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口罩要留给医护人员”的心里话，为何在这里还值得商榷呢？｜我的战“疫”（九十一）
我们顺利卸掉货车上所有物资，却并未感到轻松。围绕“能不能顺利出城？自己是否被感染？我们是否会被隔离 ”等问题，这两位司机跟我讨论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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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邱嘉秋｜38岁｜导演｜北京
整理：刘荒｜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对我来说，用奔波来形容今年春节，有过之而无不及。
春节前，我应邀参加挪威官方组织的北极考察团，包括北极前沿大会，以及涉及北极冰川融化、全球气候变暖和可持续渔业等主题的探访和交流。
在冰风刺骨、巨浪滔天的北极圈海上，我们一行人都呕吐不止。船长却说，这对挪威渔民来说，其实是个好天气。
随挪威捕鱼船出海遇见风暴天气。
这时，国内疫情不断升级。百瑞医疗董事长来电邀请我，牵头组织和支持他们捐赠活动——免费提供200台医用雾化机和2万套喷雾器，回应湖北多家合作医院急需器材的紧急求助。
我决定以组织者和观察员身份，亲自护送这批捐助物资到武汉和荆州，监督和记录这项活动全过程。从中总结经验，为国内外捐助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从挪威特罗姆瑟到湖北荆州，两地相距万里之遥。十天的会议日程，我提前两天结束了。
1月28日早上，我独自一人回到北京。顾不上跟家人分享北极见闻，就忙着与真实影像的团队伙伴们落实各种捐助手续。没有这些东西，就进不去武汉等地。
两天前，小伙伴们已经通过远程协助，调研和沟通前方需求、确认受捐医院并完成手续、与红会协调并办理通行证和捐赠确认函等手续。
“到现场去！”是我们媒体或纪录片人常说的一句话。29日下午，我只身登上南下的高铁，与始发常州途经合肥的捐赠物资大卡车会合。
当晚七八点时，顺利到达合肥。出站时，没有卫生查验岗，也鲜有乘客走动。
我骑上一辆共享单车，直奔大货车禁行区外的一个约定地点，同这辆免费承运捐助物资的大卡车会合，连夜启程直奔第一站——武汉。
在沪蓉高速上，几乎见不到往来车辆。路上迎面而来的提示牌上，闪烁着“ 防疫防范、抗击肺炎 ”的荧光点点。当时只有一个念头，赶快把捐助物资送到湖北。
这两位30出头的江苏司机，是主动报名应征的。他们都已经成家了，家里人也很支持这个决定。
一路上，他们轮流开车，人歇车不停，累了就躺在后排座位上，轮换短暂休息。
武汉红十字会人员组织搬运捐助物资入库。
1月30日凌晨，这辆满载着捐助物资的大货车，经过10个小时长途奔波，终于抵达红十字会的第二临时仓库——武汉国际博览中心A馆。
这批医疗物资指定捐赠4家医院——荆州市胸科医院、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武汉市肺科医院和武汉火神山医院。
清点、转运系统登记、卸货、开发票办手续、开出城路条。武汉红十字会的基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开始连轴转地工作，一丝不苟，非常敬业。
武汉红十字会接收捐赠物资登记表。
从全国汇聚到武汉的各类物资大量涌入，迫使他们日夜不休地对接、检查是否合规、统计和归档，难得有片刻休息。
冷风里，我看到几个帮忙卸货的基层人员，戴的还是不合格的口罩。
我提醒说，这样的口罩起不到防护作用。他们回答道，“好口罩要留给医护人员，他们才是最需要的！”这是他们的心里话，初衷也令人敬佩。
孰不知，这种做法却值得商榷——由于科学认识局限和专业能力不足，可能会留下安全和管理隐患。有些事情，光靠奉献精神是不够的。
“你们是物资集中的转运者，属于中枢枢纽，如果有人出了问题，对所有人都不负责任！”在我再三次提醒下，一位负责人才换上了N95口罩。
趁着装卸往返仓库与工作间的机会，我发现捐助物资质量参差不齐，大量不合格的口罩根本用不上。还有一些名字古怪的保健品，也大量堆积在那里。
我们3个人坐在驾驶室里面面相觑，在完成140台压缩雾化机和14000套喷雾器入库后，又开启了下一站行程——去荆州。
经过四小时车程，60台压缩雾化机和6000套喷雾器运抵荆州。经当地红十字会和疾控中心确认，直接向荆州市胸科医院交付完成。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关于转赠物资的函件。
荆州市胸科医院捐赠物资接收登记表。
为了替红会分摊运力，我们入库后又提了一部分货，准备从荆州回来直接送到火神山医院。
在通往火神山的路上，两支施工队伍为了赶工期发生争执，堵了一两公里的路。我们差点被堵在里头了，不得不改变了行程，重返早上卸车的第二临时仓库。
这一次，卸货时间比早上多了近一小时。尽管我们顺利卸掉货车上所有物资，却并未感到轻松。
围绕“能不能顺利出城？自己是否被感染？我们是否会被隔离 ”等问题，这两位司机跟我讨论了很久。为减小感染风险，我们连夜驶出武汉。
返程前，司机提出把卡车上援助武汉的条幅摘下来，免得让人看出去过武汉。我没同意，心想着本来做的是好事，怎么竟变得跟偷偷摸摸跑一样呢。
出了湖北境内后，大家感觉放心了。又累又困又乏的我们，终于找了一个服务区，睡了三小时后才继续出发。
说起来，还有一个小细节：我们去湖北时高速公路全程免费，出来时却非要收一笔钱。大家都有点气愤，不理解这是什么收费逻辑。
在常州金坛站出口，我们被拦下来了——对方让我们选择，是就地隔离还是回高速。我们只好转头回高速，把车上的条幅也摘下来了，顺利通过常州市区出口。
就这样，我在常州住了一宿。第二天下午，乘坐火车返回北京。
从疫区回来后，我主动向社区申报，一直隔离到2月15日。当时刚过完年，还没有什么人从那边回来，我成了我们小区第一个从湖北回来的。
我倚在窗边，看北京几天前的残雪。总觉得不远的邻居家，传来了阵阵咳嗽声。好像一幢楼的人，都蓦地竖起了耳朵，确认自己并非幻听。
隔离头几天，除了更严格要求自己，尽可能每天在床上隔离15小时以上，一个人享受寂静。
由于从疫区回来，我变成重点布控对象，加上又是主动上报，居委会阿姨们的热情很浓重。
打开用酒精擦洗过的手机，就可以连线“靳公主”了。她是我们小区里唯一供应蔬菜的“皇族”，勾选皇家定价的蔬菜，没有讨价还价的环节。
只有说起萝卜时，可以讨论到底是哪一种萝卜。之后，“公主”会亲自给我送到家门口，悄无声息的。
不像来门口帮我收生活垃圾的保安大哥，每次都带着84消毒液喷壶等全套装备，兴师动众地把门口全面消毒。唯恐邻居们不知道，这一户里的住客跟病毒有瓜葛。
居委会同志跟我聊天基本靠数字，都是36.8℃以下的。为了每天早晚准时报告体温，他不惜早上八点打电话催我起床。我问询他的一些事，经常不能马上回复，因为需请示领导。
一次，我在网上订了一箱饮料，询问他如何收快递。他毫不犹豫地一口应允。当时规定快递和外卖均停在大门口，我这样的隔离者，只能等保安大哥帮忙取回来了。
带着还没倒过来的时差，又连续两晚在大货车座上睡觉，我很快就适应了卧榻办公。
我总觉得，很多人对工作和生活方式的看法，或许会因为这次疫情而改变。比如，长时间远程工作的可行性，就无需再证实了。
这让我想起四川大地震后，德阳朋友们托我捐助和定期关照的一个小妹妹。这位小妹妹懂事乖巧，不幸患上了肌无力。
这种病无法治愈，且会不断加重。到了三年级，班主任没办法继续背着她上学了。
河北的几位好友，最终选择捐助了一台电脑，小妹妹后来成了金牌淘宝客服。我每次去，她都挂着微笑，不仅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没有离开人际社会。
武汉红十字会第二临时物资仓库接收捐赠物资一角。
最后，说说我对红会的了解：从最开始走流程，他们工作非常细致认真，也很扎实。表面上看有点繁琐，却也是必要的。
对一些普通的捐赠者来说，可能觉得会难处理一点，其中很多事还得做。
在现场时，我发现他们做事一腔热情，但信息化不太灵，由于是临时状况，各项数据都拿纸记，很难精确，也容易出错，有些信息也难以披露充分。
民间捐助和官方的这些接收部门，应该有一个理性对话，互相不要有太多成见。还有，就是要专业人做专业事，否则是很难做好的。（。本文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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