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都学会和中国唐史学会等4家单位联合发起的“熠熠红烛映河山——纪念史念海先生逝世20周年座谈会”在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召开，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任晓伟，陕西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高红霞，陕西省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陕西省委员会副主委闵生华，社会各界代表，陕西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陕西师范大学人力资源部等学校党政职能部门领导，中国社科报、文汇报等媒体及史念海先生家属共80余人与会，共同纪念史念海先生。座谈会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王社教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党委副书记、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马维斌共同主持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任晓伟首先发言，他代表陕西师范大学全体师生，向史念海先生表示深切怀念并致以崇高敬意！任晓伟指出，先生一生求真务实，开创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先河。先生一生诲人不倦，点亮西部红烛，育育人之人。先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是我们毕生学习的楷模。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专业硕士、博士学位点就是先生一手创建的，我校历史地理研究至今屹立于学术之林，离不开先生做出的重大贡献。最后，他表示，陕西师范大学将一如既往的传承先生留下的学术遗产、治学传统和教育精神，倡导广大师生追求真理、学做真人，崇尚学术、探求真知，修身立学，学以致用。陕西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高红霞指出，史念海先生培养了众多历史地理学专门人才，构建了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体系，为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史念海先生不断探索研究，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不顾高龄开展艰辛的野外考察，开阔视野，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真正做到了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希望与会专家学者学习史先生高尚的品质和爱国的精神，学习他独特的治学理念和无畏的创新意识，继承他所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把他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陕西省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陕西省委员会副主委闵生华讲到，史念海先生早年在兰州大学和西北大学任教，后不仅参与陕西师范大学的创建工作，并成为陕西师范大学最著名的教授和博导。作为学术泰斗和教学名师，史先生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无私的爱国情怀，他曾担任民进陕西省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始终把国家、社会、人民的需要放在首位，是民进会员为国家、地方建言献策，勇于担当政治责任的典范，他爱国爱民，历坎坷而不忘初心，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王社教表示，史念海先生所倡导的“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的治学理念，“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以此存心，乃有事业可言”的治学精神，和几十年扎根西北，扎根陕西师大，勤勉育人的“西部红烛精神”，是陕西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科和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赓续发展的永远的灵魂！在史先生创建的原历史地理研究所基础上组建的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自成立以来，在党的建设、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团队建设、人才培养、智库建设等方面成绩颇丰，这些成绩的取得，是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全体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也与史念海先生治学理念、治学精神的指引密不可分。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李秉忠表示，大学之所以称之为大学，是因为大师的存在。史念海先生作为卓越的历史学家，对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和精神遗产，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在国内外的良好声誉，有赖于史先生等学术先贤的不懈努力。史先生所书写的汇通自用的历史观，深深镌刻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师生心中。对史先生最大的纪念，就是要努力把陕西师范大学的历史学科继续发扬光大，今后还将秉承先生之志，抱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态度，让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迈向一个新的高度。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杜文玉教授、中国古都学会会长萧正洪教授、陕西省历史学会会长贾二强教授、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副院长席会东、陕西师范大学朱士光先生，西安市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耿占军教授、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李令福教授及史念海先生家属于殿举先生等先后发言，满怀深情地回忆了与史念海先生的交往情景，从各自角度展现了史念海先生正直坦荡、一丝不苟、严谨治学、执著奉献的伟大一生，感念先生真挚赤诚的家国情怀；并就如何继承先生睿智的学术理念与优秀的学术传统，推动历史地理学科进一步发展，展开热烈讨论，引发了诸多共鸣。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张伟然教授、北京大学辛德勇教授也委托会务组，以书面信函和视频形式表达对史念海先生的追思之情。此外，座谈会期间，还举行了纪念史念海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图书发布仪式。《史念海遗稿·论著》（影印本）收录史念海先生论文、著作手稿14种，其中论文、书稿大部分为未发表之稿本、誊录本，内容丰富，学术价值极高；《史念海读史札记》是史念海先生在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任职时所写的札记部分的手稿，体现了那一时期史念海先生的研究旨趣。两书均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双怀教授整理编录。“滔滔黄河唯念海，熠熠红烛映河山”，史念海先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虽数历坎坷困顿然其志不为所夺。先生的逝世，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重大损失。与此同时，先生为我国教育科技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的《河山集》及诸多专著论文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影响是不朽的。学术的生命生生不息，史念海先生的学问与精神也将代代流传。纪念座谈会的举行，就是要总结史念海先生的学术成就，弘扬史念海先生的治学精神，继承史念海先生的治学态度。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史念海先生为人敬仰，是我们毕生学习的楷模。史念海先生“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以此存心，乃有事业可言”的治学精神，“有用于世”的治学理念，将激励后辈学人不断探索，进一步推动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出积极贡献。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业师史念海先生这部论文选集，让我就先生的学术业绩写几句话，附在后面，以供读者参考。回想初入师门，问学于先生，一转眼已经过去三十八年。近四十年来，德勇所学无多，所为更加寡少，深感愧对先生殷殷教诲。惟放眼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面对许多重大基本问题的宏观认识和深入研究，若是认真审视一下先生为我们打下的良好基础，仍然会带给我们诸多启示。去年夏天，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成立二十周年的庆祝会上，我曾以“历史地理学的大模样”为题，做了一个简短的讲演。讲演中，我第一次面向全国同行，公开表述了我对历史地理这门学科在中国的产生历程的认识。我认为，真正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当代历史地理学”或“现代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才在中国大陆上逐渐建立起来的，而我的老师史念海先生，就是这个学科最核心的创建人之一。认识史念海先生相关研究的学科创建意义，需要从如下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学术潮流的变迁，二是先生个人的研究历史。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研究相关问题的学科，称之为“沿革地理”。这样的“沿革地理学”研究，主要聚焦于疆域变迁和政区沿革。按照我个人的看法，由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转变为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由顾颉刚先生奠定基础的，而这一奠基工作主要是通过创设《禹贡》学会和创办《禹贡》本月刊来实现的。其实更准确地说，我认为《禹贡》学会和《禹贡》本月刊对在中国建立当代历史地理学起到的只是一种奠基的作用，这本是承自史念海先生的观点，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这篇文章中（此文收入先生文集《河山集》六集）先生就明确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不管在《禹贡》学会，还是在《禹贡》本月刊，史念海先生都从一开始，就是其中的核心成员。过去，在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界，除了史念海先生和敝人以外，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认为《禹贡》学会的组建和《禹贡》本月刊的出版发行，就标志着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但《禹贡》学会的基本成员和《禹贡》半月刊的作者，是以在校大学生和刚刚大学毕业未久的青年教师为主体，其学术经历、学术视野和学术认识的深度，总的来说，都还相当稚嫩，远不足以承负这样的历史使命。从总体上看，《禹贡》半月刊上所刊载的论文，不仅学术深度有限，而且从总体上看，这些论文所涉及的问题，大多还是局限在传统沿革地理的范畴之内，这些作者们并不具备超越于传统的现代学术观念。事实上，据侯仁之先生介绍，在禹贡学会活动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欧美世界的“现代历史地理学”也还刚刚兴起不久。因而，即使当时确实想要全面采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的学科理念和方法，实际上也是难以做到的。禹贡学会的成员和三十年代其他中国学者的具体研究论著表明，当时并没有实现由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向西方新式历史地理学的转变；甚至根本就没有人明确提出过这样的主张。《禹贡》学会所规划的研究内容，只是编制历史地名词典和绘制历史地图等，这只是一些传统的工具书而已。其实了解到欧美历史地理学的实际进展状况，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基于当时中国学术在整体上相对于欧美国家的滞后程度，以及沿革地理在中国的深厚传统所造成的惯性，以《禹贡》学会为代表的中国学术界所做的研究，其在总体上未能逸出于沿革地理范畴之外，这本来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事情。尽管如此，顾颉刚先生通过《禹贡》学会的工作，聚集并培养了一批有志于从事历史时期地理问题研究的青年，为建立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重要基础。后来实际创立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位代表性学者，如史念海先生、侯仁之先生和谭其骧先生等，都是《禹贡》学会的主要成员。“七七”事变以后，虽然由于日本军队全面侵华，致使《禹贡》学会的工作被迫中辍，但通过《禹贡》学会的工作，在这批有志于研究中国历史时期地理问题的青年学者当中，有一部分人已经开始积极探索在传统沿革地理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顾颉刚先生对此给予了积极的鼓励，并明确指导这些学者，传统的沿革地理要想实现研究范畴的突破，首先要用地理的变化来说明问题，要运用地理学的理论从事论证；为此，应该尽量学习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地理学。正是在顾颉刚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史念海先生开始了突破传统沿革地理学桎梏的积极探索。大致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开始，在研究问题时，先生已不再仅仅关注传统的疆域变迁和政区沿革之类的问题，而是着眼于人口迁徙、边疆开发、交通运输、都城选址、军事地理方略、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影响等一系列历史时期的经济和人文地理问题。这些研究，可以说为他日后在中国参与创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积累了非常切实的体会。我把先生这些研究工作只看作是一种“体会”的积累而还不是实际的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是因为如果单独看其中某一项内容，当时都还另有一些人也在从事着同样的研究，而纵向审视历史学的研究内容，这样的内容还只能说是历史学的常规性研究；顶多只能说是对历史学常规性研究内容所做的非常有限的扩展。实事求是地讲，在这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历史地理的图景。很多年来，颇有那么一些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的学者，在叙述包括学科、学术以及其他一些文化要素的发展历程时，动辄声称某某学术内容中国古已有之，甚至“自古以来”就生之于斯、长之于斯，这块地方的东西什么都不比外边差，而且尽可能地把啥都算作天下第一。然而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这样。各种现代学科，绝大多数都是起源于西方，而这些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是基于一个共同的学术和文化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各个学科既成严密而又完整的体系，不同学科之间也都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来看待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就不能不首先关注相关现代学科引入中国的背景。如果再退后一步，从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来看的话，或许自然而然地就会触及学术发展的深层机制问题。在这一方面，中国的历史学界，很多年来，一直畅行陈寅恪先生的“新材料说”（说出为陈垣《敦煌劫余录》所撰序文），即藉由新史料（如所谓“敦煌文书”）来推动学术面貌的变革，具体来说，就是“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尽管这样的说法未必能够真切体现陈寅恪先生对学术发展根本机理的看法，但绝大多数中国学人却是将其视作升堂入室的不二法门。然而我看中国的学术实践却不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以北宋中期的学术大变革而言，引领这一变革的，首先是新生的学术思想，是新思想促使学人们竞相寻求和利用诸如钟鼎铭文这样的新材料，而不是倒转过来，是由那些盗墓贼的铁铲开辟了学术前行的通道。具体看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更丝毫见不到陈寅恪先生所讲的这样一番道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前，相关的学术背景是：西方的现代地理学已经比较系统地引入中国，其间也有一部分翻译介绍性的论著，在一定层面上，对历史地理学多多少少有所涉及，但整个中国学术界对这一学科还缺乏最基本的认识，甚至连一知半解还都谈不上。如果一定要说西方的学术观念对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有什么实质性影响的话，那么，新式地理学所研究的崭新而又广泛的内容，无意间会启发很少一小部分中国学者把研究的目光也投向古代相同的领域和问题——我想史念海先生上述新的探索，恐怕主要就是出自这样的缘由。史念海先生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一文中曾经用“地理化”一词来概括沿革地理学在这一时期所出现的变化，尽管对相关内涵所涵盖范围的理解，我同先生还多少有些差异，但在这里，我想若是藉用此语来表述先生本人的学术探索的话，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形成产生关键作用的一位学者，是北京大学地理学系的侯仁之先生。1950年7月，刚刚从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归国、在燕京大学任教的侯仁之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的文章，针对1950年春教育部规定的大学历史系“中国沿革地理”这一选修课程的设置，对历史时期地理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看法。在这篇文章中，侯仁之先生不仅主张把“中国沿革地理”这一课程名称改换为“中国历史地理”，同时他还明确提出，这门学科所研究的内容，不能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是要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都应包括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之内。侯仁之先生这篇文章，虽然论述非常简单，但却明确阐述了所谓“历史地理学”区别于传统“沿革地理学”的基本特征，而且这一学科内后来发表的相关理论论述，在本质上并没有能够超出这篇文章。像这样几乎可以称作“空前绝后”的认识，在今天看来，似乎平平常常，并没有多大理论的深度。但它确实是一项从无到有的巨大变化，在学科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若是评选对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影响最大的学术著述，我会毫不犹豫地把选票投给这篇论文——它标志着当代历史地理学已经正式走入中国，这一崭新的现代学科，即将取代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学”，而后者是从东汉人班固撰著《汉书·地理志》以来延绵不断的一个古老学科。侯仁之先生固然是一位卓越的学者，但他之所以能够写出这篇文章，首先并不在于其个人有多么超悟绝俗，而是他在1946年进入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研读博士学位，直接受教于“当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达比（Henry

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研究者需要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需要及时关注历史交通通道遗址点，最好能与考古学者一起进入遗址地进行考察、踏访，甚至于发掘。这样，才能让自己具有一种“考古学情怀”。

张岂之，1927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历史家、思想史家、教育家。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现任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双聘教授，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名誉校长。一、我所认识的史念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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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承办单位：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协办单位：中国社科院生态环境经济研究中心、浙江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