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论评

历史新闻

二战史有感:美国的隐蔽潜力值得关注

最近看到一个视频,说美国在二战中最大的错误,是帮助苏俄战胜了德国,并认为如果美国在二战中不是全力支持苏俄,而是与德国妥协,让德国与苏联对峙,实现一种欧洲的战略平衡,就不会出现二战后苏俄势力一家独大并对外扩张,包括俄乌战争这样的“俄祸”灾难的局面也不会出现。这样的观点初听起来似乎言之凿凿,根据这种观点,如果美国真的做出上述的选择,苏俄自然不可能在二战后全面胜利,中国革命也得不到作为二战胜利者的、占领东北的苏联的支持,国共双方大概率是在苏、美的联合压力下实现和平建国,成立一个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新体制。如战后法国那样。事实上,根据历史记载,毛泽东在1945年下半年与1946年初就有过这样的考虑,他说过,以后重庆谈判成功,他就从延安搬迁到江苏淮安长住,以后就往来于淮安与南京之间。在1946年前三个月,和平建国已经成为中共党内高层的共识,由此可见,如果没有东北因素,中国的历史也将会重写。我们可以发挥丰富想像力,许多后来发生的事,都不会发生,二千年传统的儒家士绅文化得以保留,中国将走上另一种发展模式与现代化道路。然而,美国的另一种历史性选择的假设在事实上与逻辑上都是不成立的。这个视频的逻辑大前提是美国一定会赢,既然一定会赢,那就采取另一种赢法。作者的方法论错误在于,以美国后来成为赢家这一结果,作为基础与大前提,来倒推出美国作出另一种选择也是可能的并能取胜的。首先,二战初期,美国并没有那么强大,美国并没有绝对胜算。二战爆发以前,美国的军事力量之弱,也完全超乎我们中国人现在的想像。让我们用事实来说明问题。1939年9月,美国军队总人数只在占全世界武装部队的第19位,还不如土耳其,军队人数17.4万人。只有3个编制齐全的师,且兵员都不足。这3个师分布在不同地点。最令人难以想像的是,由于缺乏军事车辆,美国开国以来,还从来没有机会进行师一级的训练。美国军队装备过时,由于缺乏经费,只能每隔四年进行一次为期两周的军事演习。马歇尔新任参谋长时说,美军已经降为三流国家的军队。(以上这些信息,可见于《史迪威在华经验》一书。)当然,这也并不奇怪,美国四邻没有强敌,美国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它本来就不必为自己的国防有任何担忧。相对美国而言,日本可以最多动员到500万人的军队。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美国陆军加起来只有26万人,还不到日本现役军人的一个零头,这也说明为什么日本人不怕美国,敢于发动珍珠港偷袭,因为他们认为美国人并不难对付。按视频作者的观点,以这样的美国军队去单独去对付德国,并力求在苏德之间达到平衡,是可能的吗?其次,美国当时与纳粹德国妥协,是根本不可能的。美国与纳粹德国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当时德国已经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这是因为,美国是以海洋国际贸易作为生命线的国家,德国一旦霸占了欧洲,就等于封锁了大西洋,以大西洋为生命线的美国就根本没有活路了。为了应对这个头号敌人,必须拉拢更多的同盟者,苏联也在美的同盟者之中也就是必然的了。如果美国不支持苏联,苏联不能用800万红军(占领柏林时苏军已经达到1200万人)的强大的陆军力量打败德国,美国是不可能在战争中取胜的。第三,从军事战略上考虑,美国如果不支持苏联,就无法让德国持续陷入两面作战。如果美国不全力支持苏联,就等于让希特勒实现占领苏联全境的既定目标,那时,德国就会如虎添翼,从苏联国土上获得源源不断的战争资源,反过来对付孤立的英国,美国就更无法打败德国了。由此可见雅尔塔体系的产生,是有其军事理性基础与历史必然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个视频的观点,似乎言之凿普,但经不起推敲,提出的是一个伪问题。既然美国战争能力如此薄弱,为什么美国能在二战中取胜?美国的优势在于它的工业实力与潜在的军事动员能力,这是可以通过太平洋战争与欧洲战争激活起来的潜力。直到战争结束的前一年,美国一年生产的战斗机就可达10万架。更不用说造船能力与军火生产能力了,到了1945年,美国对日本的军事作战能力已经形成碾压级优势。事实上,日本高层不少人战前早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包括冈村宁次、三本五十六,都深知美国工业动员能力是日本的13倍,他们反对与美国开战,但他们对付不了国内对美主战派的强大力量,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下,缺乏讨论的自由,军国主义的“战狼”与受军国主义教化的民众“巨婴”对于任何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一律从道德上视为“日奸”与“投降派”。对于“日奸”与“投降派”予以暗杀,在道德上与舆论上反而是占上风的。日本国内强大的“爱国主义”暗杀风气,造成了许多众人崇拜的“民族英雄”,让日本国内陷入群体颠狂的非理性状态,根本无法形成军事理性与健康判断力。二战前后的这段历史,对于我们今天思考中美关系问题,有什么启示?有人会认为,现在的美国已经走向衰亡了,全球化以来,美国制造业大量外移,出现了许多“铁锈地带”,美国的工业制造能力现在已经空虚化了。美国已经不是当年的美国了。美国出现“铁锈地带”,这确实是事实,但另一方面,一旦进入战争,美国可以利用自己与盟国的关系,借助于全球化的广泛联络,迅速调动世界资源来实现军事生产的目标,世界排名前十的雄厚资产的公司,美国就有七家,美国的实力足以实现这一目标。更何况,美国的高科技能力已经直线上升了许多倍,美国在芯片来的垄断与软件垄断地位,更使其国力不可小觑。从俄乌战争可以明显看出来,未来的战争,主要依靠科技引领,而不是单纯的机械火力。其次,现在有些国人认为,美国国内民主党与共和党正处于撕裂状态,左派与右派对抗撕裂程度。是二战时代所没有的,然而,事实上,一旦美国在“谁是美国在世界上的主要对手”问题上达成共识,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内部的聚合力将会本能地激活。众所周知,几年以前,美国两党打得不可开交,一旦提及中国,就会高度一致,美国国会以414票对0票通过“对台湾关系法”,已经预兆着美国已经把中国确立为主要敌人。如同当年珍珠港事件时美国对日本那样。此外,美国还有比二战时更多的盟友资源可以动用。中美关系处于珍珠港前夜,可以说此言不虚。正如我曾经发文指出过的那样,美国确定自己的战略敌人,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美国人认为,对方足以挑战美国的利益与霸主地位,二是对方被美国意识形态解读为“邪恶国家”,美国主流社会与舆论实际上已经这样看待中国了。中美关系正在急剧恶化。有人说,中美之间什么都不缺,就缺流血事件发生了,正因为如此,我们面对重大挑战,必须充分冷静与理性。从二战历史中看,美国具有隐蔽的潜力,容易给外人造成假像和错觉,以为美国散乱纷争不断,已经气息奄奄,其实不然,二战中美国的前后对比,就是例子。人们往往容易忽视这种隐蔽潜力的存在。现在有些所谓的专家网红,喜欢大言高论,以获得流量为最高目标,不能从历史中获得经验教益。中国要特别警惕有人用这种游谈无根、浅薄轻浮的“战狼式”思维去误导国人。当下中美关系矛盾与风险并存,不确定性越来越大,中国能否保持自近代二百年来最好的发展机会之窗,能否持续中国现代化的强劲趋势,能否避免新的战争破坏中国的富强大业,关键是国人能还保持一种对复杂历史的反思能力与应对能力。只有客观认识中外差距,拒绝"厉害国"的精神鸦片,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冷静面对,中国才有好的未来。(本文放弃著作权,欢迎转载)
2023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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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艰难时期如何安身立命:疫情中的思考

乐天,让一个人在困境中会有一种坚持力,一种韧性。我还记得十年动荡中曾有一个不幸的受迫害者,因为对人生绝望而自杀了,而自杀后的第二天,他的落实政策的通知就发过来了。由此可见,乐天人生态度是多么可贵。
2022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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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是如何爆发的 ——从近代几次战争看人类决策理性的局限性限性

于是,美国作出了对日本禁运废钢铁的决定。美国从中立立场,转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1941年3月美国与中国签定租借法案,价值16亿美元的战略物资运住中国,对于最困难时期的中国抗战,可以说是雪中送炭。
2020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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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克服我们的文化短板:大疫中的思考

众所周知,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文化、思想与社会多元的声音,就是这个社会中的自然形成的创新机制与社会警报器,如果一元化的集中体制,让这个警报器不再发出声音,社会就等于失去了纠错机制,危机灾难就会来临。这就如同用麻醉剂让人身上的所有神经痛感消失一样。文亮医生的悲剧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民族的自然痛感消失的灾难性后果,所有的人都会理解这一点。
2020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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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的魅力

一个天生喜欢监督公仆的民族黄仁宇在史学界是个独行侠式的特殊人物,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的《万历十五年》在国内出版时,一开始并没有在主流学术界引起重视,此书出版后不久,我曾就教于一位史学前辈如何评价此书,那位师长淡淡地说了一句,那个人不过是个解放前的记者而己。
2019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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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真爱国,就请超越愤青思维

访学者的文化责任——20年前的访美手记之六一个天生喜欢监督公仆的民族为什么美国少有“知识分子”——20年前的访美手记之四拜访当水管工的市议长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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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如何避免观念的陷阱: —— 从启蒙思潮回归有方向感的经验主义

严复进而指出,以“自然公理”的名义对传统的冲击与摧毁,其结果是,旧的虽然被破坏了,但新的却根本无法建立起来。因为,卢梭所鼓吹的自然法,乃是“悬意虚造之辞”。其结果必然是“无以善其后”。[15]
2019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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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学者的文化责任——20年前的访美手记之六

一个天生喜欢监督公仆的民族近代以来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在亲自接触到的西方文明之后,会产生强烈的文化冲击。一些先进分子就会油然产生一种简单的乐观主义,认为西方政制与器物都是好东西,中国人拿来就可以用,孙中山就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就可以直接搬到中国来。他说,西方民主,就如同西方人历经多年而发明的最新式的火车头,中国既然造好的铁路,与其购买旧式的火车头,不如直接采用最新式的火车头。
2019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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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天生喜欢监督公仆的民族

监督的缺位造成的严重后果相当值得警惕,一方面,传统中国人对政府“不设访”的政治心理依然存在,另一方面,传统中国历史上行之有效的监察机制却被废置于一边;
2019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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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国少有“知识分子”——20年前的访美手记之四

在美国,有一个问题时时引起我的思考:美国人日常话语中,很少出现“知识分子”这一用语。美国人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比例很高,但美国人中很少有人自称为知识分子,也很少有人以知识分子的责任、义务、使命感之类的豪言壮语,来表示贡献于社会公益事业的。以上我在荷尔顿所看到的,可以说明一个问题,社会公益事业与政治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们心目中,理念与理论并不重要。
2019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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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当水管工的市议长 ——20年前的访美手记之三

在美国旅行中,为了了解美国的基层社会现状,我还访问了一些中小城市的市议会、民主党与共和党基层组织,考察了一些小地方的民间社会团体的活动。其中,我对麻省的一个小城荷尔顿(Holden)的市议会的访问,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2019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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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山偶遇国会议会托尼斯

那一天,我们去美国国会办公大楼访问一位相当于中国科长级的美国官员,主要是想了解美国国会是如何开展廉政工作的。没想到这位官员因为当天临时有许多急事要处理,我们觉得不便打扰,也就提前离开了他的办公室。这时我们在国会大楼里转悠,时间还早,上那儿去呢?在国会办公大楼长长走廊上,一间一间敞开的房间门口,均树着两面旗帜,一面是美国国旗,一面是议员所属的州的州旗。那些房间就是来自各州的国会议员的办公室。
2019年7月14日
自由知乎 自由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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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之间完全可能求同存异

我们国家经济上的强大使我们能有更强有力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声嘶力竭式的悲情,一味排洋的非理性,在21世纪的中国,没有必要成为我们民族主义的构成部分。
2019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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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离诺奖还有多远:看日本电影《野火》所想到的

花了两个晚上,把1959年出品的日本黑白宽银幕片《野火》看完了,这部电影说的是太平洋战争期间,莱特岛上的日军散兵游勇,如何在极度困难的生存环境中,越来越丧失人性,并退化为类似野兽的野人的。
2019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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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战争片中的诗意美

几年以前,我在参观列宁格勒战争纪念馆时,发现展览大厅最显示眼的位置,有一具被机枪子弹打了十几个洞的钢盔陈列在那里。我在它的面前沉思良久,想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俄罗斯人要把这个头盔放在最显眼的地方?这是为什么?
2019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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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士兵之歌》看俄罗斯民族的精神世界

今天早上在家看苏联上世纪五十年代老电影《士兵之歌》碟片,又一次得到心灵的净化。电影中说的是,从前线回家探亲而在旅途中误了时间的士兵阿廖沙,对过路的汽车司机说:“让我搭上车吧,我只想到家与母亲拥抱一次。”就这朴素的话语感动了司机,他决定即使被关禁闭。也要满足阿廖沙的心愿。于是就让他上了回家乡的车。
2019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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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波兰电影《钢琴师》看一个纳粹军官复苏的人性

今天是周日,我去上海影城看波兰与英国合拍的奥斯卡大奖片《钢琴家》。电影说的是一位二战时期犹太钢琴家,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苦难,躲在废墟中最后还是被一个德国军官发现,后者听他弹的钢琴曲之后,受到了感染,他的眼神中隐约可以感觉到一种久违的人性在复苏,这位钢琴家终于受到德国军官的保护而生存了下来。在战争结束后,那位德国军官在俘虏人群中恳求过路人带信给那个受过他保护的钢琴家,希望钢琴家能帮助他获得自由。当钢琴家赶到俘虏营时,那儿已经是人去楼空。影片最后的字幕说,此中尉在1952年死于西北利亚战俘营。
2019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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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与知识分子的“去自我化”

今天早上看到电视里曹禺的女儿回忆她的父亲,她说,曹禺二十三岁就写出了不朽的《雷雨》,可以说是天才,而在后来却一篇好作品都没有写出来,到了晚年这种悔恨成了他最大的痛苦。这件事对我有着重要的示警意义。
2019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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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人生哲学的启示

我今天要与各位谈几点人生的感悟。前几天我看了有关尼赫鲁的电视传记片,其中有一句尼赫鲁关于人生的话,可以给我们很深的启示。他说:
2019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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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活的回忆

往期文章精选我曾经想做一个坐拥书城的灯塔守夜人一块假银元救了这位战士的命:历史中的偶然与必然
2019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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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导师韓儒林先生

我清楚记得,二十年以前,韩儒林先生在南京逝世,我在告别仪式结束以后,还独自一个人站在韩师的灵前,含着泪水,望着他的肖像,不忍离去。那一年是1978年,是恢复研究生招生的第一年,当时我报考了南开大学郑天挺先生的明清史专业研究生。同时,把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专业作为第二志愿。然而,我在南开大学的复试最终还是没有被录取。我的材料由南开大学送交到南京大学历史系,我当时就觉得,在南京大学录取几乎是没有任何指望的,韩儒林先生是国内史学界大师,多少人想成为他门下的弟子而不能得,他怎么会收到一个把元史作为第二志愿的考生?记得那是1978年8月份的一个傍晚,那时,我正准备上夜班,经过工厂门房时,看到黑板报上挂号信通知上有我的名字。我拿到信封一看,这封信是南京大学教务处寄来的。而不是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寄来的。接着,我好奇地打开信封,这居然是我被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专业录取为研究生的通知!拆开信的那一刻,我的生活从此就被改变了。入学很久以后,我才得知,我的考试卷子被送到第二志愿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正是南大元史室的邱树森老师与其他各位老师,发现了南开大学批卷者由于粗心。少给我了近五十分,原来大约应为85分的成绩,只登记为35分。韩先生与各位业师对我深表同情,而此时韩先生又收到郑天挺先生亲自写给他的对我的推荐信之后,终于决定把我收了下来。正是在人生的关键的时候,韩师改变了我的命运。韩先生对学生的严格是众所周知的。我体会特别深的是韩先生对待学生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他的宽厚与博大。韩先生学问是以历史比较语言学为基础的。他学贯中西,留学过四个国家,精通数国文字,能通过对不同语言的元蒙史史料进行语言语音比较,运用审音勘同的办法,找出学术突破口。而我却时时感到不得其门而入,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方面,我感到无法发挥自己在理论方面的特长,另一方面又深恐辜负了韩师破格录取我的一片用心。内心颇有一种莫名的种焦虑感。然而,韩先生很快就知道了我的学术气质与学术兴趣与他的学术风格与专长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一天我到他家去问学时,他主动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这一套方法,你不一定有兴趣,也不一定学得好,学了也可能会忘记。你还是走自己的路吧。有什么问题不懂可以来问我,我可以尽力帮助你。没有问题你就自己看书。这样你总可以找到自己的路子的。”听了这一席话,我心中如释重负,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就整日泡在图书馆里,根据自己的爱好,涉猎社会学、文化学的理论与介绍结构主义与功能方法的文章书籍,当时正值七十年代末,国门刚刚打开,我也许是最早通过英俄文期刊与港台学术刊物,接触各种边缘社会科学方法的中国研究生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我逐渐从元史史料中,找到自己感兴趣并能发挥自己特点的研究课题。而这种运用边缘学科方法来研究历史的做法,正是后来我形成自己研究特色的起点。南大这三年是我学术生命的起点,也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最美好岁月。一九八一年年底我毕业分配回上海,离开南京临走那天,我去韩先生家里告别,最后临走时我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性格内向的韩先生此时流露出一种惜别之情(甚至我还依稀觉察出他眼中一丝淡淡的感伤)。离开他家之后,在路上,我也产生一种淡淡的感伤,一种莫名的疚意。我知道,我不是韩先生最满意的学生,也没有学到韩先生学问的真传,但我却敢说,在韩师所有的学生中,我是最受惠于他的学生,他在关键时候所给予我的人生机会,他在治学方面的博大与宽厚,他对我根据自己特长去从事研究探索的鼓励,却在此后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分配到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后不久,韩师偶尔从他的孙子韩昕订阅的〈青年报〉上,得知我参加为自学考试生开设的学习辅导班的通知广告,据南京大学陈得芝老师后来告诉我,韩先生为此高兴了很久。离开南大已经近二十年了。我也带自己的研究生。我对研究生所说的话,也是从韩先生当年对我说过的话中引伸过来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要去发现自己的特长,去读自己喜欢读的书,我相信你会走出自己的路来的。”(2002年思想日记)
2019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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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想做一个坐拥书城的灯塔守夜人

记得高中一年级时,我曾经在给班主任写的周记中坦露过自己有过的一个天真的想法,就是幻想自己做一个坐拥书城的灯塔守夜人,能始终与书相伴。那时我正看了俄罗斯作家契柯夫的小说《打赌》,说的是主人公与一位银行家打赌,他可以自愿住在封闭的书房里十五年。只要每天有人给他送餐就是了。那时,我对康德、费尔巴赫的哲学充满浪漫的兴趣,相信自己也可以做到足不出户。不过,那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正进入强调阶级斗争的高潮时期,一个中学生有这样的想法,那肯定是思想大有问题,老师理所当然地批评了我的不合时宜的错误想法,我无形中成为走“白专道路”的活典型,时时受到开导与教育。多年后想想,我那时怎么这么天真,居然把自己这样的想法写给老师看。我的思想太不合时宜了,后来我没有能考上大学。也是理所当然。然而,多少年来,知识可以让我自得其乐,此心仍然不改。最近读叔本华的哲学散文集,我现在才意识到,高中时的那些似乎很天真的想法,涉及到的恰恰是一种内源型的幸福观,即相信依靠人的内在资源,就可以无需外求而获得幸福。叔本华说,“只有内心富有的人,才像圣诞节明亮温暖的房子,而外面则是十二月的数九寒天。”他还说,“幸福的所有的外部源泉,其本性上都是不可靠的,是短暂的,不确定的,到了老年,爱情,才智,马背上的乐趣,社交的能力,都会远离我们而去,我们的亲人都是会被死神夺走,而只有内在的东西才是终生相倚的幸福来源。”叔本华还在书中引证了这样一件轶事,当瑞典女王得知笛卡儿在荷兰在被人认为极其孤独的环境中,仍然能自得其乐地生活了二十年之久,她说,“笛卡儿先生是最幸福的人,他的处境真是让我太妒忌了。”其实,中国文化先哲也有同样的认识,宋代大儒张栻在《癸巳论语解》中就提到人生的自得之乐,儒家强调的就是“贵在自得”。论语中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颜)回也不改其乐。”都表达了古代先贤对内源型的幸福追求与肯定。其实,幸福都是内源型的,只有内心的充实与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我常常在想,当一个人有着内在的幸福资源,另一方面,又能在对现实与历史的思考中追求真知,并把它转变为社会价值,在社会生活中体认自己的人生意义,并由此而得到社会的肯定。这样,他就有一种双重幸福的人生。(2008年思想日记)
2019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