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了诺奖得主一生的书，揭开美国大萧条的真相

近日，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三位美国经济学家本·伯南克（Ben S. Bernanke）、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和菲利普·迪布维格（Philip H. Dybvig）因对于银行与金融危机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而获奖。

其中，曾经领导美联储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深受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与安娜·施瓦茨合著，1963）一书的影响。

本·沙洛姆·伯南克（英语：Ben Shalom Bernanke，1953年12月13日－），美国犹太裔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伯南克在确定博士论文选题之前，他的导师费希尔曾建议他先阅读《美国货币史》，这部著作由此引起了伯南克对大萧条相关问题的研究兴趣。弗里德曼在书中关于流动性紧缩引发大萧条的观点被伯南克继承，还影响了他之后的经济政策实践。

伯南克2002年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大学纪念米尔顿·弗里德曼会议上的讲话中曾指出《美国货币史》这本书为经济学做出的伟大贡献，称它无疑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灾难（即大萧条的爆发）提供了一个领先且最具说服力的解释。

弗里德曼在这部著作中以详实的数据和严谨的逻辑得出了以下结论：美联储货币大紧缩恶化了一场本来普通的金融风暴，并令其最终演变为无法收拾的大恐慌。但与此同时，他也强烈反对以金融政策作为需求管理的手段，指出政府应该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以与经济增速相适应。

《美国货币史》一书时至今日依然具有深远影响力，该书是货币理论实证研究的巅峰之作，自1963年问世以来，很快就成为所有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研究者的必读书目，是经济学者不可或缺的研究参考文献，被称为“货币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对于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理解全球金融动荡及其政策走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01

货币主义理论创立者：弗里德曼是谁？

《美国货币史》被公认为是弗里德曼影响最为深远和最突出的成就之一。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年7月31日—2006年11月16日）是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现代货币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史、统计学，主张经济自由主义，提倡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弗里德曼出生于美国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贫穷的犹太移民家庭，年少时数学天分极高，原本立志成为一名保险业的精算师。而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他表现出对经济学的极大兴趣。

194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两年后升为教授，曾担任尼克松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美国经济协会会长、经济计量学会会员。他由于在“消费的分析和货币的历史与理论方面的成就，以及他论证了稳定经济政策的复杂性”获得了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弗里德曼的妻子罗斯（Rose Director）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作品无一不给罗斯审阅，罗斯也是他成名之后唯一敢跟他辩论的人。

弗里德曼对中国具有浓厚的兴趣，他与妻子合著的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中，和中国相关的篇幅占比很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曾经先后三次来华，并宣称“谁能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02

弗里德曼洞见：货币政策为何如此无能？

弗里德曼在书中对美国大萧条阐发了诸多极具洞见的观点。

其中，弗里德曼用了“无能”一词描述1929—1933年美国经济大危机期间的货币政策——在本可以避免的情况下，货币体系却崩溃了。

他指出，防止货币体系崩溃所必须采取的行动并不要求具备与银行体系运作、货币因素作用或者经济波动有关的知识。然而，无论是当时的学术意见还是外部压力，或者是本身缺乏实际权力，都无法解释联邦储备体系的行为，也无法解释为何在20世纪20年代积极的、有力的、满怀信心的政策，会继之以1929—1933年间消极的、防守的、迟疑的政策，甚至无法解释为何联邦储备体系没有如其创建人的初衷那样抵御内部流失。

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倒牛奶事件”

联邦储备政策在1929年前后的鲜明对比，以及1929年之后政策无能的原因，是由于联邦储备体系内部权力交接和权力接班人对此的理解和经验的缺乏。

直到1928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一直是联邦储备体系国内外政策的主要推动者，其首届总裁Benjamin Strong是联邦储备体系的权威人物。这段时期每个中央银行都有一个杰出的代表人物：英格兰银行是Montagu Norman，法兰西银行是Emile Moreau，德意志银行是Hjalmar Schacht，而Strong则代表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和世界上其他央行进行商榷。Strong比其他任何人都拥有更多的联邦储备体系内外金融业领导的信任和支持，拥有使其观点广为接受的个人影响力，以及据此行动的勇气。然而，他于1928年8月退休，并于当年10月离开人世。此时，无论是联邦储备委员会还是各储备银行都未做好继续接受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领导的准备。

Benjamin Strong Jr.（1872 年 12 月 22 日 - 1928 年 10 月 16 日），美国银行家，他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长达 14 年，直至去世。

在金融界和联邦储备体系内，没有任何一个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拥有和Strong相当的声望，或可以与之相比较的经验、能力和勇气。Strong的过世使得联邦储备体系失去了事业的中心和公认的领导。联邦储备委员会决定不再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担此重任，但联邦储备委员会本身也无法胜任，当时它还很软弱，分歧明显。另外，几乎所有的联邦储备银行（包括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都不愿意接受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领导，部分原因在于其人事，部分原因在于它们认为联邦储备委员会只是监管和评估机构。这些都使得联邦储备体系在行动中很容易举棋不定，陷入僵局。

随后，除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外的其他储备银行为了在决定公开市场政策时获得更大的决策权，于1930年3月扩展了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的成员范围，使其包含所有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公开市场操作现在需要得到12位总裁（而不是原来的5位总裁）中大部分人的同意。同时这12位总裁“分别听命于各自董事”，而不是像Strong在位时那样，5位总裁皆听命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这一权力转移的形式——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从一个5人委员会中的领导者，变为一个执行12位总裁所采纳政策的执行委员会的领导者，有着重要的影响。一个由12位总裁组成的委员会，其中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与所有其他人的地位相同，都是为了加强地区间独立性而设置的某个机构的首席执行官，更容易在采取观望态度而不作为的政策上达成一致，而不是采取决定性的和大规模行动的一致政策，以避免承担公共责任。

在缺乏联邦储备委员会有力而正确的领导，缺乏整体舆论对正确政策的支持，缺乏储备银行总裁们愿意且能够为独立方针承担责任的情况下，观望和犹豫不决的倾向四处蔓延。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力量进一步积聚。一次失败，下一次就更容易走向失败。人们更倾向于将缺乏能力而不是缺乏判断作为失败的借口(用于向他人解释，也用于自我安慰)。

1930—1933年，联邦储备委员会解释经济下滑以及随后的银行倒闭时提出，尽管采取了行动，危机还是发生了，认为这是不可控因素的结果，这同样是这种倾向的表现。并且毫无疑问，联邦储备委员已成功地说服了自己和其他人认为它的推理是正确的。

因此，随着事态的发展，联邦储备委员会越来越倾向从别处寻找解决办法，首先希望问题能够不治而愈，随后又接受了以下观点，即危机和繁荣是私有经济社会不可避免的产物，是在委员会控制能力以外的。

既然联邦储备委员会未能有力地阻止1930年秋的第一次流动性危机，在下一次危机中就更不可能有所作为。只是因为来自国会批评的强大压力，才使其于1932年年初进行了早该进行的大规模公开市场购买。当这一操作未能带来即时的明显改善时，联邦储备委员会又立即回到之前的消极被动状态。

03

历久弥新的思想：货币理论对今天的启发

2020年全球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创出了历史新高，美联储采取了史上最大规模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发达国家在应对新冠疫情的新环境下，延续了货币大投放的道路。主要发达国家央行的操作尽管未将经济引致大萧条，却走向了另一条弗里德曼先生所不愿意看到的宽松之路。

在当下重读《美国货币史》有着特别的意义。回望近100年前联储的大紧缩，再对照2008年以来一再被频繁使用的货币宽松，以及现代货币理论的兴起，中性货币政策似乎渐行渐远。主要发达国家货币当局的频繁干预并未减弱，而是以无限量的宽松代替了紧缩政策而已。与此同时，频频被动用的货币工具也为我们带来了关于货币理论的新的迷失与思考。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货币的迷失之一：货币政策是否会影响收入分配结构

从美国的经济数据看，与差强人意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宽松的流动性带来了包括股票和房地产价格在内的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有效需求不足进而货币派生受阻叠加信贷意愿下降，剩余流动资金更多地流向股市等资产投资，贫富差距加大，形成“资产通胀不平等”。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前货币超发的祸害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转向金融不稳定和社会阶层的撕裂。

在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收入分配研究中，他认为不考虑价格因素，资本收入比的均衡水平上涨主要归因于老龄化和长期增长的放缓，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这两个变量的影响只占一小部分，资本收入比上涨的主因是资产价格与其他价格比例的快速扩大。但目前美联储显然并未将这一问题纳入其政策考量。2020年6月，当有人问到如何看待贫富差距和社会平等的问题时，现任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说：平等性问题已经困扰我们四十多年，但这其实与货币政策无关。

2、货币的迷失之二：高债务之下，货币政策如何自处

从经济学说演变的历史看，货币学派兴起的历史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将凯恩斯和新古典经济学所推崇的政府干预思潮拉下了神坛，经济学回归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奥地利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所倡导的自由市场，推动经济政策向古典主义的“市场至上”回归。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再次带来了经济学理论中政府与市场角色这一经典问题的周期轮替，放任市场的自由主义被认为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后凯恩斯主义重新受到重视。

现代货币理论更将货币推向了支持“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角色。截至2019年年底，全球公共政府部门和民间部门的债务总规模达255万亿美元，约为全球GDP的322%，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就增加了87万亿美元。高债务迫使货币政策不得不维持宽松，有的主要国际货币甚至陷入负利率的情形。事实上，现代货币理论主张的“债务上限软约束”和提前进入“最后贷款人”状态已经在西方经济政策中出现了。在高债务之下，货币政策能否回归中性，若能的话又将如何回归中性，恐怕是一个难解之题。

“正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举动，将这场普通的经济衰退——虽然可能是相当严重的一场，转变为一次主要的经济灾难，而不是试着用它的力量来抵消大衰退。1929—1933年货币供给减少了三分之一便是这场灾难的开端……大恐慌不仅不是一场自由企业体制的衰退，反而是一场政府造成的悲剧。”

如果我们把弗里德曼这一判断中的年份替换为当下，将“减少”替换为“增加”，这个结论会不会在并不遥远的未来被证实呢？日本前央行行长白川方明曾说，日本货币政策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货币政策不能定位于力所不及的目标。在全球越来越多国家陷入“日本模式”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温《美国货币史》，以促使我们在眼前的全球化迷雾中，保持一份历史的清醒和对货币相对中性的理性。

（本文参考了《美国货币史：1867—1960（精校本）正文第7章，以及巴曙松教授为本书撰写的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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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币史：1867—1960（精校本）

作者：[美]米尔顿·弗里德曼    安娜·J. 施瓦茨 著 

巴曙松 王劲松 等译

洞悉当前美国金融危机来龙去脉，重温诺奖得主弗里德曼经典巨著！

-End-

观点资料来源：《美国货币史》

转载及合作请发邮件：scb01@p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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