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精选】王晔安、兰菁、郑广怀丨承上启下的公心：领导成员交换对街头官僚服务效果的作用机制丨2022年第3期

承上启下的公心：领导成员交换对街头官僚服务效果的作用机制

◉ 王晔安 兰菁 郑广怀

【摘要】街头官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激发街头官僚的“公心”有助于国家大政方针在基层社会的充分有效落实。本研究将组织公民行为 （OCB）和公共服务动机（PSM）视为街头官僚“公心”的具体表现形式。基于对武汉市473名在社区工作的街头官僚的调查发现，与公共服务动机相比，组织公民行为是更切实有效的承上启下的“公心”，专业官僚的服务效果更多受到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而行政官僚的组织公民行为和公共服务动机更多受到领导-成员交换（LMX）的影响。这些发现结合中国的基层治理情境，拓展了公共服务动机和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方向，在实践中有助于推进精准化和专业化的街头官僚管理。

【关键词】街头官僚; 公共服务动机; 组织公⺠⾏为; 服务效果

【作者介绍】王晔安，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兰菁,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硕士研究生；郑广怀，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引用格式】王晔安,兰菁,郑广怀.承上启下的公心:领导成员交换对街头官僚服务效果的作用机制[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2,11(3):29-40.

—文章结构—

一、引言

二、概念框架和模型建构

（一）概念框架

（二）模型建构

三、研究方法

（一）操作程序和取样方法

（二）测量

四、结果

（一）测量模型

（二）假设检验

（三）模型比较

（四）调节效应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组织公民行为是更切实有效的承上启下的“公心”

  （二）行政官僚的远端逻辑和专业官僚的近端逻辑

  （三）推进精准化和专业化的街头官僚管理

  （四）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一、引言

“公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公心归根到底是对党、对人民、对干部的责任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下，“公心”的本质是各级干部惠民利民而非利己的动机和行为。街头官僚作为党领导下的基层工作者，理应是承上启下的“公心”践行者，“承上”意味着响应中央号召，贯彻大政方针，接受代表党的直接上级的领导；“启下”意味着直接面对人民群众，运用自由裁量权将党和国家的决策落实到“最后一公里”乃至“最后一米”,进而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由此可见，激发街头官僚的“公心”有助于国家大政方针在基层社会的充分有效落实。

在学术文献中，公共服务动机（PSM）和组织公民行为（OCB）这两个概念与“公心”高度相关，尽管前者关注心理倾向，后者强调自主行为，但它们都源于学者对资本主义利己主义价值的反思。从内涵来看，公共服务动机和组织公民行为都包含了利他主义、自我牺牲和责任心等内涵,都体现出人们对于道德意识、自我激励、个人韧性、无畏、坚持不懈、政治敏感性、领导力和沟通技巧等公共美德的追求。近年来，国内学者基于公共服务动机和组织公民行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间的相似性，论证了公共服务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与“为人民服务”和“人民公仆”等理念的高度契合，探讨了新时代基层干部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为目标的主动行为。质言之，街头官僚如果在法律和政策划定的规定动作之外，能够更多地不计得失、热情投入，将有助于实质改善政策执行和服务递送。基于此，我们选择公共服务动机和组织公民行为这两个概念作为街头官僚“公心”的具体体现。

当前对于公共服务动机和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趋势：一是国际研究多将组织公民行为视为公共服务动机的结果，这使研究者无法确定在政策或项目执行过程中，公共服务动机和组织公民行为哪一个更为重要。二是国内研究没有充分考虑到街头官僚的专业化发展趋势。2021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提高基层治理的专业化水平，这对街头官僚的专业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逐步兴起的政府购买服务吸纳了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如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咨询人员)成为在社区向居民提供专业服务的街头官僚。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试图回答两个问题：其一，何种公心更为有效，即组织公民行为和公共服务动机哪一个对街头官僚的服务效果有更大的作用?其二，在街头官僚逐渐专业化的背景下，不同类型的街头官僚的组织公民行为和公共服务动机的作用有何差异?

二、概念框架和模型建构

（一）概念框架

作为国家权力的具体执行者和公共需求的直接回应者,承上启下是街头官僚的特质。“承上”对应的是上级领导与街头官僚的关系，具体体现为本研究的自变量，即领导-成员交换（LMX），“启下”对应的是街头官僚与民众的关系，具体体现为本研究的结果变量，即他们向民众提供服务所带来的影响。为了具体探讨“承上启下”的运作机制，本研究选择体现“公心”的公共服务动机和组织公民行为作为中介变量。现有研究表明：首先，领导力是组织公民行为的重要前因,而服务接受者的满意度和忠诚是组织公民行为的结果;其次，公共服务动机是领导力与组织和社会层面结果之间的中介变量,公共服务动机可以直接或通过工作满意度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由此我们推测，街头官僚的公共服务动机和组织公民行为不仅受到领导力的影响，而且也会作用于服务接受者的满意度和忠诚。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我国的街头官僚来说，基层组织体系才是公共服务动机和组织公民行为得以展现的环境，而非某个特定的单位或机构。在这一体系中，街头官僚可能展现出超越个人利益的利他主义、尽职尽责的敬业精神，进而更好地忠于组织，实现人民利益。

本研究选择的调节变量为街头官僚类别，这主要是考虑到当前街头官僚的构成已经发生显著变化。街头官僚一般是指处于基层行政执行和公共服务单位的一线工作人员，包括警察、公立学校的教师、社会工作者、公共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收税员等。我国城市中比较典型的街头官僚是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在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专业社会工作者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进入社区开展服务，运用专业优势及时有效地回应了居民需求。同时，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导致心理疏导和干预服务需求激增,也为基层治理体系吸纳专业社会工作者提供了契机。目前，社会工作者和原有社区工作者都在基层政府的领导下直接面向居民提供公共或社会服务。简言之，街头官僚已经分化成以社会工作者为代表的专业官僚和以社区“两委”成员为代表的行政官僚。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街头官僚内部出现了类型分化，但其工作内容是深度融合的,利他动机是趋同的。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都在基层党组织的价值引领下共同开展工作,社会工作者在嵌入基层治理体系时出于强化自身合法性的考虑，主动靠拢行政体系以实现社会工作的技术治理实践。另一方面，传统的社区工作也在学习和运用专业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和专业技能。居民对于专业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驱动社区工作者响应国家发展专业社会工作的号召，越来越多地接受社会工作的专业培训,参加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考试，从而逐渐认可社会工作专业的利他主义价值和实践。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出如下概念框架（见图1）。

（二）模型建构

领导-成员交换与服务效果。作为一种基于关系的领导力，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反映了下属与直接上级之间情感支持与有价值资源的交换程度。中低水平的交换关系更接近于交易型领导，激励追随者们为了整体，超越他们眼前的自我利益。高水平领导-成员交换关系更接近于变革型领导，相互回报使得领导者和成员之间的情感依恋增加，进而提升组织绩效。实证研究既证实了领导者和下属的交换关系会对下属的任务绩效、工作满意度、离职率和组织承诺等结果产生影响,也表明领导-成员交换关系能够直接和间接地作用于成员的服务质量。就“承上”而言，在基层组织体系内，与领导者建立高水平交换关系的街头官僚会得到更多的关注，被授予更有挑战性的任务，得到更多的激励与反馈，这会激发他们以更好的工作态度和更高的工作质量来回馈上级或组织。就“启下”而言，街头官僚作为直接向民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一线工作人员,其绩效与服务效果紧密关联，具体可用服务对象获得改善的状况来进行评价。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对街头官僚的服务效果产生积极作用。

组织公民行为的中介作用。组织公民行为是个体受价值观、内部动机驱动而自愿做出的他人导向的行为,它通常不被组织的正式制度所承认，但在总体上促进组织运作。既有研究显示，领导-成员交换可以提升组织公民行为,因为高水平的领导-成员关系以互相信任、尊重和义务为特征，有助于加深个体对组织情境的理解和认知，让个体获得更多的心理安全感和组织支持感。既往研究也证实，组织公民行为与高生产力、高效率和高客户满意度等结果之间有很强的联系,服务接受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可能是组织公民行为带来的结果。由此可见，当街头官僚与上级之间形成了良好的领导-成员关系，他们就可能超越正式制度规定的工作要求，在不期望得到明确承认或补偿的情况下主动向民众提供服务，进而提升服务效果。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街头官僚的组织公民行为可以中介领导-成员交换与服务效果的关系。

公共服务动机的中介作用。公共服务动机是“个人为人们提供服务的取向，目的是为他人和社会做好事”。在高水平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中，领导对于成员的关怀使得成员感到处于有利于实现公共服务目标的公平工作环境中，从而使其公共服务动机得到加强。具体而言，高水平的领导-成员交换通过组织环境影响街头官僚在组织中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从而减少角色模糊和冲突，增加组织承诺，实现心理授权,促进公共服务动机的提高。而公共服务动机能够提升建言行为，增强工作绩效。由此可见，在良好的领导-成员关系氛围下，公共服务动机可能提高服务质量，实现积极而稳定的服务效果。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街头官僚的公共服务动机可以中介领导-成员交换与服务效果的关系。

街头官僚类别的调节作用。如前所述，目前中国的街头官僚包含行政官僚（原有的社区工作者）和专业官僚（新进入社区的专业社会工作者）两类。尽管他们都直接面向民众提供公共或社会服务,但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存在两点关键差异。首先，专业官僚是政府购买的专业服务岗位，他们直接向社区居民提供服务。与行政官僚相比，他们相对具有更大的专业自主性,相对不受上级的直接控制。而行政官僚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更多受到上级影响,具有较少的自由裁量权。同时，繁杂重复的行政任务容易导致行政官僚较低的意义感和自我效能感，降低他们的工作满意度，进而减少组织公民行为。由此我们推断，行政官僚可能更容易受到上级的激励，而非受到服务对象的激励，其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对组织公民行为的正向作用可能更强；而对专业官僚而言，其组织公民行为对服务效果的正向作用可能更强。其次，专业官僚有更多的机会直接与服务对象互动,这种互动有助于他们实现服务公众的动机，提升服务效果。而行政官僚依赖正式的制度体系，科层制带来的繁文缛节减少了他们向民众提供直接服务的机会，从而降低了公共服务动机。由此我们推断，专业官僚的公共服务动机更能提高服务效果。如前所述，行政官僚因其受到基层组织体系的更多控制，其公共服务动机可能更多源自上级领导的激发。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行政官僚的领导-成员交换对组织公民行为的正向作用比专业官僚更强。

假设5：专业官僚的组织公民行为对服务效果的正向作用比行政官僚更强。

假设6：行政官僚的领导-成员交换对公共服务动机的正向作用比专业官僚更强。

假设7：专业官僚的公共服务动机对服务效果的正向作用比行政官僚更强。

三、研究方法

（一）操作程序和取样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源于2020年12月8日—20日开展的“基层治理中的专业优势调查”,该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法获得样本。由于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抽样，我们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选择了广东省的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和江门市，湖南省的长沙市、岳阳市和湖北省的武汉市、随州市3省8个城市开展抽样调查。我们在广州、深圳、武汉和长沙四个大城市随机抽取3个市辖区，在珠海、江门、岳阳和随州四个中小城市随机选取2个市辖区。然后利用中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布平台（https: //datasearch.chinanpo.gov.cn/gsxt/newList）查询辖区内所有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和基层政府设立的社区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建立组织层面抽样框，从中抽取了400个社会工作机构和社区服务中心。最后，我们与当地社会工作机构合作，由机构社工进行实地考察，对不同类型的社区工作者进行识别和记录，从而形成了个体层面的抽样框。我们随机抽取2 000人进行调查，但由于拒绝访问、联系不畅等原因，最终获得有效样本1 669 个，有效率为83.45%。在参与者中，平均年龄为32.02岁（SD=7.83）；1 300人（78.43%）为女性；862人（51.65%）持有助理社会工作证；994人（59.56%）拥有学士学位；607人（36.37%）为中共党员。

本研究具体选择武汉的社区工作者（N=473）作为样本，这主要基于如下考虑：首先，武汉是2020年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中心，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社区需要链接、管理和使用大量资源，需要提供更具回应性的服务，这对社区工作者提出了在本职工作之外的更高要求。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武汉的社区工作者充分展现出了不怕牺牲、无私奉献、以身作则、服从大局等“公心”,这种公心成为后疫情时代社区工作者开展工作的精神财富和重要支撑。其次，为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专业社会服务需求，近年来武汉市逐步在街道和社区推行政府购买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吸纳了较多专业官僚（常驻社区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在基层开展工作，形成了社区层面行政官僚和专业官僚并存的局面。武汉目前的基层服务主要是由属于街道和社区的社区工作者和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工作者提供的。

（二）测量

本文对领导-成员交换、组织公民行为、公共服务动机和服务效果四个潜变量的测量基于现有文献，以确保它们的信效度。首先，领导-成员交换采用Graen和Uhl-Bien开发的LMX-7量表测量，采用五点李克特方式（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具体题项如“我与主管的关系是有效的”“不管他或她在职位上有多少正式权威，我的领导会牺牲他或她的利益来帮助我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该量表的α信度为0.930。其次，考虑到中国的文化背景，我们使用Farh、Earley和Lin开发的中国版本的组织公民行为量表，涉及组织认同、对同事的利他主义和自主性等维度。该量表采用七点李克特方式（1-从不，7-总是）。具体题项如“我主动帮助新同事适应工作环境”“为了改进工作，我努力提高自己”。该量表的α信度为0.960。再次，我们选择Coursey和Pandey的量表来测量公共服务动机，它包含政策制定的吸引力、对公共利益的承诺和同情心三个维度。诚然，Perry量表将PSM操作化为政策制定的吸引力、对公共利益的承诺、同情心和自我牺牲四个维度。本研究基于以下考量选择三维度量表：一是，自我牺牲和公共利益两个维度之间的高度相关（0.89）表明这两个维度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冗余。二是，三维度量表与公共服务动机的理论框架更加契合。Perry也承认,三维测量更契合Knoke和Wright-Isak提出的理性、规范和情感动机三个理论维度。三是，三维度量表已为既有研究广泛采用。公共服务动机量表采用五点李克特方式（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具体题项如：“我认为公共服务是我的公民义务”“当我看到人们处于困境时，我很难控制自己的感情”。该量表的α信度是0.783。最后，服务效果是指被调查者对其服务能够真正改善、解决和改变服务对象问题和状况的有效程度的判断，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测量。服务效果的三个题项是“我改善了服务对象的情况和他们的生活质量”“我解决了服务对象的一两个关键问题”“我改变了服务对象在个人、家庭和社会层面的一些问题”。该量表的α系数为0.913。需要指出的是，每个量表测量究竟选择七点计分还是五点计分，均基于既有的成熟量表的原本设定，而非基于研究者的自行选择。

四、结果

（一）测量模型

我们首先通过统计软件SPSS 25和Amos 24进行最大似然估计，来检验本研究中建立的模型1和模型2的因子信效度。首先，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对模型1中三个变量（领导-成员交换、组织公民行为和服务效果）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模型1很好地拟合数据（X2/df=3.156；CFI=0.976；RFI rho 1=0.953；TLI rho 2=0.968；RMSEA=0.068）。然后，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检查模型2的三个变量（领导-成员交换、公共服务动机和服务效果）。由于公共服务动机量表中政策制定吸引力的因子载荷为0.3（低于一般标准0.4），我们在测量模型中删除了这个因子。这与公共服务动机的一项全球测量相似，政策制定的吸引力代表了理性的或自利的动机，而不是特定的价值或使命。结果显示，模型2也很好地拟合了数据（X2/df=3.315；CFI=0.973；RFI rho 1=0.947；TLI rho 2=0.962；RMSEA=0.070）。

表1列出了模型1和模型2中领导-成员交换、组织公民行为、公共服务动机和服务效果的信度、效度和相关性的值。此外，复合可靠性（CR）的值表明两个模型内的3个潜变量的可靠性良好（CR>0.7）。提取的平均方差（AVE）、最大共享方差（MSV）和平均共享方差（ASV）值良好，表明模型1和模型2中不存在区别效度和收敛效度的问题。

（二）假设检验

我们首先检验了领导-成员交换对服务效果的初始模型（模型0），发现模型0的拟合度较好（X2/df=3.156；CFI=0.976；RFI rho 1=0.953；TLI rho 2=0.968；RMSEA=0.068），这表明街头官僚的领导-成员交换可以提升服务效果（β=0.46***；R2=0.21）。因此，假设1得到支持。接下来，我们以组织公民行为作为中介，以确定街头官僚的领导-成员交换对其服务效果的作用机制（模型1）。模型1的拟合度也很好（X2/df=3.156；CFI=0.976;RFI rho 1=0.953；TLI rho 2=0.968；RMSEA=0.068）,表明街头官僚的领导-成员交换可以促进组织公民行为（β=0.41***）,而组织公民行为可以提升服务效果（β=0.51***）。然而，在模型1中，领导-成员交换对服务效果的作用效应降低（从模型0中的β=0.46***降为模型1中的β=0.25**），这表明组织公民行为可能产生了部分中介效应。模型1共解释了服务效果43%的差异（见图2）。

在模型2中，我们换成公共服务动机作为中介。模型2的拟合度也不错（X2/df=3.315；CFI=0.973；RFI rho 1=0.947；TLI rho 2=0.962；RMSEA=0.070），表明街头官僚的领导-成员交换可以提升公共服务动机（β=0.41***），而公共服务动机可以提升服务效果（β=0.45***）。然而，领导-成员交换对服务效果的作用效应变低（从模型0中的β=0.46***下降到模型2中的β=0.28**）,这表明可能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模型2共解释了服务效果38%的差异（见图3）。

如前所述，相较于模型0，在模型1和模型2中，领导-成员交换对服务效果的作用效应变低，因此我们在AMOS 24中使用引导法来检验潜在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在模型1中间接效应（0.207；P<0.01）具有统计学显著意义，而领导-成员交换对服务效果的直接效应仍然显著（0.248，P<0.01）。因此，领导-成员交换对服务效果的作用被组织公民行为部分中介，假设2得到部分支持。同时，模型2中的间接效应（0.181，p<0.01）和直接效应（0.273，p<0.01）也显著。因此，领导-成员交换对服务效果的作用被公共服务动机部分中介，假设3得到部分支持。

（三）模型比较

除了评估模型1和模型2的R2值外，当从模型删去一个指定变量时，我们观察R2值的变化来评估删去的变量是否对服务效果有重大效应。该测量值称为f2 效应值。在评估f2时，0.02、0.15和0.35的值分别代表小、中和大效应。第一组竞争模型（模型1 vs.模型0）的f2证实了模型1优于模型0（f2=0.386; AIC=275），这意味着组织公民行为的加入对于领导-成员交换对服务效果的作用是大效应；第二组竞争模型（模型2 vs. 模型0）的f2证实了模型2也优于模型0（f2=0.254; AIC=241），这意味着公共服务动机的加入对于领导-成员交换对服务效果的作用是中效应。由此可见，模型1是三个模型中的最优。这说明，相较于公共服务动机，组织公民行为可能对服务效果有更大的作用。

（四）调节效应

我们通过官僚类别（专业官僚=177与行政官僚=296）来分别测试模型1和模型2的调节效应。首先，将官僚类别作为调节变量引入模型1后，模型拟合良好（X2/df =2.743；CFI=0.971；RFI rho 1=0.940；TLI rho 2=0.961；RMSEA=0.043）。结果显示，官僚类别在领导-成员交换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z分数为1.766*）。具体来说，领导-成员交换对组织公民行为的正向作用，行政官僚组（β=0.567***）几乎是专业官僚组（β=0.363***）的1.6倍。另外，官僚类别在组织公民行为和服务效果之间也起到调节作用（z分数为-2.206**）。具体来说，组织公民行为对服务效果的正向作用，专业官僚组（β=0.534***）是行政官僚组（β=0.349***）的1.5倍。因此，假设4和假设5得到支持。然后，我们将官僚类别引入模型2中，模型拟合度也良好（X2/df =2.891；CFI=0.967;RFI rho1=0.932；TLI rho2=0.954；RMSEA=0.045）。结果显示，官僚类别调节了领导-成员交换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z分数为2.516**)。具体来说，领导-成员交换对公共服务动机的正向作用，行政官僚组（β=0.456***）是专业官僚组（β=0.216**）的2.1倍。因此，假设6得到支持。同时，我们没有发现官僚类别对公共服务动机与服务效果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假设7未得到证实。

五、讨论

本研究构建并验证了领导-成员交换分别通过组织公民行为和公共服务动机作用于街头官僚服务效果的对比模型。基于模型比较，本研究确证了组织公民行为在街头官僚“承上启下”的过程中比公共服务动机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基于调节效应分析，本研究揭示了由领导力激发的组织公民行为与公共服务动机对专业官僚和行政官僚具有不同的作用机理。这些发现结合中国的基层治理情境，拓展了公共服务动机和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方向，在实践中有助于推进精准化和专业化的街头官僚管理。

（一）组织公民行为是更切实有效的承上启下的“公心”

本研究发现，在当前基层公共服务递送中，同样作为“公心”的具体体现，组织公民行为比公共服务动机在街头官僚承上启下的过程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我们认为，对这一差异的理解需要结合中国的体制背景。公共服务动机和组织公民行为这两个概念在“超越性”上存在明显差异。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流行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深刻反思，公共服务动机的超越性指的是“超越自我利益和组织利益的信念、价值观和态度，它涉及更大的政治实体的利益，激励个人在适当的时候采取相应的行动”。这一超越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强调的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是高度一致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要求个人重视集体而非仅关注个人需求，进而促成个人目标和公共组织目标之间形成更强的契合。因此，对中国的街头官僚而言，致力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从而实现对个人利益的超越，是对他们的基本要求，不是他们需要在现实中超越的东西。换言之，公共服务动机所要求的对组织和政治实体利益的超越是针对资本主义体系而言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街头官僚更多是遵从而非超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要求。与公共服务动机相比，组织公民行为的超越性不是体制层面的，而是基于自由裁量权，在组织内部做出的一种不被正式制度所鼓励并能促进组织运作的自主行为。这意味着组织公民行为不是角色或工作描述上的强制要求，而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不这样做不会受到惩罚。由此可见，组织公民行为本身并没有超越组织和组织背后的体制，相反，它是一个根植于组织的概念，是在组织内部强调对个人利益的超越，忠于并遵从组织是该行为的本质特征。由此可见，对中国的街头官僚来说，组织公民行为是比公共服务动机更能切实发挥作用的“公心”。一方面，公共服务动机与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高度契合，它是现行体制自上而下的基本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具备自主性；另一方面，组织公民行为要求街头官僚在忠于组织的前提下，超越个人利益，发挥自主性，填补现有组织运作的不足或促进组织有效运作，从而最终更好地服务于民众。简言之，组织公民行为是比公共服务动机更契合当代中国的体制要求，也更接地气的公心，可以在街头官僚承上启下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二）行政官僚的远端逻辑和专业官僚的近端逻辑

本研究的另一发现是，在街头官僚专业化发展的背景下，领导力对行政官僚的组织公民行为和公共服务动机的正向作用更强，但组织公民行为可以更好地预测专业官僚的服务效果。我们认为，这反映出“公心”具体展现的两种逻辑：专业逻辑和行政逻辑。行政官僚更多服从于行政逻辑，即他们的“公心”更多受到他们与上级领导的关系的影响。这意味着，如果街头官僚的直接上级能够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能够与街头官僚形成良好的互动，其“公心”将得到比专业官僚更大的激发。同时，这种行政逻辑具有另一面，即在行政官僚中，“公心”与服务效果的关系并未比专业官僚更强。这可能和行政官僚的任务特征有关。行政官僚需要参与更多的繁文缛节，同时也与服务对象相对缺乏直接接触的机会，这可能导致他们的“公心”容易被消耗，难以对服务效果产生更大的作用。简言之，行政逻辑更多是一种远端逻辑，它可以更多激发街头官僚的“公心”,但却不能强化“公心”带来的服务效果。比较而言，专业官僚更多表现为专业逻辑，因为具有技术官僚的特征，他们更少受到上级领导的左右，具有相对更大的专业自主性，其“公心”更多源自专业价值伦理(如社会工作专业的利他主义、社会公正等价值理念)。换言之，他们的“公心”更多源自专业教育或培训，而非上级领导的以身作则。同时，通过专业训练内化的价值理念使他们具有超越个人利益，提升组织绩效，进而更多回应民众需求的专业担当。这种专业逻辑更多是一种近端逻辑，它受到专业固有价值理念的驱动，直接促进服务效果的提升。为了进一步理解专业逻辑与行政逻辑内部机制，本研究补充访谈了在社区工作的专业官僚和行政官僚各3名，发现专业官僚“公心”的发挥更多与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理念、专业知识技能及组织绩效有关。而行政官僚“公心”的激发更多源于上级组织的指令、自身的责任担当和民众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本文的定量模型结果。

（三）推进精准化和专业化的街头官僚管理

本研究的发现有利于推进精准化和专业化的街头官僚管理。首先，基层政府的领导者要善于通过培养和巩固高水平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来提升街头官僚的组织公民行为。因为组织公民行为是更切实有效的“公心”,其内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为契合，可以促使街头官僚最大程度地超越个人利益，基于对党、对人民、对干部的责任心来向民众提供服务。例如，通过既能体现“组织的力度”,又能体现“组织的温度”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来着力提升街头官僚的组织公民行为。其次，进一步深化街头官僚的分类管理改革，在强调保障街头官僚利益的同时要强化价值内化的专业逻辑。诚然，职业晋升、单位福利和社会认可会提升街头官僚的工作热情，有助于他们表现出“公心”,但它们并不是“公心”本身。同时，落实职位分类管理以实现管理的精准化和科学化。在政府购买服务逐步推广的背景下，管理体系应针对不同类型的街头官僚，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分类管理方法。一方面，对于行政官僚的管理和工作设计需要更多考虑工作自主性的激发，简化繁文缛节，拓展他们直接向民众提供服务的机会；另一方面，对于专业官僚要更多考虑他们自身所认同的专业价值理念，基于专业价值理念来激发他们的“公心”,促进其专业化的“公心”与党所要求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高度统一。

（四）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本研究从同一来源收集数据，因为自评方式的局限，共同方法方差（CMV）可能是测量误差的方法来源，这会降低我们模型中四个潜变量测量的信效度。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在问卷中设置了更多的程序性技巧，并在统计控制上增加了单因子测试，以减少可能的误差。其次，在数据收集方面，本研究采用截面数据，在分析公共服务动机和组织公民行为对街头官僚的作用时，很难将时间因素考虑在内，所以很难验证准确的因果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纵向数据的运用来进一步完善结构方程模型。最后，本文对专业官僚和行政官僚的区分主要是基于其任务特征的不同，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到更多的个体特征和组织特征，如教育背景、专业资质、个性特征、组织环境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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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稿

李俊清、付秋梅丨在公共服务中感知国家——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公共服务路径

专题研讨：公共服务动机研究

王亚华、肖亚洲丨公共服务动机可以被形塑吗？——干部教育培训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

王晔安、兰菁、郑广怀丨承上启下的公心：领导-成员交换对街头官僚服务效果的作用机制

葛蕾蕾、陈昱睿丨使命效价对基层公务员工作幸福感的影响：情绪衰竭的中介作用及公共服务动机的调节作用

元帅、陈志霞、郭金元丨公共服务动机对基层公务员主动性行为的影响研究

专题研讨：城市跨域合作研究

徐换歌、王峰丨纵向干预下的城市群协作治理何以降低雾霾污染？

任皓丨府际交流网络与区域间市场分割——来自省级政府“一把手”异地考察交流的证据

匡贞胜、王妤丨政治动员、角色冲突与跨域经济协作

论文

杨宏山、李悟丨技术嵌入、双轨学习与城市治理的机制设计——基于B市基层治理改革的案例分析

杨文明、杨佳玥、刘梦露丨基层城管执法的行动逻辑：从策略到行动的权衡与选择

王惠娜、马晓鹏丨政府注意力分配与政策执行波动——B制革区企业整合重组政策的案例分析

宋文娟丨买方市场还是卖方市场:政府效能、国家汲取能力和PPP引资

研究综述

张剑、李鑫丨复杂情境下系统性政策问题的应对：政策组合理论的研究评述

微信推送·2022年第4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