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德尔坎《向巴西的朋友们问好》
保罗·德尔坎 (Paul Durcan)，1944年10月16日生于都柏林，当代爱尔兰诗人。
Paul Durcan, (born October 16, 1944, Dublin, Ireland), Irish poet whose work displays a desire to surprise the reader by resorting to surrealist eccentricity.
Durcan studied archaeology and medieval history at University College Cork. Although he described himself as a devout follower of the Christian faith (evidenced in poems such as “On the Morning of Christ’s Nativity” [1999]), his early poems show him satirizing the rigidity of doctrine. Such poems as “Archbishop of Kerry to Have Abortion,” from The Berlin Wall Café (1985), also illustrate Durcan’s often zany approach to such topical issues as equality between the sexes.
Durcan’s Daddy, Daddy (1990) was awarded the Whitbread Book Award for poetry. The collection comprises a series of elegiac and counter-elegiac poems for his father. Greetings to Our Friends in Brazil (1999) contains some of his most audacious poetry; “Meeting the President” is a strikingly original, dreamlike account of paternal dominance. Durcan’s subsequent elegiac poetry, in collections such as The Laughter of Mothers (2007), recalls his mother’s past in a less-conflicted fashion. Life Is a Dream (2009) is a wide-ranging collection of poems that Durcan published between 1967 and 2007. His 22nd volume of poetry, Praise in Which I Live and Move and Have My Being, appeared in 2012.
The effects of Durcan’s humour are often satirical, generally in the spirit of the gentle mockery and amused tolerance of Horatian satire rather than the indignation of Juvenalian satire, although some poems strike harsh indictments of such topics as factional violence and paternal oppression. Durcan’s engagement with the political scene in Ireland during the 1980s is most memorably captured in poems such as “Poem Not Beginning with a Line by Pindar” (1993) and “The Dublin-Belfast Railway Line” (1990).
向巴西的朋友们问好
一
九月的最后一个周日前的那个星期五晚上，
我接到马约县吉尔明那的教区牧师帕特里克·奥布莱恩神父打来的电话，[1]
邀请我星期天下午开车到他家
一起看全爱足球决赛的电视直播，[2]
马约对凯利。
他告诉我，他还得去吉尔明那做十一点的弥撒
但弥撒做好了他那天就没事了：
我们可以开到威斯特浦码头的仙宫餐馆吃午饭，
再赶回他家看球。
他的邀请解决了周末的去处问题。
我当时还在三十里外的埃吉尔岛上杜戈山寨的
一间没有电视的小别墅里，它曾是战时的一座哨所，
就在山腰上――那是一个德军士兵，
他曾在两条战线上作战。
像所有马约和凯利人一样，
我热切地盼着球赛。星期六夜里，
在回了一大堆信件之后――
在把信堆的顶部削掉一截之后，
我以一个期待而又满足的男人的心情上了床――
那是一张当过剩物资卖掉的行军床，铸铁床架，钢丝弹簧。[3]
明天将是温馨的一天，也是休息的一天：
一个真正的安息日；
不问政治；
又没有嫉妒或竞争；
还跟一个投契的人吃饭聊天；
而且是在威斯特浦码头的仙宫餐馆！
我还没去过仙宫呢！
然后才是一天的压轴戏，一年的聚光点，那一场大赛。[4]
在奥布赖恩神父家的火塘边舒适地看球。
飘然欲睡的时候我还想到――
假如我明天早上起得还能算早的话，
我还能赶上十一点的弥撒。
二
当我驾车上山去吉尔明那教堂――[5]
克罗格·帕特里克圣山还在仰天沉睡，在铅笔勾勒出的青色天际线上――[6]
那是神在草垛下仰面熟睡――
早起的老人们出门在卡拉荷力的高尔夫球场上――
他们半裸的妻子戴着太阳眼镜卧在躺椅上――
法海氏所有的苏姗娜都到齐了――[7]
十一点还差三分钟声就在报点了。
我跳出车外，甚至懒得锁它。
懒得把驾驶座的玻璃摇上。
我像一个活在世上毫无牵挂的人。
我惊讶于教堂里的气氛：
虔诚，但没有
平常礼拜日上教堂时的那种社交虚伪。
那是乡下的人们沉浸在现在式里：
公马带着母马，母马又带着小马；
白日梦边缘上的公鸡；
所有在长椅上“嘘，嘘”直叫的母鸡；
居然消极地没有尖叫的超正统的珍珠鸡婆；
在灰色的自大里的鹅；
未来不是痴心妄想而是一种可能性；
过去不是负重磨盘而是救生之筏。
我们所有人都被高墙上的电火烤着，
所有人都盯着神坛那边圣母子的彩色玻璃窗，
马约的圣母金像。
钟声再响，全体起立，
身穿白袍的男童们
由身着红绿相间的十字褡的司仪领着
走向排成一排的三个祭坛，
我认识了二十年的那个矮壮少言的男子
一眨眼就成了主的先知。
他掩盖住自己的年龄，开始朗声说话――
那是一种很年轻的、救生船舵手般的声音，
带着一种勇敢；
每一个语调变化，每一个手势里
都让人觉得有一种圣洁的拯救：
没有一丁点的虚假迎奉，
没有玩弄权术或恩被他人的虚妄，[8]
没有汤姆大叔般的讨好，没有捶胸顿足，也没有‘神啊，救救我们吧’。[9]
三
那是常年期的第26个主日。[10]
有一个小男孩诵读《民数记》：
生灵是如何降临到两个错过弥撒的人身上的――
他们是伊利达和米达。小男孩把它读成“姆爹”。[11]
“惟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
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
一个小女孩读《雅各书》：[12]
那是对有钱人说的话；
“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
当宰杀的日子竟娇养你们的心。
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
他也不抵挡你们。”
奥布赖恩神父爬上讲坛。
在马约诸岛已逝的渔民――
以及克鲁湾的水道上溺死的列王――
的肩膀的憧憧耸动之间，
他开始朗声布道：
他词语的牧羊犬把耳朵竖起来
倾听他的心声；[13]
那些缓慢、随和、细微的耸动
就在他们宽阔而若隐若现的肩膀上升起，
几百个大眼睛的小孩；
有活泼的也有凝重的；
每次我抬头朝奥布赖恩神父看去，
都觉得他每念完一个段落就更年轻一点。
他就像一个不怕淹死的落水者；
他的热情的赤色前鬃不指向任何人；[14]
那涌上悬崖、如同林涛虎啸般的巨浪漫卷的大海[15]
似乎也在他的词语前蜷缩退去了。
他提到他的一个死于空难的朋友，约翰·费尼：
谈到他担任《爱尔兰天主教周刊》编辑时，[16]
他写的编者按是如何令都柏林大主教
约翰·查理·麦奎德阁下光火――
于是费尼在他的下一篇按语中剽窃了雅各书的文句；
雅各书当然是一个
不仅足够，而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出版许可；[17]
他逐字照抄一遍，但却没加引号。
都柏林大主教把按语全文都用标记笔打满红线。
奥布赖恩神父告诉我们，《雅各书》就是基督教最好的编者按。
四
我们在仙宫餐馆的酒吧吃了一顿美味又朴素的午餐：
一道杂烩汤、一盘鲽鱼、土豆片、威士忌、姜汁啤酒，还有咖啡。
还有几个来劲的老朋友；汤尼·奥马利、布兰登·肯内利、约翰·莫里埃蒂。
我们回到他家的时候时间还早，还在赛场准备阶段：
双方队员列队出场――
一群正值盛年的精壮公牛
从过道里冲出，走进决定生死的角斗场。
它们在丝一般的绿茵场上窜上跳下。
甩甩尾巴，扭扭屁股。
打打响鼻，摇摇犄角。
吐吐吐沫，表表不屑，发发毒誓。
转转身子，做做跳跃，翻翻筋斗。
两队照相完毕；
然后列队行进，滥竽充数地唱一下国歌。
奥布赖恩神父点燃一块泥炭，拿来一罐咖啡；
他书房的四壁都装饰着
摄影图片、明信片和各种印张，
以及有着古法制作的花纹边框的绘画作品，
百叶窗拉好，电视机开着。
画面调好后，我们关低了音量――
勤奋的杰尔·坎宁又开始瞎掰一通――[18]
再把收音机的声音和电视机的图像结合起来，
我们调到由热忱的凯利队“领队”麦克尔·欧缪开尔泰格主播的[19]
电台解说频道。
“我们谨向所有听众朋友问好不管你是来自迪亚加达还是克罗斯莫林那
现在球到了肯尼斯莫蒂默脚下他在马约队踢得很棒
他有个兄弟在豪猪海岸那边做研究
喔现在拿球的是凯利队的吉里安·彭斯
目前足球场上最好的边后卫踢球跟拉手风琴一样。
如果你在外层空间我们也希望你正在接收阿斯特拉卫星信号。[20]
我的表上现在离终场还有两分五十三秒但我们
还没有时间向我们的巴西朋友
普罗尼西阿斯·欧穆尔楚还有鲁杰罗·达科斯塔·埃席尔瓦问好。”
但我们再次看到我们马约队在主场惜败，
彼此相互劝慰着。
还有几句临别的话是关于史丹那的《勘误表》的，[21]
乔治·史丹那的自传，
奥布赖恩神父是在星期三开往威斯特浦的火车上读的。
奥布赖恩神父低声说：“他对以色列的事很了解。”
我脱口而出：“你能给我推荐一本圣经释经的书吗？”
奥布赖恩神父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跑到楼上
然后抱着一本快要散了架的大部头跑下楼梯：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你可以借走我的这本哲罗姆。”[22]
他在瓢泼大雨中送我上车，
长着宽大毛刷的云团
涂抹着牛皮纸般的天空，
阵风在酝酿着它们的阵阵癫狂。
我们相互祝愿着彼此在将临的冬季里一切安好。
说好遇到什么喜事愁事时彼此有个商量。
相互鼓励着。
明年夏天再见。
我们拥抱道别。
五
驱车回到埃吉尔岛就彷佛横穿西伯利亚、撒哈拉和戈壁滩，
我在伯里修尔停下，让一个独自站立在
幽怨暴雨中的小个子中年女子搭车。
她看上去就像一只黄昏门廊里的蝙蝠
在门楣下，
“在黑暗、隐秘和孤独里”盘旋。
她本来已说好搭别人的车，可是落空了。
她问：“你介意我抽烟吗？”
我说：“一点也不介意。”
其实我非常在意和担心：
烟味让我的五脏六腑都会作呕。
她在抽Sweet Afton，[23]
我得说，这个牌子确实让我很享受。
她也看了这场球赛但令我震惊的是
她一点也不沮丧相反倒很快乐――
因为看过它而快乐。我们聊起几个球员。
她罩好又拿下红绿相间的头巾；
在腿上玩着她的红绿相间的小旗。[24]
我们一致认为，肯尼斯·莫蒂默踢得很棒。
关于里安·麦克黑尔德敏感话题才刚刚展开，
雨就下得更密了，让我看不清挡风玻璃外的情况――
我的雨刷着迷而无用地摇着――
我只好把车停在一片红藻地中间，
暴雨让它似乎变成了白色。
她把一只手搭在我肩上，用小指头贴着我的脸。
她笑着说：我希望你不介意我这么说
但你的左眉毛很浓而且好像还有
一只咪咪小的蜘蛛陷在纤维里面。
我说：谢谢。
她说：我希望你不介意我这么说但你看上去很忧郁。
我说：我吃了色洛塞。[25]
她说：吃不吃色洛塞都一样。
我说：我看起来有那么糟吗？
她说：看着我！
我说：我是在看着你。
她向我宣布：我没有家！
她像一个周游了世界好久的
洛杉矶天使那样苦笑着：
一个对火塘边的椅子
和墙边的木头长凳一样熟悉的那种笑；
一个在床脚头
只敢露出小脚丫的那种笑；
一个你从笑者脸上无法看出她是在笑
还是在哭的那种笑；
一个在一月的林中折成两半的
穿着长长的蓝色斜纹布裙子，
白套衫、黑长袜，
穿着黑色专卖皮鞋、
长的黑大衣
摘着雪绒花
跟癌症作殊死搏斗的勇敢的无名女子的那种笑；
抑或是跟癌症作殊死搏斗的勇敢的无名男子的那种笑。[26]
我继续开车，沿途她再也没说一句话。
在埃吉尔音响外的弯道处她请求下车。
望着天，她说：他自己倒是在家歇着――
可我还有一大家子要吃要穿。
我说：都是男孩还是女孩？她说：七个女孩，两个男孩。
我把拇指和食指伸进胸前口袋里
摸出一张钞票。
她在一株开着杜鹃花的小橡树的树荫下她说：
再见。愿神保佑――我说。愿神保佑你――她说。
在剩下的就里路上我抱着方向盘
就像抱着一条正在下沉的船的船桥上的麦克风一样；
驶过藻地表层的隆起顶部；
开过本拿卡里、高拉望、博家堡；
跟念保命咒似的一路上反复念叨着：
“向巴西的朋友们问好。”
六
终于在大山边上，
在山间溪流和道旁金盏花之间的
德军士兵的小别墅里登陆，
我点燃一块泥炭，双手抱腹
坐在沙发里。
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
好几年来的第一次
我没有任何欲望：
不想吃也不想喝什么都不想。
也不想吃葡萄。
也不想看报或者看书。
也不想听广播看电视打电话。
我听见了山脊和海面上的风暴。
我听见了那球体的静默。
我看见了战乱的夜晚两亿扇窗户后面
两亿张面庞上
那两亿双紧闭的眼睛。
只有死者才不是无家可归的。
每一个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皮层。
每一个都硬梆梆地搬上了大蓬车。
每一个都在鸽舍里有一间自己的小窝。
每一个都在不动产里有一块自己的焦渣石。
每一个都在高层楼宇里进了自己的电梯间。
每一个都在门厅里找到了自己的硬纸板。
每一个都在静修所找到了自己的安歇处。
每一个都在山上有自己的小屋。[27]
我听见山腰的羊群在彼此咩咩呼叫：
种族灭绝，种族灭绝。
我听见乌鸦从山顶疾飞下来：
种族清洗，种族清洗。
我听见咬成一团的小猎犬在狂吠：
思维丧失，思维丧失。
我听见奥布赖恩神父在我身边耳语：
他对“怜悯”一词的释经――[28]
它的阿拉姆语词源；
“怜悯从本质上说只能是神性的。
怜悯是个神性的而非人性的词语。”
我想上床睡了。
让我祷告：
“向巴西的朋友们问好。”
阿 九 / 译
在过去的几年中，正当那种对史诗的狂热（即那种认为诗必冗长的信念）由于自身之荒谬而逐渐在公众头脑中消失之时，我们却发现继之又出现了一个异端；这个异端因过分虚伪而令人无法长期忍受，但它在其盛行的短短几年中，已经完成了对我们诗歌创作的腐蚀，它对诗歌创作造成的危害可以说比其它有害因素加在一起造成的危害还大。我说的这个异端就是“教诲诗”。不管是直接断言还是间接默认，有人一直都想当然地认为：诗的基本宗旨就是论理。据说每首诗都应该向读者灌输一种道德真谛，而且评判这首诗的价值也要凭这种道德真谛。我们美国人特别拥护这种高见，而我们波士顿人则更进一步，已经把这种高见发展到了极端。我们总是认为，要是仅仅为写诗而写诗并承认这就是我们的目的，那就等于承认我们的诗完全缺乏高尚和感染力。但实际情况却是，只要我们愿意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我们立刻就会在心底发现：与这种只以诗为目的而写出的诗相比，与这种除了诗什么也不是的诗相比，与这种本身就是诗的诗相比，与这种名副其实的诗相比，天底下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任何更为高尚、或更为高贵的作品。
我对“理”怀着一种心底所能发出的最深的敬意，但我却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说教的方式。为了使理生效，我宁愿限制它们。我不愿因滥用它们而削弱其效力。理需要的是严谨。它不会对娇花嫩草动恻隐之心。诗中所必须的一切正是与理毫不相干的一切。给理戴上宝石和鲜花，只会把它弄成一种似是而非、招摇过市的怪物。要使理产生效果，我们需要的是语言的严谨，而不是语言的华丽。我们必须凝练，精确，言简意赅。我们必须沉着，冷静，不动感情。总而言之，我们必须使心态尽可能地处于一种与写诗时的心态截然相反的状况。谁要是看不出理和诗在启迪方式上的天壤之别，那他肯定是鼠目寸光。而谁要是明知有这种差别，却偏要坚持去调和油水不容的理和诗，那他肯定就是个无可救药的理论狂。
如果把精神世界分成最一目了然的三个不同部分，我们便有了纯粹的理解力、审美力和道德感。我让审美力居中，因为它在精神世界里正是居于这个位置。它与左右两端都关系密切，但把它与道德感分开的是一种非常细微的差异，所以亚里士多德毫不犹豫地把它的某些作用归于道德本身。不过我们发现这三者的功能有非常明确的区分。理解力关心道理，审美力让我们感知美，而道德感关注的则是责任心。换言之，当道德感在教人以责任义务，当理解力在晓人以利弊得失，审美力却在满足于向人们展示美——审美力向邪恶宣战只因为一个理由，那就是邪恶造成残缺，破坏均衡，并仇视一切匀称、适度、和谐的事物；一言以蔽之，只因为邪恶仇视美。
因此显而易见，一种永存于人类心灵深处的天性就是美感。美感能使人从身边各种各样的形状、声音、色彩、气味和情趣中去感受愉悦。而正如让百合花倒映在碧湖中，或让阿玛瑞丽丝[9]的眼睛闪耀在明镜里一样，用语言或文字再现这些形状、声音、色彩、气味和情趣，也是愉悦的一个源泉。但这种纯粹的再现还不是诗。如果一个人仅仅是用诗来再现他和世人一样感知到的那些景象、声音、气味、色彩和情趣，不管他的感情有多炽热，不管他的描写有多生动，我都得说他还不能证明他配得上诗人这个神圣的称号。远方还有一种他尚未触及的东西。我们还有一种尚未解除的焦渴，而他却没能为我们指出解渴的那泓清泉。这种焦渴属于人类的不朽。它是人类不断繁衍生息的结果和标志。它是飞蛾对星星的向往。它不仅是我们对人间之美的一种感悟，而且是对天国之美的一种疯狂追求。对天国壮美之预见令我们心醉神迷，正是在这种预见的启迪下，我们才通过时问所包容的万事万物和想象之中的种种结合，竭力要去获得一份那种壮美，尽管那种美的每一个元素也许都仅仅属于来世。于是我们借助诗（或借助最富诗歌情调的音乐），于是我们发现自己感动得流泪，于是我们哭泣——但并非像格拉维纳神父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过度喜悦，而是由于一种必然发生且难以忍受的悲哀，因为尚在这世间的我们此刻还无力完全而永久地把握住那些神圣的极乐狂喜，我们只能通过诗或音乐隐隐约约地对它们瞥上一眼。
一些极有天赋的人为领悟那种超凡之美而作的努力，已经为这个世界带来了世人们能够理解为诗并感觉为诗的一切。
当然，诗的情趣也可以通过绘画、雕塑、建筑、舞蹈、尤其是音乐等形式来表现；特别是园林花圃之营造亦是表现诗趣的一方广阔天地。不过我们眼下的论题只涉及这种情趣的文字表现。在此且容我简单说说诗的韵律。我历来都确信以下事实：在节拍、节奏和韵律形式上都富于变化的音乐对诗歌来说非常重要，所以绝不可骄横地把它摈弃；音乐是诗歌至关紧要的助手，只有白痴才会拒绝它的帮助。鉴于此，我现在仍然坚持它确切无疑的重要性。也许正是由于音乐，心灵被诗情启迪时才会最大限度地接近那个它努力要实现的伟大目标一一一创造超凡之美。事实上，也许这个伟大的目标有时候还真被人实现过。本人就常常因一阵使人发抖的快乐而情不自禁地觉得：一柄人间的竖琴也能奏出天使们不可能不熟悉的曲调。因此用不着怀疑，在诗与通常意义上的音乐的结合之中．我们将为诗的发展觅到一片最为广阔的天地。古代欧洲的吟游诗人[10]曾拥有我们所不具备的优势，而托马斯•穆尔[11]则正在以最合理的风格唱他自己的歌，所以他正在使自己的歌完美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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