桂味最高能卖到80元，而当时全国公务员月平均工资才100多元。由于产量少价格高，许多市民在2000年之前都没怎么吃过这种水果。为了防止偷窃，收获季甚至要安排人在树底下看守。正因为看到巨大的市场效益，当地政府和农户便以极大热情投入种植。那时当地还流传着“不会种荔枝的干部不是好干部”的说法。延续至今，全村共种植良种荔枝4420亩，其中99%的荔枝树都是桂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荔枝都是当地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在树下守荔枝也曾是当地人共同的夏日记忆。按照往年惯例，今年廖科生原本也策划了几场针对客商的营销活动，启动仪式就放在村委会二楼，常年联系的外地采购商在三个月前就说好下订单。但是现在，由于没有足够的产量，这一切都无从着落，廖科生用“尴尬”形容今年的情况。桂味荔枝的惨淡收成其实早有预兆。早在3月，荔农们就会基于成花情况预估产量，一般都能八九不离十。“连花都不开了怎么能结果？”红粉村的荔农王汝金观察到，本应开花的春季，他家许多荔枝树却迟迟不见花。他知道，一旦过了春分还不成花，就不大可能再有花了。他说能做的都做了，喷了不少叶面肥，多次修剪了树梢，但作用并不大。“要怪只能怪老天爷。该冷的时候不冷，该热的时候不热，不需要那么多雨水时，总下个不停。”60多岁的王汝金捧着自制的竹筒水烟猛吸上一口，长长地叹气，无奈随着烟雾弥漫开去。带走当地荔农丰收希望的和雨水脱不了干系，而且“不是一场大雨，是很多场雨”。王汝金回忆，今年1—4月，在荔枝成花坐果的关键期，雨水就没停过。过去他从没在这时节见过这么多雨，往年春季他还怕土壤缺水。他说，抗旱比防雨简单，可以喷水，现在村里灌溉用水比较方便。难的是雨水下得太多了，荔枝树本就是露天作物，不像大棚里的蔬菜，下雨淋不着。即便在主要用于科研的果园，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茂名综合实验站站长、正高级农艺师赵俊生也只给几棵特定用于育种研究的荔枝树搭建了竹架并盖膜。对普通荔农来说，这是个并不可行的办法。若是对每棵比人高的荔枝树都这样做，成本费用是他们难以承受的。在荔枝生长过程中，成花极为关键。王汝金观察到，春季以来连日的阴雨天让淡黄色的花苞还来不及绽放就凋谢了。即便已经开花的，也被接连的大雨冲刷了不少。还能顽强开放的花朵，依旧面临着授粉难题。由于雨水轮番袭击，水滴一直挂在花上。花朵像是被罩在水晶球里“闷”住了，不论是风传粉还是蜜蜂授粉的难度都很大。他知道错过授粉期，最终就无法长出果实。小寒、大寒促花，春分后开花，芒种前后采摘……不同的节气凝聚着当地历代荔农观察物候的智慧。但今年在极端天气影响下，过去习以为常的农时农法却开始失灵。农作物对极端气候的感知直接显现在产量上。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研发中心基于成花量预测，因极端天气影响，今年全国荔枝总产量178万吨，比去年减产45.94%。不同品种荔枝的减产表现有所不同，早熟品种如妃子笑等影响较小，而黑叶、桂味等中、晚熟品种减产幅度达60%~80%。往年给红粉村带来名气和人流的几十棵荔枝古树，今年几乎没有结果。记者跟着廖科生去了附近的古树果园，上百年的古树有两三层高，三个人手拉手才能环抱树干，最大的一棵枝叶向四周延展，在地面投下一大团黑影。仔细看，不少叶面上冒着小鼓包，那是生了病虫害。廖科生说，由于雨水多，今年的病虫害也较往年严重。由于荔枝少，不少农民没有再花钱打药。他们的打算是等到今年九、十月再剪掉这部分“长坏”的枝叶，为明年的丰收做准备。“听说附近有个村民唯一一棵长势不错的桂味早被人订走了，收购价是去年的十倍。为了保护荔枝，他还特地买了网，把所有枝叶罩起来，防止鸟兽偷食。”廖科生说。暖冬与寒潮其实，大雨只是“帮凶”。荔枝成花、坐果不理想是一系列异常天气综合导致的结果，其他“主犯”还包括去年的暖冬和今年初的寒潮。多年研究荔枝种植技术的赵俊生介绍，今年暖冬、日照偏少，频繁的强冷空气和冷暖快速交替的异常天气气候，是影响荔枝花芽分化和成花的主要不利因素。而半年前还鲜有人预料到它们的杀伤力。5月24日下午，赵俊生望着智慧果园里的荔枝树，一场雷阵雨正在路上。赵俊生介绍，荔枝开花需要秋梢先经历充分老熟，接着经过一段时间低温累积才会启动成花基因，再通过树皮转移到荔枝的梢顶芽，最后诱导长出花芽。主要包括如下过程：末次秋梢老熟（营养生长停止）、成花诱导、花发端（“白点期”）、花序发育、花发育、花穗形成、开花。其中，温度冷热的时机很重要。成花前期需要“冷”，后期又需要“热”。但今年正好反着来，正如荔农所说的“该冷的时候不冷，该热的时候不热”。现在回忆起来，廖科生发觉天气从去年年底就有点反常。这个冬天格外暖，他家里不论大人还是小孩连长袖都没穿过。据广东省茂名市气象局监测，2023年12月至2024年1月中旬，茂名荔枝花芽分化的关键期，平均温度18.5℃，较常年同期偏高1.7℃，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排名第四高。赵俊生解释，荔枝虽是亚热带作物喜高温，但它在成花前需要低温，而且这低温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温度一旦偏高，便有“冲梢”的风险，也就是花芽变叶芽。冬去春来，嫩绿的枝丫悄然萌动，在文人墨客笔下充满诗意，但对荔农而言它们却是“不速之客”。因为如果此时一旦树顶梢发育了叶芽，再想开花结果就难了。根据当地荔农经验，正常年份一月上中旬便陆续可见枝叶上的“白点”——长花芽的前兆。但今年由于冬季温度偏高，王汝金发现自家荔枝树梢小寒之前还在不断抽出嫩绿的小叶，到了大寒，也只有极少数枝丫上有“白点”。“其实今年春天有几天挺冷的，但是冷的时间太短，接着又迅速升温。连续多次冷热快速交替对后期荔枝成花影响较大。”赵俊生介绍，1月下旬至2月23日，当地有两次寒潮和快速升温的天气变化。第一次是1月下旬，当时影响茂名的强冷空气达到寒潮级别，中北部普遍出现5℃以下低温，各地出现7到8天低温阴雨天气；而1月30日至2月6日又快速回暖，连续8日平均温度接近或大于19℃。第二次发生在2月6日到9日，受强冷空气影响，气温明显下降；2月10日开始回暖，13日至2月23日连续11日平均温度大于20℃。这两次寒潮带来的冷量稍微提升了晚熟的桂味荔枝成花量，但快速回暖又导致了部分成花的荔枝“冲梢”。那段时间，高州市根子镇柏桥村的荔农何树志看见嫩绿的叶芽不断疯长很是着急，喷了不少“杀梢”药，但因为气温较暖，嫩叶长得快，没过几天又冒出来，根本“杀不过来”。冷热的快速变化一般都伴随着降雨，而连绵阴雨天也会影响荔枝坐果。赵俊生介绍，2024年1月下旬至3月上旬，当地日照较常年同期偏少近三成，荔枝的光合作用受到一定影响，部分荔枝营养积累不足，产生脱落酸，导致坐果困难。“就像人怀孕了，如果营养不良就容易流产一样。”即便荔枝已经成熟，只要没来得及摘，阴雨天对它的影响便还在持续。荔枝种植户钟伟略告诉记者，白糖罂有个特性，如果成熟了没有及时采摘，碰上连绵雨天就容易“退糖”。5月19日开始，连着下了三天雨，他发现前两天摘下的白糖罂甜度还有22度，但5月24日早上，有的荔枝却只有16、17度了。他说，甜度如果不超18度就“不正常”，放进嘴里一下子就能尝出来。口感下降，收购价自然也会降低。事实上，气候变化从更早之前就悄然开始。赵俊生是河北人，2012年来茂名工作。他记得自己刚来时，这边冬季特别冷，他得穿棉衣。那时候每到冬季还会号召荔农除霜抗冻，近些年的冬天比过去暖多了。因为农技专家的身份，赵俊生对极端天气的关注又多了一层。他提到，去年11月份，他们和相关专家就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对今年荔枝生长可能遇到的困难做了应对预案，并加大了对荔农的培训力度，培训场次比往年增加了一倍。“比如针对今年‘冲梢’和病虫害问题，在培训里我们提出了具体建议，包括用什么药、怎么用、何时用都做了说明。”赵俊生提到，由当地政府牵头开发的“茂名水果大数据中心”会通过免费短信，将气象预测和他们提出的种植管理建议定期推送至全市30亩以上荔枝种植户的手机上。赵俊生给记者看暴雨后凋落的荔枝花枝。

在悠长岁月里，一列列公益性“慢火车”架起了乡村和外面世界沟通的桥梁，承载着乡亲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当今高铁网密织交错，处处追求快速、标准化的时代下，“慢火车”又有哪些新变化？清晨6点多，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天已经大亮，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客运段5633/5634次列车的列车长刘伟带领班组成员早早到达越西县普雄站，检查车体车控、打扫卫生……做好发车前的一项项准备事宜。刘伟瞥了眼手表，旅客进站时间已到，他快步走到列车外，准备迎接旅客上车。刚才还安静的站台此刻变得热闹喧哗，几十个来自普雄县各乡镇、村庄的旅客已经聚集在车门前，在班组人员的安排下有序上车。身背竹篓、手提竹篮的瓦吉木村村民布尔依哈也在其中，每天他都前往西昌市的农贸市场出售自家种的大米和蔬菜，再从当地批发农产品回到普雄售卖，背篓里装的东西也随着农时的变化而改变。“一个背篓有几十斤重呢，多装点才能多卖钱嘛！”这个50多岁的彝族汉子爽朗的笑声里，似乎充满了对这趟旅程的期盼。这趟在普雄站至攀枝花站间往返、平均时速仅有32公里的老式绿皮车，串联起了山沟沟中的26座小站。赶集、做生意、探亲、上学，乘客的出行目的各有不同。车厢里的场景更加“精彩”，角落里，被装在编织袋里的小猪崽仍不老实，发出哼唧声；背篓里的绿头鸭探头探脑，“嘎嘎”地叫着；笼子里挤下了几十只芦花鸡，昂着头颅“审视”着车厢。在列车尾部的“动物车厢”，列车员说不定还能和拴在这里的牛、马、羊等大型牲畜打个照面。清晨，停在铁轨上等待发车的5633次列车。将沿线能找到的村庄全部设置停靠站点；在多条高铁线路宣布涨价时依然选择几十年不上调票价；家禽和农副产品免费上车……老乡们需要“慢火车”，“慢火车”也必然要为更好地服务旅客而持续升级。如今，“慢火车”的列车服务和设施设备也有了大变化，这些变化都落在了刘伟和旅客们的眼里。在悠长岁月里，一列列公益性“慢火车”架起了乡村和外面世界沟通的桥梁，承载着乡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当今高铁网密织交错，处处追求快速、标准化的时代下，“慢火车”如何与时俱进？当发车的汽笛声响起，答案或许就藏在这趟旅程中……01功能之变：不再只是交通工具刘伟在成昆线的“慢火车”上已经值乘了30多年。1968年，他的父亲从西藏部队转业被分配到成昆铁路，刘伟也在这里出生、成长。自6岁起，刘伟就乘坐这列“慢火车”去普雄镇上学，成年后，他接过父辈的班，穿上了那身铁路制服，并依然选择在这列承载着他年少时美好记忆的火车上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我小时候，这辆车就是一辆普普通通的绿皮车，没啥特别的。现在可是大变样喽！”他抚摸着自己再熟悉不过的车体，眯起眼睛回忆道，“这两年，除了‘动物车厢’外，列车还打造了‘学习车厢’‘流动集市’等主题车厢，这已经是一辆多功能型的‘慢火车’了。”在“学习车厢”，两侧靠窗位置拆除了部分座椅，取而代之的是几套高度合适的课桌椅。车厢两侧各放置一个书柜，这是车辆联合四川省图书馆打造的“彝乡情·慢火车·悦读新空间”，有上千册精选图书可供取阅。改造后的车厢变身“移动自习室”，让学生们可充分利用乘车时间学习。王娟是喜德县喜德瓦尔学校的高一学生，学校规定，高一、高二的学生每两周放一次假，从周四放到周日。王娟的家在西昌市月华乡，离学校不算远，乘“慢火车”十几分钟即可到达。她并不想浪费这段时间，一上车就拉着同学马海阿衣直奔“学习车厢”，坐在桌子前温习功课。“晚了，可能就抢不到桌子了！”这个17岁的小姑娘有着远大的志向——去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读书。学生们在“学习车厢”温习功课。“我们可以在车厢里复习和讨论上次考试的错题了。”一旁的马海阿衣也开了腔。她家在喜德县光明镇光荣村，母亲在家务农，父亲则去了广东打工，“我之前去参观过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以后也想从事航天工作！”一次游览，在马海阿衣心中播下了“航天梦”的种子，她喜欢坐在列车靠窗的桌子前看书，但偶尔她也会发呆，透过车窗盯着那片蓝蓝的天，对天空，对宇宙的憧憬愈发强烈。“吉克，你也在车上？真是好久不见了！”刘伟突然在车厢里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原来是自己的老朋友吉克木各。今年56岁的吉克木各是喜德县乐武乡人，从年轻时就颇有经济头脑，平日里在乡间收购猪、牛、羊，然后乘坐“慢火车”运到山外贩卖。靠着做生意，把一大家子人拖到了冕宁县的泸沽镇，住上了楼房。吉克的人生也伴随着行进中的火车车轮一起滚滚向前，掐指一算，竟也过了小半辈子了。“这可比我年轻时条件好多了！”在刘伟的带领下，吉克木各来到“流动集市”车厢，忍不住感慨道。据刘伟介绍，大凉山物产丰富，有的老乡习惯用这趟列车将土豆、核桃、山野菜等特产带到集市售卖，但由于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土特产都是靠着肩挑背扛销往城里，销售速度慢，时间跨度长，一些时鲜瓜果有时在路上就已经腐烂。“流动集市”车厢设置了“集市通”和看板，能够交换沿线集市、农产品价格和供需信息，大大提升了老乡们的售卖效率。“我们拆除了老式座椅，两边安置了单排坐凳，留出车厢中部的位置作为流动交易区，有时老乡们在列车上就能完成商品交易。”刘伟说。除此之外，这节车厢的尾部还设置了“商务洽谈区”，你家有多少土特产，我用多少钱收购，几句交谈间，就可能书写出新的“致富经”。“不管是一元钱的生意还是上万元的生意，都可以在我们这列车上敲定。”刘伟说。“真好，以后在车上就能谈生意了！”吉克木各激动不已。列车不仅功能性越来越强，“颜值”也发生了变化。“慢火车”升级后，推出了“彝乡情”服务品牌，车身涂装融入了彝族文化元素，体现出浓浓的少数民族风情。“慢火车”在既有大件行李车厢、行李车功能性改造基础上，立足公益性“慢火车”助力乡村振兴责任担当，引入民族特色，响应旅客多元化需求，打造多功能型“慢火车”，它不仅是拉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引擎，也是促进各族文化交融的重要平台。02货物之变：折射乡村产业变迁“这是谁家的羊？可不能拴在这！”车厢厕所的洗脸台旁，竟拴着一只黑山羊，刘伟发现时，它还转着黑溜溜的眼珠，警惕地盯着他。看着山羊主人将山羊拴到“动物车厢”后，刘伟才放了心。如何在不影响其他乘客出行的情况下，合理管理和安放这些家禽和牲畜，几乎已经成了班组工作人员的“必修功课”，但刘伟却乐此不疲。“以前老乡们的背篓里大多是从山上挖的野菜或者砍的树枝，甚至还有塑料瓶等废品，后来背篓里装的是自家养的鸡、鸭，现在很多人富起来了，拉着牛、羊、猪一起上车，能看出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了。”看似只是货物的变化，背后折射出的却是乡村的快速发展和百姓生活幸福感的提升。“我还记得小时候，家里养了几头猪。有时父母会熬一锅浓浓的玉米糁粥，要先喂给猪吃，那时候山里的条件很艰苦。”吉克木各说。二十岁时，他就开始借助这列“慢火车”跑买卖，出售自家养殖的猪崽。后来，吉克木各又开始收购村里其他农户养殖的猪、牛、羊进行贩卖，寻找收购商、谈价钱、卖牲畜……吉克的生意越做越大，最多的一次，他赶了五十多只羊上火车。喜德县位于大凉山腹地，很多乡镇交通不便，如果用汽车运输牲畜，翻山越岭，风险较大，因此安全便利、票价低的“慢火车”一直是他的首选。据吉克木各计算，如果用汽车运输的话，包车价格是800多元，但是用“慢火车”运输，只需要5~6元的车票费用，大大降低了成本。“5633/5634次列车全程票价26.5元，50多年来一直保持这个价格。沿线彝族老乡所携带的家禽和农副产品均享受公益性运输，行李车运输的行李、包裹运费由车站按规定收取办理。”刘伟说。白衬衣，黑西裤，再搭配一双牛皮皮鞋，如今的吉克木各俨然一副城里生意人的模样，腰间别着的一部智能手机是前两年新换的，由于在当地的牲畜交易市场已经小有名气，有时一个电话就能为他带来一桩生意。借助“慢火车”跑了36年买卖的吉克木各，摆脱掉了过去的贫困，也将四个孩子养育成人，现在5个孙子也上了幼儿园，由老伴照看。在车厢的角落里，沙玛克地和朋友聊得开心，这个来自喜德县红峰村的彝族小伙刚刚从西昌市农贸市场购买了两只猪崽，他娴熟地用编织袋将猪崽装好，再用小刀在袋子上划出一个圆形，大小刚好够猪崽将鼻子伸出来。“这样既不会把车厢弄脏，又能保证猪崽健康，不会让它们透不过气。”沙玛克地说。和吉克木各一样，沙玛克地家也从事养殖业，虽然规模不大，但足够一家人生活。“这头大一点的猪崽是1000元，小的是600元。买回去再养三、四个月就能出栏了。卖给我们当地的养殖场，一公斤猪肉的售价能有16元呢！”沙玛克地算了算，再加上家里种地的收入，一年可以挣十几万元。下车时，沙玛克地和朋友一人拎起一条编织袋扛在肩上，说说笑笑地向车站出口走去，心情不错的沙玛克地还哼起了一首彝族小曲，曲调中满是欢快。2020年，凉山彝族自治州包括喜德县在内的7个县退出贫困县序列。经过艰苦奋斗，11个贫困县全部如期摘帽，2072个贫困村全部出列，105.2万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凉山彝族自治州各地也迈开奋进的步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大变化不断涌现，中共凉山州委办公室、凉山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凉山州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增收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也提出，立足优势特色产业，聚焦粮油、畜牧、果蔬、蚕桑、中药材、花卉、烟草等优势特色产业，打造一批现代农业园区。产业的发展更带动了大家致富的决心。“这几年，老乡们带的货物的种类多了，数量大了，除了土特产、大型牲畜外，在春耕期还时常能看到有人携带小型农机具、化肥农药等登车，大家都干劲十足。”刘伟表示。通过“慢火车”，铁路沿线的村民不仅把自己的买卖跑得红火，也让村里的其他村民们不愁自己养殖的牲畜和家禽带不出大山。随着凉山州从脱贫攻坚迈步乡村振兴，老乡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带货”的种类、数量、频次都发生着明显的变化，也让这辆“致富车”更加名副其实。03服务之变：创新民族特色服务手段和方式列车行至沙马拉达站，这里紧邻悬崖河谷，是成昆铁路上条件最艰苦的高山小站之一。一位老人正背着一筐木姜子茎登车，刘伟赶紧从背后扶住了他，往上一托，帮助老人顺利登车。列车在升级，货物在变化，这也对班组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服务要求。除了帮助旅客们搬运竹筐、竹篓等行李外，针对旅客携带编织袋、大提包等行李物品较多且易破损的特点，车上还设置了“百宝箱”，配备针线、胶带等用品。每个班组还专门配备了行李小拖车、绳子等备品，便于旅客搬运、固定较重物品。相比于其他列车，5633/5634次列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几乎都是彝族旅客。尊重彝族人民风俗习惯，创新民族特色服务手段和方式至关重要。为了便于交流和沟通，2017年，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招聘了6名彝族高职生补强到各班组，彝族列车员吉步日哈就是那时候来到了5633/5634次列车。列车员的工作更加繁复琐碎，吉步日哈要用彝语、汉语“双语”模式为旅客讲解乘车注意事项，针对老年旅客等特殊群体，还要为其现场补票。这些老年乘客没有智能手机，只能现金结算，时间长了，吉步日哈也习惯性地在兜里装上一把零钱，方便找零。刘伟所在的团队是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客运段集动二队，现有8个班组，职工129人，最大年龄59岁，平均年龄48岁。这也意味着，很多和刘伟一样的班组工作人员都将青春献给了“慢火车”。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车组工作人员也和常年乘坐“慢火车”出行的彝族老乡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这样的感情逐渐演变为不断提升工作服务质量的动力源泉。彝族列车长阿西阿呷是集动二队的“明星车长”，翻开她的履历，2020年“最美铁路人”、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等头衔十分闪耀。不过，她最熟悉的称呼还是“阿呷车长”。1996年，21岁的她登上5633/5634次“慢火车”，开始了她的客运生涯。日子长了，关系近了，老乡们也亲切地称呼她为“阿呷车长”。20多个冬去春来，在这列穿越大凉山腹地的“小慢车”上，阿西阿呷与彝族同胞之间有着许多个令人难忘和感动的故事。在这些旅客中，让她记忆颇为深刻的是喜德县尼波村做土豆生意的依伙伍沙。在阿西阿呷的记忆里，初遇依伙伍沙时，他还只是个小商贩。尼波盛产土豆，依伙伍沙就把自家的土豆一麻袋一麻袋地运往西昌市售卖。“虽然他文化程度不高，但却很有经商头脑。”阿西阿呷说。工作不忙时，阿西阿呷喜欢和这些彝族老乡坐在一起拉家常，和依伙伍沙的关系也越来越近。“土豆是凉山州的特产之一，当地人爱吃土豆和土豆制品，你为什么不继续把土豆生意做大？”一语惊醒梦中人，在阿西阿呷的建议下，依伙伍沙开始从附近村子的农户处大量收购土豆，再加价卖给批发商或土豆制品加工厂。沿线村民带着大包小包登上“慢火车”。“又一批土特产上市了，有香椿、折耳根、蕨菜、牛口刺、鹅蛋等，香椿、蕨菜1元1把，折耳根2元1把，鹅蛋4元一个，欢迎大家来7号、8号车厢购买！”这天，阿西阿呷在列车上发出了一条朋友圈。“在车上看到老乡们带了各式各样的土特产，就帮他们吆喝一下。”工作28年来，阿西阿呷从未更换过手机号，并自愿充当起土特产“推销员”。布尔依哈也是阿西阿呷的老朋友之一。“她这个人蛮实在的，又勤快，平时遇到困难或者烦心事，我也习惯跟她聊聊，相处得跟自己家人差不多了！”谈起阿西阿呷，布尔依哈连连称赞。一辆“慢火车”，串起了班组工作人员和彝族老乡之间深厚的情谊。服务在提升，感情也随着里程数的增加而不断升温，为沿线村民带来“慢温暖”。04观念之变：山窝窝里升起新希望自1970年通车起，5633/5634次列车就日复一日穿梭在崇山峻岭中，伴随着“慢火车”开出开回，连接起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送出了一批批有梦想、有志向的年轻人，又将先进的理念运回了大山。喜德瓦尔学校的前校长阿苏尔史也是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1987年，10岁的阿苏尔史与6名来自李子乡中心小学的小伙伴被选拔到喜德县城关小学读书。阿苏尔史家在西昌市礼州镇，距离火车站仅几公里，每天由父亲骑车送他去车站，小小的他坐在后座上，听着老式车用力蹬骑时发出“吱扭吱扭”的声音，这一切成为镌刻在他脑海中的永恒画面。工作数年后，他来到喜德瓦尔学校担任校长，他走过的路，他的学生们依然在接着走。“这所学校成立于2019年，刚建校的时候，大部分学生都和我当年一样，乘坐‘慢火车’上学，据学校统计，最多的时候，乘坐‘慢火车’的学生有700多人。”阿苏尔史说。眼前的“慢火车”早已不是阿苏尔史记忆中的样子，而最让他感慨的，还是列车上乘客们的变化。“以前山里的村民家里穷，很多人都没怎么坐过火车，更不知道火车上也有规则需要遵守。我小时候，车厢里垃圾扔得到处都是，用‘脏乱差’形容也不为过，那时候甚至还有人因为买不起票而逃票。”今非昔比。凉山彝族自治州打赢了这场脱贫攻坚战，接续推进乡村振兴，不仅要让村民“富口袋”，更要“富脑袋”。如今，在国家相关教育政策扶持下，大凉山人越来越重视教育。在阿苏尔史乘坐“慢火车”上学的年代，车上很少见到女孩，但如今，车上的学生中，女生的数量大幅提升。随着教育的持续深入和对外界的不断接触，旅客们的素质也在提升，主动维护车厢环境，自觉购票补票，轻声交谈不吸烟……再不见从前那番景象。来自上海的游客胡德荣这次也特意登上列车，村民们和老乡们的精神面貌让他十分感慨。今年已年逾古稀的他年轻时曾在黑龙江逊克县下乡插队，虽然后来返回上海，但心中却有着强烈的农村情结。“我想坐这辆车去山里看看，现在的农村、农民是什么样，和我那个年代有没有区别。”他在西昌站上车，一路坐到终点站普雄站，身旁的村民热情地与他攀谈，介绍起自己此行的目的，当胡德荣举起相机，村民们也报以热情、善意的笑容。“同志，请问到哪站了？”胡德荣问。“到红峰站了。”吉步日哈答。常年在火车上工作，刘伟、吉步日哈等班组工作人员对于这条线路的各个站点了如指掌，有时甚至看一眼窗外的景色，就能辨别出到达的站点。随着沿线彝族老乡建起新房，以前的土坯房越来越少了，吉步日哈透过车窗远眺，绿油油的庄稼和高高矮矮的砖瓦房构成一幅醉人画面。列车到达普雄站时，刚好是下午5点半。送走了最后一名旅客，刘伟伸伸懒腰，落日的余晖洒落铁轨，正如希望的光芒在蔓延……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业界认为，合成生物技术引领第三次生物技术革命，甚至颠覆传统的生产方式。未来，在养殖业这个行当，谁会“省吃俭用”，谁就有可能拥抱未来。“去年猪肉价格不好，想着节约点成本，就买了一款低蛋白饲料试一试，里面豆粕含量少，价格相对便宜。用这种饲料养猪一年多，不仅饲料成本降了不少，猪的生长不受影响，而且猪圈气味也变小了。”河南省方城县杨集镇杨集村养殖户石秀峰认为，低豆粕饲料“真中”。生猪养殖推广低蛋白日粮技术好不好？少用豆粕行不行？这些都是养殖行业近几年最热的话题之一，今春，有人就把这个话题带进了我国“最高议事殿堂”——全国两会。“我国每年进口近亿吨大豆，养猪消耗近四成。使用合成生物技术发酵生产氨基酸来替代豆粕，能摆脱养殖业对大豆的依赖，全国推广有望减少2000万吨大豆消耗，可节省1.5亿亩大豆种植土地，对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秦英林建议，支持推进合成生物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发展以降低豆粕用量，并增强粮食安全保障。他的提议一石激起千层浪，受到各界关注。使用智能设备饲喂保育猪。资料图我国是全球第一大大豆进口国，大豆进口量占国际市场一半以上。2018年，中美发生贸易摩擦，我国进口的8803万吨大豆90%以上来源于巴西、美国、阿根廷等国，大豆价格持续攀升抬高了豆粕价格，国内畜禽饲料成本加剧上涨。饲料粮安全命题横亘在公众面前。转瞬6年过去，养殖业心心念念的豆粕减量替代进展如何？不得已的选择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食物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目前，我国每年人均消费口粮138公斤，而消费肉蛋奶鱼185公斤。我国居民每天摄入蛋白质105克，其中有38%来源于粮食，40%来源于动物产品，未来动物蛋白消费还将持续增加。豆粕是饲料蛋白的重要来源。近年来，随着畜禽饲养量增加，饲用豆粕消费持续走高。2023年，我国进口粮食1.6亿吨，同比增长11.7%。从结构看，大豆仍占大头。全年进口量为9941万吨，比上年增长11.4%，占全部粮食进口量的六成以上。“与我们每年进口大豆量相当的种植面积是7.7~8亿亩，也就是说，如果大豆要完全国内生产的话，要用掉7~8亿亩的耕地，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程国强介绍说。从国际形势来看，俄乌冲突持续，巴以冲突再次爆发，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正持续增加；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南美洲的大豆主产地区多次出现极端气候灾害……多种不利因素交织叠加下，国际市场上“大豆风云”变化莫测。“豆粕减量替代”已经成为我国应对外部供应不确定性的被动选择。为最大限度压减饲料粮需求、减少饲用豆粕用量，2018年以来，农业农村部深入实施饲用豆粕减量替代行动，聚焦“提效节粮、开源替代”，在需求端压减豆粕用量，在供给端增加替代资源供应，供需两端同向发力。2023年，农业农村部制定印发了《饲用豆粕减量替代三年行动方案》，在饲料和养殖行业全面实施提效、开源、调结构的技术措施，大力推广低蛋白日粮技术，充分挖掘利用国内可用蛋白饲料资源，想方设法增加优质饲草供应，强化技术集成、试点示范、标准引领，实现“降蛋白、提效率、减豆粕、挖资源”。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谯仕彦表示，要加强对动物营养需求的研究，持续开展对饲料营养价值的精准评定，还要把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充分应用到饲料生产和养殖过程中，实现精准营养，推进精准饲喂，才能提升养殖效益，节约饲料粮。“低蛋白日粮是相当长时期内解决蛋白饲料资源短缺的最大依仗。”谯仕彦强调，研究推广低蛋白日粮技术很重要。为了让低蛋白日粮技术覆盖面不断扩大，全国畜牧总站组织编制了《猪低蛋白低豆粕多元化日粮配制技术要点》《肉牛低蛋白低豆粕多元化饲粮配制技术要点》《肉羊低豆粕饲粮配制及饲养技术要点》《草鱼低蛋白低豆粕多元化饲料配制技术要点》等教材。2023年，我国豆粕在养殖业消耗饲料中的占比为13%，比2022年下降1.5个百分点，按全年饲料消耗量测算，豆粕饲用消费减少730万吨，相当于减少大豆饲用需求900多万吨。全国33家百万吨级企业生产的配合饲料中豆粕占比为10.8%，比全行业平均水平低2.2个百分点，示范带动效果显著。1.5个百分点怎么降下来的饲用豆粕减量替代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发挥行业内外多方面力量协同推动。这1.5个百分点是怎么降下来的呢？养殖行业正走向微利时代，节本增效成了养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饲料正是成本的大头。回想起2022年的豆粕市场行情，很多养殖企业仍心有余悸，那年豆粕价格从3500元/吨飙到了5100元/吨，涨价速度堪比火箭。节本就要“减豆”，前提是要保证猪的生长不受影响。为控制饲料成本，温氏食品集团股份一直在推进集团的豆粕减量和提质增效工作。2023年，温氏集团饲料产量1780万吨，饲料配方中豆粕月度占比约为4.3%，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这么低的豆粕用量是怎么做到的呢？温氏主要采取了两条技术路线，即“一减一替”。“减”指的是研发应用畜禽低蛋白多氨基酸平衡配方技术，降低配方蛋白原料的总量。“替”指的是精准评估各种蛋白原料的营养价值，合理使用，替代豆粕。2018年，温氏启动了肉鸡低蛋白多氨基酸平衡技术研究。在不降低畜禽生产性能的前提下，通过添加各种氨基酸，有效降低日粮粗蛋白水平。目前温氏鸡、猪、鸭饲料配方中添加5~7种氨基酸，粗蛋白降低1～2个百分点，可减少豆粕用量约3～6个百分点。基于低蛋白多氨基酸平衡技术、精准饲料原料价值评估和相关配套技术方案，温氏全面推广畜禽饲料豆粕减量替代技术，部分区域使用了鸡、猪、鸭无豆粕日粮，生产成绩稳定。豆粕减量替代技术为集团饲料成本节省120元/吨以上。想要用其他蛋白原料代替豆粕，需要准确知道该原料在畜禽生长过程中的营养价值和消化利用率，才能保证配方效果稳定。温氏目前自主评估建立了黄鸡、猪、鸭专用饲料原料数据库。使用非常规蛋白原料替代豆粕，在精准评估其有效成分的情况下，还要确定其在不同动物、不同阶段的适宜添加量。他们已系统评估了30种以上原料在鸡、猪、鸭不同生长阶段中的适宜添加量和饲喂效果。广西扬翔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连续多年的生产实践积累，通过合理添加赖氨酸、蛋氨酸等合成氨基酸，在保证生猪生产性能的前提下，降低饲料蛋白水平。四川铁骑力士实业有限公司对棉粕、花生粕、菜粕、玉米胚芽粕、大麦等杂粮杂粕进行营养价值参数评定，形成饲料原料营养价值数据库，将杂粮杂粕原料精细加工利用，替代豆粕的使用。不只是头部养殖企业在行动，很多中小型养殖场也开始了低豆粕日粮的尝试。2021年，豆粕价格持续抬升，成品饲料价格随之上涨，方城县的鸿旺牧业有限公司也在寻找降低成本的办法。为了节约成本，鸿旺牧业就尝试了价格稍低的低蛋白日粮，他们买了一批少用3%豆粕的饲料，在自己的养殖场做对比实验，结果发现吃了低蛋白日粮的猪不但育肥阶段饲料成本平均每吨节约150元，还能提前几天体重达标出栏。目前，这种低蛋白日粮已经在整个公司投入使用。“得亏我们自己调配的饲料，虽然去年肉牛价格低迷，我们几乎没有亏损。”宁夏青瑞畜牧有限责任公司海生珍的养殖场去年育肥出栏480头肉牛，饲料就是不小的开销。为了降低饲料成本，去年他不再使用豆粕，而是利用豌豆、亚麻籽等本地的作物调配了一些饲料，结果发现肉牛比之前吃豆粕时长得还强壮。他们请教了宁夏大学的专家后才知道，原来自己居然歪打正着配出了低蛋白日粮。“光饲料养殖场去年至少节省5~6万元！”海生珍算了一笔账，假设一个场有150头母牛，一年精饲料消耗170吨，其中豆粕就能节省17吨，成本能降低4~5万元。谈到牛场的发展，他表示：“照我看，控制好饲料成本还有潜力可挖。”“其实，宁夏青瑞畜牧有限责任公司饲料配制的成功绝非偶然，豆粕替代品不仅选得科学，还胜在本土化。”宁夏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宁夏大学教授辛国省指出，多元化利用地源性原料能够实现肉牛养殖节本增效。配方中的豌豆、亚麻籽等产品来自本地，不仅产量大、物美价廉，还取材方便、节省运输成本，通过科学的配制，能够使得肉牛养殖更加节本增效。除了养殖企业，饲料行业的“新生力量”也加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减豆行动。今年4月中旬，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的中国饲料工业展览会上，众多饲料产业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集中呈现，乙醇梭菌蛋白产品一亮相就吸引了很多人的围观。“乙醇梭菌蛋白已成功在鱼类、仔猪和肉禽配合饲料中应用，从营养学角度看，该产品可以作为基础蛋白原料在各类动物配合饲料中广泛使用。”北京首朗生物科技公司负责人兴奋地向大家介绍其新产品。乙醇梭菌蛋白是利用工业尾气生产的微生物蛋白。2021年，一则题为“我国首次实现从一氧化碳到蛋白质的合成并形成万吨级工业产能”的消息引爆舆论场，乙醇梭菌蛋白自此受到广泛关注。探索未来方向牧原的营养师发现，猪的营养是普遍过剩的，也就是说，猪本身不需要那么高的蛋白，猪吃进去的饲料，有一部分没有被消化、利用就被排放出来了，因此造成大量豆粕白白浪费。饲料营养过剩还会污染环境，蛋白质里面含有大量的氮，会被微生物分解成氨气，导致猪场散发臭气。看到整个行业这样持续浪费，牧原一方面给当时的农业部写建议，另一方面多次在行业大会上呼吁推广低豆粕日粮。2021年，在南昌第七届全球猪业论坛上，牧原在全国的行业大会上公开了自己的低豆粕日粮配方技术。其实牧原对低豆粕日粮的研究比较早，成本的降低，主要得益于发酵氨基酸替代豆粕的相关研究和应用。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发酵控制。资料图早在21世纪初，就开始在生长猪群推广低豆粕日粮，结果表明低豆粕日粮不影响猪群生长和猪肉品质。2003年，低豆粕日粮开始在公司集团全线推广应用。2008年，开始探寻猪群生长最适宜营养需要量，合理设置氨基酸平衡需求，把饲用氨基酸用到极致，进一步降低豆粕用量。而那时，国内氨基酸产业的产能和技术都比较低，主要是缺少市场需求来推动研发进展。氨基酸是蛋白质的基本组成单位，豆粕作为补充蛋白质的饲料原料，实际是满足了动物对多种类别氨基酸的需求。牧原在养殖中探索使用了赖氨酸、蛋氨酸、苏氨酸等常用氨基酸后，为了进一步减少养猪的豆粕用量，2015年，在缬氨酸成本优势不明显的情况下，又开始使用缬氨酸，联合氨基酸企业往前探索，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以产业需求拉动把氨基酸成本降下来。2019年，牧原开始探索异亮氨酸的使用，异亮氨酸属于小品种氨基酸。从商业角度考虑，小品种氨基酸市场需求小，企业不愿意生产，导致产量很少，价格高，使用起来不经济，高成本卡住了进一步减豆的瓶颈。秦英林与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偶然聊到了企业在氨基酸方面有需求，结果发现西湖大学正好有合成生物的技术储备和专家。于是，牧原集团与西湖大学联合，先后建立了西湖大学牧原集团联合研究院、南阳市西湖牧原合成生物研究院、牧原实验室。西湖大学在合成生物方面的技术成果，在牧原的实践基地一步步试验、成型。通过科研实践，西湖大学创新了氨基酸的合成路径，此技术已具备量产条件，随后在2023年12月，牧原规划的年产3万吨合成生物产品的项目在河南省内乡县开工建设。西湖大学与牧原集团的合作，聚焦生猪养殖产业需求，围绕合成生物、智能生产、疫病防控、营养研发等领域进行引领性科技攻关，形成了一系列技术突破和转化成果。合成生物技术使氨基酸菌种达到行业领先水平，有望大幅降低生猪养殖饲料中的豆粕用量。业内普遍认为，合成生物技术引领第三次生物技术革命，甚至颠覆传统的生产方式。今后，合成生物技术潜力的逐步释放，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未来养殖业的蛋白来源问题。“我们认为，如果国内养猪行业能够科学用料，仅充分使用现有氨基酸（赖氨酸、蛋氨酸、苏氨酸、色氨酸、缬氨酸），不用小品种氨基酸（异亮氨酸、苯丙氨酸、亮氨酸、组氨酸等），豆粕在全国养殖业消耗饲料中的占比就可从13%下降到8%。”秦英林表示，合成生物技术在降低氨基酸成本、推进豆粕减量替代的同时，氨基酸也开始起到了大豆价格调节器的作用。未来，氨基酸价格与豆粕价格相互制衡，为养殖企业提供了新的选择，有助于降低养殖成本，进而为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猪肉。除了充分使用氨基酸，牧原还在玉米原粮的基础上，引入大麦、高粱、木薯、谷物副产品等杂粮杂粕，进一步减少豆粕使用。2023年，牧原集团生猪养殖豆粕用量占比5.7%，低于行业水平。未来，可实现豆粕用量到3%以下，甚至完全不用。秦英林对此信心满满。科研人员在实验室做检测。资料图解决了喂猪吃什么，牧原又把目光转向了怎么喂猪。现如今，牧原拥有255名营养研发人员，研究猪最合适的营养需求，针对不同种群、不同生理阶段的生猪，设计动态日粮营养标准。“实际生产中，通过饲养员的经验来喂料并不精准，很容易导致饲料的浪费，因此我们研发了智能饲喂系统，通过变频混合技术，实现动态调整营养供给，实现一日一配方，相比原来按阶段换料模式，能够实现更精准地营养供给。”牧原合成生物项目负责人表示，通过智能饲喂，一方面提升人工效率，减少人员操作差异性，减少饲料浪费。另一方面还能够有效监控与预警猪的采食情况，实现猪的健康管理，提升养猪成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盈利能力。共识落地有差异静观近些年的发展变化，可能大家都有所感受，我国整个大农业在做“减法”，化肥在减量，农药在减量，兽用抗菌药在减量，饲料里的豆粕也在减量，这是农业生产由粗放向精准的转型。过去未去，未来已来。已来的是新理念，未去的是旧观念。当前，依然有一些养殖场（户）固执地认为饲料蛋白含量越高越好、饲料颜色越黄越好。尤其是中小养殖户，多年来形成的以粗蛋白含量判定饲料质量好坏的观念短时间难以改变，对低豆粕日粮应用效果有疑虑。据对江苏、山东、湖南3个省的179家养殖场（户）自配料的调研，90%以上采用传统的高蛋白日粮，86%的生猪育肥户自配料中豆粕用量在20%以上。与此同时，网络上出现一些饲料销售商，不顾科学事实，还在大肆用“饲料中豆粕占比在15%~24%左右好养猪”的话术进行标榜、推销，误导养猪户购买豆粕含量高的饲料。实际上，蛋白质营养的实质是氨基酸营养，需要关注的是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的数量及其比例，过分关注蛋白高低而不重视其中氨基酸的平衡，不仅会导致蛋白质的过度浪费，也不利于动物健康生长，同时过高的氮排放还会影响生态环境。“目前，行业内对于低豆粕的技术有共识，但是落地程度有差异，一体化的大型企业做得较好。低蛋白低豆粕技术能降低成本、减少排放，是先进的配方技术，对所有养殖模式都是适用的。”温氏股份研究院执行总经理谭会泽表示。“养殖业头部企业一般都自有饲料厂，随着对低豆粕日粮在降本、节粮、氮减排方面形成共识，一些企业开始尝试使用低豆粕日粮技术。而普通规模养殖场和中小散户往往直接购买成品料或预混剂自配料，向他们普及低豆粕日粮还需要政府、饲料生产商、经销商等全行业的共同努力。”牧原饲料项目负责人说。近些年，已经有一些饲料企业初步尝试向养殖户推广低蛋白成品饲料，销量也在逐年增加。由此可见，养殖散户也在不断优化养殖方式，市场在逐步接受低蛋白饲料。“行情好的时候用什么饲料都无所谓的，但后来猪价降下来，不得不考虑在饲料上节约成本了。”石秀峰现在认准了低蛋白饲料。“从养殖企业的角度来看，豆粕替代原料供应是短缺的，限制了豆粕替代技术的充分应用。”谭会泽介绍，缬氨酸、精氨酸、异亮氨酸等部分氨基酸供应量不稳定且价格偏高，制约低蛋白技术应用，行业整体需要利用生物技术开发新型蛋白资源、加大小品种氨基酸的生产。同时，行业缺乏相同评估条件下的饲料原料营养价值数据库，需完善有效营养参数，并建立理化指标预测有效营养参数的动态预测模型。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深入实施饲用豆粕减量替代行动，需要聚焦“降蛋白、替豆粕、增饲草”这三件事。推广低蛋白日粮技术是减量的关键所在。要深入开展饲料原料营养价值评定，构建完善基础数据库，支持国产饲料配方软件研发应用。加紧制定主要畜禽水产养殖动物低蛋白低豆粕多元化日粮生产技术规范。未来已来。在养殖业这个行当，谁会“省吃俭用”，谁就有可能拥抱未来。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不管市场如何喧嚣，品质永远是品牌的核心支撑力。就在资中“死磕”种植环节的同时，新技术在产地初加工环节的应用为血橙产业从“失血”向“回血”转变，按下了“加速键”。4000万亩，5000万吨，种植面积和年产量两个坐标，奠定了中国作为世界第一柑橘大国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柑橘产业在曲折中不断壮大，目前已经形成了长江上中游、赣南—湘南—桂北、浙—闽—粤、鄂西—湘西、西江流域五大主要柑橘生产带，柑橘成熟期由4个多月增加到11个月，实现了让中国人“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柑橘”的梦想。在我国庞大的柑橘产业版图中，有一个很独特的产区——资中血橙。被誉为“中国血橙之乡”的川南农业大县资中，自上世纪80年代末种下第一株血橙，经过30余年的发展，全县血橙种植面积已达17万亩，年产血橙40万吨，占四川全省80%以上、全国60%以上，奠定了其“中国血橙看四川，四川血橙看资中”的行业地位。俯瞰资中县银山镇老场村血橙广场。资中县融媒体中心供图血橙得名是因其果肉富含花青素而呈现出深红至紫红色，如同染血一般。花青素是血橙最大的卖点，也是其最大的痛点。多年来，资中血橙产业深受“失血症”困扰，失意于高端市场。更不容乐观的是，近年来，随着全国各大柑橘主产区新建果园陆续进入丰产期，市场竞争愈加激烈。价格下行，成本上涨，两头挤压之下，即使是最近几年风头最盛的晚熟杂柑产区，也感受到了寒意。内外交困之中，资中上下吹响了重塑“资中血橙”品牌的冲锋号。而对于一个有着30年历史的资深产区来说，要根除产业“沉疴宿疾”绝非易事。资中是如何破题，又怎样扭转局势，逐步实现产业从“失血”向“回血”的转变？其中曲折得失，对其他面临类似困境的产区而言，有哪些借鉴意义？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访。曾经的金奖得主跌出高端市场“给客户精挑细选的3车血橙竟被退了回来。”提起4年前这笔每斤36元、总价80多万元的订单，李大刚仍然有些懊恼。李大刚是资中县本地人，靠装饰、化工生意起家。因看好血橙的发展潜力，2019年返乡成立四川紫晨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始投身血橙产业。“为了做好这笔生意，我们跑遍全县最好的果园，请经验丰富的果农从每一棵树上挑选出阳光照射最好、果形最漂亮的果子，真可谓百里挑一。这笔订单金额不算大，我们却愿意花这么大的力气干，就是想通过这笔单子在东部高端市场打开局面，没想到却栽了跟头。”李大刚扼腕叹息。没错，高端市场！这是资中血橙近年来努力突破的领域。与“春见”“不知火”等晚熟杂柑这些年高高低低的起伏行情相比，资中血橙的市场表现似乎过于平稳。不知从何时起，薄利多销成为资中血橙的路径依赖。不止李大刚这样的新入局者想打破这种局面，资中县委、县政府也曾发起“血橙价格保卫战”，提出力争“消灭一块钱以下的血橙”。血橙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低调”。上世纪80年代末，资中县在国家倡导下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引入意大利塔罗科血橙，在山坡地、丘陵地、江河滩涂以及田边地头和房前屋后栽培。1992年，资中血橙经人工培育后在市场甫一登场，便受到消费者青睐，最高时每公斤出园价在2元以上，与当时猪肉价格相差无几。1995年，在第二届全国农业博览会上，资中血橙一举斩获金奖。消息传回资中县后，当地农民的种果热情被迅速点燃，县委、县政府正式将血橙作为农业主导产业全力培育。“当时周边不少县都想搞，但试种都不成功。”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原副院长、柑橘专家刘建军和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果树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陈克玲这对科研伉俪是资中血橙产业的重要奠基人，30年来一路护航，帮助资中血橙攻克了多个关键技术难题。他们告诉记者，血橙生长对气候的要求非常苛刻，既需要能满足其生长发育的有效积温，又需要能满足其降酸和花青素形成的低温，但不能过低以防发生冻害。放眼全国，这样的气候条件并不好找。即使在全球范围内，血橙也仅仅在美国、意大利的个别地区被种植。“你无我有”的巨大优势让资中上下对血橙产业发展充满信心，果园面积逐年增长。规模上来后，资中县又联手各大科研院所花大力气培育新品种，从一月一品种，到一旬一品种，逐渐形成了如今的早熟、中熟、晚熟三大品系共11个品种，上市时间从12月持续到次年5月，旬旬都有血橙新鲜上市。回过头来看，通过丰富品种结构，资中既有效避免了面积逐年扩大后血橙集中上市带来的销售压力，更踩准了过去10余年晚熟柑橘（1月及之后上市）大发展的风口。有数据显示，仅2014—2017年3年时间，四川扩种晚熟柑橘200万亩，平均每年扩种面积在50万亩以上，可见其行情。30年耕耘，曾经的金奖得主、“独一无二”的产区优势、市场对晚熟柑橘的大力追捧、官民一心的持续培育，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资中血橙，为何却在高端市场的争夺中落了下风？只有理清了这个问题，才能为“资中血橙”品牌重塑找到突围之路。难缠的“失血症”照理说，资中血橙身上有着独特的卖点——花青素。在全球保存的1500多种柑橘类种质资源中，只有血橙及其个别杂交后代能自然合成花青素，更彰显其独特。因为被学界证实具有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延缓衰老和缓解视疲劳等医学保健和营养价值，近年来花青素受到市场热烈追捧。然而，资中血橙产业的发展却长期受到“失血症”困扰。李大刚那笔没做成的生意，客户退款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有的果子切开后没血”，血橙“名不副实”。陈克玲告诉记者，血橙花青素的形成对栽培环境和气候变化非常敏感，无论地中海原产国还是其他引种主产区，普遍易表现着色不良或着色果率低，这也一直是国内外业界共同关注的产业难题和攻关方向。在资中县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戴强看来，“失血症”背后有花青素不稳定的特性，但绝不是个单纯的技术问题，更反映了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难题——小农户生产与大市场流通的不适应。鱼溪镇鲶鱼村的困境最能说明问题。30多年前，正当盛年的陈克玲在鲶鱼村（原人民村）指导村民种下了资中县第一批血橙苗，鲶鱼村也因此成为当年产业结构调整的先进典型。如今，这个居住着700多户人家的丘陵村庄，几乎家家户户都拥有几亩血橙园。光阴荏苒，30年过去，当年建成的果园老了，侍弄果树的人也老了。已经80多岁的果农彭发文就感觉自己是真干不动了，即使心中一万个舍不得，去年他还是把3亩多果园交到了女儿手里。春节后，他以每斤0.7元的价格，卖掉了刚从树上摘下来的5000斤血橙。这位“老把式”，一边埋怨女儿技术不如自己没把血橙种好，一边惋惜因为听从了“不要早采”的劝导，错过了前期的好行情，即使当时血橙还没有完全成熟。彭发文老人卖血橙的场景，为我们揭开了不少水果主产区都遭遇过的“早采—品质不佳—价格下滑—农民感到失望不愿投入—品质下降……”的恶性循环。而早采背后是小农户畏惧大市场的风浪，渴望落袋为安的冲动。“早采对血橙品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花青素合成不足，酸度也降不下去。”刘建军告诉记者。细究起来，丰富的血橙品种也带来了意料之外的负面效应。“有的农户种了不同成熟期的品种，收购商来了，就想一起卖了，担心再过一段时间剩下不多的果子不好卖。”刘建军常年在资中田间地头跑，对这些现象也感到很头疼。以上不难看出，难缠的“失血症”背后是小农户粗放式经营下，难以标准化生产和果树管理技术掌握不到位，导致果品质量参差不齐，优果率不高，影响了资中血橙的品质和品牌。“失血”向“回血”转变去年，资中县成立血橙产业高质量发展工程领导小组，专门在县委办设立血橙产业发展办公室，同时组建资中血橙产业党委，指导资中血橙协会完成班子改选并组建党支部，搭建起覆盖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基层村社的组织体系，早采逐渐得到有力控制。血橙产业办主任陈瑛是农业战线上的一名干将，对血橙可以说是烂若披掌。她坦言，针对血橙产业存在的短板弱项，过去10余年，资中县拿出“真金白银”先后出台了不少促进血橙产业发展的政策，也向上争取了不少项目资金，在狠抓品种的基础上，一手抓老果园改造，一手抓新主体培育，掀起了一波能人返乡种植血橙的潮流。随着一个又一个创业故事在乡间流传，成败得失之中人们对血橙种植规模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小有小的痛处，大也有大的问题。几年前，一位东部省份的退役军人与资中血橙结缘。他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没有采纳当地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建议种植面积，一鼓作气流转了1000亩土地种血橙。几年下来，这位雄心勃勃的新农人变卖了房产，投入了上千万元，一度处境艰难。“水果种植的投入大、周期长，需要精细化管理，规模太大往往是得不偿失。”四川省原果树良种繁殖站站长罗德涌对此深有体会。据统计，资中全县300亩以上的血橙种植大户有65个，总面积达4.76万亩，约占全县血橙种植总面积的27.5%。大的太大，小的太小，最缺的是“中坚”。好在中坚力量的形成似乎已经有了苗头。查甫刚领办的腾盛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其中之一。2018年，在外打工的查甫刚带着多年的积蓄返乡承包108亩果园，在政府支持下改品种、改树形、改土壤，减密度、减化肥、减农药，新建道路、水肥一体化等基础设施……2022年6月，合作社已经被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评为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农场。说起怎么种好血橙，查甫刚直言走过弯路，但最近两年逐渐总结出了一些好办法，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改土。“磨刀不误砍柴工，土好了，果子的血色、甜度都上来了。”查甫刚告诉记者，这个改土的方子可是大有来头，由福建农林大学根系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廖红亲自配方，这位在业内颇有影响力的科学家正是资中人，被资中县党委、政府请回来为血橙产业“把脉开方”。查甫刚算过账，这套改土施肥方案成本稍高一些，但政府补贴了30%，最关键的是有效果，优果率上升后，果园的收益会大幅增加。随着今年的血橙鲜果销售进入尾声，果园春季施肥管理又到了关键期。前期参与试验示范的果园反馈积极，在县级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在全县大面积推广是当前最紧要的问题。记者到访时，戴强和陈瑛正商量引入金融机构，意在打一个资金支付的时间差，尽可能为大小果农缓解资金压力，降低参与门槛。在一系列的政策引导下，鲶鱼村也开始爬坡上坎。2019年，全村有800亩老果园参与了改造；为了打破小散格局，去年，鲶鱼村又综合考虑灌溉条件、作物品种等因素，采取“鲶鱼村基层供销社统筹+内江川供超市管理有限公司具体负责+农户自主种植”模式，整合了140余户小散户果农“统管统销”。面对目前已经形成的大、中、小果园三级梯队，要如何把生产标准更好地贯彻下去，资中仍有大量细致的工作要做。谁能想到，当年示范推广的密植技术，如今不仅不流行了，而且还需要抽稀改造以适应科学管理需求。在刘建军和陈克玲看来，资中当下还要舍弃多年形成的精细化的血橙种植技术体系，大力推广简化农业作业程序、减轻劳动强度的轻简化栽培模式，以适应农村劳动力供给从结构性过剩向结构性短缺这一根本转变。不管市场如何喧嚣，品质永远是品牌的核心支撑力。就在资中“死磕”种植环节的同时，新技术在产地初加工环节的应用为血橙产业从“失血”向“回血”转变，按下了“加速键”。“选”与“藏”里显“乾坤”分选与储藏是农产品产地初加工的两个关键环节，其能力是衡量农业产业化水平的两个重要指标。最近一年多，资中血橙有两件事儿为人称道，正是抓住了这两个关键，开始扭转“乾坤”。这头一件便是国内首台血橙花青素分选线的研发引进。近年来，我国水果行业越发重视分级分选，各大主产区纷纷购入先进分选线。那次亏本的生意，让李大刚下定决心：要为血橙找到一双具有穿透力的“慧眼”。作为一个柑橘大国，市场上各大品牌的柑橘分选线供应不可谓不充足，但却没有一款满足李大刚的需求——无损测量血橙花青素含量。“全国所有血橙加起来占比不到整个产业的1%，这是一个柑橘大家庭中的小品类，产业规模不大决定了制造商主动为你研发产品的动力很小。”李大刚说。私人定制意味着更高的采购成本，一番询价下来，数百万元的投入让才起步不久的李大刚迟疑了。2022年，事情出现转机。借助资中县争取到的国家农业信息化项目，李大刚的企业出资200多万元，中央财政补贴150万元，委托国内水果分选线制造的领头羊企业成功研发了国内首台血橙分选线。“光电分选机不仅可以测出每一颗血橙的酸甜度、果面光洁度、是否有斑点和伤口，还能无损检测出花青素含量，准确率达94%。”在血橙智能分选中心，李大刚向记者展示了分选线的作业流程，果径在65~75毫米、甜度在13%以上、花青素含量在60%以上的，被分选出来成为一级果。无损检测花青素分选线为血橙拍"CT"搞工业出身的李大刚不无得意地说，这台血橙专业分选设备，不仅为资中血橙分级树立了标杆，而且还推动了资中血橙团体标准的制定实施。就在不久前，他被推选为资中县血橙协会会长。有人乐观测算，如果按30%的精品优质果计算，精选后，资中血橙产业年可新增效益3亿~8亿元。这第二件事是刘建军团队进行的血橙低温保鲜贮藏试验取得重大突破，首次揭示了血橙在低温诱导下，启动合成花青素的基因机制和分子机理，通过调温、保鲜等贮藏技术，实现了血橙花青素含量创资中、四川和全国历史最高纪录。时间回溯到去年2月，由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牵头，联合资中县农业农村局和紫晨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着色难度高的晚熟品种批量中试示范40吨，按照“适度早采—果实预冷—绿色保鲜—单果包膜—低温贮藏”的方法路径，每间隔10天检查记录腐烂和失重，并同期取样测定果实品质变化。试验数据显示，冷库中的血橙每百毫升果汁花青素含量，从处理前平均37.7毫克，到30天、60天和90天分别增加到73.03毫克、117.59毫克和210.66毫克，增长93.71%、211.91%和458.78%。留树贮藏与低温贮藏血橙花青素含量对比图。刘建军供图。“这不仅将大大延长鲜果的可销售时间，更加从容地面对市场，而且如此高的花青素含量，可能为资中血橙打开新的赛道。”刘建军告诉记者，最近已经有花青素精深加工企业找上门来商谈合作可能性。今年春节过后，刘建军和陈克玲夫妇又来到资中，为新一年的试验做准备。这次，他们计划结合血橙不同的品种、品质和出库时间要求，有针对性地设置多个变量参数，更精准地开展低温贮藏试验示范。新质生产力的引入，关键环节的突破，不仅让资中血橙的品牌重塑之路走得更快更稳，更为人们描绘了一个无比广阔的发展前景，植入了一颗更加坚定的产业信心。自此，“引入新质生产力—取得突破—信心增加—继续加大投入……”的正反馈形成闭环，激发动能无限。迈出“回血”最关键一步从“种出来”到“选出来”再到“藏出来”，一颗好血橙的呈现有了更多助力，但毋庸置疑的是，血橙产业要真正实现“回血”必须迈出最关键的一步——“卖出来”，这也是“资中血橙”品牌重塑成败的“试金石”。“目前，市场对资中血橙的认知度仍然很低，换个角度看这也是巨大的市场潜力。”多位从事水果流通的业内人士表示，资中需要说服的不只是消费者，还有渠道商。对此，资中上下已有清晰的认识，开始有意识地研究市场消费动向。李大刚向记者讲述了自己正在打造的“紫摇红”血橙品牌，涵盖了鲜果以及啤酒、果酒等多个深加工产品。最近两年，资中全县在血橙品牌营销上更是下了大力气。“不仅要依靠市场，更要培育市场，引导消费。”陈瑛告诉记者，到了血橙收获前，资中县领导和基地乡镇、龙头企业负责人兵分多路，分赴北京、上海、成都、厦门、澳门等多个城市举行展销大会和招商活动，以扭转多年来消费市场只有单一的东三省和新疆传统农批市场的格局。去年1月初，随着一声响亮的货车鸣笛，一批重100吨的资中血橙通过全程冷链物流运输，经过海关检验检疫合格，走出国门，运往泰国曼谷。去年12月，资中血橙营销大会现场签约血橙销售协议12个、销量7800万斤，每斤均价1.6元，在柑橘市场低迷的大环境下，有力稳定了2024年资中血橙销售价格。随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及投资者，越洋过海，纷纷前来资中考察血橙产业，商讨了一大批血橙鲜果购销、加工合同，资中血橙似乎正在打开新的市场局面。春节后血橙销售进入旺季，初加工车间内工人正在作业。5月初，查甫刚果园里的血橙全部销清，虽然后期价格有所下滑，但他对产业的信心没有动摇。搞了一辈子柑橘的刘建军相信行稳致远。“当资本对晚熟柑橘的投资热潮退去，资中血橙的笃定越发显得可贵。”刘建军说。“资中血橙产业已初具规模，在全县农业特色产业中，是最有基础做大做强的。”内江市委副书记、资中县委书记路松明2021年到任后经过认真调研，对资中血橙在全国柑橘产业竞争中面临的形势进行深入分析后，仍然认为血橙是全县农业特色产业的“头号种子选手”。可以预见的是，在资源总量特别是耕地面积的硬约束下，新增果园的发展空间已经很小，但随着我国水果产能的不断释放，国外优质水果的进口，加之近几年，新的营销方式令整个水果行业的市场竞争愈加惨烈，尤其在电商、社区团购等新兴消费模式的刺激下，水果的品牌化、差异化趋势愈加明显，“果盘子”里的竞争早已不按品类划分赛道，资中血橙的对手也早已不只是柑橘。市场厮杀是残酷的，资中血橙“上大分”，只有不断出实招好招，才能实现商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跃”。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我想赋予它文化，不是品牌的文化，更多的是品牌文化承载着的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全国每卖出两件汉服，就有一件来自这里。这里有汉服企业2473家，网店14416个，从业者近10万人。去年，这里汉服销售额72.15亿元。这里今年1-4月份汉服网销额24.7亿元，其中马面裙占10.73亿元。……这里，就是曹县，坐落于山东省菏泽市的一座“平平无奇”的县城。如若空手走在曹县大集镇面料辅料一条街上，不出5公里，一件汉服便能完整地做出来。这件汉服10分钟就能上高速，40分钟可达机场。曹县汉服生产成本低，产量大，款式多样，集群发展，所以有人说曹县是年轻人第一件汉服的来源地，也有人说是曹县让每个中国人都能穿得起、穿得上汉服。几千年文明、中国崛起、传统文化热、文化自信、年轻一代等原本宏大浩渺的词汇，从去年年底开始，落在了这座县城的许多村里那一台台缝纫机实实在在细密砸落的针脚上。一针一线，起起落落，一件件马面裙上便有了飞龙舞凤，锦绣河山。据说今年过年期间，全国每10件马面裙，就有8件来自这里，冒烟的缝纫机让“宇宙中心”再次出圈。《春秋左传正义》言：“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汉服，亦称华服，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既凝结染、织、绣之工，也承载礼仪之邦、衣冠上国、锦绣中华之意。今年3月底到4月初，曹县“乘胜追击”，举办了为期一周的第二届曹县汉服文化节暨2024春夏款新品发布会，展示既往成果，发布更符合市场、季节的春夏新款。复兴，复制，再创新，一件衣服，一段历史，一个传奇，几千年的汉服演变如同马面裙上的褶裥一样在曹县浓缩折叠，曹县又带着这段历史文化不断探索改良，书写着一个县城里的汉服春秋。人民想穿什么，曹县就产什么去往大集镇路上的风景，和北方许许多多的村镇没什么两样，普通，沉寂，甚至一些道路和房屋还有点破败，只有偶尔刮起的风和呼啸而过的汽车惊动着安静的路途，让它烟尘四起。然而一到镇上的面料辅料一条街，电动车、三轮车、货车等鱼贯出入，打版、印花、布料、纽扣等招牌让人应接不暇，橱窗的玻璃上布满尘土，但店里的各种汉服却光鲜夺目。看起来没什么特点的门店，比如一家布料店，一年的流水竟达上亿元。说起曹县汉服，得从演出服生产说起。可如若说曹县的演出服，还得从更早的摄影服开始。二十世纪90年代，很多县城里出现了比较豪华的影楼，人们到里面服化道一体化地拍张照也成为一种流行。曹县是书画之乡，于是便有曹县人将书画挪到了影楼的背景布上。背景布画好了，又有人想，站在它前面的人穿什么才能和这块布搭配起来呢？都是手艺，于是便有智慧且手巧的农民缝制一些拍照用的衣服，和背景布组合起来，肩挑人扛地进城售卖。历史的发展，往往会因抓住机遇的人而加快脚步。2009年，大集镇丁楼村发生了一件事，从此让曹县和一根网线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也让这座县城始终在网络的浪潮中，汹涌前行。那一年，丁楼村的任庆生误入一种实为传销的按摩仪生意中，赔了几千块钱。同时，妻子周爱华在棉纺厂下了岗。夫妻二人守着三个孩子，还有并不能维持孩子上学和家庭开销的三亩半地。转机发生在一台电脑上。周爱华有个朋友在外探亲回来，告诉她在家上网也能卖东西挣钱。周爱华便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丈夫，任庆生听后一愣：“啥，网是个啥？”当时，夫妻二人想要做些生意，但又必须小心翼翼。周爱华要照顾孩子，想的是“在家里边弄点啥”，任庆生则被传销搞怕了，“鼓捣电脑这个东西我坚决不同意，我怕这又是一个骗人的手段。打电脑敲键盘，那是文化高的或者城里人玩的，咱农民你说说还能玩起电脑了？”但生活实在困难，于是夫妻二人一咬牙一跺脚，花了1500块钱在还未通宽带的村里拉了一根专线，花1400块钱在二手市场组装了一台笨重的电脑。“见都没见过，就让来组装的老师儿（方言，师傅）给教了教咋开机。”从开机，注册，上图，夫妻二人用“一指禅”将照相用的中山装放到了网上。几个月后，一千多公里外的一声“叮咚”，顺着网线在任庆生夫妇耳边炸裂。来自广东虎门的买家问他们有没有演出服，夫妻二人激动万分。可他们要将自己脑中的方言转化成普通话，再将普通话输入电脑里，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不仅要借助女儿一年级的语文课本，还要思考能不能产出买家需要的衣服。电脑那头也着急了，直接问：“看你们店没开过张，是不是不会打字？”然后又发来一张图片，“这个能不能做？”“能！”夫妻二人艰难却非常坚定地回复。接着，二人便马不停蹄地对着图片找布料、裁剪、缝纫。那几天，他们家的缝纫机真的被周爱华蹬冒了烟。任庆生、周爱华夫妇在工厂内忙碌。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一场因农事时间差而自发形成的农业季节性劳动力大迁移。这是插秧专列开行的第25年。由南向北移动的春耕生产线终于来到中国位置最北、纬度最高的黑龙江。伴随着这条生产线继续向北移动，至5月中下旬，三江平原、大兴安岭地区的农事活动将为今年的春耕生产画上一个句号。K5161次插秧专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插秧专列将一批批插秧客送到三江平原，又将他们带回家。从齐齐哈尔到绥化再到抚远，经停20个站点，历经1444分钟，跨越1284公里、约1200万株水稻秧苗首尾相接的距离。“走，坐火车，插秧去。”插秧客吆喝着。记者跟随插秧客踏上专列，追踪他们的季节性迁徙之路。/

从车驮秤量到数字交易，从提篮叫卖到电商直播，从本地流通到全国配送……我国农批市场经历了从蹒跚学步到昂首阔步的过程。如今，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批市场发展空间受到一定限制，正处在由“重数量”到“重质量”发展的重要转型期。如何让市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踏浪”“破冰”？转型升级迫在眉睫。这里号称北京“最大的不夜城”。每天凌晨，当城市进入梦乡，位于北京丰台区的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以下简称“新发地”）却依旧人声鼎沸、灯火通明，迎来最忙碌的时段。挂着露水的菜叶子绿得发亮，新鲜甜美的水果被搬出冷室泛起薄薄雾气，叫卖、吆喝声此起彼伏。到了清晨，北京市民便可购买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产品。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第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以来，便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农产品流通体系的核心，约有70%的农产品通过农批市场进行分销。山东寿光蔬菜批发市场经过40年的发展，已成为“买全国、卖全国”的蔬菜集散中心、信息交流中心、价格形成中心、物流配送中心和蔬菜标准形成中心；深圳布吉农产品批发市场，作为一个多元化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已成功吸引了3000余家商户入驻，汇集了全国及世界各地7000多种农产品，让特区的菜篮子从“有啥吃啥”变成了“吃啥有啥”；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是全国四大绿色样板市场之一，以高品质为上海市民的食品供应提供“绿色”保障，守护“舌尖上的安全”……然而，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农产品流通领域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一方面受到生鲜电商、社区团购等新业态交易量分流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消费结构升级、流通效率提升等也成为迫切要求。这对传统市场构成了冲击，转型升级成为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深耕农产品流通领域30多年的新发地是全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其农产品市场价格指数成为引领中国农产品市场价格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可以说是带动中国农产品大流通的“超级绿色航母”。近年来，新发地牢牢抓住新的时代机遇，实施“内升外扩，转型升级”的发展战略，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走出了一条推动自我转型、自我发展的“晋级”之路。作为国内农产品批发行业的“领头羊”，新发地的转型升级可以为其他农批市场提供哪些经验和启示？记者日前走进新发地，探寻答案。谋划新布局——从源头出发引导产业升级大！这是新发地最显著的特点。开车从南四环到南五环，一路上有近一半的路程都属于新发地的地界，光大门就有15个。占地面积1600多亩的新发地承载着首都百姓的“一蔬一饭”，2023年市场交易量1516万吨，交易额1267亿元人民币，是首都名副其实的“菜篮子”和“果盘子”。农批市场因其庞大的吞吐量成为带动农业规模化生产的动力之一，也是带动农业标准化生产的重要力量。早在2004年，农产品批发市场是中国农业发展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就被提出。然而随着城市规划的调整和消费需求升级，农批市场要巩固和继续发挥第一生产力的作用面临巨大压力。以北京为例，作为一座超大型城市，每天要解决2000多万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北京也是一座典型的农产品输入型城市，大部分农产品来自全国各地。要确保首都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农批市场责任重大。新发地选择从源头端布局。“农产品批发流通的‘底盘’是供需平衡，即各地单一化的规模种植满足城市多元化的消费需求。”新发地市场董事长张玉玺认为，要想稳定上游货源，就得在全国核心产区发展种植基地。自2014年开始，新发地就组织商户在全国建设标准化种植基地，目前已在21个省发展到315万亩的种植规模，大部分都处在农产品核心产区。视线转移到河北衡水。正值茄子上市季，冀州区东罗口村的新发地（冀州）蔬菜种植基地一片忙碌，农户正在将刚采摘的茄子分捡、装箱。这里是“茄子大王”李军投资建设的850亩温室大棚，每天约有30吨茄子运往北京新发地市场。李军从2014年起便开始在云南建立种植基地，如今已经将茄子种到了山西、河北等地，种植面积累计达8000多亩。随着种植基地在全国“落地开花”，每天有2万吨蔬菜和1.3万吨水果源源不断地供应北京市场，进一步提高了首都农产品供应的韧性。这也是重大突发事件面前，北京市民的“菜篮子”能够拎得稳的保障。在保证供应的基础上，如何不断提高农产品品质，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发展？“一粒良种，万担好粮。”张玉玺认为，从农业来说，要让行业提质升级，释放生产力，就必须要从种子抓起。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近年来，国家明确提出要加强种子产业发展，提升种子自主创新能力。在新发地，这些政策得到了有效贯彻和执行。北京新发地种子交易市场是北京唯一的一家专业化种子市场，现有26家大中型种子公司，经营2000多种农作物以及花卉、牧草等优良种子。在今年3月底举行的新发地春季种业博览会上，最新种子科技和前沿品种被集中展示，农业科技的力量在现场被看见、被感受。新发地致力于打造“科研院所＋生产基地＋批发市场”种业协同创新平台，未来将形成集良种繁育、良种种植、集中销售于一体的合作体系，促进种业振兴。“这些种子将在新发地全国种植基地里生根发芽，助力各地农户种出更好的产品，卖出更高的价钱，从而实现‘让种植者小康，让消费者健康’的美好愿景。”张玉玺表示。农产品批发市场连接着众多小农户和巨大的消费市场。“小农户面对大市场，获得的信息往往具有滞后性，容易一哄而上、一哄而下。”在张玉玺看来，所谓市场引导生产，并不是简单地告诉农民怎么生产，更重要的是给予农民改变固有生产、销售方式的信心和动力，让生产者认识到销售规律，从而倒逼生产端升级。新发地（夷陵）柑橘种植基地喜迎丰收。受访者供图种植基地不断建设，不仅成为保障稳定供应的基石，更推动农业产业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将种植与消费联动，农批市场进一步发挥了助农增收的作用。“以河北冀州为例，我们负责选种子、教方法，并负责兜底销售，还能给农户土地分红。”李军介绍，“生产基地按照市场化的方式管理，根据市场需求以销定产，避免了‘丰产不丰收’。我们还要打造‘万元田’，让农民实现在家里既种着菜，又哄着娃，既能赚着钱，还能顾着家。”“蜜瓜大王”张宗志从2017年开始，在新发地的支持与鼓励下，带着好品种、好技术扎根河南兰考县，建起蜜瓜种植示范园。“目前兰考的蜜瓜种植已经从当初的1千多亩发展到3万多亩，年产值10个亿，带动了1万多名老乡过上好生活。‘兰考蜜瓜’也成为兰考县第一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催生新业态——守护城市“烟火气”农批市场是连接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重要场所，也是城市“烟火气”的源头。传统印象中，“烟火气”可能意味着脏乱差、经营方式落后。而当前，随着生活水平提升，人们对农产品的质量、口味以及消费体验有了更高的要求，“烟火气”更多体现在一种情感，是人们可以感知到的交往温度。如何适应时代发展需求？这促使农批市场催生出更多的社交属性。2023年以来，新发地加大转型升级力度，从批发业态向服务业态转型，增添了很多全新的生活消费场景和更贴心的购物环境。这里不仅可以一站体验舌尖上的世界，更成了一个集玩乐购物、交流合作一体的平台。去年9月开业的国际榴莲馆便是其中之一。近年来，东南亚的榴莲乘“一带一路”之势崛起，成为水果新宠。新发地敏锐觉察到市场变化，于是将曾经的“海南木瓜厅”升级改造成占地3000余平方米的“国际榴莲馆”。“在这里能买到来自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等世界各国的榴莲，还能亲手参与制作榴莲酥、榴莲饼等榴莲衍生品。”国际榴莲馆总经理毛勇习介绍，“同时我们也为商户营销提供支持服务，比如组织馆内企业开展品牌宣传推广，邀请金融机构入驻为商户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等。”除了围绕“爆款”农产品打造多种多样的消费体验，新发地还把握节日契机，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变的促消费系列活动。过年去哪儿？新发地！各地特产、年货礼盒、手工艺品、文创产品……已经举办两届的新发地年货节采用线下展销、推动复购形式，为大宗采购商、电商平台、社区团购及广大消费者提供“一站式”年货采购平台。还举办各类主题活动，烘托出浓烈的节日气氛，进一步提升了消费体验。“基本上你想要的农产品，国产的进口的，当季的不当季的，这里都能买到，还能指定产地、指定品牌、指定品种，而且质量好、价格实惠。”市民谢先生说。新发地国际榴莲馆内，消费者正在购买榴莲。受访者供图新发地市场总经理张月琳表示，目前新发地市场已经基本实现了“走进新发地，吃遍全中国”的目标，正在努力实现“走进新发地，吃遍全世界”的宏伟目标。为进一步扩大农产品贸易、加快转型升级，新发地正在探索构建农产品博览产业链。“农业大拿”群英荟萃，合作伙伴共聚一堂，世界各地农产品齐聚……在去年举办的首届新发地农博会上，三天共达成合作意向57亿元，“新发地农博会”新IP打造效果初显。“农博中心是一个农业商贸综合体，它首先是一个展示展销的平台，让各地好品汇聚一堂，给消费者提供充分的选择性。它又是一个交流交互的平台，产销双方可以在此建立一种互信，增加合作机会。”新发地转型升级指挥部副指挥长张赓正介绍，接下来，还要在农博中心召开论坛、推出会展经济，也会引进科技创新公司、展览展示公司、孵化公司入驻，通过展览展示，让大家更加深入地了解优质农产品。如今，新发地早已不仅仅是一个批发市场，更是一个媒介平台。张赓正说，新发地正在向集大型会议展览、农产品展销、农耕文化展示、企业创新孵化、餐饮住宿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农产品博览新高地转型。构建新渠道——当农批市场“触网”“你能想象吗？20年前还在剥葱的我现在成了卖榴莲的‘网红’。”在新发地市场打拼二十余年的毛勇习从大葱批发生意跨界到了榴莲批发。“以前卖大葱，最早的交易模式是一辆自行车一杆秤，几个人拿着计算器算价钱。现在我们不单是线下做生意，通过电商平台直播卖榴莲，在北京可以实现小时达……”毛勇习说。随着数字经济浪潮来袭，我国农产品流通体系和消费形态正经历一场剧烈的迭代进化。特别是近几年，以生鲜电商、社区团购为代表的新兴消费模式发展迅速，形成了零售市场多元化的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批市场虽仍是我国生鲜农产品零售的主渠道，但份额也随之下降。随着市场竞争加强，农批市场如何顺应时代变化，创新交易模式？进入新发地直播基地总店直播间，“马来西亚AA级D197”“同城小时达送货到家”等字样在大屏幕上闪现，让网友眼神儿扫过立马儿“入心”。辽宁美早大樱桃、进口印尼山竹、泰国香水椰皇、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等多种水果在每轮上架后都被快速抢光。背靠基础坚实的实体市场，新发地将优质的农产品上游供应源头与庞大的消费群体相对接，打通产品销售以及信息流转渠道。通过自建平台为团购大户提供一站式农产品服务，入驻第三方电商为零售终端提供果蔬类产品供应等创新模式，多途径扩展线上交易渠道。事实上，早在2021年，新发地就建成了5000平方米的直播基地。目前共有70多个直播间，配有多功能会议室、选品展厅，并培育网红直播团队，建立新发地线上分销系统。新发地宣传部部长童伟介绍，随着直播形式的发展，直播间也直接搬到了货仓内，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开始网上“逛”新发地，享受批发市场“直购”。直播和电商两大热门行业融合，吸引了一批“新农人”开启全新副本。商户周琳就成了直播带货的“主播”之一。“市场不仅建了直播基地，还组织了专业的培训指导，并帮助我们解决配送问题。普通货品市场物流中心就能配送，像榴莲、车厘子等附加值高的水果，市场会帮我们联系物流公司。”周琳告诉记者，依托新发地市场完整的供应链，消费者当天下单，一般第二天一早就能配送。随着电商直播的发展，近年来出现了一种反常的现象，通过电商直播购买农产品，包装和运费的价格会超过农产品本身的价格。相比之下，农批市场依托其规模优势，可以将物流成本降到最低。而且，电商的发展对配送的实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新发地在去年推出了生鲜“小时达”：消费者观看直播并在电商平台下单，通过骑手实现即买即送，送货上门，如对产品不满意，消费者可直接退货。“快的半个小时就能送到，六环内，基本2个小时左右也能到了。”正忙着发货的工作人员说，每天能发出七八百单，“五一”等假期更是能达到上千单。机遇之下也伴随挑战。张玉玺指出，电商等新业态的出现对农产品流通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供应链的完善、品控的提升、品牌的塑造都迫在眉睫。同时，市场也要做好对新业态进行有效治理和全面赋能的准备。随着交易方式迭代升级，新发地还推出另外一个重点项目——集采集配业务。“集采集配在年货节期间达到了峰值，每天销售额能够达到300多万元。”童伟说，线上购买和集采集配方式的变化，能够在提高效率的同时，给消费者创造新鲜实惠便捷的消费体验。目前，集采集配业务已在河北、山西、北京、天津、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的20多个城市落地。日日不断，向各地分销农产品，成本低，效率高，服务好，深受用户欢迎。近年来，国家大力助推便民生活圈，15分钟便民生活圈更加方便满足消费者大部分的生活需求。新发地的农产品便宜、新鲜，但是位置相对偏远，如何满足市民日常购买需求？为适应市场变化，新发地将销售渠道进一步向社区延伸。2008年开始，新发地就在居民社区建起便民菜店、发展起“菜篮子”直通车，把农产品搬到了社区居民的家门口。这项服务在新冠疫情期间为更好地解决市民买菜难、买菜贵的问题发挥了巨大作用。如今，已有211个便民店，77个“菜篮子”直通车遍布在北京各个区域。激活新动能——智慧农批建设在路上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开始全面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推动了农批市场的智慧化转型。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动农村流通高质量发展，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转型升级。要成为智慧化农产品批发市场，不仅仅是农批“触网”这么简单。中国农业大学领军教授、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首席专家韩一军认为，这就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有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和要素的创新性配置，用前沿的颠覆性技术来改造传统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数字赋能、数字供应链有望成为未来智慧农批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2020年，新冠疫情的发生加速了农批市场智慧化转型的步伐。据了解，疫情发生后，新发地市场进行了多项升级改造措施，全力确保首都农产品的食品安全。在146亩示范区内开始利用数字化、智能化严格管控进出车辆、进出货物、进出人员；明确了“买卖人车信息化、双方交易可溯化、进出管控自动化、品类价格指数化”的试点方针，推出了“卖家注册制、买家会员制、来货交易报备制”的规章制度。此后，市场一直将数字化贯穿到各个环节。张赓正介绍，目前实现了电子交易结算、云摊位管理、场内综合管理、客户管理、食品安全溯源管理等多个智能系统的研发和应用。“现在我们正在研发蔬菜、果品的单品价格指数，反向为产地生产、品种推介提供信息。”当前，消费者对农产品品质的要求不断提升。而在农批市场中，鲜活易腐的农产品占了绝大多数，发展智慧冷链物流成为农批市场建设的重要一环。为农产品“锁鲜”，新发地打造出服务京津冀城市群的“超级大冰箱”。2021年，首衡河北新发地智慧冷链物流园启动运营，这将为京津冀地区提供总计50万吨的超大体量冷库，进一步提高“环京津一小时鲜活农产品物流圈”内生鲜农产品的仓储保鲜能力。这也是新发地践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加力提速的重要举措。此外，新发地还在河南兰考、辽宁盘锦、河北魏县等地建设起19个分市场，进一步提高仓储和保供能力。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升级，净菜产业应运而生。“毛菜变净菜，既能减少餐厨垃圾，又能提升产品附加值。而且新发地市场各类蔬菜品种丰富，为发展净菜产业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张赓正表示，这将是新发地未来转型发展的重要领域。瞄准这片新蓝海，去年9月，亚洲最大全自动智能化净菜加工产业园——四季顺鑫净菜产业园建成并投入使用，为新发地市场的转型升级激活新动能。在产业园，记者看到土豆、洋葱、胡萝卜、沙拉蔬菜生产线和自动果蔬包装线正在运转。新发地四季顺鑫净菜有限公司内土豆生产线正在运转。受访者供图“土豆倒入机器后，通过智能转换，可以直接生产出土豆丝、土豆块、土豆墩、土豆条。”四季顺鑫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郭祥介绍，“为了保证食品安全，我们在原材料采购和产品入库前要进行两遍农残检测，不合格不入库。”目前产业园每日可生产净菜200吨，生产过程中，70%的水可以循环利用，30%的固体残渣可用作饲料。新发地，每天都有新鲜菜在这里售卖，每天都有新鲜事在这里发生。“香蕉大王”“芒果大王”“大葱大王”“红薯大王”“茄子大王”……30多年来，从新发地走出的一个个卖菜能手，靠勤劳创造了无数奇迹。据统计，这里年交易额过亿的商户有168家，过千万的近千家。从车驮秤量到数字交易，从提篮叫卖到电商直播，从本地流通到全国配送，北京新发地的转型升级之路，也是我国农批市场发展的真实写照。作为改革开放和农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我国农批市场经历了从蹒跚学步到昂首阔步的过程。如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批市场发展空间受到一定限制，正处在由“重数量”到“重质量”发展的重要转型期。智慧化转型可以让市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踏浪”“破冰”，促进新销售模式和新兴产业发展，以业态创新引领消费升级，以产业变革推动乡村振兴。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农资打假是一个系统工程，这需要各部门各司其职、协同配合，但在具体落实中，要靠具体的人来做，靠一件一件的事去落实。培训厅里，六七个大圆桌整齐摆放，讲台上，一位“专家”熟练地打开电脑，连上U盘，布置好投影仪，打开PPT，拿着红外线笔，按一下翻一页，就像老师上课。一旁穿着统一制服的几名“工作人员”负责接待前来听课的农户。为了听得清楚，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鲇鱼山镇的36岁新农人洪勤迁专门选择离讲台最近的位置坐下，他发现，“专家”传授的很多知识都是对的。现场，专家还推销起一款名叫“大锅菜”牌的复合功能肥。“这款肥料含有各种微量元素，可以改善土壤板结，让土壤变肥沃，价格还比其他农资店便宜几百块。”这些话一下子就抓住了洪勤迁的心窝。“这些肥料都是有检验证书的，我们是厂家直销，所以便宜些……”洪勤迁觉得机会不容错过。再加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周到服务，不少农户都动了心。最终，洪勤迁买了4吨肥料，估算可以施100亩田。与他同期“上课”的两个农户，也每人买了一吨多。实际上，该团伙是农资“忽悠团”，以单一氮肥冒充复合肥来出售，且相关证书都是伪造的，属于伪劣农资。“得亏执法人员及时打来电话，不然100亩水稻损失可就太大了。”洪勤迁给记者讲述了去年春耕自己被农资“忽悠团”忽悠的经历。农资的优劣，直接关系农民一年的收成，更关乎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村生态环境。每一个农民都希望买到好种、好肥、好农药，然而，一些不法分子背地里制售假冒伪劣农资，搅乱农资市场，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大危害。每年春耕备耕时节，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等七部门都会联合召开全国农资打假电视电话会议。今年3月，还启动“忽悠团”进村兜售化肥、网络违规售种2个问题的专项整治行动。农资打假面临哪些迷惑性强的新形式、新情况？针对不同新骗局，有哪些应对方法和建议？为何农资打假年年打，年年有？在打假链条中有哪些难点？如何解决？选购农资需警惕回想起被忽悠的经历，洪勤迁仍觉得不可思议。他感觉自己就像小品《卖拐》里的“范伟”，不知怎的，一步步就被忽悠了。今年，洪勤迁长记性了。“一定得去正规店买肥料。”过去，农户购买农资主要从农资店采购，监管人员主要监管农资实体店。如今，集约化、规模化种植模式增加，种植大户越来越多，农资购买形式也随之改变，农资打假面临着迷惑性强的新形式、新情况。当下最常见的假冒伪劣农资销售形式是农资“忽悠团”，主要表现有两种：一种是小贩、游商走村串户、流窜推销兜售疑似假劣农资，即使卖的产品不一定是假的，但是对于需要持证经营的农资，无证经营也是违法的。另一种是给农户打电话，让农户听课，忽悠农户购买。洪勤迁的经历属于第二种，他说，“忽悠团”就是把握住了自己一心想要种好水稻，降低成本，提高收入的心态。裴戈是江西省景德镇市农业执法支队副书记、大队长。他说，传统农资店或经销商出售假冒伪劣农资易于监管，通过排查隐患和执法检查就可发现。但“忽悠团”就没那么容易了，受害者多为年龄较大、无一定鉴别能力、防范意识较差的种植户，而且由于作案手段极其隐蔽，且培训内容“假中有真”，也让不少自信的年轻人“栽了跟头”。同时，随着农资电商的飞速发展，网络非法售卖问题增多，集中表现为网络售假、无证经营、标签不规范等违法行为。规模化种植模式下，“点对点”农资销售模式越来越多，一些种植大户为了节省成本、减少流通环节，直接从大的生产厂家、经销商处进货，还有一些大的粮食经纪人直接提供农资给种粮大户。农户主要算经济账，“点对点”销售虽给农户节省不少成本，但监管起来更难，而且由于发现具有滞后性，除非农民生产出现问题，否则很难发现。除此之外，近年来，微信、网络直播等带货的情况越来越多，一些种植大户常通过微信群信息跟风购种购药，单纯考虑农资价格而忽略质量，导致种植风险加大。值得注意的是，违法行为正在向用种主体延伸，受利益驱使，种粮大户直接参与或者被不法分子利用，以商品粮冒充种子再“点对点”销售给其他大户。这一新的作案手法涉及环节少，手段极为隐蔽。为防止农户上当受骗，农业农村系统在全国各地印发明白纸，利用媒体宣传农资选购知识，谨防超低价农资是第一条原则。在购买种子时要看渠道、包装标签、外观、种植的适宜区域及二维码信息，要警惕没有正规包装和标签、没有标注厂家的白皮袋种子；谨防打着“高科技产品”“大型农场繁育”“超高产”等旗号的种子；谨防在销售时，宣称如果产量不达标就会退钱，但出现问题又不予处理的商户；谨防线上卖种，有的电商经营者没有种子经营资质，种子品相不好判断，有的把种子销售到适宜种植区以外。山西省长治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潞城大队执法人员在张贴农资“忽悠团”警示宣传资料。受访者供图除了种子，在选购化肥时，谨防“讲课”忽悠、请客送礼、免费搭卖其他农资、多买多送等手段；谨防乱用“全要素、多功能、高效、特效、聚能多元”等欺骗性名词，以混淆企业名称假冒真正产品品牌，或者以所谓“总指标、总成分”等名词代替“氮磷钾总养分”，偷减养分含量；谨防虚假宣传，有的“进口肥料”包装全是“洋文”，有的包装打着“推荐产品”“认可产品”“保险产品”“高科技产品”“专利产品”“保密技术”的幌子，诱导农户消费。这些当下的新形式、新情况，导致与假冒伪劣农资相关的违法行为“发现难”“取证难”“查处难”。巡查大户，解决“发现难”在多年的农资打假实践中，裴戈遇到了不少难题，有些是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人员遇到的共性难题。第一道难题是“发现难”。“由于新形式、新情况的出现，作案隐蔽性越来越强，越来越难找到蛛丝马迹。”裴戈说。为此，各地发挥执法“前路探测”作用，针对性开展农资质量巡查抽检，及时发布农资警示信息。山西省创新性地将“忽悠团”整治行动与4月份护林防火任务相结合，要求进村的每一个人都要登记信息，发挥乡、村两级监管员和协管员作用，形成市县乡村“四道防线”。开设农资打假投诉举报电话，如江西省最高提供10万元兑现举报奖励。面对种粮大户逐渐增多、散户逐渐减少、违法违规更隐蔽的情况，今年，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基层部门，加大使用环节监管。执法人员过去主要对农资市场进行巡查，今年着重对种粮大户进行倒查。但在具体工作中，很多大户因怕耽误时间等原因，除非自己受到损失，否则不愿意配合，但等农户真正受到损失，再去“打假”就为时已晚。为了发现线索，执法人员必须要练就一身跟群众打交道的本领。“我们要和种植大户交朋友，让他们主动提供线索，我们再帮他们挽回损失，慢慢积累信任，获得更多线索。”裴戈说，“这其实是一种笨办法，等于‘大海捞针’，对‘三农’有情怀的人才能干得好。”江苏省对规模种植主体开展入户倒查，建立入户检查台账，尤其是对熟人介绍、上门推销等方式采购的存在风险隐患的农资品种，组织执法抽查，完善农资质量跟踪机制，摸排违法线索。印制联系卡、公布投诉举报电话，便于农户发现问题时及时与农业农村部门联系。扬州市对种粮大户以“商品粮冒充种子”销售假劣农资这一新的作案手法，自2022年以来联合市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重点部署开展种子来源入户倒查专项行动。为有效避免无序、重复检查，减少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盐城市建立了红黄黑榜制度，推行分类管理、精准排查。红榜单位1年例行检查1次，抽取1个样品；黄榜单位1年例行检查2次，抽取不超过2个样品；黑榜单位重点监管，每季度开展1次常规检查。盐城市还成立江苏省首个农业执法工作室——冯猛工作室，吸收16名35岁以下青年同志，开展案例分析、案件评查、案件指导等与行政处罚相关的工作，培养一批能办案、肯办案、办好案的队伍。农业、公安无缝对接，解决“取证难”“取证难”是执法人员面临的第二道难题。现实生活中，农业执法部门会将可能涉嫌犯罪的案件向公安移送。今年3月，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部署春耕备耕农资打假工作后，景德镇市农业农村部门、公安部门为了加强行刑衔接，双方主动开会，构建协调工作机制，推动行刑衔接。但在具体工作中，行刑衔接是否顺畅，与能否取得刑事立案证据有直接关系。目前，农资“忽悠团”已成为各地严打的重点，其非常狡猾，经常是“到一个地方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人就找不到了”，往往检测报告还没出来，人就跑了。为解决这一问题，江西省开辟了绿色检测通道，农业部门承担了不少联合执法的送检费用，大大提高了各部门检验的积极性。为提升检测效率，检测机构优先检测执法办案过程中抽检的样品，检测时间明显减少。但是，即便化验结果出来，有时还会出现“找到了人找不到货，找到了货人又跑了”，甚至“人证、物证都找不到，最后只能不了了之”的情况。这是因为，农业部门在农资打假中，不能对涉案人进行控制。提请公安提前介入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之道。一般情况下，按照程序，认为涉嫌犯罪，才移交公安。“按照以往经历，如果把行政程序都走完再移送，物证、人证可能已经转移，就很难取证，最后半途而废，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和公安部门达成共识，提前介入，启动‘联合执法’。”裴戈说。公安立案之前，是不能采取强制人身控制的，因此嫌疑人随时可能逃走。必须抓紧时间，按照涉嫌犯罪的立案要求收集证据。按照法律规定，公安立案之前，需要具备化肥质检报告、涉案金额和对违法的“应知”“明知”的三个条件。涉案肥料是最直接的物证。“你不要让不法分子把肥料拉走，等我们化验结果出来。”执法人员告诉洪勤迁。最终，在各位农户的配合下，40余吨假冒伪劣肥料已被专案组登记保存，物证已控，价值超过10万元。农业农村执法人员帮助公安部门解决伪劣农资“定性”问题。公安部门对单一肥料和复合肥料概念不了解，农业执法人员帮助公安化验、鉴定，从而定性假冒伪劣。最难的要数“应知”“明知”问题，即看经营者是否故意。犯罪团伙成员有多年从事该行业的经验，具备较强的反侦查意识。此案中，“忽悠团”一共五个层级，从核心人物“讲师”，到供货人，到区域代理商，再到生产商，源头是小作坊，每个层级之间在明面上似乎没有联系，这是不法分子规避打击的策略。公安提前介入后，需采取刑侦手段，对资金链、资金走向、人员渠道、聊天记录等内容调取，把掩盖的联系调取、查找出来，找出每个层级之间的联系走向，固定证据、坐实脉络。对于一些达不到刑事犯罪的案件，公安也需移交给农业行政执法部门。“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环境保护等一些新型案件，我们也需要农业行政执法部门的提前介入，他们为我们提供一些农业检验、鉴定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景德镇市公安局食药环分局副局长罗勇表示。打击假冒伪劣农资，需要农业部门全程参与，从肥料专业技术上配合公安，公安部门提前介入，从侦查手段上快速立案，两方无缝对接，相互取长补短，形成闭环。完善法律，解决“查处难”“查处难”是第三道难题。“你顶多就是罚我3万块钱，你罚就是，每年这么多罚款单，还怕你们3万。”当执法人员赶到现场时，不法分子嚣张地说道。这也是执法人员感到最无奈的地方。“老百姓遇到假冒伪劣农资，一般都会找我们农业农村部门，但有时候我们却很无奈，因为农业农村部门在化肥监管的权限有限，只能在登记环节罚点钱。”裴戈说。肥料是让执法人员最头疼的农资。长期以来，肥料监督缺乏专门法律法规约束，农业农村部门只能按照《肥料登记管理办法》规定，根据“应登记而未登记、有效成分与登记批准的内容不符”等2项罚则进行处罚。所谓“应登记而未登记”，是指生产者生产产品标注企业产品，需到农业农村部门进行登记、走程序，如果没有登记，农业部门可以罚款，但最多罚款3万元。由于罚款金额少，无法震慑不法分子。一些犯罪嫌疑人宁愿被罚，“积极主动接受”农业处罚，希望花小钱把事了结，态度极为嚣张。“这些不法分子在全国各地可能都会被罚，但是罚的钱没有挣得多，如销售给农民3850元一吨，生产成本800多元一吨，违法成本太低，利润丰厚，只要再忽悠一个地方，马上就可以赚回来。”裴戈说。实施严管重罚，提高违法成本，则可震慑不法分子，就像这些年酒驾越来越少，就是因为“酒驾要坐牢”，违法成本提高。而且，在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及农业行政管理职能部门，对涉案肥料的抽样程序、有关涉案人员的明知问题、是涉嫌犯罪还是行政违法等问题上因认知上的不同，出现了不统一的意见。造成涉案人员是“行”还是“刑”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应先尽快规划化肥生产经营方面的立法，提高违法成本，从源头上减少此类违法犯罪的发生。“但是，执法不是为了处罚，而是为了净化市场，促使农资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知法、懂法、守法，但是，违法成本低，处罚力度不够，没有明晰的法律条款监管，就难以形成震慑，这是造成低劣化肥违法行为屡打不止的主要原因。”裴戈说。江西省景德镇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检查农资门店。受访者供图尽管不法分子不怕农业执法部门罚款，却怕农业部门将案件移交给公安，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面临刑事责任。在目前的情况下，公安部门与农业农村部门联动，才能相对彻底地打击此类案件，一次打掉5个层级。如果只打击一个层级，其他层级就还在忽悠，如果不把小作坊打掉，伪劣农资就还在生产。在这起案件中，农户受损少的几百元，多的1万~2万元，总额达200多万元，有人说，“跟其他案件没得比，浪费公共资源。”但是，对于农户来说，哪怕遇上一袋假种子、假化肥，也可能会让一户农家的汗水付诸东流。假冒伪劣农资，一旦施到田里，不仅影响作物产量，危害国家粮食安全，甚至可能会使农户整年的收成化为乌有，而且一些假冒伪劣化肥重金属等有害物质超标，还可能对土壤造成不可逆的影响。洪勤迁只是这一起案件里100多个农户中的其中一个。我国有5.6亿农业人口，如果任由假冒伪劣农资横行，将会对我国粮食安全、农户收入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在2023年4月—8月期间，景德镇市联合专案组多次往返河北、河南、安徽、山东及浙江5省多地市，行程上万公里调查取证。如果从一开始，不法分子能够被震慑住，案件可能会相对减少，不仅能够挽回粮食损失，减少农户受损，而且农业农村执法部门、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公共资源的人力、财力、精力耗费也会相应减少。农资打假是一场“持久战”洪勤迁一方面庆幸自己买的肥料没有施到田里，对庄稼没有造成伤害，另一方面也在担心自己买肥料花的钱能不能追回。最终，在执法人员的帮助下，洪勤迁退领购肥款10000元。但是，并不是所有农户都这么幸运。在执法过程中，经常出现销售易、挽损难的问题。农户看到包装袋上印有“复合”二字，化肥公司在网上也有据可查，便自认为即使作物有损失也可通过报案或打官司来解决，可他们不清楚此类维权难度极大，多数受害农户被害后无证据保全意识，且“忽悠团”本身就是根据作案需要临时性拼凑而成，联系方式也是随时更换，事发之后农户想挽损已基本不可能。网络购买农资，可送货上门，价格便宜，深受农户喜欢，但是如何监管却是难题。一个工商营业执照，一根网线，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开店，“网络跨区售假”涉及网络平台所在地、销售地、生产地等多个地区，搜集证据、打击都比较困难，需要多部门协调才行。不像传统农资店，有存货，网络虚拟，好多店不在辖区内。尤其是种子适种范围有限制，南北差异大，只能在特定地区进行审批，要特别关注网络越区违规售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实行倒查追溯，在发现用假、售假等违法线索时，通过快递、物流等发货信息对农资来源进行追溯，使不法商家无处遁形。佛山市按照罚没款金额的5%奖励投诉举报人。这些难点，是我国农资打假年年喊打，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根本上来说，这也是在跟人性的贪婪、追求利益作斗争。”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赵华军表示，如果震慑力度大，潜在不法分子可能会减少，行为也会越来越隐蔽。因此，这不是短期的一项任务，而是一场“持久战”。“零容忍”是国家对假冒伪劣农资的态度。如今，七个部门共同开展农资打假，如何才能打得好？农资打假是一个系统工程，这需要各部门各司其职、协同配合，但在具体落实中，要靠具体的人来做，靠一件一件的事去落实，这需要各级各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需要协调打假过程中的人员、资金、车辆等支出，需要把每一个步骤做好，任何链条都不可松懈。“经过这些年的磨合，部门之间关系很融洽。每一两个月，农业、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就会沟通农资打假的情况，大家配合得越发默契。”裴戈说。但是，监管在明，不法分子在暗，农资打假单靠监管是不够的，还要依赖全社会共治。在实践中，裴戈发现，一些群众只考虑价格便宜，即便是假冒伪劣农资，还是会购买。还有一些群众觉得一些“忽悠团”赠送礼品，不愿投诉举报，只有涉及利益冲突才会举报。甚至一些农户认为，一些假劣肥料送礼品，而且肥料多少有点作用，对执法人员产生抵触情绪，这让执法人员很无奈。科普、教育至关重要。科普宣传是农资打假的基础性工作，如果宣传不到位，会给监管和执法带来很大的阻力。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面向农户，尤其是种植大户，开展科普、培训，既要培训如何识假、辨假，还要提醒不要被小恩小惠迷惑双眼。发布典型案例，“以案说法”，提高农户的防范意识，最大程度将此类违法犯罪案件扼杀在萌芽中。今年，景德镇没有收到一起“忽悠团”举报，日常巡查也没发现，这让裴戈很欣慰。他开玩笑说：“他们‘忽悠团’也是有信息传递的。”这次经历后，洪勤迁有了一个重要任务：告诉村里的农户，尤其是年龄大些的农户，哪些是假冒伪劣农资的售卖形式，千万别上当。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近年来的春耕、秋播时节，农资“忽悠团”在一些乡间游走，他们采取洗脑诈骗模式销售假劣农资，多地农民群众受坑害遭受经济损失又难以维权。农资“忽悠团”到底有何套路？农民群众如何才能避免被忽悠？记者通过深入基层采访，摸清了农资“忽悠团”的骗人手法，揭开骗子们的“画皮”。“你这农药质量过得去吗？我去年可被农资‘忽悠团’忽悠着购买了12吨劣质肥料，险些误了一季的收成。”5月6日，57岁的江西省新余市欧里镇白梅村的种粮大户老邱站在自家稻田边，一遍遍追问新余市某农资经营店铺负责人老张。直到对方表示“可以先试用后付款”后，老邱才放下心来继续咨询稻田封闭除草需要多少农药。老邱种着1000余亩稻田，是个耕地犁田30多年的“老把式”，可在2023年春耕时，却被假专家骗着购买了12吨劣质肥料。和老邱陷入同一场骗局的，还有36岁的欧里镇鹿岗村村民大李，他被骗走了2万多元。“那个‘专家’说得天花乱坠，我一下子买了好几吨‘复合聚控肥’。但是这肥料的肥效差、效力短，我重新追肥才保住当年的收成，你说坑人不？”大李提起这事儿心里还窝着火，“重新购买肥料再算上人工费，可是好几万元的损失呢！”案件侦破后，老邱和大李才意识到他们遇到的骗局是典型的农资“忽悠团”，这是近年来一种常见的售卖假劣农资的犯罪形式。犯罪团伙利用群众喜爱低价产品的心理，以技术培训、赠送礼品、免费午餐等为噱头召集农民听“讲座”、参加“现场会”“观摩会”，骗取农民信任后销售假劣农资。为净化农资市场、维护农民权益，农业农村部、公安部等七部门持续推进农资打假专项治理，针对“忽悠团”流窜作案等问题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今年4月，农业农村部部署“绿剑护粮安”执法行动，将农资进村“忽悠团”列入重大专项执法范畴。按照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加强对城乡接合部、农资“忽悠团”案件常发多发等重点地区的执法检查巡查，对发现的假劣农资上挖源头、下追流向、一查到底、打点断链，涉嫌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移送。记者深入江西省新余市、宜春市及山西省襄垣县等地，采访农户、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摸清农资“忽悠团”的套路，揭开骗子们的“画皮”，记录有关部门联合执法、联合办案，全力打击农资“忽悠团”的行动和成效。有哪些忽悠套路？——开讲座、请吃饭、给折扣，也签农资购销“合同”“那些‘专家’又是做讲座又是做实验，销售人员不仅请我们吃饭，还给打折，最后还签了合同，看着挺正规的。”不少农民被忽悠着购买假劣农资时，还觉得自己“捡了便宜”。记者从新余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了解到，老邱、大李遭遇的农资“忽悠团”在江西省新余市、宜春市，安徽省界首市，河南省驻马店市等全国三省十多个地市以同样的方式作案，涉案金额达2000余万元。新余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将该案命名为“3·10销售伪劣产品案”，该案是公安部公布的5起农资“忽悠团”售假典型案例之一，目前尚在审理阶段。据新余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四大队大队长姜涛回忆，2023年3月，“某农技推广中心工作人员”掐着当地农民购买农资的节点走进新余市各乡村，主动联系农民，邀请他们免费听讲座，承诺包接送、包中午饭，还说会在现场推荐一款新型肥料，称该肥料“不仅质量好，而且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培训地点在新余市一家酒店内，每场培训的参会人员大约有四五十人。培训现场先播放一段某中央级媒体制作的节目，主要讲解南北方种庄稼的区别。随后，一位自称毕业于山东某农业院校的“专家”上台，向大家解说在当地使用什么样的肥料更好。“专家”口若悬河地讲了一通微量元素的功效，试图让参会人员认识到他们推荐的“复合聚控肥”具有神奇功效。“专家”还当场做了几个实验。他在矿泉水瓶中分别放入了一些含有不同微量元素的白色粉末，这些粉末有的能让浑浊的水变清澈，有的能让水变成果冻状。“专家”解读说，水的变化证明含有微量元素的肥料不仅易溶解，而且杀菌、保水的功效显著。当天参会的老邱十分看重微量元素的“保水实验”，“水里放进那种微量元素后就会变成果冻状，真神了。如果肥料有这样的保水功效，那对水稻来说太重要了。”最后一个环节是吃午饭。一张十人桌，摆着荤素搭配的饭菜，参会人员一边吃饭，推销员一边在桌子旁转圈吆喝：“买两包赠一包，原价5000多元一吨的化肥，今天拿货才3000多元一吨，划算咧！”参会人员十有八九顶不住诱惑掏了钱，老邱和大李也跟风购买了一批肥料。“人家的流程看起来正规着呢，不仅和我们签了合同，合同上盖着厂家的公章，而且每个买肥料的人还得到一张某农技推广中心会员证的红本本，以后再买肥料能享受优惠。”买了肥料的农民告诉记者。个别农民事后隐约觉得不对劲，这些肥料虽然包装精美，还用大字突出标注了含有多种微量元素，但袋子上只写着氮含量不低于18%，没有写明磷、钾的含量，而且相较于其他品牌的复合肥，氮含量并不高。有的农民仔细地端详了那张某农技推广中心会员证，发现证书没有公章，只印着一个手机号。老邱曾拨打过该手机号进行验证，“当时能拨通，对方说土壤里含有足够的氮磷钾，只需要微量元素来激活，如果氮磷钾添加过量，反而不利于作物生长。”然而，没多久老邱就后悔了。他不仅购买了12吨“专家”推荐的“复合聚控肥”，还在农资店购买了20多吨以前使用过的常规复合肥，他分别将两种肥料施用在不同的地块。“也就10天，两种肥料效力的差距就显现出来了。施用‘复合聚控肥’的田里，秧苗叶子黄、长势差，施用常规复合肥的田里秧苗长势好得多！”老邱回忆。大李的经历和老邱差不多，他庆幸自己买得不多，要不损失就大了。新余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警官赖逸凡介绍，在“3·10销售伪劣产品案”中，骗局环环相扣。首先，农资“忽悠团”用障眼法极力打造“官方背景”。“某农技推广中心”是团伙首犯辛某杜撰的组织，会员证上的手机号就是辛某的手机号，群众拨打的电话都由他本人接听答复。其次，用假专家、假实验营造权威形象。公安机关事后侦查到，所谓的“专家”只有小学学历，实验所用的白色粉末是化学品，不是肥料中的成分。再次，用签合同的方式佯装正规销售。实际上那张购销合同漏洞百出，第一句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合同法》双方协议签订如下合同……”，但我国并没有这部法律，合同上所盖公章也与肥料的实际生产厂家名称不符，根本没有法律效力。当然，农资“忽悠团”的骗术并不是完全一致的，除了开会、吃饭、虚假宣传等常规手段，各个犯罪团伙还有自己的“特色”。5月6日，记者来到江西省丰城市尚庄街道，在一处偏僻的乡村公墓旁看到一座门窗紧锁的废弃仓库，仓库的窗户上贴着封条。这是李某等人通过农资“忽悠团”售卖假种子的作案地点，他们就是在这里将假种子装袋的。不同于其他地区农资“忽悠团”的普遍特征，该团伙成员基本都是受害群众的“老相识”，他们并不卖弄“专家”噱头，而是通过“杀熟”推销假劣农资。5月6日，江西省宜春市、丰城市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回访丰城农资“忽悠团”犯罪团伙曾用于包装假种子的仓库。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21世纪被称为生物技术的世纪，各国纷纷从国家战略层面加大对生物技术创新的部署，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对我国而言，我们完全有能力领先世界，以产业化应用为主线，加快成熟品种推广应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代表国家的“社稷”一词原是土地和粮食之神的总称，土神为社，谷神为稷。春秋时期，齐桓公采用管子的计谋，故意抬高丝织品的价格，引诱鲁、梁两国放弃粮食生产，举国种桑，结果在短短三年内，鲁、梁两国就因为粮食短缺而造成内乱，最后被迫归顺齐国。越王勾践把种子煮熟贡给吴国，趁其粮食绝收一举灭吴。以史为鉴，粮稳则天下安，国民温饱得不到保障，政权就会出现动荡。真正强大的、没有软肋的国家，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美国是世界第一粮食出口国、农业最强国，俄罗斯、加拿大和欧盟的部分国家也是粮食强国。这些国家之所以强，是同粮食生产能力强联系在一起的。2022年7月，斯里兰卡宣告“国家已经破产”，真正动摇其根基的是其在粮食产业政策上的重大失误导致的系统性崩盘。同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全球30多个国家限制粮食出口，部分国家因此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如拉美岛国海地共和国就因严重缺粮，贫困民众靠吃泥土饼干充饥而频繁爆发内乱。在生物育种研发企业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观察转基因玉米组培苗长势情况。如何解决粮食这个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问题？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生物育种！全球咨询机构AgbioInvestor的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2.022亿公顷（30.33亿亩），是1996年的118倍，约占全球总耕地面积的12%；批准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从1996年的6个迅速增加到29个，如果再加上批准转基因产品进口，全球转基因商业化应用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有71个；全球批准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已经有32种。全球73.7%的大豆、32.9%的玉米、80.4%的棉花、23.8%的油菜都是转基因品种，主要是转抗虫和耐除草剂两种基因的作物。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以下简称“三调”）数据显示，我国耕地面积为19.18亿亩，比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减少了1.13亿亩。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也在递减，“一调”为1.59亩/人，“二调”为1.52亩/人，“三调”为1.36亩/人，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地矛盾进一步加剧。“从2009年到2019年，全国总人口从13.35亿人增加到14.10亿人，增加了0.75亿人，增长率为5.7%。”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表示，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导致了耕地面积减少，从“二调”到“三调”，全国城镇村及工矿用地由4.31亿亩增加到5.3亿亩，增加了9850万亩，增长了22.9%，交通运输用地增加了20.3%，这其中就包括占用部分耕地。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粮食安全必须以我为主。我国14亿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口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这相当于很多小国家一年的总产量，如果用火车运输，需要4.9万多节车皮，连起来长度超过700公里。从供求现状来看，我国每年粮食总消费量在8.3亿吨左右，2023年全国粮食产量13908.2亿斤，还要进口1.6亿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粮食进口国，2023—2024年世界粮食贸易量预计为4.68亿吨，即使全买来，也满足不了我们国家半年的消费，因此想靠进口的方式来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是不现实的。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是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紧张。我国耕地中，中低产田大约占2/3，一些地区和流域水环境质量差，有些地方，由于长期不合理利用土地，包括化肥、农药的不合理施用，还有农业污染等导致土地退化的问题较为突出。这使得土壤问题、质量问题、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再加之资源分布、配置不均衡，水、土等农业生产的自然资源配置有先天不足，有些地方有水无土，或者没有好土；有些地方有土无水，干旱缺水。据估计，我国约60%的耕地缺乏灌溉条件，7亿多亩农田常年受旱灾威胁，5亿亩盐碱地有待改良。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刚性制约因素越来越突出，单纯依靠扩大生产规模很难满足不断增长的农产品需求。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中国人的饭碗里主要装中国粮，必须突破耕地、水、热等资源约束，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农业科技发展水平，而以转基因技术为代表的生物技术，正在孕育新一轮的农业科技革命，已成为各国抢占的制高点和全球赛道的必争之地。我国饲料需求是口粮的2.5倍，为“人畜争粮”埋下伏笔过去的一年，中国人每天要消耗掉至少200万吨粮食。这些粮食如果用中型货车运输，一辆辆头尾相接，大概要排成一条长达千余公里的车龙，这相当于从上海到北京的距离。中国用7%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但实际上，需要用耕地养活的，不只有人，还有数以千万计的禽畜。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人对肉蛋奶的需求量快速提升。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肉类产量达到9641万吨，与1980年相比增长6倍以上；禽蛋和牛奶产量分别为3563万吨和4197万吨，与40年前相比分别翻了3倍和32倍。生产这么多的动物蛋白，就需要有相应数量的饲料。产出1斤鸡肉大约需要3斤粮食、1斤猪肉需要6斤粮食、1斤牛肉需要25斤粮食，简而言之，肉蛋奶都要用粮食去换。2022年9月，农业农村部召开豆粕减量替代行动工作推进视频会，提出粮食安全的最突出矛盾在饲料粮。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韩昕儒表示，近10年来，全球饲料粮需求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全球谷物的饲用需求量从2012年的8.3亿吨增至2021年的10.3亿吨，增幅达到24%，比食用需求的增幅高11.5个百分点。蛋白粕类的需求量从2.7亿吨增至3.6亿吨，增幅达到33.3%。与此同时，全球人口总量增加了7.5亿人，人均肉蛋奶需求量分别增长了2.1%、9.0%和5.8%。随着世界人口增长和膳食结构转型升级，畜产品需求快速增长，带动了饲料粮需求快速增长。我国是世界猪肉消费第一大国。根据USDA（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猪肉消费量达到1.009亿吨，我国占全球猪肉消费量的比例高达44.5%，即全球有近一半的猪肉是被中国人消费的。通常来说，一头长到250斤左右出栏的肥猪，一生至少需要650斤饲料喂养。若按一斤饲料用到0.6斤玉米和0.2斤豆粕计算，一头猪一生就要消耗掉390斤玉米和130斤豆粕。2022年我国玉米产量为2.57亿吨，也就是说有一半的玉米被用来喂猪；同年大豆产量仅为1600万吨左右，即使全部加工为豆粕去喂猪，依然存在超过3000万吨的豆粕缺口。有研究估算，如果不进口大豆，全靠自己种，按照我国现有的生产条件和技术水平，要弥补这么大的缺口，需要有7亿亩的耕地，必然与其他作物产生矛盾，导致其他农产品供给短缺。在生物育种产业化试点地，转基因大豆增产效果明显。中国是世界第一大饲料生产国，饲料粮的增长对我国粮食供需平衡的影响越来越大，以2010年为例，2.46亿吨粮食缺口几乎全部来自饲料粮。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我国2022年粮食进口量为1.4687亿吨，其中大豆和玉米居前两位，分别达到9108万吨和2062万吨，合计占比高达76%。当前，我国完全有能力保障水稻、小麦的口粮供应，但饲料用粮安全仍需高度重视。为化解“人畜争粮”矛盾，降低居民的消费负担，2021年国家启动转基因玉米大豆产业化试点工作，2023年试点范围扩展到河北、内蒙古、吉林、四川、云南5个省（区）20个县。从试点情况看，与常规品种比较，转基因品种在增产节本增效上，总体都有良好的表现。虫害严重制约农业发展，“虫口夺粮”不容有失从古至今，虫灾一直是农业生产的最主要灾害，其造成的损失与饥荒、涝害和旱灾等天灾相当。我国是植物病虫害重发国家，草地贪夜蛾、粘虫、水稻“两迁”害虫、小麦条锈病、赤霉病、柑橘黄龙病等迁飞性、暴发性、流行性病虫害呈加重趋势，严重威胁粮食及重要农产品生产安全。记者从中国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虫害监测与控制创新团队获悉，近10年，植物病虫害造成的粮食损失在2200亿斤以上，损失约占粮食总产量的15.0%～22.6%，每年经病虫害综合防治挽回的粮食损失约占总产的15%左右，但年均实际损失仍在350亿斤以上，占粮食总产量的2%～3%。近10年，小麦年均实际损失55亿斤、水稻年均实际损失72亿斤、玉米年均实际损失101亿斤。此外，植物重大病虫害发生还造成棉花产量损失10亿斤、油料产量损失18亿斤、其他作物损失达220亿斤。随着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面对曾经困扰历代农业发展的蝗灾，人们如今可以利用基因工程改造过的白僵菌、绿僵菌等昆虫寄生性病原菌作为生物农药，通过无人机大规模喷洒，快速、有效地进行防控。不过我们还不能放松警惕，尽管目前蝗灾已经能被基本控制，不再构成巨大威胁，但其他害虫，尤其是鳞翅目害虫造成的农作物减产问题依然严重。玉米和棉花，分别作为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和重要经济作物，用途广泛、种植面积大，是农民重要的经济来源。在玉米和棉花生长过程中出现的主要害虫分别是鳞翅目的玉米螟和棉铃虫，严重时可造成玉米减产三分之一以上，棉花减产甚至绝产。鳞翅目害虫摄食范围甚广，对水稻、豆类和蔬果也存在危害。幸运的是，一种名为苏云金芽孢杆菌（Bacillusthuringiensis,Bt）的发现为培育抗虫作物品种提供了新的思路，科学家将抗虫基因转入棉花、玉米等作物中，获得了具有抗虫性状的农作物新品种。1990年，美国批准了第一例转基因抗虫棉田间试验；1995年，美国批准转基因抗虫棉花的商业化种植；1996年，美国和加拿大开始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抗虫玉米。我国对抗虫基因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首先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合成了国内第一个编码Bt-cry1Ab/Ac蛋白的融合基因，利用此基因，1994年，我国培育出转基因抗虫棉，1997年，转基因抗虫棉开始商业化应用，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完成抗虫棉品种自主研发的国家。当前，我国有13个抗虫、耐除草剂玉米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从试点情况看，转基因玉米对草地贪夜蛾等鳞翅目害虫的防效均在90%以上，优于常规玉米喷施2次杀虫剂的效果。种植转基因玉米一般不施用杀虫剂，与常规玉米田相比，增加了生物多样性。清除田间“钉子户”，转基因为防治农田草害带来新方式“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每次读到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人们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农民在太阳下弯腰劳作的身影，“锄禾”指的就是去除杂草，有作物生长的地方就有杂草滋长，杂草与作物竞争阳光、水分、养分和生长空间，更有甚者还会带来病害，危害作物生长。虽然杂草是“黑户”，但生命力非常顽强，而且懂得“协同作战”，它们利用萌发期不同的优势，升级成为难啃的田间“钉子户”，农民锄了旧草，地里还会长出新草。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数据显示，截止到2023年，我国农田杂草常年发生面积14亿亩次以上，形成草害的面积7.65亿亩次，造成农作物平均减产9.7%。谁能怜民苦，锄禾免当午？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合成的草甘膦除草剂成为破解杂草难题的武器。但是杂草和农作物都是植物，很难做到选择性杀灭杂草而不伤害农作物，于是，除草剂和抗除草剂作物“携手合作”的杂草控制操作模式逐渐产生。“杂草危害是影响大豆生产的重要限制因素，制约大豆产量的提升。常规大豆生产通常需要2种及以上除草剂混用，施用2～3次仍不能完全控制杂草。大豆田的阔叶杂草是生产难题，农户常超量使用除草剂，而大豆因药害问题通常需要7～10天缓苗恢复，影响大豆产量。草甘膦是一种灭生性除草剂，对杂草防治谱非常宽泛，2周左右即能快速降解，土壤残留量低，不会对下茬作物产生影响，有利于轮作和用地养地。”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杂草监测与防控科技创新团队研究员李香菊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耐草甘膦性状仍然是转基因作物的主要性状，全球14种耐除草剂作物（植物）中有9种作物具有耐草甘膦性状。2019年，由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培育的抗草甘膦和草铵膦两种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正式获得阿根廷政府的种植许可。据ISAAA（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和美国农业科学与技术理事会核算，常规大豆除草通常使用3～5次除草剂，耐草甘膦大豆使用1～2次草甘膦即可有效控制杂草危害，除草成本比常规大豆减少56%。从1996年到2019年，全球种植耐除草剂大豆、抗虫耐除草剂玉米和抗虫耐除草剂棉花分别增收643亿、170亿美元和22.5亿美元。美国、巴西、阿根廷和加拿大仅种植孟山都MON89788大豆的衍生品种就分别增收173.79亿、84.87亿、8.40亿美元和9.05亿美元。在生物育种产业化试点地，转基因玉米抗虫耐除草剂效果稳定，减损增产明显。从试点情况看，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耐除草剂性状表现稳定，喷施草甘膦除草剂的除草效果均在95%以上，明显优于常规除草剂的除草效果。试点转基因玉米生态效益好，寄生蜂等天敌、土壤中蚯蚓等有益动物数量显著增多，丰富了生物多样性。通过评价的转基因生物是安全的对转基因产品进行安全评价是国际通行做法，国际上建立了科学严谨的评估程序和评估标准，就是为了确保通过安全评价、获批上市的转基因产品和普通产品一样安全。科学界长期跟踪和应用实践表明，通过安全评价的转基因产品是安全的。从原理上来看，转基因育种是将一个生物体中克隆结构明确、功能清楚的基因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体的技术。以玉米为例，一株通过常规育种方式培育出来的玉米，生长过程中会受到虫子的危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育种家首先从苏云金芽孢杆菌里面克隆出可以抗虫的Bt基因，然后直接把这个抗虫的Bt基因插入到玉米的基因组里，这样获得的转基因玉米就具备抗虫的性状。同时，也需要从转化体中筛选性状优良的株系，并借助常规育种方法，经过回交转育获得稳定遗传的品种。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关键在于转入的基因。基因存在于生物体的各个组织细胞中含有的染色体上。比如玉米植株的根、茎、叶等在专业角度被叫作一个“组织”。这些“组织”都是由庞大数量的细胞组成，植物细胞由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组成，而染色体就位于细胞核中。不同动、植物细胞里包含的染色体数量是不一样的，比如，玉米是10对染色体，水稻有12对，人类有23对。染色体由DNA（脱氧核糖核酸）和蛋白质组成，一段DNA序列就是一个“基因”。其实，任何一个优良性状培育改良的背后，都是基因的改变和重新组合。可以说，农作物进化史也是基因的改造史。比如玉米，就是古代农民在培育过程中不断选择较大的，或味道较好的，或更容易磨碎的种子来播种，经过一代代的人工选择，玉米棒变得更大，颗粒更多，逐渐成为现代玉米的模样。转基因育种和传统育种的相同点都是基因的交换与重组。不同的是，传统育种是以染色体为单位的“基因组”交换，而转基因育种是单一“基因”的导入。因此，从基因交换与重组的本质特征来看，转基因育种与传统育种一脉相承，但从育种技术的先进性来看，转基因育种又是传统育种的延伸、发展和新的突破。从科学角度看，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主要体现在吃了对人有没有不良影响以及大面积种植对生态环境有没有不良影响两方面。转基因产品上市前需要经过毒性、致敏性等食品安全评价，以及基因漂移、生存竞争能力、生物多样性等环境生态影响的安全性评价，确保通过安全评价、获得政府批准的转基因生物具有人们希望得到的性状，例如抗虫、抗旱等，但同时并不会增加过敏原和毒素等额外风险。我国对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评价按5个阶段进行，在任何一个阶段发现任何一个对健康和环境不安全的问题，都将立即中止培育。以获得我国批准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转基因大豆“中黄6106”为例，其食用安全和环境安全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评价，评价过程长达11年。世界卫生组织、欧盟委员会、国际科学理事会等众多国际权威机构进行长期跟踪评估的结果表明，上市流通的转基因产品与非转基因产品同等安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6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合签署公开信，呼吁尊重关于转基因产品安全性的科学判断和监管机构的评估结论。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见到过各式各样的受害人，刘洋其实并不愿意给被骗的乡亲们简单粗暴地贴一个“贪小便宜”的标签。“有的人就是想挣个零花钱，有的人是想借点钱买种子化肥。挣点小钱、借点小钱，多朴素的想法，恰恰就被骗子给抓住了。”给钱？245万？一个多月前，一份“机密文件”通过快递寄送到了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丰田镇的村民李信泉家。村民李信泉收到的诈骗信件红头信纸、红色公章，“数字乡村”“数字社会”，“国务院调控”“银监会监督”，一连串的“公文”信息让已经60多岁的李信泉一头雾水。再看看快递单，姓名、电话、地址清楚无误，就是寄给他的——一笔从国外追回的黑色资产要重新分配，“通过国家战略布局的圆梦计划资金托管平台合法的发放我国公民”。“红头文件”上写明：“但凡收到本文件的相关人员，都可以进行申请领取名额。并在圆梦资金存管平台领取245万元的扶贫资金，如不配合者取消申请资格，列入失信执行人名单。”“什么感觉？很拙劣是吧？错字连篇，句子都不通吧？这公章、这网址，‘一眼假’吧？”彰武县公安局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以下简称反诈中心）主任刘洋一边把李信泉收到的“机密文件”拿给记者看，一边叹起气来，“唉，老李刚被骗了7万多块。”“他是在家种地的农村老头，所以收到的是发扶贫款的快递。你这种隔三岔五就出门的，可能收到的就是改签机票的短信，骗子很懂城乡差别的。千万别以为自己多聪明，别以为跟你没关系。骗术千千万，总有一款适合你。”“我没钱，骗子眼光得多次才能相中我”在小县城干了十余年反诈，刘洋经手了大大小小上千个诈骗案，“咱俩倒上茶水点上烟，我能给你讲三天。”“其实，在农村最关键的就是怎么能让老百姓关注到反诈宣传，大伙老觉得，我一个种地的农民，没钱，不可能被骗。这个思想真是根深蒂固，太难整了。你跟着去村里看看就知道了。”刘洋（左二）和同事在村里宣传反诈常识适逢彰武县公安局新一轮“扫楼行动”，记者跟随大德镇派出所民警一同来到了下辖的韩家村。“大姑，别晾衣服了，来人了。这是县公安局反诈中心的，这是咱镇里派出所的李所长，来跟你唠唠嗑。”李浩径直推开院门，接过老人手里的衣服顺手搭在绳子上。李浩是彰武县大德镇韩家村的驻村辅警，入户进行反诈宣传是他日常工作中最基础的一部分。“我穿着警服在村里多溜达几趟，扫码送洗衣粉的都躲着走。”“跟我唠啥嗑啊？我一个农村老太太，所长找我干啥？”“不是找你，是跟你唠唠，反诈宣传，不是怕你让坏人给骗了嘛。”“骗我？骗我干啥？我没钱，骗子眼光得多次才能相中我。”老人的女儿早已出嫁，平时只有老两口在家务农。春耕还未开始，老两口尚得清闲。“你平时扒拉手机不？看不看短视频啥的？”大德镇派出所所长李坚坐在炕边和老人拉起家常。“不看，我那是老年机，看不了。对了，你正好给我瞅瞅，这两天还有点不好使了。她爸有时候看点，没文化，也是瞎看。”“不认识的电话别接，特别是那种00开头的一长串的号，直接摁了。”李坚并没有把随身携带的反诈传单发给老人，“别贪小便宜，那种什么扫个码、点个赞就给个盆儿发个碗的事儿，别凑那热闹。老两口的身份证平时都放好了，别随便借人。”李坚和老人聊起隔壁村护林员的儿子前些年被电信诈骗4万多元的事，讲自己去福建抓捕嫌疑人的故事，老人听得津津有味，起身要给大家沏茶。“就一句话，‘要钱不给、给钱不要’，记住就完了，哪有那么多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记住啊，给钱也不要。”民警进村入户发放反诈宣传单进村入户，李坚没有固定的话术，拉家常、聊闲天是最好的宣传方式。“老太太不认字，进到家里就给人家发传单，那不是找骂呢嘛。你要跟她说哪个村谁家让骗了多少钱，她可乐意听了。再唠一会儿就该留咱们吃饭了，都是没啥心眼儿的庄稼人。纯朴吧，好骗吧。”除了面对面的“唠嗑”，驻村辅警还会想尽办法“混”进村里的超市购物群、养殖交流群、秋收零工群，推送各类反诈小视频。“一天发好几条，有时候村民直接就在群里怼我。”李浩翻出自己在“韩家村民说事群”里和村民的聊天记录给记者看：“老百姓不关心这个，关心种地多打粮食，到秋有个好收成，卖个好价钱。”“不关心这个事，到秋卖多少钱，不也得让人家骗出去嘛，这是告诉你怎么预防。”一来一回的争论，李浩反倒觉得是好事。“看热闹的人多啊，这不得瞅瞅特意在群里把警察@出来吵到底是为啥，这不就有人知道反诈骗宣传了嘛。”而和李浩相比，福聚昌村的驻村辅警张鑫甚至连争辩的机会都没有，进到村民小组群的第一天，刚发了一条反诈信息，直接就让群主“踢”了出去。目前，彰武县每天推送反诈宣传信息的微信群约有530个左右，通过这些微信群接受反诈宣传的群众每天达到11万人次。宣传次数可以统计，但刘洋心里也清楚，这样的日常宣传到底有多大的效果其实很难量化。“收到100条诈骗短信可能都没有点开，但101次就有人信了，然后就被骗了。我们在群里每天发10条反诈信息可能也没人细看，但第11条有人看了信了，就少一个被骗的可能。只能是这样，骗子能给人‘洗脑’，我们也得想办法不让老百姓被‘洗脑’，也得信息轰炸。”“把手机给我，我问问他该不该跟你们说实话”被点名争吵、被“踢”群，在刘洋看来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被骂一顿，被轰出门这都太常见了。就坐那儿那个小伙，前几天出警还让人家老太太拿大酸菜给抡出去了，回来一身酸菜。”而越是坚信自己不会被骗的人，往往越容易上当，甚至被骗以后仍旧对骗子深信不疑。“民警都进屋到眼前了，愣说是假警察，微信里面的才是真警官。要不你跟被当成假警察的小伙儿唠唠，当时给他急得就要骂人了。”“我后来确实是挺横，真着急啊，我就想我得在气势上镇住她，她才能信我。”提起出警时的情况，民警高精松依旧有些激动，“我们进屋的时候那大姨还跟骗子聊语音呢，问啥都不说，非说要请示‘上面公安局赵警官’。我拿她手机一看，已经被转走快5万块钱了。”在被骗转账的前一天，正在地里干活的苏雅春突然接到一个陌生来电，电话那头声称她与一起涉黑洗钱案有关，要求她前往上海配合调查，因苏雅春无法前去，特批进行网上办案，“市公安局赵警官”让苏雅春把银行卡里的资金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上。由于转账动作涉及到了嫌疑账号，彰武县公安局反诈中心在接到预警信息后紧急通知辖区派出所前往苏雅春家了解情况。“我现在有案子。我得问问一直跟我联系那个‘赵警官’我可不可以告诉你们。”“我是真警察，警察从来不会通过微信跟你办案子，大姨。”“那是骗子，你被电信诈骗了，你给人家转钱了。”“‘赵警官’不让我说，把手机给我，我问问他该不该跟你们说实话。”做戏做全套。原来，就在高精松和同事到达前，骗子已经给苏雅春成功“洗脑”。“赵警官”告诉她，可能很快就会有人冒充警察上门了解情况，按照“保密条例”，苏雅春不能透露任何信息。而且“赵警官”再三叮嘱，上门的是假警察。“都是老老实实的农民，一辈子都没出过远门，一听说自己身上有案子，吓都吓坏了，接着就完全按照骗子的剧本走了。”刘洋还遇到过更离谱的情况——在派出所争分夺秒地给骗子转账。“这边正在做笔录，受害人就和民警商量，能不能把手机给他，让他给家里人打个电话。结果拿过手机第一件事就是给骗子转钱。”而那些对骗子言听计从的受害人往往更容易被“盯”上，反复上当受骗。刘洋曾遇到过这样一对母女，母亲因为在网上刷单被骗了千余元。女儿知道后的第一反应是，“咱不去派出所报警，在网上找警察就能办。”结果母女二人通过QQ聊天添加了一个名为“网络警察”的好友，几个小时的工夫对方就声称已经追回了被骗款项，但为了证明母女二人是受害人，必须进行同等金额的转账。“娘俩欢天喜地给人家转钱，一笔过去说延迟到账了，又一笔过去说账号输错了，再一笔过去说备注信息写错了，一笔接着一笔，最后硬生生被骗走5万多。”更有甚者，由于屡次被骗，最终竟莫名成为嫌疑人。今年年初，大冷镇下辖村卫生室医护人员李晓玲的银行卡里就莫名多出了几千元钱。“这姑娘也是被骗经验丰富。心想着我不是应该被骗吗？咋还看见‘回头钱’了呢？自己心里不踏实，就报警了。”刘洋称，李晓玲在过去四五年间连续被骗，遭遇过贷款诈骗、理财诈骗、杀猪盘等各类骗局，银行卡账户信息接连外泄，以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真正卷入电信诈骗的洗钱链条。“有的人开始被骗了几千块钱。但这对一个种地卖粮的老农民来说可能就是很大一笔钱了，他不愿意相信自己被骗了，还会生出一种赌徒心态，觉得我再凑点进去，前面的钱就能回来。”刘洋说，还有一些受害人起初不愿报警，其实是觉得被骗是件特别丢人的事。“村里消息传得快，特别是出了警，村里人很快就都知道了。哎，认死理儿，最后一步步被越骗越多。”“挣点小钱、借点小钱，多朴素的想法，恰恰就被骗子给抓住了”在彰武县公安局制作的反诈骗宣传单上，记者看到了这样几条“灵魂反问”：刷单前问问自己，动动手指就能赚钱的好事为啥能轮到你？裸聊前问问自己，自己的身材值不值得美女与你“坦诚相见”？网贷前问问自己，无抵押还免息，对方为啥不直接送钱给你？这些宣传单上的文案都是彰武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根据常见骗术总结而来。刘洋发现，特别在最近两年，农村地区尤为流行刷单和网络贷款诈骗，几个小时之内被骗数万元的案例不在少数。彰武县公安局制作的反诈宣传单谈起自己刷单被骗的经历，杨璐蒙依旧心有余悸。最初，她不过就是想给女儿买一个游戏围栏。通过某二手物品交易平台下单后，卖家说，如果她能帮忙关注一位主播，就可以优先安排发货。杨璐蒙欣然同意，卖家便让她下载了一款陌生的App，并把视频链接通过这一App的聊天窗口推送给她，杨璐蒙随即还被拉入了一个“点赞群”。进群后，杨璐蒙惊喜地发现，不仅是优先发货，关注、点赞还可以赚钱领红包。“我先是关注了一个主播，就给了我五块钱。然后看了一条视频，又是五块钱。给钱特别快，我截个图，他们就直接发红包了。”同时，“点赞群”里不断有人晒出自己的收入清单。“群里好几百人，一会就有人晒自己又刷了一单。”“那好几百人全是‘托儿’，就为了骗你一个。后面就让你自己垫钱买东西了吧。”刘洋熟知骗子的套路。的确，就是这个剧本。接着，有人通过群聊找到杨璐蒙，让她下单一款价值几千元的儿童玩具，只要订单一出，马上返还垫付的货款，还会有可观的佣金和提成。杨璐蒙一单刷下去，货款付了，佣金却再不像第一单那样秒到账了。“一直说我的操作有问题，订单卡住了，一遍一遍怎么弄都不对。”一遍一遍地操作，杨璐蒙竟刷出了近10万元钱。“你说多少？10万？你确定吗？咱家有这么多钱吗？”杨璐蒙的丈夫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妻子在不到半天的时间内就被骗走了10万元，夫妻俩这才急忙报了警。“其实就想着能挣点小钱，我也没啥事，又不麻烦，动动手的事儿。后来就‘上头’了，一直刷一直刷。”杨璐蒙微微低了低头，“还是贪了那点小便宜。”“对了，刘警官，我最近在网上看到有人教配音、教剪视频，说是学了以后可以在网上接活挣钱，我还跟着听了节免费的课，后面的课要收钱了，我就没听了。这事儿咋样？”“啥咋样？你可长点心吧，那也是诈骗。还有教画画的，那种更危险，后面会让你买画卖画，再给你骗到传销组织里去，到时候你哭都找不着调儿。”说着，刘洋赶忙让同事从电脑里翻出配音诈骗的宣传短片给杨璐蒙看。“再给你敲一遍警钟啊，在家带好孩子就是最大的功劳，别老想着动动手指头就能挣钱的事儿了。‘国家反诈中心’App，手机里装好了。”“咱们县里这么多刷单被骗的，你知道为啥就她愿意接受采访吗？”把杨璐蒙送出办公室，刘洋说，杨璐蒙算是众多被骗者中的幸运儿，在县公安局的努力下，案件迅速侦破，杨璐蒙被骗的近10万元已经返还了超七成。“因为公安局给返了钱，她愿意配合。这么多钱能找回来，她感谢警察，也就不嫌丢人了。”说起返还被骗资金，刘洋感慨道，由于受害人往往是多次交易、分批转账，有些还涉及境外账户，即便是破案后，资金也很难尽数追回。“有些受害人会觉得，我被骗了5万咋就返给我3万？剩下2万块钱是不是让警察给‘黑’了？是不是得送点礼打点一下才能全都返给我？”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刘洋只能耐着性子一遍一遍地解释，“本本分分的庄稼人，哪懂那么多办案子的事。而且一下子让人骗了那么多钱得多气多急啊，多解释两遍一般都能理解。你也帮我们宣传宣传，警察不赚差价。”刘洋说，最近一年多，刷单类诈骗的伎俩也在不断翻新。2023年以前，刷单类诈骗的受害人几乎90%都是女性，但最近一年多，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刷单被骗的男性越来越多。通过色情视频引流，添加好友后便声称需要刷单做任务，任务达成就会有美女空降约会。“也不寻思寻思，就咱这大农村，连个机场都没有，还空降？大半夜往哪空降？但就是有人信，没法弄。”而和刷单相比，贷款诈骗则更容易让被骗者卷入违法犯罪之中。刘洋介绍，在农村，老百姓少量贷款用于购买种子、化肥或者农用机械确是常事。但有些村民没有合适的抵押物，甚至负债在身，通过正规银行已经无法办理贷款，这时就会相信网上一些所谓无抵押的免息贷款。骗子会以刷银行流水为由，要求受害人将银行卡、手机卡甚至是身份证邮寄到指定地址。“最多的就是寄到广东汕头。再假模假式地弄个贷款合同，说帮着刷流水，刷完就能办贷款。其实是一边拿受害人的银行卡洗钱，一边套取他的个人信息骗钱。”见到过各式各样的受害人，刘洋其实并不愿意给被骗的乡亲们简单粗暴地贴一个“贪小便宜”的标签。“有的人就是想挣个零花钱，有的人是想借点钱买种子化肥。挣点小钱、借点小钱，多朴素的想法，恰恰就被骗子给抓住了。”日常出门，看见母婴购物的推广群、银行贷款的福利群，刘洋总是会随手扫码进群。有人在“宝妈群”里发布兼职刷单的广告，刘洋看到会马上回复一句——所有刷单都是诈骗。他还会在这些微信群里发展“眼线”，即使自己被“踢”出群，依旧能及时了解群里发布的疑似诈骗信息。“有眼线，有下线，下线还得有下线。”“‘给钱不要，要钱不给’，能做到就不会被骗”和剧本明确、目标明确的诈骗相比，当前，一些潜藏着巨大安全隐患的“观看返利”正在乡村蔓延。看一段视频，听一篇小说，浏览一个广告页面，获得几分钱的收益。有时候一天五六个小时刷下来，入账不过几元钱，但越来越多的村里人却乐此不疲。“刷这个的可太多了，老头老太太弄个二三百块钱的老年机，天天刷，一个月挣六七十块钱，不到半年手机钱就回本了。”李浩说，自己的家人中也有不少人每天都会刷上几个小时，“还有的就把手机放一边播，自己该干活干活，也不看，就放那。”大把的时间扔进去，几分几分地攒起来，为何村民们会沉迷于此？“待着干啥？”在韩家村，几乎每一个热衷“观看返利”的村民都会脱口而出这样的反问。民警在大集摊位上张贴反诈宣传单“平时没事不就是看看手机吗？还能有啥事？那我在哪看不都一样，有的能给几分就算几分呗，不就是多看个广告的事，闲着也是闲着。”韩家村村民李建明跟记者攀谈起来，“你别管它是一毛还是一分，是不是白给的？躺在炕上看个广告就给钱，还‘要啥自行车’（即还有什么不知足）？就算是一个礼拜就10块钱，是不是还能多买2斤水果呢？我要是不看，谁能白给我2斤水果？老农民的时间才没那么值钱呢。”“观看返利”的模式似乎是给村民们提供了一个渠道，可以将无处安放的空闲时间折现。虽然廉价，但有销路。“刷这个，不能犯法吧？”说着说着，李建明犯起了嘀咕。类似的“观看返利”模式其实是一种常见的互联网引流方式，用户获取的返利多源自于平台的推广费用。但经过下载、注册、使用、提现等一系列环节，用户的个人信息就面临巨大的泄露风险。刘洋告诉记者，特别是一些不知名的小平台，在App下载安装的过程中甚至会默认读取通讯录、通话记录。“上了岁数的农村老百姓哪会注意这个，再绑个银行卡，个人信息就很难不泄露。个人信息一泄露，寄到家门口的快递文件、指名道姓的逮捕令就全来了。”办案多年，刘洋心里清楚，一旦遭遇诈骗，案件能够顺利侦破、资金可以全数追回的其实凤毛麟角，如何“止案于未发”，让老百姓保护好个人信息、提高反诈意识才是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算是把骗子都抓齐了，钱要不回来也是白搭。更何况，骗子哪是能抓齐的。”刘洋说，他曾在抓捕过程中，眼见着嫌疑人的摩托车呼啸而过却未能将其在第一时间绳之以法。“就那次他可是上大火了，一宿头发就白成这样了。”“你少在这跟记者瞎白话，我本来就有点少白头。后来我是不是抓着他了？”在刚刚结束的一次例行工作会议上，彰武县公安局局长程轶通报了一组最新的统计数据：2024年1月1日到4月30日，彰武县电信诈骗案件同比下降73.5%。其中，2月份发案9起，是近3年来首次单月发案数只有个位数。在刘洋的办公桌上，记者看到了一叠还在整理中的总结材料。材料上写着，县公安局不断探索，结合本地实际，开展“农村大喇叭，识骗进万家”活动，打响反诈人民战争第一枪。“这都是汇报工作用的。要说进村给老百姓讲，其实就八个字，‘给钱不要，要钱不给’，能做到就不会被骗。”（文中受害人李信泉、苏雅春、李晓玲、杨璐蒙均为化名）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就像一艘小舢板无法自己驶过汪洋大海一样，在省级农业品牌这艘“航母”的领航聚力下，更多云南中小农业企业品牌、区域公用品牌、产品品牌有了应对消费市场暗流涌动的能力和壮大自身力量的机会。农业品牌矩阵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如何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因地制宜，因产业制宜，讲好“下半场”故事，仍是需要持续探索的问题。

“雪苹果”之所以能到较高的甜度，是因为延长了挂果期。“这样它可以在树上积累更多的养分，转色期温差大，也有利于糖分、营养物质的增长，口感也会比较酥脆。”周靖凯解释道。图为中惠农业公司推出的“雪苹果”。

地球即成白首吾人尚在青春向上走中国青年岂止“72变”敢做敢为敢闯敢干干一行（háng）行（xíng）一行（háng）行行（háng）行（xíng）！

由于农村适龄生源数量骤减，各地不断加大教育资源整合力度，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命运再次来到十字路口。记者近日在河南多地走访，除了快速崛起的“乡校模式”，未被合并的“村小”也在逆境中坚守。在“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政策背景下，农村学生将何去何从？随着“教育城镇化”不断深入，乡村教育是否还有其他可能？请看——濮阳市清丰县阳韶镇三合村教学点的学生们正埋头做题，这间教室也是老师们的办公室。2024年元宵节过后没几天，河南省登封市大金店镇王上小学又到了开学日。但能容纳500人的学校只迎来83个学生，稀稀拉拉的吵闹声在校园里回响。这很可能是这所“百年村小”最后一次开学了。五年级班主任顾俊红翻开全班19个人的花名册，“李一彤父母智力有问题，奶奶管孩子不是打就是骂”“戴眼镜的小姑娘叫张丽丽，妈妈说是外出打工，其实就再也没回来”“王天恒他爸得病去世了，到现在还瞒着他……”算上“重组或离异，父母重病或去世，家庭贫困或有巨额负债”等情况，顾俊红连续在花名册上打了十几个对勾。“学校要是被撤掉，这80多个孩儿咋弄？”最近半年，一想起“撤点并校”的事她就发愁。虽然5公里外“大金店镇中心小学”已传来各种消息，但孩子们合过去后“住校能不能习惯、学习跟不上咋办、村里人会不会有情绪”等一系列顾虑，在顾俊红脑海里挥之不去。像王上小学这样，规模不足100人的村小学和教学点被称为乡村小规模学校。从2002年开始，针对这类学校的“撤点并校”已成为我国教育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2012年前后中央叫停了大规模的撤并行为，并多次要求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但在适龄生源急剧减少、教育城镇化席卷、各地统筹教育资源等复杂因素作用下，农村小学的命运再次来到十字路口……由于近两年生源减少，登封市大金店镇王上小学的校园里空空荡荡。近日，记者在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市、濮阳市清丰县、安阳市安阳县等地走访，发现一些资源高度集中的“乡镇中心校”开始崛起，未被合并的小规模学校也在逆境中坚守。问题随之而来：当留在村里的孩子越来越少，农村小学是否还有办下去的必要？“乡镇学校”能否成为农村孩子的归宿？在乡村振兴的宏大叙事中，乡村教育又该如何定位？生源骤减之后王上村位于河南省登封市西南18公里处，村内古城墙、古祭坛遗址依稀可循，小学的历史也可追溯至百年以前，但如今3000多人的户籍人口中只有不到一半还留在村里。“三年前村里每年还有二十六七个新生儿，最近两年只有十六七个了。”村党支部书记王学洪满是无奈，“学校要是再没了，村里更没（年轻）人了。”2015年在他努力下，村里向上级争取400多万元资金对学校进行了重建，崭新的三层教学楼配备了音乐、美术、计算机等功能教室，操场、食堂、公厕等全部翻新，学生人数在2017年一度达到近300人。只是最近几年生源的减少速度远超预期。2023年8月临近开学时，有两件事让校长崔海洪吃惊：一是全校一下少了50多个学生，除六年级毕业外其他年级还转走了20多个；另一个就是村里的适龄新生只有3个，经请示上级后，一年级就不再招生了。“一些家长听说周围村里的学校都撤了，觉得本村也是迟早的事，干脆趁早另谋出路。”崔海洪说，“教职工也只剩下7人。”如今，学校里连同实验室、计算机室、心理辅导室等十几间教室，以及大量的多媒体设备闲置下来，一些企业、工厂开始觊觎这片校园。虽然学校“师生比”超过1∶19的国家标准，但7位老师几乎都是全科教师，“班师比”严重不足，音、体、美等副课都开不起来。但从全镇来看，王上小学能保留至今已属不易。过去五年，附近顾家河、文村、雷村、段村、安庙、陈楼等六所小学相继撤并，全镇由最多时的二十多所小学变为只剩5所，改扩建后的镇中心小学成为绝大多数学生的去处。有研究认为，中国大部分省份义务教育学龄人口规模在2023-2024年达到峰值，之后逐步下滑；而当前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多由于农村人口尤其是适龄生源数量的骤减。据首都经贸大学张立龙团队预测，2021-2035年期间中国学龄人口总规模将从3.28亿人减少至约2.50亿人；而乡村小学在校生规模预计由2501万人减少到829万人，降幅近70%。记者从登封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了解到，2021到2023年间该市幼儿园入园人数由8131减少至5472人，小学入学人数从10080人减少到8853人，未来几年小学入学人数仍将不断减少。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不少农村家庭在登封、郑州市区买了房子，留在村里的多是家庭条件不好或不太重视教育的，现在全市农村学生数量共有41260人，比2021年减少了超过20%。”在濮阳市清丰县阳邵镇三合村的教学点，记者看到其外观和普通农家小院并无二致。全校共有3个年级、每年级4个学生。其中，六年级和教师办公室共用一间房，一年级和四年级共用一间房。校长兼老师陈立波告诉记者，这就是所谓的“复式教学”。“一年级上课的时候，四年级就坐在后面写作业，学生们抗干扰能力很强。”陈立波很无奈，“前两年最多5个复式班，3个老师啥都管，进了班就是一整天工作。”在六年级数学测试时，一个孩子半天不动笔，不是咬指头就是发呆。“怎么教就是学不会，要是在大校老师更顾不上他。”陈立波说，“现在村里就300来人，2023年就俩新生儿，一年级也只招了4个学生，还有一个身体残疾的，到学校就是为了看护。”2023年，武汉大学社会学博士周新成作为该校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调研团队一员，在河南、湖南、江西三省的几十个县市走访，发现除了生源大幅减少外，很多村小学生或来自特殊、贫困家庭，家庭教育缺失，或存在精神、身体问题，留守情况普遍；加之学校规模很小，难以形成合理的教学秩序，学生间更没有正常的交往与互动结构。“以信阳光山县北向店乡的12所村小为例，仅1所学校有114名学生，其余11所学校人数皆不足15人。在一个5人教学点，只剩下一年级2人和三年级3人，其中一位患有精神残障，两位来自脱贫户，另一位父母在离异后均外出务工，极少回家。”周新成说。这次调研让他觉得，不少乡村小规模学校已成为服务少数农民家庭的、具有兜底与福利性质的“托育机构”。“乡校模式”崛起为改善农村基础教育水平，应对不断减少的生源形势，不少地区都开始了重新规划布局和结构调整的脚步，曾经“一村一校”的格局成为历史。从教育部公开数据来看，2012-2021年间镇区小学总数减少4754所，乡村小学总数减少73461所，减少数量是镇区小学的15倍之多。据了解，2023年河南省的城镇化率达到历史最高的57.07%，也是过去5年撤并乡村小学最多的省份，仅去年就撤并乡村小学教学点952个；与此同时，一大批集中了优势资源的“乡镇中心学校”快速崛起，这些学校普遍历经多次合并，师资力量完备，教学和生活管理严谨。与登封市大金店镇相邻的石道乡东区小学就是一个典型。最近5年，石道乡将最后所剩的郭沟、张沟、闫坡、术村等几所村小全部撤并，只剩下石道乡中心小学和2019年新落成的东区小学。其中，后者筹集资金7000万元在原郭沟小学基础上重新规划地块，新建了近五十亩的校区；学校还以“养石成玉”为线索，对校内建筑进行命名，如“琢玉、养玉、冠玉”等，当地特色的嵩山文化、任长霞精神等元素也融入其中。据了解，从2005年开始，为缅怀任长霞同志事迹，上海公益机构捐建并持续帮扶郭沟小学；如今全部并入东区小学后，外部资金上的支持变得更加集中、覆盖学生范围更大。该校校长刘辉介绍，目前学校共有1084位在校生和60位在编老师，近两年新招教进来的大学生就有十六七个，平均年龄在30多岁，音、体、美等副课都有专职老师；全校共20个班级、每班平均55人，招生范围覆盖全乡13个行政村及社区，学校的明厨亮灶、“颍水春耕”劳动实践、社团活动等已成为全市教育工作的亮点。登封市石道乡东区小学的食堂内，学生们有序用餐。同时，由于全体住校，学校在生活管理上也形成了严格制度。比如吃饭和自由活动都有老师监管，晚7点自习下课后，当值老师还会将学生们统一带到宿舍，7点半就要熄灯、查寝；宿舍楼每两层还有一位专职宿管老师全天在岗。午餐时间，记者看到偌大的食堂里学生们按固定区域就座，每班都有两个老师共同用餐、维持秩序。当日主食有米饭和包子，菜品是菜花炒肉和炒豆腐。按登封市要求，学生饭菜每天按13元标准，包括一盒牛奶、一个鸡蛋，午餐必须是一荤一素，每周还有两次水果。“吃得比家里好，中午每顿都有肉。”三年级学生李明先一边说话，一边把没吃完的饭菜倒入贴有本班标签的塑料大桶里，旁边六年级的李浩宇和张境泽两名同学，负责将全校20个班的剩菜桶一一上秤、记录，以作为评优的指标。“今天一（2）班剩得最多，有2.78斤。”李浩宇说：“俺学校要求‘静、净、比’，就是吃饭要安静、干净，吃完后还得看哪个班剩饭最多。”此时，记者才发现超千人吃饭的食堂竟几乎听不到说话、吵闹声，偶尔有同学“交头接耳”也会立马被老师制止。用餐结束后，东区小学的学生将剩余饭菜进行称重、记录，以此作为各班“评优”指标。这种依托行政力量使义务教育资源向乡镇一级集中的模式，被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易卓称为“乡校模式”，其特点主要有三个：一是实现基础建设集中投入与高效利用，二是保证充足生源和稳定师资，三是仍保留了乡土底色的学校功能圈；在提供较高教学质量的同时，避免了教育城镇化为农村家庭带来的沉重负担。“乡镇作为城乡互动的过渡地带，中心小学就是在扩大化的乡土社区里重塑教育和文化的功能组织；这些学校常位于周边村庄‘半小时’交通圈的中心，学生和家长们基本都能接受。”几年前，易卓和武汉大学的社会学调研团队在吉林长春市九台区等地走访，发现农村人口流失更多、更早的东北农村，2010前后就开始了乡校模式的实践，教育质量得到明显提高。安阳市安阳县也从2022年开始了乡镇中心校试点，目前全县16个乡镇的165所小学整合为85所，分流学生6560名，县里还扩建餐厅、购置午休活动椅、整修宿舍120间，并投资525万元新购校车15辆。以安阳县韩陵镇为例，原来11所小学整合后集中建成3所小学，家长们除了可以自由择校，还能选择走读、住校和坐校车等方式。来到韩陵镇第二实验小学三年级教室时，刚吃完饭的王瑞奇饶有兴致地将靠背“放平”，向记者展示他的“午休活动椅”。吃完饭，安阳市安阳县韩陵镇第二实验小学的学生在“午休活动椅”上休息。“吃完饭就睡，不怕再长胖吗？”记者的玩笑让王瑞奇一个激灵坐起来：“俺妈说我太胖，就让我在学校练武术，既能防身、又能减肥。”他告诉记者，“原来在獐豹上学全班就15个同学，老师上课经常‘放电影’，现在不仅音、体、美课都有，还能报武术、陶笛、足球这些社团课。”校长崔爱鑫介绍：“像王瑞奇家在3公里外的獐豹村，每天坐校车只需15分钟，校车公司收费每人每天是11元，学校补7元，脱贫户和困难户免费。现在全校268个学生中有132个学生午休，132个学生坐校车，剩下都是附近的走读生。”“附近不太正规的午托班都没了，学生从184人增加到269人，主要覆盖周围李家山村、獐豹村和东梁贡村，去年学校还获得安阳市教育教学质量优秀奖。”崔爱鑫说。三里庄的探索虽然“乡校模式”日臻成熟，可一些小规模学校的师生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在登封市大金店镇另一个只有100多名学生的教学点，校长王慧玲觉得，去中心校不一定是最好选择，除了老师们可能面临大量行政、事务性等非教学工作，一些农村孩子也难以适应中心校的生活。“学校虽小、学生虽少，但只要能保证基本运转，合理配备师资，村小反而有更多空间探索好的教育。”王慧玲说。2023年9月，三年级学生顾品超从附近顾家河小学转过来，由于之前老师太过严肃、经常呵斥，生性内敛的顾品超产生了强烈厌学情绪。本来家长打算将他送到中心校试试，但一想到每班有六七十个学生、学习压力又大，最终还是转到了三里庄小学。下课后，登封市大金店镇三里庄小学的孩子们在课间玩耍。“你想上课就上课，不想上课就在校园里玩一玩”，为了让孩子放下戒备，一开始王慧玲给了他最大限度自由，“想干啥就干啥，找机会（跟他）多说话就中了。”去年9月底的一天，看见顾品超在操场上晃悠，王慧玲就让他“到图书室干点活”。由于学校和几家公益教育组织合作，各类机构寄来图书、绘本、教具等满满当当放了一屋子，从未见过这么多书的顾俊杰眼里放了光。“你帮我把这堆书整理好，然后喜欢什么就挑几本拿回去看。”王慧玲告诉他，结果顾俊杰就坐在图书室门口的台阶上，腿上抱着几本书看了一下午。“最喜欢哪本？”“《活了100万次的猫》。”“能给我讲一下吗？”“一只虎斑猫死了100万次，又活了100万次，有100万个人喜欢过它，也因为它的死而伤心。但重复了太多回，这只猫对主人的喜欢和伤心没感觉了……最后一次它成了野猫，不再属于任何人，还找到了自己的白猫新娘，生了许多小猫……它才发现自己喜欢白猫和那些小猫，远胜过喜欢自己……最后它彻底死了，但它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王慧玲开始“找话说”的时候，顾品超支支吾吾地“嘣”不出几个字；但提起书中内容，这个黝黑瘦弱的三年级学生像变了一个人，内心的感知力让这个从业三十多年的教育工作者心生敬畏。“后来老师们就让他加入‘蜗牛读跑’计划，把读到的故事分享出来，并担任一个‘学习小组’的组长；慢慢地他开始喜欢学校的生活，从一天只上一节课、两节课，到逐渐正常上课、吃饭、住校了。”王慧玲说。这种不经意间的“定制化”教育，包含的“自由、阅读”元素，看似简单，却在很多“程式化”教育中难能可贵。王慧玲熟悉全校100多个学生每个人的家庭情况、学习能力、身体状况，深知对于普遍留守、家庭情况多有特殊的农村孩子来说，成绩只是学校生活极其有限的一部分，作为乡土社会中的“大家长”，她更要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承担责任。因此，在老师少、学生少、投入有限的情况下，王慧玲只得想尽办法激发主观能动性，挖掘小规模学校潜力。“根据学生能力或兴趣特点编组，每组4-6人，大家共同完成互助性学习任务，还要走上讲台表达、展示。”慢慢地，这套“分组方式”在三里庄小学越来越纯熟，并拓展到体育锻炼、户外劳动、生活管理等方面。不光如此，王慧玲也一直在争取“外部资源”，像“蜗牛读跑”就是由北京“原点教育公益机构”设计支持的——通过将阅读与运动结合起来以培养学生们的自主管理能力。“学生们要靠自主活动来完成任务，需要在10周内由组长带领阅读并分享35本书，还要完成每天7000-8500步的运动目标。”机构创始人王丽伟介绍。三里庄小学的学生展示他们的“蜗牛读跑”计划。记者看到三里庄小学的每个教室都张贴了巨幅“蜗牛海报”，学生们每阅读一本书或完成一天的运动计划，就在“蜗牛壳”上涂上一种颜色，直到整只蜗牛被“填满”，一个阶段任务就完成了，新的书籍和教具也会继续寄来。据了解，该机构长期与“爱阅公益基金会”“澳门同济慈善会北京办事处”等合作并获得资金支持，推进诸如设计教育帮扶内容、联络教育专家、组织线上线下活动等。2020年以来，“原点乡村学校计划”累计支持了湖北、湖南、河南和甘肃等地约40所乡村小规模学校，长期开展“蜗牛读跑、小喜鹊读书节、原点家校运动会、远程教研”等活动支持。正是在内部和外部力量共同努力下，三里庄小学从2019年王慧玲到学校时的166人，增长至最多时的215人，实现了近乎“奇迹般”的逆势增长。更多可能性据教育部公开数据，从2002年前后我国开始实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起，到2010年共撤并农村小学22.94万所，但学生辍学、接送困难、成本过高等问题也随之而来。随着2012年中央连续发文要求“严格规范撤点并校程序”和“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大规模撤并才有所减缓。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改善民生、促进公平、深化教育改革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工程。2018年中央对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作出部署，2021年和2024年中央1号文件中均明确要“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如果只是因为学校规模小、管理成本高就关闭（村小）是欠考虑的，教育氛围缺失更会对乡村生态造成深远影响。“小规模学校和‘小班化’教学本来就是理想的教育形态，只是由于绝大多数村小仍沿用传统办学模式，才导致学校小而弱、质量低。”熊丙奇说。显然，在中央明确要求“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政策引领下，关于乡村教育新的探索迫在眉睫。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杨东平表示：“未来乡村学校应是当地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者，是乡村文化的中心、乡村振兴的引擎，还应该是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的试验田，要让好的教育在乡村生根。”杨东平认为，目前需要重新思考乡村教育的目标，既要面向大多数农村儿童实际情况，又要促进社会和社区发展，要从达到一定标准的考试成绩，转变为让学生能够对社区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简而言之，就是用“达标+成长”来取代单纯的学业成就。王丽伟起名为“原点”的初衷也是如此：“希望人们能回到‘原点’思考乡村教育问题，以‘乡村儿童需要怎样的教育’‘乡村需要怎样的学校’来设计解决方案。”如今，类似于王丽伟创办的“原点”公益性组织已有不少，作为公共教育资源的补充，在政府政策难以顾及的层面探索为小规模学校低成本、易实现的整体改善方案。在浙江缙云县，教育局副局长吴丽明表示目前仅县级层面就与10多家教育基金会保持合作，近3年来各公益机构给缙云乡村学校带来资源价值超800万元。在他看来，虽然缙云县地处浙西南、财政支撑困难，学生数量减少、师资力量薄弱等是不争的事实，但“小班小校”也是乡村教育的机遇所在。除了以开放心态拥抱社会力量办教育，缙云县也在积极探索乡村小学更多的可能性。“‘从乡村孩子的真实生活出发’就是我们给出的答案，一所学校就是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就是一所学校，所有有意义的场所都是课堂，所有能让学习发生的事物都是课程，所有德者、能者都是老师。”吴丽明说。以缙云县章村小学为例，校长总是把“我们校园很小，只有12亩，但我们学校又很大，包括家园、菜园和校园”挂在嘴边，学校还把村支书聘请为副校长，带领村民建设学校；校长也被任命为村里的副书记，带领全校师生一起建设村庄。除此之外，像贵州省正安县格林镇的田字格兴隆实验小学、四川广元市范家小学等一些学校也开始了将乡土文化同现代教育理念有机融合的探索，通过“主题教学”的方式打破学科间壁垒。“每学期都会探究不同的乡土、人文、自然主题，同语文、数学、科学、自然、历史与文化等内容有机整合，最终形成个性化的学习成果。”田字格实验学校创始人肖诗坚介绍，“比如我们的‘特色乡土课’，就会从‘家乡万物’出发，不仅学习家庭、人口、家族、家乡、家训、家园等概念，还涉及自然、美术、音乐和语文等学科，教学形式上涵盖户外教学、小组学习、自然学习及体验学习等多种形式。”还有些村小则通过“结盟”的方式抱团取暖，在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等历经人口骤减的地区较为常见。2015年前后，河南濮阳县一些农村小规模学校就成立了“微型学校联盟”，定期组织老师进行“一专多能培训”，并通过联席会议、轮值主席、每月研讨、专题交流等方式实现教育资源共享，目前已有126个成员校。这些探索都为乡村教育带来了更多可能。（文中所有学生均为化名）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汹涌人流给曾经“与世隔绝”的村庄带来了机会和希望，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俯瞰半山腰的村舍。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莫道园林小，佳景知多少。走进江苏苏州同里古镇退思园的后花园，便知其中意趣，一方小园，三面环水，春可赏兰，夏品荷香，秋有桂花满园，冬赏梅花映雪。四季、山水都被园主人任兰生巧妙地搬到了这方小天地，时间与空间的运用在这里尽得展现。时空观是理解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古人云，上下左右谓之宇，即空间；古往今来谓之宙，即时间。时空观不仅体现在古迹中，也应用于其保护之中。今人之所以能读懂吃透几百年前苏州园林的巧思，正是在这些古老遗存的保护中充分运用了时空观，即保护的整体性和延续性，这也是苏州古城保护在全国独树一帜的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文化遗产保护时说，“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既要保护单体建筑，也要保护街巷街区、城镇格局；既要保护精品建筑，也要保护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民居及地方特色的民俗”……这些重要论述表明，保护要遵循系统性、完整性以及时间的延续性。4月20日，记者跟随“文化中国行”采访团走进苏州的古镇老街，探寻闪耀其中的文化魅力、古人智慧及其保护之道。古与今——古老的与现代的，流淌在时间线上，于同一空间交相辉映、水乳交融志古之道，所以为今。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建立起当代价值的认同，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南浦春来绿一川，石桥朱塔两依然。”苏州是很多人心驰神往的“梦里江南”。因为这里有“红船流动只缓急，画处人间烟雨中”的缱绻怡然；有“不出城郭而获山林之趣”的园林风韵；有“潋滟红亭射晓霞，波光百顷渺无涯”的运河气魄；有“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的非遗技艺……究其魅力，根子都离不开“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苏州考察时说：“住在这里很有福气，古色古香，到处都是古迹、到处都是名胜、到处都是文化。”4月20日，春日里一个普通的休息日，位于苏州古城东北隅的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游人如织，多少人来到这里只为在河边听一曲百转千回的苏州评弹。“由于保护得早和保护得当，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仍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双棋盘格局，堪称苏州古城的缩影。”姑苏区古城保护委员会规划保护处处长王永法说。且看这摩肩接踵的人群，且听这食客声、吆喝声、戏曲声，让人恍惚穿越到古代，街区延续千年的繁华盛景，不得不说是个奇迹。百步之内，必有芳草。流淌在时间线上的古与今，在“绣花功夫”的精心保护下实现了在同一空间交相辉映、水乳交融。繁华依旧，烟火仍在，正是古老文化在当代熠熠生辉的价值体现。虚与实——有形的物质载体与无形的精神传承，传达出独特的审美意趣和文化内涵走在同里古镇，石桥民居倒映在穿街而过的河流里，园林憩室卧榻之侧的镜中，把院里的绿意盎然收于室内，室内外景致相互呼应……虚实相生的审美意趣在古镇老街随处可得。虚实结合同样是古迹保护之道，通过保护修缮有形的古镇古街，传承无形的传统文化，实现以文化人，赓续历史文脉。“在退思园的修缮和保护中，我们以历史资料为蓝本，最大限度利用原有材料，保存原有构件，使用原工艺，让一屋一瓦、一草一木都能保存历史信息。”苏州同里国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薛闰说。建筑完好保存下来，流传其间的故事和文化也得以传承。在退思园的正厅内，“荫余堂”的牌匾挂于正中，意为荫庇子孙，让他们长成参天大树，而任兰生的小儿子任传薪也确实长成了栋梁之才。民族危亡之时，任传薪舍宅办学，自费到国外学习先进办学理念，在退思园开办了一所女子学堂，为镇里和周边地区培养了一批乡村女教师。如今，学堂后院的香樟树仍静静矗立，耕读传家、济世报国的传统文化熏陶着一批又一批到访的人。同里古镇是苏州古城保护的集中成果。30多年前，苏州就成为全国唯一全面保护古城风貌的历史文化名城。全面保护的关键点就在于遵从并坚守古城区的空间秩序，城镇格局、传统建筑、原始风貌、城市色调等要素全部囊括在内。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就是全面保护的典型范例。“街区不仅保留了苏州园林、名人故居以及大量传统民居的原始风貌，也很好地传承了非遗等文化，缂丝工艺、桃花坞木刻年画、评弹、昆曲，都能在这条街找到展示的窗口。”王永法说。静与动——静态的历史与活态的生活有机结合、共生共进古建筑、老街区的自然肌理是靠时光和生活共同雕琢出来的，原生态的烟火气具有不可替代性。留住“人”，才能留住文化。然而，老街往往由于年代久远，基础设施等较为落后，如何在保护中实现静态历史与活态生活有机结合，让当地居民成为保护的受益者，考验着保护工作的细度与温度。苏州在保护传统风貌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基础设施改造，不搞大拆大建，让居民仍住其中，形成了古镇与社区、历史文化街区与社区合一的格局。位于古城西侧的32号街坊以“小单元、渐进式”的微更新模式，成为老街保护治理的典范。“如果只剩下商业体，就会形成节假日里热热闹闹、平日里是空城的局面，老街就失去了灵魂。”负责街区改造的名城集团更新公司负责人蔡爽说。32号街坊仍有1200余户居民生活于此，在街区保护更新过程中，厕所改造、铺设燃气管道等，也提升了居民生活的幸福感。文脉延续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在苏州，社区管理、企业协同、居民自发、技术加持，让静态历史与活态生活共生共进，赋予了古镇老街古今辉映的“双面绣”风采。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让这里的人因为了解自己的故乡，重新爱上这片土地。孙庆忠在王金庄的梯田上。朱嘉

从去年的淄博烧烤到今年的天水麻辣烫，以美食为起点，带动一座城市“出圈”现象再现，引发了许多思考。在这些现象级消费的背后，蕴含着怎样的产业故事和城市脉动？一碗美味的天水麻辣烫。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一场因艺术而起、扎根本土、切实有效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试验正在蔡家沟村开展。“来看看我的新鲜蔬菜！”“给我一个龙图案的剪纸。”……4月13日，山东省诸城市南湖常山社区蔡家沟村中心大街两侧摆满了摊位，剪纸、糖画等手工艺品及非遗展品，古董、文玩等“奇珍异宝”，新鲜水果、野菜等农产品吸引游客争相采购。这是首届蔡家沟乡村文化节、第三次文化大集的活动现场。从今年3月30日起，每周六都是蔡家沟的“文化大集日”。

在黑龙江，中俄边境旁的东宁保护地，有一支守护东北虎的女子巡护队。流水潺潺，山林间一只母豹带着三只幼崽散步，母豹的目光一直落在幼豹身上，直到它们全部顺利过河……这幅林中漫步的温馨画面，出现在黑龙江省东宁市朝阳沟林场内的远红外相机里。如果你是游客，或者单纯从相机里欣赏这一幕，感受到的都是一幅“万物皆有灵”的美好画面。可如果常年在山上与它们相伴，那要面临的就是严寒、孤独与危险了。这个林场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核心区，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仅一河之隔，常年有虎、豹、鹿、狍子、野猪等多种野生动物出没。

国内鲍鱼消费变化的背后，是过去20多年时间里，我国鲍鱼育种的持续创新，推动了养殖实现大规模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鲍鱼养殖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目前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一鲍鱼养殖大国，年产量超过20万吨，占世界养殖总产量的90%以上。今年春节，久居北京的黄先生收到福建老家亲人快递来的“大盆菜”，这份被家乡人赋予“盆满钵满福气带回家”美好寄托的高端预制菜，让他感到了满满的乡情。大盆菜是福建、广东等地客家人婚宴和喜庆活动的一道主菜，现在悄然成为春节馈赠亲友的首选。大盆菜选材众多，但是必不可少的食材是鲍鱼，而且要摆在大盆菜里最显眼的C位。

技术发展的进步不应以高龄劳动者的“让步”为代价，帮助他们跨越“技术鸿沟”、更好与时代接轨，不仅是为了实现劳动者本人更多元的价值，也是在为企业后续发展沉淀底蕴、积蓄力量。近日，一起“59岁工人因不会使用线上小程序请假而以旷工为由被开除”的案件引起广泛关注。据媒体报道，高龄工人辛某在配件公司从事车间工作已经十多年，由于公司要求员工请假需要通过企业微信线上流程，而辛某因不熟悉电脑操作，故没有按照规定完成请假流程，因此被公司认定为旷工而解除劳动合同。然而，辛某曾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向公司提出过请假申请、返岗后的补请假事宜，但公司并未明确告知准假与否，而是直接作出解约决定。最后法院判决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并责令支付辛某赔偿金10万余元。休息休假是劳动者的法定权利，此次事件反映了高龄劳动者在现代企业办公环境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一方面，随着科技发展，很多企业将休假、销假等工作流程数字化、智能化，要求员工与时俱进掌握电脑和手机操作。但另一方面，高龄劳动者学习这些操作需要适应过程。互联网技术普及虽然已有一段时间，但对于长期习惯传统生活方式的高龄劳动者来说，如果工作中没有数字化办公的“刚需”环境，对操作电脑手机会相对陌生一些。比如请假这件事，过去工人只需和厂里领导打声招呼就能把假请好，现在却要对着手机电脑操作请假流程，这就导致部分人容易因“跟不上趟”而违反公司规定，陷入麻烦。法院的判决维护了劳动者权益，这对高龄工人权益保护释放了积极信号。另一方面，高龄工人群体在工作中所面临的“隐形歧视”更应被看到。尽管国家多次出台政策保障高龄劳动者就业，但不可否认的是，“技术鸿沟”仍然以不同形式困扰着高龄就业者。结合前面提到的情况，企业在数字化转型阶段，尽管并不是故意给高龄劳动者设置障碍，但从结果来看，一些高龄劳动者确实因为新技术的使用障碍而被动受到不公平对待。在产业数字化的过程中，这种“隐性歧视”还会体现在就业竞争力上。据笔者了解，许多工厂在招工时更倾向于招聘熟悉电脑操作的年轻人，因为相比于花费大量时间和人力来对高龄员工进行技术培训，直接把后者排除在外的方式成本更低、更省事。此前就有媒体报道过，有高龄工人因不会使用新机械被调岗降薪、变更工作地点，最后被逼辞职。事实上，这些看似是为了提高生产力而制定的用人标准，在现实中并不一定能发挥预想的作用。以工厂招工为例，尽管企业更青睐年轻人，但年轻人在进工厂时因工作环境闭塞、吃不了这份苦而打“退堂鼓”，最后在工厂里干活的大都还是上了年纪的“老面孔”。应该认识到，技术发展的进步不应以高龄劳动者的“让步”为代价，帮助他们跨越“技术鸿沟”，对劳动者抑或是企业来说都是长远之道。从当下来看，高龄工人身上具备年轻人短时间内代替不了的经验优势，可以起到很好的“传帮带”作用。许多“60后”“70后”工人见证了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变化，是在流水线上从拧螺丝钉开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老工人，他们对一门技术的研究程度称得上专精，工作经验非常丰富。现实中，也有许多产业工人已经通过国家政策被评聘为高级技工，成为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帮助他们更好与时代接轨，不仅是为了实现劳动者自身更多元的价值，也是在为企业后续发展沉淀底蕴、积蓄力量。有研究预测，到2035年，我国平均预期寿命将增长到81.3岁。在人口老龄化和用工高龄化的趋势下，对办公流程等作出适老化改造也是必然趋势。企业方在制定规则和执行流程时要考虑到高龄员工的实际情况，并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可通过提供专门的职业培训，帮助有需要的工人学习新技术、新应用，也可以设置一定过渡期，为高龄员工开展常规工作保留线下服务窗口。当然，这些适老化改造涉及企业运营成本等多方面的因素，保护高龄劳动者权益也不能仅靠企业单方面付出，政府也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协同做好引导服务保障，为高龄工人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公平的工作环境。老有所为，不负余年。高龄工人群体是社会的一笔财富，对他们的诉求作出及时回应，给他们提供法律保障和适老关怀，不仅是从职业角度出发的考量，更是为了在银发时代到来时给予其尊重和关爱。迎接银发岁月，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作者：刘诗麟来源：农民日报监制：梁冰清

蔗农与糖厂、甘蔗工与农机手……他们或彼此共生，或相得益彰，形成了一个复杂多样的独特系统，共同见证和参与着产业链的发展。我们寻访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试图展示它是如何运转的。更重要的是，每一个环节都联结起来，共享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红利，使这条产业链尽可能延长、壮大，牢牢守护好我国的“糖罐子”。想象一下，没有糖的一天会是怎样的？我们可能吃不上馒头、包子，因为用来发面的酵母，得用糖蜜来培养。炒菜的时候没有酱油可用，因为酱油里重要的添加剂焦糖色也是由糖蜜做成的。我们会少了很多美味：糖醋鱼、红烧肉等菜品会在餐桌上消失；面包、蛋糕、糖果等甜品也无法买到。如果这天恰巧生病了，药片将难以下咽，因为没有了外面包裹的糖衣。如果当天做高强度的运动感到体力不支，我们会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体力，因为糖可以快速为人体提供能量。

“一山一水常思之，一粥一饭何敢忘？心之所系，命之所在，就是故乡。”这是孙恒团队创作的《爱故乡之歌》里的一句。该为故乡做些什么？到村里唱摇滚，是否是合适的文化形式？于是，便有了“爱故乡·村歌计划”。

气候变化对我国农业的影响是利弊皆有的，区域不同，利弊不同；生长阶段不同，利弊也不同。但利弊的比例又是无法量化的，这不仅是因为其利弊无法拿到一个统一的尺度上去对比，同时也因为利弊的影响还涉及人们的努力。所以，面对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正确认识—科学应对—有效利用”。吴广鹏，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十八站鄂伦春族乡创业村大豆种植户。他2021年种植大豆240亩，2022年种植了300亩，2023年依旧种植了300亩。因处于黑龙江第六积温带，目前当地的积温还没法种植玉米，所以他是大豆、小麦倒茬种，大致是两三年大豆一年小麦，这样可以防止大豆根腐病的发生。因积温还没达到可以种植中熟、晚熟大豆的水平，所以种植的均为早熟大豆品种。塔河县气象局局长刘磊介绍，塔河县地处黑龙江省北端，以前当地种植的基本都是小麦，因小麦对积温的要求更低。自气候变暖后，也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当地逐步开始种植大豆。全县有11.332万亩耕地，2021年种植大豆9.9万亩，2022年种植10.12万亩，2023年种植大豆10万亩以上。以前不能种植大豆的地方，因为气候变暖现在可以种大豆了，这就是气候变化带来的种植带北移现象。那么，我国气候变化主要是什么特点呢？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尹红介绍，过去60年间，我国气候变化总的概括是：气温上升，降水增加，极端气候事件频发。1961-2020年，我国各区域年平均气温呈一致性上升趋势。升温速率区域差异明显，北方明显大于南方，西部大于东部。同时，冬天的升温速率大于夏天，这和人们的直观感受是一致的——北方的冬天越来越不冷了。1961-2020年，我国年平均降水量呈增加趋势，平均每10年增加5.1毫米。总体降水情况是，南方不减，北方增加，民间有说法叫降雨带北移，也叫降雨带北扩。那么，气候变化对我国农业带来了哪些影响？到底是利，还是弊？且让我们一一看来。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利之一种植带北移，包括黑龙江的玉米、水稻、大豆种植带北移，内蒙古的大豆种植带北移，陕西的苹果种植带北移等因为气候变暖而带来种植带北移，最典型的当属黑龙江，所涉农作物包括玉米、水稻和大豆。黑龙江省气象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闫平介绍，因气候变暖，东北地区的玉米北移主要是在黑龙江，北纬49°-51°之间，北移距离为两个纬距，平均约200公里，所移区域集中在黑河市和伊春市的范围内，以及大兴安岭地区的零星区域。相关数据也佐证了这一点：1980年黑龙江省玉米种植面积为2826万亩，2022年增加至8955.3万亩，40余年黑龙江全省玉米种植面积增加了6100余万亩。水稻的北移与玉米相仿，北移区域也主要集中在伊春市和黑河市的范围内，大兴安岭地区有少量北移种植。这在黑龙江叫做“旱改水”，“旱改水”大大提高了黑龙江的水稻种植面积。1980年，黑龙江水稻种植面积为315万亩，2022年增加至5402.1万亩，40余年水稻种植面积增加了5000余万亩。同时，黑龙江大豆种植带也出现了北移。黑龙江省气象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秋京介绍，近30年（1991-2020年）与前30年（1961-1990年）相比，大豆已向北扩种到大兴安岭地区的塔河县南部，平均北移约0.3个纬距，折合33.3公里。而内蒙古也出现了大豆的种植带北移现象。内蒙古自治区生态与农业气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唐红艳介绍，1991-2020年与1961-1990年相比，大豆种植带北界向北平均移动101公里。大豆种植带北移主要包括呼伦贝尔市东南部的扎兰屯市、阿荣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兴安盟的扎赉特旗、科尔沁右翼前旗、阿尔山市、突泉县，通辽市的扎鲁特旗等旗县。戚连发，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帮农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合作社现有大豆种植面积7600亩，其中他自己种植了1100亩，同时，合作社还为当地豆农提供代耕服务4.5万亩。种植的大多为中熟品种，5月10日前后播种，收获期为9月20日-10月15日。他告诉记者，因为当地是内蒙古非常靠北的一个旗，气候比较寒冷，以前并不种大豆，种的是小麦和马铃薯。近几十年来，因为气候变暖，才开始逐步改种大豆，先从生育期最短的早熟品种种起，如今已可以种植生育期稍长的中熟品种。而积温要求高过大豆的玉米，当地种的并不多，且种植的都是早熟玉米品种，容重和品质都稍差一些。鄂伦春自治旗气象局局长宋长宗告诉记者，当地种植大豆基本上开始于近40年，已经大量取代了原先种植的小麦、芸豆和马铃薯，最大的原因就是气候变暖使得当地的活动积温逐步达到了大豆的生长要求。积温的明显增加始于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上升速度最快。目前全旗共有481.6万亩耕地，大豆是第一大作物，2021年种植面积382万亩，2022年种植面积398万亩，2023年种植面积在400万亩以上。此外，新疆的冬小麦和陕西的苹果也出现了北移现象。近几十年来，新疆冬小麦种植北界北移了1-2个纬距，平均约150公里。所涉区域主要是阿勒泰地区，包括福海、哈巴河、布尔津等县。而陕西苹果，则由陕南至关中再至陕北一路北移，不仅北移出陕西这个全国第一苹果大省，还北移出了延安这个全国苹果大市。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利之二辽宁的玉米、花生早播，江西的早稻早播早育，黄淮海地区的冬小麦晚播。因为气候变暖而改变了种植方式，以达增产结果2023年9月下旬，辽宁省锦州市凌海市大业镇小村富有村，秋日的阳光洒在种植大户王雷的玉米地里，联合收割机正在进行收获作业。随着收割机的开动，秸秆被打碎飘落在地里，玉米棒子则完整地落在了车斗里。2023年9月下旬，辽宁省锦州市凌海市大业镇小村富有村，正在收获的早播玉米。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留守儿童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很多人是从今年的春晚舞台上认识李柏霖的。除夕夜月亮怎么不见了？/原来被新年请去当灯笼了爸爸回来了/我冲上前/紧紧地抱住他/对联学着我的样子/紧紧地抱住了/我们的家红包是个跑步高手/从奶奶手上跑到我的手上/再从我的手上跑到妈妈那里杯子/见到了自己的好朋友/它们碰在一起/发出了欢呼在从各地小学征集来的一万多首与年有关的诗歌中，春晚导演一眼就被四首由武陵山区湖南会同县粟裕希望小学的孩子创作的诗吸引。最终，乡村教师李柏霖带着孩子们站在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和歌手毛不易一起，表演节目《如果要写年》。春晚歌咏节目《如果要写年》。受访者供图回忆起两个月前的春晚，李柏霖觉得像是一场“梦”，整个过程更像是完成一项“很有压力”的艰巨任务，一轮轮的排练和调整，最后还有可能被换掉。完成表演，直到把每一个学生都送回父母手中，她才长长松了口气。“被选上是天大的幸运，不是因为我们是最优秀的，是因为大家关心农村娃的成长，所以我们才能登上这么大的舞台。”排练时，她对孩子们说，你们代表着全国几千万的乡村孩子接受着关注和关爱，要是表现不好就是给他们丢脸。当然，节目播出很成功，来自田野的诗歌和笑脸穿过屏幕直抵数亿人的心田。离开聚光灯，李柏霖又像过去那样回到乡村课堂，备课、批改作业，补因为各种事务落下的正课、早读及课后服务。和每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那样，她身兼数职，带过多门课，语文、劳动、美术等，承担着难言轻松的教学和教务工作。诗歌对山里娃有什么用？为什么要关注留守儿童写诗？7年来，来自外界的疑问她曾听到不少，从春晚舞台回来后，类似提问少了许多。她俨然成为当地“教育名片”，比之前更忙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也给她带来巨大压力，各类相关和不相关的活动找上门，谢绝不了的她都尽力配合。同时，她并不觉得自己在做多么了不起的事，因为有太多爱孩子的乡村教师还是默默无闻，没有被看见。李柏霖清楚，即便上春晚在一个山区脱贫县的人们看来是一件“天大”的事，但小诗人们未来的路还很长，也许他们中很多人还是无法考上理想的大学，没能用诗养活自己，未来做着跟父母一样的职业，进入工厂，成为建筑工、泥瓦匠、小摊主……但童年接触诗歌的经历能让他们的心得到抚慰，在短暂的休息时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拿起笔写下自己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快乐会被记录并放大，而烦恼可能就会随着抒写慢慢化解。提笔写诗起初是个“意外”孩子们提笔写诗起初是个“意外”。那是在2017年第二个学期，二年级的练习题，题目是“照样子写句子：葡萄像一串串紫色的珍珠。”作为语文老师，李柏霖很清楚，这是个比喻句仿写题。但在班级座位间穿行时，她却发现了一个“意外”的答案：“棉花吐出了丰收。”从修辞判断，这并不是一个“正确”答案，题目考的是比喻，回答却是拟人。但她无法忽视这个句子的精彩，它把含苞待放的棉桃写活了。棉桃肚子圆鼓鼓，一张嘴，雪白的棉絮、金灿灿的稻谷、红彤彤的枫叶一股脑得都被吐了出来。“棉花吐出了丰收”像一颗石子，击中了李柏霖的心，把她拉回大学时曾学过的儿童文学和读童诗的记忆里。她想起我国著名儿童诗作家金波说的话，儿童是天生的诗人，也许她可以教学生们写诗。不过李柏霖在学生时代从未写过诗，刚成为老师时，诗歌并不在她的教学选项里。2017年，作为公费师范生，李柏霖从湖南第一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定向分配到会同县坪村镇的粟裕希望小学。刚来这所乡村小学的第一天，看着四周绿茸茸的山、校园里金黄的梧桐叶，还有奔跑着好像永远都不会累的孩子，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1996年她出生在会同另一个乡镇，也曾是乡村孩子。她是带着优秀毕业生的荣誉、满满的教学理论和名师们分享的方法回来的，“想着终于有一块小天地等着自己去耕耘，满腔热情和期待。”第一个学期，她就安排了满满当当的计划，希望每一分钟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她说，如果时间是玫瑰，那就希望玫瑰的每一片叶甚至每一根刺都要开花。她每个清晨都带着孩子们读课文练普通话，练站姿练仪态，把生字词语分类教，还画过不少思维导图，几乎把学到的教学方法、班级活动都依葫芦画瓢的试验一遍，用她理想中的高标准要求和影响这群乡村孩子。不过很快李柏霖就受挫了，一个学期过后，教育效果离她的预期相距甚远。“很多孩子上课依旧没法坐直，有的孩子一不提醒就像一摊水，‘化’在课桌上；练习普通话费了很大工夫，但他们的发音、断句总还有问题；知识点训练了一遍又一遍，测试结果依然不尽人意。”玫瑰没有开花，甚至叶子都没有舒展。她一度怀疑自己不适合当老师。对比留在城市任教的同学，李柏霖很难不焦虑。他们中有的已经参加过数次省级甚至国家级的教学大比武，拿了不少奖；有的没几年就被评为“骨干”“先进”；看着他们各种软件用得越来越熟练，但是乡村学校有时连录课的条件都难提供。她还忙着矫正孩子的行为习惯，那些“五花八门”的数字技术似乎用不太上。直到那次课堂上的“偶然”发现，孩子们的想象力和文学潜力让她燃起了新的教学热情。她发现有的孩子几百字的作文写起来很费劲，但却时不时能蹦出几句绝妙的金句。她逐渐明白一些城里孩子适用的教学方法没法照搬到乡村教育中来，乡村孩子也许有自己的天赋，而她决定认真对待这份天赋。当然，这次发现对作为诗歌新手的她来说是个全新的挑战。李柏霖试着把更多的儿童文学带到课堂，当她在讲台上读《列那狐的故事》，讲到狐狸卧在路上装病的片段，忽然停住，想让孩子们猜猜后面的情节。放下书的瞬间，她原地怔住了：教室里静悄悄，所有孩子都坐得笔直，瞪大眼睛看着她，她看到了过去在省城学校实习时从未见过的神情，那是一种极度的渴望，她感受到自己被这帮孩子强烈地需要着。她知道，城里孩子有太多方式接触学习，而对许多乡村孩子来说，老师是他们获取知识文化仅有的渠道。她不再那么着急得想要看到他们的成长“效果”，而选择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诗意的种子，耐心等待花开。去田里上课刚开始布置诗歌作业，许多孩子摸不着头脑，有的默写一篇古诗，有的写了一段胡言乱语。李柏霖并不心急，她知道孩子们还需要一些启发。坪村的春天是被油菜花包围的，这些花儿好像全都商量好了，要一起开，就像夜间炸开的烟花要集合在一起一样，决心让人无法忽视它们。一次又一次，在去学校的路上，李柏霖常常会被那灿烂的黄色惊艳。终于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田里上课！李柏霖知道，只有感受过鸟语花香、麦浪翻滚，才能真正理解书本里的田园诗。充分发挥孩子的感受力和想象力，笔下的文字自然灵动鲜活。好在乡村孩子天然就是与土地联系最紧的，他们能听见每一条河流的欢笑，抬头就能拥有整片星空。李柏霖觉得，孩子们只是不知道这些生活中的日常也可以写进诗歌里。虽然他们上下学总会途径各色田地，但在上课时间带他们来，就有了新鲜感。有的孩子伸手去闻油菜花，企图沾上些花香，好回班里炫耀；有的孩子蹲下开始玩叶片上的露珠。而李柏霖会让孩子们拿起笔，写下并画下自己的发现和感受。一开始是不成形的句子，时不时还有错别字和拼音字，她都尊重孩子们的构思和文字，因为先要敢写才能会写。哪怕是看到“一幢树叶”的表达，也不会急着否定，而是弯下腰听孩子讲缘由：“你不知道吧，蚂蚁就把树叶看成一幢房子呢！”慢慢地，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喜欢写。他们观察种子生长，思考“假如生命还剩10分钟”等深刻话题；他们玩击鼓传花、搭桥等游戏，用自己的方式把游戏的过程画下来，写感想，再提炼成诗句；他们听“小鸟一口吞下了叮咚的泉水”，陪小草长高，看笑咧了嘴的棉花“吐出软软的云朵。”操场、小溪、山坡、树林、田野都成了孩子们的素材库，不知道什么时候灵感就会从他们的小脑袋里迸发出来。回家路上，夕阳和云重叠，正在缓缓落山。第二天有学生交给李柏霖一首诗：“傍晚/我伸了伸懒腰/趴在奶奶背上/黄昏学着我的样子/也伸了伸懒腰/趴在了山上。”收到诗，李柏霖很惊讶，因为这个孩子在父母去世后，一直跟着奶奶生活，平时沉默寡言，而这首诗让李柏霖看到了她内心流淌的温情。这样的句子也许只有山区的孩子能写出来。山丘连绵，让这里的孩子很多时候只能看到被山遮住的半个太阳。他们的父母大多在外地务工，有的在几个月大时就由奶奶照顾。奶奶的怀抱和脊背很大，能包住他们眼中的天地。奶奶也是李柏霖成长中至关重要的引路人。曾是知青的奶奶格外重视教育，为了李柏霖的启蒙，奶奶收集了几柜子的小人书，纸页早已泛黄。“看得多，识字就能比一般小孩快。”手头不宽裕，奶奶要来别人不要的旧古筝，自己先学会基本音律再教她。儿时的她觉得尽快长大报答家人，就是自己生命的意义。当初选择读公费师范生，其中一个原因便是给家里减轻负担。不过，在奶奶眼里，自己并没帮上什么忙，能成长为如今的模样全靠她个人。忍不住的眼泪“我们乡下孩子还是野吧。”下课铃一响，孩子们就涌进教学楼外的空地、草坪、操场。钻花坛、爬树，在草坪上打滚，跑热了，把外衣一脱扔地上，就继续跑。累了就直接往草坪上一躺。他们校服裤子、袖子总是沾着泥土，带着他们玩闹的痕迹。一年级的小女孩不小心滑倒摔疼了，裤腿膝盖处黄了一大块，哇得一下哭起来，但没等上课铃响就好了。李柏霖望着窗外奔跑的孩子，说自己已经够幸运了，这里的学生多为留守儿童，许多孩子的家人忙着打拼，往往自顾不暇，没有多少精力或者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教孩子。李柏霖注意到，不少学生身上或多或少存在留守儿童共性的成长问题。写诗虽然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能叩开他们封闭的心门。因为诗歌，心变得柔软的孩子把难以对家人说出口的话，写在作业里交给她。自从上幼儿园/我就很少见到爸爸/就像一只鸟/去找食物/很久都没有回来不是每年中秋/家家户户都能团聚/月儿有时/也会缺奶奶对我说/山的另一边/就是爸爸妈妈工作的地方/我经常爬上山顶/望着那边......春天是五彩斑斓的，但不是所有孩子都喜欢春天。对乡村孩子来说，春天也是离别的季节。过完春节，爸爸妈妈就要去外地务工了。又是一个春天，婷婷在作业本上写：“眼泪真的好奇怪/疼的时候能忍住/累的时候能忍住/只有爸爸妈妈要外出打工/坐在车上向我挥手的时候/眼泪/忍不住。”比起春天，婷婷更期待夏天。因为暑假她就能去广州，在爸爸的三轮烧烤车旁吃鱿鱼，那是她的最爱，一串接一串，边吃边冲爸爸笑。每年春节也是四年级的甜甜最期盼的日子。今年她创作了一首自己最喜欢诗：“年像一辆车/先把爸爸妈妈运过来/再把开心运回来。”六个月大时她就和姐姐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了。在春晚排练时，由于太久没有见到父母，在镜头前甜甜没能忍住眼泪。之前想爸爸妈妈的时候，她都会去一个没人的地方哭。“他们一直在外地工作肯定没空接我电话。他们是为了我们出去打工的。”乡村孩子往往懂事得早，李柏霖知道，学会面对离别是他们的成长必修课。而写作本身就是治愈的过程。抹掉眼泪，继续跟同伴嘻嘻哈哈，是孩子们的常态。成长还总是伴随着孤独。“我的朋友搬家了/我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有孩子写道。由于家人工作变动、所在村小学合并等，一些乡村孩子免不了多次转学。“我是一棵树/只有叶子陪我/到了秋天/连叶子也陪不了我了。”写下这首诗时，浩浩刚转学到李柏霖所在班级。对孩子这份溢出纸面的孤独，李柏霖感同身受。她小时候也曾对着学校里某棵树讲话，交过几个影子、云朵、星星等大自然界的朋友。与如今在讲台上大方自如不同，学生时期的她沉默寡言，很少在课堂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担心讲错，害怕别人不认同，有种来自小地方的畏惧和自卑。”直到在大学课堂，教授常会针对某一句话让学生谈自己独特的感想，李柏霖才发现表达思想是可以很自由的。真正的语文学习不是记下老师说的每一个字，而是要对文本产生自己的思考。她不希望学生再经历她过去的拘束和窘迫，所以格外尊重每一个孩子的想法。李柏霖决定在课堂上念浩浩的《一棵树》，让学生们评价这首诗。举手发言的学生看着小作者的眼睛，大声说着：“你写得真好！”很快，她发现这个小作者成了班里最早交作业的学生，上体育课他还会帮老师组织站队。在新集体里，他融入得很好。李柏霖心想，也许在他注意到那一棵孤独的小树时，他们之间就产生了某种共鸣，那时候他就交到了一个“树”朋友。孩子们在诗里分享的心事和“情绪”，李柏霖都一一珍藏，放进“百宝箱”。其实，“百宝箱”外表看起来只是个普通纸壳箱，加上不少诗作都是孩子们写在本上撕下来的，纸张大小参差不齐，颜色也不一样，爱收纳的奶奶还差点把它们当废品卖掉。直到李柏霖回来四处翻找，奶奶才知道这些“废纸”是她的宝贝。7年间，不知不觉，“百宝箱”已经装下1700多首诗了。2023年6月，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主动联系李柏霖，希望将孩子们的诗带出大山，送给更多人看。今年2月图书问世，正巧赶在李柏霖带着孩子从春晚回来后不久，书名就叫《田野诗班》。李柏霖很喜欢这个书名，因为它既表明了小诗人们的出身，也总结了写诗的方法——到田野去。总有种子开出花从粟裕希望小学到最近的高铁站，要穿过十个隧道，银匠界、桂花垠、火炭湾……独具地域特色的名字泛着诗意。一路上，丘陵山区的房子像梯田那般错落生长，远处绿茸茸的山上，升起一簇簇云烟。置身其中，每当想赞叹这里的美，就会被冻得微微发颤的膝盖提醒，山里的春天并不暖，这里正在经历对人体没那么友好的“倒春寒”。翻越大山，面对另一面的现实，难以忽视的是，诗歌正变得越来越小众。“文体不限，诗歌除外”是几乎所有作文考试的要求。写诗有什么用，能提高分数吗？李柏霖听过一些议论，作为语文教师，她的教学重心极大一块是帮助孩子们提升成绩。在读书几乎被认定为唯一好出路的山区，让孩子们坚持写诗的前提是不“耽误”文化课成绩，甚至能取得更好的分数。只是，会写诗的孩子不一定每次都能考高分。在李柏霖看来，考试需要对考点的掌控能力，需要的是短期突击，但包括写诗在内的文学创作，需要的是长期积累、感受和思考。单纯刷题背题也许可以更快提高短期成绩，但她“固执”地不想选这条更简单的路。走更难的路，代价是时不时会蹦出来的焦虑、自我怀疑和本领恐慌。对新诗和儿童创意写作，李柏霖说自己还有太多要学的功课。每个寒暑假，她的日程都被自己排得很满，去外地参访交流、上大师课。2020年，她攻读了诗人吴投文的在职研究生，对儿童文学开始系统性的思考。李柏霖一直记得导师的话：“教学方式方法可以学，但教育是无法复制的，每个老师和孩子都不一样……名师有名额，但良师没有。”写诗对学生未来能有多大影响，李柏霖依旧不敢轻易断言，但透过他们笔下的诗，她看到每个孩子都在闪光，每一朵云都有自己的精彩。“雪花落得很厚/好像要把一切都埋掉/不过/总有种子/会从中开出花来。”辰辰从村小转学来的时候已经12岁了，学习基础差，字还写得歪歪扭扭。但李柏霖通过他笔下的诗，看到了乡村孩子独有的坚韧。“有的孩子快，有的慢一点，不要紧，至少这个生命在积极的生长。”乡村难有城市的教育资源，观察大自然是田野送给孩子的最为慷慨的礼物。婷婷每天推门就能看见小溪、山丘、蜿蜒的村路，夜晚伸手就能“摘”到月亮。山丘背上的夕阳无数次照在她的书桌，陪她写完一本本作业。妈妈总是摸着婷婷的头说：“要听李老师的话，以后得考上一中。”他们所在的乡镇每年只有几十个学生能上会同一中——这是当地最好的高中。在龙梦瑶妈妈眼里，上了一中，一只脚才算踏进大学的门。李柏霖知道，这群被大山养育的孩子也被期待着走出大山。每到春天，李柏霖会带着孩子们放风筝，在空白的风筝上写下有关理想、未来的诗句。她不知道眼前的孩子们未来能走到何方，只希望他们永远有线牵着，不要像风筝断了线，如浮萍般流浪。有机会，她都要带着孩子们去田野里走走，这是他们的根。现在，李柏霖和孩子们的才华正在被更多大山外的人看见，但这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个开始，因为每一届学生都需要从头教，种子们还得慢慢长。生源减少、城乡教育差距，是这所乡村小学必须面对的现实。李柏霖还在头疼班上孩子的学习习惯，他们上过3年网课，回到学校，上课扔纸团、挽手讲悄悄话，课堂纪律比之前的学生要差。公费师范生的服务期是6年，临近期限时，李柏霖也曾考虑过离开，她丈夫和4岁的孩子至今还在湖南另一个城市生活，但最终她还是选择留下任教，因为舍不得田野诗班的孩子们，当然，她也想好好经营这块“招牌”。李柏霖对推荐学生参加各类儿童诗歌比赛持谨慎态度，她清楚地知道，大山外的读者爱的是孩子们诗句里的真挚质朴、天马行空和源自乡村的独特经验。“如果是单纯比诗歌的文学价值，也许基础更好的城里孩子会写得更出色。”拿奖项、培养“冠军”从来不是她教山里娃写诗的目的。她至今未开通各类互联网平台账号，希望尽力排除干扰，沉下心，继续系统梳理并沉淀自己的教学方法，抒写和孩子们的故事。未来她计划编撰更多与田野诗班相关的书。“希望它是系列、是丛书，而不是孤本。”什么是诗？李柏霖说，诗意不是外界赋予的，是自己给自己的。她喜欢诗人依列娜·法吉恩的回答，玫瑰不是诗，玫瑰的香气才是诗；海不是诗，海的喘息才是诗。不过，花香得俯下身才能闻到，波浪起伏得双足插进浅滩的沙里才能真切感受。她还会继续为更多孩子种下诗歌的种子，也希望所有的孩子长大了，也要记得写诗，不要弄丢了儿时的感受力和想象力。在未来每个不如意和感到孤独的时分，别忘了还有诗歌相伴。（为保护隐私，部分受访者为化名）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从2003年“新农合”在全国试点推动，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让农村与城镇居民享有统一报销政策，“新农合”一直试图解决农村居民“看病贵”的难题；而随着二十年间缴费数额和财政补贴适度调整以适应医疗成本上涨，“新农合”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术前检查、术后消炎、血项监测、基础用药，再算上手术费用，都在这了……”近日，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石埠子镇张靳社区的李明柱收拾完老伴的生活用品，将住院一周多的单据整理好，然后去办出院手续。他的老伴是在安丘市人民医院住院并做的手术。“28716.57元，这是住院治疗的全部费用，刚好够用。”看到单据上最后的数字，李明柱原本紧捏着银行卡的手松了下来，更让他“惊喜”的是：只有4134元从卡里划走。“医保覆盖了24582.08元。”李明柱的嘴角露出微笑，“十年前我住院都是先付款，回头才能返钱，现在新农合（报销）不仅报得多，而且报得快。”老李说不清“新农合”的历史，但“报得多”和“报得快”，成为这场漫长变革中最具体、生动的注脚。所谓新农合，就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简称，2016年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合并成“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从2003年“新农合”在全国试点推动，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让农村与城镇居民享有统一报销政策，“新农合”一直试图解决农村居民“看病贵”的难题；而随着二十年间缴费数额的不断上涨，农村居民“是否入保”的抉择也时不时成为舆论焦点。近日，记者深入山东省潍坊市多地，了解村民们与“新农合”的喜和忧。从无到有的“新农合”和李明柱不同，张靳社区59岁的村医张青凤从初中起就跟着父亲学看病，一晃30多年的村医生涯，她见证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变迁过程。“‘新农合’的‘新’是相对原来的农村合作医疗说的，以前药品都是公社出钱，乡亲们看病只需交几分钱的挂号费。”张青凤回忆，那时候父亲主要通过“记工分”来获得酬劳。这也是最初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上个世纪60年代末，一些地区为改变缺医少药的状况，便以公社为基础探索出一种互助性质的医疗形式，即由社员群众和集体筹集一定资金，社员看病的药费由生产大队统一支付或给予一定比例的报销，基层医疗人员的报酬采取由生产大队记工分的方式解决。在张青凤跟着父亲学医的70年代末，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逐步发展成熟。有数据显示，1971—1977年，农村合作医疗行政村覆盖率从20%增加到了90%，像张青凤父亲具备一定医疗水平的“赤脚医生”全国达到150多万名。也正是这种合作医疗制度成功搭建起了我国的基层医疗网络。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用20%的合作医疗费用支出，将80%的人口纳入了医疗保障范围，世界卫生组织也将我国的农村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典范”。然而在1983年前后，当张青凤从父亲手里接过村医的接力棒时，合作医疗制度已逐渐衰落。“村民不断退出合作医疗制度，诊所里的可用资金越来越少。”张青凤回忆说。数据显示，到1986年，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降至5.5%，农民就医自费比例高达87.44%。在医疗服务逐渐市场化的背景下，农民就医费用显著提高。为破解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看不起病”的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各地各部门开始了“在农村地区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医疗制度”的种种探索。直到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自此，由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的方式筹集资金的“新农合”，第一次出现在农民视野中。“刚开始时只交10块钱，大家都抢着交。”张青凤回忆，2003年前后，安丘市开展新农合试点工作，村民缴纳10元后会领到存折大小的绿色“医疗证”，并以此作为报销凭证。“出院缴费后，拿着‘医疗证’和票据去医院医保办报销。”张青凤说，当时的报销流程比现在麻烦，但是村民都说“农民也有公费医疗了，缴纳热情很高”。统计数据也体现出民意。从2003年开展“新农合”试点到2015年，“新农合”参合率达到95%，政策范围内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达75%左右。可以说，一种从制度上帮助农民提升抵御大病风险能力的探索取得了成功。“随着参合率不断提高，与城镇居民享有一样的报销范围和比例成了农村居民的愿望。”安丘市卫健局医政科科长杨明涛介绍，“新农合”时期医保资金由县级统筹，报销的范围和比例与城镇居民享有的政策不同。为进一步实现城乡居民公平地享有基本医疗保障权益。2016年1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即新农合）实行整合，统一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以下简称“城乡居民医保”）建立起来。“‘新农合’带来的好处太多、影响太大，现在还有农民把每年缴医保称为‘新农合’，但现在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已经建立，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医保报销范围和比例已经完全一样。”杨明涛说。在他看来，医保资金从县级统筹变成市级统筹，农村居民医保药品和就医定点医院数量、医保报销比例获得更大幅度提升，城乡居民就医差距显著减小。国家医保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数9834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农村低收入人口和脱贫人口参保率稳定在99%以上。2022年，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人员享受待遇21.57亿人次，比上年增长3.7%。大病小病都要保“34万！要不是‘新农合’，从哪弄这么多钱！”家住寿光的马玉玲跟记者说起2022年的遭遇，仍满是感慨。据了解，寿光市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8293元。但对于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来说，“34万”的治疗费用仍是个“天文数字”。“前年开春，老伴出车祸被拉去市里的医院。”飞来的横祸也让马玉玲一时懵了神，“抢救了好几轮，住了1个多月院才算稳定。”“最后报销了18万，大病（医保）还给补充报销8万多，我们最后只出了7万元。”马玉玲说，“7万块家里凑凑还拿得出，但34万真是不敢想。”马玉玲所享受的“大病保险报销”，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一部分，是指年度内发生的医疗费用超出基本医疗保险支付限额后，个人累计负担达到一定标准的，由大病保险基金支付，同样在就诊结算时实时报销，即我们平时所说的“二次报销”。在寿光综合医院结算窗口，城乡居民可享受实时报销服务。

如何让广大农民改变耕作传统，调动他们采用保护性耕作模式的积极性，是推广过程中最大的难点，这需要财政补贴、金融信贷、保险保障等举措综合协同发力。在黑土地保护主省区，一套多方聚力保护黑土地的整体解决方案，正在形成。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站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玉米生产基地瞭望台上远眺，一望无际的留茬秸秆好似一床厚厚的棉被，黑土地在它的保护下“酣然入睡”了一个冬天，农户们正打包多余秸秆，为春耕保驾护航。4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吉林梨树县考察时，就是站在这里，语重心长地说：“要认真总结和推广‘梨树模式’，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使之永远造福人民。”4年后的今天，升级版的“梨树模式”正在这片黑土地上悄然铺开。“我们正在大力建设现代农业生产单元，以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为重点，将300公顷土地作为相对集中连片的一个实施单元，打破农户间土地界限，确定具体实施模式，合理配置农机具，利用导航作业，把保护黑土地融入现代农业发展中。”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副站长王贵满作为“梨树模式”的奠基者和推广人，几十年如一日投入到黑土地保护实践中。如今，曾有着“捏把土冒油花，插根筷子也发芽”美誉的黑土地，在经历长期不合理的耕作导致黑土层变薄、地力下降的“阵痛”之后，正逐步走向复苏、重焕生机。王贵满与科研人员一同检查土壤情况。

刘自艰【版权声明】本文著作权归农民日报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往期回顾“老”豆腐

从全社会的范围来说，公众对红火蚁的认识尚浅。我们有必要不断追问，这小小的蚂蚁为什么被称为“不可战胜的兵团”？我们到底能不能彻底消灭它？基层防控面临哪些细微又隐蔽的困难？毕竟，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危险”，更何况，它还关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外来入侵物种到底该如何相处。在马路两边的草丛里，有一个微微隆起的小土丘，王裕华用一根木棍轻轻捅了下，成百上千只蚂蚁突然奔涌了出来，有一只沿着木棍，悄悄爬到了她的手上。她使劲甩了甩手，但为时已晚，当下便感到一阵灼烧般的疼痛，手背上迅速鼓起了一个白色的肿包。如果这一幕是在放大镜下发生的，我们会看到，这只蚂蚁正在用上颚咬住她的手背，腹部尾针蜇入皮肤，注射毒液。微距镜头下的红火蚁蚁后及卵。受访者供图这蚂蚁是会咬人的红火蚁。不出意外，到了第二天，她的手背会起水泡，然后形成脓包。接下来的日子不好过，晚上应该是最难熬的，入睡前大脑放空，注意力便都集中到伤口这儿了，痒得睡不着。许多人忍受不了这种瘙痒，会用手去挠，一旦挠破，便会留下疤痕，还可能会症状加重，也有造成细菌感染的风险。“我早就被咬习惯了，幸好我不是过敏体质，症状比较轻。”曾在广东省一些乡镇负责红火蚁防控，如今在广东福卡斯有害生物防控技术有限公司负责技术研发的王裕华早已见惯不怪。她要忍受多日的瘙痒、肿痛，几天后，脓包就会退去了。但一部分对红火蚁毒液过敏的人，则可能会出现全身性瘙痒、荨麻疹、头晕，呼吸困难、全身浮肿，休克，甚至死亡。有关研究表明，被红火蚁叮咬后的死亡率约为一万六千分之一，严重病例的比例不到1%。但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红火蚁研究中心主任陆永跃介绍完这些数字，提醒了一句：“这种概率虽小，但落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就是百分之百。更何况，中国人口基数大啊。”从农业科学家2004年开始关注红火蚁，到2021年农业农村部联合其他部委发起全国红火蚁联合防控行动以来，专业人士对它的认识不断深化、“战斗”经验不断累积。但从全社会的范围来说，公众对它的认识尚浅。我们有必要不断追问，这小小的蚂蚁为什么被称为“不可战胜的兵团”？我们到底能不能彻底消灭它？基层防控面临哪些细微又隐蔽的困难？毕竟，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危险”，更何况，它还关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外来入侵物种到底该如何相处。“不可战胜的兵团”在我国600多种外来入侵生物中，身型渺小的红火蚁由于缺少天敌，几乎是发生面积最广、危害程度最重的，它们的身影遍布了整个南方地区。在公园的草坪，道路两旁的草丛，广袤的农田，村居屋舍周边的空地里，都可以发现它们。而农民、建筑工人、绿化工人……这些像勤劳的蚂蚁一样，日夜在野外劳作的人，是最常见的红火蚁受害者。校园草坪中红火蚁蚁丘。受访者供图但红火蚁其实并不惹人注意。毕竟普通人肉眼乍一看上去，会认为它们跟普通蚂蚁并无分别——大小、形状、颜色都差不多。“总不能让人们被咬了之后，去了医院，才知道自己是被红火蚁咬了吧。该怎么预判呢？”记者问道。“如果把视野放得更高就会发现，在任何一块地里，普通蚂蚁的巢穴不会那么多，而且红火蚁的巢穴是一个个隆起的小土丘，挖开以后，会看到内部结构呈蜂窝状。”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红火蚁防控科技创新中心主任吕利华讲道，拿最常见到的工蚁来说，它们大小不一，在学术上叫做“体型的多态性”，一般的蚂蚁工蚁，大小都比较一致。而蚂蚁，在人类的眼里，似乎是最被“蔑视”的生物——毕竟，“像踩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说的就是一件事情的轻而易举。“不就是个蚂蚁嘛，还踩不死吗？”记者又问。“踩死一只蚂蚁是很容易，但踩死一窝就很难了。一个蚁巢的红火蚁能有20万只到40万只。它们总是集团军作战，一窝蜂地跑出来。”吕利华解释道。更重要的是，蚁后这个蚁巢中的绝对统治者，往往藏在蚁巢最深处，根本踩不到。一个蚁巢通常藏着很多蚁后，而有数据显示，一只蚁后每天就能产上千粒卵。红火蚁的蚁巢。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如今，她珍惜离家在外的每一天。也许明天就要回去，也许永远不再回来。小儿媳怀孕了，李文丽身为婆婆却没有太多欣喜。“我当然知道这是好事，我高兴、高兴、高兴……”李文丽转过身去，用袖口擦了擦眼圈，眼底一片绯红。“出来这么多年，我给一个个雇主家带了那么多孩子，现在儿媳妇要生了，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回去。”李文丽参加广州inD艺术书展。56岁的李文丽离开甘肃老家到北京做家政已经整整8个年头——和这座城市里绝大多数家政女工一样，她的工作内容无外乎照顾孩子、伺候老人、洗衣做饭、打扫房间；但和大家认知里的家政女工形象也有不同，她有自己的笔名梦雨，爱写诗、画画、唱歌、跳舞，她在综艺真人秀《超级演说家》里侃侃而谈、为家政女工发声，她参演法国知名编舞家杰罗姆·贝尔团队的舞蹈作品，在王府井吉祥大戏院里翩翩起舞。“这一回去，我可能就再也出不来了。”回家去年春节，李文丽回家是为了给儿子办婚事。婚期定在正月初九，婚礼结束后的第三天，全家人决定给李文丽补过一次生日。“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过这么隆重的生日，去KTV里面唱歌，然后孩子们给我准备了生日蛋糕，儿媳妇给我买了金手链，还送给我一双靴子和一套化妆品。”那一天，距离李文丽真正的生日晚了二十天，李文丽高兴得一宿没睡。“那是这么多年唯一一次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聚在了一起，我倒是不希望他们破费买我不喜欢的东西，但也是孩子们的心意。”不过，即便是在春节这样带有浓厚团圆意味的节日里，从心而论，李文丽其实也不太愿意回去。“说实话，回去太受罪。在北京雇主家里住的都是暖气房，老家农村的房子没暖气，烧个火炉根本不管用，太冷了，而且一进门就是干不完的活儿啊。但是我得回去，孩子们一年到头都在外面，今年两个儿子都要带着儿媳妇回老家过年，我不回去可不行。”前几年，李文丽每次过年回老家都要在行李箱里塞上满满的书。“文学小组里的老师有时候会买一些书送给大家，也有我自己买的。我现在越来越喜欢看非虚构类的，会觉得读起来很落地、很有力量。”李文丽口中的“文学小组”在北京东五环外的皮村，每周六晚上七点，有高校老师、文学研究者、作家作为志愿者在这里和来自全国各地到北京务工的人员一起讨论文学和艺术作品。李文丽是这里的常客。“文学小组这几年办了几届的‘劳动者文学奖’征文，我还得了一个年度作者奖呢。对了，这个送给你，这里面都是我写的东西，不过没怎么编辑过，有的还有空白页和错别字。”李文丽递给记者一本书，足足有一拳厚，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封皮上写着《梦雨的世界》，梦雨是她给自己取的笔名。这是皮村文学小组的老师和志愿者帮李文丽整理的作品集，里面有诗歌，也有画作。去年11月，李文丽带着它到广州的inD艺术书展上去为文学小组做宣传。“书展上好多人想买，问我多少钱一本，可是这不是正规出版的书，我们都不敢卖。后来问的人太多了，我们想干脆卖几本试试，结果50块钱、80块钱都有人要。”但李文丽没有把这本书带回老家。不仅如此，这个春节回家，她一本书都没带。行李箱里的几支画笔也没机会拿出来，又被她原封不动地背回了北京。“家里没人爱看书，都看‘快手’。”李文丽的丈夫把手机举到她面前，想给她看自己平时赖以打发时间的短视频，李文丽回了一句，“那都是假的。”“我写的东西就更没人看了，我老公觉得我写的还不如小学生。有时候我写到他，他看了更生气。”大年初一，李文丽和丈夫大打一架，起因是一顿饭。已经习惯了雇主家常年低油少盐的饮食习惯，回到家的李文丽也几乎不再做重口味的饭菜，但他的丈夫却无辣不欢。“他就是找事，问我为什么做菜不放辣椒，说‘你李文丽现在是个人物了，不愿意伺候我了，心野了’。后面就开始用各种难听的话骂我，抄起手边的家伙就朝我这边打，我顺手就把擀面杖也拿起来了。”“现在，他不相信我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去广州参加书展，更不相信我是去给文学小组做宣传，骂得太难听了，我气啊。”两人厮打吵嚷，惊动了邻居。“村里好多人还没看到我回家，就先听说我们打架了。”记得刚刚参加完《超级演说家》那年回家，“当时我觉得整个县里都很轰动，连县里的妇联主席都夸我，说李文丽真厉害。我老公当时也挺高兴的，还听我讲好多录节目时候的事情。”在苏州工作的大儿子心疼李文丽，见父亲如此不讲道理，当晚就要带母亲去苏州。“我哪能让儿子带我走啊，我走可以，他不能走，他是家里老大，他的祖宗都埋在村里，他不能这么走。”李文丽顿了顿，“大过年的，我也不能走。其实他也不是坏人。”李文丽回家前一个多月，丈夫刚刚失业。由于早年间车祸落下了残疾，李文丽的丈夫很少出远门，只在村子附近打打零工。“前段时间他找了个帮人打更看门的营生，现在人家不用他了，他又回家了。从我一进家门他就看我不顺眼，我穿条格子裤，他说这么大岁数了还穿个花裤子，说我头发也不梳好，像个疯子一样。”李文丽曾经跟丈夫商量过，是不是可以一起在北京打工，但丈夫不愿意。最初一次采访时，李文丽说，婆婆年事已高，家里有老人需要照顾，丈夫也怕腿脚不好，在北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现在，李文丽觉得，“他就是愿意在家里，没事找人聊聊天，在村子逛着看看热闹。还想我也回去伺候着他。”“我以前都是听他的，现在不可能了，我都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也可能是我俩分开太久了，相互都有点不熟悉了，说不定等我回去，两个人在一起待一段时间就好了。”离乡没等到正月十五，李文丽就又回到了北京。春节的气氛还未完全褪去，她背着行李匆匆而来，和她最初来北京时的场景倒有几分相似。2016年初春，李文丽通过县妇联联系到北京一家家政公司。出发前，李文丽和丈夫拿着一张北京地图翻了一宿。“我当时就寻思，我是通过县妇联联系才去的，肯定不会受骗。那我就没什么好怕的，其他不会的我都可以学。”坐了18个小时的大巴，李文丽最终在六里桥长途客运站下了车。“我给家政公司对接的老师打电话，她问我能自己过去吗？我说能，她就发给我一个地址。”李文丽对着地址问路，按照地面上的箭头指引找到地铁站，地铁轰地开起来，李文丽吓得浑身一抖，那是她生平第一次坐地铁。地铁转地铁，公交再转公交，李文丽最终来到了位于通州土桥附近的家政公司，联系人都夸她聪明，居然不用接站自己就能找来。家政公司给李文丽进行了半个月的培训。培训结束后，老师跟她说，“如果有雇主问你干这行多久了，你就说来北京干了十多年了。”后来有雇主找到李文丽，问她干保姆几年了、有没有照顾过孩子，“干了十多年”几个字在嘴边打转，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我以前在银川帮人带过孩子，在北京没干过。”李文丽绘画作品《城里有我的家？》。这段经历后来在李文丽接受媒体采访时经常提起，见诸媒体最多的说法是，她从小就喜欢北京，既然都是出来打工，为什么不一边打工挣钱一边看看北京。喜欢北京是真，想要多挣点钱也是真。“如果待在村里，那就是种地，累死累活也挣不到钱。我就不想种了，在家附近打点工，农忙的时候再回去，那时候公婆身体都还行，也能在家里干点活。”李文丽跟家里人商量着，丈夫干不了重活，孩子上学又要用钱，日子得过下去，她决定离开家出去打工。其实，在到北京前，李文丽已经陆续在兰州、银川打过好几年零工。在餐馆刷过盘子，在酒厂码过瓶子，开店卖过馒头，医院做过护工。“那时候孩子上学，家里有老人在，也不能完全脱开身，有时候家里一个电话我就回去了，时间长的时候回去一待就是半年。”就这样断断续续近10年，“但感觉也没挣到啥钱。后来孩子慢慢大了，儿子要结婚了，我得多挣点，北京的工资可比老家的高。”李文丽说，现在留在村里的要么是老人、孩子，要么就是病人或者身体有残疾，“地都是承包出去，能干活的都出来打工了。”李文丽本想着这次从家里出来就不再做住家保姆了，她想在皮村附近租个小房子，平时做做小时工，这样她就有更多的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情。“现在我可能干不了多久了，租房子要钱，当小时工挣得又少。”李文丽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之前的雇主，雇主依旧希望她回去照顾家里三岁的孩子。“既然这样，我就还是回去接着做住家保姆呗，干一天算一天。”北京最近三年，李文丽的三个孩子相继结婚，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一个定居苏州，一个去了新疆，最小的女儿在离老家村子不远的县城里经营一家小理发店。看着孩子们一个个成家立业，她一度觉得自己终于可以“狼心狗肺一点，不完全为了挣钱了”。确实，在北京打工，李文丽打开了一个之前从未想过的新世界。如今，对于接受媒体采访这件事，李文丽也显得轻车熟路：“我这周有两天休息时间，我看看哪天方便跟您说，最迟周三答复您。”“您这边是报纸，那采访过程还需要拍视频吗？需要带我画的画吗？”“皮村工友的公众号里可以看到我写的诗，我等下发给您，写稿子时候说不定用得上。”在这个新世界里，她似乎不再是从前的李文丽，而是那个更自由的“梦雨”。“我从小就爱做梦，好多都是稀奇古怪的梦，也喜欢下雨天，所以就给自己取了这个笔名。”李文丽用画笔记录下自己的梦境。李文丽回忆起自己最近的一个梦境：大雪纷飞的空地上，我们二十个人，伴随着欢快的音乐“群魔乱舞”。突然，音乐就停了，灯光也暗了，幕布落下来，我们都定格在寂静中。这是梦，也是李文丽生活中真实的“盛会”。“五月份在北京应该还有一次公演，到时候我帮你搞张票。”去年九月，李文丽参演了法国知名编舞家杰罗姆·贝尔团队的舞剧《盛会》。那一晚，当灯光亮起，李文丽在偌大的舞台上接受观众的阵阵掌声，她说她真实感受到了自己的身体，感受到了生命存在的意义。“我是在皮村认识了谷仓乐队的主唱许多，就是他把我引荐给导演的。”当对方联系到李文丽的时候，她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共二十几个舞蹈演员，大家都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就排练了五天，中间好多人的名字我都叫不出来。”《盛会》的参演者有专业舞蹈演员、体操运动员，有轮椅使用者，还有唐氏综合征患者。“这个舞蹈的主题就是庆祝身体解放，撕掉标签，每个人的身体是平等的。”——这是李文丽心中的《盛会》。演出结束，李文丽走出戏院，目之所及是王府井大街璀璨的霓虹灯和熙来攘往的人群。“我突然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首都啊，这才是原先在老家电视里、新闻上、视频里看到的北京啊。我从老家的小家里走出来，又来到大城市高高的‘家’里，其实干的还是家务活。我那一刻才感觉，我是真的在北京。”王府井地铁口，李文丽显得手足无措，泪水夺眶而出。回到雇主家已是深夜，李文丽拿出画笔，把这场《盛会》里的舞者一笔笔画了下来。李文丽喜欢身体舞动起来忘记烦劳琐事的感觉。最初来到北京时，每周一天的休息日她无处可去，在公园里散步，偶尔会跟着广场舞的队伍跳上一会。“三月份北京还是挺冷的，也不能一整天都在公园，真是不知道去哪。”李文丽在网上搜到了一个名叫“鸿雁之家”的地方，网上说，周末，家政女工可以到那里免费休息，还有很多社团活动。“我开始怕是传销，不敢去，哪有那么好的事。”后来一起培训的姐妹给她打来电话，“文丽，你快来吧，特别好，可以唱歌、跳舞，还能免费上网。”在这家为家政女工提供帮助支持的社工服务中心里，李文丽体会到了可以歇脚的“家”的感觉。她唱歌，跳舞，学做手工皂，听法律知识讲座。2022年疫情期间，李文丽的雇主家就在鸿雁之家附近。“92岁的老太太，疫情严重的时候她整天都不让我开门、开窗户，有时候我打电话她都觉得病毒会从手机里传过来，更别说让我休息的时候出门了。”后来李文丽找到老人的儿女沟通，诉求很简单，她每周周末要休息一天，这一天她要出门，要去“鸿雁”。“‘鸿雁’就像是我每周一次必回的‘娘家’，是我的充电宝和加油站。”“我带你去‘鸿雁’看看，一眼就能看出来那些人就是我们做家政的。”那是一个商住两用公寓里的地下室，穿过小小的门厅后是一间铺着瑜伽地垫的简易舞蹈室，里面有一整面墙的镜子和一个自带音箱的点歌台。“啊，你来了，太好了，你好久不过来了吧。”熟识的朋友跑上来拥抱李文丽，“这是我从老家专门带回来的米饼，一起尝尝。”李文丽脱掉长长的羽绒外套、卸下肩上的双肩包，和她的姐妹一起跳舞，音乐从《站在草原望北京》到《相逢是首歌》，从《欢聚一堂》到《后海酒吧》，她穿着格子裤，一曲接着一曲地跳。远方“我特别喜欢跳舞，最开始休息的时候去‘鸿雁’，可以跳一整天都不累。现在我也喜欢，但是每次跳完之后，会觉得很失落。”“怎么会失落呢？”“嗯，说不好。可能是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难得的休息时间应该用来看书和写东西，我却用来跳舞了。本来我就在北京待不了几个月了，还跳舞。”李文丽没有再说下去，记者也没有再问下去。“我过几天要去澳门参加一个文艺节，通行证和签注都办好了。跟之前去广州书展一样，也是去给皮村文学小组做宣传。”李文丽说，她已经和雇主说好了，去澳门来回四天，女主人会和公司请年假在家照顾孩子。今年1月，皮村文学小组受邀参加inD广州艺术书展，李文丽作为文学小组的成员之一前往广州负责书展摊位的布置和线下交流。八天时间，她给陌生人介绍文学小组成立的初衷和主要活动，她与很多线上关注文学小组的朋友“奔现”，她看见了珠江，吃到了猪脚饭。一位来逛展会的年轻摄影师几次在展位前驻足：“你在什么情况下会想要写作和画画？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你们会通过摄影展现打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吗？”李文丽一边拿起文学小组微信公众号的二维码和一本《新工人文学》的刊物，一边逐个回答年轻人的问题，“我们文学小组也拍过纪录片，也有新工人摄影。”最终，这位摄影师没有扫描她手中的二维码，“他甚至连摸都不想摸一下我们的刊物。”李文丽说，文学小组摊位售卖的价钱是整个书展里最低的一家，也是左邻右舍摊位中卖得最好的一家。“当他们听说我们是一群打工的人，白天忙着挣钱，晚上利用休息时间去听老师讲课并写了这些作品的时候，他们脸上惊讶的表情，像是突然中了五百万大奖似的。”广州之行，李文丽写下了一首《南方南方》：太阳暖暖的像妈妈的眼睛温柔又慈爱一刻都不想离开我的身影风轻轻柔柔的吹过南方的椰子树

“现在整个社会包括国家层面都非常重视养老问题，但农村养老依然急需撕开一个口子，任重道远。”决定去安馨敬养养老照料中心的前三天，我在网上几经辗转找到了负责人李仲娥的联系方式，说明来意后她爽快地与我约定了采访时间，并不忘嘱咐：“姑娘，到了后在村委会门口等我，我去接你！”起初我只当她是客气，直到打开手机地图才明白她的用意。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卢庄村，一个没有地铁途经、从东四环熙来攘往的朝阳大悦城出发需要换三班公交车、耗时三个多小时才能到达的地方，即便是打车前往，也需要一个小时之久。谈及卢庄村，大多数人会想到当地的热门景点红螺寺，而安馨敬养养老照料中心只被那些有养老需要的人所熟知。远离北京城区的热闹与喧嚣，“静悄悄”和“慢悠悠”成为这个京郊养老院的代名词。乡间的二层小楼、铺满水泥砖的院子、简易的晾衣架与长椅，这番朴素将安馨敬养养老照料中心置身于繁华都市生活的“折叠区”。这是一个近乎被按下暂停键的区域。这里有别于都市生活的“快节奏”，抛却光鲜亮丽的外衣后，回归到属于乡村的朴素与宁静。生活在此的老人，或失能、或残障，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早已失去的生机与活力使他们成为平凡生活的“背景板”，身处被生活遗忘的“折叠区”，却又不时被时间推着向前。秒针与时针安馨敬养养老照料中心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静。在这里，时间流逝的声音是具象化的。如果把整个养老照料中心比喻成钟表的表盘，那么李仲娥就是这表盘里快速向前旋转的秒针。狭小的员工休息室里，一阵急促的闹钟声响起。李仲娥熟练地将闹钟关掉，躺在床上缓了缓神，翻身下了床。李仲娥的一天是从凌晨五点钟开始的，她常用“来来回回”这个词进行概括。安馨敬养养老照料中心的东楼和北楼是供老人们休息的场所，每栋楼最靠里的房间是留给护理员们的宿舍。李仲娥的房间在东楼二楼的角落里，每天她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挨个去老人们居住的房间巡视。洗脸、刷牙、穿衣服，喂饭、喂药、换床单被套，这些正常人能轻而易举做到的事，却是失能老人们难以企及的，而这也成为李仲娥和护理员们每天必“打卡”的任务。城市与农村的养老机构是有区别的，这是李仲娥早些年“考察”城市养老院后得出的结论。抛去环境、设施、护理人员等硬性条件不谈，光是入住的老人自身素质这方面，二者就有很大的差别。城市养老院里的老人普遍素质较高，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有可以维持自身生活的退休金。有些老人上了岁数依然头脑清醒、腿脚利索，自理能力没有太大问题。而在安馨敬养养老照料中心，这样的情况实属难得。小脑萎缩、脑出血、聋哑、失明……李仲娥所收留的老人多以轻度和中度失能为主，五十多位老人里仅有三个是“不糊涂”的。“都是身体有点毛病的，家里人照顾起来负担重，保姆也伺候不了，就送到我这里了。”李仲娥说。看似琐碎的事，往往最费工夫。即便李仲娥从凌晨五点就开始忙活，可把五十多位老人一一料理好后才惊觉大半天都要过去了。因为身体状况不同，老人们的伙食是分批次做的。碰上厨房缺人手时，李仲娥要去帮厨以确保老人们能按时吃到热乎乎的饭。每逢节假日，李仲娥要抽空接待一拨拨前来探望的家属。有时赶上老人突发疾病，她还要跟着救护车一同送老人去医院抢救。对于李仲娥来说，下午往往是上午的循环，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晚上。临睡前李仲娥会再去老人的房间巡视一遍，叮嘱完夜间值班的护理员后才回到房间休息。也只有在这一刻，李仲娥身上的“发条”才会暂时停止发力。秒针飞速旋转，时针则悄无声息地流转，养老照料中心里的老人们同时针一样，在飞逝向前的时间里“慢慢地”度过一天又一天。偌大的餐厅里，老人们分坐在餐桌前，上演着一出“默剧”。餐厅里唯一发出声响的是悬挂在墙壁上的电视，电视里播放的是什么节目没人在意，因为比起看电视，老人们更擅长的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在餐厅里等待吃饭的老人们。蜷缩在轮椅里的老人，上一秒才张嘴喝了水，转眼便歪着头打起了瞌睡；面对面坐着的两个老人，大眼瞪着小眼，却谁也不会开口说点什么；小脑萎缩、智商如三岁孩童般的老人总惦记着跑出去玩，为了保证安全，护理员把她用布条绑在轮椅上。可她还是倔强地向上扭动着身体，企图摆脱束缚站起来。直到护理员们端着午饭过来，打瞌睡的被叫醒，发呆的缓过神来，不能自理的也端坐好等着被喂饭。在养老照料中心的老人，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等待中度过的。他们等待自己的亲属前来探望，等待李仲娥和护理员们为他们安排好吃饭、睡觉、洗澡、晒太阳的时间，似乎只有通过将时间进行分割的方式，才能让他们感觉一天的时间并没有那么的漫长。天气好的时候，李仲娥会在午饭后陪老人们在院子里晒晒太阳，这是她一天时间里难得能坐一会儿的时候。院子里依然是静悄悄的，老人们分散着坐在长椅上，沉寂、瞌睡、发呆依然是常态。偶尔会有老人结伴，用几块形状各异的石头在一个简易的不锈钢棋盘上玩着“老虎吃小猪”的游戏。老人们的午休时间。安馨敬养养老照料中心自2019年7月建成以来，距今已超过四年之久，而李仲娥却在这循环往复的日子里度过了十二年。总得有个“家”距离卢庄村十多里地外的安各庄村，是李仲娥的家。在搬来卢庄村办养老照料中心前，李仲娥曾在自己家中开了个托老所。2014年，是国家对养老事业高度重视的一年。2014年1月，民政部、国家标准委、商务部等五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养老服务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5月，民政部、国土资源部（现自然资源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城镇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内容涉及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专业人才培养、社会力量介入、医养结合等，基本上覆盖了养老产业所需的最重要的方面。李仲娥想在村里办养老机构的想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那一年，李仲娥家刚好盖了新房子，东西厢房且不算，还能余出来十二个房间。把当院改成客厅的样式供老人们娱乐，其他的都做成单间，再从前排房子那里做一个门，不就齐活了？想着自己既能在家照看孙子，又能多一份额外的收入，李仲娥浑身上下充满了斗志。到了镇政府，李仲娥才发觉自己吃了没文化的亏。因为小时候没上过学，她只依稀认得几个字。当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让她先去民政局办手续时，李仲娥犯了难。“我让人家给我写了个纸条，等到了民政局我就把纸条拿给人家看，要是还让我去别的地方，我就再让人家给我写个纸条。”李仲娥说。就这样，靠着托人写纸条的方式，李仲娥一路从镇政府找到民政局，又从民政局找到残联。凭着身上的一股“倔”劲儿以及当地政府部门对养老事业的支持，李仲娥花费五个月的时间，终于拿到了办托老所的经营许可证。托老所办起来的第一年，李仲娥就收留了二十九位老人。靠着自己的能干、实在、勤奋，李仲娥赢得了不少口碑，有些外地的老人也被家属陆续送了过来。然而，随着李仲娥的托老所越办越红火，麻烦也悄悄找上了她。人多了，地方就显得小了。二十九位老人的到来，让一年前看上去还算空旷的院子变得拥挤起来。上了岁数的老人，哪怕再精心照料，身上也会有难以掩盖的“老人味”，更何况是二十九个老人聚集在一起。李仲娥去了趟村委会，她想把自己家前面归村委会管理的房子租过来，进一步扩大托老所的空间，同时也能改善一下住宿环境。不承想村委会以“怕其他村民有意见”为由直接拒绝了，那是李仲娥第一次感觉到委屈。“我又不是白要这块地方，我不也是想为村里的老人创造更多的条件吗？”李仲娥有些激动地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于老人数量的增多，纸尿裤、尿垫的使用数量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村里负责收垃圾的人找到李仲娥，向她索要额外的垃圾处理费。李仲娥骨子里的“倔”劲儿又冒了出来，从那天起她开始自己收揽垃圾，骑着三轮车把垃圾运到垃圾站，倒完之后再把垃圾桶拉回来。现在的安馨敬养养老照料中心，房前屋后加起来的面积总共是两亩半，在此之前这里曾是一个饭店。可就是这“两亩半地”却没少让李仲娥操心。费尽周折为老人们找到空间更大、环境更好的住所，还没等新鲜劲儿过去，李仲娥就被扣上了违法经营的“帽子”。在卢庄村的新住址达到了办村级养老照料中心的标准，李仲娥现有的托老所的经营许可证并不能与之适配，想要重新办许可证就意味着必须按照正规的养老照料中心的标准进行装修升级。早几年办托老所时，李仲娥拿出了村里占地补发给自己的三十万，而建养老照料中心所需的消防水池以及整套的烟感探测器就要花费三百万，除此之外还有各种零碎的花销。在那时，李仲娥不仅要顾着尚在托老所的老人，还要抽空来离家十里地外的卢庄村盯着装修。那段时间，李仲娥瘦到了九十多斤，走路时腿都禁不住在裤子里面打晃。从安各庄村的托老所到卢庄村的养老照料中心，李仲娥一路走来惹得不少旁人嫉妒，可其中的艰难和委屈只有她自己知道。从事养老事业十二年，直到去年李仲娥才慢慢地把之前装修时四处借来的钱还上，勉强维持着回本的状态。北京市民政局会根据养老照料中心入住的老人自身情况发放相应的补贴，每逢节假日也会带来米、面、油等慰问，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支撑李仲娥走到今天的力量。在办养老照料中心前期，李仲娥在经济上面临的“扣不上盖”的情况，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迟迟交不上的托老费。在安馨敬养养老照料中心，老人们被分成自理、半自理、卧床三种情况，每个月的托老费也随之有不同的标准，分别是2500元、2800元-3000元、5500元。这样的价位在北京市养老机构里并不算高，可对于一些农村家庭来说，这依然是一笔不小的花销。每月到了收托老费的时候，总有交不起费用的家属央求李仲娥宽限几天。“我这人一听好话就心软，再说了老人啥也不知道，你总不能把人家赶出去吧？”李仲娥说。对李仲娥而言，不管是先前的托老所还是现在的养老照料中心，她竭尽所能去做的所有努力，都不过是想给这些失能老人一个“家”。就这样，即使是没能按时交费的老人，李仲娥也把他们留下来继续照料。然而，直到有些老人离世，那些拖欠许久的托老费还是迟迟没有交上。难以忽视的“断层”作为安馨敬养养老照料中心里岁数最大的护理员，郑宝平已经六年没有回过家了。在做护理员之前，郑宝平曾在北京的各大商场里当过保安、做过小工。自学护理之后，他开始去医院当护工，“医院的各个科室我都熟，除了传染科。”郑宝平打趣地说。和李仲娥一样，郑宝平的一天也是在循环中度过的，下午是上午的循环，重复操作着那些照顾老人们的流程。在谈及从事护理员这份工作的感受时，郑宝平用“活不累”“轻松”来形容。察觉到我脸上的惊讶后，他忙解释道：“做这个比干苦力强多了，只要有爱心、有耐心就行了，这是一个善举，虽然一般人都不愿意干。”郑宝平正在给残障老人喂水。算上郑宝平，现如今安馨敬养养老照料中心只有六个护理员。就郑宝平来说，他要同时照顾六个老人，三个能自理的，三个完全需要依靠他人的。这也是郑宝平迟迟没有请假回家的原因，在人手本就紧张的情况下，他如果离开，就等于带走了老人们的依靠。缺少专业的养老护理人员，这是农村养老机构面临的最直观的困难。在安馨敬养养老照料中心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六个护理员都是甘肃庆阳人。在此之前，李仲娥曾尝试雇过怀柔本地的人，但结果都是没干多久就纷纷辞职了。对于怀柔本地人来说，供他们选择的职业类型很多。不管是在餐厅当服务员，还是在民宿里当管家，都要比照顾老人轻松许多，有时甚至还能拿到比做护理员更高的报酬。因此在面对大小便失禁、行动不能自理的老人时，嫌脏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日益减少的耐心。郑宝平在医院当护工时发现，老人住院时子女亲自陪护的情况很少，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通过请护工的方式来解决。而护理人员多是像自己这样五六十岁的人，年轻的护工非常少。“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大，都忙，他们没有耐心也没有这个时间停下来，所以现在学老年人护理的也少，他们不爱这个。”郑宝平说。在护理员王桃花眼里，老人是“变老了的小孩”，但却享受不到和小孩一样的待遇。辗转于河北和北京的医院里做护工时，王桃花亲身经历过最多的事情是：月嫂很容易找得到，而请到照料老人的护工得费点工夫。老人和小孩，作为同样需要被人照顾的两种人，人们似乎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很多人嫌弃老人身上有‘老人味’，你给他洗干净了也还是有味。有的老人记性不好，你前脚跟他说完，他紧接着就忘了，然后会不停地跟你唠叨。相比之下，小孩儿就好照顾多了。”王桃花说。然而，有耐心并不意味着就能解决农村养老过程中专业护理人员不足的问题。失能老人因疾病引起的过激行为以及不可自控的情绪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脑出血、小脑萎缩等疾病使得多数失能老人的智力倒退至孩童时期，不管是行为还是言语，都与孩子如出一辙，很多老人们情绪阴晴不定。状态好时，他们同正常人一般积极配合着护理员们的工作，等到犯病时却像变了个人似的，情绪极其不稳定，甚至会出手伤人。因为劝阻捡拾地上的烟头，李仲娥本就有四级伤残的小腿被老人用铁拐杖打出了青紫色的肿块；做电工时发生事故，截肢只剩一条腿的一位老人多年来被郑宝平精心照料，可还是会因为琐事对郑宝平破口大骂；王桃花给老人穿鞋的工夫，毫无征兆地就被打了一记耳光……可事发之后，老人们却根本不记得自己犯病时的所作所为。照料失能老人本就是一件劳心费神的事情，老人们“无理取闹”的行为，进一步增加了护理人员照顾老人的难度。能够忍受无缘无故的打骂，李仲娥、郑宝平、王桃花等人算是少数，不能忍受的人则纷纷转行去做了别的营生。每天看着形形色色的老人被送进养老照料中心，郑宝平也会想到自己的养老问题，今年他六十岁，也步入老年人的行列了。再干四五年就退休，回甘肃老家自己养老，这是郑宝平目前的计划。“我们这一代人老了的话，养老就是个大断层，断个一二十年也有可能。能自理还是靠自己。”郑宝平说。在郑宝平看来，一直以家庭为单位，由子女为老人养老送终的传统，会随着年轻人纷纷离开乡村、为生计奔波于城市的大趋势逐渐消失。在这其中日益被削弱的亲缘关系，影响到的远不止一代人。帮助年轻人减轻生活上的负担，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提供了保障，王桃花对农村的养老机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然而在谈及自己的养老问题时，王桃花的想法却和郑宝平一样，她也想回到甘肃老家养老。在被问到之后会不会考虑入住当地的养老机构时，郑宝平和王桃花这两个在养老机构工作的人，却都纷纷表示不愿意。不止不休一直以来，郑宝平都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成为护理员之后，他每个月能拿到四千多的工资，其中百分之九十的钱都会寄给在甘肃老家的妻子，这笔为数不多的钱成为供孩子上学以及支撑家庭日常开支的绝对力量。郑宝平的父亲今年87岁，丈母娘的身体也因疾病每况愈下，目前两位老人都由郑宝平的妻子负责照料着。在郑宝平的老家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养老一定是居家养老，子女须亲自照料老人并参与到为老人养老送终的各个环节中，在当地只有五保户老人才会被送进养老机构中。在当地人看来，子女将父母送进养老院的行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每个有这样的想法或者已经为之付诸行动的人都面临着“不孝”的指责。而在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下，老人们也不可避免地对子女将自己送去养老机构的行为产生了抵触。王桃花就是郑宝平妻子的“翻版”，此前她一直在家里照顾老人。直到家中老人去世，王桃花才得以来到北京打工，与丈夫一起赚钱贴补家用。在养老照料中心工作的六年时间里，郑宝平在老人们的眼神里看到最多的就是期盼。“他们思念儿女的心情在眼神里就能看得到，每天瞅着大门口，要是别人的孩子来了自己的没来，就在那里低着头。”郑宝平说。在郑宝平看来，老人最需要的是陪伴。可现实情况是，有的老人自打被送来之后，家属就再也没露过面。稍微好一点的情况是逢年过节时，老人会被家属接出去吃个饭，之后又被匆匆地送回来。郑宝平很看不惯这样的做法，因此当被问到自己之后会不会入住养老机构时，他坚决地说了“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在此前的调研中发现，当下农村养老院和养老机构的空置率大多数都在一半左右，这意味着在未来，农村老人的晚年生活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子女或亲属来照料。基于此，陆杰华认为农村居家养老与社区养老应发挥出相辅相成的作用，在针对农村养老问题上形成一股合力。而这样的想法，早在去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赵会杰便提交了相关建议。作为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大庙镇小庙子村的党总支书记，农村养老一直是赵会杰所关注的问题。就小庙子村来说，现有户籍人口2700人，其中75周岁以上老人149人，残疾老人42人，村中常住老人空巢率约为45%。赵会杰在调研中发现，村中大多数空巢老人面临的情况都是子女、亲属在外务工，家人“季节性”地回家看望难以弥补老人们长时间缺失的关爱，孤独、寂寞、缺乏日常照顾成为农村老人的生活常态。在此情况下，赵会杰产生了在村里组建养老互助组织的想法。区别于一股脑将老人送进全天候管护的养老机构的做法，该想法以居家养老为基础，让老人们在熟悉的环境里感受“离亲不离情”的温暖。通过志愿者上门服务的方式，为老人提供助残、助洁、心理疏导、代购、家政等多方面的服务，让老人们的晚年生活舒心且有尊严。然而由于资金有限，赵会杰的这个想法至今仍停留在纸面上。“现在整个社会包括国家层面都非常重视养老问题，但农村养老依然急需撕开一个口子，任重道远。”赵会杰说。无论如何，农村养老这件事都是赵会杰不遗余力要去争取的。日子一天天向前，李仲娥盼望的三月如期而至。年前李仲娥就计划好重新装修，她想给养老照料中心铺上地暖，再从一楼挪出点空间给老人们开一间医务室。而这些，都会在北京停暖之后开始实施。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乡村养老，是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历史进程中广大农村殊为迫切的急难愁盼之一。近年来，四川省射洪市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采取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农村养老可及性，兜牢、兜住、兜准、兜好农村老年群体基本生活，让乡村老人老有所养，成为“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的时代写真。梓潼江和涪江在此合流，急如箭，奔射江口，因名射洪。这里，乡村养老量力而行，绵力推进，民生被泽。乡村养老，是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历史进程中广大农村殊为迫切的急难愁盼之一。近年来，四川省射洪市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采取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农村养老可及性，兜牢、兜住、兜准、兜好农村老年群体基本生活，让乡村老人老有所养，成为“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的时代写真。截至目前，射洪全市21个乡镇282个行政村60岁以上的19.27万人老有所养，农村特困户5821人老有所安，1600多个需要社会救助的农村老人住进了养老院，2万多养老院围墙之外的留守老人得到了合理关怀和照顾，为破解农村地区“养老难”探索出了有益的经验，为千方百计提升农村养老可及性服务水平蹚出了一条有地方特色的新路。慈善组织和社会志愿服务队伍到射洪福利院青岗分院慰问演出。胥琳

开栏的话劳务品牌是具有鲜明地域标记、显著行业特征、过硬技能特点和良好用户口碑的劳务标识。近年来，各地特色劳务品牌层出不穷。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劳务品牌”。我们从即日起推出“我身边的劳务品牌”系列深度报道，陆续刊发农民日报记者深入多地探访劳务品牌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故事，敬请关注。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劳务品牌通过提升人的素质，在带动就业、赋能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增强乡村劳务品牌的认可度，提高整体技能含量，让市场充分辨识劳务品牌的综合价值，需要劳务品牌从业者不断精进一技之长，更离不开社会多方力量协同配合助力成长。3月3日，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的最高温度已近30摄氏度。中午11点，娜允镇芒街村的一处山坡上，咖农李珍戴上遮阳帽和袖套，骑着摩托车向山下驶去。车上一前一后拉着5个箱子，装的都是自产自销的咖啡豆和挂耳咖啡。30分钟后，它们将从高山上的咖啡园到达孟连县城的咖啡店中。在距此200公里外的普洱市思茅区爱伲庄园咖啡店里，咖啡师仓秀红正在冲泡一壶庄园自产的瑰夏咖啡。从磨豆、烧水、放置滤纸到冲泡咖啡，仓秀红的目光几乎没有离开过眼前的咖啡壶。观察着萃取好的咖啡一滴滴落下后，仓秀红才轻快地与记者交谈起来。“做咖啡师4年多，感觉自己其实挺幸运的，能把爱好变成工作。”仓秀红笑了笑，“就是忙，春节期间每天从早到晚都是满座，几乎都是渴望品尝普洱咖啡的外地客人。”普洱市是全国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品质最优的咖啡主产区之一。据普洱市茶叶和咖啡产业发展中心统计，2022年至2023年产季，全市咖啡种植面积共67.9万亩，实现综合产值63.03亿元。从种子到杯子的产业链背后，是众多咖啡产业从业者的共同托举，如今，这些人有了一张相同的名片——“普洱咖啡工”，这是普洱市近年来重点打造的劳务品牌之一。云南普洱市孟连县的“普洱咖啡工”李珍正在冲泡咖啡。202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20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劳务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劳务品牌具有地域特色、行业特征和技能特点，带动就业能力强，是推动产业发展、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目前，全国劳务品牌数量已近2000个，其中许多劳务品牌所涉产业、从业者等，都与广袤的乡村息息相关。在202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正式提出“培育壮大劳务品牌”。在乡村，劳务品牌究竟能带来什么？这块“牌子”的培育、发展路径以及未来前景是怎样的？近期，记者奔赴全国多地，采访乡村劳务品牌从业者、培育者以及专家学者，探寻问题的答案。01为什么要培育劳务品牌？我国劳务品牌源远流长，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亿万农民外出务工，劳务品牌不断涌现，成为带动劳务输出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劳务品牌日益发展为带动从业者技能提升、推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综合载体。2021年，《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关于劳务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印发后，对于劳务品牌提出一系列支持政策，我国劳务品牌踏上转型升级之路。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劳务品牌通过提升人的素质，增强人在乡村产业的就业能力，从而带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劳务品牌意味着就业容量大、从业人员多，对于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脱贫地区而言，劳务品牌是帮助农民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主要抓手。可以说，培育劳务品牌的核心就是解决人的问题。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吉强镇大滩村，58岁的施满义见证了宁夏“西吉绣女”劳务品牌的发展过程，以及无数农家绣女生活的变化。刺绣是西吉县的传统民间非遗技艺。13岁那年，施满义开始跟着太奶奶学习刺绣，第一件作品是用旧棉线绣的鞋垫。她努力学习各类针法，刺绣技艺开始在村里小有名气。2012年，施满义计划向外销售西吉刺绣，并动员本地妇女一起制作，争取打出名气。在2023年召开的全国劳务协作暨劳务品牌发展大会上，宁夏刺绣非遗传承人施满义代表“西吉绣女”劳务品牌参会并现场刺绣。“当时难就难在村里一些妇女不会刺绣，如果接单就要从基础针法开始学，又没人给她们培训。”施满义回忆道。为了让本地妇女经过系统培训后更快“入行”，2013年，施满义自发注册成立大滩村妇女促进会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自己当老师并寻找销售市场。“第一次开展培训时，买布、线、设备都得自己掏钱。那时我白天去地里收土豆，晚上刺绣，这么一点点攒钱。”施满义说。所幸，这样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随着国家对非遗文化传承发展的关注，西吉县开始把刺绣作为保护非遗文化以及解决当地妇女就业、增加群众收入的重要渠道，“西吉绣女”劳务品牌也由此诞生。为了鼓励当地妇女加入刺绣行业，西吉县人社局开始在全县推广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从2013年起，县人社局给我们每位学员提供700元的培训补贴，学员培训后如果考取了职业技能证书，每人还能领500元奖励，直接打到个人社保卡上。”施满义的女儿赵静介绍。2015年，依托县人社局提供的20万元创业贷款，赵静返乡成立了西吉县乡土文化有限公司，带领10多名农家绣娘创业。目前，公司与全县各镇村138名妇女合作，按照订单牵引模式批量接单，每件刺绣产品均价在30至50元不等，妇女们平均月收入达2000余元。截至目前，“西吉绣女”劳务品牌共计带动5000余人就业创业。“劳务品牌最核心的要素就是人力资源。对于乡村而言，劳务品牌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开发和利用乡村人力资源、提升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素质，特别是集聚各类人才，带动乡村劳动力就业创业，促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就业创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陈云表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地的劳务品牌建设不仅在解决“人的去处”，也在助力从业者掌握更多技能，从而实现高质量就业。以云南的“普洱咖啡工”劳务品牌为例，对于当地咖农等咖啡产业从业者而言，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就业机会，更需要拓宽视野、提升技能的渠道。在孟连县芒街村，李珍夫妻俩共同经营的“雅珍咖啡商行”里，几乎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咖啡爱好者前来，热情好客的李珍会为他们免费手冲一壶鲜香的咖啡。李珍2004年就开始在孟连县种植咖啡，但第一次喝咖啡却是在2016年。“有一天我去县城办事，路过一家咖啡店，想顺便问问能不能帮我们烘焙豆子，老板娘就给我做了一杯咖啡。刚喝第一口，我就觉得太神奇了，怎么能把又酸又苦的咖啡豆做得这么好喝？”从那以后，李珍开始主动了解咖啡加工、烘焙的知识，也结识了咖啡产业链上不同环节的从业者们。2021年，李珍注册了“梦恋雅珍”咖啡商标，开始销售自产咖啡生豆、烘焙豆，进行批发零售。普洱市的许多咖农都在尝试改变单一的种植模式，沿着咖啡产业链寻找更多机遇，学习更多新技能。“市里组织的咖啡种植、烘焙、杯测的免费培训，我基本都参加了。种咖啡的人至少要知道自己种出来的这些咖啡豆有什么价值，才能从源头定位发展方向。”李珍对记者说。据普洱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统计，截至目前，全市开展的“普洱咖啡工”系列培训已达17762人次，涵盖咖啡师培训、咖啡制作以及种植、烘焙等课程。普洱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童晓表示，就业中心在打造“普洱咖啡工”劳务品牌的过程中，一直在持续组织从业人员开展技能培训、技能竞赛等。“目前，就业中心准备把高级咖啡师培训纳入年度培训计划，组织符合条件的‘普洱咖啡工’报名参与。”童晓介绍，“在扩大‘普洱咖啡工’等现有劳务品牌影响力的同时，我们今年还计划申报2个省级劳务品牌，让新的劳务品牌吸纳不同领域的乡村人才，带动乡村发展。”02劳务品牌怎样为一方产业“代言”？劳务品牌的核心在于人，但其影响力则并不限于人。据统计，目前全国近2000个劳务品牌覆盖一二三产业，九成品牌集中在种植养殖、文化旅游、餐饮、家政护工、建筑、制造等六大行业。在乡村，劳务品牌不仅是一张就业名片，也同时引领乡村产业升级并辐射带动区域发展，助力地方产业品牌走向全国。2月22日，记者在大雨中来到浙江省建德市杨村桥镇，一下高速，就能看到生动的草莓吉祥物雕塑在不远处“招手”。建德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草莓办）研究员孔樟良告诉记者，建德草莓始种于1982年，经过40余年发展，建德草莓年产值超过46亿元，草莓种植面积共7.8万亩。有些特殊的是，这7.8万亩中，本地种植面积仅占8000亩。“由于本地土地资源有限，为了扩大种植规模，建德莓农们从90年代就开始前往其他地区，寻找合适的土地资源种植草莓，形成‘草莓飞地’模式。目前，建德草莓已经种到全国30个省份。”孔樟良介绍。与“草莓飞地”的节奏同步，一代代掌握草莓种植技术的“建德草莓师傅”把本地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全国。今年60岁的赵建明是建德最早的一批莓农。2019年，正值杭州市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东西部扶贫协作行动启动，他在政府号召下来到黔东南州岑巩县注溪镇周坪村，教当地农户种植草莓。“土地选好了，大棚也搭起来了，但当地农户不敢尝试，政府反复动员也没人报名。我就到农户家里做工作，说草莓苗、农资我来垫，等草莓有收成了再还。”赵建明回忆道，反复动员之下，只有2户农户愿意跟着赵建明种草莓。“没想到，一共5亩地产的草莓，转眼间全卖光了，加起来总产值超过18万元。”赵建明说，如今，周坪村有30多户农户种植草莓，种植面积发展到100余亩，每亩年产值达4万元以上。“每个在外的‘建德草莓师傅’就是行走的产业标志。我们发展‘建德草莓师傅’劳务品牌的初衷之一，是为了促进建德草莓产业发展，叫响我们的草莓品牌，也吸引更多返乡人才为本地产业发展带来正向循环。”建德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据介绍，截至2023年底，“建德草莓师傅”劳务品牌从业者达1.45万人，他们在全国多个省市创建了“建德草莓师傅”示范基地，并开办了线上“草莓医院”，带动全国近5万农民通过种植草莓增收。“建德草莓师傅”的好口碑成为建德草莓产业的优秀代言。“建德草莓师傅”赵建明正在给草莓整枝打杈。浙江省建德市杨村桥镇供图随着乡村新业态的生长，乡村劳务品牌涉及的行业也越来越广泛。甘肃省陇南市曾经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阵地之一。基于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的实际，陇南市着力通过电商扶贫模式解决农特产品“卖难”问题，“陇南电商”劳务品牌也因此形成。如今，直播镜头前的每一张陇南面孔，共同组成了陇南特色农业产业的推介团。11年前，刘许霞因为一次契机，成为了这个团队的一员。刘许霞是陇南市西和县十里镇前门村人。2013年从兰州教育学院毕业后，她选择在当地从事教师工作。回家过年时，刘许霞偶然注意到自己家的大桶里有不少土蜂蜜，就随手发了一条朋友圈。没想到几分钟后，就有十几位同学、同事评论说想尝尝。“过完春节，我给他们带了土蜂蜜，好多人都说喜欢，就是在网上买不到。”刘许霞说道。当年，她尝试注册了淘宝店和微店，销售本地的土蜂蜜、粉条、八盘梨、蒲公英茶等，几年间土特产生意越做越大。2019年，她注册了“巾泓”商标及西和陇上惊泓土特产有限公司，开始接触农产品直播带货。“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手机屏幕，可能就是很多人了解陇南的第一个窗口。”刚刚下播的刘许霞指着眼前的手机说。2020年，刘许霞看到其他地区乡村文旅发展的机遇后，趁着回家的工夫，尝试用手机拍下了当地万寿菊从早到晚的不同景色，再配上音乐剪辑成短视频，上传到自己的不同社交平台。没想到几分钟后就收到了大批粉丝的提问：“有民宿吗？”“晚上有地方住吗？”“具体位置在哪？”“如今的劳务品牌，不能再看作是一块单一的牌子，而是要融合到地方的产业发展里，打通全产业链的不同样态。”陈云表示。2023年10月，“陇南电商”被认定为省级劳务品牌，目前从业人员达31万人。在刘许霞等“陇南电商”劳务品牌从业者带动下，“陇上江南”的山地农业名片得以走出山外，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也吸引着更多人走进山中。03“持证上岗”带来哪些新变化？劳务品牌从业者，也需要考试吗？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莫干山旅游景区，沿登山步道向上走，每走几十米几乎就能看到一家不同主题的民宿。德清县的民宿行业兴起于2007年，目前全县登记在册的民宿有850余家，从业人员在万人以上。随着莫干山民宿行业的兴起，一个新型劳务品牌——“莫干山民宿管家”应运而生。接待游客、维持环境卫生、规划游玩路线、线上营销宣传……都是民宿管家的职责。尽管劳务品牌形成了，但是最初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许多从业者很难定位自己的职业范围。2016年，德清县莫干山镇燎原村村民凌学琴和丈夫一起改造了自家的房子，开办了民宿“莫佳客栈”。起初，凌学琴不知如何向住客介绍自己的身份，是开民宿的？还是阿姨或服务员？德清县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当时民宿管家没有技能评定规范，也不在我国的职业目录内，全国的高校、职业院校几乎没有相关培训课程。同时，由于缺乏社会认可与职业认定，民宿管家行业招人难、留人更难。为了让本地民宿管家有标准、规范可循，2020年，德清县发布《民宿管家职业技能等级评定规范》，在县域内实现银牌、金牌、白金牌民宿管家认定。随着各地民宿管家新业态的兴起，2022年，民宿管家作为新职业之一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从此，凌学琴等“莫干山民宿管家”从业者有了名正言顺的职业名片。就在一个月前，一项关于民宿管家的新国标也正式发布。2024年2月9日，人社部发布《民宿管家国家职业标准（2024年版）》，明确了民宿管家的5个职业技能等级。华中师范大学测量与评价研究中心研究员彭瑜是该项标准的起草者之一。“相比于酒店，民宿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是人文内涵。以莫干山民宿为例，每家主题都不同，比如咖啡、亲子、体育、音乐等。这样一来，就要求民宿管家要围绕特定的主题去形成自己的一技之长，并不断精进技艺，这也是民宿管家与服务员之间的本质差别。”彭瑜介绍道，“《标准》从国家层面明确了民宿管家5个等级的技能与知识要求。这样一来民宿管家的职业成长通道就更加清晰，不断通过培训、考试升级，精进技能，相关从业人员进入民宿管家队伍也有了明确的目标。”“民宿管家成为新职业并有相应国家职业标准后，从业者可以通过第三方机构培训，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德清县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考证是非常有必要的，有了这个证书，从业者可以享受到人才政策和相关福利，包括积分入学、积分落户、人才补贴等等。”2022年，德清木亚文旅有限公司参与开办了莫干山民宿管家培训中心，目前在全国共开设6所民宿管家培训学校，为“莫干山民宿管家”及全国民宿从业者提供标准化培训。“一张床要怎么铺、咖啡如何冲泡、餐台怎么布置、线上用户点评怎么维护等，我们提供的培训课程都会涉及。”木亚文旅民宿管家培训中心运营主任吴瑶介绍。截至今年2月，该培训中心已培训乡村民宿从业者9000多名，经过培训考取证书的民宿管家薪资平均上涨40%左右。培训、考级、持证上岗，成为多地劳务品牌从业者的职业进阶历程。人社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劳务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完善劳务品牌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等多元化评价方式，按规定对经评价合格的从业人员发放相应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对符合条件的高技能人才同等落实职称评聘、选拔培养奖励项目等当地人才政策。“培育技能等级晋升体系并为从业者提供技能等级认定服务，不仅有利于提升乡村劳务品牌从业者的技能水平、为从业者提供更高的职业发展空间，也有利于增强乡村劳务品牌的信誉和认可度，增强劳务品牌的整体技能含量，引导市场更好地辨识劳务品牌的技能价值。”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陈李翔表示。04如何让品牌更响亮更强大？“还能挖掘哪些有特色的乡村劳务品牌？名字怎么起？叫工匠还是农人？”2月26日，在前往咖啡园调研的路上，普洱市思茅区就业中心主任谭瑞时刻留意着路边的茶园、果园和中草药种植基地，试图在其中挖掘劳务品牌建设的新线索。千里之外，杭州市农业农村事务保障中心主任朱莉也在琢磨同一件事：“我们桐庐县有个‘三娘’培训班，主要是把赋闲在家的农村妇女召集起来，培训成为绣娘、厨娘、民宿老板娘，带动更多妇女就地、就近灵活就业。这支队伍是不是也可以尝试打造成劳务品牌？”在采访过程中，各地人社部门、农业农村部门等均表示，打造劳务品牌离不开部门间的协同配合。“从就业创业的角度讲，人社部门要扮演好劳务品牌发展推动者的关键角色。但劳务品牌集聚的要素是综合的，涉及领域广泛，因此培育发展劳务品牌需要调动各政府部门掌握的政策、资金等资源，包括农业农村、文旅、住房建设和其他相关部门等。要建立起制度化的协同机制和工作平台，形成各部门促进劳务品牌发展的合力。”陈云对记者说。目前，很多地方相关部门联动的实践模式已初步涌现。“建德草莓师傅”劳务品牌培育过程中，培训机制、具体内容由建德市人社部门与建德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草莓办）共同安排制定。在四川，相关部门依照2022年印发的《“川字号”特色劳务品牌评价标准》，共同参与劳务品牌评选工作。“这是全国率先制定的省级劳务品牌评价标准。”四川省人社厅农民工工作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评价标准总共100分，包含了核心维度、支撑维度、培训维度、品牌维度四个方面。其中，部门的协调配合很重要，评选不同领域的劳务品牌，要由不同部门负责人参与评选，综合意见确定分数。例如农业领域劳务品牌，就由省农业农村厅、省人社厅负责评分。”浙江湖州市德清木亚文旅有限公司民宿管家培训中心运营主任吴瑶（左二）正在与两位民宿管家（左一、右一）讨论培训内容安排。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伴随产业发展和消费升级，国内大白菜育种目标不断升级，从过去重视“好种”到现在强调“好种”“好看”“好吃”“好营养”兼顾。品种专业化、宜机收和产品多样化成为新时代白菜育种的新方向。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大白菜生产和消费国。作为我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原产蔬菜，大白菜凭借栽培面积最大、供应量最多、销售时间最长等特点，成为当之无愧的“百菜之王”和“当家菜”，也是我国率先实现周年生产、周年供应的蔬菜，起到了稳定蔬菜市场的压舱石作用。特别是在我国冬季冷凉的北方地区，地位尤其显著。曾经，北方冬天的餐桌上蔬菜只有白菜、萝卜和土豆，为了吃上一口大白菜，许多人天还没亮就要去农贸市场排队买。“玉田包尖”白菜打包现场。在过去的这个冬天，记者走进田间地头、探访乡村蔬菜交易市场、钻进运菜大货车，追踪采访了大白菜从种到销产业链上的人们，虽然现在冬季市场有上百种蔬菜同时售卖，且不得不承认，最爱囤白菜的那批人已经老了，住进楼房后，搬不动，也没地儿存，更愿意随吃随买，但是，白菜依旧是许多人的生计，是他们过日子的信仰，牵引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不缺大白菜2024年年初的一天，凌晨0点多，零下十一摄氏度，河北省玉田县赵家庄的赵强裹着迷彩军大衣，缩坐在三轮摩托车上，两手深深插进包裹车把的挡风被中，整个身子伏贴在车身上取暖，身后是600斤打包好了的“北京新3号”大白菜。他已经保持这个姿势2个小时了，远远看车上像没有人一样。在玉田县金玉农产品综合批发市场的蔬菜交易广场上，赵强是为数不多的菜农。他已经连续好几年没有在冬天的晚上来这儿了。每年立冬前后才是玉田大白菜集中上市的时节，到了这个时候他家的大白菜已经所剩无几，这一车是家里最后还剩的。“自己吃不完，放着也浪费，寻思这两天没啥事，不如来市场碰碰运气。”赵强哈着气跟记者说。三个多月前，赵强曾用三分钱一斤的价格在地头卖过一批，亩产按一万五千斤算，每亩才卖450元。赵强说2023年种白菜不咋挣钱，因为每亩成本就得1000多元。也就是在那个时间段，2023年11月-12月初，大白菜价格降幅明显，甚至出现局地阶段性卖难现象，引起各界关注。赵强只是这条链条上的一员。他平时并没有查看大宗蔬菜价格的习惯，但是却对供求关系比较敏感。综合各方面信息，他也觉得市面上的大白菜确实比往年要多，在消费没有大增的情况下，价格预期自然也难比往年高。供给量由种植面积和单产共同决定。根据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的数据，截至2023年10月，全国蔬菜在田面积同比增加了133万亩。另外，2023年夏季部分地区遭遇暴雨，补种大白菜等短生育期的蔬菜成为首选，这可能是局部地区冬储大白菜种植面积增加的原因之一。另外，偏暖的天气对大白菜单产增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大白菜品种改良岗位专家、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张凤兰说，2023年秋季偏暖，绝大多数大白菜产区都丰产了，就连受2023年夏季水灾影响推迟种植“误了农时”的地区，长势也都不错。1月10日下午2点，河北省玉田县地头简易菜棚里正在打包“北京新3号”大白菜。玉田县宸东玉菜园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陶广东发现，去年立冬前后收获的大白菜较往年长得更大，成熟得也更快，往年收获时期每棵净菜5-6斤，这回每棵达到6-7斤，平均亩产较往年提升近20%以上。作为大白菜之乡，玉田的这个冬天最不缺的可能就是大白菜。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价也在变动。这次，赵强想以两毛一斤的价格卖出去，比立冬时高了一些。赵强还是第一次在深冬来金玉批发市场卖白菜。到了这里才发现，1月的金玉批发市场已进入淡季，一般凌晨两点左右才有客户进场。作为产地批发市场，如今的金玉批发市场以本地市场交易为主。供应外地的大型采购交易在近十年间逐渐绕开产地批发市场，直接在地头进行。而此时来金玉批发市场卖本地菜的大多是散户。又等了两个多小时，凌晨2:20，一家河北唐山高校的食堂采购商开着货车来进货，终于接收了赵强的大白菜。从小三轮到货车，赵强麻利地搬着一袋又一袋大白菜，码放整齐，一脸的笑容。赵强当晚共计收入120元。很难仅用一个批发商的身份定义他为了摸清产业链上“白菜人”的生存现状，年初，记者曾在玉田城北高速口上了王轩宁的货车，跟他一起进京。王轩宁是河北承德人，个头不高，每到秋冬季他都会来玉田收购大白菜。一辆5.2米长的货车装了8吨多“北京新3号”，一袋12棵，每棵6-7斤。这次他预备在北京八里桥批发市场报价每斤4毛。一个小时之前王轩宁还在地头装车。他说这个冬天格外冷。为了不让菜冻坏，打包总是从正午开始，赶在太阳下山前结束。切根、剥叶、检查、装袋、扛运，在地头一人高的简易菜棚，类似流水线作业，富有节奏感。一般在下午4点前，也就是温度下降至0摄氏度前，王轩宁就得装车完毕。去菜站称重后，就朝北京八里桥批发市场出发，那里有在固定摊位等着他的妻子。他和妻子在八里桥批发市场租了个摊位做批发，主要经营大白菜。“一般是下午运菜，晚上卸货，第二天凌晨开始卖直到早上6点，这样北京市民当天就能吃到这批菜。”1月10日下午5点，从王轩宁的货车副驾向外望去。进京卖菜的路，王轩宁走了十多年，但是很难仅用一个批发商的身份定义王轩宁的职业。大白菜从田间到餐桌，一般需要经历产地、批发、零售三个环节。大型采购每个环节都由专人负责，分工明确。典型的田头交易流程是，农民在田头卖出大白菜，蔬菜经纪人对接下游采购商，并负责联系收割、打包、运输的工人和准备包装材料，经纪人赚的是中间每斤1-2分的服务费。王轩宁说，这种方式对农民来说比较“省心”，在地头就能结算，后续收割、包装、运输等环节农民能少费点心，由经纪人包办。但是考虑到成本，王轩宁选择直接找农户收大白菜，相当于产地经纪人、司机、搬卸工和批发商他一肩挑。成本账王轩宁算得很明白：每斤4毛的报价里，除开给农户每斤2毛，还有单趟油钱400元、批发市场进门费390元和115元的高速费。为了能多拉几吨大白菜，他选择不走免费的绿色通道。此外还有打包的人工和包装材料费。请人打包，工钱每人每小时20元。8吨菜，请10个人打包需要2个多小时。打包用的塑料包装袋一个6毛5分钱，一车大概需要200多个。这样算下来，一斤赚的7分钱就是夫妻俩的辛苦钱。利润多少主要看销量，遇上行情好，一车大白菜不到两三天就卖完了，也有一周都卖不完的情况，过期的损耗也得折算进成本里。长期对市场行情进行监测的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统计部经理刘通介绍，去年冬天，蔬菜出现了一茬压着一茬接续上市的现象，我国鲜活农产品早已具备跨区域调配、跨季节销售的特点，常规年份不同纬度的产区基本能实现衔接上市，但这回在前期异常偏暖天气的影响下，不同产地蔬菜上市供应期出现重叠，大白菜表现得尤为明显。供应量会直接体现在卖菜的速度上，王轩宁估计，这回拉的一车得卖上一周。他说湖北等华中地区大白菜也在集中上市期，比起华北地区的冬储菜，华中地区新上市的菜更新鲜，成本可能还更低。“市面上菜多了，卖的自然也没法儿快。”陶广东60岁了，还担任着玉田县前独树村党支部书记，这个村位于当地蔬菜种植核心区，有近60%的人口从事蔬菜种植产业。陶广东的信息渠道主要靠多年积累的同行和客户。他说未来打算少种一些，因为行情不好说，村里的事儿也不少，忙不过来了。“尖货”与“大路货”进入深冬，在玉田地头已经看不到大白菜了。汽车行驶在村路上，只有少数收割时切掉的白菜根和剥下的白菜叶还留在地里，偶尔有几只羊过来啃。“啪——”王金福打开了半地下菜窖里的灯，原先淹没在黑暗里的紫白菜一下子显现出来。只见码放有一人高的紫白菜分列两边，中间留出空间正好够一辆货运三轮车穿梭其中。这个长86米、宽12米的菜窖最多能放60亩地的菜，现在窖里空了大半。王金福的这批菜在农历年前卖出大部分，留下一小部分是为了等待价钱更好的时候，他打算在3月中旬前逐渐出清，“因为所有的货物集中上市都没有好价钱。”46岁的王金福是靠在金玉批发市场做蔬菜经纪人起家的，胆子大，信息渠道多，头脑灵活。即使语言不通，在国外一个熟人也没有，他也敢单枪匹马去蒙古国、俄罗斯等国拓展新客户。他说牢记汇率、认识货币，就不怕上当。他也是当地第一批种植紫白菜的村民。“8年前，全国都没多少人知道且敢种。物以稀为贵，要做就做市场上稀有的品种。”多年的蔬菜经纪人生涯让王金福对市场和消费变化很敏感。“大众化的大路菜，因为经济实惠，都是年纪偏大的人爱买。这些人即便有积蓄，也舍不得花，要给子女留着。所以我就想改变策略种特色菜，瞄准那些爱尝鲜，想吃健康有营养、口感特别的，并愿意为此花更多钱的年轻人。”王金福的紫白菜。刚开始种紫白菜，王金福心里也没底，他并没有种植特色品种的经验。一个合作出口的老客户告诉他，说有一种紫色的白菜，在国外卖得很好，他就动了心，抱着第一年成本打水漂的心态试了试。好在紫白菜田间管理与“北京新3号”差别不大，增加的成本主要花费在种子上。紫白菜每亩成本为3500-4000元，是当地广泛种植的“北京新3号”成本的2-3倍，但收益却高不少，2023年大白菜价格低迷的时候，紫白菜地头价也能卖到每斤2元左右。王金福兴奋地向记者展示他与客户的聊天和收款记录，2023年6月7日他曾以18元/斤的价格卖给客户15箱，每箱25斤，快递费580元，一共收到7330元。“好多人一听这个价，就说我吹牛皮，我就把这个给他们看。”2021年担任村支书后，王金福更加笃定，种植特色品种是对抗“大路货”低迷行情和带动村民致富的法宝。从第一年试种4亩，到2023年他所在的合作社已经有40多户共种植了500亩紫白菜，今年估计面积还要扩大。能卖上好价的白菜几乎都瞄准中高端市场，有稳定的下游客户，比如王金福的紫白菜和玉田当地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玉田包尖”。记者了解到，多家售卖“玉田包尖”的农户一般都与大型精品商超签订了长期合同，按协议价走货，礼盒装的白菜一棵能卖十几元。挤不进中高端市场的白菜很多时候只能随行就市，从数量上来说，这些普通白菜是绝大多数。它们关联着大部分菜农的生计。在整体供应充足，市场消费量无明显提升的情况下，如何摆脱“丰产不丰收”的窘境依然是个问题。对于王轩宁这样每车利润相对固定的中间商来说，比起特色菜，他还是愿意销售普通大白菜，原因是“要的人多、量大、走货快”，这对于走薄利多销路线的他来说再适合不过。“特色菜价格波动的幅度可能更大，一旦推广开来，种的人多了，要的人没增加多少，价格马上就下来了。”王轩宁分析道。“干到干不动为止”目前北方市场上常见的白菜品种就是赵强、王轩宁和陶广东都在售卖的“北京新3号”。如果说大白菜属于蔬菜里的“大路货”，那“北京新3号”就属于“大路货”里的“大路货”，是追求极致性价比的人眼里最为经济实惠的那类菜。“别看现在‘北京新3号’价格低，曾经地头价能达到六七毛钱一斤，一亩地农民能赚大几千。”王轩宁介绍，过去无论是种地的农民还是中间商，靠这个品种都赚到过不少钱。1996年，张凤兰研究员带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的白菜育种团队成功选育并大面积推广“北京新3号”，该品种属中晚熟一代杂种，在2001年通过了国家审定，是我国蔬菜行业第一个获得植物新品种授权的品种。“这个品种的诞生是为了满足当时的消费需求，解决产业中的问题。”在30多年的大白菜育种生涯里，张凤兰对培育“北京新3号”的印象格外深刻。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许多大白菜品种抗病性较差，产量较低，不适合长途运输。而“北京新3号”则在抗病性、单产、商品性、耐贮藏、适运输等方面提升了不少。“过去北方大白菜上面粗、下面细，而‘北京新3号’上下几乎一样宽，结球紧实，这使得其更适宜储存码放和长途运输。净菜率也高达80%。而且它的适应性很强，从东北、西北、华北到河南、安徽、江苏，大半个中国都能种。还高产，亩产能达到8000公斤，还能抗病毒病、霜霉病，耐黑斑病、软腐病。”张凤兰说，“北京新3号”的田间管理并不复杂，就算以前没种过，地力不够肥，实现亩产一万斤也不太难，因此推广没几年就迅速受到各地菜农和消费者喜爱。张凤兰回忆，“北京新3号”在2010年之前尤其受到热捧。当时种子供不应求，单位负责销售种子的经理在秋白菜种子销售季常常需要“躲”起来，因为好多人要找他“批条子”购买“北京新3号”。彼时科研院所的种子生产能力难以满足激增的市场需要。曾经有河北唐山的一位种子代理商才离开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大门几百米，便被等候在外的下游采购商把种子抢购光了。工人正在田头菜窖打包“北京新3号”白菜。张凤兰说，随着我国育种技术的进步、生产设施完善，原先不怎么种植白菜的地区也有机会发展起相关产业。如今自北向南，从东到西，大白菜在31个省（市、区）均有种植。倒锥形、圆球形、梭形、炮弹形、直筒型、笋形、粗的、细的、紫的、黄的、绿的、黄绿的……目前我国光大白菜的登记品种就达到2900余个。单张凤兰的团队通过现代育种技术培育出适合在不同季节、不同地域种植的品种就有100余个。伴随北方冬季蔬菜供应的改善，大白菜这个曾经冬日里的“当家菜”，也开始面临内部同质化和与其他种类蔬菜双重竞争的局面。如何让消费者在琳琅满目的冬季蔬菜摊上，多吃一些白菜，让更多年轻人爱上白菜，对于从业者来说或将成为新的问题。张凤兰介绍，伴随产业发展和消费升级，国内大白菜育种目标不断升级，从过去重视“好种”到现在强调“好种”“好看”“好吃”“好营养”兼顾。原先重点突破抗病性和高产，在量的问题基本解决后，就开始注重好看的外观，好吃的口感，具备商业性和更高的营养价值。品种专业化、宜机收和产品多样化成为新时代白菜育种的新方向。有专门吃叶子的，有适合吃帮子的。针对腌制、炒菜、炖煮等不同用途，育种都要有针对性进行突破。虽然王轩宁也感受到了这些新变化，但回到他的现实，他还是趋于保守，依然期待“大路货”的春天。北京蔬菜绝大部分来自外地供应，每天有数万个像王轩宁这样的中间商满载着蔬果进入北京。为了方便卖菜，王轩宁和妻子在北京通州租了间房。高速公路上，王轩宁一直以每小时60-70公里的速度行驶，冬天天黑得早，周围静悄悄，两边的田地融入黑暗中。他说，这时候车不算多，0-6点才是货车进京的主要时段。进入通州地界，在卡口刷完身份证后不久，便很快被霓虹灯包围，层叠的立交桥，不间断的喇叭声，周围一下子嘈杂起来。王轩宁头转向左边给记者示意，那边都是近几年新建的商场和商业街，看起来现代感十足，他还没逛过。王轩宁很好奇记者对未来大白菜行情怎么看，又说起上高中的女儿的前途，前前后后问了很多问题，既有希望也有担忧。后来他撂下一句话，“不管行情怎么样，也要干到干不动为止。”他说只要动起来就有机会赚钱，不然一停下来就得往外掏钱。等实在干不动了，他想回农村种地，他说到时候说不定在菜地里切菜根、剥菜叶的工人中就有他一个。（应受访者要求，赵强、王轩宁均为化名）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自古以来，乡村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场域，承担着农产品供给的任务。今天，通过经营，乡村的多元价值被不断发现。文旅、康养、研学、运动、乡创……展示出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乡村经营虽然算不上是新概念、新任务，但随着乡村投入的日趋加大，乡村经营的意义和价值不断得到凸显和放大。如果说以前乡村“开门费”可以忽略不计，那么今天，各种乡建成果如绿化、公厕、水电等维护支出，就变成乡村发展新的、沉重的压力。村集体如何增收？闲置资产如何盘活？项目投入如何变现？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方案，由此都指向了乡村经营。盘点2023年全国各地，尤其是浙江省乡村经营的火热实践，笔者发现十大新的变化。新变一县域整体解决方案浮出水面尽管乡村经营日趋受到重视，但各地基本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抓住某一方面、某一问题进行发力，有的招聘职业经理，有的引进业态，有的由政府出面购买服务。虽然看上去热热闹闹，但却是零敲碎打，事倍功半。中国的改革实验，县域从来都是最为理想的平台。县域不仅具有资源上的完善性和丰富性，又具有财权、人权、事权支配上的相对独立性。在行政层级上，处于省市和镇村之间的枢纽位置上，可以发挥最佳的联动效果和边际效应。从这一基本分析和判断出发，浙江省乡村建设促进会组建“乡建联合体”，推出“乡村经营县域整体解决方案”，整县制地探索乡村经营的规律。该方案不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站在县域层面，进行系统谋划、整体推进。首先，在数量上，根据产业发展基础，在县域内选择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乡村，以“产村合一”的理念，实现一盘棋探索。其次，在品牌先行、运营前置理念指引下，进行“多规合一”的整体规划。统一解决谁来经营、怎么经营、业态如何引进、村集体收益来自哪里、产业发展如何带动、产品如何营销、社会治理如何同步等一揽子深层次问题。第三，在全域规划下，利用强大的“经营合伙人”机制，统一派遣“经营官”，全县范围内同步展开经营实践。一镇一村的经营，不仅很难取得成功，即使成功了，也很难持续。“县域整体解决方案”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构建起全域“流量联盟”，实现数据的共建共享，相互赋能，从顶层设计上保证了乡村经营的有序、有效展开。新变二组团式经营开始破冰前行乡村经营，是乡村向社会、向市场开放的一种方式。随着开放的日渐深入，人们越来越感觉到，单个的行政村无法满足消费者吃住行游购娱的综合需求。因此，共富体、联合体、片区化、风貌带等看上去名称不同但实质一致的组织形式应运而生。这种创新打破行政村边界障碍，在更大范围进行资源、资产整合，共同面向市场予以变现。组团式经营是乡村经营的必然要求，但在真正抱团时遇到的阻力超出想象：在行政村内，资源的调配使用，不存在阻碍，但要跨村整合，则需要重新考量现实可行性。正因如此，组团式发展大多有名无实。叫的虽是组团，其实只有一个联合党委的名，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大家聚在一起，也就是开开会。但经过探索，大家逐步明确了，所谓组团发展，必须有个品牌统一对外，必须有个规划重新整合资源，特别是要有个市场化经营主体，将相关各村的利益紧紧捆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把股份多少、谁来经营、经营什么、如何分钱、怎么监督筹划得明明白白。茶园里的彩虹滑道每到周末总是人满为患。通过经营，2023年，余杭小古城村的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了1150

就日常摄入量而言，达到每天相当于300-500g的乳制品，实际并不难。例如，早餐饮用一杯牛奶（200-250ml），午饭加一杯酸奶（100-125ml）即可。对于儿童来说，早餐可以食用奶酪2-3片，课间再饮一瓶牛奶或酸奶。

长期以来，豆制品对于改善国民饮食结构、提高国民营养和健康水平一直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现实情况是，目前我国居民豆制品人均摄入量远未达标，豆类及其制品年人均消费只有11公斤，与健康膳食推荐仍有差距。在大豆面积、产量、自给率实现“三增长”背景下，倡导大豆健康消费，是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必然要求，也是践行“大食物观”“向植物要蛋白”的重要举措。你喜欢吃大豆制品吗？一块豆腐、一碗豆浆，再寻常不过的豆制品，承载的是国人的记忆和乡愁。我国是大豆的故乡，作为五谷之一，大豆又被称为“菽”。《诗经》有载：“中原有菽，庶民采之。”8000年前，大豆实现人工栽培。5000年前，豆粥开始成为先民的饱腹之物。2000年前，在盐卤的“点化”下，大豆化身豆腐，进而衍生出各种美味。种豆、磨豆、食豆，从一粒大豆到一系列大豆饮食，大豆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那么，大豆有何营养价值？大豆制品有哪些？在大豆面积、产量、自给率实现“三增长”背景下，我国该如何打好大豆消费这张牌？今天你“豆达标”了吗？俗语说“青菜豆腐保平安”“要健康，喝豆浆，要长寿，吃大豆”……一直以来，作为“东方健康膳食营养”中不可或缺的品类，豆制品占据着我国居民家庭餐桌消费的重要位置。“长期以来，豆制品对改善居民饮食结构、提高国民营养和健康水平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黄家章介绍，在蛋白质的供应上，大豆是唯一能够与肉类媲美的植物性蛋白食材。如果说蛋白质等级有个金字塔，那么大豆蛋白就处在“塔尖”的位置。“大豆中蛋白质含量约占营养物质总量的40%左右，是大米、小麦的4-5倍。”黄家章介绍，大豆蛋白中必需氨基酸的组成和比例与动物蛋白相似，更容易被消化吸收，而且富含谷类蛋白质缺乏的赖氨酸，是与谷类蛋白质互补的天然理想食品。“从营养健康机理来看，大豆对于提升人体免疫能力同样具有促进作用。”黄家章介绍，大豆蛋白对于人体免疫系统功能有很好的调节功能，大豆所含有的黄酮类物质能够通过活化免疫细胞、诱导产生信号分子等增强机体免疫功能。那么，怎么吃才能实现日常饮食中的“豆达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多吃蔬果、奶类、全谷、大豆”，其中成年人大豆推荐量为每日15-25克。按照蛋白质含量简单换算，25克大豆相当于365克豆浆或75克北豆腐、40克豆腐丝、55克豆腐干。然而，现实情况是，我国居民豆制品人均摄入量尚未达标。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大豆及其制品摄入量在2000年以后呈下降趋势，成年居民摄入量从2000年的14.5克/天下降到2018年的12.8克/天。“尽管我国有着悠久的豆制品食用历史，但由于饮食结构的变化，现在我国居民食物搭配仍存在比例失调的问题。”黄家章表示，目前我国人均能量、蛋白质、脂肪供给量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营养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较为普遍，较为突出的问题是食用植物油、红肉摄入偏多，大豆及豆制品、牛奶及乳制品、禽肉等优质蛋白质摄入不足，表面上已经“吃饱吃好”，实际上很多居民仍处于超重肥胖、隐性饥饿等“营养不良”状态。一组数据足以说明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年人均肉类消费约9公斤，豆类消费约7公斤，奶类约2公斤。经过40多年发展，2022年，我国肉类年人均消费已增长至70公斤，奶类年人均消费达到42公斤，而豆类及其制品年人均消费只有11公斤，与健康膳食推荐仍有差距。有业内人士认为，消费者对于大豆及大豆制品的营养认知不足，以及部分观念误区是限制大豆产品消费水平的原因之一。“嘌呤含量高是消费者的主要认知误区。”黄家章介绍，大豆确实含有嘌呤，但实际上，大豆中嘌呤的含量比大部分动物蛋白、水产、菌类及藻类含量都低。大豆在加工成豆腐、豆浆等制品的过程中，用水时已把大量嘌呤去除掉，豆浆、豆腐都属于低嘌呤类食品，尤其是深加工后的豆制品中嘌呤含量更低。“大豆异黄酮包含的植物雌激素也是错误观念之一。”黄家章解释，大豆确实含有异黄酮，尽管异黄酮的化学结构与雌激素相似，但它们在体内产生的作用却截然不同。研究已经证实异黄酮具有许多有益的影响，包括支持心脏和骨骼健康的潜在作用，并能降低罹患某些癌症的风险等。传统大豆产品见证消费升级白菜豆腐汤、盐水毛豆、黄豆酱烧鱼……用大豆做的食品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大豆食品分类》划分，我国目前共有14大类大豆制品。随着消费人群的逐渐细分，相关衍生品种越来越多，几乎涉及消费的各个场景和领域。例如，以消费场景划分，可分为早餐豆制品、菜肴类豆制品、休闲零食类豆制品等；按品类划分，可分为豆浆类等与奶可以相互替代的液态产品，以豆腐系列为代表的生鲜类豆制品，以各种口味的豆腐干等为代表的休闲类豆制品，以能量棒、大豆纤维饼干为代表的代餐食品，以腐竹、腐皮为代表的干燥制品，以冻豆腐、千叶豆腐等为代表的速冻豆制品，以大豆冰激凌等为代表的冷饮豆制品，以毛豆、豆芽为代表的蔬菜，以豆浆粉为代表的冲调代餐食品等。豆制品产品体系表。在这当中，以豆腐、豆浆为主的传统生鲜豆制品一直是大豆传统食品的重要品类，在我国大豆食品行业市场中占比超过50%。作为传承了两千多年的传统食品代表，豆腐的工艺技术极具特色。近年来，我国在传统豆制品的加工技术研究上持续发力，使得豆腐这一传统豆制品的品种和风味更加丰富多样。泡豆、磨豆、点卤、凝固……在北京二商希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白玉食品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企业总经理安琳告诉记者，每年入冬前后，豆腐都会进入消费旺季。“尤其在降温的时候，豆腐消费会有明显提升。比如去年北京下雪之后，两天之内北豆腐销量增长了40%。”安琳介绍，经过几十年的迭代升级，目前该企业的豆腐种类已达十多种，涵盖北豆腐、南豆腐、嫩豆腐、韧豆腐等大类。作为最传统的大豆制品，豆腐的加工工艺时至今日仍然遵循着传统古法。不同的是，在现代化豆腐加工车间内，得益于标准化生产技术的应用，豆腐的食品安全水平和品质得以进一步提升。“早些年制作豆腐都是凭师傅经验，现代企业通过标准化流程，防止大豆原料在贮存、运输过程中受到污染，从大豆原料，到蛋白质、水分、营养、食品安全各项指标都是标准稳定的，在保证风味不变的前提下，安全品质会更高。”安琳说。事实上，由于豆腐蛋白质含量高，微生物会在短时间内快速繁殖，使得豆腐极易变质腐败。因此，在豆腐的现代化加工过程中，短时冷却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豆腐属于热加工食品，在包装灭菌完毕以后，我们会在短时间内将豆腐温度降到很低的水平，运输过程也是全程使用冷藏车。”安琳介绍，豆腐快速降温之后，硬度会提高，弹性会变好，口感也更佳。类似工艺升级的还有豆浆。“原来的豆浆都是在开放环境中煮制，通常只能冷藏保存三天。为了解决菌落繁殖产生变质的难题，现在制作豆浆都是在密封管道内完成，煮完以后通过超高温瞬时灭菌，再经过无菌包装机完成包装，在前期把微生物的数量控制到最低。”安琳说。通过应用物理技术而不是添加化学制品的方式，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完美融合，使得豆浆这一传统豆制品的保质期能够延长至45天。“这种液态豆浆产品的市场热度始终比较高，反馈一直很不错。”安琳介绍。从数据上来看，作为重要的植物蛋白来源，随着居民健康意识的提高和对清淡饮食的需求，我国大豆制品的消费量呈现增长趋势。2022年，我国用于豆制品（豆腐、豆浆、腐竹等）加工的大豆用量约为950万吨。“近几年，大豆食用消费量维持着年均5%左右的增速。”中国大豆产业协会执行会长唐启军认为，近几年豆制品市场消费有望稳中有增，特别是以植物蛋白为卖点的高品质豆制品等领域持续创新，有望拉动豆制品消费总量平稳增长。植物蛋白饮品风云渐起“老板，来一碗老友粉，再加一瓶豆奶！”在广西南宁，豆奶是街头粉店里常见的“嗦粉伴侣”。20世纪90年代，豆奶从香港引进，开始登陆内地豆制品消费市场。“2000年左右，广西就形成了喝豆奶的氛围，‘早餐+豆奶’成了这里的标配。”广西六点半豆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九平说。豆奶作为一种植物蛋白饮品，虽然看起来像是舶来品，但中国人对它却一点也不陌生。在我国，饮用豆浆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西汉年间，豆浆就渐渐在民间流行开来。现在，豆浆几乎出现在家家户户的餐桌上。而豆奶作为传统豆浆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不仅继承了豆浆的营养价值，更在口感和消化吸收上进行了升级。“豆浆和豆奶本质都是一种大豆饮品，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加工工艺。”周九平介绍，豆奶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均质处理，使得营养分子更细，吸收率也更高。“中国人是天生的‘植物胃’，乳糖不耐受人群比例高。”周九平说，豆奶中的大豆蛋白属于优质植物蛋白，更易于中国人体质吸收。近年来，天然、健康、绿色逐渐成为新的消费潮流，豆奶等各种植物蛋白饮品开始流行于年轻人的购物列表里。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3年，国内植物即饮豆奶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2022年中国豆奶行业市场消费规模141.16亿元，同比增长高达10%，未来几年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发布的《豆奶营养健康与消费共识》中也提出，每天摄入250毫升全豆奶可满足膳食针对大豆食品每日最低推荐量，并发出“每天两杯奶，牛奶和豆奶，均衡营养更健康”的倡议。“如果说传统豆奶是1.0版本，那么全豆豆奶就是2.0。”周九平介绍，“2021年我们研发出了全豆豆奶，将大豆颗粒的粉碎程度提高了5-8倍，完整保留了大豆中的膳食纤维等多种原生营养，真正做到了大豆99%利用，保留了大豆原有的豆香味，赋予了豆奶更加饱满、丰富的口感。”达利、伊利、统一等企业也纷纷加码豆奶市场，促使豆奶产业进一步发展。以伊利为例，早在2017年，伊利就推出了植物蛋白品牌植选，以豆奶切入市场，并在工艺技术和设备迭代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将植物蛋白变成消费者的新需求。”伊利相关负责人介绍，大豆中含有胰蛋白酶抑制剂，进入人体会影响大豆蛋白营养的消化吸收，采用蒸汽喷射式瞬时灭酶工艺，较传统煮浆灭酶工艺，可以在最大限度减少蛋白变性的同时，保留更多营养成分。口感也是决定豆奶能否被大众接受的关键因素。“传统豆奶口感比较稀薄，豆腥味也较重。通过研发，我们研究出了破壁锁香的低温隔氧研磨技术，避免豆浆与氧气接触，在去除豆腥味的同时,保留了更多的豆香。”伊利相关负责人说。此外，豆浆粉作为豆浆“工业化”的另一个赛道，近年来也不断推陈出新。“我们重点攻克了豆浆溶解度的问题，让豆浆粉在冷水情况下溶解度也能达到99%。”黑龙江省农垦龙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奕迅介绍，“面对市场需求的多样变化，传统豆浆也正经历营养口味上的变化，在大众口味豆浆之外，我们特别研发了益生菌豆浆、姜黄豆浆等，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大豆蛋白的“神奇百变”素牛肉干、辣条、冰激凌、鸡米花……你一定不会想到，这些食品都能够经由大豆制成。在山东禹王生态食业有限公司，十几条大豆蛋白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20世纪90年代，禹王集团研发出低温脱溶技术，推出低温食用豆粕，并以此为原料制成大豆分离蛋白，赋予了大豆“七十二变”的能力。“大豆分离蛋白是以低温食用豆粕为原料，采用碱溶酸沉工艺，把大豆中的不溶性膳食纤维和可溶性的碳水化合物等分离出去，就获得了蛋白含量达到90%以上的大豆蛋白产品。”禹王生态总经理助理刘军介绍。有了大豆蛋白粉，大豆便可变换不同“身份”：通过挤压膨化技术使大豆蛋白分子变成类似肌肉纤维的结构，再进行调色调味成型，由大豆蛋白制成的各类营养健康的食品便端上了人们的餐桌。近年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居民饮食结构的改变、营养来源的变化以及环境的持续恶化，食用蛋白正面临危机——一方面，现有农牧生产模式并不能满足未来人口的蛋白质供给需求。相关数据显示，到2050年，世界人口增至100亿时，若按照现有的农牧生产模式，则需要4个地球才能满足人类达到发达国家的蛋白质摄入水平。而传统畜牧业行业蛋白转化率仅有3%-31%，急需有一种高效的“新型畜牧业”模式来提升食物蛋白质转化效率。另一方面，传统畜牧业养殖带来了大量温室气体排放，开发新型的可持续蛋白质来源，将有效减少畜牧业养殖，助力全球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多重难题下，植物肉产业迎来了发展机遇。刘军算了两笔经济账：相比传统的饲料养殖禽畜来获取肉蛋白，如果从大豆中获取豆蛋白，以禹王年产12万吨大豆蛋白为例，相对肉蛋白可节约6617万亩耕地，相当于1.4个广东省的耕地面积；可减排1219万吨二氧化碳，需50万亩阔叶林吸收一年。事实上，我国植物肉产业已发展多年。在餐饮界，一直都有做仿荤素肉的传统，走进素菜馆，色香味俱全的鸡鸭鱼肉，实际都是用大豆制成的。“但现在的植物肉跟传统素肉并不一样。”刘军介绍，20世纪70年代开始，传统素肉就开始走上人们餐桌，那时候的素肉是相对初级的组织化蛋白产品，现在的植物肉创新应用新的质构成型、调色、调味技术，产品色泽逼真、风味优良、口感更好也更营养。山东禹王生态食业有限公司植物蛋白肉车间。受访者供图作为一种健康、环保的食品，植物肉逐渐引起全球消费者的关注。国泰证券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植物肉市场规模约139亿美元，预计每年增长15%。据测算，2023年全球市场规模约211亿美元。我国植物肉市场起步较晚，相关业内人士分析，如果未来我国植物肉消费能达到目前美国植物肉的消费水平，按照目前我国肉制品市场2万亿元的规模测算，预计到2035年左右我国植物肉市场可达2600亿元，是目前市场规模的20倍左右。巨大的市场蓝海下，为满足美味多样、营养健康、方便实惠等植物肉消费需求，企业正在加紧行动。在北京市平谷区苏陀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大豆蛋白做的新式辣条引起记者的注意：油脂含量只有3%，蛋白含量在25%-30%，比传统辣条蛋白增加了3倍，油脂降低了80%。“大豆蛋白营养食品的标签非常清洁，几乎没有添加剂，只有蛋白粉和水。”苏陀科技总经理张伟说。由大豆蛋白制成的辣条。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淮南有着悠久的豆腐文化，有为了文化传承与共同记忆而坚守的传统匠人。如何将厚重的历史积淀转化为新阶段、新格局下的产业优势，让淮南大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承担更重要的使命，给这座历史名城提出了新的课题。“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当人们念叨起这段歌谣的时候，说明春节就要到了。豆腐，这一传统的食材，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中国人的年节记忆，融入了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寒冬腊月，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白菜猪肉炖豆腐，既是舌尖上的享受，又是家的温暖。“都富”也好，“都福”也罢，过年吃豆腐，除了讨个好口彩，也寄托着人们对富足、美好、幸福生活的憧憬。春节将至，我们走进“豆腐的故乡”——安徽省淮南市，去寻根溯源这一小块方寸之中的天地，去感受一方豆腐里的年味。在感叹于其厚重的文化历史和代代相承的传统技艺时，也禁不住“为之计深远”：作为拥有悠久历史的豆腐发源地，淮南是怎样使得其文化遗产在岁月的流逝中不褪色，又该如何为大豆产业的新发展保驾护航？我们试图从翻阅历史的底片、倾听当下的述说中，描摹这个传统产业历久弥新的样貌。淮南豆腐菜。光阴的故事豆腐，这一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食材，传说原本是一颗“仙丹”。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豆腐之法，始于前汉淮南王刘安。”相传刘安在炼丹时，原料中无意加入了石膏，结果意外“炼”出了豆腐。淮南因此被烙上了豆腐发源地的印记。豆腐像是一个锚点，很多淮南人的记忆都是从它伸展开来的。小时候，天刚蒙蒙亮，屋外的青石板路上，传来了哒哒的脚步声，还有那清脆的“豆——腐”叫卖声。那个声音刻在了原淮南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姚尚书的记忆里，“‘豆’字要拖得长长的，‘腐’字则要结束得干脆有力。”随着声音越来越近，脚上穿着趿拉板卖豆腐的人也卸下了肩上的扁担。吱吱呀呀，街道旁的房门打开了，妇女们拿着锅碗瓢盆涌了出来。这份童年记忆凝结出的情感，此后绵延不绝地流淌在姚尚书对淮南地方志的编纂中。豆腐像是一个图腾，它是淮南人心底里的踏实和希望。姚尚书还记得，小时候到了除夕那天，年夜饭出了锅，家里人都坐等开席了，母亲总会在锅里放一块豆腐，再加上一棵葱，“这样来年就不会挨饿”。这块豆腐是老百姓的心安和对来年丰衣足食的祈盼。哪怕如今早已衣食无忧，这个习惯仍是家里过年的一项“仪式”。年夜饭，更是像一桌豆腐宴。有炖成汤的，炒成菜的，连饺子都是用豆腐做成外皮包的。炸的豆腐外酥里嫩，咬一口，汤汁顺着筷子流下来，围裙上的斑斑点点也是种美味的印记。豆腐饺。淮南豆腐以其爽滑鲜嫩远近闻名，它的诞生离不开好工艺。淮南寿县的豆腐制作技艺世世代代传承下来，跟淮南豆腐一起，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寿县八公山乡大泉村村民黄中宝记得，小时候，父亲每天凌晨三点多就要起床。先是要泡豆子，冬天要泡二十个小时，夏天好一点，三个小时就可以了。“我们都是用大泉水泡，这口千年古井的水冬暖夏凉，还带着丝丝甜味。”豆子泡好后就能磨浆了，用石磨磨最少要两个人，一个人添磨子，一个人磨，这样磨出来的豆腐更细嫩好吃。但这个环节非常辛苦，俗话就说，“世上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等到豆浆磨出来，父亲常常是满头大汗了，还要用纱布口袋反复捞灌、挤压，直到将豆渣完全分离出来。接下来就是煮浆了，这是儿时的黄中宝最幸福的时刻。豆浆煮沸后，母亲总会给他盛上一碗最鲜嫩的豆浆，那满满的豆香味，飘满了他的整个童年。那时候的黄中宝还不能完全体会父亲的辛苦，等到长大后接了班，他才知道一碗豆浆的来之不易，“一桶豆浆至少要30多斤，每天至少要做三桶。我现在才30多岁，提多了都费劲。”不仅费力，还要费心，整个做豆腐的过程中，点膏是最讲究的环节：点多了，豆腐不细腻；点少了，就成不了豆腐。所以特别讲究点卤剂量，分寸得掌握到微克。豆腐制作工艺。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屋子，就是父亲做好豆腐要出门的时候了，“每天都要走好多里路去卖。”黄中宝记得，父亲的运输工具从扁担慢慢变成自行车，后来又变成三轮车。随之变化的，还有父亲头上渐渐长出来的白发。幸好辛苦没有白费，父亲磨出来的豆腐细嫩、亮泽、豆香味浓，特别受认可，“我爸每次都是空着扁担回家。”这些老手艺，跟这里的豆腐历史一样，没有随着时间的流淌而褪色，反而历久弥新，一代代传承下来，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里，慢慢雕刻着自己的时光。精耕细作厚植特色淮南豆腐的鼎鼎大名还要归功于好原料。上天似乎对这个豆腐发源地给予了格外的偏爱：这里地处长江和淮河流域，水源充足，降雨量充沛。种粮大户管正胜在寿县涧沟镇方圩村生活了60多年，从来没遇上过干旱。这里的土壤钾含量十分丰富，将一公斤土壤含120-150毫克钾这一基本标准当作参照系的话，淮南的土壤每公斤的钾含量高达256毫克，而这一元素正是促使大豆生长最重要的养料。管正胜在淮河边上种了2000亩地，一家人就靠这土地养活了。“我们管这土叫‘夜潮土’，松软湿润，土墒适宜。哪怕白天再干，等到了晚上，地下水一上来，土壤湿度就增加了。”“夏至种黄豆，一天一夜扛榔头”,说的就是夏至节气种黄豆最适宜，夜潮土的水分来得快，种下去一天一夜就可发芽。在日复一日的春耕秋收中，他还摸索出了好多“土办法”：大豆刚播种遇上下暴雨，别人都担心土壤板结不出苗，他总是很镇定，用旋耕机轻轻旋一层土，“表层土就变得松软了，大豆就能按时出苗。”有“老天爷赏饭吃”，再加上精耕细作，管正胜一年挣个五六十万元不成问题。但要想满足全淮南人的味蕾，就需要更大规模的经营主体付出努力了。拿淮南全市大豆种植面积最大的寿西湖农场来说，3.6万亩的大豆从种到收全部采用精细化管理。“我们从投入品上就开始把关。”农场农业科技部负责人王成刚说，“我们建立了基地农业投入品专供点，不定期监督检查，确保符合绿色食品的投入品标准，让老百姓吃得放心。”由于光照条件好，淮南的大豆蛋白质含量高。寿西湖农场不满足于此，他们选用的大豆品种“科豆1号”蛋白质含量能达到40%以上。这一特性使之非常适合做豆制品。“我们主要施用有机肥，少用化肥，一直到灌浆期，会喷施三遍叶面肥，里面含有腐植酸、氨基酸以及很多微量元素，都是为了提高大豆的蛋白质含量。”王成刚心里一直有个标杆：“不能砸了淮南大豆的招牌，高蛋白含量是我们淮南大豆最大的特色。做出来的豆制品口感好，营养价值高，人体吸收也快。”最能体现淮南大豆品质的，便是做成豆腐、千张、豆饼等这样的鲜品。但鲜品由于冷藏保鲜的要求高，销售范围受限。所以一颗大豆要想物尽其用，要想“大有作为”，必须往精深加工的方向走。当然，淮南有着悠久的豆腐文化，有为了文化传承与共同记忆而坚守的传统匠人。但如何将厚重的历史积淀转化为新阶段、新格局下的产业优势，让淮南大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承担更重要的使命，给这座历史名城提出了新的课题。从小作坊到产业园转型向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还要经历阵痛，淮南曾一度陷入到了“有招牌没品牌，有历史没产业”的困境中。在寿县，有大小近千家豆腐作坊，几乎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延续了传统的制作技艺。这种家庭作坊的形式非常稳固，很多都是代代相传。黄中宝已经是家里做豆腐的第三代传人了。他2008年从部队退伍，放弃了交警大队的工作，从父亲手中接管豆腐坊。“一方面是为了传承传统，淮南市内有很多父亲积累下的客户；另一方面，我也愿意干，做豆腐既能够照顾家人，工作其实也相对自由。”黄中宝不觉得辛苦，“现在条件比以前好很多，有了磨豆机后能省去很多力气。”淮南市寿县八公山乡大泉村的黄家豆腐坊内，黄中宝正在制作豆腐。祁倩倩

“胶白”虽有好出身，但能长期称霸白菜江湖主要靠后天努力。从品种、地块的选择，到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理等环节，一颗“胶白”的面世有着严格的标准，这成就了胶州大白菜的高品质。为使“胶白”产业焕发新活力，守好胶州大白菜品牌，胶州也一直在探索与城市调性匹配、与白菜文化契合的品牌之路。在金庸先生的《鹿鼎记》中，江湖中人个个口称“平生不识陈近南，纵称英雄也枉然”，大有陈近南一出便等于正式认证了好汉们的江湖身份一样。若是放在白菜界，这个人人敬仰的“好汉”必定是胶州大白菜（当地人简称“胶白”）。作为北方地区代表性的冬储菜，国内白菜品种多样、各有长短，但名气大如“胶白”，曾获鲁迅先生在《朝花夕拾》中专门点赞的，便屈指可数了。“胶白”拥有上千年种植史，从过去常见的大路菜，发展成现今远销日韩的蔬菜伴手礼；从一度无人问津到现在坐拥全国性线上线下销售网络，曾经的“小白菜”是如何炼成了“大特产”，“胶白”又究竟靠什么从市场竞争中突出重围？隆冬时节，记者到山东省胶州市，寻访胶州大白菜“一枝独秀”的发展密码。胶州市丰硕家庭农场大白菜生产基地。脆甜自有道霜降是天地间的号令。一夜北风吹，秋霜白了一地，大地露出原生态的枯黄。白菜愈发长得欢实，远看青葱一片，点缀着苍茫的胶州湾平原。“胶白”是众多文人墨客笔下的“人间好滋味”，也是白菜界的“明星”。鲁迅先生在散文《藤野先生》中专门提到了各地白菜冒充“胶白”的情景：“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北方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文中所写的“胶菜”，便是胶州大白菜。好到要被冒充，无疑凸显胶州大白菜的贵重、非同一般。从农业品牌建设的角度看，大路菜因为缺少稀缺性和差异性，品牌打造是相对困难的，但胶州大白菜却成了个例外。同为白菜，“胶白”究竟有何不同？“胶州大白菜是脆甜的。”生食其味道，大多数人会是这样的感受。帮嫩薄、汁乳白、味鲜美、纤维细、营养好——胶州大白菜曾多次作为“国礼”赠送国际友人，也是古今饕客们的心头好。正因其如此深厚的底蕴和鲜美滋味，让胶州大白菜拥有了区别于其他普通白菜的称呼——“胶白”“胶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胶白”的与众不同，首先得益于胶州独特的水土。胶州市地处北纬36°，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雨热同季，四季分明，三里河、墨水河、胶莱河、大沽河等27条大小河流日夜流淌。地里的大白菜“喝”着这样甜美的水，长出来的叶子水灵灵，吃起来甜滋滋。“胶白”多沿河种植，种植区域土壤矿物质、有机质含量高，土质以沙壤土居多，通透性好，适宜大白菜深扎根，叶子卷得更结实，口感更佳。得天独厚的外部环境，为“胶白”生长提供了“温床”。“先天水土好，再加上优良的品种、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理等多重优势叠加，让‘胶白’成为了菜中‘卷王’。”胶州市农业农村局园艺作物科科长迟秀丽说。“胶白”虽有好出身，但能长期称霸白菜江湖主要靠后天努力。从品种、地块的选择，到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理等环节，一颗“胶白”的面世有着严格的标准，这成就了胶州大白菜的高品质。为确保胶州大白菜的产品质量，胶州市投资200多万元，建立了胶州市大白菜检测中心，能够对产地的土壤、水质等生产指标及大白菜产品的农残指标、营养指标进行详尽的检测。“胶州大白菜种植主体的投入成本较其他地区高30%以上，普通大白菜每亩投入1700元左右，品牌大白菜每亩投入2800元以上，主要体现在培肥地力、过程管理等方面。”胶州市大白菜协会会长张居波介绍。胶州市丰硕家庭农场大白菜生产基地。有投入的不仅是种植户，胶州上上下下都在为大白菜发展操着心。2008年起，胶州市连续投资2000多万元，建设“胶州大白菜优质化生产示范区”，配套连栋温室、钢架拱棚，安装滴灌、声谱仪等现代化生产设备，产生了巨大的示范带动作用。胶州大白菜加工包装车间、冷藏库、研发中心相继建成，搭建起胶州大白菜产业发展的平台。品质只是基础，品牌的独特性、差异化才是市场竞争的法宝。胶州市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带动作用，规范发展会员和认证基地。目前，行业协会在认证基地推行产品追溯、质量分级、优质优价，并规范商标标识和包装，有了“身份证”的大白菜“颗颗有身份、全程可追溯”。一颗大白菜，投入这么多，产量可能还赶不上普通白菜，值得吗？“去年秋天以来，白菜价格出现‘跳水’，刚开始心里也打鼓，但是刚开卖一周就有信心了。”青岛九龙山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春花表示，就算是普通标准的“胶白”，每斤价格5元左右，相比几毛一斤的普通白菜，可以说是“一斤‘胶白’十斤菜”。而这么贵的价格，在市场上依然受到追捧。青岛九龙山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生产的大白菜。2023年遭遇暖秋，国内蔬菜供应量大价贱，部分地区白菜甚至出现弃收，种植户面临较大亏损。相比于国内其他产区的内卷，“胶白”在行业低谷期更凸显其市场优势。例如，青岛顺昌食品有限公司多年前就开始开拓日韩市场，推出冷冻“胶白”系列产品专供出口，订单量常年保持稳定，有效抵御了国内蔬菜市场的价格波动。“冷冻技术愈发成熟，完全不影响大白菜的营养和品质，国外消费者很认可胶州大白菜的鲜味和营养。”公司总经理张钦娥自豪地介绍。“说到底，还是胶州大白菜这个品牌给了我们底气。”随着“胶白”的品牌名气在全国越叫越响，胶莱街道吴家村种植户邱永臣愈发体会到品牌的力量。“种菜这件事，一点都掺不了假，你糊弄它，它就糊弄你。”这位老菜农感慨道。强力有效的举措带动胶州大白菜种植，目前胶州市白菜面积常年稳定在6万亩左右。据胶州大白菜协会数据，目前经过认证的大白菜基地80家、6915亩，总产量超过30万吨。

家喻户晓的土特产可以再度“翻红”，“隐藏款”特产可以破圈传播，不同特质的农产品可以联手激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内需活力。有从天而降的热度是幸运，但持久消费力的养成仍然要靠对品质“十年磨一剑”的精心培育，销售打法因势而动的创新，以及让农业品牌别具一格的能力。黄望的手机最近一直发烫，“每天的电话、微信太多了，都是找我们合作社订购砂糖橘的。”除了订单量上涨，价格便是最直观的表现了。“砂糖橘刚上市时，地头价是一斤一块七毛钱左右，现在已经涨到了两块二毛钱了。单价、收购价、农户的卖价都在上涨。不要小看这个涨幅，在砂糖橘常年价格已经十分稳定的行情下，哪怕只涨两三毛钱，一个普通农户一年的收入就可以多个一两万元。”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永福县金色东方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黄望好多年没有见过这个“阵仗”了。有关数据显示，随着2023年12月以来哈尔滨旅游热点事件的不断发酵，广西砂糖橘在某网站总搜索量同比增长近200%。今年1月1-9日，线上商家砂糖橘销售量倍增，日均销售单量达2万单，平均增长1倍以上。同样火了的还有黑龙江蔓越莓。1月10日左右，淘宝天猫数据显示，蔓越莓搜索量同比上涨958%，成交翻倍。连带周边商品蔓越莓汁和蔓越莓干的同比搜索量也分别上涨了228%和136%。一时间，黑龙江蔓越莓就从鲜为人知的“洋水果”成为炙手可热的本土水果“新贵”。“尔滨”的出圈，一边使传统土特产重回巅峰，一边则让原本不为人知的“隐藏款”水果一举成名，一南一北、一老一新两种水果，成为2024年的开年“顶流”。但流量易逝，爆火难长，土特产和“隐藏款”两类发展轨迹截然不同的农产品，该如何找准市场路径，将这从天而降的富贵变成细水长流的优势，将短时间的热销变成稳定广阔的农产品消费市场，成为一道必答题。近日，本报记者走访种植户、企业，询问专家与行业从业者，试图探寻在农产品社交化传播的趋势下，如何精准捕捉热点，带动优质农产品出圈，促进全产业发展，从而惠及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千千万万以此为生的农民和对高质量农产品汲汲以求的广大消费者。一场“南北奔赴”擦出的火花在11个从广西南宁去哈尔滨研学游的小朋友出发之前，可能谁也不会想到，此次哈尔滨之行，竟能掀起一波农产品消费的热潮。砂糖橘，这种在路边摊都随处可见的水果可以再度“吸粉”，有“东北老铁”感谢“广西老表”激情下单的原因，更是消费者对来自优质产区土特产的信赖。如今，砂糖橘已经成为了广西土特产的“王牌代言”。一方面有老天爷赏饭吃的因素：依托于低纬度、大跨越的地理优势和昼夜温差大的气候条件，广西砂糖橘跟其他省市相比糖分更高、生长期更长。另一方面也是长期努力引发质变的结果。“此次翻红不是偶然”，广西农业农村厅市场与信息化处副处长李胜福告诉记者，在立足特色资源的基础上，广西打造了一批具有竞争优势的柑橘区域公用品牌，找准销售切口，并不断发展农产品加工、保鲜储藏、运输销售等，完善农产品产业链，才形成消费者耳熟能详的广西砂糖橘“老字号”。一方水土产一方物，土特产的诞生离不开孕育的土地，这些为人称道、深入人心的土特产具有明显的区域特点，在长久的市场推广中，特色被不断凸显，并逐渐成为代表各自地域的亮眼名片。在这个过程中，土特产本身已经深深嵌入到产地中，二者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收到四千多公里外广西送出的砂糖橘礼物后，黑龙江却在本地众多传统土特产中，另辟蹊径，精心准备了10万盒连本地人都“不知道”的优质蔓越莓回赠。这一“隐藏款”特产的曝光，立刻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农业大摸底”，各地的“隐藏款”特产开始陆续浮出水面：四川鱼子酱、安徽鹅肝、重庆淡水澳龙、甘肃南美白对虾……其实它们大多是颠覆人们对产地与产品之间固有印象的新土特产：一些原本受到区域、气候限制的特色品种或从国外引入，或由本土研发，随着农业科技进步和产业化的发展，走出了传统主产区，在别处“落地生根”，由于缺乏推介的渠道和曝光的机会，才成了消费者口中的“隐藏款”。让人惊喜的是，此次相遇，引发的并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而是擦出了共赢的火花——家喻户晓的土特产可以再度“翻红”，“隐藏款”特产可以破圈传播，不同特质的农产品可以联手激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内需活力。有从天而降的热度是幸运，但持久消费力的养成仍然要靠对品质“十年磨一剑”的精心培育，销售打法因势而动的创新，以及让农业品牌别具一格的能力。用品质稳固销量不管是土特产还是“隐藏款”，“酒香”能够持久地飘出“深巷”，“酒”本身就要足够“香”。广西砂糖橘的独一无二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从气候区分布上看，它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和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条件优越，能为柑橘提供充足的光照、温度和降雨；地下水储量充沛，一些地区的土壤富含硒，十分肥沃。从地形特征上看，广西以山地丘陵地形为主，因此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天光合作用强，能制造大量的有机物，而夜晚气温低，植物呼吸作用弱，消耗的有机物少。糖分产得多耗得少，积累起来，砂糖橘自然就甜。相比之下，“隐藏款”农产品在产地生态方面就显得有些“先天不足”了。蔓越莓原产于北美地区，对种植环境很是“挑剔”：适合生长在北纬47°左右的凉爽地区，对土壤的酸性、排水性及土地的规模化程度都有很高的要求。为了保证产品品质，黑龙江省抚远市红海植业蔓越莓种植基地负责人李峰坦言，在前期项目建设时，平整土地、修建水利设施等费了不少工夫，每亩投入3.5万元-4万元来完善种植基础设施，才为蔓越莓搭建起了“理想中的家”。但广西砂糖橘有了上天的“偏爱”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当然不是，从种植管理到采收的各个环节，提高科技含金量、加强质量监管始终是打造精品水果的必经之路。随便在广西的砂糖橘种植园里走走，就会看到它们都穿着“衣服”——砂糖橘上都包着一层薄膜。这是广西自己摸索出来的，在全国首先得以大面积应用的“柑橘覆膜留树保鲜技术”，为的是防雨、防风，避雨、避风。“这样可以保护砂糖橘的生长，避免在冬季寒冷时候烂果、落果、裂果，也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好。”广西水果技术指导站副站长王举兵告诉记者，这项技术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它的广泛应用把整个砂糖橘最佳种植区域向北推进了170公里、1.5个纬度，而且越往北温差越大，既不会让砂糖橘冻坏，又可以保证其品质更好，这也促使广西砂糖橘的种植面积、规模产量达到全国第一。为了保证质量，在砂糖橘生产的各个环节黄望都事无巨细地亲力亲为。“收购的时候，就要按高质量的标准去收，比如个头要均匀，不能大小不一，更不可能说为了一斤便宜个一两毛钱，把次果也收了。”黄望每次还都要亲自尝一尝，确保收购的砂糖橘是纯甜的。他还告诉记者，“我们的种植基地都经过了有机农产品、绿色食品认证。为了统一品质，避免质量参差不齐，果园的管理都是标准化的，推广的是已经成熟的全生产周期的种植技术。”对蔓越莓来说，采摘则是需要紧盯的环节。一方面，蔓越莓鲜果需用人工采收，将颗粒饱满、硬度较大的果实单挑出来，专门装盒售卖；而另一部分加工用的蔓越莓，为了保证果实完整不破损，在收获方式上也借鉴北美成熟的“湿收获”技术，在灌木丛的四周筑起挡水围栏，然后往地里注水，当水面没过植株高度，成熟的蔓越莓果实就浮于水面，再用机器将果实一并收集起来。如此湿收获，一方面是为了提升收获速度，另一方面就是为了筛选出坏掉的果实，统一品质。此外，李峰不仅申请了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还将格局打开，放眼全球市场，提前申请了良好农业规范认证（简称GAP），为蔓越莓以后“走出去”提前铺好路。GAP因为受到监管、零售商、消费者的采信，不仅如同尺子一样规范了好果子应该是什么样的，保证蔓越莓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他告诉记者，更重要的是，它能打破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贸易壁垒，是未来国产蔓越莓走向全球市场的“通行证”。社交化的销售渠道以前买农产品，总要拎个袋子，去菜市场或者超市里，听商贩们讲讲，再亲自看一看，摸一摸，尝一尝。而如今，只需要动动手指。广西砂糖橘近两年频频登上社交媒体热搜榜，“没有一袋砂糖橘能过夜”“炫迈砂糖橘”等话题每年临近新春旺季都会刷屏，引发消费者激情下单。李胜福说，早在2017年，广西就建立了农业品牌目录制度，通过一系列严格认证将广西品质最好的绿色或者有机认证的农产品纳入目录，并通过各类展会、专项宣传、线上线下对接等方式进行市场推广，并积极利用社交媒体将农业品牌打出去。这次两种水果的爆火都得益于短视频的传播，并由此延伸开一系列南北情谊缔结的社交话题，才使得销量在兼有社交和电商功能的手机移动平台上，有了显著增长。“通过电商平台，我们当天采摘、当天发货，很多省份的消费者次日就能吃到新鲜的砂糖橘。”黄望说，“消费者拿手机刷我们账号的短视频时，动动手指就可以直接下单，然后我们一辆货车就能直接运到销售省份的大仓，供应链环节大大减少，能省去好多上车、下车费，也能减少水果在运输中的损耗，大幅提升了流通效率。而且平台抽取的佣金比例也不算高，因此我们的利润挺可观。”近年来，社交网络催生了一大批炙手可热的网红水果：从搭上新消费主义快车，与收入水平、财务自由挂钩的车厘子；再到肉多肉少凭运气“开盲盒”、遇上“报恩榴莲”的榴莲。在社交化的农产品消费渠道里，无论是传统土特产还是进口新品，当农产品达到现象级爆红时，其意义早已超过了本身的食用价值，而是成为一种社交符号。为了跟上这股潮流，“隐藏款”农产品产业可能需要更多、更久的付出。2014年，红海植业落地抚远，4200亩的规模化种植项目使抚远成为亚洲最大的蔓越莓基地；2019年，基地种植的蔓越莓进入鲜果期，也是在这一年，蔓越莓第一次做鲜果售卖，开辟了区别于蔓越莓加工产品的全新赛道，并从此不断入驻线上电商平台以及线下高端商超，一步一步扩大产业发展实力。从2019年400多吨的年产量，到2023年产量高达2700吨，提升6倍之多。李峰说：“未来10年，抚远蔓越莓将迎来丰产期，产量还有提升空间。”在红海植业种植基地的展示牌上，赫然几个大字昭示着其发展信心：红海蔓越莓产业将在10年内带来100亿元的市场规模。在黑龙江省抚远市红海植业蔓越莓种植基地，工人正在采收蔓越莓。受访者供图提升产量还不够，要面对全网爆红涌来的潮水般的销量，还需要不断完善鲜果与加工品供应链：红海植业在全国多地建立了加工工厂，保证足够且适宜储存的仓容，同时不断发展二级经销商，确保销售渠道顺畅。此外，在运输环节，红海植业选用透气性好、防潮、防氧化的包装材料，运输过程实现全程冷链，温度保持在1℃-4℃之间，确保一颗颗蔓越莓鲜果能顺利到达消费者的餐桌。擦亮品牌打响知名度“中国人每吃三个砂糖橘，就有一个来自广西。”随便问一个广西人，这都是他们心尖上的骄傲。仅金色东方一家合作社，在东北一省，一年就可以卖掉600多吨砂糖橘。作为一个水果大省，在已经十分“内卷”的广西水果中，砂糖橘一直都是那个“卷王”：整个广西的砂糖橘年产量为671万吨，其产量、规模、种植面积超过了广西其他所有水果。“广西砂糖橘”的品牌之所以能叫得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各市县的砂糖橘都好，从而攥指成拳形成合力。不管消费者买到的是哪个市县产的，都能代表“广西砂糖橘”的品质。为了做到这一点，广西注重每一个市县的区域品牌打造与推广，如今，桂林、象州、荔浦、西林、武鸣砂糖橘都已经名声在外。参与过“广西砂糖橘”品牌建设的中国人民大学品牌农业首席专家娄向鹏说：“广西各市县的砂糖橘都做出了自己的品牌灵魂。”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西林砂糖橘上市早，主打“先天下之甜而甜”；桂林砂糖橘由于当地昼夜温差大，光照好，砂糖橘的表面会起一层沙，颜色是砂红的，非常好看，口感也是纯甜，适合做春节礼盒，主打“过年甜蜜蜜”。广西桂林市永福县村民张孝忠为赶销售旺季，在自家果园里采摘成熟的砂糖橘。受访者供图其实优势土特产的品牌之路，可以深化细分领域，从而各具特色，形成合力。但对于知名度尚未路人皆知的“隐藏款”，则可以独具一格，先攻占特定的消费受众，然后稳扎稳打，逐步深入。黑龙江蔓越莓虽然起步较晚，但好在起点高，自身属性就决定了其小品类的精品水果路线。凭借这几年持之以恒的市场推广、媒体宣传，高档的消费认知已经逐渐构建起来，国内蔓越莓的目标受众群体也被不断聚焦并且扩大，此次爆火，更是将蔓越莓赋予了特殊寓意，并推向了更广泛的食用场景。李峰认识到，要满足广阔的国内市场需求，种植规模至少要达到30万亩。“光靠红海植业一个基地、抚远一个城市还远远不够，需要更多企业进入，才能推动整个蔓越莓产业稳步往前。”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在红海植业种植基地，成熟的蔓越莓漂浮在水面上，宛如一片红色的海洋，十分壮观。但广阔的消费市场，成百上千倍于这片水域，是我们无法界定其边界的蓝海。农业的特殊性在于农业生产是长期实践，农产品再火爆也无法在短时间内进行量产。对于当下蔓越莓的发展来说，供需缺口的弥补必然要通过扩大种植规模来实现，这是农产品发展的第一步，可也的确需要时间的酝酿。此次蔓越莓爆火大大加快了蔓越莓鲜果的流通速度。“签订订单的工厂和平台的出货量大约比平时增加了30%-40%，但还是需要结合全年发展计划来。”比起昙花一现，李峰更愿意选择细水长流。他介绍道，红海植业目前4200亩的规模化种植还只是第一期，二期3万亩的“红海小镇”工程也已进入操作阶段。除此以外，在蔓越莓产品加工这条产业发展原本的“大路”上，红海植业不仅建设了自己的蔓越莓果汁、果脯等产品的加工工厂，近几年也在不断寻找更多与下游工厂、经销商合作的机会。并且不仅仅局限于蔓越莓食用领域，而是积极拓展应用场景，建设生物制药提取工厂，萃取蔓越莓的功效成分应用到医药、美容等领域，真正将蔓越莓“红海”转变为蓝海。蔓越莓鲜果产品。受访者供图在红海植业的立体战略中，第三产业的布局正好实践着娄向鹏向记者介绍的“企业要打造好品牌道场”这句话。2017年，抚远宣布了“东方蔓越莓之都”的定位。从2019年开始，每年9月蔓越莓采收时节，红海植业都会组织“中国蔓越莓采收节”，邀请新农业专家、生鲜水果及餐饮行业商家、各地游客来体验“红海小镇”蔓越莓的丰收盛况。据了解，在“十四五”规划中，抚远市将积极开展蔓越莓庄园项目建设，谋划建设一批集生态模式、科技示范、良种展示、技术培训、农业体验、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生态高效蔓越莓庄园，打造蔓越莓主题文化节，使这颗国产“红宝石”不仅闪耀于东极，也在全国各地散发光芒。爆红是一时的，如何长红是一道更难答的考题。因此，广西在面对此次“泼天富贵”的态度中，总有一种危机和谨慎做底色。作为国产大品类水果，广西砂糖橘的种植面积已经很大了，无法再继续进行规模性的扩张，这也是很多传统土特产同样面临的发展瓶颈，因此唯一出路就是在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除了抓住此次热点，我们要在以后更漫长的时间中积极主动地展示我们的砂糖橘。”李胜福已经在谋划更长远的推广计划，比如全国范围内的产销对接、品牌推介巡展等。广西相关部门还积极联动，将此次热度的红利向更广阔的范围延伸和扩展，带动更大的消费群体。广西文化和旅游厅文旅创新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志雄告诉记者：“我们联合广西农业农村厅，推出6大水果主题旅游精品线路，把广西水果产地轨迹连接后变成旅游路线，将更多的水果品类介绍给广大消费者。比如游客沿着其中一条路线旅游，就可以品尝到白玉甘蔗、容县沙田柚，并领略风景各异的沿途美景。”广西旅游大数据显示，今年1月1日至9日，全区共接待东北三省游客74.36万人次，同比增长493.2%。在娄向鹏看来，农产品跟文旅具有天然的关联度，都属于人们生活半径的一部分。而且我国地大物博，饮食、环境差异大，将农产品与文旅协同起来，会给人带来新鲜感，可实现多方共赢。广西商务厅则和黑龙江商务厅积极联动，互荐双方名特优产品和采购商名录，联动大型商超、餐饮企业、食材基地，开展“桂字号”“老字号”以及“黑土优品”等互采互销活动，推动两省区名特优产品进市场、进商超、进餐馆。广西商务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在打造特色品牌方面持续发力，健全农业全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从而形成品牌拉动资源集聚、带动产业提质、赋能乡村振兴的良性循环。“家底”丰厚了，各地推介文旅项目才会更加得心应手。这次由哈尔滨冰雪旅游引发的一系列热点，如同一面镜子，不同类型的区域农产品从中可以窥见不同的发展路径。老牌土特产借势宣传，新贵“隐藏款”造势出圈，都让消费者获得了新鲜感。但热闹终会归于平静，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农产品，在往后更漫长的时光中，不断讲出自己的产业故事。也希望这次“南北奔赴”只是一个小火花，可以点燃更多新业态、新格局让它们在农产品消费市场上共同绽放。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中最富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文明结晶和宝贵财富。中国非遗项目总数位居世界第一，在新时代，如何做好非遗的保护和传承？非遗传承如何与人权保护相互促进？非遗传承者、参与者的文化需求如何得到满足与尊重？非遗如何与文旅融合促进产业发展进而产生经济效益？请看来自天山脚下的故事。“3、2、1……”随着倒数声结束，灯光倾泻下来，聚焦于舞台上的马买提吐尔干·马买提。他闭上双眼深吸一口气，用柯尔克孜语吟诵起那位相识多年的英雄。“像月湖似的玛纳斯，前面看去像白虎，后面看去像巨龙，顶上看去像苍鹰；他若发怒哼一下，赛过四十只狮子吼鸣……”马买提吐尔干的演唱声与手势随着故事节奏而起伏变化。千百年来，在草原上的歌谣里，在柯尔克孜族群众哄娃娃的呢喃中，玛纳斯是一个口口相传的名字。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传说中的英雄，他与子孙带领人民对抗外来侵略、追求幸福生活，是力量、勇气和智慧的化身。1981年的帕米尔高原上，7岁的马买提吐尔干第一次在父亲的吟诵中与玛纳斯相识。2006年，《玛纳斯》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父亲老去了，他却成为了一名《玛纳斯》史诗非遗传承人，走出雪山草原，来到舞台上吟诵史诗，讲述英雄的故事。在时间中永驻的不只有英雄的故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古以来是多民族聚居地区，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这里传承，孕育出丰厚的非遗资源。数据显示，新疆现有非遗代表性项目5607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6559人。这些数字承载着一代代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家园与文化权利。《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提出，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提升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天山脚下，非遗传承如何与人权保护相互促进？非遗传承者、参与者的文化需求如何得到满足与尊重？基层百姓又如何在非遗创新发展中收获幸福？日前，记者带着问题走进新疆，从“非遗行者”的足迹中寻找答案。传承薪火何以生生不息？挺胸，掸掸衣领，捻捻两抹八字胡，故意把衣服扯得凌乱，迈起八字步……上台前一脸严肃的阿力甫·阿都热合甫，只用了短短两三秒钟就瞬间“入戏”。2023年12月14日，在手鼓与哈密艾捷克（哈密木卡姆伴奏乐器中的主奏乐器）悠扬的曲调中，哈密木卡姆中的“娶媳妇”经典唱段开演，阿力甫在其中扮演一名被捉弄的滑稽反派角色，他一上一下地扭动起自己的眉毛，观众席不时传来笑声与掌声。阿力甫·阿都热合甫（前排右一）在表演哈密木卡姆。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农村新能源汽车市场空间广阔，未来将成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主要增量市场，但农村地区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制约了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的释放。当杠杆的一头是乡村新能源车保有量有限，另一头是乡村充电基础设施市场同样规模有限时，该靠谁去撬动谁？车该充电了，林兴在脑子里做起了“算术题”。平时，他住在浙江省温州市市区，这两天回到老家泰顺县雅阳镇看望父母。老家的房子没有院子，也没有固定车位，装不了私人充电桩，给车充电由此成了难题。“县里有充电站，但我从镇上去县里要跑近60公里，没开到那里车就得趴窝；省道上有快速充电桩，但距离近的也在十几公里外，来回跑20来公里，就为了充一个多小时的电，总有种白充了的感觉……”林兴决定放弃以上两个选项，把目光投向镇上仅有的几个交流充电桩。但这种充电桩俗称“慢充桩”，林兴算了下，至少要七八个小时才能给车充满电。“只能把车开过去充一晚，第二天再开回来了。”但他在地图上一查，发现这个方案也不算省事：车在充电，人得回家，来回还没法靠步行，他得拜托朋友接送自己。“以后但凡出远门，我肯定只开油车。”吃一堑长一智，林兴更加理解为什么镇上和村里的一些朋友不愿买新能源车了。可他又不甘心地想：这两年眼看市里充电桩多了起来，未来在乡村充电会不会也越来越方便？但这个未来多久能来？作为我国超2000万辆新能源车保有量背后的一名普通消费者，林兴并不清楚，他只是希望越快越好！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在浙江省杭州市，杜国伟的手里倒是握着一张时间表：到2025年，浙江乡村地区将累计建成不少于90万个充电桩，其中公共充电桩不少于2万个，全省车桩比达到1.5:1，这意味着平均每三辆新能源车能有两个充电桩。杜国伟所在的浙江省能源局电力处，负责全省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这项数据来自他参与制定的《浙江省完善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系

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创意产品不断涌现，东北冰雪经济实现了从城市到郊区，从洋灿灿的步行街到齐整整的篱笆院全面覆盖。让冰雪经济红利从城市延伸至乡村，实现从吸引游客到留住游客、从“网红”到“长红”的华丽转变是当前的重点。1月12日下午，黑龙江呼兰河口湿地公园占地1200亩的黑鹭鸟国际休闲垂钓中心基地内，来自湖南的谢先生一行四人正在厚厚冰面上的帐篷内悠闲垂钓。火炉隔绝了外面的严寒，谢先生顺着两个已经打好的冰洞放下诱饵。帐篷外的雪地上，摆放着他们一下午的“战果”——9条鲑鱼和鳟鱼。在距离帐篷不远的岸边，两棵树之间挂着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千年渔猎

一个山区大型安置社区引来“亚洲袜王”落户、建成香菇全产业链，靠的是什么？14989名搬迁群众人均收入从2018年搬迁前的3980元增长到2023年的19050元，靠的是什么？青龙泉社区先后荣获全国“十三五”美丽搬迁安置区、湖北省易地搬迁“稳得住、能致富”安置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靠的是什么？一江清水北上，万千移民离乡。当百年大党赓续全面小康的“千年梦想”，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这个集“老少边穷库”于一体的国家级贫困县，义无反顾肩负起“保山护水”“脱贫攻坚”的双重责任。2018年底，丹江口水库淹没征用良田30万亩，库区内安移民12.67万人、分散安置1.7万户4.8万人后，18个乡镇243个村4300余户近1.5万贫中之贫、困中之困群众难以找到安置用地。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破解分散安置选址难、配套难、发展难等问题，郧阳区在杨溪铺镇青龙泉社区高标准建成湖北省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既“挪穷窝”，又“换穷业”，更“断穷根”。据统计，“十三五”期间，全国累计投入各类资金约6000亿元，建成集中安置区约3.5万个、安置住房266万余套，96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群众通过易地搬迁脱贫摘帽。虽然财政在持续投入，但面对财政多重压力交织，乡村基础投入缺口大，农村土地、资金、劳动力持续外流的现实，仅仅依靠财政投入，难以推动安置社区就地实现新型城镇化。如今，在青龙泉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14989名搬迁群众人均收入从2018年的3980元增长到2023年的19050元，是搬迁前的近5倍。社区引来“亚洲袜王”落户，建成香菇全产业链，并荣获全国“十三五”美丽搬迁安置区、湖北省易地搬迁“稳得住、能致富”安置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究竟是怎样一种力量激发出青龙泉社区的内生活力，使其能在面临诸多共性困难时脱颖而出？郧阳区委书记胡先平说：“是社会资本的撬动给青龙泉社区带来了磅礴生机。”隆冬时节，记者走进了这个被社会资本撬动的社区。社会资本如何撬动产业发展？“以前住老房子怕塌、住新房子又怕挨饿，现在住着新房子、过上了好日子。”说起新生活，青龙泉社区46岁的曾云很满意。搬迁前，曾云一家四口住在郧阳区叶大乡毛河村，主要靠丈夫赵龙到煤矿上打工勉强维持生计。来到社区后，赵龙种植香菇，年均纯利润3万多元，曾云则在社区内的袜子厂做后道工序的定型工人，一个月能挣3000多元。陈鲜和曾云一样幸运。“社区给了我工作，企业给了我成长的平台。”1月9日，湖北棉伙棉伴智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棉伙棉伴公司”）车间主任陈鲜激动地说。陈鲜原本是郧阳区五峰乡的一名普通农民，2019年易地扶贫搬迁至杨溪铺镇青龙泉社区，并成为社区配套建设的袜业扶贫车间棉伙棉伴公司的一名纺织工人。在棉伙棉伴公司四年多的培养下，陈鲜实现了人生“三级跳”，由一名普通农民成长为一名产业工人，甚至荣获全国“最美纺织工”，工资由最初的2000多元，增长到7000多元。“我在企业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陈鲜说。“农民姓‘农’，有劳作习惯。”胡先平告诉记者，让搬迁群众扎根新社区，更好地融入城镇新生活，关键在产业、在就业。郧阳区坚持国有资本“搭台”的同时，积极引进社会资本投资3.2亿元，对袜子和香菇两大主导产业升级扩规，4000多名居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相当于平均每户家庭都有一人从农民变成产业工人。“提起安置社区，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产业基础薄弱、市场化程度低，只能依靠中央政策资金的支持。我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要想让脱贫群众真正搬出‘穷窝窝’，单纯依靠易迁后扶资金和乡村振兴资金这些‘福利性输血’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调动一切可利用的力量，激活一切有价值的资源资产，引入具有雄厚财力资源、人才资源、技术资源、市场资源的社会资本，才能为安置社区提供内生发展动力。”青龙泉社区党委书记侯晓东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社会资本累计在青龙泉社区投资4.15亿元，国有投资占总投资比重从2020年以前的63.8%降到2023年的11.3%。社会资本具有天然的趋利性。那么，青龙泉社区如何吸引社会资本有序投入？如何保障脱贫群众利益不被资本侵蚀？如何让脱贫群众持续稳定增收？“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单体袜业生产车间，可以实现1581台电脑织袜机同时工作，年产各类袜子1.5亿双，年产值可达3亿元，这个厂房是区里国有企业跟我们共投的，前三年免费使用，第四年交租金，我们想在第六年把厂房回购。”棉伙棉伴公司负责人高振兴告诉记者，吸引持续投资的是郧阳区持续优化的利好政策。在青龙泉社区袜业车间，工人正在智能袜机生产线上作业。“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是郧阳袜业产业从无到有的真实写照。郧阳区抢抓浙江省诸暨市袜业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机遇，制定袜业“黄金十条”（即《关于支持浙江省诸暨市袜业企业助力精准脱贫的若干意见》），用“真心实意”和“真金白银”引进20余家袜业企业。社区9000余名常住脱贫群众，为袜业企业带来了丰富优质的劳动力资源，棉伙棉伴公司先后投入约2300万元提供试用期兜底工资和技术培训，投入2100万元更新设备。“现在二期项目继续追加投资3亿元，准备深耕郧阳这片土地。”高振兴说，二期规划建设标准化车间3.8万平方米，仓储面积约500平方米，并计划配套智能机器1000台。建成投产后，可辐射带动6000多人就业，实现销售收入13亿元。“社区智能香菇棚架按照单价8万元出售给社区群众，前期支付的租金抵扣部分购棚款，剩余分十年以租金方式或分期付清。”侯晓东介绍。利好政策推动着香菇产业的发展，300余户群众租用大棚，年种植香菇300万棒左右。同时，引进绿筷子、爱蘑食品等7家企业入驻香菇精深加工产业园，链式发展香菇，推行香菇“大棚到户”，新建食用菌校企联合中心、香菇交易大市场等，形成香菇研发、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条，1500多人在香菇产业链上增收。目前，社区建有香菇种植基地1250亩、香菇智能大棚1113个，香菇全产业链产业园项目引入研发企业年产菌种200万袋、制作菌棒800万棒，绿道农业公司循环利用废旧菌棒制造有机肥、机制炭，年消耗废旧菌棒3600吨。社会资本如何撬动百姓创业？依托产业，青龙泉社区站稳了脚跟。但持续迈向更美好的幸福生活，归根结底还要依靠群众的内生动力。内生动力的关键在于自主创业。创业需要资金，更需要平台。社会资本的引入，为社区创业者搭建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每天傍晚下班，侯晓东都要刷刷手机，看看种菇大户韩文军等居民的抖音、快手短视频，点几个赞。“我的几个直播账号总粉丝数超过10万，九成都是买东西的客户。”42岁的韩文军介绍，他和弟弟妹妹一起，白天种菇、晚上直播，自家菇卖完了还帮其他菇农卖，每月电商卖货收入超10万元，今年种植香菇3.2万棒，利润10万元以上。社会资本的撬动，让社区居民韩文军兄妹三人从“幕后”走到“台前”。2023年，河南人段承绪成立湖北千韵文化公司，致力于将青龙泉社区打造成“中国第一易迁电商小镇”，并在社区轮番开办电商直播培训班。近年来，社区培训电商从业人员152人，培育万人粉丝量以上网红大咖26人。韩文军三兄妹就是社区群众眼中的直播达人。同韩文军一样积极改写人生的，还有“香菇大王”刘单启、在社区开蛋糕店的“90后”居民詹华云……2019年，社区附近的杨溪铺镇刘湾村村民何宗平成立了香菇种植合作社，个人投资大约30万元，主要从事香菇种植、大棚维修、香菇收购、菌棒生产等业务，社区60%的大棚都由他来维修，每年收购香菇约200万斤。在香菇种植合作社的带动下，一部分居民主动增加投入，加入到共建共享制棒厂中，扩大再生产。2023年，刘单启带领30余名群众租下罗沟村的香菇制棒厂，收取菌棒订金60余万元，自主制棒30万棒，哪户制棒哪户自己来务工，务工工资还可以抵扣买棒款，刘单启的制棒厂年营收达到150万元以上，制出的菌棒现在已经长出一朵朵小花菇，坏损率不到2%。社区居民吴立强最初承包2个棚种植8000棒香菇，现在回到老家青山镇租赁大棚种植香菇20.12万棒，带动20余人就业，人均年收入2.5万元以上。从脱贫到增收再到致富，社区居民参与主导产业变身“头雁”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714户群众购置了小轿车，居民幸福指数连年攀升。“以21型规格菌棒为例，每棒自制成本5.65元，而从外面购买则要花6.23元。”家住70栋的居民勾开秀介绍，自己从开始的一棚、两棚到如今的四棚，每年多挣几万元不成问题。2023年9月，菇农有了“新福利”，社区引进顺兴食用菌有限公司等4家市场主体，竞价收购香菇，每天每个收购点平均收购鲜菇2万斤，提高了菇农的收入。菇农毛其兴说：“我们选择多了，一斤可以多卖1.5元，一年增加收入2.5万元。”青龙泉社区易地搬迁户肖荣兰正在采摘香菇。此外，社区还建设了创新创业孵化中心，以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对社区内注册成立的经营主体，根据营业收入给予1万-5万元不等的开办奖励，目前社区拥有注册企业28家、个体工商户110个、其他临时摊贩30余家，年产值共计4700万元。2018年11月，詹华云一家六口从胡家营镇胡家营村搬迁到青龙泉社区后，她决定不再外出打工，和丈夫杨善坤在“家门口”创业。“活了一辈子，在社区第一次吃上了生日蛋糕。”86岁的老人张先宝说，很多老人、小孩以前在农村时，没有正儿八经地庆祝过生日。社区网格员詹华云服务着20栋500户脱贫群众，细心的她发现了这个问题，还发现社区没有蛋糕店，于是叫回在外务工的丈夫，租用社区门面房开了一家蛋糕店，不仅每天收入300元以上，还成为詹华云了解社区群众的“桥梁”。社区老人们纷纷感叹：“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小詹，这闺女比我们亲闺女都细心。”詹华云说：“在这里，我们不仅过上了小康生活，还找到了精神支撑。”据统计，在社区大力培训、帮扶下，青龙泉共有3700多名居民外出务工就业，小微创业园、双创中心吸纳了120多名居民自主创业，主要涉及电商、快递、餐饮、服装等领域。除此之外，社区能人宋瑞开办劳务公司、曾自强开办建筑公司，100余名社区群众到区内或市内从事香菇种植采摘、蓝莓采摘、建筑施工等劳务服务，年获得劳务收入60万元以上。像他们一样，社区共有652名群众从外地回来创业就业，“挣钱顾家两不误，安幼养老都兼顾。”社会资本如何撬动社区服务？走进青龙泉社区，165栋江景楼房错落有致，5.5公里柏油路面直通楼下，九年一贯制学校、老年病医院、卫生健康中心、“四点半学校”、“幸福食堂”等构建起“一刻钟”便民服务圈。“易地扶贫搬迁不仅仅是让贫困群众换一套新房、换一个生活环境，更是一场生产生活方式的迁徙。”侯晓东说，社区慢性病、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占比39%，“一老一小”占比24%。如何填补政府投入不足短板，释放社会资本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活力，为社区群众提供高质量服务？成为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社区服务，运营资金是最大的难题。青龙泉社区建成初期，有迁出各乡镇和区直单位派驻干部20余人，目前社区25名干部中有22名是本社区居民，72名楼栋长全部由社区群众担任。面对此前几乎为“零”的集体经济，社区干部工资从哪里来？日常运行经费又从哪里来？青龙泉社区把100余户在城区买房群众的闲置房屋整合起来，把68间商业门面利用起来，出租给社区群众开办小门店、小作坊，年均增加各类社会资本投入1500万元以上，吸引周边乡镇116户353人到社区经商务工，社区年获取租金125万元。社区还采购了一批烘干机等固定资产，以实物入股，村民按照烘干香菇数量缴费，社区每年可盈利20余万元。同时，社区注重拓展空间，用好“头顶”资源。在一次社区群众民意恳谈会上，大家展开热烈讨论，有人提出：“春江路等主干道上的路灯关得早，有时刮风下雪去香菇基地不方便，晚上回到社区漆黑一片。”大家商量着：“现在路灯靠社区集体交电费，月均电费3万多元，为什么不改装太阳能路灯呢，尽管一次性投入大，但每年结余的电费有几十万元，长远看更划算”，“社区现在的屋顶光秃秃的，我看周边有些群众屋顶装了太阳能光伏板，一年能发几万度电”。于是，在大家的建议下，社区引入企业投资3000万元，利用安置房屋顶建设4万平方米的分布式光伏，获得一次性收入108万元，年获取分红111万元。通过不断向内挖潜、盘活闲置资源、引入社会资本经营，社区集体资产从2022年的57万元增加到2023年的200余万元，集体资源利用率不断提升、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社区为群众服务的能力不断提升。市场化运营让社区找到了社会资本盈利和弱势群体服务的平衡点。为了解决孩子教育问题、消除群众后顾之忧，卫健部门整合资金130余万元，建成6030平方米的幼儿服务中心，在杨溪铺镇卫生院统一管理下，引入贝艺托育中心负责日常运营，面向社区及周边村，按900-1500元/月标准收取0-3岁孩童的托育费用，实现微利运营。青龙泉社区小学生正在社区图书角读书。同时，企业也在想办法，如棉伙棉伴公司投入200万元建设“四点半学校”，购置校车按时接送孩子，聘请专业托幼老师免费为孩子提供晚餐、晚托服务。在企业务工的社区群众朱西琴说：“我把家里俩孩子送到公司开办的学校去，既有玩伴，又能托管，还很安全，我们工作时也更安心。”为解决医疗问题，社区建成了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医疗卫生中心，由社区卫生院市场化经营，设置诊疗和康复床位40余张，为老年人及特殊群体提供市场化养老服务，按照1200-3000元/月标准收取费用。设立100万元的医疗救助专项资金，住院费用在2500元以内的，个人自付费用予以减免；住院费用超过2500元的，个人自付费用再予减免，封顶500元。社区居民尹兴成今年89岁，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是医院的“常客”，他说：“医院离家近，住院很方便，个人花不了几个钱。”社会资本如何撬动基层治理？社区居民柯常敏曾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突遇意外交通事故后，生活一度陷入困难。社区第一时间为其送去5000元救助金。同时，由专业律师代为诉讼，与肇事者打官司，与相关部门沟通，争取合法权益，获得了5.6万元经济赔偿。面对1.5万名群众，社区工作人员有限、精力有限，如何有效治理，确保社区平安、稳定？这是摆在面前的难题。在基层治理中，社区既引入社会资本，又引入公益力量、志愿力量，不断增强治理能力。由郧阳区民政局和慈善总会带头捐赠，9家爱心企业、112名爱心群众合计捐赠18万元，成立了社区公益基金会，为突发变故或特殊困难家庭提供必要救助，促进社区稳定、和谐。杨溪铺镇法庭把法庭搬进社区，将案件公开审理，以案释法，每周五选派公益律师到社区坐班提供法律援助。自2023年9月份以来，已成功开展2起法律援助。青龙泉社区采取社区、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组织、社会资源“五社联动”方式，在培育社区基层治理力量的同时，引入社会专业力量，比如律师、心理咨询师等，每年从公益基金中拿出6万元左右，让专业人士为群众提供服务。在生活垃圾治理方面，青龙泉社区实行“两主两办两条线”（即党委主导、群众主体、协会领办、物业兜办、自主倒、上门收）的垃圾分类治理模式，组建了一支17人的垃圾治理志愿服务队，由队员及社区智能语音喇叭为居民讲解垃圾分类常识，引导居民从个人做起、从家庭做起，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行动。同时，社区充分依托市场主体对可再生资源进行回收，通过积分兑换或市场价收购，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目标。社区将废品收购从业者和附近刘湾村村民共69人吸引进来，成立垃圾治理协会，在不同片区搭建了4个垃圾分拣中心，由协会人员承租，每年上交租金1万元。垃圾分拣中心可以收购可资源化再利用的垃圾，既可以将垃圾变现，又能让群众到超市兑换日常生活用品，引导群众分类投放垃圾。对于不可回收的有害生活垃圾，由社区物业公司统一收集，并与国有企业茂源公司签订兜底收购协议，由国有企业兜底处理，最终实现垃圾无害化目标。垃圾治理协会会员兼承租人、绿颜超市负责人颜玲说：“承租垃圾分拣中心很有意义，既帮群众增加了收入，又保护了环境，虽然只赚了小钱，但办成了大事。”目前，社区建有垃圾分拣中心4处、四分类垃圾亭259个，配发两分类垃圾桶4100户，拥有干垃圾转运车4辆、湿垃圾清运车1辆、小型垃圾清运车2辆，建立了“点线面”结合的垃圾分类设施，垃圾资源化率达60%。在花池里种菜，到阳台上养鸡……刚搬到青龙泉社区时，不少群众还有一些过去的生活习惯。起初，社区请来了物业公司，但好景不长，一年时间里各种渠道投诉了2300余条，物业服务成为令社区群众头疼的难题。居民纷纷要求：“我们自己干”“肯定比他们扫得干净……”2022年春，社区“两委”在充分征求居民意见建议基础上，决定以共同缔造理念探索成立社区主导、能人牵头、群众共管的物业服务新模式。经社区党委及居民代表大会讨论，最终，居民卢春昌获得89%的海选票，他牵头成立了郧泉物业公司，下设绿化、设施维修两个子公司。郧泉物业公司采取“群众事、群众管”的原则，选聘90余名社区居民加入物业公司，为群众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物业服务，并吸纳200余名居民干零工，从事绿化管护和设施维修。社区群众按0.1元/平方米的标准缴纳物业费，设立“居民+物业+社区”三方共同出资的公共设施维修经费，实现了“花小钱办大事”，打造了安置社区物业管理新品牌。“小区内要改造生态树池，外面的公司报价每个坑420元，但物业和居民一起动手，每个树坑只花了55元。”侯晓东介绍，新物业公司每年为社区节省物业成本50万元以上。从过去“十里八乡是熟人”，到现在“社区是我家、居民一家亲”，青龙泉社区坚持引入社会资本，盘活内在资源，培养居民的主人翁意识。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管理后，社区绿化、安保、环卫、维修等方面得到明显改善，群众满意率从25%提升至96%，缴费率从31%提升到98%。2020年，社区运用共同缔造理念，引领人人参与社区治理，建立起“三员三长”机制，即由党员、网格员、卫生防疫员组成“三员”，负责了解社区群众的需求和困难；楼栋长、片长、警长组成“三长”，负责排查安全隐患和矛盾纠纷，协助社区处理楼栋日常事务等工作。“我负责的有6户独居老人，至少3天就去敲门看一次，确保他们的安全。”赵延龙是一名具有25年党龄的老党员，是积极参与社区管理的代表之一。2019年3月从杨溪铺镇伏山村搬迁到青龙泉社区，次年春天，赵延龙主动当起楼栋长，负责9栋204户居民的安全隐患排查、矛盾纠纷调解等。目前，社区共有“三员三长”277名，89%来自社区居民。“以前是熟人监督，自由散漫；现在是自我管理，文明有序。”侯晓东说，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提升社区基层治理质量，社区群众归属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搬迁以来实现了“零上访、零事故、零案件”。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