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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亚虹教授
最后学位：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博士
岗位职称：常任教授 博导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新世纪优秀人才
公共职务：经济学院院长、数量经济系系主任
周亚虹等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的“用于政策评估的计量经济学：问题、前沿与展望”
我国正处于改革攻坚阶段和发展关键时期。在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对国家与地方出台的各项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予以正确评估，以便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对政策适时微调，为制定新政策与配套措施提供借鉴。政策评估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 of policy evaluation）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前沿分支之一，它将自然试验的思想与结构模型相结合，通过发展识别估计各种因果效应的统计推断方法，为科学评估政策的有效性与利弊得失提供方法论支持。经济系统的高度复杂性、有限理性个体的自选择行为以及可获得数据的局限性，使得评价一项政策或一次重大事件的影响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容易。利用大容量的微观数据评估一项政策的难点主要在于以下三方面。第一，数据缺失问题。假设政府准备实施一项旨在鼓励企业通过技术升级提升生产率的政策。假如可以同时观测到同一家企业在该政策实施前的生产率Y0以及政策实施后的生产率Y1，那么二者之差无疑度量了政策对该企业的净效应。但是，现实中我们一般只能观测到个体在已实现状态下的结果，即Y=DY1+（1-DY0），其中D=1表示个体参与了政策，D=0表示个体未参与政策。这意味着无法识别单个企业的政策效应。以上问题被称为政策评估的根本问题。为了克服它，经济学家需要在一定假设下，利用已知数据预测个体在未知处理状态下出现的反事实结果。第二，混杂因素（confounder）的干扰问题。在政策评估的许多问题中，简单地将事件发生前后的结果做差分，得到的估计量往往同时混合了政策效应之外其他干扰因素的影响。例如，需要评估国家某一重大经济刺激政策对某一地区GDP的拉动作用。简单地将该地区在政策实施前后的GDP相减后得到的数值，至少混合了以下三个因素的作用：一是该重大经济刺激政策对GDP的作用；二是与该重大政策同时发生的，其他中小规模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三是即使没有任何经济政策，该地区自然的经济增长。为了从各种混杂因素中剥离出所要研究政策的净效应，计量经济学常用的方法是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以及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DID）。第三，不可观察的个体异质性。这是微观数据的基本特性之一。在政策评估中，不可观察异质性主要带来两方面的问题。首先，个人在决定是否参与政策时，不可观察的个人偏好以及对政策后果的理性预期与结果方程中的扰动项产生相关，导致政策不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试验，因而具有内生性。这种由不可观测变量导致的内生性无法由PSM加以消除，经常需要工具变量的介入。这为识别与估计政策效应带来了难度。其次，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发现，即使控制了所有观测变量，政策对个体的影响依然因人而异。近年来，计量经济学家开始转向对政策分布/分位数处理效应的识别与估计，这一趋势体现了对政策评估中不可观察异质性的关注与重视。数据缺失等问题导致政策效应一般不能在个体层面得到识别。常用的度量政策效应的参数包括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ATE），它是个体处理效应在整个人群上的期望值，反映了政策效应对所有人的平均值。除此以外，还有处理组平均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 ATET），它是个体处理效应在处理组人群上的期望，反映了政策效应在受到政策影响那部分个体中的平均值。无论ATE还是ATET，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用单一参数简洁刻画政策对某个感兴趣群体的平均效应。近年来，研究者在利用处理效应模型评估经济政策时，越来越重视分析政策的分位数处理效应（quantile treatment effect, QTE）与分布处理效应（distributional treatment effect, DTE），而不仅仅着眼于ATE。出现这种趋势，一方面是因为政策对因变量分布尾端人群的影响程度往往不同于对因变量分布中段人群的影响；另一方面，众多有关社会福利、平等性问题的回答都有赖于研究者了解政策效应在整个受众人群中的分布情况。以中国在1999年起实行的大学扩招政策为例。在短短几年内，中国的高等教育迅速由精英教育过渡到大众教育时代。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普通高等院校年招生规模突破700万大关，居世界第一。长久以来，对高等教育扩张的讨论焦点之一就是扩招政策是否真的有助于减少收入不平等，增进社会公平。如果只估计由大学扩招引起的教育回报率变化的ATE，那么充其量只能了解到这一政策提升了人们的平均工资，但是难以知道政策如何影响不同时期人们的工资分布，从而无法回答有关收入不平等方面的问题。为了回答有关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可以通过估计在扩招政策实施不同时期的QTE/DTE，帮助理解政策带来的异质性影响。利用PSM识别政策效应依赖于较强的条件外生性假设。条件外生性是指当控制了一组可观测的变量X后，D和（Y1，Y0）互相独立的情形。在实际中，个体在决定D的取值时，其决策过程依赖于一些研究者无法观测到的，包括个人能力、禀赋和风险偏好等因素。同时这些因素反过来影响（Y1，Y0）。例如，在研究接受高等教育对个人工资提升作用的过程中，D=1表示读了大学，D=0表示未读大学。不可观察的个人能力通过学习成绩来决定这个人是否能够考进大学。与此同时，个人能力也与其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密切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控制了可观测的个体特征，D和（Y1，Y0）仍然相关。此时需要工具变量的介入才能一致地估计出读大学对工资的净效应。当某一政策实施以后，尽管可以同时观察到处理组中政策前后的变化，但这个变化同时包含了政策的处理效应和不可观测的时间趋势的变化。如果假设时间趋势在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变化是相同的，那么可以采取两次差分的方式，将共同的时间趋势剔除出去，从而得到平均处理效应的估计值。这就是DID方法的思想。DID的主要优势在于计算简便，可以接受某种形式的选择性误差，但主要问题在于，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必须保持相同时间趋势的假设有时不符合现实，且较难检验。当是否接受政策影响的概率成为一个非连续函数时，断点回归（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RDD）成为近年来非常热门的估计“准实验”政策处理效应的方法。当选择变量与是否接受处理效应的关系是确定时，经济学家通常使用精确断点回归（sharp RDD）。当选择变量与是否接受处理效应存在随机关系时，即是否接受处理效应的同时受到一些不可观测的选择变量影响时，通常使用模糊断点回归（fuzzy RDD），这是一个类似于两步法处理工具变量的估计方法。近几年来，微观计量经济学在政策评估方面取得较快发展。由于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这一领域也面临更多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大数据背景下的政策评估计量经济学不仅符合经济学术发展的前沿，而且能够满足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大致来看，该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同时也是政策评估计量经济学发展的领军人物，曾明确提出政策干预的微观计量评估的三大任务：一是评估已实施政策的效应；二是预测已实施政策在新环境、新人群中将要产生的效应；三是预测尚未实施的新政策在新的环境中将要产生的效应。现有关于政策评估的大部分研究只关注第一点。鉴于政策制定者经常需要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对政策做出及时微调，并制定新的政策与相关配套措施，上述第二、三项任务将是未来该领域的重点发展方向之一。第二，更加注重对异质性政策效应的识别、估计和推断。已有能够反映政策效应异质性的参数包括分位数处理效应与分布处理效应。实际上，分位数处理效应还可以分成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与无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两者在名称上接近，但是识别与估计的步骤相去甚远。另外，尽管DID方法已经成为政策评估的常用方法之一，但是用此方法的研究基本上只关注ATE类型参数的识别和估计。如何在DID模型中反映出政策异质性效应并加以识别，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第三，目前大部分处理效应模型呈现出以下特点：只适用于单截面数据，或者两期数据（例如DID）；政策变量多为0/1取值变量。将已有结果拓展到利用多期面板数据进行政策评估、连续取值的政策变量的评估，以及动态处理效应模型将是未来可以研究的方向。动态处理效应模型是指一个政策分两阶段实施，人们可以在第二阶段开始前根据第一阶段实现的结果自由选择是否继续参与下一阶段的政策，此时第一阶段的结果将会影响个人是否参与第二阶段的决策。田国强教授从2004-2019担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1.田国强院长在上财经院2019届毕业晚会上的讲话作家路遥写了一部非常著名的小说《人生》，书中开篇题记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就现在来说，你们大学本科毕业、硕士毕业或博士毕业，也是其中的紧要一步。特别是我们的本科毕业生，你们中的许多人从此就要离开学校，走上社会了；当然也有一些同学选择出国读书，继续深造，这些都是非常紧要的一步。在大家完成本科4年、硕士3年，博士至少4、5年学业后的分别之际，有些同学对学校和师生依依不舍，有些对前途、未来充满憧憬，有些同学可能对今后的人生还有各种各样的担心。但“天下无不散之宴席”，作为院长，在分别之际，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感想和体悟。大学生活是人生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大学是塑造同学们人格、品质与品格以及自身成长、汲取知识的一个阶段。对于同学们来说，求学生涯即将毕业，今天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时刻；同样对于我来说，也将会是一个令我终身难忘的日子。因为从2004年7月算起，今年是我到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任院长整整15年，对我来说，也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的院长职务的任期就截止到这学期期末了。所以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和回忆的日子，因为这是我最后一次作为院长为我们经济学院的毕业生寄语。所以说，这一届同学们，你们和我有很大的缘分。当然我暂时不会离开学校与学院，因为我还有教学和科研工作，还在带博士，还在主持做科研课题。我对经济学院的感情非常深厚，因为我将我一生最重要、最能出科研成果的黄金时段，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院工作中，自我评价是尽职尽责。过去15年来，我们经济学院可以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成为国内外著名的经济学院。我为什么敢说同学们是从中国最好的财经类大学和中国最好的经济学院毕业呢？因为我认为，人的理念、抱负和眼光决定了他的愿景、目标、战略和战术以及未来的人生格局，对一个单位的发展也是如此。我2004年7月在就任经济学院院长的演说中就明确了“求实创新、打造一流”的战略方针，提出“只有创新，我们才能领先，才可能成为亚洲的一流，乃至于世界的一流”。今天，我们在许多排行榜中已经处于亚洲一流、世界前列的位置。当然，我们所做的工作一切都是为了人才培养，为同学们服务的。作为院长，深感责任重大，正是基于你们家长以及学校对学院的信任，把你们交给了我们，所以学院的办学教育思路就是四个字：做事、做人----要明道、优术。明道就是明确知道做人做事的大原则和基本规律，优术就是优化做事的方式方法。所以，明道优术就是我们做什么样的人，如何尽可能好的做事，要做事先做人！从明道做人的大处着眼来看，大家都非常熟悉经济学院这十多年凝练出来的院训：诚信、责任、包容、感恩、奉献、荣誉。其中把诚信放在首条，为什么诚信如此重要呢？因为今后无论是在商言商，还是交朋结友，抑或是组织家庭，相互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没有信任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多大的利益也不想要，但信任的基础就是诚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诚信作为首要的品质，放在第一条。当然我们提倡的还有其他几个，总的来说就是互信、互爱、互利，因为利益的前提就是信任，爱的前提也是信任。就从当前中美贸易战方面来看，目前中美双方都没有促成互信的局面，所以说信任和诚信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从优术做事具体的方面来看，经济学院也形成了一套颇具特色的培育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逻辑教学体系，就是培养同学们的“三维六性”。三维，我反复说过，无论是学习、研究、解决现实问题，还是将一件事情做成，都要从“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历史视野”的综合思维来思考和解决问题；从而有了与此相对应的六性，也就是我提出来的“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针对性、前瞻性、思想性”。所以，大家今后无论是继续深造做研究，还是走上工作岗位，要想把一件事情办成，都是要从这“三维六性”方面入手。经济学院目前的课程也是按照“三维六性”的培养理念而设置的，的确是非常综合系统，有一定难度的。学院为了培养你们强大的逻辑分析能力，开设了数学本科17个学分的数学分析和5个学分的高等代数等数学课程，以及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等经济学课程；为了培养你们的实践真知与量化分析的能力，给你们开设了概率论、数理统计、计量经济学，计算语言、软件编程、大数据等方面的课程；为了培养同学们的历史眼光和思想深度，坚持开设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课程。因为综合治理的能力非常重要，把一件事情办成功必须从“三维六性”入手。同学们，我为什么敢说你们是从最好的经济学院里毕业的呢？因为像我们学院这种培养经济学人才的办学理念，在中国或者说在世界上的大学中都是罕见的，比如说美国高校中的经济学院，基本上不上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但是一个人要有格局和眼光，不应该停留在眼前的短期问题，还是要着眼于中长期的问题判断，大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小到个人的前途命运，要从历史的视角及来看问题，从历史中找到经验教训，因为短期应对和长期治理或发展的目标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与AI技术的成熟，社会中有很多工作很快会被淘汰。目前全球的商学院就存在着很大的危机，美英国家的不少商学院都在思考未来如何办的问题。目前已经有人在研究，拿出了相关数据表明了（或许有些极端），但其基本观点我是赞同的，那就是未来银行、证券、保险、会计等行业的人才需求会大幅度减少，甚至会消失，其中大量的工作将会由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取代。所以，今后商学院建设会有很大的变化，着重的应该是人工智能与智慧商学。但经济学科的危机相对来说要小得多，经济学就是提供这样一种智慧，经济学不仅仅是培养经济方面的专业技能，更需要和更重要的是培养具有“三维六性”综合思维能力，以此来解决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管就业形势如何严峻，同学们身上具备的综合治理的思维是机器人无法替换的，至少是短期人工智能无法代替的。所以说，我们经济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无论是哪个层次，本科、硕士或博士研究生，我们都希望通过“三维六性”的培养体系，使大家具备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自我知识更新能力，精通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具备自我创新的能力。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在更重要的情况下，它是一种组合创新和创新的组合，经济学就是所有商学的基础。大家知道，美国正举全国之力，想“干倒”中国的华为，但华为后手不断，令人惊叹，令人赞叹！所以，我认为华为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之一，任正非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因为他具备一种综合治理的能力。任正非过去几年直至最近一直在说：我什么都不懂，我就懂一桶浆糊，将这种浆糊倒在华为人身上，将十几万人黏在一起，朝着一个大的方向拼死命的努力。就这就像刘邦形容自己行军打仗不如韩信，治国理财不如萧何，运筹帷幄不如张良，但他懂聚能人，用能人，能驾驭他手下的文人武士。此外，任正非还非常重视基础研究，他认为:“只有长期重视基础研究，才有工业的强大。”为此，华为雇佣了700多位数学家，800多位物理学家，将近200多位化学家，几万名的科学技术人员，就是做基础性研究，目前世界上能这么想这么做的企业凤毛麟角，基本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华为在短短的30多年时间内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之一，让世界最强大的国家都感到了威胁，试图举一国之力去打压它。遗憾的是，现在教育界和科技界及其评价体系没有像任正非和华为那样做的去做，基本都是重应用，轻基础。因此，我希望同学们认真思考一下，重视并且打好自己的综合能力的基础，这就是经济学院之所以从“三维六性”入手来培养大家的深层次原因。我相信大家或许感到不轻松，并且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状态不可能达到，但是基础理论、基准理论和相对现实理论都是相辅相成的，是任何一个科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是我一直提倡的，向最好的学、跟最好的比，才有可能做得更好，再更好，而不是最好，这个世界没有最好。但是不能因为没有最好，我们就不向最好的学，跟最好的比了？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没有十全十美，就否定这个人？同学们中间有很多想法，包括中国经济学界，很多经济学家也没有想到基准理论和相对现实理论是一种相对辩证互动的关系，前者提供改进的方向，后者提出如何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而仅仅因为基准理论许多前提假设与现实不符就一味地盲目否定。其实，解决中国急需问题和基础研究及学科世界性贡献都同样重要，忽视任何一面都不对，都会严重影响中国从要素驱动发展到创新发展驱动转型，影响到中国成为世界最强国。
2.田国强：我来上财前经济学院很差，学生基本是校内调剂来的
近期在第11届全国高校教师暑期课程进修班暨第9届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开学典礼上，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做了关于如何培养经济学人才的演讲，并回顾了上海财经大学的成长经历。首先，我想谈谈我们所从事的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大国，特别是强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四个方面的竞争：资源的竞争、制度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和话语权的竞争，话语权竞争就包括了学术话语权竞争。当然其中最重要的竞争，我认为是制度的竞争和人才的竞争，这是一个大背景，是我们办大学的使命之一。同时具体到商学和经济学来看，肩负着经济发展及民族复兴的任务，我认为这方面更重，因为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我们要解决怎样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及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在之后的讲座中我会具体谈这方面。除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当然还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这两方面的研究，经济学都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你们知道我们国家高校的商学和经济学本科生占全国本科生总数的多少吗？近四分之一，有近25%的学生在学商学、经济学，并且几乎各个学校最好的学生都在学商学和经济学，比如全国的高考状元基本在北大和清华，而这些状元相当多的在学经济学和商学。然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我们的课程体系、教材和师资队伍比较薄弱，高层次师资严重匮乏，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高校都在大规模地引进海外教师的原因。但是人才引进的成本是巨大的，有很多学生盲目地跑到国外求学，可是在国外一般的二流及其以下的学校基本上难以培养出高层次创型经济学和商学人才，特别是高层次研究型人才。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上海财经大学引领做了一些事，其中就包括经济学创新平台建设。我是2004年来到上海财大担任经济学院院长的。很多人说：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会在中国经济学的教育改革历史上留下一笔，为什么？就是它在全国引领和推进了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效应、凝聚效应、带动效应和外溢效应。其实北大、清华早于上海财经大学就在引进海归教师，但作为中国顶尖大学，它们的做法为什么没有形成这么大的推动作用和影响力呢？其原因就是由于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它们是高不可攀的，认为其经验是不可模仿，不可复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中国最有名的高校，它们得到的国家资源和各方面的支持最多，物力、财力、实力、势力、社会影响力，都是一般普通大学无法比拟的，从而认为无法效仿。但像上海财大这样一般性的大学一旦做出成绩，就对好学校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和一般的学校形成了很大的动力，从而纷纷跟进。的确如此，在来上财之前，我本来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首批特聘教授，但我知道，总要有人第一个吃螃蟹、总要有人甘当垫脚石。当有人介绍我来上海财经大学时，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根本不了解这所学校，也不知道这个学校咋样。在受邀访问上财时，时任校长谈敏教授，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校长，我认为是那时全国最好的校长，没有之一，对我说：“田教师，我们请你来，不是要求你八点上班，五点下班，这种人多的是，我们请你来是希望你帮我们搞学科建设，帮我们引进一些人才。”有这样想法的人很少，当时985学校把国家给的资源大多用来修房子、买设备，没有用于引进人才。当时我就想，国内居然有这样开明和这么高战略眼光的校长，本来想谈的条件和待遇都不重要了。刚才我说了“国家间最重要的竞争是制度的竞争和人才的竞争”，就像毛主席说的：只要方向对了，路线对了，制度对了，没有人也有人，没有枪也有枪，小米加步枪赶走了小日本，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共和国。的确如此，很简单的道理，隔行不隔理，我们上财近13年的改革发展也说明了这个道理。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上财那时是一所很一般的学校，我们经济学院当时更差，在学校属于中下流，学生基本是校内调剂进来的，当时学院账户中只有6万多元，起点很低。我到任后，在学校领导，特别是谈敏校长的大力支持下，让我们大胆探索、先试先行，尽全力支持我们的改革和发展，包括学校出资引进海归教师，我们推行的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制度建设、体制机制创新等全方位的经济学教育改革很快就取得了很大成效和反响。特别在引进人才方面，我上任仅半年后就从海外引进了10位人才（随后两年又引进了近20位人才，三年引进近30位人才），我们全方位的改革措施和人才大量的引进在全国高校一下子就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好的反响，比我们好和差不多的学校一下子都坐不住了，可能就是这么一个想法：上财是一般学校都能做，我们也能做，于是纷纷效法。我是海外第一个拿到终身教职回到国内当经济或经管学院院长的人，我之后，很快，大致半年后，洪永淼被任命为了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院长，西南财经大学请到了甘犁当院长，随后上海交通大学马德秀书记把周林教授请到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当院长。北大和清华，这下子坐不住了，北京大学把张维迎从常务副院长提升为院长，清华大学把钱颖一提升为常务副院长，两年以后当上了院长。这就是杠杆作用，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整个地球，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也就是我前面说的上财的改革对顶尖学校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和一般的学校形成了很大的动力，从而纷纷模仿和跟进。只有像我们财大这样一般的学校来做“垫脚石”，就像小平同志建设深圳特区一样，它更有说服力。其次，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呢？我们为什么首先考虑开办暑期师资班？因为做好一个事情需要做到四个关键：信息、激励、效率和外部性，为全国高校教师提供公益培训就是外部性，自2007年开始举办，至今已经整整办了11届，累计免费培训总计已培训教师1436人次，分别来自336所高校和科研单位。今年共收到来自全国71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101名青年教师报名，经过审核，全部予以录取。“现代经济学”全国高校教师暑期师资课程进修班费用全部由经济学院负担，上海市教委的支持只是给研究生暑期学校，后者是从2009年开始举办，包括今年共举办了9届，总计已培训967人次，分别来自125余所高校和科研单位。今年“现代经济学”研究生暑期学校共有来自全国138所高校的511人报名，经过严格审核，最终录取了119名学员。其实，更应该支持高校教师来培训，如果我是教委主任，我首先是支持高校老师，因为一个高校老师学成回去后一年要教几百个学生，十年下来，数千位老师至少让几百万学生受益。咱们经济学家谈的是效率、效益、成效，支持教师培训效应更大。当然我们也要培养人才，很多在座的研究生愿意来暑期学校来学习，非常好！同学们，我经常谈“明道”，一个人的眼光的大小决定了理念的优劣，理念的优劣决定了目标的大小，你人生的目标，工作的目标，一旦决定后，就决定了你今后的发展，然后才是“优术”。大家要知道学好知识，即使主观上为了我们自己，但客观效果上是为了国家和社会发展。我们希望培养的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人才，能为社会经济，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的精英型人才，而不能关着门说自己是第一。现在我们想多做些事情很难，并且有很多风言风语，甚至有人会给你上纲上线，但是只要国家发展起来，民族完成伟大复兴，这个才是最实在，个人受点误解甚至是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我认为真诚待人是最重要的，我们的经济学院做事就是很实在，很真诚。我看到的其他讲习班、暑假课程班，基本都是几天，最多一个星期。而我们经济学院对你们是整门整门课程的培训、学习，你们课程是48学时的课程。我们计划是开设七门课，经济数学、高级微观（Ⅰ、Ⅱ）、高级宏观（Ⅰ、Ⅱ）、高级计量（Ⅰ、Ⅱ），但是Ⅱ开出来很难，说明咱们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还处于相对初级阶段，对更高级的课程还没有什么需求，这是一个大问题。为什么要开四大类的课程？这也是我的一个理念，培养科学的经济学家，培养高层次的经济学人才，培养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经济学家，需要具备三要素：有内在逻辑的理论训练，有纵横向历史逻辑视野的比较分析的训练和实证量化分析的训练，只有进行“三要素”训练才能成为好的经济学家，而不是说话没有边际。要知道任何一个理论，一个政策，一个制度都是有适用范围的，弄不好就成为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经济学家，一旦被接受成为政策，弄不好就会影响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很多人不喜欢学术，认为只要有思想就可以，但你怎么知道其适用范围呢？我现在经常强调要立有学术的思想和做有思想的学术，两者辩证统一。光有思想没有学术，在中国的传统国学里有很多。这方面我有很多思考，把中国的传统国学与经济学里的很多思想一一对应起来，可以找到相似点，但是这些都是一些经验式的总结，不知道适用边界和范围在哪里，没有边界就很难做到善用，泛用就会产生很大问题，有时误用甚至会对社会、国家造成很大危机，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倡要立有学术的思想的根本原因。另外一方面，只有学术没有思想很可能导致关起门来自说自话，无法为国家社会服务，所以必须要把学术转化为普通老百姓和政府官员能听得懂的知识和语言，包括具体的实际应用。我们为你们提供的课程就是经济学院为博士生开设的课程，任何理论、学术、思想都有边界，你们一定要打好理论基础。经济学院的本科生学习压力很大，但是很值得。我刚到经济学院任院长时，学院本科生基本没有人出国，生源也基本上是学校其他专业调剂过来的。企业评价我们的学生：上手快好用，实际，但是后劲不足。为此我很着急，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知识更新，我们的学生怎样才能适应时代发展和有社会责任感，要如何培养才能让他们成为行业精英、社会领袖和国家栋梁？除了重视学生的基本品质和道德规范及其综合素质的培养，在专业方面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三要素培养，三要素的具体训练是指：第一、理论训练，要有内在逻辑分析。数理逻辑与经济理论逻辑是高度嵌连的。给本科生开设数学分析课程，全国高校要求经济学本科生上数学分析课程的只有两所高校，一个是我的母校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另一个就是上财经济学院。同时，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国体和改革开放的国策相适应，我们也注重对于学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训练，两手抓两手硬。第二、历史视野，要有历史视野的分析。就像欣赏一幅油画，站得太近，看不清楚，需要在更远的地方才能欣赏到全景。经济社会发展看30年、50年是看不清楚的，要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上看。中国的朝代从没有强盛过200年。我们要培养学生历史视野远大的眼光，要求他们学习《资本论》、学习政治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记得刚在经济学院推《资本论》课程时，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但我仍然坚持，要求开设，因为我们要为国家培养人才，他们要有基本的理论训练，其中就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资本论》的逻辑性很强，它在某种情况下大大改进了现代市场制度，有很大的功绩。很多大学最近两三年才开设这样的课程，我们已经开设了十几年，现在《中国教育报》、教育部网站等都进行了报道。许多人来这里学习可能是想考上研究生、博士生，这很好。但我要明确指出的是，想混文凭的学生千万不要选择上财经济学院，我们的研究生、博士生培养非常严格，现在不少博士生已经在国际知名期刊上批量发文，平时他们的学习任务非常重，我们的培养质量不会弱于美国二流大学的博士生。“明道”非常重要，今天选择来这里上课的学生，你们的投入不会白费。我记得，每次在我人生关键点，往往是某个人，某一句话影响了我的选择和人生，我之所以很愿意花些时间谈和写些人生哲理、思想方面的东西，和我们的学生分享，就是希望能给你们一些启迪。任何话、任何事情走极端都不行，经济学的理论及其训练就是告诉你，任何理论和制度都是有其边界，所以不能走极端，最近两、三年我与不少知名教授辩论，大多是因为他们的不少说法走极端，走极端往往容易失败，很难做出事情。第三是量化分析，要有数据、实证的分析。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生学习数理统计、计量经济学、计算机等课程非常有用，因为现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通过三个维度的设置，使我们的人才培养与时俱进。我之所以花这么长的时间和你们谈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以及我们的想法和做法，就是希望增加你们学习的兴趣和动力，给你们打气，让你们更加重视和珍惜这次的学习机会。你们随后一个月的学习将会很辛苦，上海天气非常炎热，大家愿意把时间投入学习，我非常高兴，也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学院的老师，行管人员和学生会将尽最大可能地为大家服务。今天，经济学院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常进雄教授、副院长孙燕教授、分管研究生教学的海归教师院长助理杨有智副教授，还有分管暑期项目和本科生人才培养的院长助理冒佩华副教授都来参加开学典礼，显示了对大家的充分重视。我们推行的国际化改革，不仅是引进优秀人才，同时也带动了本土教师水平大幅上升，这就是改革的力量，这就是改革的内在逻辑。虽然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阻碍，但不用怕，我们在约束条件下做事。我经常说国家法律是红线，教育部是底线。我认为做这些事是有意义的。我们的行管人员也非常辛苦，他们没有寒暑假，和公司职员一样只有年假，这可能是全中国唯一这样做的学院，现在还没有一家学院或学校跟进。尽管我们像国外高校一样，行管人员是不放寒暑假的，但其他学院和学校都放寒暑假。如果不取消寒暑假放假这样的制度安排，我们怎么可能办暑期学校？为了国家的改革发展，学院和个人必须要做出牺牲。当然，在他们受聘进入经济学院时，我们都事前说清楚了，我崇尚市场经济发挥决定性作用，崇尚个人自由选择，他们进来工作前都已经知晓了没有寒暑假这一规定，所以不会造成问题。老子的无为而治是有先决条件的，那就是制度和管理团队。经济学院有20多万字的制度文件，有很好的管理团队，他们很辛苦，我为经济学院的老师和行管人员感到自豪。我已经提醒他们了，要好好地为你们服务，在这随后的一个月的学习中，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为你们服务的老师和学生联系。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大家聚在一起学习，团结就是凝聚力，紧张就是效率，严肃就是执行力，当然也要活泼，我们希望尽可能为大家提供一个和谐的学习环境，希望你们在上海待的愉快！（以上内容整理自上财经院、中国社科报）拓展性阅读
之前，咱们圈子引荐了一些处理内生性问题的文章，各位学者可以参看以下文章：1.“内生性” 到底是什么鬼? New Yorker告诉你；2.Heckman两步法的内生性问题；3.IV和GMM相关估计步骤，内生性、异方差性等检验方法；4.最全估计方法，解决遗漏变量偏差，内生性，混淆变量和相关问题；5.忽略干扰因素，内生性，遗漏变量偏差及相关问题下的估计；6.非线性面板模型中内生性解决方案；7.内生性处理的秘密武器－工具变量估计；8.内生性处理方法与进展；9.内生性问题和倾向得分匹配；10.你的内生性解决方式out, ERM独领风骚；11.面板数据里处理多重高维固定效应的神器；12.面板数据是怎样处理内生性的；13.计量分析中的内生性问题综述；14.工具变量IV与内生性处理的解读；15.一份改变实证研究的内生性处理思维导图；16.Top期刊里不同来源内生性处理方法；17.面板数据中heckman方法和程序；18.控制函数法CF, 处理内生性的广义方法；19.二值选择模型内生性检验方法；20.2SRI还是2SPS, 内生性问题的二阶段CF法实现；21.内生变量的交互项如何寻工具变量；22.显著不显著的后背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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