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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教师，假装在教书
张心佩是以理想主义的姿态成为一名人民教师的。她在河南一所小学工作，教龄十余年。采访她那天刚好是立冬。若是刚大学毕业，张心佩会想，这一天，她要跟学生们讲讲立冬的知识和诗句；要赶上下雪，就带全班去操场上打雪仗，观察雪花的形状，摸一摸雪的触感。但现实中，张心佩的立冬是这样：除了两个班级的语文课，批改作业和备课，她还要写一篇活动总结，收集观看直播课的照片并上交，安排家长在校门口值岗，完成一份调查问卷（她来不及细看，胡乱填了答案），处理家长的各种提问，准备公开课……如果用一句话总结这些年的工作感受，张心佩会答：“一年比一年压力大，一年比一年任务重。”去年5月，一篇《只有畜牧局没给老师布置任务》的文章在她的朋友圈刷屏了。文章总结了教师们所面临的各式的非教学任务：扶贫、反诈、消防、防溺水、防欺凌、防火灾、交通安全宣传、文明城市创建……每一项，张心佩都再熟悉不过——它们至少占据她60%的上班时间。距离那篇文章发布一年半，10月27日，郑州市管城区一名00后女教师自杀。她成为教师不过一年。那份由家属提供的遗书记录了她最后的发问：“什么时候老师才能只做教书育人的工作？不幸福的老师怎么能教出来积极乐观的孩子呢？”她不是第一位提出这个问题的老师，也不是最后一位。张心佩明显察觉到，“非教学任务”，正在入侵她的教学时间。不久前，张心佩的学校办一场大型活动，大部分老师被借去布置会场、给学生化妆。学校通知，每个班只需保证一名老师在岗。也就是说，“从早到晚全是一个老师上课”。另一种让教师们草木皆兵的是各主题艺术节。每个班级都要“像布置婚礼一样”装饰教室，排练节目。张心佩带低年级，孩子们什么都做不了，最后——装饰品是家长集资买的，教室是她掏空心思设计的。学生们只需在领导参观环节积极表现，像一颗颗聪明的小糖豆，活跃又听话。活动结束后，她还得写宣传稿。不像写感想可以应付——她和同事常去百度文库上搜一搜，改一改（“哪个老师没有百度文库会员？”）——宣传稿比较难写，通常得花上一两个小时，还要配图，反复修改。稿子最后交由报社发表，她被光荣署上：通讯员。“现在老师个顶个出去，干啥都会了，连策展我们都会了。”张心佩自嘲道。公开课也占据了相当精力。这在张心佩眼里，是最装模作样的课，“整一些你平时永远不会用到的环节，永远不会说的话，然后演一下，大家再点评一番”。那些环节包括：花哨的板书，精心的道具，别出心裁的师生互动。有的老师会提前排练几遍，学生像是配合演出的NPC。张心佩还会收到要求教职工点赞、投票的任务。她从不关心要点谁的赞。总之，赞就对了。还有更多的非教学任务，瞄准了校外的家长。线上讲座、学习答题、视频资料、纸质资料、调查问卷……检查任务也五花八门。有的要求家长看，有的是学生看，有的是家长、学生一起。全班50多个同学的家长得一一拍照，证明“真的看了”，再由班主任上报到全校的截图群。集不齐照片，办公群就会一遍遍@班主任。年深日久，张心佩已经对排山倒海的手机信息产生免疫了，它们激荡不起任何波澜。那个充电的方块像是她身体器官的外延，而她是台冷漠的主机，机械地迎合外界对她的期待。和张心佩一样，陈瑶也在被非教学任务“填鸭”。她是一名中学班主任，讲话时伶伶俐俐，有股南方女孩的俏皮劲。尽管当初冲着安稳才来当老师，陈瑶抱着极高的热情投入其中。她家离学校不过几分钟车程，还是选择住在学校的8人间宿舍，以便处理突发事件——比如半夜送生病的住校生去急诊。陈瑶形容自己是上级部门最喜欢的那种得力干将：负责，有干劲，没有拖延症。可她的上进心正在被与教学无关的事情磨损着。有次，她花了一个多小时为领导做演讲PPT，活动却没了下文。另一次，学校迎检，让她提交今年写过的所有宣传稿。她只留存了草稿，硬着头皮交了。检查顺利过关——“根本没人细看”。还有一次，教委发来一份PPT，要求师生认真学习。陈瑶打开PPT，除了第一张封面，后面全是乱码。但她还是遵守要求，让全班摆拍了一张集体观摩的照片交上去。她忍不住感叹，“学校好像变成了一个社会管理的部门，不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了”。在这种氛围下，家长和学生越来越像一种“资源”。陈瑶产生这种想法时，自己也感到吃惊。一回，学校群里发来一条链接，让班主任通知家长完成。落实下去后，家长向她投诉，怎么是卖东西的广告？陈瑶至今不知道是谁下达的命令。“过去学校接收上级文件最多的是关于提高教学质量的文件，现在90%以上的是关于非教学任务的文件。”一本书写教育现状的图书《县乡的孩子们》总结道。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是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中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雷望红。过去六年来，她在中国开展县域教育的田野调查。据她观察，一线教师关于非教学工作的抱怨声在2017年时就存在，此后逐年增加。“中层干部和班主任是承担形式主义工作最多的群体。”雷望红对凤凰网说。2021年，雷望红去江西某地调研。当时的座谈会上，一位小学中层领导倾诉时眼眶红了。他说自己经常加班到凌晨，就为了整理非教学材料。连动手术也只敢休息两天。那位老师说了和00后教师遗书里同样的话，就想安安静静地教书。作为一线教师，张心佩承受的压力是双重的，一重来自“上级”，一重来自家长。她也越发觉得，在多方关系中，老师的地位正在下陷。有一次，张心佩路过学校球场，一只皮球朝她飞了过来，恰好砸中她的平板电脑，屏幕碎了。张心佩联系了学生家长，对方反问她，为什么学校不在球场外加固一层防护网？校方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息事宁人，张心佩负责做好家长的思想工作，“不能让家长投诉学校有安全隐患”。至于碎掉的平板电脑，无人理会。类似的情况陈瑶也遇过。班里一个学生的手机在学校丢了，家长找到校长，校长推给年级，年级推给保卫科，保卫科让陈瑶写了一份情况说明。最后，陈瑶赔了学生200块钱。陈瑶渐渐觉得自己在学校孤立无援，“发生了任何事情，没有一个人会站在你这一面”。可是这种话，她只敢跟家人、朋友倾诉。调研中，雷望红有一个发现：不论学生在校园里发生什么情况，人们的第一反应一定是问责学校和老师，“就算学校在落实各项政策时，是合法合规、程序合理的”。如是这般，那些冗繁的非教学任务——诸如坚持不懈地“写材料”，虽然是一线教师们沉甸甸的日常负担，但也成了高压状态下，一种保护自我的手段。陈瑶的学校曾要求学生们手写一份“手机保管书”，表明是自愿带手机到校，并交由班主任保管的；等陈瑶带新一届学生后，她学会了使用同样的方法保护自己，于是让学生们写了第二份声明：学校不允许带手机，如果带了，丢失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