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以TOD和公园城市为代表的成都城市建设引起全球的高度关注。两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属性，那就是公共性。随着地铁线路的不断开通和遍布全城的公园绿道相继落地，成都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增强，这种感受其实来源于市民的公共利益优先级的不断提升。从目前世界上公认的高幸福指数的城市来看，提高市民生活质量最关键的两个要素，正是交通出行的便捷与和工作时间以外公共休闲场所的分布。成都倡导的TOD和公园城市建设，也正是在朝着“提升居民幸福感”这个共同目标，各自发挥着作用。可以预见的是，公共交通出行和高密度的城市公园将会是未来很多全球城市的发展选择，而成都已然走在了前列。

· 成都建设公园城市的总体形态效果

开展国际合作研究  助力TOD评价与建设

自2010年成都地铁首线开通运营，10年时间发展迅猛，目前运营里程已达到558公里，成为全国轨道交通“第四城”，成都正式迈入“大轨道时代”。2018年9月，成都召开TOD综合开发工作专题会上提出了深刻认识TOD综合开发重大战略意义，借鉴集成国内外先进发达地区经验，加快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按照规划，成都全域将在约700个站点实施TOD开发，其中车辆基地75个，轨道统筹建设站点105个。十年时间成规模成体系地推进，为轨道站点TOD开发预控土地、实施全程规划，轨道、管理、建设、运营开创先河，成为全国城市学习对象。与此同时，迈进TOD高速发展时代的成都，也面临着巨大的TOD专业人才、政策制度、产业研究与技术创新等方面的需求。

· 按照分级分类原则推进成都TOD综合开发

日本是全球公认的TOD都市开发典范，其TOD站城空间，既是城市的交通资源、商业资源，也是市民的生活资源，蕴含着“集聚人财物流—塑造业态形态—提升城市价值”的丰富内涵。日本TOD车站商圈规划中真正做到了选择合适的业态配合规划合理客流动线，提升游客的步行趣味性，用客流促进地区经济活力提升；良好的步行体验更有效地引导人流，创造舒适的社区氛围；合理进行区域土地利用配比，提升用地价值等等成功实现步行友好型的TOD城市开发。

· 东急多摩田园都市线:轨道交通建设与沿线开发同步进行

基于成都TOD建设与城市发展的需求，建议进一步加强中日城市TOD规划建设领域的研究与合作，成都可对标东京开展轨道交通与城市建设的相关研究，实现服务成都、面向全国的愿景。

作为世界顶尖大学的东京大学，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构建并完善TOD城市开发评价体系的相关研究。该研究以日本东京多站域TOD城市开发为研究样本，紧扣公共交通导向型城市开发项目的特征，从城市场景实际利用者和城市开发事业主的不同角度出发，甄选出TOD开发中涉及的主要影响指标，涵盖多个门类和项目，从基础设施完备度、交通便捷度、城市安全性、周边商圈及物业价值、开发投资回报率、步行性功能、站域周边绿化率等指标，创建出清晰的树状结构评价体系。具有体系结构完整，相关参数定量化的显著特点，因此有极强的操作性与广泛适用性。适用于TOD指导的城市更新开发项目前期策划、规划设计、财务评价、建设监理、后期评价等全产业链过程，应用场景极为广阔。

· 东京六本木地区 片区开发实施主体统筹公共空间及景观营造

东京大学在构建TOD评价体系中，与日本政府民间企业建立的公开数据平台联合获取城市道路交通网、用地类型、人口与房价等等的各项指标数据，通过构建该区域完整的地上、地下立体交通综合道路网，在模型基础上运用数理手法运算得出整体的步行性与可达性等指标值。对于公开数据的应用以及体系的建立有着丰富的经验。如能通过国际合作研究引入成都并实现其本土化，有望成为今后中国版本TOD城市开发评价标准与指标体系的原型，为中国城市体检与评估体制的建立，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与参考。

聚焦天府新区发展  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纵观30年来我国国家级新区的建设过程，这些被赋予各种政策特权和试验性质的特区一直以来都是国家发展方向的意志体现，往往在不同时期承载了各自的历史使命。其核心目的是以国家级新区的发展拉动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政策演变与国家级新区设立的关系来看，新区的设立与国家大政策、大事件息息相关。国家级新区在国家改革探索中承担着重要任务，是改革开放政策红利区和改革探索的先行地区，如综合配套改革示范、自主创新示范、自由贸易等。这些先行地区必将结合新的国家战略为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在2014年设立之初，天府新区的定位是为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促进西部地区转型升级、完善国家区域发展格局等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但在成都第二机场天府国际机场建成使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展步入快车道后，天府新区的定位和使命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 天府新区规划（2015版）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长期高速发展后，目前我国进入了增速放缓、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着一系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挑战，国内各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和国际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制约，同时也是最大的机遇。2017年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更强有力的开放中国市场，以吸引外部资本不仅有助于减少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冲击，更重要的是通过强劲的经济联系来推动和世界其他各个经济体的政治关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国家意志下，天府新区依靠其得天独厚的软硬件环境，在国家的新一轮开放的大潮中，理应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努力成为新时代“内陆型”开放的绝对高地，赋予“对外开放”以新的含义，为其他城市和新区提供更多的“成都经验”与“成都智慧”。

天府新区处于成渝城市群的腹地，受益于成渝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坐拥极强的规模和产业链协作优势。随着天府国际机场开通，面向整个西亚和欧洲大陆的中国西大门将逐渐敞开。天府新区作为地理上距离两大机场最近的区域（双流国际机场位于境内，距天府国际机场仅10公里），将拥有大量的信息传递和信息汇集优势。在对外招商引资的关键时点，地理和交通时空距离更短的比较优势将会带来更多的国际资本的关注。

· 双机场与天府新区位置关系‍‍

建议天府新区结合浦东等国家级新区发展经验，积极争取设立（天府）自由贸易港（空港），努力打造产业信息化枢纽，发展城市增长极的示范效应，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依托双流机场和天府国际机场的双国际空港以及蓉欧铁路的国际陆港优势，积极争取设立（天府）自由贸易港（空港）。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条件，优化外资营商环境，以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与上海自贸港和海南自贸港的货物贸易与投资金融为主的发展主体不同之处在于，内陆的自由贸易港可以形成以服务贸易和高科技创新为主的与沿海开放区互补的体系，错位发展。

作为未来中国最大的内陆对外门户，天府新区应强化利用土地成本优势，努力打造产业信息化枢纽。大量地引进国内优势产业（新一代通信技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的区域总部和研发中心，形成科技新兴产业的“大脑”；同时积极对接跨国公司和外国政府机构，争取成为中国与国际交流的另一个桥梁和“大本营”。

根据国际知名咨询机构米尔肯的研究报告，成都因其在就业增长率、工资增长率、外国直接投资等城市发展指标的卓越表现，连续两年被评为中国表现最佳城市；同时，在人口净流入的城市排名中成都也名列一直前茅。以上说明成都在提供就业机会和吸引人才上处于竞争优势的顶端。天府新区应该继续扩大产业发展的优势，成为西部乃至整个中国在新经济增长下的示范区，发展城市增长极的示范效应。

理念技术引领未来 推进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

天府总部商务区是天府新区的重点项目，定位为“成都未来城市新中心”，按照地上、地下一体化开发理念进行规划，充分体现了现代城市规划与建设技术的深度融合，是体现商业价值、公共空间、人本生活三者合一的公园城市示范性项目。

· 天府总部商务区

其中，天府总部商务区总部基地开发总量为178万平方米，地下空间总面积高达70万平米，规划建设三座3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规划区内汇聚轨道交通5线4站，轨交线网密度达到日本等先进国家水平。地下功能涵盖人行、车行、停车、设备、行洪、轨交、市政、商业等方面，具有定位高、强度高、系统集约、一体化程度高等优点。然而在项目具体建设过程中，由于创新点多、功能复杂、管控难度大，大量的工作需要统筹协调，包括各投资主体单位之间及主体单位与外界条件之间涉及界面划分、技术对接、建设时序统筹等相关问题，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较多。

建议适时导入日本先进城市建设理念技术，寻求国际技术合作与参与机会，汇集资源助力天府总部商务区高标准建设，推进城市片区综合交通网建设。在充分发挥地面公交主体作用、加强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的前提下，推进城市地下物流及停车设施建设。构建高效率物流体系，提升绿色智能安全发展水平，创建一体化协同治理样板，形成示范引领效应。

· 天府中央商务区多站联动实现立体连片开发示意图‍

·天府中央商务区多站联动实现立体连片开发效果图

当前，我国已进入城市化的中后期，城市发展进入城市更新的重要时期，由大规模增量建设转为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更加注重解决城市本身所产生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推动城市更新是适应城市发展新形势，也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有效途径；另外，城市更新还能推动解决城市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短板、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城市更新的行动目标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设宜居城市；坚持绿色低碳发展路径，建设绿色城市；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韧性城市；坚持系统观念，建设智慧城市；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建设人文城市。2021年11月4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第一批城市更新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成都等21个城市开展为期2年的第一批城市更新试点工作。重点开展城市更新统筹谋划机制、城市更新可持续模式、建立城市更新配套制度政策等相关工作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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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东京涩谷再开发‍‍‍

放眼世界一线城市，大多走过城市从扩张到更新，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以日本为例，东京都市圈已持续建设70年，走向了高质量发展的道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东京都市圈由原来的扩张趋势转为回归城市中心，城市中心人口增加，郊区人口减少，以此应对急速老龄化社会与出生率下降人口负增长等结构性问题，城市中心区开始了大规模城市更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计划用22年完成更新、目前仍在进行的东京城市副中心—涩谷的城市更新。

· 涩谷站区域开发

该项目在日本被称作“涩谷站周边都市再开发”。涩谷站肩负着东京都心与近郊链接的换乘站的使命，不断建设并向郊外延展着自己的交通网络。经过战后重建等一系列的开发行为，涩谷发展为一个多元文化、企业聚集的都市区域。而在涩谷的建设进程之中，许多都市问题日益显现：建筑设施的老朽化导致的安全性问题；四家轨道公司若干条线路换乘的便利性问题；大量人口移居郊外新城后导致的“空心化“问题；等等。面临着这些棘手课题的涩谷站片区，又因为狭小的地形使得种种规划与改善方案难以施行，城市问题无法解决而日益恶化。

为解决这些城市问题政府出台《特定都市再生紧急整备地域制度》，将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以及再次放宽优化的制度集中投入到具有潜力的区域，为其都市开发事业再次注入一剂强力的推动剂。2005年，涩谷站周边区域被入选为了“特定都市再生紧急整备地域”。具备了政策放宽，民间企业支援，建设指标放宽资金优待等等条件的涩谷站，拥有了能够协同土地利用调整工程、铁路线路改造工程、国道拓宽工程、车站站房改造工程和民间企业建设工程，同时实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周边设施建设同步推进的能力。

· 涩谷站区域开发完成全貌效果图

同时，为了平衡协调各方利益及高效率的同时开展各项建设任务，涩谷区政府在各项建设项目开展工作之前，率先对其软性组织及规划做除了前期准备以及调整，最终发布了指导涩谷站中心区的再开发方案的纲要《涩谷站中心地区街道建设指针2010》。方针中除了具体策划规定了街道再开发的规模，区域等，还对一系软性系统进行了规定。例如，制定了参与再开发的政府，铁道公司，开发商，民营企业，大学研究员顾问等等不同阶层组织之间横向和纵向的会议协商体制；由于事先整理并整合了各参与单位的对接信息，与开发区域相关的不仅是开发商和建设商，居民和经营者也能够参与其中，使得中心地区的规划方案真正做到了因地制宜，实现各方利益相乘的最大优化。促进了地方民主、参与度、包容性与积极性，确保可持续的城市再生项目推进和空间质量。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过去数十年，由于城市的发展需求成都不断向周边扩张，城市中心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原本基础设施完备、建成度高、宜居宜业的城市中心区却呈现出空心化，建筑老旧、居民老龄化，城市活力度严重缺失。成都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近年来已启动50个成片有机更新项目、认定公布历史建筑361处，已逐步建成开放天府锦城“八街九坊十景”、街巷游线体系、一环路市井生活圈等多个历史城区更新示范工程项目，向全域推开、向纵深推进城市有机更新。应当认识到，城市更新不仅是物质空间的更新，还包括传承历史文化等精神层面的内容，应当保留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因此，在成都北改的城市更新实践中，我坚持推行小规模、渐进式有机更新和微循环改造，对于成都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的有机更新而言，有助于历史遗存、邻里关系、社会结构等的传承。

· 八街九坊十景图

这次成都入选城市更新试点的确是重要契机，城市更新行动是“十四五”规划的重要部署，是推动成都增存并重发展的重要保障。而有机更新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领域多部门高水平合力协同，规划引领与土地政策驱动是撬动城市有机更新的关键。成都应抓住这一机遇，着力从机制、政策、制度、标准、模式等方面探索创新。

与此同时，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虽然举国上下已经吹响城市更新的号角，但城市更新却不同于新增用地做开发，平衡各方利益、实施难度非常大。例如成都火车北站城市更新与蓉北商圈的重塑规划。以成都火车北站为核心4.5km²的集合区，规划上要求集中呈现城市形象的枢纽型都市商圈，以TOD建设为契机带动城市更新、区域产业复兴和站城一体的立体化城市设计。尽管该项目已实施产业规划与城市设计研究，但目前的研究成果及方案仍无法满足项目实施建设与商圈转型发展的迫切需求。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缺乏对片区相关产业转型提升的新发展思路与理念，导致项目实施主体与参与资本方都信心不足；另一方面是由于缺乏本土化深入研究与认识，设计的研究深度不满足项目实际操作的需求，等等。

· 火车北站及蓉北商业圈开发规划

建议借鉴东京涩谷城市更新的做法，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借助成渝中线等高速铁路建设机遇，建设“火车北站”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发挥通达全球、衔接高效、功能完善的交通中枢作用。利用TOD轨交建设与综合开发契机，引领“中优”老旧城区的城市更新，重塑成都中心城区“中核”。激发城市潜能、引导产业发展，带动城市产业新陈代谢，重塑“蓉北商圈”经济地理。借鉴日本老龄化社会治理方法，建设完整居住社区，实现人居环境共治共享，提高市民幸福感与满意度。打造职住平衡、活力十足的城市社区，实现宜居宜业的公园城市建设愿景，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 火车北站TOD效果图

无论是产业规划还是城市设计研究，立足成都的本土化研究势在必行。只有在深度梳理更新各方诉求与问题症结的前提下，理清城市更新方法、途径与内在逻辑，才能确保城市更新的高质量实施。时代的巨变，呼唤具有国际化视野与扎根中国实践的研究。东京大学等日本城市研究机构，对日本城市开发与更新展开的系统性研究，充分总结日本城市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可为成都等中国城市建设提供重要参考与借鉴。

强化城市安全韧性 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从世界范围看，随着全球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区人口规模达到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数量不断增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中国的超大城市有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7个城市。这些城市是新发展阶段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引擎。拥有上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具有生产要素高集聚性、高流动性、高异质性、高开放性等特有属性，其经济社会更具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是“高风险社会”的“重点场域”及各类安全风险的“高发地”。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超大城市管理和治理问题，围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等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十四五规划》对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战略部署，并提出建设“韧性城市”的重大议题。尽管北京、上海等城市提出了“韧性城市”的建设目标，但由于缺乏具体的措施，“韧性城市”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鉴于超大城市承担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任，应充分反思超大城市治理短板弱项，自觉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借鉴国际经验，结合国情市情，在“韧性城市”建设上率先破题，为谋求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打下坚实的安全保障。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迅速，一些长期积累的问题逐渐显现，大城市也是各类自然灾害、安全事故、公共卫生事故的高发之地。城市安全也是城市治理管理之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目前，中国的城市之中普遍存在应急管理体系不完善应急预案可操作性差，灾害发生之时应急抢险人力物力投入不足，抢险能力弱等等问题。

· 韧性城市概念（浙江大学韧性城市研究中心）

在这一点上，日本有许多经验可供中国学习。作为一个自然灾害高发的国家，数百年以来积累了丰富的城市安全治理与防范经验，与能够应对自然灾害以及灾后重建的各类技术。特别是首都东京，作为一个融合了山海河流等自然因素的城市，能够克服地震、台风等等众多自然灾害，维持首都的功能集聚优势，其城市治理经验是难能可贵的。此外，东京都市的区域规划注重城市公园的规划，在充分挖掘公园的自然景观和文化价值基础上，提出公园就是灾害发生时的城市避难场所的理念，并按照避难场所的需求在公园内设置相关救灾避险设施。位于东京都心繁华地带的原宿车站旁，竟然有一处70公顷的明治神宫绿地公园，这样城市和自然紧密衔接的城市规划，对于今天注重生态文明和谐发展的中国城市，特别具有学习与借鉴价值。其经验与策略制定能够对中国的城市安全韧性，构建公园城市的目标策划方案的提升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 日本防灾公园

当前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城市治理能力是提高城市竞争力和营建人民幸福家园的关键。同时，面对城市生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城市病”问题，城市需要定期开展体检，确保城市在转型发展中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城市体检工作包括数据采集、分析论证、问题诊断等环节。而在数据采集环节，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与现场采集数据和互联网大数据等数据的共享与使用都急需加快建立城市数据库。

为落实国家城市数据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任务，建议实施成都城市数据信息模型——CIM基础平台建设，推动城市智慧化管理。建设成都智慧城市实验室，探讨中日合作的可能性，推进成都智慧城市建设。

· 智慧城市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和生态问题开始日益显现。集约、高效的城市发展模式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所需实现的目标。尽管传统的规划理念一直强调“以人为本”，但现行的规划手段和技术很难从根本上实践这一原则。2014年8月，由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公安部、财政部、国土部、住建部、交通部八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为中国的智慧城市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成都市也正在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纵观国内外智慧城市建设范例：伦敦、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新加坡等国际大都市早已进入从城市数据信息收集-研究-共享-决策的高效化、精细化城市规划和管理阶段；国内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等也已经逐步开展大量的相关基础研究。基于城市大数据的城市量化研究，正是得益于近年来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它不仅对城乡规划编制、评价和管理的方式产生影响，也通过对人的活动、移动和交流方式的研究，为公众参与提供了基础与平台，为以人为本、面向存量、自下而上的新型城市规划构建提供了基础。

在城市大数据量化研究机构方面，北京大学成立了智慧城市研究与规划中心；清华大学创建了北京城市实验室BCL；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成立了规划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成立了可持续智慧城市实验室SU-SMART CITY LAB；北京清华同衡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成立了北京西城—清华同衡城市数据实验室UDL等。在这些研究机构的带动下，北京、上海、南京涌现出一大批针对规划领域的新思潮，也催生出许多“智慧城市”发展的新思路。

· 北京大学智慧城市研究与规划中心研究——《城市居民时空行为分析关键技术与智慧出行服务应用示范》

其中，“利用手机信令数据研究城市人口分布、空间结构、商圈影响力、居民出行距离”；“利用公交刷卡记录研究通勤出行、城市贫困、过度通勤、公交通勤空间结构”；“利用社交网络位置数据和签到信息研究城市用地功能与混合度、城市发展边界、城市活动区域划分、城市网络信息空间结构”；“利用居民活动GPS数据分析城郊居民日常活动时空特征”等前沿研究已经卓有成效的为城市更新和再规划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与之相比，成都作为“新一线”领跑城市，在利用前沿研究对城市规划进行科学决策方面已经落后于上述城市。综合来看，成都现行的规划编制方式和管理模式亟需进行转型，城市基础研究亟需跟进。有学者研究指出：自2010年以来，成都在关于城市空间的知识产出上不仅大大的落后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也在与南京、杭州、重庆、西安这些互为竞争关系的城市较量中处于下风。

众所周知，世界范围内城市规划的科学决策离不开城市基础研究的支撑，“智慧城市建设”不仅需要硬件支持、也需要研究投入。目前在“智慧城市”建设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如新加坡、芝加哥等城市均依托大量研究机构的知识产出，来为一些革新性的城市规划、管理和政策提供保障。其次，城市产生的大量的、关于人的数据应被重视而更多地利用起来。这些数据能够真实地反映城市居民的行为特征与规律，以及人对建成环境的感觉、情感、经验、体验、信仰、价值判断等，这些传统方式无法量化的因素在新数据环境中都可以得到有效的表达与数理分析。

综上所述，成都目前有关城市空间大数据的发掘和利用还远远不够，与现有城市体量和规模及其全球影响力严重不匹配，某种程度上会制约城市未来的发展。近年来，成都已建立的“天府大数据研究院”“成都大数据公司”等机构主要是以引进转化国际大数据先进战略技术和开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关联融合研究为重点，偏重基于硬件的数据收集和宏观的产业研究，但是缺乏从城市规划、地理信息科学、地理学等城市实体空间领域出发的针对性研究。后者在数据的用途上，基于空间规划的城市量化研究更侧重于将大数据得出的分析结论与城市空间建设现状结合，用以指导城市更新和规划。成都目前正是缺乏这类的研究机构。

成都智慧城市实验室

作为当前成都市“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当务之急，应当是由市政府牵头、多部门协同、并与在蓉高校相关专业深度合作，建立基于城市大数据的量化研究机构——“成都智慧城市实验室”。该机构将通过更加高效合理地利用市民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各种数据（通勤、签到等），采用更为精细化、科学化、数字化方式为城市规划决策提供依据，协助推进成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科学性。与此同时，相关单位也应对大数据和开放数据持更加开放和积极的态度，在更多数据模型的协助下实施更具合理性的规划编制与科学决策，真正发挥“成都智慧城市实验室”基于数据采集、客观分析与科学求证得出决策依据，最终实现辅政为民的功用，推动政府决策更科学、服务更高效。

· 八大方面、28项指标 系统构建“1133”架构

日本将“以人为本、生态优先”的理念贯穿到智慧城市规划、设计、建设等各个阶段，通过近二十年的智慧城市建设实践，取得非常显著的效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推动日本智慧城市建设优质发展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规范有力的保障体系。日本有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城市规划突出前瞻性，对城市建设起到较好的规范和保障作用；二是多方参与设计的共创模式。在进行城市设计时，政、企、民、学、科等从各个方面提出可行方案参与设计，从而设计方案能尽可能地满足多方需求；三是城市定位准确。对一个城市的建设和开发，先详细了解该城市的现有基础和民生样态，将民生与基础设施融合；四是多元化融资和收益，政府和企业“政企合作，公私合营”，从而更好地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民间资本作为建设主体，选择知名学府的作为研究支撑，在各城市试点如筑波新城等开展智慧城市的建设。企业出资牵头，丰田、松下、三井不动产等民营企业都参与其中。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各种社会力量与团体均参与其中，尤其是原住民与预期使用者的共同参与，能够达到完善建设内容与使用功能的目的，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生态优先”的建设效果。

智慧城市建设的意义在于把新一代信息技术充分运用在城市中各行各业的城市信息化高级形态，实现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深度融合，有助于缓解大城市病，提高城镇化质量，实现精细化和动态管理，并提升城市管理成效和改善生活质量。说到底，就是全心全意服务于民。建设智慧城市在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引领信息技术应用，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架设中日及国际间合作研究的桥梁，解决城市建设与发展问题，科研成果服务城市和未来发展，中日（成都）城市建设开放合作前景广阔、未来可期。

（全文终）

【作者介绍】

胡昂，日本工程院外籍院士、牛津大学圣埃德蒙学院院士、四川成都人，日本东京大学建筑学博士、教授、博导。专业为城市TOD工学、城市开发与更新、区域与城市规划、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TOD研究领域著名学者，东京大学亚洲都市TOD研究部门特任教授，著有《日本枢纽型车站建设及周边城市开发》《TOD的全球城市实践》等著作。世界银行城建资深专家，深度参与中国、日本、印度等国家重大项目评审及设计咨询，在多项国际设计竞赛中担任评审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