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一栖

编辑 | 李梓新

该文为短故事学院学员作品

头条发表课程学费全部返还

Supper是我的初中同学，我们在初中毕业后十几年没有联系。可是前一段时间，你不得不在朋友圈注意到他的存在。

他以每天七八条的频率狂轰乱炸每个人的朋友圈，我们都知道了他大学时暗恋一个叫阿梁的同学，两人毕业分开，阿梁出国读博。毕业好些年后，他突然发现阿梁在用一个同性交友网站“Blued”，欣喜若狂地去表白，却失败。

Supper和阿梁刚到南京上大学就认识了。阿梁是上海人，带Supper认识了好多上海朋友。那会儿课不多，阿梁常常约他出去一起吃饭、拍照、玩桌游，虽然他对单反和桌游并没有太大兴趣。

“就是为了他呀”，Supper这样说。大三的时候，两人一起去西餐厅，暖色黄光如同水族箱里绰约的灯影，摇曳了两人的脸。有那么一瞬间，他几乎要把表白的话说出口，却终究咽了回去。“怕说出来，两人朋友都做不成。”

直到毕业六年后他发现阿梁在玩“Blued”。他一激动便去表白，阿梁却说，“不好意思，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事情，我喜欢的不是你这样的呀。”

“Blued”是个同性交友网站，我自然默认Supper是同志，他与阿梁不过是一段旷日持久终于浮出水面又瞬间被毙的暗恋，只是发生在同性之间。

“我不知道男生都怎么想的。”

我并没反应过来Supper这话什么意思，后来才发现，生理性别为男的Supper，是一名跨性别者，是“她”。

“或许是我太喜欢上海了吧，才会喜欢他。”在跟阿梁表白失败的那段时间里，Supper这样跟我说。后来每次聊到阿梁的时候，他也总强调阿梁“是上海人”，“他家上海的，大城市”，不下五次。

“为什么这么喜欢上海？”

“不知道，就是有感觉。”

2008年，在去南京上大学报到前，Supper专程绕去上海。那是他第一次站在外滩，表面平静的黄浦江水低吟流淌，翻腾起他五光十色的欲望。后来听阿梁与他的上海朋友们“张口闭口几百万”，让他觉得“挺受刺激”，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想远离家乡，远离那发不出工人工资的矿务局大院，远离太原到处都是小煤矿的西山。

同窗四年，Supper没有向阿梁开口，他担心家里有阻碍。然而当时的他并不惋惜，也不伤心两人因毕业而分开。他似乎对未来有种盲目自信，觉得两人将来总能碰到，更何况进入社会后还会认识更好的。

大四时，Supper找到了上海的实习，在张江高科技园区一家IT公司做软件测试，毕业后顺利留了下来。他在公司附近租了房子，每天骑车上下班，车轮平稳轧过新刷了白线的青灰色柏油路，不管骑多快都没有声音。这总让他想起家乡太原那有些年纪的路与街，时不时爆出中年青春痘般的凸起皴裂，连同人行道上松动的地砖一起，带给快的慢的路人各种惊喜。

起初在张江的日子是新净的、湿漉漉的，滋润着他来自北方的干燥肺喉，在宽松的工作环境中与同事一聊就是整个下午。可他渐渐厌倦了，这里哪有什么上海人，都与他同样不惮迢遥千里，挣扎着渴望在上海扎根，如同园区里颤颤巍巍还需要三根木棍支撑的小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他重新在徐家汇找了房子，即使通勤的时间从骑车20分钟变成公车一小时——地铁太贵了，他说。

“市里面啥人都有”，Supper觉得这才是他心目中的上海。在张江住的时候，他从来不期待下班，因为下班了也没地儿去。可现在不同了，等挨到六点，公车载着他从张江混沌的夜幕一路开往酒绿灯红，他的心也随之欢脱起来。他知道市中心肯定有“那种人”，在附近小店吃过晚饭，他便每晚去全家超市游荡，用他的话来说叫“蹲点”。

在便利店能认识到什么人呢？我有点疑惑。可还真被他“蹲点”到一位有钱的小少爷，“一看就是那种人，气质不一样。”他还从店员那里听说，小少爷住在港汇（徐家汇的中心），刚换了辆几百万的豪车。他上前搭讪，小少爷主动给他留了电话号码，把他激动得不行。

“所以你有认真在追小少爷吗？”我逗他。

“是认真的呀，我又不介意一女侍二夫。”过了一晌儿，他又说，“也不是追，只是想跟他认识点儿人，或者跟着他发展。”可惜在约过一次饭之后，不管再发多少短信，他与小少爷也没了下文。

搬到市中心后，Supper渴想认识各种各样的人，他对学历高、家境好的人有种“天生的好感”。他也没放过几个在上海工作读研的老同学，逮到谁一聊就是大半天。

Supper与我聊起这一段在徐家汇的经历，毫无保留得让我意外。他是如此地不掩饰自己，不管是可能遭受歧视的性别认同，还是他想走捷径跨越阶层的一意孤行，又或者他对金钱、对光鲜的人生赤裸裸的欲望。他有种近乎天真的执拗，这就是他自己，什么宗俗伦理，什么诗与远方，都与他无关。

然而他没再遇到像阿梁那样的人，“没想到社会上的人都这么无聊无趣没意思”，于是他愈发怀念两人曾经暧昧的时光。他抽空去了阿梁的中学，红砖高瓦，碧湖桥畔，满墙图画的食堂格外漂亮。

2014年，在认识那个小少爷后不久，Supper丢了工作，“是我不会工作，做的不好。”同时他也意识到，在徐家汇这一年，高额的房租和花销远不是一个低端码农的工资所能负担的，他的几张信用卡已经欠下几万块。即使如此，他仍然无比怀念那段时光，那是他离梦想最近的时候。一定还会回去的，“我的梦想是在陆家嘴买房”。

在找下一份工作的间隙，Supper暂时回到太原。他在三叔家小住，被三叔看到了他发给有钱小少爷的短信，“我要嫁给你”。

三叔很快告诉了他的父母，大家在客厅里围坐成一圈。核心只有一个，让他“改”。

可是他从第一句话就没听进去，很显然，“同性恋”已经是家里人能够想象到的极限了。父亲弓着背一声不吭，妈妈脸色变了又变，只有三叔嘴巴动着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搞清楚啊！”Supper头歪在沙发上，黑框圆形厚镜片滑到鼻翼旁，客厅的三脚吊灯悬在那里模糊、清楚、模糊、清楚，因推搡而皱缩的三角米色沙发罩布堆挤在脖子处。他耳朵嗡嗡响着，脑袋茫着，什么都没印象，只依稀记得有人说，如果他不改，就把“同性恋”三个字刻在他脸上。

最终三叔拍板说，送精神病院吧，他有认识的人。

三叔因为搞工程，手里攒了十几套房子。在这个家里，谁更有钱，谁就拥有更高的话语权。

他不愿意，自己有什么问题？可是不去就要挨打。他被塞进车里，“像押犯人一样”，糊里糊涂就去了。

没有光怪陆离的仪器、没有长篇累牍的问卷、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他坐在诊室，盯着玻璃桌板下压着几张小纸片的绿色绒布发呆，恍然觉得自己是在普通门诊里看感冒。三叔和妈妈围着医生说了半天，医生说，“这种情况治也治不好啊”，“全中国的医生都不会因为这种原因让入院治疗”。可是他们不信，什么病到精神病院还不能“改”？

最后的诊断包括“精神分裂”和“躁狂”。开了一堆控制情绪的药，Supper需要在门诊部对面的住院楼里待两个月。他所在的一楼是全封闭，可以在同楼层活动，但不能出门到院子里也不能上到其他楼层。每间病房三四人，每人一张单人床和小床头柜，床头柜下摆放各自的洗漱用具。护士每天定时来送药，晚上来叮嘱他们洗脚。那些药吃了让他犯困，整天昏昏沉沉，不能用电脑、手机，他就睡了吃吃了睡。

从医院出来后，他没能再到上海去。

在家待了一年多，他出现幻听，一个女人的声音跟他讲话，“讲很多故事，讲前世今生，一讲就讲好久，讲得还可准"。他吓坏了，第二次去了医院。幻听需要接受ECT电痉挛治疗（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一个疗程七八次，每次治疗从前一晚开始禁食禁水。第一次，他有些忐忑地躺上移动病床，检查心电血压、输液、接受全身麻醉。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的幻听没有了，“这玩意儿还挺有用”。接下来两个月的住院治疗，他有些轻车熟路的放松，每天去定时开放的活动室吃饭、看电视、吃家人送来放在立柜每人一个格子里的零食，还认识了从墨尔本大学留学回来的抑郁症患者。他总对家境好、学历高的人有着近乎执念的喜欢。

“那出院后完全好了吗？”

“幻听全好了，其他就那样儿吧。我爸妈总说我那几年状态都不好，可我不太记得。”

我上网查了查，ECT治疗相对安全、温和，一个主要的副作用是记忆力减退，虽然并不见得比精神疾病本身带来的记忆力损害更明显。我想起了Supper反反复复与我说过的话，以及那些颠来倒去、发了删删了发的朋友圈，也许他真不记得。

不去医院的日子他住在家里，陆续做过几份电话客服之类的工作。他时常觉得憋闷，家里的空气比太原越来越重的雾霾还让人窒息。2017年，他在网上看到新疆和田招老师的广告，他想去透口气，体验体验生活。

如今回头来看，我其实颇为意外Supper想要去南疆——无论从哪一点来说，南疆与他心心念念纸醉金迷的上海，都离得太远了。那个与“诗和远方”全然无关的人，竟然要背上行囊去远方。

然而三叔不让他去，只有小许阿姨支持他。

Supper每次和我聊天，都会提起小许阿姨，他说小许阿姨“混过社会”，比他那些一辈子在矿务局里啥都不懂的七亲八戚见识多得多。小许阿姨对他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你的好日子在后面呢，只要你想得明白！”

他本来可以叫小许阿姨“三婶”。小许阿姨和三叔谈了二十多年恋爱，可是生不出孩子，便不能踏进婆家的门。纵然三叔握着十几套房子，也无法让心爱的女人迈过这道婚姻的坎。“她理解我，估计因为我们都是生不出孩子的女人吧。”Supper说。

小许阿姨最终说服了三叔让Supper去南疆。2017年秋一个难得的晴日，他拖着箱子，飞机倒火车倒大巴，最终落脚在和田地区于田县下属的一个乡——他没有教师资格证，凭本科文凭只能在乡级的中学教书，到的第二天就开始上岗。“还没歇口气儿呢”，他有些撒娇似的埋怨。

南疆很穷，又总出事，愿意去的人很少，所以给的工资还蛮高。他教初中语文，只带一个班，但语文排课最多，每天四五节课，每周六天天天如此。乡里不如县城热闹，小饭馆也没有，他就把为数不多的空闲时间都用来淘宝。淘宝的包裹需要一一打开检查，常常得等上一个月，作为公职人员，他的手机电脑也被监控，走在路上随时被查身份证，可他还是挺喜欢那段日子。

就是那时，他发现阿梁在用“Blued”而表白，他的朋友圈向全天下宣告了他的公开。

那是2018上半年的暖春，我也是众多在他公开后找他聊天的人之一。那段时间他心情不错，一会儿说要去菲律宾工作，因为想和出国读博的阿梁多些共同语言，“出国工作也是出国呀”。一会儿又说要去青岛做手术，想让自己变漂亮。

之后的两个月，每天发七八条状态的Supper从朋友圈里消失了。

当Supper重新又开始在朋友圈刷屏时，我问他，是去青岛做手术了吗？

“没去，没钱。”

“是什么手术呀？”

“整容。”

“你整哪里这么贵？我还以为你要去做变性手术了呢。”

“我爸说我要是做了变性手术不管我在哪儿都要来打死我。”

“可为什么想整容呢？你长得还可以呀。”

“不……不好看。”

“那菲律宾去了没？”

“没去，家里人不让。”

我是后来才知道，他消失的这段时间已经回到了太原。几个月的时间，他在南疆待烦了，“周围都是农村人，没意思”，工作又累，他不想好好备课。他从刚开始一个班的语文，被调开去教三个班的英语，最后变成教三个年级所有班的新疆历史——不管主科副科，每周总课时得保持一致。没有假期，他想去新疆各处转转的心愿也没有完成。从新疆回来，家里人觉得他情绪易激动，在朋友圈骂人、在电话里骂人、回到家也骂人，于是把他打了一顿，又送到了精神病院。

太原这座重工业老城，灰暗、喑哑、没有星巴克，旁人的侧目如同这里十年前的沙尘与十年后的霾，压得他走不出来。他有多嫌恶家乡，就有多渴望上海，明亮、琳琅、名牌店林立。那里有他的青春，他喜欢的人，和从远处隐隐向他招手的陆家嘴。

“其实我不记得有骂人呀，不过无所谓啦。”第三次住院，Supper说自己“彻底放开了”，“像度假一样”，“平时哪有机会认识这么多人，有这么多时间聊天呢”。医院的一切他再熟悉不过了，熟悉的病房、熟悉的活动室、熟悉的零食柜，活动室墙上挂的还是同一块超薄的大电视，在一日三餐的时间播放新闻，这是大家获取外界资讯的欢快时刻。除了好几个男性病友想晚上起来看世界杯而不成，封闭在一楼的大家和和睦睦、串门聊天。出院后，他们这些病友还不时约在一起聚餐。

两个月后出院，他回头看了看院里两排苍绿的松树，和漆成雾霾红的小亭子。他前后住院加起来有半年多，唯有这个院子让他觉得陌生。

他回到家里，某天戴了个手链。爸爸骂他变态，“都住院三次了怎么还没改？”他本想发火，嘴唇动了动还是压了下去。这些年，因家里出了个“神经病”“同性恋”，爸妈在人前总抬不起头来。为他看病住院，和从上海回来时替他还的信用卡，家里又至少花出30万。这30万放在2014年能在长风街的小区里再买一套小户型——如今就能涨到50万。父母当他面说过这个事情，而他无从辩驳。

到今天，他与父母同住家里，仍然在吃控制情绪的药。我问他现在还会抵触吃药吗？他说不会，“没坏处呀，还让我睡得好。”

如今，他与家里达成一种微妙的妥协：他住在家里，跟着爸爸学习炒期货，闭口不提要找男人的事；而爸妈同意在他们死之前，他可以不结婚。

自从跟着爸爸炒期货以后，Super的朋友圈变成了“今天听着爸爸的话，做了两单，赚了633美金”“在爸爸带领下，半小时赚了208美金”。

这真是一种奇妙的平衡，一种有钱，便可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平衡。

这是他与这个世界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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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划水笔会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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