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里，庄子似乎是最避世的那一个，人言庄子，总是“无为而治”，远离朝堂，与当今的躺平文化最为契合。但其实，庄子的思想也是最辽阔的。他不思考家国观，只思考宇宙观。日本学者蜂屋邦夫便着迷于庄子的宇宙观，他作书《庄子》，逐字解读庄子的思想。下文为他解读我们熟悉的《逍遥游》，在他的眼里，庄子所书写的不仅是一种思想，还是当时中国的某种宇宙观。下文摘选自《庄子》，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01“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北冥（北极之海）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逍遥游》是以这几句话开始的，仅仅是这个开头，实际上就已经是不合常情的虚妄之谈了。“北冥”指北极的海，“冥”与“溟”同，表示幽暗而没有边际的感觉。这是说，北方黑暗阴沉的大海广阔无际。关于“溟”，公元三世纪的注释家司马彪解释说：“指南北极。因为距日月遥远，所以名为溟。”虽说是南北之极，但并非我们所知的南极和北极。大地作为一个平面，无限地延展，天空覆盖于其上，日月运行于天空的中央，因此，日月之光不能到达的地方是黑暗的，它延伸的边界亦无从知晓。那里也就是所谓大地之极，太阳所能照耀的大地到此为止，再往前就是“溟”，已经不再进一步追究了。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宇宙观。《论语·颜渊》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之语。有人叹息说：“人们都有兄弟，我只有一个兄弟，却还因胡作非为而几将丧命。”孔子的学生子夏安慰此人时说：“四海之内皆兄弟。”意思是既然全世界的人都是兄弟，为何还要哀叹没有血亲的兄弟呢？“四海之内”是指我们所处的世界，或者反过来说，这个世界是为四海所环绕的。大海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开放的，既是游乐之地，也是捕捞大量鱼类、贝类而使人们生活丰裕的区域。当然，海有时也是令人恐惧的，但其形象绝不是幽暗、荒凉的。但是，对古代的中国人来说，海却是远离文明之花盛开的中华世界的晦暗阴郁之域。“海”与月亮完全隐没的漆黑的“晦”相通，了解了这一点，海的形象就相当清楚了吧。司马彪“因为距日月遥远，所以名为溟”的解释，也接受了上述观点。因此，即使认为在“溟”中有骇人的怪物也不足为奇。栖息于“溟”之中的名为“鲲”的鱼，据说大到不知有几千里。即使按一里四百米来计算，千里也有四百公里，要是几千里的话，其大小就以一千公里为单位来计算了，说不定有日本的本州岛那么大，这正有所谓“白发三千丈”的意蕴。三世纪的注家崔譔说，鲲就是鲸，但实际上，鲲是鲸所远远不及的。而且，鲲竟然是指鱼卵，是连小鱼都算不上的鱼子。以此作为巨大无比的鱼的名称，简直就是把别人当傻瓜，但其中蕴含了庄子以至小通向至大的思想。《逍遥游》篇说，鲲变化而成为鸟。但是，鱼无论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变成鸟。生活在大陆而与大海无甚关联的庄子，应该不知道有飞鱼之类的事。不过，中国古人相信，鹰变为鸠，鼹鼠变为鹌鹑，腐草变为萤火虫，麻雀入海而变为蛤蜊，等等，这类记载在《礼记·月令》中可以看到。按照这种思路，鲲变为鸟也就不奇怪了。这个鸟就是鹏，即大鹏。02从“北冥”飞向“南冥”的大鹏如果鲲是大得离奇，那么鹏自然也是大得离奇的。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既然鲲的大小不知道有几千里，那么鹏的大小当然也就不知道有几千里了。“怒”是指大鹏奋力拍打翅膀。“垂天”意为天空的一边。大鹏飞起时，它的翅膀把天空的一边都遮盖了。所谓“海运”，是指大风吹拂使海面波涛汹涌，也就是台风或冬季猛烈的季风等狂风大作的情形。此时，大鹏乘着风势从北冥向南冥迁移。也可以认为，鹏本来就是大风的形象化。“鹏”与“凤”相通，“凤”又与“风”通，这些字有亲缘关系。从猛烈的大风联想到奇大无比的鸟在振动翅膀，也不算非常怪异。原文对北冥没有任何交代，却特意说南冥是“天池”，这是什么原因呢？撰写《庄子疏》的唐代成玄英说，因为大海和大河原本是自然物而非人造，所以称之为“天池”。照此理解，北冥也是同样的东西。成玄英还说，南方是光明之地，大鹏是从黑暗的北方趋向光明的南方。成疏的这一解释看来是抓住了要害。就是说，没有“天池”这个解释，南冥就依然不能摆脱因远离日月而幽暗不明的意象。但如果是“天池”，南冥就不再是黑暗的南方尽头，而变成超拔于这个陆地世界之外的广阔明亮的天界之池的形象了。大鹏是超越世俗世界的象征，因此，就必须让它从北方尽头的暗海飞向光明的南方天上世界。庄子在这里引用了“齐谐”。所谓“齐谐”，有认为是记载怪异事物的书籍之名的，有认为是颇知怪异事物的人的名字的，两种解释皆可通。不过，这是庄子随意虚构的名称。庄子是要据此证明，鲲和鹏的故事并非无稽之谈，同时也是在嘲笑众人那种对表面上有权威的人或书盲目轻信的习惯。“齐谐”的话是这样的：

小时候，被妈妈拉着早起买菜，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而如今，逛菜市场，反而成了都市人最治愈最放松的时刻之一，有人说“逛菜市场，是治疗焦虑的灵药”。作家陈慧在菜市场里摆摊十八年，她太熟悉这里的生态了，这里是挨挨挤挤、热热闹闹的世界，卖菜的奶奶、杀猪的胖男人、对着路人傻笑的智力缺陷者是这里的主角。她把他们的故事写成书，名为《在菜场，在人间》。菜市场里，生活呈现出它最原本的样子，不悬空、不做梦，人们在此贴地而活，感受生之乐趣。下文摘选自《在菜场，在人间》，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01“今天你一定得买，不买不行”有福嬷嬷在菜市场卖菜。菜市场卖菜分两个区域，一个职业商贩区，一个自产自销区。职业商贩区的名额是固定的，大大小小几十个，菜市场每年六月份发布一期投标通告，约定具体时间举行投标活动，凡有意向者均可报名。每只摊位预设标底，位置越占优势的、面积越大的，租金越贵。报过名、缴过保证金的商贩在菜市场组织下，接受多名公证员现场监督，公平竞价，价高者得，使用期限一年。职业商贩自己家不种蔬菜，他们只投入钱和人。钱即一笔不菲的摊位费，人呢，多是夫妻档。男人夜里十一二点起床，驾驶货车数十公里去市区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进货，满车返回时，天色还未明呢。早已系着围裙等候着的妻子立刻开足马力点货、理货，把几十种货品分门别类地陈列在自家摊位上。一套流程做下来，来不及喘口气歇息一下，就得亮出笑脸接待陆陆续续走进菜市场的第一批顾客了。整个上午，摊主夫妻可谓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嘴不停，手不停，脚不停，大脑安装了加速器似的，一直转到中午十一二点，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整理被买主们挑拣得乱七八糟的菜。坏的、烂的扔掉，剩下一部分卖相尚可的打包纳入冰箱，留着明天降价处理。寻常日子，职业商贩下午不开摊，夫妻俩在家补个觉，男人趿拉着鞋子去棋牌室消消闲，女人拾掇家务，洗洗涮涮，接孩子下学。但逢年过节――端午、中秋、国庆、春节这几个人流量相对集中的大节日，商贩们就必须连轴转，早饭都顾不上吃，中饭马马虎虎混个肚儿圆，窝在摊位的角落里眯一歇儿，继续开市至华灯初上。商贩赚钱吗？答案是肯定的。不过，这样的钱真不是人人有本事赚的。一要身体健壮。成百上千斤的蔬菜包，亲力亲为往车上搬，没点力气可不成。二要吃苦耐劳。半夜的瞌睡多沉啊，风雨无阻往返几十公里，一个星期还好说，一个月、一年、几年呢？三要情商高。百人有百心，和颜悦色、大大方方的顾客有，斤斤计较、吹毛求疵的买主也有。前者友好沟通，一拍即合。后者嘛，既要考验耐心，还要善用脑筋。最要紧的是把别人钱包里的钞票变成自己的，断不可为了一时的爽快和买主翻脸置气。做得成功的商贩，绝不逊于金牌推销员和优秀售后经理。买进卖出的职业商贩们不易，自产自销区的农民们也不易。他们是中年妇女和六七十岁老人混合的群体，几百块一年的摊位费倒是不贵，苦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拿力气拼。清明脚跟卖毛笋，上品的白壳笋都躲在深深的黄泥底下，不拿出吃奶的力气根本掏不出来。几十上百斤的笋凭一根扁担从高高的山上背下来，一身泥，一身汗。春分过后，各种蔬菜瓜果压着时间一批批种下去，除草、施肥、打虫，天旱还得浇水。下午劳作，上午赶街。畈里长的，统统拿到菜市场卖钱。自产自销嘛，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个偌大的菜市场，有福嬷嬷是特别的存在，她不在职业商贩区，自产自销区也没她的一席之地。她是个修炼得法的高手，不动声色地做到了人货合一。她卖的东西杂得很，变来变去，有时是自家地里种的时蔬，有时是去山脚下、溪道里弄来的野菜野果、螺蛳黄蚬之类的山货。量不大，一只条纹蛇皮口袋盛着，挎来，先找个稳妥地方放好，接着化整为零――蔬菜嘛，取出少部分拿在手上，带水的螺蛳、黄蚬装在一只小塑料盆里。她混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走走停停，频繁地晃动着手上的东西，看似没有章法，其实是在有目的地筛选合适的买主。电影《桃姐》有三种人，有福嬷嬷会“咬定青山不放松”：气派和善的老板、并肩走的男生女生、领着小孩的年轻父母。她兜售的方式很独特：不开腔，不笑，一只手擎着她的货色，固执地往前送，眼睛紧盯着买主，举止神态中完全没有“请你帮个忙，买下我的东西吧”的畏畏缩缩，反而像是“今天你一定得买，不买不行”的咄咄逼人。老板不差钱，乐善好施，有福嬷嬷塞来的东西好差无所谓，他乐得在大庭广众的眼皮子下奉送一份怜悯――那可是一个瘦小的、皱纹满面的老太太啊；并肩走的男生女生脸皮薄，他们可能刚涉爱河，彼此打量，暗中揣摩，都想在对方的心里折射出一个好印象，带着菜拦住了路的有福嬷嬷恰好给他们提供了契机；最后是领着小孩的年轻妈妈或爸爸，孩子多天真纯净啊，学校里的老师教育他们要善良、乐于助人，爸爸妈妈引导他们要尊老爱老，长大做一个孝顺的人。故而，当看上去灰扑扑的、一脸落魄相的有福嬷嬷执着地向年轻的妈妈或爸爸们展示她的货品时，哪怕心里再多勉强，都不舍得让孩子无邪的眼神蒙了尘。市头好好差差，那是别人的担忧，没有有福嬷嬷脱不了手的东西，尽管她的蔬菜品相非常欠佳。老伴去世好几年了，她少了得力帮手，或者，七十岁左右的她本身就是个不擅农活的人，种出来的小白菜叶子上布满虫眼，茄子干瘪憔悴，南瓜臃肿潦草。有一年，她在兜售南瓜时，场面差点失控。那好像是中秋节的早晨，菜市场的人流较往常多了一倍，她锁定了一对牵手逛菜市场的年轻男女，两手捧起一个圆圆的青南瓜三步并作两步拦下了他们。她一贯地不言语，只缓缓地把南瓜送到男孩的面前。第一次，男孩愣了一下，女孩礼貌地笑笑，摇摇头，拉着男友偏开了。一击不中，有福嬷嬷并不气馁，不慌不忙地转过身子，用相同的姿势再次拦在了那对年轻男女面前。男孩尴尬地摸向裤子口袋，打算掏出皮夹子买下了事。女孩明显有些不悦，微微拧眉，扯住男孩的胳膊若无其事地绕过了有福嬷嬷的南瓜。人家的拒绝明明白白，有福嬷嬷要是就此打住，便罢了。可有福嬷嬷在接连两次的碰壁后，越挫越勇，又一次做了拦路虎。这下女孩生气了，恼火地质问有福嬷嬷：“大妈，你老拦住我们什么意思啊？”有福嬷嬷勇敢地杵着，眼神木然。男孩小声地劝阻女孩：“算了，算了，她这么大年纪了。”“真好笑。”女孩愤愤地提高嗓音，“年纪大怎么了，自产自销区那些种菜卖菜的人，有几个年纪不大？难道个个像她这样强卖吗？”“一个不值钱的南瓜，买了吧。你不爱吃，可以扔掉。”“不许买！这不是值不值钱的事。她越是这样，我越不买。年老就是理由吗？就有死打烂缠的特权吗？我讨厌道德绑架……”女孩子的声音越来越高，有福嬷嬷的圆脸战略性地板着，没有半点塌方的迹象。手中的南瓜泛着青绿色的亮光，像一件不慎失落在民间的珍宝。一些路过的人好奇地停下脚步，对着愤愤不平的女孩和赖着不走的有福嬷嬷指指点点，笑得意味深长。那只南瓜按市价算，也就五六块，最终却换到了十块钱。买主并不是那对年轻的男女，一位派头十足的中年男人出面打了圆场，他掏钱的理由是：老人家，不容易！众目睽睽之下，有福嬷嬷捏着那张纸币走了，背板笔挺。似乎别人的眼光哪怕刀子一样锋利，都伤不了她的一根汗毛。隔天早上，她那游移不定的身影又飘在了菜市场的主通道上，右手托着一束蔫巴巴的青菜。电影《桃姐》没过几个月，有福嬷嬷去世了。很突然，她下地干活，结果就没能回家。被邻居发现时，人半跪着，脸贴着地面，一鼻子一嘴都是泥土。邻居联系上了她的女儿，不知道为什么，女儿没有回来奔丧。再打电话，那一头就是一个温和的女声：“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停机。”有福嬷嬷婚后多年不育，唯一的女儿据说是未出门子的大姑娘的私生子，半夜三更扔到她家的窗户下。她和老伴含辛茹苦地抚养女儿，供她上学。女孩大学毕业，在外省找了一份工作。现状如何，住在哪儿，有没有结婚，有福嬷嬷两口子都不知情。养父去世时，她匆匆忙忙回来了一趟，没过夜就走了。帮忙处理后事的几个村民在有福嬷嬷的床底下拖出一只方方正正的大木头箱子。箱子很沉，挂着一把老式的铜锁。村主任做主撬开了那把古色古香的锁，原来是一箱小面额的钞票，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钞面虽新旧不一，可整理得平平展展。也许保存的年数多了，床底又潮湿，有些钞票上面浮出了星星点点的霉斑。村里的会计清点了两遍，拢共一万五千六百四十元。

2020年，大学教师黄灯所著的《我的二本学生》，成为当时的现象级书籍。书中记录了她所教的学生们的成长、就业、人生目标、所思所想，将数量庞大，但面目模糊的二本及以下学历的学生们的真实样貌，如实地呈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她提醒了我们一个早已存在的既定事实：二本院校学生的命运，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四年后，《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出版，不同于第一本局限在校园中的调查，黄灯在此书中，开始走访二本学生的原生家庭。他们中的许多人，出身贫穷的农村，靠着父母（通常是母亲）的劳作、一些运气，与竭尽全力的学习，才终于走出闭塞的村庄。他们常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小学班级里唯一的本科生，与大多辍学的同龄人相比，他们是“有出息的人”。然而，将尺度从村子拉回到社会的层面上，他们是二本院校的学生，是在就业市场上并无多少竞争力的人群。在大学里，他们将“直面同窗之间的家境差异，真切感受到一种来自资源差距所致的无奈”。毕业以后，当学习“不再是丈量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尺，这种茫然，看似具体，但又如此虚无。”下文摘选自《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01“我一路从最农村的地方爬到了城市”张正敏1996年出生，来自广东F学院劳经系，我没有给她上过课，和其他孩子的拘谨不同，初次见面，正敏大方而坦然，她向我讲明了来意：妈妈是越南人，小姨和婶婶也是越南人，她从小在越南人堆中长大，从小就感受到了外界对越南女人的成见。进到大学，她想和同学申请一个课题，研究

母亲，这一身份仿佛是女人的天职，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这是个光荣的身份，意味着爱与奉献，常被冠上“伟大”一词。在更多女性的声音能被听到的今天，我们逐渐能够看到这份“伟大”背后的，沉甸甸的代价。《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一书，就以采访和报告的形式，向我们展现了新时代母亲的困局、观察和思考。比如，一位与丈夫人生轨迹相似、职业能力相当的女性，生育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反观丈夫，她发现，“为什么他还是他，只有我不一样了呢？”比如，孩子出生后，丈夫更投入于工作中“挣奶粉钱”，本是职场精英的妻子只能操持家务，妻子隐隐担心，假如“20年后，老公功成名就，小孩会觉得：我爸爸真牛，给了我很多资源很多钱，我妈妈照顾了我20年，就是烧烧饭之类的，这有什么呢。”本文特意选取书中的两种视角，不仅有母亲的思考，也有丈夫的不同行为与态度，希望呈现一个尽可能全面的生育后家庭景观。下文摘选自《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困在“母亲”的身份里女人即母亲。对女性而言，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不容置疑的召唤。放眼周遭，我们就能看到很多活生生的例证。大多数女性确实完成了怀孕、分娩的整个过程，而在成为母亲的那一天，很少人意识到，那是女性重新撰写人生故事的分界点。我们习惯于歌颂母亲的伟大，认定女性天然能够胜任母亲这一身份，是孩子们的主要照顾者、陪伴者，但是极少有人会在一个女性成为母亲之前，愿意坐下来，面对面，耐心地告诉她，今后要为之付出怎样的代价，生活重心将如何难以逆转地改变。多年前，一位事业上颇有成就的女性朋友对我说，永远不要幻想平衡工作和家庭，那是不可能的。彼时，我还沉浸于初为人母的喜悦和兴奋中，尚存天真，认定自己可以安顿好生命中的每个角色，及其所赋予的多重责任。一年、两年、三年……做妈妈的时间越长，我越发觉个人的空间在一点点被压缩。这不仅关乎时间管理的问题，还有心与力的两难。我一直试图平衡一切，而生活却仿佛一个咧开了嘴的玩偶，有些恶作剧般地望着我大笑。我发现很多女性和我一样，在潜意识里，用日夜履行的母职为自己筑起了一道又高又厚的围墙，把人生的可见性和可能性一分为二，却无所察觉。可见的是，年复一年，生活里一道又一道的困扰，将家庭生活以外的可能性拒之门外。当我们无法解决工作——家庭的矛盾时，只能把原本属于自己的空间再压缩一些；当我们被迫放弃曾经的梦想和部分的人生，我们便努力说服自己去接受，允许一切发生；当我们独自走入狭窄的小巷里，求助的声音长久不被听见，我们便选择沉默。在很多人眼里，女性似乎天生不具备梳理自我、准确表达自我诉求的能力，难以做出理性的判断和选择。譬如在影视作品里，我们极少见到女性角色的大段独白，即使有女性主动讲述的部分，通常都被刻画为声泪俱下、歇斯底里的“非理性”场面，或是咬紧嘴唇、沉默不语、隐忍的无声画面，沦为剧情推进的背景板。事实上，通过和访谈对象的深度交流，我发现很多女性富有内省和思辨的能力，不仅能看到自己此时此刻身处的位置，也愿意尝试从个体的母职经验出发，站在身边人，比如丈夫、公婆、孩子、上司、同事等等的角度去思考，从而去梳理、面对并尝试着走出困境，哪怕是“西西弗斯”式的循环往复，都始终不会放弃。她们在一段关系中、一个家庭中，经年累月反复表达自己的需求，即便有时候看起来是抱怨、是愤怒，像一个阈值很低的高压锅——事实上都在表明她们渴望被看见、被重视，以及得到尊重和有效的支持。01“分娩后的身体，像一栋被推倒重建的建筑”琪琪31岁那年如愿成了一个小男孩的母亲。在她的规划里，30岁，是一个女性相对成熟的年纪，职业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同时也有了一些积蓄可以抚养孩子，不论是在心理上还是经济上，都到了一个稳定、有富余的阶段—这和她的丈夫不谋而合，小孩的到来，是夫妻俩意料之中的欣喜。刚怀孕时，她就半开玩笑半敲警钟地和丈夫说：“你可别让我到时候‘丧偶式育儿’。”她记得当时得到了丈夫一个拍胸脯式的笃定回答：“我肯定全力以赴！”怀孕期间，她关注了好几个儿科医生的社交媒体账号。奶粉、衣服、婴儿推车……每一项她都向身边已经做妈妈的朋友们请教经验，做了详细的功课，并在反复对比价格后，才从购物软件一一下单，或是去商场仔细挑选。由于丈夫那段时间工作忙碌，常常需要出差，她基本都是靠自己和母亲的协助，像一只将要冬眠的松鼠把松果一个接着一个搬回家一样，完成了所有婴儿用品的采买工作。第一次做妈妈，她做好万足的准备，除了必需品之外，还特地买了全套家庭育儿书，一边阅读一边划重点，再贴上不同颜色的标签。潜意识里，她希望自己是一个全能的知识型妈妈，对小宝宝的所有状况都能了如指掌。她期待自己可以变成一个有求必应的“哺乳动物”，像电视里那样，一手抱孩子一手敲电脑，而丈夫也能摇身一变成为超级奶爸，帮着有条不紊地照料婴儿。现实很快告诉她，育儿是一个庞大又复杂的工程，而且很多时候，意想不到的限制和变数更是让她无能为力。由于分娩时过于用力，她腰部下方和尾椎附近剧烈疼痛，儿子出生后，这种疼痛感不分白天黑夜地折磨着她，刚生产完的半个月她几乎不能坐在椅子上，坐下不超过两分钟，就疼到马上从椅子上弹起来。她第一次知道何为字面意思的“如坐针毡”，全天大部分时候都只能侧躺在床上，翻身也需要小心翼翼。幸好，有月嫂帮忙把孩子抱来喂奶，她一边学着熟悉这份全新的工作，一边努力克服生理上的疼痛，让自己尽快调整好状态，全力以赴地“上岗”。直到大约三周之后，腰部和尾椎的钻心疼痛感才慢慢缓解。她终于能够安稳地坐在椅子上，靠着椅背，从容地把她的小人儿抱在怀里，低下头看着那饱满的、还没有褪去黄疸的小脸蛋：细细长长的睫毛，用力吮吸着的小嘴，喝饱后轻轻呼吸的样子……那一刻，身边的一切，连带着她自己，都仿佛散发出一层隽永、宁静的光晕。与此同时，琪琪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里不再有黑白灰色的套装、尖头高跟鞋、精致妆容，忙碌穿梭其间的林立的写字楼和拥挤的地铁；取而代之的是，婴儿身上的奶香味，接受和适应各种难以言喻的生理变化——松弛的肚皮，一条又一条深深浅浅、难以褪去的妊娠纹，持续隐隐作痛的尾椎骨，打喷嚏稍用力时的漏尿……从来没有人告诉她，分娩之后的身体会经历如此损耗，剧烈的程度简直堪比一栋建筑被推倒重建。或许正是这种被打碎重来的体验，让她更能感受到婴儿和自己之间的深度连接——她是他的全部。02“做母亲的成就感，不等于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感”孩子出生以后，她好像和外界失去了一些连接，孩子永远是阻拦她出门的必要且首要的理由。起初，同事、朋友们纷纷来探望她，和她分享生命中的喜悦。很快，大家又都回到各自忙碌的工作和生活里去，似乎只有她，看起来是将人生向前推进了很大一步，可又仿佛被一股神秘力量拖到一个墙角里，杵在边缘地带，动弹不得。母亲的身份让她心甘情愿地付出时间和精力，和过往生活的落差却也犹如干涸的枯水期，露出难堪的河床：生完小孩四五个月的时候，我其实一度挺失落的，心态有点失衡。有一次我老公从外地出差回来，然后他父母也来家里看小孩，我老公就一直在他父母面前说，最近工作上做了什么很厉害的事情，一副很有成就感、让他父母很骄傲的样子。当时我觉得突然之间和他好像相隔很远，他在一直往前走，我自己就好像离开了主流的生活，到了一个边缘的地方，每天就是对着小孩，喂奶，换尿布，然后一个月、两个月地算着小孩长大……她把孩子照顾得很好，每次抱出门的时候，都会得到类似这样的夸奖：宝宝白白胖胖，养得真好。身边有朋友怀孕生产，都会向她咨询经验。然而，做母亲的成就感不足以替代她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价值感，或者说，这两者本就需要两套系统来支持，它们的理想状态是可以并肩同行，并非一定要做出取舍。另一件让琪琪内心焦灼的事情是，孩子的出现将她和丈夫推入截然不同的境遇中，她曾经觉得和丈夫如同朋友般相处，总是并肩同行，也有聊不完的话，现在却是“眼看着你的朋友一直往前走，自己却只能待在原地”。回忆起那段时间，是他们在心理上最为遥远的阶段，总是没办法达成双向的沟通：有孩子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内心有点分裂。每天一边觉得小孩怎么那么可爱，会爬了，会站了，会叫妈妈了，哎呀，我真是何德何能，真是太幸运了；一边又会觉得失落，担心自己和社会失联了，焦虑自己再出去工作时，跟不上大家的节奏了。那时候我老公倒是经常鼓励我，夸我把孩子照顾得很好之类，但没有什么帮助。反而他越是赞美，我心里越是生气，倒像是帮他推卸掉了很多（带孩子）的工作。那段时间，我们很少交流除了孩子以外的事情，我找他聊聊天，说说心里的想法，但也聊不出什么名堂来，总感觉是鸡同鸭讲。他觉得孩子那么可爱，把他带好就行，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苦恼。自从全职照顾儿子之后，琪琪的活动半径不再超过家附近的超市、游乐场、亲子餐厅等所有和孩子有关的场所。已经很久没有人唤起她的本名，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别人一叫“欣欣妈妈”，她就会条件反射地微笑、打招呼，聊天话题通常都围绕着孩子的饮食起居、早教开发……她从过去的身份中脱嵌出来，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中，努力让自己的一切看起来都符合母亲这个身份应该具备的特质和条件。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里曾指出：女性只要赋予“爱”以无上价值，她们付出的劳动就很容易被“家人的理解”、“丈夫的慰劳”等说辞所回报。女性是供给“爱”的专家，也是总在爱的关系中单方面付出的一方。作为供给“爱”的专家，琪琪就这样以“爱”为名陪伴儿子一天天长大，丈夫则依旧忙碌于工作，不是在出差就是奔波在出差的路途中，每个月在家的时间依然有限。03“女人能做的，男人其实也可以做”然而，在丈夫看来，自己对育儿的参与程度还不错，只要待在家里，还是能够有所贡献，并不是传说中的“父爱如山，一动不动”——他会陪着儿子在小区里玩滑梯，只是20分钟后儿子就会哭着找妈妈；他会在睡前给儿子读上两三本绘本，只是最终哄睡、陪睡的任务还是落在妈妈的身上；遇上儿子生病，他着急得手足无措，但起夜无数次，给儿子喂水、吃药、量体温、盖被子的还是妈妈……在琪琪眼里，孩子爸爸的所有育儿行为都更像是“搭把手”，“顺便帮个忙”，“工作累了，和娃玩一玩，调剂一下”，从付出的时长和程度来说，都很难称得上是在和她共同育儿。而琪琪的丈夫却认为，遇到孩子的具体问题时，妻子比自己更有办法解决。在他的认知里，女性天然更擅长在生活上照顾孩子。关于琪琪的工作和职业发展，他认为不急于一时，“孩子还小，我老婆能把他带好，就已经很厉害了”。显然，他将抚育幼小的孩子看作母亲头等重要的事情，暂时把职业发展放在一旁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是一种普遍的安排——“很多女的生了孩子都这样，家里靠男的努力多赚点钱吧”。问到琪琪未来何时能回归之前的职场轨道，他有信心，但并不能完全确定，只是模糊地说了一句“她应该可以的。”听到丈夫这番观点后，琪琪的感受是复杂的：育儿这件事不存在谁比谁更擅长，做得多了，自然就会得多，除了喂奶以外，女人能做的，男人其实也都可以做。孩子逐渐长大，琪琪的生活却再也回不到从前，她所面临的境遇像是一块难以化开的薄荷夹心硬糖，顽固地待在嘴里，直到包裹在外的甜味一层层融化，一股透彻的清凉直冲鼻腔，让她清醒。母职已然深度绑架了部分的自我，将她牢牢束缚在重复的生活里：打扫卫生，准备一日三餐以及宝宝的辅食，推宝宝去家附近的公园，等待丈夫回家……她认真思考养育儿女的意义：作为一个妈妈，我的价值是牺牲自己，去陪伴小孩吗？我也想要有自己的生活、工作啊！琪琪和家人商量后，下定决心将2岁的儿子送去家附近的托育园，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送去，傍晚5点接回家。告别全职母亲的生活，琪琪又回到了怀孕之前的公司工作，看到曾经同级别的同龄男同事已经升职为她所在部门的领导，她心情复杂——回归职场让她终于可以喘口气，新的人生阶段刚刚开始迈步，她尚不清楚是否向前进了一步，但能确定自己没有怯懦。“父亲”有办法不缺席吗？我们普遍认为，母性是天生的，女性在怀孕期间已经与孩子建立了紧密的连接；而一个男人要成为真正的父亲，需要通过后天的丰富体验才能慢慢习得。从社会意义上说，一个男人拥有父亲的身份后，他和另一个生命便从此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传统的父权文化中，男性将大部分时间用于打拼和赚钱，鲜少扮演照料者的角色，因此父亲的主要职责是物质的供养者，是家庭经济的支柱。随着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越来越高，对家庭的经济贡献越来越多，父亲的角色开始变得多维而复杂，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开始出现松动。一些女性在不断地协商和努力后，与丈夫采用分工合作的形式来减轻母职的负担，传统的父职内容因此出现主动或是被动的调整。事实上，一些男性所扮演的父亲角色会随着孩子的成长而变化，也可能兼具多个特点。我们只是希望借由这些分类，看到城市中当妻子在工作——家庭之间努力维持平衡时，男性会经历怎样的心理转变，是否会更主动、积极地为育儿和家庭做出贡献。和传统父职相比，这一代的父亲们有哪些不同？在竞争又“内卷”的工作文化之下，他们会面临怎样的妥协？追问这些环环相扣的问题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用另一个视角来看待家庭中的性别分工。为了实现两性在职场上真正的平等，我们不可忽略男性在育儿中扮演的角色。01“遇到养育问题，第一反应是逃离混乱的现场”“我觉得我老婆比我更擅长做这些事情。”被问到和妻子如何在育儿中分工时，不少男性抱持着这样的观点。尤其是孩子3岁以前，生活上需要大量事无巨细的照顾，父亲感到难以插手，只是像一件家具般沉默地杵在家里，常常呈现出“妈妈带娃，爸爸旁观”的场景。男性在成为父亲后，对于工作和家庭的时间安排有了矛盾的想法。一方面，他们希望能有机会陪伴妻儿，享受家庭时光，同时又受到男子气概传统的影响，渴望比从前拥有更高的收入、更体面的社会地位，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另一方面，当前的职场文化仍要求男性以工作为重心，因此专为男性提供的相关福利少之又少。比如，男性和女性的育儿假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目前中国各地规定的女性产假是128——190天，男性陪产假则在7——30天。被问及是否知道有陪产假时，绝大多数受访男性表示并不清楚存在这一福利。因此从现实层面而言，很多男性在时间和空间上将自己从照顾新生儿和产妇中抽离了出来，进一步在脑海中强化了其所承担的主要职责就是“赚奶粉钱”，好像负责打猎的雄性动物一样，将食物带回家是他们的天职，而喂养、照顾幼崽则属于雌性动物的职责范围。这样的思维惯性之下，在养育中遇到问题时，一些男性的第一反应并不是留下来帮助妻子一起解决问题，而是暂时逃离混乱的育儿现场，能做的事情仅剩如同一件家具一样保持固有的沉默。在强调男性生产价值的父权制文化下，“家具爸爸”们的存在似乎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再加上生育政策的倾斜，导致很多男性很少有机会思考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在当今社会的合理性，理所应当地认为女性在家庭中是爱的提供者，是关怀和照料的专家，所付出的劳动也都是以爱的名义对家庭数年如一日地奉献。一份调查显示，在有0—6岁孩子的中国家庭中，从2008年到2017年的10年里，男性照料孩子的时间从0.68小时/天增加到0.92小时/天，而女性则从1.66小时/天增加到3.0小时/天。可以发现，尽管过去10年中男性在照料孩子方面有些微进步——从绝对数量上看，大概增加了15分钟的时间，但女性花的时间则在10年里增加了将近一倍。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变得更加巨大。一些男性往往会给父亲这一角色蒙上英雄主义的色彩，幻想自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多数时候隐形于家庭的某个角落，遇到危难时才挺身而出，从天而降。他们成为真正的父亲后才发现，在实际的育儿过程里，根本没有那么多幻想中的高光时刻。踏踏实实打理好生活中的一饭一蔬，陪伴着孩子日长夜大，更需要的是英雄“下凡”。如果没有终日与喂奶、换尿布、陪玩、做饭、家务、辅导功课等琐碎事务打交道，如果没有像母亲们一般经历日复一日的脏与累，如果没有亲身经历马拉松式的疲惫，爱很难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如果一个家庭中的种种问题都由女性来消化，无疑会在婚姻中造成矛盾与张力。对承担育儿——工作双重职责的女性而言，难以承受的不仅仅是生理上的过度劳累，也是面对“家具爸爸”们的沉默与隐形时，心理上升腾起的怨气，背负着苦涩、沉重的负担。02“需要的时候，像救火队员一样顶上去”有一些男性开始认识到，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正在松动。前文提到的琪琪，她的丈夫李帆回忆起童年时，父母一直属于“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育儿模式，在家庭内外的事务上都有贡献时间和精力：母亲常年一边忙于工作赚钱一边兼顾家庭；身为教师的父亲承担了更多学业辅导的职责，同时也会帮助母亲分担部分的家务，比如，周末或逢年过节时给一家人做几个拿手菜。有时候，父母会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拌嘴，但整体配合默契。当琪琪做了两年的全职妈妈，重返工作岗位后，李帆开始扮演“救火队员爸爸”的角色。在他看来，快节奏的双职工家庭中很难做出非常清晰的分工，很难明确划定出丈夫或妻子应该做哪件事，比较可行的方式应当是——彼此互为帮手。遇到问题，不能只是留给妈妈们来善后，爸爸们则退在一边，而是要像救火队员一样毫不犹豫地上阵。他对此做出解释：谁比较空的时候，谁就上去做，谁累了就休息一下。如果规定了谁做什么，谁不做什么，那有些事情这个人就永远都不会。疫情隔离的时候，我们家每个人都是既能带娃，又能做家务、烧饭。会有一个默契，不是说只有老婆能做，我就做不了，需要的时候，像救火队员一样顶上去。有些时候是需要夫妻两人一起上，比如我带儿子去踢球，妈妈站在边上，拍拍照，带带球，跑一跑，参与一下也挺好的，全家其乐融融。有些时候是谁擅长做什么就去做，我老婆英语口语比我好，那就由她来给小孩读英语绘本，教一些日常对话。在成为父亲的六年时间里，他体验到了和孩子慢慢建立亲密关系、一起成长所带来的乐趣和成就感。他尽量每天准时下班，和全家人一起晚餐，等孩子入睡后，再继续加班。在他看来，陪伴孩子长大是非常宝贵的经历，如果现在错过这个阶段，将来很难再弥补。在具体的育儿方法上，和自己的父亲相比，他更加重视与孩子的柔性沟通，不主张通过言语和肢体的暴力来管教。而且比起通过严厉管教来表现出父亲的威慑力，他更希望通过长期的以身作则和耐心陪伴来达到教养目的。小时候我爸对我很严格，他会很凶，遇到问题很大声地批评我、教训我，有时候甚至还会扔家里的东西。我自己带孩子的时候，几乎没发过脾气。我对儿子是循循善诱的，会和他讲一些人生的道理。我肯定是反对暴力沟通的，有话好好说嘛，或者说就是以作则。给予（他）一个有爱的、宽容的环境，（小孩）自然会健康成长。同时要见世面，带他多出去走走，多见见不同的人。我觉得情商比智商更加重要。与前一种类型的父亲相比，“救火队员爸爸”们愿意与妻子共同分担育儿任务，一起面对孩子成长中的问题，积极扮演一个倾听者和执行者的角色。他们也都喜欢通过玩耍和游戏，或是带领孩子进入家庭以外的世界，在更大的社交范围内去构建具有安全感、支持性、互动性的亲子关系，从而帮助孩子解决成长中的难题。另外，他们都很看重和妻子的关系，会留意她们在育儿中的心理变化；信奉家庭是一个紧密交织的单位，凡是影响父母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孩子产生影响。比如，李帆会经常和妻子聊天，讨论孩子成长的问题，而不是将所有大小事务都留给妈妈去解决——只要我不加班，我都会在睡前和妻子聊会儿天。她心思细腻，对小孩成长中的变化会比较敏感。我会仔细听听她的想法，然后想一想自己还能多做些什么。我觉得这样有商有量挺好的，带起娃来不容易有矛盾。让孩子生活在一个有爱的环境里，特别重要。《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作者:

上个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大量优秀电视剧接连播出：《渴望》收视率探顶，社会犯罪率竟然因放映而大幅下降——不法分子也要看《渴望》；王朔编剧的《编辑部的故事》中，六位性格各异的文化工作者聚集在小小的编辑部，透视着改革开放大潮下中国社会的新面貌。陈丹青直言不讳：“连续剧忽然让我看到中国变了！”不光在中国，如今的英剧美剧，早已不再是仅用来消磨时间的“肥皂剧”，它们是大众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却有很多顶尖的剧，有着严肃文学的气质。就像陈丹青在一次访谈中所说：电视剧岂不就是长篇小说……《广告狂人》的心理深度，处处让他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电视剧到底为什么这么有魅力，又是如何延续文学的传统。在这篇访谈中

近两年诺奖颁奖前后，残雪的名字就会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今年尤其如此，她的长篇小说《新世纪爱情故事》今年在瑞典出版，译者正是当年翻译莫言作品的那位，出版后引起瑞典各大报刊媒体的讨论。诺奖结果公布前的几个小时，残雪高居博彩公司赔率榜第一名。然而，一旦获奖者不是她，她的名字便再次在国内销声匿迹。残雪是谁？如果不是因为诺奖，知道她的人并不多，读过她作品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这样一位被认为是最有希望得诺奖的中国作家，居然让中国读者感到如此陌生。在国内，她从未获得任何重要的文学奖，豆瓣上残雪书籍的评分普遍在7分左右，在文学评论界，研究她的人也比研究余华、莫言的人要少得多。反观国外，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精通中文的汉学家，已经去世的马悦然称残雪是“中国的卡夫卡”，美国学者、作家苏珊·桑塔格称残雪是中国最好的作家。在美国，几乎所有学习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都需要研读残雪的小说。日本有专门的残雪研究会，是日本唯一以中国当代作家名字命名的研究会……为何一位长居国内的纯正中国作家，在国内和国外受到如此不同的待遇，残雪为什么在国外如此受欢迎。也许读完下文，这个疑问讲得到一些解答。以下为中山大学教授郭冰茹、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残雪瑞典文翻译刘长征、残雪英文翻译冯安仪在“中西文化语境下，残雪的小说世界”分享会上的对谈实录，凤凰网读书经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发布，篇幅所限，内容有删减。01所有读创意写作的美国人都会读残雪的小说郭冰茹：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残雪小说的两位海外译者，冯安仪女士和刘长征先生。一方面我们很想知道残雪在海外的翻译和传播情况，另外我们也很想了解国外读者如何看待残雪的作品。△图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中西文化语境下的残雪小说世界”直播截图。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依次为：郭冰茹，特邀嘉宾主持，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长征，残雪的瑞典文翻译；冯安仪，残雪的英文翻译刘长征：我可以说一下瑞典这边的情况。瑞典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没有很多人从事中文翻译事业，所以到现在为止，残雪的作品出版了两部长篇，还有一些在杂志上发表的零碎的短篇。长篇是我2012年翻译的《五香街》，还有去年出版的《新世纪爱情故事》。《新世纪爱情故事》是大出版社出的，由著名翻译家乔安娜翻译，所以得到了蛮多关注，六个不同的纸媒都在评价这本书，这算很多了。

他后来才发现，自己当时被政治家们误导了，他以为核弹是结束战争、减少伤亡的唯一方法和最优解，可事实上，原子弹只是众多结束战争的方法之一，即使没有原子弹，日本可能也会在差不多的时间点选择投降。

故事从一个电话开始，就是那种我们都害怕的、亲人生病的那种电话——87岁的父亲因心脏病发作被送进医院，留下89岁的母亲独自在家，收到消息那一刻，作者写道“胃部痉挛，不想回去”，然而却依旧决定回家，“总好过袖手旁观”。“成年人的崩溃从父母生病开始”，他会在深夜发现父亲因痛苦而哭泣，要给父亲的脓疮挤脓水、换敷料，陪步履蹒跚的母亲谨慎地运动，“只要家里一安静下来，就会条件反射般从睡梦中惊醒，翻身下床冲去查看父母是否还活着”……在这样日复一日地照护中，他的生活就像父母的健康一样迅速崩溃了——“一个你爱的人，或者应该爱的人，他的倒下就会把你绑架到另一重现实里。”然而作者依旧在如此疲惫的日常中发现生命本身的力量、寻找身边英雄主义的细节——“在给爸妈养老这件事上，没有英雄，有的只是不那么坏的反派……母亲蹒跚的步子、父亲艰难的喘息声，还有撞在起居室窗户玻璃上、努力飞出去的又一只苍蝇，与玻璃窗上自己的倒影较劲、拼命要飞进来的鸟儿……无论如何，这就是生命。”本文摘选自春潮Nov+新书《不情愿的照护》，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01就扛起这副担子而言，四十七岁的我并不比七岁的我更够格忘记是谁打来的电话了，但我记得那通电话的内容。到底是父亲身上的哪一种病突然发作，让人无法忽视，是心脏、肾，还是被低焦油层层包裹的肺？谁都说不准。其实，明智的选择是先解决他呼吸系统的问题，可我们已经在别的方向上耗费了太多时间，就算现在明智起来也为时已晚。这类电话迟早会来，才不会管你的“旅途”（这是他们的说法）正行至何处。一个你爱的人，或者应该爱的人，他的倒下就会把你绑架到另一重现实里。问题在于，你有多心甘情愿接受这件事。每次母亲、姐姐或哥哥向我详细讲述父亲最近的住院情况时，我都会在我家楼上踱步。我们总是在楼上接重要的电话，因为那里信号好。“我来想想该怎么办。”说完我挂了电话。胃部的痉挛其实已经充分说明了我的真实想法——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到父母生活的地方，我度过大部分童年时光的地方，和我目前的住所相隔七十英里的地方。我昨天刚刚从那儿回来。爸爸八十六岁了，妈妈八十八岁，比父亲身体康健些，但也同样虚弱。他们那里总有活儿需要人帮忙，所以就算只是陪在他们身边也是好的。其实我一次次去看他们，不过是为了再次离开时心里好受些，这样做总好过袖手旁观。说来说去，我还是喜欢那里的。在某种程度上，那里的生活像是童年再现，除了演员的年纪都大了不少，本质上戏码还是一模一样的。而且，这种参与程度可以让我进退自如。父母过了四十岁才生下我，姐姐比我大十二岁，哥哥比我大九岁。节假日时，别的孩子偶尔会误以为他们是我的祖父母，这一点曾让我颇为烦恼。不过，我还有别的烦心事。自从我意识到活着的代价是死亡后，我就在为他们的死亡和一切死亡做心理准备。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时，我七岁。当时，我就在我现在写这本日记的房间里，看一本关于鸟的故事书。书中有只鸟死了，其他的鸟无法将它复活，也无法接受它的亡故。我慌慌张张地跑下楼，问母亲我们是不是都会死。“是的，”她告诉我，“但我们还会活很久。”这两点都让她说中了。愿望如石沉大海并不算什么，若祈祷真的灵验，你才该小心。而我祈祷的是，愿他们长命百岁。爸爸随着商船船队在海上漂了四十载，近些年，我眼看着他的健康跟他们的一艘船一样，缓慢且无可挽回地走着下坡路。他的工作性质，意味着我在成长阶段不怎么能见到他。等到他退休时，我已经离开了家。如今，他频繁陷入危急状态，每每发生状况我便回家探望，与早年的情形构成一种古怪的对称。这就像我们一直都在朝着对方的方向返航。更确切地说，是他埋伏在水下某处，浮浮沉沉……像一颗水雷。可这通电话不同寻常。我有预感，而且心下明白得很，因为我宁愿自己不明白。尽管我数十年来都在为此事盘算、发愁、反复劝慰自己，我仍然发现，就扛起这副担子而言，四十七岁的我并不比七岁的我更够格。02我们家像受了诅咒一样，到处都是药日子本身其实很短：黑暗来临，我便沉溺于不悦；阳光之下，我又变得满怀歉意。在这种给我带来极大影响的暂时的情绪转换中，我感觉时间的流动似乎十分缓慢，缓慢到现实世界变成了科幻小说，我们变成了一艘孤身游弋在太空中的飞船上的船员。我们好像处在假死的状态中，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所在的飞船则离太阳越来越远。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发生，可这段经历占据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朋友克里斯开车送我去了伦敦，我们没有互送圣诞卡片，而是做了我们这代人会做的其他事情。我们站在一个巨大的房间中，听一支乐队演绎震耳欲聋的音乐。过去，我们还会伴着这种音乐喝酒、跳舞。这多少挽救了我的心情。知道自己还能把别人列入某些活动的邀请名单中，知道自己还有在伦敦安顿朋友的能耐，我很高兴。可是，返回途中，我坐在车里，车行驶在空荡荡的高速公路上，我再次感觉自己像个孩子。那是种令人十分不适的感觉。我失去了对命运之轮的掌控，而它掉转方向，向我碾压过来。昨夜的狂欢留给我的只有耳鸣和一张后台通行证。带着这些馈赠，我剪下利多卡因贴片，贴在妈妈身上。每过一天，她能干的事就多一点。她在逐步收复失地的同时，也很担心这缓解疼痛的宝贝会用完。“贴片还有多少？”她问。“够你用的。”

“内卷”、“双减”、“鸡娃”、“海淀妈妈”......教育焦虑正愈演愈烈。而这并不是中国社会教育现状的全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县域高中里，孩子们似乎没有如此大的学业压力。生存和生活本身的重负让他们早早地学会了“务实”，更早懂得生活的艰辛的他们，往往不谈理想，将“安稳”当作人生目标。在“成绩至上”的阶梯之下，大多数村小、县中的孩子成为了“被淘汰”和“被抛弃”的。他们的课余活动，常常只是写写作业、玩玩手机。互联网的出现延续了线下的不平等，他们很难真正尝到数字时代的红利，而只能享受网络快餐带来的即时娱乐。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曾经也是一名“县中的孩子”。县里的高中，从前是县域内教育系统中最高层次的教育机构，如今却成为在整体教育阶梯中被鄙视的学校。县域教育何以在今天成为一个问题式的存在？林小英的研究聚焦“县中的孩子”，她用纪录片式的分镜头细致呈现了县域教育的生态，深度剖析了县域教育的难题和出路，叩问我们教育的初衷。教育不该是适者生存的模式，经济越落后的地方，教育越应该给人以希望。本文摘选自《县中的孩子》，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重拟，因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当北京、江苏、浙江针对中小学生越来越重的学业负担而推出一轮又一轮“减负”政策时，位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县域内的学生们，却还在缓慢地“放养”中自我生长。然而，这种状态绝对不会被一线城市的家长们羡慕，因为他们知道，未来这“两个世界”的孩子们一定会被放到同一把尺子下测量，不论你之前是“拔苗助长”的还是“放养”的。北京市海淀区的黄庄代表了中国学生课外补习的典型，在那里时间被严重挤压，一个小时内的每分钟都被精确计算：时间又被严重放大，任何一分钟的浪费被上纲上线到影响未来的人生。在我们调研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县中里，那里的学生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时间被缓慢地拉长，每个时间段填充的活动单一甚至单调，他们并不知道未来的跑道有多长，只知道在眼前这一截路程上如何奔走和打发时间。县中的孩子是贫富差别和城乡差别两个维度叠加构成的连续统一体中的一端，而这一端中的群体又可以再次被划分为“村小的孩子”和“县中的孩子”两个成长阶段。他们什么时候被分化出来成为我们需要单独讨论的对象？是什么理由让他们成为这一辈孩子中独特的一群人？他们的出路在何方？

日本著名女性主义学者、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曾因2019年东大入学典礼上的一段演讲而被国内网友所熟知。在那段发人深省的视频中，她毫不掩饰地指出日本高校录取过程中的性别歧视、日本社会中各种显性或隐形的男女不平等，并说：“今后等待着你们的，是一个努力了也未必会有公平回报的社会。”随后几年，她的《厌女》《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始于极限》等著作被陆续引进中国，并伴随着国内对性别议题日益高涨的关注度而成为了一道现象级的阅读风景。今年3月，一部名为《身为女性的选择》的作品让上野千鹤子再次回归简体中文世界。虽然这是一本二十年前的对话集，现在读来却丝毫不显得过时，这一方面当然源自她足够敏锐的洞察与深刻的思索，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与她对话的信田小夜子同样是一位活跃于女性和性别领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作为日本资深的临床心理学家，信田小夜子关注成瘾、酗酒、依赖、性暴力等家庭与性别问题，并为许多困扰其中的人们提供过大量心理咨询帮助。事实上，中国也不乏像上野千鹤子和信田小夜子这样长期扎根于女性主义领域的学者，甚至在性别议题成为一种流行话语的许多年前，他们就已经在默默耕耘着。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1990年代初，她便开始研究中国人的性与爱、婚姻与家庭、生育与村落等课题，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关于两性问题的再启蒙贡献了重要的构建之力。那么，如果像上野千鹤子和信田小夜子当初的对话一样，为中日两国的女性主义学者搭建起一个全新的交流机会，她们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6月20日晚，在「凤凰网文化直播间」的邀请下，这三位学者真的坐到了一起，围绕“成为女性主义者有没有门槛”“互联网上的性别对立为何这么严重”“女性主义者该不该收彩礼”“当女性主义成为流量与红利是否需要保持警惕”等问题和现象展开了跨越语言的讨论。以下便是此次对话的文字实录。上野千鹤子（下图右）、李银河（上图中）、信田小夜子（下图左）做客凤凰网文化直播间1成为女性主义者有门槛吗？凤凰网读书：我们从一个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开始聊起，那就是究竟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作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之所以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常常会在网上看到有人说：“某某某她不是真的女性主义者”，以及在做这场对谈之前，身边有个女同事非常诚恳地问我，她说：对家庭奉献、对孩子奉献让她自己觉得很快乐，那么她是不是就不算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了呢？想问三位老师，成为女性主义者，有她所认为的这个门槛吗？

▲点击观看「凤凰网文化直播间」对话程耳：一个纯真主义者的胜利“它是一只很奇怪的短腿的猫。我有时候在公司睡觉，它会跑到我边上跟我一起睡，它很黏人……但是它的智力不是那么优秀，有时候会干一些很傻的事，比如把我的鞋叼下来，然后趁着门开的时候‘咣’就给扔出去。”2月的最后一天，也是电影《无名》上映的第38天，程耳导演的工作室中，我们的摄像机器刚刚打开，一只肚皮略脏的白色长毛猫就蹭了上来，若无其事地巡视一圈后，转回来蹭了蹭程耳导演的鞋子，就像文艺片中常见的闲笔。程耳导演迅速认出这只“会干一些很傻的事”的猫咪，为我们稍作介绍。导演的身后，是《无名》的巨幅海报，海报下方写着一串数字，19450815，这是日本投降的日期。海报所用的照片恰好定格了重庆市民涌上街头庆祝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一刻，“每一张脸都是当时当刻的市民的表现”。据说这张海报再过几天将会被下一部电影《人鱼》的海报替换掉，《人鱼》改编自程耳的同名小说。我们的访谈由此开启。没有太大起伏的音调，以及每一次尽可能坦诚的回答，程耳好像离着社交媒体上那些喧哗的电影圈、娱乐圈有些遥远。一个看上去如此单纯的人，怎么能够在那样的环境里生存？程耳很罕见地用一个反问句来回应：“这个不是证明了一个纯真者的最终胜利吗？……越简单、越单纯的出发点，反倒才是创作最有力量或者说能够抵达终点的某种方式。”以下为此次访谈的文字实录。凤凰网

采访骆以军是不容易的。一是“时差“，他的在线时间常是凌晨三四点，如小动物般出动，发两个可爱表情包了事。二是他太“跳”，酷爱给人看星盘、讲寿山石，再严肃的对话也被笑声和玄学淹没。三是他“人傻了”。傻是一种温和的自嘲，间带一些现实的锐利——病。骆以军身体不好，或者说，极差。从牙齿到心脏，从皮肉到神经，乃至他原本超凡的记忆力和表达能力，没有一处完好无损。如果我不认识他，会觉得始作俑者是年龄和体质，但不是，只是作家群体多有的、被各类显性的美好——作品、奖项、圈子——遮蔽了的东西：职业病。年少成名的小说家，有一套自我的产出标准，为了完成它，超乎常人想象地嗜烟、咖啡，兑现从伟大文学艺术中习得的自毁倾向。蛮写会早衰，他从二十几岁就知道，并提前准备好。与过度使用身体不同，他好好地保护了那份多数人都会渐渐失去的少年心性。这是为何年轻的读者会喜欢他，唤他可爱。他对当下年轻人的敏感和困惑也确如亲临，却又绝不带几句轻飘飘的评价，而是跟着想，怎么办呢，太艰难了。这和那个用自己的糗事讲笑话的骆以军，判若两人。我不由得想，是什么让他从悠悠的时光中撑下来呢？在苦和乐之间，是否有那么一种方式，是骆以军式的叙事，是“这世界，我除了作作鬼脸，扯两句屁话，就一无所有了。”西天取经骆以军始终记得那碗臊子面。为了吃掉它，他曾跟在一位顶级女杀手身后，横穿火车铁轨，进入有外星军团驻守的高科技基地，完成秘密任务。这是他讲述的版本。另一个版本是，2019年冬天，作家骆以军受梁文道邀请，到北京录制“看理想”音频节目，期间在编辑带领下游玩、探店，吃遍了北方的面食。口腹之欲，最终喂养了他身体里的一头巨兽。是夜，月亮升起，饕餮出没，骇然从台北旧公寓的冰箱里翻出四十支冰棒、一包萨其马和果冻，全数吞下。“我后来想，是不是因为那时候去北京吃的面太好吃了？”说到这，他哈哈大笑，“像脸盆那么大碗，我全部吃光，还外带回去一次。”贪吃是玩笑话，夜间“清理”冰箱则是他梦游时的无意识行为。由于常年忧郁、失眠、作息不规律，骆以军靠服用大量安眠药过活，药效显著，浑然不知大脑宕机后自己做了什么。这药还让他发胖、变傻，说话丢三落四。今年55岁的小说家，度过了如骑兵、运动员般勇猛写作的当打之年，身体残破如古稀老人。但这并不是最糟的时候。几年前，骆以军患上心肌梗塞，每周往台大医院跑几次，检查、开药，还差点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加上他有糖尿病，需要定期打胰岛素，几番折腾下来，身心俱疲，“那时候以为自己就要像波拉尼奥、雷蒙德·卡佛他们一样，50岁就嗝屁了。”把他从死亡边缘拉回来的，是他的大学老师、诗人杨泽。这位怪咖，年轻时意气风发，与木心在杰克逊高地阔论文学，后来到中国文化大学教书，同阶段在职的还有小说家张大春。骆以军读书时，想不到后来有跟着他行走江湖的缘分。这些年，两人逛遍台北街头大大小小的菜市场，找从《儒林外史》里穿越来的人：卖玉石的、卖佛像的、卖茶叶的，还有“给人延命的”。杨泽，诗人，本名杨宪卿，生于1954年，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毕业，曾于布朗大学任教。已出版作品有《蔷蔽学派的诞生》《仿佛在君父的城邦》，译作有《纪德评传》《窄门》等。其中一位师傅，好像练过少林功夫，为他们踩背、腿，“通经活络”。还有一位老者，养蜜蜂，据说让它们叮一叮，可以排出身体里的毒素，民间称蜂针疗法。每个星期天，骆以军都会去叮蜜蜂，一开始一针，后来增到二十针，“痛到不行”，“但大家都不喊痛，我也不敢喊”。不出意外，这套疗法遭到了全家人的强烈反对。妻尤为焦虑，一方面觉得不靠谱，另一方面是怕他感染新冠，真丢了命。“我脑子、骨子里也根本不信，”骆以军说，“但杨泽算是我的恩人。我人生中常常出现这样的老大哥，相信某套系统，用来骂我，想把我从很糟糕的状况里救出来。”最夸张时，他看到杨泽身上叮了一百针，却镇定如佛陀打坐，大惊。这才忍不住问，“老师，我跟你来了一年多，期间见你带不同的人来过，为什么最后只剩下我跟着你？”师徒关系不像神话故事。在骆以军的世界里，唐僧没有遇见孙悟空，身边只有猪八戒，而他们一起走到了最后。虽自嘲“八戒”，但骆以军身上有一股憨人和乐天派少有的狠劲儿。他选择报答恩情的方式，与他的写作如出一辙——以身体发肤为代价。他不追究方法是否科学，只要它们有益于重建生活的秩序。在杨泽的带领下，他的嗜好从咖啡变成老茶，从宅家变成接近自然，这已经是本想在三十多岁“殉道”、为了家庭打算再撑一撑的小说家，心态上最大的变化。骆以军手抄的《心经》“爹味”与少年气骆以军是个急性子。他坚信写作的黄金期只有十年、二十年，所以从大学转到文学系开始，人生就上了发条，正式进入倒计时。在这层意义上，身体机能的衰竭并不出乎他的意料，不如视还拥有的一切为礼物。如今，他调整了自己的写作节奏，每天只写两三个小时，“写得超烂”，“要不是因为经济的关系，我应该在写完《匡超人》以后就不写了。”那么，剩下的时间在干什么？在书房佯装写作，实则偷偷上网，刷youtube。他最喜欢的节目叫“脑洞乌托邦”，讲世界各地发生的离奇凶杀案，他看后连连称奇，然后被小孩痛骂。骆以军有两个儿子。小时候他们是《小儿子》里的“两呆儿”，长大后变成了父亲的管理者，反过来劝这位不务正业的小说家多读书、少上网，少相信来路不明的信息。采访时，骆以军在家喋喋，大儿子在天台遛狗。他对孩子们的评价是，“他们都很不错，但是可能将来也都不一定有钱。”没有人会不喜欢《小儿子》里的故事。它们集结于骆以军的脸书，记录了他和家人的生活碎片，实际上是无尽的笑料。在家里，他们会一起读书，但没有人读骆以军的书。享受亲子时光的作家有些尴尬。每当他开始讲人生哲理，儿子们就作鸟兽散。妻子甚至公开调侃他，“爹味很重”。改编自骆以军《小儿子》的动画骆以军的妻子郑颖是大学老师。两个人在学生时代像琼瑶剧里的男女主一样相遇、相恋。1996年，他们结婚，蜜月期在大陆度过。《故事便利店》里，骆以军讲了自己如何带着美丽的新娘，辗转南京、南昌、上海、北京，最后在香港摩天大楼上肠病发作，从97层的楼梯间往下狂奔、差点被警察逮捕的乌龙。这样的事屡见不鲜，关乎一个创作者要花多长时间学会当别人的丈夫、父亲。早年，他与妻子路遇车祸，当事人还是学生，两人帮忙送他去医院，还垫付了钱。但天生凶相的作家总让人紧张，还好有妻同行，一路上半调侃、半安慰——“别看这个伯伯很凶，其实他比你还害怕”。还有一次，他开车载着小儿子，儿子手上落了鸟屎，愣是被他带去用那只手抽了一张彩票……这样的骆以军当然是可爱的，但也注定是脆弱的、晚熟的。由于这一生都在吃“不够社会化”的苦，他的教育方式就是一遍又一遍地对儿子们重复——不要歧视，不要霸凌，不要羞辱别人。骆以军一家四口早年合影两次落榜、一次转系和无数的“废柴”时光，都没有把骆以军变成世俗者。他从未后悔因走上写小说的路而成了穷鬼，但内心的隐痛会突然发作。夜里，他梦见一向慈爱的母亲掏出一张存折，说，你看看这些年我光花在你一人身上有多少钱？“写作非常耗能量，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很大的困扰，”骆以军这样形容自己的选择，“它不是一个能养家的、安定的事业，它是一个职业。”骆以军是骆家第一个从事创作的人。从二十几岁小说获奖开始，他就得到了身边人很多的爱与支持。他父亲是安徽人，多年后娶了台湾太太，四十几岁有了他。老人不太理解文艺青年的世界，却乐于报以“就算你不是我儿子，只是我恰遇见一这么执着搞创作的后生，我骆某人也要支持你”的态度。这或许是骆以军用近乎“慢性自杀”的方式写作的原因之一：他急于证明自己。自我证明的同时，骆以军创造了一套自己的叙事方式。在受“文化部”管辖、崇尚IP为王的台湾出版界，纯文学市场狭小，即使是通俗小说，也卖不了多少本。为了好好卖书，上台宣传不冷场，他会提前准备些有趣的小包袱，现场抖一抖。如今，这项本领已经被他练到登峰造极，以至于他在寺庙里讲那些“屁笑话”，方丈们都笑得合不拢嘴。生活中的骆以军比台上更擅长讲笑话。具体如何发挥，要看周遭的环境。“比如三四个人在场，我会感觉到谁强谁弱，谁跟谁在相互伤害，那我就会想让大家都开心。”于他而言，比身不老更重要的是心不变坏，只要没有虚无，没有剥削年轻人，没有失去柔和的瓣膜，他就还好好保护着三十岁以前的自己，那个人生中最骁勇的时刻。最好的时光骆以军的九零年代，有一种卡通和武侠片混合的质感。那时，年轻人的世界是一片密密麻麻的巢穴，“每间不到两坪大”，有《千与千寻》里汤婆婆似的房东。其中一间塞满脏衣服、旧报纸、狗毛，中间夹着一个逃了课的胖少年，在被书和纸稿垒得高高的桌前，奋笔抄写《百年孤独》。晚上十二点，他搁笔，向床头的地藏王菩萨叩拜，然后入梦，日复一日。青年骆以军（右）与友人这个地方叫阳明山，以温泉闻名，空气中蒸腾着许多虔诚、闪灵灵的梦想。骆以军回忆，三毛自杀那天，有十几个哥们打公共电话通知他，汤婆婆唤一声，他就轰隆隆地往外跑。此地的文学青年多半是抽象的脸，但也不失留下姓名的：袁哲生、邱妙津、黄国峻……骆以军与三人共享的是同一段青春。有时是哲生下榻，他们在灯影绰绰里聊社会新闻；有时是妙津在宿舍与人围坐，辩论文学；有时是国峻，小说家黄春明的次子，很乖，很沉默，“他的路数和同龄人很不一样”。同龄人的名校光环，一度让“废柴”出身的骆以军自卑，但好的氛围让他可以不为此困扰太久。那是台湾“解严”的头十年，所有摩拳擦掌的新人都可以像参加《中国好声音》一样竞技、争取奖项，他们平等地拥有一条开阔的上升路径。读研究生时，骆以军凭一篇《手枪王》走红，紧接着就有出版社找上门来。还有一些天马行空的合作机会，比如给一个看起来像没睡醒的人写歌词。他写了两首，拿到一万五台币（人民币3300元左右），觉得对方“很大方”，那是后来火遍全国的歌手伍佰。再后来发生的一切，愈发像镜像世界般光怪、扭曲，失去纯真的颜色。一年之间，黄国峻、袁哲生接连离世，引发社会震动，人们将此与邱妙津海外留学时的自戕联系起来，视为某种时代的症结。马华作家黄锦树将他们按写作风格归为一类，叫“内向世代”。有段时间，骆以军成为“内向世代”中一个反向的代表，被关心或过度关心，有人甚至直接问他，“下一个会不会是你啊”？从左至右：邱妙津（1969-1995）、黄国峻（1971-2003）、袁哲生（1966-2004）彼时的他，的确有些抑郁的倾向，但从未有过极端的想法。摆在他面前的是另一种层面的痛苦。在文学界闯出名气后，出于养家和找到伯乐的期冀，他进入一家出版社工作。结果没多久就后悔了，“感觉他们把几个管线接在我头上，吸取我的脑浆”。最崩溃时，他跑到一家串烧店，问老板制作成本，盘算着是否该开启一门自己的生意，“不如养那个时间，可以写点纯粹的东西”。作品打入市场，意味着他需要融入业界和圈子。最荣光的时候，朱天心给他题字，王德威为他的新书作序，事业仿佛走向了巅峰。他不容置疑地感到恩惠。于是，菜鸟开始跟着前辈出席各种私人聚会，直面内心对社交的恐惧，发挥自我调侃的功力。他还在杨泽参与创作的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新宝岛曼波》里扮演过一个对着美女流口水的人，如今提到仍觉得羞耻，说那只是为了帮忙，并不是真实的自己。还有一个流传的故事是，唐诺有时在骆以军家附近的咖啡馆写作，遇到他携儿子走过，唤他名字，他不理，只有喊“大师、大师”，他才有反应。骆以军苦笑，说自己早已习惯在特定场合扮演小丑，每当被调侃“大师”，就反说“我是大便”，以至于条件反射，听见那两个字就回头了。提到前辈和后辈，骆以军流露出罕见的低沉和严肃。他从一个被视为极致哀愁、沉浸于自我世界的流派里走出来，一路走到现在，已经比那些凝固住的生命大了几十岁。他有很多话想代他们说给所有恨不得与世界决裂的创作者。他告诉过胡迁，“你有这种才情，答应我不要自杀”；他也写文章纪念林奕含，拷问“年轻人如何学习这种穿过那伸进你内里之手，仍相信爱与自由”。但人世之艰难，非常人能抵御。他有幸参与过最好的时光，也亲眼见证网络和市场如何牵引文学代际的变化：过去，大家都很虔诚，为了写出了不起的作品匍匐前进；后来者更用功，抱负更远大，但还愿意接受正规的写作训练；再往后，他几乎看不见不急功近利的人，都在讨论发言权和人脉。“从我这一代到你们这一代，好像只变得更痛苦，被解构、撕裂、粉碎。”故事的褶皱贫穷、绵薄是台湾小说家的底色。唐诺、朱天心讲过自家空间不足二十平，容不下书房，于是去咖啡屋写作的故事。骆以军笔下也有好几任房东、一辆除了喇叭哪都响的二手车，以及永和老家的旧宅。他母亲八十大寿时，外地来的亲属进门直接哭了，还凑了钱，想要帮他们改造、翻新。儿时骆以军与家人骆以军是“外省人”，跟着上一辈的苦难长大。骆父参过军，逃过难，住过眷村，与当年的一百二十万军民共同组成了那片土地上“无根”的族群。那里有一条特殊的文艺创作的潜流，代表作是白先勇《台北人》和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对于骆以军而言，历史的牵绊更加个体、私密，是一个同父异母、生活在南京的哥哥。大哥比他大二十几岁，刚出生就与父亲失联，跟着母亲和曾祖长大。两人没见过几面。一次他在南京先锋书店演说，大哥从报纸上看到消息，郑重地带着家人、自种的农产品直接坐到了台下。在骆以军的回忆里，那个场面并不是十足温馨、感人的。他当天讲的是父亲去世，自己因家中男丁不足找来几个好哥们帮忙抬棺材的故事，而这个父亲于对方，是那样遥远和陌生。关于大哥的记忆，注定是不完整的。中学时，它是一个半导体，从远方传来未曾谋面的亲人的声音；成年后，它是传统的礼节，是他带着新婚妻子向一屋子姓“骆”和“以”字辈的人下跪、认祖，所有人哭成一团；再后来，记忆变成了一种道不明的感觉，是白发老头站在他面前，开口喊他“小弟”，他才能迟钝地辨认出那条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家族遗传的剑眉，仅此而已。父亲、兄长的身世，是他自我认识的起点。而书写是根植于原生之地的创造，与土地的疏离和经验匮乏，影响的是作家对于情感的处理机制。后来他写《西夏旅馆》，用杀妻、弑父和亡国灭族打开身世探寻的“第三只眼”。他也调动爱身边之人的能力，写下《遣悲怀》、《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西方小说大爆炸和古典文学教育碰撞出的火花，将他推上一浪又一浪巨人的肩膀，也使读者对其写作的印象，多是华丽的词藻、充斥着暴力与死亡的意象，和无边的想象力。2020年以后，大历史汹涌而来，他开始写《大疫》（曾定名《爱在瘟疫蔓延时》）。但他对成作并不满意。“我认识的人太少了”，骆以军说，把他们流放至孤岛般的世界，非他所长。他也深知自我的局限，因而特别关注社会新闻。采访时，他提起一个当街被殴打的女人，他的故事里也多次出现真实发生的无差别杀人事件、坠楼事件，还有儿子带母亲遗体搭地铁事件催生的“大众运输法”……《大疫》，骆以军，镜文学，2022年8月一切的标本都是波拉尼奥。骆以军对这位“最爱”有说不完的话：上个世纪，他处在怎样的生存境地，如何把底层生活的苦楚和残酷记录下来，这在当下和自己所在的岛屿实现，几乎不可能。因此，网上一切的惊悚、离奇、荒诞，有时比现实更像现实。不过，有些地方天然具备复杂性，为写作提供养分。“我觉得如果有人认为写故事是比赚钱更幸福的事，他肯花时间，用生命的二十年各处走走、记录，那写出来可能就是波拉尼奥。”游历、观察、记录，是骆以军认为有灵魂的写作方式。这同时是当下创作领域一种较为流行的体例，叫非虚构。童年时，骆以军还不是人们眼中写作的苗子，身边经常围绕着哭诉恋爱失败的哥们，他家里养过后来混迹于街头“黑帮”的小狗，他脑海里如烟花般绚烂的梦境，他超强的记忆力……一切都仿佛为他后来说故事作牵引。有没有一种可能，他身上缺失的历史和时代厚度、生存经验的宽度，是为在体内凝聚成活水的泉源，随时准备着现代主义故事的大爆发？“但‘说故事’的我和‘写小说’的我，不是同一个人。”骆以军笑。如果说写小说容易耗损生命值，那么讲故事就是亵神的，“很可能是不小心，你就拨开了神或是魔鬼的翅膀”。听起来有点玄，实则是呼唤人类对一种“发明”的敬畏，是让听故事的人相信，每一个为之发笑、啼哭的时刻，天空中都划过看不见的神迹，你永远都在被看见、被陪伴、被安慰。

一我喜欢她的名字，尽管一开始我只认识她姓赵，另外两个字连音都读不出来。绿萝纷葳蕤，缭绕松柏枝。——李白《古风》萝与蕤，是香草，是藤蔓，是繁茂而坚强的生命。赋予这名字的是她的父亲，赵紫宸，这位燕大宗教学院院长大概永远想不到，这个名字将预示着这女子的未来，看上去脆弱不堪，实则坚韧不拔。赵萝蕤，在燕京大学的绰号是“林黛玉”。我喜欢她一张弹钢琴的背影，时间在那一瞬间凝滞，仿佛留下的只有音符和属于她的优雅。香草美人，自然追求者甚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钱锺书，世间传说《围城》里的唐晓芙正是以赵萝蕤为原型：唐小姐妩媚端正的圆脸，有两个浅酒涡。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和粉来仿造的好脸色，新鲜得使人见了忘掉口渴而又觉嘴馋，仿佛是好水果。她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古典学者看她说笑时露出的好牙齿，会诧异为什么古今中外诗人，都甘心变成女人头插的钗，腰束的带，身体睡的席，甚至脚下践踏的鞋袜，可是从没想到化作她的牙刷。她头发没烫，眉毛不镊，口红也没有擦，

我们不知道书中有多少东西是古尔纳的真实经历，但这种感受应该是寻求避难的难民们所共通的：被文明世界的视角审视，被歧视或怜悯，被贴上贫穷、落后、愚钝的标签。古尔纳在诺奖的获奖演说里讲道：

“一分钟一分钟离人类社会越来越远。”在科幻作家韩松的微博中，这句让人联想到《三体》中汪淼看到“幽灵倒计时”似的描述，兼具着科幻的意味，同时也充满了宿命感。然而，这却是韩松在确诊“认知异常”“日常生活异常”后，每分每秒正在经历的、未来的时日甚至不用想象就能确定的现实。韩松在微博上发的诊断单韩松，与刘慈欣、王晋康、何夕被称为中国科幻界“四大天王”，著有《地铁》《高铁》《宇宙墓碑》《红色海洋》等等科幻作品。刘慈欣曾评价韩松说：我写的是二维科幻，韩松写的却是三维科幻，如果说中国科幻是一个金字塔，二维科幻是下面的塔基，而三维科幻则是塔尖。他的科幻文学创作才华，正如诗人北岛评价的那样，“具有全面而奇异的才能，以科幻为体裁，表达对现实世界的映照和对人类生存的关怀”。《地铁》韩松

6月24日，美国的最高法院推翻了“罗伊诉韦德案”。1973年，关于此案的重要裁决，标志着堕胎在美国的合法化。此次推翻该案，意味着美国取消了原本宪法所赋予女性的堕胎权。这是美国在女性堕胎问题上，近50年来，最大的一场“反转”。同时，这场反转也在挑战着我们今天对女性“生殖自主权”的认知。由此，关于禁止/支持堕胎的种种讨论，再次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下文中，我们对罗翔的《法治的细节》、波伏瓦的《第二性》等书进行了摘编整理。希望能以不同作者们的所述所写，加深我们对“罗伊诉韦德案”、对女性堕胎历史的了解，并试图讨论这些问题：为什么会有“禁止堕胎”和“堕胎自由”两种观点的争议？在法律层面上如何理解堕胎？为什么波伏瓦认为完全禁止堕胎的做法是注定失败的？禁止堕胎对女性而言意味着什么？一、禁止堕胎和堕胎自由，谁对谁错？据统计，世界上有9%

王小波（1952.05.13

古人云：“开卷有益”。有人反对，说看书应有选择。我觉得，只要是书，翻开来读读，都是有好处的，即便是一本老年间的黄历。——汪曾祺下文经出版方授权推送开卷有益大概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一年暑假，我在我们家花厅的尘封书架上找到一套巾箱本木活字的丛书，抽出一本《岭表录异》看起来，看得津津有味。接着又看了《岭外代答》。从此我就对笔记、游记发生很大的兴趣。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这一类书的文字简练朴素而有情致，对我的作品的语言风格是有影响的。我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一二年级，教国文的老师都是高北溟先生。高先生教过的课文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归有光的《先妣事略》和《项脊轩志》。有一年暑假，高先生教了我郑板桥的家书和道情。我后来从高先生那里借来郑板桥的全集，通读了一遍。郑板桥的元白体的诗和接近口语的散文，他的诗文中的蔼然的仁者之心，使我深受感动。全集是板桥手写刻印的，看看他的书法，也是一种享受。▲郑燮《行书曹操诗轴》扬州博物馆藏有一年暑假，我从韦子廉先生读了几十篇桐城派的古文。“桐城义法”，未可厚非。桐城派并不全是“谬种”。我以为中学生读几篇桐城派古文是有好处的，比如姚鼐的《游泰山记》、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我读书的高中江阴南菁中学注重数理化，功课很紧，课外阅读时间不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我买了一套胡云翼编的《词学小丛书》；在做完习题后或星期天，就一首一首抄写起来，字是寸楷行书。这样就读了词也练了字。抄写，我以为是读诗词的好办法。读词，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买了一套《词学小丛书》；同时词里大都有一种感伤情绪，流连光景惜朱颜，和一个中学生的感情易于合拍。江南失陷，我不能到南菁中学读书，避居乡下，住在我的小说《受戒》所写的一个庵里。随身所带的书，除了数理化教科书外，只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本上海的“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选集》。我于是反反复复地看这两本书。可以说，这两本书引导我走上了文学道路，并且一直对我的作品从内到外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我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了中文系，选读了沈从文先生的三门课，《各体文写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是沈先生的名副其实的入室弟子。沈先生为了教课所需，收罗了很多文学作品，古今中外，各种流派都有。他架上的书，我陆陆续续，几乎全部都借来读过。外国作家里我最喜爱的是契诃夫和一个西班牙作家阿索林。因为，他们有点像我，在气质上比较接近。▲

庄周梦蝶、黄粱一梦、南柯一梦......人类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总是不厌其烦谈论着梦、书写着梦。与此同时，从《周公解梦》到弗洛伊德《梦的解析》，我们也没有停止过对梦的探索。在本文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看来，梦也和文学紧密相关——“文学本身也是梦，是‘春梦’的另一种形式”。而在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学之梦”恐怕就是《红楼梦》了。张清华解析了《红楼梦》里贾宝玉在秦可卿房中睡着后进入太虚幻境的这个经典段落，指出其中隐含的色情意味。他进而对曹雪芹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没有哪位写作者能够像他这样，用了‘教科书’般的笔法来叙述一个梦……”张清华认为，曹雪芹无愧为中国最伟大的“色情讽刺家”，而他首先要讽刺的就是一个“装”字。下文摘选自张清华的新书《春梦六解》，经出版社授权发布。序►说梦记梦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而谈论梦的历史恐怕也一样，只是没有那么早地记录下来。庄周是最有名的例子，但是那样的谈论，则不免不够“接地”，止于一个哲学式的发问，立刻变成了玄学逻辑。弗洛伊德是伟大的谈论者，但有些谈论的方式在很多年中并不适用于中国。即便在鲁迅看来，他的有些看法也是有悖于中国人的伦理的。鲁迅曾谈论过梦，借了弗洛伊德的方式，但他认为中国人须先解决食欲的问题，然后才能谈到性欲之类。当然，那是三十年代的艰难时世，鲁迅很难抱以纯粹学术的态度，因为有现实的不得已。弗洛伊德但鲁迅是针对某个具体事情的，那也是大时代的奇葩。在一份叫作《东方杂志》的刊物上，他看到了由某记者收集的一百多个梦，自然大喜过望。然而翻看之后，不免又失望。因为那记者将这些梦境悉数做了加工，变成了“载道的梦”，与“大家有饭吃”有关，与社会大同有关，再次，也与“渔樵于江渚”等诗意的设想有关。于是他提醒说，梦须不会是为了装点门面的。“单是做梦不打紧，一说，一问，一分析，可就不妥当了。”鲁迅提点得是，这也是在下的担心。作为无意识的产物，人在梦中当然一般不会作假。有“假寐”而无假梦，这应该是知识人的共识。然弗洛伊德也还说了，有“伪君子式的梦”——他在《梦的解析》中专门谈到了这一点。如果让在下解释，这应该是“超我”在无意中也进入了梦境，并且试图给“本我”以某些影响。他举出的例子，是有人一直梦见自己在无报酬的情况下，一直在童年时的裁缝店里帮助干活。还有他自己，也经常在取得了成功的时候，还会做“失败的梦”，以作为一种自我的提醒和惩罚。显然，“超我”在进入梦境的时候，依然无法完全掌控主人公的人格状况，故一方面它显示了善的愿望，另一方面又不免很假。梦境世界给了我们太多启示，因为梦境无意间流露了人的自然天性，暴露了人的生命本相，这也是我们可以对之进行分析的价值所在，以及意趣所在。解读梦境便是等于打开了人世的黑箱子，生命的黑匣子。而且梦境与文学有关，这太有意思了。以至于弗洛伊德在解梦的时候，一方面是拿他所经历过的那些病例来演示，更重要的则是经常拿文学作品来说事。他的最经典的概念中，有很多都是通过分析文学作品提出的。笔者之所以也来尝试“解梦”，确乎不是想哗众取宠，而是回应了“文学梦”这样的元命题。文学作为虚构之物，承载了人性的诸般秘密，它的装扮背后，定然有无法剔除的真实的精神活动作为根基。所以文学本身也是梦，是“春梦”的另一种形式。不然怎么会有《红楼梦》，有那么多诗歌中的梦，以及与之相似相关的各种幻形、幻想和幻象？因此上，解梦其实还是解文学、解文本。只是我不愿板着面孔，端着架子来解读，希望能够找一个方式，换一种口味，能够解得有趣。而且不依照逻辑的推演，更不敢弄成学术著述的模样，而是一种发散式的、跳跃式的联想，不在乎观点是否辩证，而在于有所启示——甚至连启示也不要，而是单纯要求好玩、有趣。定位于这样一种格调，我感到了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有了一种多年未有的自我解放的体验。我感觉到了那种学术文体所无法传递，也无法包含的信息量，它们在那里，以混乱和无名的方式，发散着，窃窃私语着，互相感染和激活着，泛出了让我有意外欢喜的道道涟漪。然而——既属解梦，就有不靠谱之处。坊间的类似说法，如同星座之说云云，多数是模棱两可，半带忽悠的。即便是弗洛伊德的那些分析，也未见得都能说服人，何况在下。所以请读者朋友万勿当真，只当是虚构的随笔文字，而绝无学术的野心。壹►春梦发生的条件磨叽了这么久，终于绕到了正题，我们要说一说这个不服的。他不惧尴尬，不惮污名和误解，定要用繁花似锦的笔墨，讲述一段最难示人的“隐情”；而且要淋漓尽致，用了百般的迤逦曲笔，绚烂隐喻，把一件事儿放大得无以复加，真可谓古今一人。这牛人自然不是别人，就是化身为多个名号，一会儿充作空空道人，一会儿自称悼红轩主，一会儿又变成了文抄公，或是“石头哥”的曹公雪芹。他这会儿正袒露心迹，把生命中最珍贵的秘密，平生头一回的梦境，原原本本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们。电视剧《红楼梦》中的尤氏单表这一日，由宁国府的长孙媳妇，即贾珍的妻子尤氏邀请，贾母一行由荣国府前来赏花。但就在午时席间，她那宝贝孙子宝玉突生困倦，“欲睡中觉”，老太太溺爱惯了，便令好生照看。这时贾珍之子贾蓉的媳妇可卿说道，老祖宗放心，“只管交给我就是”。看官注意，这话说得得体却又暧昧，怎见得有如许无分内外的亲近？叔叔与侄媳之间还隔着辈分呢，所以先来正房安顿。可是这人小鬼大的宝玉，却不愿意看正房中那劝学励志的“燃藜图”，更见不得那“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对联。在成年人看，这不过是些应景之说，怎见得非要较真？但在宝玉，却是势同水火的俗规陋条。因此上“纵然室宇精美，铺陈华丽，亦断断不肯在这里了，忙说：‘快出去，快出去！’秦氏听了笑道：‘这里还不好，往那里去呢？要不就往我屋里去罢。’”宝玉听了自然正中下怀，便连忙答应。电视剧《红楼梦》中的秦可卿请注意，在笔者的阴暗心思中，这宝玉此时正有成人难以觉察的鬼胎——他一直在暗恋着这个成年的女人，或者说是做着一个与秦氏幽会的“白日梦”。他很想有机会与她单独亲密相处，只碍于礼数，不便说透，故前番刻意挑刺儿，最终实现了寝于秦氏卧房的目的。可是接着一个嬷嬷说道：“哪里有个叔叔往侄儿媳妇房里睡觉的礼？”这仿佛是“撒旦式的提醒”，表面看是禁忌，是礼制和规矩的强调，实则是充满不伦信息的暗示。照弗洛伊德的意思理解，礼数的不合正吻合了这白日梦中“检查制度”的警示，但它的作用，却是故意引人“往歪了想”，是要让接下来的一切，变得更加复杂和幽曲，而且更悬。眼看好事就要黄掉，幸而可卿解围，为他辩护道：“不怕他恼，他能多大了，就忌讳这些个？”勿要小看这话，它借了年龄之说，将宝玉“未成年人”的身份做了清晰认证，便解除了辈分之别和男女大防的沟壑禁忌，同时又格外暗示了他们之间的亲近。这便为宝玉接下来的做梦，准备了恰切的条件。这可是有史以来，中国文学中“春梦书写”的经典篇章。我无法不先行强调一下，没有哪位写作者能够像他这样，用了“教科书”般的笔法来叙述一个梦，哪怕是精神分析学诞生以来的现代主义、意识流文学中，也没有如此天衣无缝，合乎释梦理论的经典叙述。我们且看看，这宝玉睡梦之所以发生的条件。“……来至秦氏卧房。刚至房中，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宝玉此时便觉眼饧骨软，连说：“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云：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赵飞燕立着舞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宝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连珠帐。宝玉含笑道：“这里好，这里好！”秦氏笑道：“我这屋子，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了。”说着，亲自展开了西施浣过的纱衾，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电视剧《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与秦可卿于是众奶姆伏侍宝玉卧好了，款款散去……各位，这春梦是有条件的。生理卫生的教科书上，是教导青少年入眠之时，一不要吃太饱，二不要盖太厚，三是睡前不要胡思乱想。而这宝玉恰好相反，借了这信息丰富的软环境，要达成他“见不得人”的愿景。空气中有刺激嗅觉的甜香袅袅，墙上挂着唐寅的性感绘画——虽然不是春宫画，但也是一个憨态可掬了无防备的性感女子，睡于一树灿烂的海棠花下。那对联虽然略有些冷艳，但也是寓意暧昧，可以诉诸飘忽的联想。关键是，接下来，曹老师干脆用了“现代主义”式的夸诞，“修辞的过剩”，甚或“能指重复”的种种策略，一股脑儿把主人公的处境和情绪，营造得淋漓尽致，弄得那小小的空间里溢满了性感的暗示。怎见得是武则天的宝镜？又哪来赵飞燕的金盘？分明是夸张和“过剩想象”；还有这经手安禄山，又伤了太真乳的木瓜，分明是刻意的诲淫故事。想是这曹老师野史读得多，把些添油加醋的想象，都安到宝玉头上，也是执意要凸显他的人小鬼大，遂把些有的没的，都撺掇来了。还有公主用过的器具，红娘西施们用过的贴身之物，等等，搁如今俱是“狂欢式的叙事”了。电视剧《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与秦可卿当然，还有可卿的一句看似戏言，实则亦是不可或缺的暗示之言，“我这屋子，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了”。神仙既住得，那么自然可以是超脱世俗的，什么越礼合规，统统不在话下了。这一方面是从叙事的关节上，接通了接下来警幻仙子出现的机缘，同时也为宝玉和可卿的梦中相会，释放了真真假假的烟幕弹。电视剧《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还有更要命也是更实际的，便是教科书上所说的三忌：先说吃，肯定是太饱的，由老祖宗领衔赏花，宁府上下肯定是大摆筵席，侍奉周全的；二是那盖的，自来也够厚，这可卿的贴身之物不只暄软暖和，更兼携带了那温馨的肌肤之香，其舒服熨帖，自然无以复加；还有第三，这睡觉之人，也一定有诸多联想，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敢想的不敢想的，肯定是忽忽悠悠、飘飘荡荡，一如那《高唐赋》里所描述的，“上属于天，下见于渊”，正不知有多少销魂处。更兼逢这三月之时，阳气上升，万物所发，也更在少年心里，那潜滋暗长的生命原力，如何能够压抑得住。接下来便是宝玉的那梦，作者在讲到这儿的时候十分节制，只说“难以尽述”。笔者自然也无法在这儿大加发挥，若那样，便显得居心不恭了。我只能说，此地无银三百两，此处无声胜有声。曹老师以“迷津”中之万丈深渊横亘，下有海鬼夜叉索命的可怕景象，来惊醒梦中之人，应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且十分关键的是，最后他喊了一声“可卿救我”，把那现实中的可卿吓了一跳，因纳闷道：“我的小名儿这里从无人知道，他如何得知，在梦中叫出来？”看官，这一关节设置，可说妙极，一则将梦中的可卿与现实中的可卿，通过一个物化的事实，连接了起来；另一方面，也再度强化了这个梦的心理意义，即“重叠”与“替换”，“道德检查”与“愿望达成”之间的奇妙纠结。说再多大约都无益处，东坡早都说过，“事如春梦了无痕”。此种经验往往是清晰又含混，一般人会选择“刻意遗忘”，尤其个中还有不伦或是非法性质，更会令做梦者感到恐惧。然这是小说，作者势必要将所谓的“虚拟经验”与“现实经验”做一番对证才是，所以才又安排了宝玉和袭人之间的“偷试”。真是妙极，在笔者也只能说，难以言喻。它验证了梦中之假，却也反过来证实了现实之无趣，那草草了事的一番勾当，与刚刚梦中的万千缱绻美妙，如何能够相比。贰►“警幻”之“淫”与“色”美国人哈罗德·布鲁姆在《文章家与先知》中曾说：“与弗洛伊德一样，克尔凯戈尔是伟大的色情讽刺家，这两个伟大头脑的相通之处也仅在于此。”这个布鲁姆是牛人，他的话必须当真，然而，两个精神气质如此相去霄壤的人，怎么会搁到了一起呢？哈罗德·布鲁姆，文艺批评家著有《西方正典》等我猜想，他大概是想说，在对人的本能的认知和分析能力上，他们都是天才。因为他们不惮于世俗道德的压力，将所有被假象遮蔽的东西、被伦理精心包装过的东西，尽行戳穿了。从这个意义上，他们是色情讽刺家，但他们所讽刺的，可不是色情，而是通过对性和欲望的准而狠的解读，讽刺了所有对隐秘世界的压抑、掩饰与包装，以此打开了那个更为真实的世界。他们相似的禀赋仅在于，他们是“伟大的头脑”，且是以“精神的解剖刀”来对付一切的，这把刀所向披靡，再结实和牢固的装具在它面前，都给挑筋剥皮，露出了“皮袍下面的小”。说到此，便禁不住为我们的先人感到惋惜，有如此多有意思的梦，却没有一位弗洛伊德式的理论家来解梦。当然，中国自古多的是道德家，不太可能容许这种专事戳穿的人，去做揭画皮的文章。所以时至今日，笔者也只好拾人牙慧，假模假式，用偷来的“X光机”来做点“安检”或是“透视”罢。我这里也是黔驴技穷，别无他法。我的问题至为简单：曹雪芹是不是伟大的“色情讽刺家”？如果是，那么他是在讽刺什么？“伟大头脑是相通的”，弗洛伊德早就说过了，想来他们是被时间的荆棘隔在了两个不能相遇的早晨罢。一个是“杨柳岸，晓风残月”，正不知今夕何夕，此生何人；一个是巴黎或维也纳的黄昏，是想求解如何打开这人间最难捉摸的黑匣子。但他们所想的，其实还是同样的问题。这梦中装有人生的全部秘密，只是在中国人这里更难说破——似乎也可以说，但总是被道德家们层层包裹，连那“关关雎鸠”的叫春声，也硬要扯成“后妃之德”的正派话语。这叫曹老师如何不恼，他要用他自己化身的这个俗物，用他与仙子的对话，来揭破那许多东西，告诉我们，这饮食男女，无非是造化自然所赋予，没有什么要遮遮掩掩的。因此，他若是讽刺家，首先要讽刺的就是这个“装”字：尘世中多少富贵之家，那些绿窗风月，绣阁烟霞，皆被那些淫污纨绔与流荡女子玷辱了。更可恨者，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解，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饰非掩丑之语耳。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既悦其色，复恋其情所致。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若真是有一屎盆子、黑帽子的话，那么他首先是扣到了自个儿头上，天下人所鄙视和咒骂的这“淫”字，舍我其谁更适？这就足够磊落，唯有自黑，以身说法，以身试法，方才显出勇气，也有服人的资格。不过，听话听音儿，傻子也知道，仙子在这里将他说成是“第一淫人”，必是有反讽之意的，是借了“警幻”之语，来给予这钟鸣鼎食锦衣纨绔之家中唯一“不装×”的人，以一个合法和正当的说法。不过，这话也把“宝宝”吓了一跳，他还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哪里就敢担这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淫”字？所以要来争辩。于是警幻便又改口，给此字加了个前缀，改为“意淫”，且假以其先辈之托，让其早日明了尘世人间的这点事儿，先“醉以美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示以男女，不过如此尔。早些体悟便早些觉醒，直白些说是“早死早托生”；说得雅一点，便是“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再使其“跳出迷人圈子，入于正路”。这大约就是中国人独有的“辩证法”了。想来警幻仙子是将“上帝”和“撒旦”两个角色一身兼任了，“警”为上帝，“幻”为撒旦——置换一下，便是“空”为佛陀，“色”为业障。然佛法又云“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这车轱辘话能把人弄得云里雾里。简单点，就是吾人所领受的那点古已有之的辩证思维，不警怎知道为幻，无幻又何以为警？故让这引人堕落又叫人醒悟的仙子，变成了集二者于一身的合法代表。若是《圣经》中，必不会有这般谈论。它是用了撒旦的话语，捅破了亚当和夏娃之间的窗户纸，让他们受了蛇的诱惑，先食了树上的智慧果，然后知晓了男女之事。随后，主才将他们赶出了伊甸园，让他们从此饱受“原罪”的折磨。显然，东方和西方，是属于各有各的路数，各有各的结局。而文化本是一种结构，好与坏、优与劣总是生长于一起，难论出高低贵贱的，我们不能掉到这种陷阱里。诸位，我们再回到这梦，究竟是要表达什么，这梦中之人到底是在想什么，我们必不能回避。那么事情就简单得很，他梦见的无非是肉身中，最简单和低级的那点儿东西罢。可是曹老师之孜孜以求，要说的又究竟是什么？我想无非是：一、只有承认饮食男女这点事，才是认知生命真谛的第一步；二、一旦勘破这生命奥妙，也无非一个幻灭的“空”字。从来无一物，何假拂尘埃？第一步，他是俗人和真人；第二步，他又是高人乃至圣人。电视剧《红楼梦》剧照显然，曹老师是中国人中最了不起的“色情讽刺家”，了不起之处就在于，他亲自编造了这个梦、这些话，但又并不相信。他是用了真正的反讽，用了“说梦”之方式，揭破了人世间这一切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形形色色，是是非非。你难道没有看出，从宋玉到曹雪芹，从《枕中记》到《红楼梦》，这中间的一脉传承么？这春梦所构建的，是生命本身的真实和虚无，所反讽的，则是世俗的富贵浮云与无常。曹之所以被认为是“集大成者”，是他将中国文学中这些边边角角、不入正统的玩意，用了一个梦中梦的构造，一股脑儿地套叠于一起，来了一个“大观”或是“汇编”罢。其实叙述的窍门和关节，前人也都已预备了，就看你善不善于学，会使不会使。而曹老师的确是汇古今于一勺的高手，把这一羞答答的传统，“作”到了无以复加的极致。当然我还要画蛇添足，所谓“全书纲要”之说，在笔者看，绝非单指十二钗等的曲子词的展示，那些长长短短的句子所喻示的诸般人物的经历与命运，更在于这春梦本身的无限寓意。以在下观之，它是《红楼梦》之主旨的若干“同心圆”中最核心的一个。这“一晌贪欢”的春梦，同一个人一生的经历、同一个家族的盛衰、同几大家族的存亡成败、同一段历史的因缘际会，同天地间洪荒与繁华的交替，历史的春秋大梦之间……不过是大小之别，若论经验的性质，却是大致相同。所以，它们是若干个“套娃式”的同心圆，其中最小也是最核心的一个，便是这一机巧无限的春梦。它之于《红楼梦》有多重要？无论怎么说都不过分。没有这个“原点”的辐射与弥漫，整部书的主旨和架构，压根儿便无从附着、无以附丽了。本文节选自《春梦六解》作者：张清华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年：2021-4编辑

丝瓜架下或扁豆花开，这些典型的乡村景象，离着大多数人越来越遥远。城市中掀起的“露营热”看似让人们更加靠近自然，却难以带着你我真正穿越回村庄去过那种质朴而踏实的生活。作家于兰在其书《声在树间》，重绘村庄里遥远的记忆，寻找那些消逝的乡村事物，带着我们去观察那些叫不上名字来的野草、或是当年从未抓住过的野生小动物。村子里那一草一木、一瓜一藤等野生而自由的生命，仿佛总蕴含着让我们再次热爱生活的力量。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推送。遗失的乡村事物（节选）1．霜降后的蓖麻菜今天老妈给我送来蓖麻菜，我又尝到了那久违了的味道。蓖麻怕霜，霜降以后，蓖麻就停止生长了，那些还未成熟的嫩果、花和花蕾就可以采下来，还有枝子顶端的叶、叶茎和叶芽也都可以采。采下来用滚水烫过之后加各种调料腌制，就成了蓖麻菜。它的果和籽有点纤维，花和花蕾则面面的，有种特有的香味。小时候，在家乡的田边地头大家都爱种上十多棵蓖麻，绿色的秆、茎和叶，成团的、黄色的花。结的是蒴果，成熟的蒴果外皮坚硬，皮外面还有又干又硬的刺。里面的蓖麻籽是椭圆形、灰花色，打开后是白色的果仁，看上去油油的，母亲说它不能吃，有毒。据说蓖麻的全身都有微毒，既可作药，也可让人中毒，但霜降之后采下的叶和花烫熟后就没有毒了。蓖麻仁生吃三粒人就会中毒而死。蓖麻

这种情况在“走狗”丛书的后三本中有所改变。随着“走狗”人数的增多，其中一些渴望突破的创作者不满足于单纯的模仿，他们选择以更严肃的态度去写作。从第三本开始，绝大部分作者已经走出了亦步亦趋的阶段。

都说《水浒传》讲忠义。但是《读水浒》这本书的作者押沙龙却认为，水浒虽有不少仁人志士，但更多的是不忠不义，杀人如麻。至少在呼唤忠义之前，《水浒传》首先是一部真实的小说。对林冲这一经典角色，他也持相似观点：在成为读者想象中的“英雄”、“暖男”之前，林冲首先是个真实的人。除去武功高强外，他很普通，不过想安稳度日，不作为，也不执着。“有点儿仗义“，”有点儿朴实”，但都不彻底。无论后人给水浒赋予了什么价值和意义，只要忠于施耐庵眼中世界的本来面目，忠于自我感受，那么《水浒传》就是诚实的。下文选自《读水浒：人性的十三种刻度》，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经出品方授权发布。150%的人读过《水浒传》的人，大多对林冲的印象比较好。有的说他是英雄，有的说他是暖男，以前网上甚至还有种说法，

《简·爱》，玛丽苏的开山之作？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本文节选自《一地霜白》作者:

2018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发起了一场“当代六十位新锐男作家的性别观调查”，向年龄覆盖了60-90后的调查对象发布问卷，请他们选择最想回答的问题作答。这份问卷中共有五个问题：1、在书写女性形象时，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性别的吗？你在创作中会有意克服自己的“男性意识”吗？你如何理解文学创作中的两性关系？2、最早的性别观启蒙是在中学期间吗？你如何理解女性主义与女性写作？3、

2021，一些陌生的名字在变得熟悉：德尔塔、元宇宙、克莱因蓝、拉尼娜；一些熟悉开始变成日常：数据、穿戴、体温、空间、距离。在时间线性的门前，我们都无法后撤离开，然而，置身事外的欲望每增加一分，被困在这日常中的情绪就强烈一等。身处现实同时目睹像素中的虚幻，我们无一例外试图向外突围，又全都不由分说地置身事内。在此之内，一切被线上（online）化。开会和演出被网络收纳，消费和亲情共享同一块屏幕，当注意力和视频长度一起缩短，兴趣点和技术手段也就偕同暴涨了。书，还有读书人，似乎又向角落里挪了一步。是拥抱互联网，把自己作为产品，还是让书籍缩回那个知识的保存与捍卫者的角色上？《作家和出版人》给我们一个可能的答案：“诚然，新的视听系统必然会到来，但其发展也必然有别于今天宣传家们的论断。”社交模式和经济方式的重组革新，带来的不是打击，而是新的领地。在更宽广复杂的信息海洋中，只有依靠它们，书籍，我们才能在更大时间尺度上建立综合的认识。著书立说源于差异的碰撞、同类的交流，而书的阅读者，正是分享的主体、交流的对象。人类知识的螺旋上升，有赖于此。我们世纪的二十年代已经开启，时代的分野隐约可见。从今年的一本新书《置身事内》中，我们能够看到一种主动参与的态度。如果现实是我们藏在枕下的闹钟，与其等待它把我们叫醒，不如在铃响之前动身。你们——我们，阅读的主人，精神生活不是如梦星辰，恰恰相反，阅读是我们介入的途径。明天，阻碍会消失，套索将重新成为纽带，当后来的人们寻找此刻的雪泥鸿爪，这一年中，最优秀的书籍以及它们与读者产生的思想碰撞，正是2021与未来的一场对话。我们一起把精神的粉尘聚拢起来，在大地上画出两条虚线，一条是历史的索引，另一条是未来的依据。置身事内，这是我们的突围办法。经过综合考量和多番讨论，在各个类别中进行尽可能多的横向比较，同时对作者个人作品做纵向对比，我们最终选出涵盖文学、艺术、人文、社科、历史、新知诸个类别的68本候选图书。或许入选书单依然不可避免存在疏漏，但我们愿将发端各处的脉脉细水，尽己所能，汇聚成我们时代的一种推力。接下来，这68本候选图书会接受进一步的严格评审，我们将于2022年1月7日公布最终的“凤凰网读书2021年度推荐图书”。「置身事内」凤凰网读书2021年度推荐图书68本候选文学·艺术（32本）《坠物之声》作者：[哥伦比亚]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译者：谷佳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品方：世纪文景出版时间：2021-1《三只忧伤的老虎》作者：[古巴]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凡特译者：范晔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出品方：行思文化出版时间：2021-7《鹿川有许多粪》作者：[韩]李沧东译者：春喜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出品方：鹿书deerbook出版时间：2021-8莱姆科幻小说集（包括《索拉里斯星》《其主之声》《未来学大会》《惨败》）作者：[波兰]

“人生苦短，像个少年一样投入吧，体验吧，燃烧吧，纵身一跃吧，哪怕你改变不了什么，哪怕你一点儿都不重要。”杨潇，作家，代表作《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一、子弟“李焕英！”“喊什么呢，小王八蛋。”

然而，对于大多数人的大多数的照片而言，拍下的一刹那就释放了它所有的存在感。我们不需要整理，不需要冲印，不需要把它们一张张插进照相簿。几个月以后，偶然想起这次旅行，好几个G的影像交叠在一起从眼前滑过。

北京时间10月7日19时（瑞典当地时间13时），瑞典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更动人)？”同理，“更具前瞻性”难道真比“更有远见”要高雅吗？长此以往，岂不要出现“他讲的这件趣事可笑性很高”一类的怪句？此外，“某某主义”之类抽象名词也使用过度，英美有心人士都主张少用为妙。

9月25日鲁迅诞辰140周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鲁迅《热风》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140年前的今天，鲁迅出生。此后，鲁迅就背负起太多：他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是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也占据了我们太多必读课文、必考考点。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一个具体的人、投向那个从绍兴出来的小伙，会发现鲁迅的抉择与坚持非常人能及：他是家里的老大，一人担负起整个家族的兴衰；他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怯懦后才勇敢择其所爱；他热爱颇丰，美食、穿搭、设计、电影……这都并非打发时间而是真正兴致所在。恰如鲁迅的孙子周令飞所说：“鲁迅完全应该是一个很好玩的人。”这里所谓“好玩的人”，应该包括更多维度的复杂性。而当我们没有真正阅读鲁迅，他就被扁平化为一个符号或者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聊天时可以使用的表情包。曾经有年轻读者跟我们谈起鲁迅，他说“鲁迅应该是一个看着有点凶，但也会和邻居家小孩玩的叔叔吧。”这种解读方式让我们觉得有趣，因为这时候的鲁迅更像是一个具象的人，于是，我们也尝试从鲁迅的人生经历中整理出10个侧面，以期走近他，理解他。01一生用过140多个笔名“鲁迅”作为笔名首见于

新版微信修改了公号推送规则，不再以时间排序，而是根据每位用户的阅读习惯进行算法推荐。在这种规则下，读书君和各位的见面会变得有点“扑朔迷离”。

当今的时代，写作和阅读的碎片化不可避免，犹如进入了一片语言文字的“热带雨林”。我们需防止自己的情感时长被过载的信息消耗，仍要专注于精神，书写人的失败和尊严。

我麻利地走进厨房，拿了三个脸盆，母亲递过手电筒，我便把三个脸盆抱在胸口，腾出一只手扶着木楼梯，一步一步地爬上楼，打着手电筒，在楼上寻找漏雨的地方。终于找到了，把三个脸盆摆好，就能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

“如果我们想要探究爱情与城市的因果，可能仍然需要回访遥远的上世纪90年代，回到偶像剧的起点，去触碰那稚气的故事中隐藏的人与城、进与退、怕与爱，而赤名莉香那没心没肺的笑容，可能仍然会刺痛我们。”

《金瓶梅》直面欲望，叩问欲望。这种人类原始的冲动与力量同样化作一场场属于饕餮者的美食盛宴——猪肉卤、糟鲥鱼、烧鸭子、酥油泡螺、定胜糕、搽穰卷儿、玫瑰元宵饼、葱花羊肉扁食、木樨荷花酒...

但他还爱读陆文夫、汪曾祺，并且读懂了他们文字背后的人生况味；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骨子里存有悲悯，早年的镜头里常见粗粝现实和底层小人物，就算后来拍了美食，依然忘不了“人事”。

有一种记述是，失明以前，陈寅恪讲课很有特点，讲到深处，会长时间紧闭双眼，失明之后，再也没有人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了，而永远是睁大着眼睛，永远是目光如炬。如果把这一代九零后出生时的时钟指针，向前拨转半个世纪——杨振宁、王希季、许渊冲、巫宁坤、马识途、杨苡、潘际銮、叶铭汉、彭珮云……这群平均年龄已超过96岁、在各个领域卓有成就的老人，正处在和今天的九零后差不多的年纪。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身份，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座在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建的大学，因仅存续八年却培养出百余位科学与人文大师，被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若要带着“西南联大何以能”的追问，不论是聚焦于三校校长的治学风貌，还是授业教授们的文人风骨，都有卷帙浩繁的历史资料可以展开。但具体关联那一代“九零后”与当下九零后的，其实是同样二十岁出头的求学生活。因此，在集体品格的探讨之外，我们还想看看过去的他们，究竟如何学习、如何恋爱、如何生活？答案或许就在纪录片《九零后》的个体叙事中。南渡：求学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拉开了日军大规模向华北地区扩张的序幕。7月29日至30日，北平、天津先后陷落，位于天津和北平的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三校学生，突然失去他们作为学生的去处。

他们在假期一起进南昆山，在夜晚的大自然中，观察一只海南蓝仙鹟在树枝上睡觉，识别一种正在蜕皮的巨蟹蛛，讨论沫蝉吐在竹子上的口水到底是什么，探讨要不要解救一只跳不出洞穴，可能会被蛇吃掉的青蛙的哲学命题。

然而，无聊并不尽然是不好的。无聊有两种，一种是建设性的（fructifying），另一种则空空如也（stultifying）。前者的产生是因为麻木的缺席，而后者的出现是因为缺乏生机勃勃的活动。

乐黛云教授九十岁生日这一天，她的新书《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十七岁开始，乐黛云的生命便与北大缠绕在一起。从沙滩红楼的求学到成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七十余年求学路，乐黛云总是充满治学热情，培养了一身学人骨气。本文便摘自她的上述自传中《我所知道的北大校长们》一章，在乐黛云的笔下，蔡元培、严复、胡适等早期的北大校长们，展示出了属于那个时代的自由与改革精神，也定格了一代人的风骨。北大自由精神的奠基者蔡元培校长早就指出，“大学不是养成资格，贩卖知识的地方”，也不只是“按时授课的场所”“大学也者，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学者更“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的人格”。他抱定学术自由的宗旨，在北大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正如梁漱溟先生所回忆：“他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新潮流，冲破了社会旧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为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梁先生特别强调这一大潮流的酿成，“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在于蔡先生的“器局大”和“识见远”。所以能“器局大”“识见远”，又是因为他能“游心乎超实用的所在”。这个“游心乎超实用的所在”讲得特别好。青年蔡元培大凡一个人，或拘执于某种具体学问，或汲汲乎事功，就很难超然物外，纵观全局，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国知识分子素有“议而不治”的传统，一旦转为“不议而治”，那就成了实践家、政治家，而不再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法国社会学家艾德加·莫林（Edgar

白睿文：说到时间的跨度，《站台》的时间框架是从两个比较具体的时间点来架构—1978年到1989年。《江湖儿女》的时间框架是从2001年直到2018年，您为什么选了这些具体的时间点？

这次的演讲题目很明确，我想把自己创作中的经验告诉大家，可能对你们没有用，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对我有用的经验可能对你们没有用，我选择这个题目就是要把自己写作过程中遇到过一个个障碍物告诉你们。

1953年2月22日，海明威一只名叫“威利叔叔”的猫出了车祸，断了两条腿，海明威开枪射杀了它。本来有人想帮他，但海明威坚持自己动手。8年之后，海明威开枪自杀。海明威的遗言是：“晚安，我的小猫。”

单身男人的白日梦世上最浪漫的人无疑是那些无人与之浪漫的人。正是在我们身处孤独、没有工作或朋友来干扰内心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爱情的精髓和必要性。整整一周时间电话寂静无声，每顿饭都是罐装食品，一边吃一边听着BBC播音员沙哑的毫无慰藉作用的声音——这个声音在描绘肯尼亚羚羊的交配习惯——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柏拉图曾声称没有爱的男人，就像一只仅有一半躯体的动物。在这种遗世独立的时刻出现的白日梦很难说得上成熟，如果我们认为成熟意味着我们明了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危害的话。在前往爱丁堡的一列火车上，我的对面坐着一个年轻女士，读着公司简报样的东西，一路吮吸着一盒苹果汁。当我们一路向北飞驰时，我假装在欣赏窗外的风景（干枯的田野和工业废墟），实际上却被眼前的天使牢牢吸引。栗色短发、苍白的皮肤、灰蓝色眼睛、鼻子上一簇雀斑，身穿条纹水手上衣，上面有一块小而明显的污渍，可能是午饭时吃通心粉留下的。列车过了曼彻斯特，朱丽叶放下手中的公司简报，拿起一本菜谱。《中东食品》。眉头透露出她很专注。夹心茄子。还有炸豆泥三明治、塔博勒色拉和古鲁可模样的东西，需要放入很多菠菜。她不时记下要点，笔迹弯弯曲曲的，但颇为认真。陷入对一个人的爱真是太容易了。或者至少可以说陷入一种对另一个人的强烈的激情真是太容易了，你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称其为爱、迷恋、病态或幻觉。当列车经过纽卡斯尔的时候，我已经在想和她结婚，在长满樱桃树的道路旁有我们的屋子，周日晚上她躺在我身边，我用手指梳理她栗色的头发，我们会静静地享受她做的某种中东饭菜，然后我终于感觉自己在这个世上有了一块立足之地，为之满怀感激之情。类似时刻点缀着单身男人的生活，在前往爱丁堡的列车上、吃三明治午餐的时候或在机场大厅，可能只是惊鸿一瞥，就会发生这种情况，而没有丝毫外在行动表现出来。真是哀婉动人的故事，但毫无疑问，对夫妻生活极为重要。女士们应该感谢单身男人的绝望，因为正是这种绝望构成了未来坚贞不渝、无私奉献的坚实基础——或许还因为，这些在浪漫生活方面极为成功的人应该受到质疑，他们应该是缺乏相应的魅力，都没来得及经历好几天思慕一个女人的悲喜过程，他们由于害羞而不敢跟一个女人打招呼，而这个女人却在下一站下了车，留给男人的只是一个空的苹果汁盒与一箩筐的结婚计划。成人参观动物园的启迪如果你去动物园参观，却不带小孩，人们会以奇怪的眼神看你。最理想的状态，莫过于带着一群小孩，并让他们吃着滴滴答答的冰激凌，手里还拿着一些气球。参观一个有东方小爪水獭或豹斑壁虎的动物园，似乎并非一个成年人度过下午的理想方式。当前伦敦的时髦话题是，你是否参观了国家美术馆举行的安格尔画展，而不是摄政王公园里的伦敦动物园新来的倭河马。但我5岁的侄子在最后一刻爽约（他突然想起当天是他最好朋友的生日），而我固执地决定按照原定计划度过这个下午。我的第一个想法——在我买了冰激凌之后，虽然我没有买气球——是动物看起来多么奇怪。除了奇怪的猫、狗或马，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见过一只真正的动物，一只长相奇特、熟悉丛林法则的生物。拿骆驼为例：一个U形脖子、两个毛茸茸的驼峰、像涂着睫毛膏似的眼睑以及一口黄色龅牙。旁边有介绍资料：骆驼可以在沙漠行走10天，而无须喝水；它们的驼峰里装的不是水，而是脂肪；它们的眼睑如此设计是为了阻挡沙尘；它们的肝脏和肾脏能够从食物中吸干所有水分，使得它们的粪便又干又硬。介绍中还说，它们是世界上适应性最强的动物之一——对此我不由产生出一种幼稚的嫉妒，感叹人类的肝脏和肾脏有所不及，惋惜我们没有毛茸茸的驼峰，不然的话，可以让我们免去下午的茶点。如果动物们如今看起来如此奇怪，那是它们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达尔文如是说，身处摄政王公园，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斯里兰卡的懒熊长着长长的灵活的嘴唇，缺少两颗上门牙，这样它就可以从蚁窝里舔舐蚂蚁和白蚁，任何一个从熟食店里买午餐吃的人对这种独具特色的面部特征都会很困惑。我一边吃着冰激凌，一边看着在烂泥中打滚的像涂了焦油似的倭河马，不由悲从中来。“恐龙”一词浮现在我的心头，并非它们与恐龙相像，而是因为它们让人想起恐龙是极端缓慢地适应环境的代名词。它们在世界上已经为数不多，未来的非洲大自然，将是更加灵活、更喜欢交配、如同小羚羊一般的动物的栖息地。参观动物园，可以证明一句老生常谈：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每一个动物似乎都完美地适应某些事物，却与其他类型的事物势不两立。马蹄蟹永远不会登上《时尚》杂志的封面（它看起来就像一个长着弯腿的缩小版的军用钢盔），也不会阅读吉本，但它却是深水生存的明星，从而不被鲨鱼吃掉。它安静地生活，偶尔在大洋底部滑动，去捕食软体动物。当我们被迫参加饭后的“如果你必须成为一个动物，你想成为什么”游戏时（很可惜，这个作为晚上娱乐的游戏逐渐被看图猜词所代替），我们难免认同一些动物，而抨击另一些动物，只要能够叫得出名字。福楼拜喜欢这个游戏；在他的信中，他把自己比作不同的动物，如大蟒蛇（1841）、贝壳中的牡蛎（1845）、缩成一团来保护自己的豪猪（1853、1857）。而我则把自己比作马来貘、小霍加、美洲鸵和乌龟（特别在周日晚上）。动物园一边使动物看起来像人，一边使人看起来像动物，故而让人内心不安。“猿猴是人类的近亲，”猩猩笼子旁的图片说明文字里介绍说，“你能够发现多少相似点？”相似点当然太多了，超出了我们能够接受的程度。给它刮刮脸，穿上T恤和运动裤，那么坐在笼子一角挠着鼻子的那位就是我的表兄，只不过乔在白赛姿公园有一套大公寓房，而且这个夏天和他的孩子们在多塞特郡度过了两周的时光。1842年5月，维多利亚女王参观了摄政王公园里的伦敦动物园，她在日记里谈及一只刚刚来自印度加尔各答的猩猩：“他很棒，喝茶时自斟自饮，他虽然像人，却让人感到痛苦和难受。”（读到这里，我想象自己被抓住后，关在假日旅馆房间那样的笼子里，通过一个小门传送一日三餐，一天无所事事，只能看电视——旁边有一群长颈鹿前来参观我，喜笑颜开，拍照摄影，舔着冰激凌，说我的脖子多么短小。）我走出动物园，手里拿着一个德斯蒙德·莫利斯望远镜，这或许是难以避免的事情。打电话约莎拉一起吃饭有其特定目的，它只是人类求偶仪式的一部分，与秋日晚上美洲鸵开始朝彼此怪叫并无本质差异。一个人的怪异行为从本质而言往往是简单的动物性目的——食品、居住和后代的繁衍——的复杂化体现，如果能够发现这点，人们将再次获得一丝安慰。我或许应该去申请一张摄政王公园里的伦敦动物园的年票。写作如何再现生活8岁时我写了第一本书。这是我的暑假日记，我和父母、姐姐和狗一起在法国乌尔加特的诺曼底海滨胜地度过了这个暑假。“昨天没有事情发生。今天天气很好。我们整天游泳。我们午饭吃了色拉。我们晚饭吃了鲑鱼。晚饭后我们看了电影，讲一个人在秘鲁发现了金子。”这是很典型的一篇，标着1978年8月23日，星其三（其中的用词错误并非语言障碍，而是拼写水平还不行）。如果这本书难以卒读，那是因为它尽管初衷良好、书写整齐，但作者似乎并不能传达真正发生的事情。虽然提供了一系列事实，诸如鲑鱼和天气报道，但真正的生活却似乎没有显现出来。就如同观看家庭录像，却只能看到脚或云彩，你会困惑不解，很想知道在人们的脸部正在发生什么。很多作品都是这样。即使拼写水平提高了，也必须经历一个痛苦的组织语言的过程，才能够真正实现我们的表达目的。典型的情况是，文字描述仅仅在事物的表面滑过，我们看到一次日落，然后在写日记时搜肠刮肚，将其称为“漂亮”，我们深知还有很多东西尚未表达，却无法将其用语言呈现，然后很快被抛之脑后。我们为了描述今天发生的一切，列下一个清单，记录我们去过哪里，看过什么，但离开纸页的时候，心里明白有一些转瞬即逝的事物我们没有呈现出来，而我们怀疑，或许正是这些事物才是解开今天真实情况的钥匙。呈现真实的生活，难于对感官体验的忠实记录。将看到的事物进行记录，并不足以成为艺术：只有经过筛检、选择和思考的过程，笔下的事物才有可能显得真实。以下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日记中记录下的1915年2月15日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今天下午伦纳德（丈夫）和我都去了伦敦；伦去了图书馆，我则漫步伦敦西区，顺便购买一些衣服。我的确衣衫褴褛。随着年龄的增长，让我不再惧怕装饰华丽的商店。我逛遍了德本汉姆百货公司和马歇尔斯百货公司。然后喝了一杯茶，一路走到公园里的查令十字街，心里构思着词语和事件，以便写作。或许，就是一个人死亡的方式。我买了一件10英镑11便士的蓝色裙子，就是我此时此刻身上穿着的这件。很难具体说清楚为什么这样写就可以，为什么在这样的描述中生活没有被剥离。好像伍尔夫只是选择了合适的细节，她知道应该看什么；或许是关于装饰华丽的商店的坦白中包含有什么，或许是她有能力意识到查令十字街上的自己行为的怪异，或许是“我此时此刻身上穿着”传达出了一种亲密。他人之书的悖论在于，它们能够告诉我们关于我们自己的生活，远甚于我们对自己独自的理解。他人书本上的文字，能够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我们是谁，我们的世界如何。比如说，是歌德的年轻人维特让我明白年轻和单相思意味着什么，是福楼拜的药剂师赫麦让我从政治家或广告商身上看到博学的愚蠢，是普鲁斯特的一些痛苦的文字让我理解了我妒火中烧时的面目。但伟大书籍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描述与我们生活中相似的感情和人物；它的价值还在于能够以比我们更加完美的方式描述这些感情和人物，它能够提供一些感受，我们虽然能明确认识到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感知，但却无法自己将其表达出来。比如，我们或许已经认识某人，酷似普鲁斯特笔下的虚构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我们或许已经感觉到这个女人身上有些盛气凌人、傲慢无礼的地方，却并不清楚到底在哪里，直到普鲁斯特仔细地在括弧里描绘了公爵夫人对他人的反应，公爵夫人又叫奥利安·德·劳美，在一个时髦的宴会上，德·加拉尔东夫人喊了公爵夫人的名字，因显得与公爵夫人过于熟悉而犯了错误。“奥利安”（立刻，劳美夫人又好笑又惊讶地转过头，面向一个隐形的第三者，她似乎要让其证明，她从来没有赋予加拉尔东夫人喊自己名字的权利）……如果一本书关注这种细微、关键、令人震颤的时刻，一旦我们放下书本，继续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事情，将恰好是那些作者在相同情况下面临的事情。我们的思维就像最新调试的雷达一样，能够找到浮现在意识表面的特定事物，这种效果就如同把收音机拿进房间，我们本以为房间里安静无声，却发现安静仅仅存在于特定的频率，事实上，和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的，有来自乌克兰广播电台或小型出租车公司夜间呼叫的声音电波。我们的视线会被引向天空多彩的颜色、人脸多变的表情、虚伪多变的朋友，或某种隐藏的关于某种情形的悲伤情绪，我们此前根本不知道我们居然会为此而伤心。本文节选自《无聊的魅力》作者:

这场订货会原本应该在年初举办，但因疫情延迟，本届订货后释放了出版业积压已久的能量，因为2020年一年因为印厂关闭、物流受阻，新书无法下厂印刷，因而此次各家出版社带到订货会的是囤积了近两年的“新书”。

回首中华千年璀璨文化时，你是否曾好奇古人是怎么生活的？古代打工人有没有假期？他们假期都干啥？没有洗发露，古人怎么洗头发？凤凰网读书节选了《古代人的日常生活》一书中的部分章节，一起近距离观察古人的生活细节。01假期没有三天游，洗头才是正经事古人大部分不上班，只有政府官员等少数群体有假期，那他们的假期有多少天呢？先秦时期的文献有限，休假制度也无从考证了。但那个时代世卿世禄，官员都是世袭的，当官既是自己的工作，又是日常的生活，既然是给自己干，放假与否也就无所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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