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致呵利诗3首

印度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伐致呵利，印度古代诗人，亦译作伐致诃利。生平不详。生活的时代不比七世纪更晚，而且可能还要早得多。古代印度的作家几乎都是无名氏，作品上有个作者的名字，却没有作者的年代和生平可考。伐致呵利也是这样。提到这个名字的资料既少且乱，说法大致有三种：国王、出家人、文法家。伐致诃利的《三百咏》是流芳千古的文学名著。《三百咏》作为一部短诗集，分为三部分，每一部分是大致同类而韵律不同的一百首左右短诗，故称“百咏”。这三个“百咏”的名称分别是：《正道百咏》、《艳情百咏》、《离欲百咏》。《三百咏》，也叫《三百妙语集》。梵语古典文学中有许多短诗的总集，在这许多集子中，《三百咏》最为流行，是印度历来学习梵语的人最熟悉的读本。

虽然作者的生平事迹不是很清楚，但由作品可以看出，作者确是有鲜明人格的诗人。他的诗吐露出古代印度穷波罗门文人的矛盾心情，发泄了这一社会阶层或集团的依附王者富豪吃饭而不得志的愤慨。诗句多用譬喻并好用双关，这是印度诗的传统。伐致呵利作为印度较早时期的诗人，其诗歌无论内容与形式都还处在由朴素走向堆砌的初期，所以语言还比较自然。这也是这部诗集成为千百年来印度人学习梵语的流行读物的一个原因。当然，更重要的是它艺术地表达了古代印度一部分文人的心声，因此为人历来传诵不衰，因而也反过来对形成这部分的社会心理起了“反馈”作用，甚至在在现代印度社会心理中也不无痕迹。

离欲(节选)

167

心啊!你何必一天天千方百计

讨人欢心，自寻烦恼无边际?

内心欢喜，自有如意宝珠伟力，

决心解脱，尚有何求不满意?

194

当此身健无病，老年远未来临，

五官感觉灵无碍，未耗损寿命，

此时智者应努力，力求造福自身心;

一旦宅中火起，何能再谋求掘井?

和《艳情》对世俗欢乐的赞美截然不同，《离欲》劝导人们摒弃世俗欢乐，寻求精神解脱，反映了诗人内心的矛盾。可以说，“正道”、“艳情”和“离欲”是一种思想三方面的表现。诗中所写的“离欲”和“艳情”看似矛盾，实际上是互为关联的;因为这两方面都和“正道”密切联系。诗人追求的是合乎“正道”的“艳情”，而当“艳情”离开了“正道”时，他又主张“离欲”，反对沉醉于“艳情”。无论是追求“艳情”还是追求“离欲”，都离不开所谓的“正道”。

从第167首诗中，可以看出，诗人对于俗世生活中疲于应付，千方百计讨权贵阶层的欢心感到十分厌恶，而在既定的社会环境下又没有反抗之力，内心十分苦闷。不过，印度文化是一种极具出世精神的文化，现世生活的痛苦对印度人来说尚可忍受，就在于他们有着传统的修行解脱之道。“决心解脱”，指的当然不是现代人走投无路而一死了之，而是看破红尘，遁世出家，以修行来排解苦闷，借助“如意宝珠”，达到心无挂碍的欢喜境地。佛教认为，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所求不得、五蕴是人生受苦的根源，将这一切看开，人生才能进入解脱的境界。伐致呵利生活在佛教兴盛于南亚次大陆的时代，受其影响寻求解脱也在意料之中了。

不过，解脱说起来容易，真要做到却很困难，诗人矛盾痛苦，难免抱怨不休。“在世上未习学问，辩压敌群，富有教养，/又未用刀锋劈象颊，得声名直到天上，/又未饮美人嫩苞唇味，映初升月光，/却白白失去青春”——的确，理想尚未实现，人生的欢乐未能尽尝，而青春已逝，这是人生多么大的遗憾啊!这样的遗憾，又岂是出世解脱就能消除得了的呢?

“此时智者应努力，力求造福自身心”，诗人的思想始终在矛盾之中徘徊着，说是“离欲”，又迟迟不肯离去，这些诗歌反映了古印度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尴尬矛盾的境地。在《离欲》中，诗人感遇抒怀，慨叹人生，最终并没有找到解脱之道。古今相通，对于现代人来说，又何尝不存在着这样的矛盾和烦恼呢?(王萍)

艳情(节选)

忽而眉头紧皱，忽而满面含羞，

忽而似含惊怒，忽而笑语温柔，

少女们的如此面容，眼波流动，

正像四面八方绽放着簇簇芙蓉。

118

那些大诗人真是见识颠倒，

他们一直用弱者之名把女人叫;

那些灵活眼珠的闪闪目光所到，

天神们也都屈服，怎么能算弱小?

“艳情”是印度诗歌中的一个特有的范畴，这个词就所指的内容而言，译成汉语“艳情”是相当的，但是意义和作用却大不相同。在中国诗中这是低级的，在印度诗中这反而是高级的，甚至有时成为主要的“味”。在内在含义上，印度诗中的“艳情”有点类似于《圣经》中的《雅歌》，所不同的是印度诗人把对神的虔信和男女爱情混为一谈，其中不能有欲望的成分，极难得到外人的体会。在印度最古老的文论《舞论》中论“艳情味”的话表明了印度诗歌中对“艳情”的早期解释：“它以男女为因，以最好的青年(时期)为本，它有两个基础：欢爱与相思”;“富有幸福，与所爱相依，享受季节与花环，名为艳情”。可见艳情的含义包含了爱情、青春，不完全与汉语的理解一致。

伐致呵利的《艳情》既写女性的娇美和爱情的甜蜜，也写贪恋女色的祸患。诗人既赞美“艳情”，又反对沉醉于“艳情”。和《正道》相比，《艳情》所写的大多是爱情诗，诗句优美感人，形象活泼，比喻生动，少了哲理性的思索，多了鲜明的意象，别有一番情趣。

在第89首中，诗人把少女含羞的娇态描绘得淋漓尽致，确实为美而写，充满真诚的赞美，少女之美仿佛跃然纸上。

在第118首中，诗人巧用反语，赞美了女性的灵动和美丽。对眼神的描写使人想到了沙恭达罗“小鹿般的眼睛”。古印度对女性美的描写和中国古代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的拘泥于礼教相比，要开放很多，与《诗经》中一些诗歌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120首对假道学的圣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也可见宗教并非是禁欲的代名词，因为“天堂里还是有仙女同游”。

第130首说“只缺了我的亮眼女”，描写了爱情不可或缺以及爱人在诗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连星光、明月、灯火都无法代替，用了对比的修辞手法，使表达效果得到了增强。

通过这些诗，我们可以窥见印度文化的一个特点：虽然印度文化是宗教色彩很浓的文化，但是同时，它也有非常重视现世生活的一面。印度是一个宗教王国，古代印度各种宗教并存，婆罗门教、印度教、佛教、耆那教等派别众多。修行是印度人自古崇尚的德行，然而在净修林里，一样也有美好的爱情故事发生，沙恭达罗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世俗生活是印度人所认为的整个人生的一部分，只是进入静修生活之前的前半生的经历而已。同时，这些爱情诗中又具有独特的宗教色彩，这就是“艳情”中所谓的不能有欲望的成分。按照佛教的说法，相思和欢爱都只是幻象，“颠倒梦想”是也。“季节与花环”虽然是诗歌中的意象与青春的象征，与现实生活却似乎总是隔了一段距离。(王萍)

正道(节选)

无知的人容易满意，

智者更容易满意，

少有知识便骄傲的人

大梵天也无法讨他欢喜。

经过洗炼的宝珠，战斗中负伤的胜利者，

因沉醉而消瘦的巨象，沙岸干燥的秋江，

仅余一弯的缺月，为寻欢而憔悴的少女，

布施到财尽的善人，都因减削而光彩愈增。

博学而词藻华丽，通经而堪授门徒，

这样的名诗人在他国土上居住而穷苦。

那只是君主无知，学者贫依然称富，

应责备把价低估，不能怪减价的宝珠。

穷困时坚定，腾达时谦逊，

语妙于会场，勇往于战场，

欢心在荣誉，专心在典籍：

这正是大人物的本来面目。

惟爱正当的生活，宁死也不陷污浊，

决不向恶人乞讨，不对穷朋友求告。

灾难中高自位置，追随圣人的行迹;

这苦行如卧利刀，有谁人曾经称道?

恶人应当远离，

即使他有学问;

蛇顶嵌有宝珠，

难道就不伤人?

谦卑反而高，赞美别人却显扬了自己，

为他人努力成大业却达到自己的目的，

用宽容就能摧毁满嘴粗暴诽谤的诬蔑者：

有这样奇行的善人是世间所重，谁不尊礼?

在施食者面前摇尾巴，腿跪下，

坐在地上张嘴露腹，这是狗模样;

大象却不然，先要严肃望一望，

听了无数的好言语，才肯把食享。

太阳使白昼荷花开放，

月亮使夜间白莲绽蕊，

云也不待请求就下雨，

善人是自愿为人尽力。

伐致呵利是印度古典梵文诗人，生活在大约7世纪，但是对于他的生卒年月，目前并没有详尽可信的资料。他的一部流传极广的诗集《三百咏》，又译为《三百妙语集》，是一部短诗集，包括三个百咏：《正道百咏》、《艳情百咏》、《离欲百咏》，分别是大致同类而韵律不同的一百首左右的短诗。

这些诗反映了印度古代穷苦落魄的文人的思想感情，表现出对世态炎凉的愤怒不平，对封建贵族和豪富显贵的满腔愤慨。这些诗作也可以看出诗人的内心充满矛盾。正因为伐致呵利是一个满腹文才而得不到封建王公赏识的落魄诗人，他才写出了一些宫廷诗人们写不出的好诗。流传下来的这些诗内容和形式都比较统一，显示出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诗人形象。诗集吐露了古代穷婆罗门文人的矛盾心情，发泄了这一社会阶层或集团依附王者富豪吃饭而不得意的愤慨。诗的突出特点并不是宗教徒的传教，而是城市落魄文人的牢骚。因此，所谓离欲主要是不得已的安慰，所谓艳情往往是心情矛盾的表白，而所谓正道恰恰是表达一个“穷酸秀才”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愤愤不平。

《三百咏》之所以被称为妙语，是因为其中的诗都带着格言的性质，是人生经验之谈。但作者谈经验并不枯燥乏味，而是妙趣横生。一方面诗人运用了不少恰到好处的比喻，另一方面他又善用典故，言简意赅，给人以较为深刻的思想启示。

《正道》第8首揭示了一个颇为深刻的人生哲理，可以当作格言来看。第11首提出了“因减削而光彩愈增”的道理，不仅意象丰富，比喻生动，而且暗含淡淡的忧伤，发人深思。第13首愤慨地提出“那只是君主无知”，表达了心中的不满和对社会上层的尖刻讽刺，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正道》的主题思想。在第14首中，诗人又颇为天真地提出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大人物形象：“穷困时坚定，腾达时谦逊，/语妙于会场，勇往于战场，/欢心在荣誉，专心在典籍：/这正是大人物的本来面目。”不过，这种理想只是一种消极反抗而已。

面对黑暗的现实，诗人表达了自己的节操：“惟爱正当的生活，宁死也不陷污浊，/决不向恶人乞讨，不对穷朋友求告。”这和我国封建社会中的贫士“不为五斗米折腰”十分相似，想来是文人气节使然。陶渊明在《咏贫士》里说：“年饥感仁妻，涕泣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正是同样生活和心情的反映。

除了表达自己的高尚节操，作者对向贵族摇尾乞怜的无耻文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在第57首中，诗人先是嘲讽他们“在施食者面前摇尾巴，腿跪下，/坐在地上张嘴露腹，这是狗模样”，然后自比为具有印度特色的大象，高贵镇定，气度不凡。

另外，那些写人生格言的诗就显得更加含义隽永，值得品味。这些诗的共同特点是短小生动，朴素自然，语言洗练清新，比喻形象贴切，是梵文古典文学的优秀代表。(王萍)

谦逊的诉求

写作规范

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Anne Bradstreet)[1]以一纸不愿承担任何责任的声明开创了美国诗歌的历史。在为其著作写的《序言》中，她承认，作为一位女诗人，她可能被那些热衷于“鄙视……女性智慧”的读者“所厌恶”。但她继续写到，与男性如“闪光的金子”般的作品相比，她的作品永远只是“未经锤炼的矿石”。她的全部追求只是适合她身份的荣誉，在厨房中做出最美味的珍馐佳肴：“请给予我百里香或欧芹，我不企及桂冠。”

持着这种温和的态度，她不仅雄心勃勃地开始了她自己的诗歌创作生涯，同时她的诗风也为下一个世纪的女作家们垂立典范。在其经典之作《诗辩》(apologia)(为了保护诗歌或为诗歌的存在找出正当的理由而进行的辩解)中，布拉德斯特里特谦逊地否定了自己的能力。但她这样做，恰恰维护了自己在那些不给予她发言权的人面前反驳的权利。通过安慰读者，她明示不会逾越自己该在的位置，她使自己至少能够在这些强加在她身上的严厉指责的约束之内行使她的权力。

那时，谦逊被当做是束缚、制约与界限的象征。但它又代表了这种界限的不稳定性，随着“女性写作风格”的羽翼渐丰，它可能被修改，甚至会被逾越。基于这种双重意义，谦逊成为女性作品中最主要的传统主题和态度。(男性也有相对的文学创作的传统主题，尤其是在布道中所讲的宗教上的谦恭。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在这些文学创作在传统主题的使用上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总体上讲，男性的谦恭是神学意义上的。男性只愿意在上帝或在教会等级制中代表上帝的人面前屈尊；而对女性而言，谦逊早已经高度社会化，也更具有代表性了。社会引导女性在其他人如男性面前降低自己的身份。)19世纪的女性诗歌作品几乎一直被忽略在美国文学史之外。直到最近一段时间，即使在最近的讨论中，大多数情况下它只会引起人们的惋惜之情，因为它为美国文学增加了一批以塑造缺乏雄心、惧怕荣誉以及软弱的形象为特点的感伤诗歌。而谦逊则几乎完全被当做女性顺从的标志。但谦逊的文学创作的传统主题并不仅仅只是一种消极的姿态。它还反映了女性自身的努力。女性作家想要代表女性讲述她们的经历并以此为诫。她们要找到一种与女性身份相一致的文学表现形式，甚至要清清楚楚地表达她们特殊的价值观与责任感。在19世纪女性文化的背景下，谦逊没有被单纯地视为消极的自我抹杀，或它的对立面，即彻底的坚持自我。我们可以认为它代表了在这两种极端之间的一种辨证的调和，这种调和使前面两种极端都得到了重新定义。既不进行纯粹的自我否定，又不无限度地坚持自我，对于当时这些女性而言，这便是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最理想的状态。在各种形式的掩护下，谦逊标志着她们寻找自我的努力。此时，各种反对力量正在威胁着要粉碎她们作为女人甚至作为美国人的自我意识。从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的殖民地诗歌到玛丽安娜·穆尔[2]和伊丽莎白·毕晓普[3]这样的20世纪诗人，在美国女性作家的身上清晰可见鲜明的“谦逊”色彩。在19世纪，谦逊构筑了女性诗歌作品的基本框架，大众诗歌、精英作品、成名作品和不太知名的作品都受到了“谦逊”这一主题的影响。在这些作品中，“谦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莉迪亚·西戈尼与艾米莉·狄金森看待“谦逊”的角度就大相径庭。尽管有着这些不同，“谦逊”为研究19世纪女性作家所创造的异彩纷呈的诗歌作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同时，它也是联系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文化模式的一条纽带。

“谦逊”，很显然，它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的态度，或许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从传统意义上定义了女性的本质。科顿·马瑟[4]在他的《天堂女儿们的饰物》(Ornaments for the Daughters of Zion)一书中把“谦逊”说成是理想中女性每天所穿戴的“虔诚的丝绸，圣洁的绸缎和谦虚的紫袍”上不可或缺的装饰物。一本早期的劝导类图书这样写到，谦逊“是一种非常概括、综合的品质。它延伸到女性生活的所有方面：言谈，书籍，绘画，态度，举止，发音”。事实上，在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出版的无数礼仪规范图书中，谦逊的意义已经大大超出了仅与女性性别有关的范围。一本劝导书中有这样的话：“谦逊存在于女性所有的经历当中。”它“规定了一条完美的规则，指导你在活动或对话中如何表现：每个动作、手势和仪态都要奉行谦逊的准则”。作为“一位女性最不可缺少的特点”，谦逊被视为“这一性别最本质、最自然的品质”。它的含义是“应该对自己的形象、言谈和所有的行为保持一种是否谦逊的怀疑”。

可以说，谦逊明显地标志着“分裂的两性世界”与“真正的女性圈子”的复杂结构。它们在很多方面塑造了19世纪美国的性别角色和两性关系。在这种结构内，女性和男性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一方负责私人和家庭生活，另一方主宰公共、政治和经济领域。这种差别已约定俗成。加强了这种社会生活中两性分裂的是法律和政治对女性的限制。法律不允许(已婚的)女性继承或实际上拥有财产，即使是她们个人的或家庭的财产也不例外。同时不允许她们拥有银行账户，不允许她们签署支票(因此女性社团的资助者一定是单身女性或寡妇；)不允许她们在政府工作或参与投票。法律以外的社会规范进一步强化了法律对妇女的约束。例如，当时的社会规范认为，妇女在公共场合与社会地位混杂(“不加选择的”)的人谈话甚至在无人监护或着装不适宜的情况下出现在公共场合都是很不得体的。这些社会规范造成的限制或许比法律的限制更具有威力，因为这些规范不仅被强加在她们身上，并且已被她们所接受了。在这层意义上来说，对女性谦逊举止、地位和可能的一些要求变成了对她们的束缚和驾驭。

“谦逊”是通往女性自我世界的障碍，但它同时也是一条通道。在谦逊毫无疑问地把女性变为家庭生活的囚徒(又称“守护者”[guardians])的同时，它还作为连接女性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媒介桥梁。谦逊的限制性特点并没有阻止它成为一种把女性带出个人家庭生活的圈子进而引导她们进入更广阔的公众空间以及出版业的手段。至少对于女性作家来说是这样的。因此，“谦逊”作为一种文学传统主题，与它的社会功能产生了十分复杂的关系。事实上，在社会和文学的交往中，它不仅仅表现了一种自我抹杀的态度，也表现了一种可以用来增大或加强自我表达的自我呈现与自我代表的态度。这些在文学艺术家的笔下得以呈现。

此时，“谦逊”已不仅仅是一种自我和社会封闭的形式。它同时也为女性大胆尝试走入世界的行为确定了限度。分割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个人生活与公众生活的边界不像女性世界所确立的思想观念那样绝对和固定。19世纪，行为的规范并不能让人们十分信服，特别容易受到攻击，并时常变化不定。礼仪手册的大量涌现本身就说明了这一问题。人们需要这么多的指导，就是因为他们不确定什么样的行为是人们所期待的或可以被接受的。19世纪的美国正处在一段非常时期。这段时期充满了非凡的动力，几乎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都能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巨变，包括人口和经济的飞速增长，以及社会与政治结构的变革。城市化、工业化与民主化都或多或少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工作与理财方式，家庭生活、社会的阶层分化、城市与政治发展各方面的行为规范与组织形式。向城市的迁徙取代了熟悉、亲切的乡村生活，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人口流动的灵活，以及对城市空间的创造与消耗。在众多的陌生人周围生活，需要新的行为规范，以便建立或避免社交关系。在商业界和家庭生活中，人们都有一种强烈的想法(与欲望)以社会地位为交往关系的媒介。传统意义上，绅士是由世袭的头衔与称号形成的阶层。在工业化的美国，绅士的称号成为了中产阶级的远大抱负。由于新的社会情况和社会角色使上流社会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并且人们有想要控制这种行为方式的欲望。因此为适合上流社会的行为下定义和进行规范就成了当务之急。与此同时，通讯、交通、材料生产与印刷业各方面的新技术为传播带有这种定义和规范提供了便捷，进而来指导文学。

大批量生产的礼仪规范用书涌现出来服务于这种全新的对尊重的需求。绅士和淑女、教育家、编辑和记者，这些人都乐此不疲地告之中产阶级年轻女性，在什么时间、由谁陪伴、穿什么样的服装、用什么样的声调和嗓音谈论什么话题对于她们向所谓的世界展示她们自己来说是合适的。正如多次再版的《少女的新年礼物》(Lady's New Year's Gift)一书中所阐述的，冒险走出“你的屋子进入世界”是：

“危险的”一步：你的冒险行为并不能确保你的安全，除非你加以十二分的谨慎。你必须找到你的监护人，他们不在的时候不能惹麻烦。你的敌人是外面的世界，如果别人发现你在外面挣扎谋生，你无疑会被征服。因此你的行为应倾向于内敛……这个时代奢华成风的特点使得小心谨慎变得更加必要……谨慎的言行最易得到美德的青睐。除了作为自我宣传，这则忠告还展现了谦逊的双重特性。谦逊不仅告诫女性警惕“外部”不为她们所了解的世界，劝告她们要审慎、保守、“谨言慎行”，它还在社会规范所允许的前提下，为女性概括了应对外部世界危险的对策。这种微妙的平衡在众多的实用礼仪指导书中一再出现。对素雅简朴的服装的严格要求(萨拉·J.黑尔[5]写到“绝不能炫耀”)，与“大众的衣着”保持一致以达到“不显眼”的目的，以及对在公众场合大声谈话或嬉笑的警告(伊莱扎·韦尔·法勒[ELiza Ware Farrar]在她的一本畅销书《年轻女性的朋友》(Young Lady's Friend)中写到“一位少女在公众集会时绝不能使自己显得光彩夺目”。)这些都隐藏着当时女性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新环境和新机会。女性过去一直被限制在家庭的范围内，现在，虽然她们的活动依旧被特意划分出的半公共地区、被众多维护公共秩序的条例严格地限制和监视着，但她们至少有了城市街道这一新的活动场所。虽然明文规定女性不许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独自“闯入”街道，尽管还要受到诸多限制，但她们至少得到了一个特定的活动空间。对于中产阶级女性来说尤其是这样。她们的活动还为国内经济做出了贡献，比如上街购物。一种新型的都市化产物——百货商场，又使纽约市中心产生了“淑女一条街”，在那里，女性甚至被允许独自漫步。因此，伊莱扎·法勒下面的话表达了双重含义：“时刻记住商场是公共场所，你经常要与陌生人对话，因此，在你的言行中要保持一定的谨慎……交易的时候要尽量保持安静、礼貌。同时不要显得傲慢或过于亲切。”

在公共场合这样高雅的行为，主要是为了使中产阶级女性从她们的工人阶级姐妹当中脱颖而出，当然，妓女阶层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的。行为的规范一直十分严格。但正如托克维尔[6]的评论，相对于欧洲的中产阶级妇女，美国的中产阶级妇女仍旧享有更大的活动自由(大家只需回想一下声名狼藉客死意大利的戴西·密勒[Daisy Miller]就一目了然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虽然没有得到那些“极端的”女权政治活动者所预想并为之奋斗的权力，中产阶级的社会角色仍旧加强了女性对自我身份的认定，增加了女性的活动及其影响力。抑制女性表达和促进女性表达作为谦逊的二重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映了分裂的世界结构本身内在的分歧与不稳定。在女性的世界，女性的活动受到了思想意识和现实生活的限制，而这些限制同时也促进了冲破这些限制的活动的发展。女性主义历史学家认为这种特定的独立的女性世界的发展创造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中，19世纪的女性分享各自的经历，结成了亲密无间的、高度互助的友谊。在19世纪早期的家庭中，妇女们结成了新型的友谊，同时也得到了新的认可和力量。女性合理掌控的家庭生活，给了她们至少部分享有权威的领域。由于受到家庭规模这样的因素的限制，在家庭结构内，女性总体上更为有力的控制就更显而易见了，这一现象被称做“家庭女性主义”。在这种意义上，家庭不仅是社会变革的阻力，同时也变成了社会变革发生的场所。相似的，19世纪家庭对女性的束缚构筑了女性在书信与日记中发展出来的友谊。与此同时，这也成为女性文学实践的素材之一。

不仅如此，家庭范围内活动的增强自相矛盾地成为了女性参加家庭以外活动的基础。即两性世界的分离加强了性别意识和对女性追求的限制，同时它作为女性追求公众事业的基础，也对这个严格的性别界限产生了反作用。可以说，由于19世纪的女性广泛地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家庭生活具有了公众性的一面。这些活动包括传教活动、救济贫民、护理、教育、戒酒、更加激进的还有废奴运动和为妇女争取权利的法律改革。这些妇女组织标志着妇女们进入了表面上排斥她们的公共生活领域。除了设立一些包括筹集资金、发放工资、组织公司和利益分配的复杂的商业机构，妇女“志愿者”还直接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如游说、请愿、为竞选筹集资金等。

这些政治经济活动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女性社会角色的合理延伸，而没有受到限制。虽然妇女能够进入以家庭生活为基础的社会领域，但她们并没有从家庭生活中完全解放出来。人们普遍认为她们所从事的社会与政治活动是以公众与个人的全部(性别)差异为基础的，并非对这一差异进行抨击。女性新的探索与权利仍旧是妻子和母亲这些传统形象的延伸，并非将它们取而代之。妇女在新的经济角色中所取得的成就、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以及与各种改革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活动的增加，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以家庭价值观为基础而产生的。女性接受教育的合理理由是为了使她们能够教育孩子和更好地陪伴丈夫。社会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提高穷人、移民群体以及以家庭农场为生的人的物质生活和道德标准。或许除了以上这些，就是针对男性易被酗酒、嫖娼和赌博等腐化所进行的社会活动。当时社会谴责酒吧，不仅仅因为它是进行不法活动的场所，更因为它是一个男人逃避家庭责任的避难所。

女性可以为了保卫家庭免受邪恶的污染而参加这些社会活动，即使这样做把她们带出了家庭的小天地。而且，妇女的社会活动保持着与循循善诱、自我牺牲、道德高尚这些女性形象的一致性。比较不受欢迎的较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的目标，如获得选举权，对当时分裂的世界的威胁要更大，因为它含蓄地将女性定义为个体，而非家庭中的一员。与这些目标相比，前面提到的改革活动表现出本质上的保守因素。与针对男性的禁酒运动相比，即使是通常以奴隶制度对家庭的破坏为合理名义的废奴运动，其受欢迎程度也大大不如前者。

尽管女性在教育和经济方面获得的权利以及社会改革仅仅是家庭生活的一种延伸，但变化正在悄然发生，即使开创改革的人也预料不到。举一个著名的例子，凯瑟琳·比彻[7]对于女性教育、健康、服饰和家庭经济这些性别问题的贡献，植根于她把家庭当做一个远离市场的私人价值观领域这一观点。尽管比彻的工作和著作始终遵循家庭身份是女性特殊身份这一观念，最终它们还是超越并冲破了这个观念。通过加强女性的身份认同感，坚持女性对教育和报酬的需求和权利，并确立女性对于过去不曾涉足的家庭内部问题的权威，比彻最终还是对限制女性自主权的家庭观念提出了质疑。她的父亲莱曼·比彻[8]在对她的书进行指导性地批评时说，她的公共主张只有以“女性的纤弱为代价才能实现，而这正是最大的代价”。因此，尽管被现代女权主义者抨击为保守，比彻的主张还是可以被视为妇女权利发展的另一个阶段。

类似地，萨拉·J.黑尔——不囿于传统的儿歌《玛丽有一只小羊羔》的作者，在全国各地取得成功的杂志《歌妮女士之书》(Godey's Lady's Book)的编辑——对于女性可以涉足的领域基本上持保守态度，这一点成为她受欢迎的部分原因。但保守的价值观却成为她支持女性接受教育、拥有财产权、发展高超的体育竞技能力和道德威慑力的言论的立足点。因此，她的《给女儿的忠告》(Advice to a Daughter)一文敦促少女们要“谦逊地接受礼节范围内的他人的关注”。但忠告她们不可不适宜地过度表现自己，也不能对异性“巧妙地献媚”。她大胆地支持给予妇女继续拥有在结婚时“所拥有的财产包括不动产和个人财产”权利的新财产法。在她1862年出版的劝导类图书当中，她谴责了“早熟的女性主义”对妇女进行“健康、纯洁的体育活动”的不正当限制。并且，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她们的“家庭科学”(这是黑尔为了提高家务活动的重要性而精心设计的一个术语)，女性应当得到一份帮助她们实现雄心壮志的教育计划：“难道现在不该开始为女性提供教育以使她们更加适应自己的工作吗？女性所从事的工作，有一些是与社会的幸福息息相关的。难道合众国的女儿们不愿获得比普通学校的基础教育更多的知识吗？医学在属于男性的同时也同样毋庸质疑地属于女性。”

最终，黑尔的观点更加赞成女性对社会的间接影响，而反对直接影响，尽管她自己(和比彻一样)都投身于对妇女进行劝导的事业。这样，她只给予了妇女对“家庭、孩子和社会生活的控制力”——一个谦逊的角色，这个角色在“涉及自己最少的时候最伟大；这种力量在使(男性)发自内心改变自己意愿的时候最强大”。

在社会中，对于这种间接的影响和女性世界总体上的矛盾最终起到了多大的适得其反的效果，一直存在着争议。增加间接的影响，而不是直接的经济、就业和政治方面的机会使女性丧失了更多的权力。煽动性地将女性的实际力量限制为道德上的、内在的、个人的呼吁，而非一致地、公开地、有组织地向社会施加压力，这样只会增加所需解决的问题和分歧。在文学这一具体领域，相似地，对于个人内心的表现也仅仅是对过去人们真正思想意识的一种情感上的替代。但女性的谦逊广泛地被认为起到了一种为新的力量辩解的作用。结合了权力意识的增长和局限，谦逊的要求更多地保护了女性的身份认同感与自治权，而非破坏它们。从历史的角度，它们在重新定义个人与公共生活空间及其角色的持续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这种重新定义在出版业尤为引人注目。作为一种在大众面前展示的方式，出版显而易见地与谦逊联系在了一起。因此，一位与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同时代的新教徒在批判自己的姐妹著书立说时写到：“你那违背习俗的出书行为必将使你遗臭万年。”布拉德斯特里特自己坚持说她的诗歌的出版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并且她事先对此事全然不知。这样的说法(即使是真实的)是相当符合当时和后来一段时间的标准的。推脱责任以及通过笔名或匿名隐藏作者的真实身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出版的敏感。被指责为不适当的出版物的危险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人们认为出版自己的作品是一种不谦逊的表现。一本诗集的《前言》这样解释到，“如果不是谦逊禁止她这样做”，年轻的女作家们会为作品署名的。《一篇为女性辩护的论文》(An Essay in Defence of the Female Sex， 1696)的女作家指出：“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将自己的姓名公之于众……我们性别的名誉如此不堪一击……使得我在把我的姓名展现在这片毒气之中时，必须谨慎地选择安全的方式。”这种对于公开出版的警告实际上演变成更加普遍的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理查德·阿莱斯特里(Richard Allestree)以“关于谦逊”这一章节开始了或许是17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行为指导书籍——《女性的声音》(The Ladies Calling)。在其间，他对女孩子“过于外向、谈吐过于自信”提出了警告。同样，理查德·布莱斯怀特在他的《英国淑女》(The English Gentlewoman)中总结到：“女性的‘谦逊的性格’促使她们在公共生活中细致观察而非高谈阔论。”

这里的谦逊已经接近了压抑表达的边缘，这是女性作家们从定义上反对的一种极端。有趣的是，她们不仅仅避开了谦逊的限制，还利用了它们，把它们融合进复杂的文学人物角色、主题和新尝试当中。比如莉迪亚·西戈尼，和许多女性小说家、劝导类图书的女作家一样，是以匿名的方式开始出版她的作品的。但隐藏作者的身份，经常引起“探索”的风波，使女作家的名誉和利益受到损失。对于西戈尼来说，她有一个明显是精心策划好的计划。“我希望，”她郑重其是地写到，“能够避免有损声誉。”但她解释到，“这样做，有些我不得不讨好的人就会不同意”，比如急于利用她名字的市场价值的出版商。凭着这个借口，她成功地在匿名的基础上达到宣传自己的目的。在她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她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地开发了她姓名的商业价值。朱莉娅·沃德·豪[9]也同样精心策划了她名字的公开。她在关于近期出版的一卷诗集给纽约的一位朋友写信时说：“现在，作者的身份当然要保密，但你最好尽可能地公开谈论它，因为这样可以促进这本书在纽约的销售。”

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最近的讨论所关注的谦逊的态度是伪善，还是一种新教教徒“真正内心”的、对立于仅仅“表面上的”态度。尤其是在社会和文学当中，谦逊是一种传统，这种传统的展现就是它的存在和标志。也就是说，在一种社会和文学的准则体系中，谦逊是一种在自己和他人面前表现和展示的模式。这样一来，与这种传统的一致性以及对这种传统的控制和违背相比，内心和外表上的区别就显得无关紧要了。如果缄默被用来表达无视与安静的状态，那么谦逊也并不是缄默自身在起作用。谦逊是由多方面因素构成的，并不能简化地缩略为女性的自我抹杀、服从或软弱无能。对于忠贞也是如此。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国，如果忠贞是与“没有激情”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谦逊则截然相反，一直被作为一种性爱模式，其中部分的掩饰表明了部分地对性爱影响的展现。类似的，作为一种文学演进，谦逊的传统主题不能简化为女性的无形和顺从。它也是一种提出主张的途径：对公共生活中的机会这样分配，使得处于特定文化氛围内的女性也能够得到一些机会。随着谦逊在“被分裂的世界”中广泛地成为一种要求，它的结构也具有了多样性：它是一种强加于女性的思想，但又是一种女性自己所创造的文化；它是一种压抑和限制因素，但又是女性价值、活动和身份得以展示的舞台。谦逊保持着这些双重属性，特别是在文学创作中，这些双重属性使女性作家得以把复杂的女性人物、写作风格、各种意象和写作技巧综合在一起。

文学中谦逊的自我展示实际上重新定义了公众生活空间和私人生活空间的边界。它划分出了一个特别的舞台，在那里私人生活与公众生活有了交叉，让步造就了坚持，放弃是拥有的开始。谦逊已经成为一种复杂的修辞模式。无论鸿篇巨制或短小精悍的文本，都受到了谦逊的影响。类似的，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不仅仅是强加给女性的，同时也是被女性所采纳的：一种是滔滔不绝变为缄默无言的自我坚持的要求；一种为了写作而对谴责写作的篡改；一种坚定的暴露自己的秘密的号召。最终，它成为一种真正影响到妇女自我身份认同感的价值观。它把妇女的精力从单纯的自我关注与自我断言引向了公共的责任，即实际上的公共活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爱迪生和斯蒂尔把谦逊定义为“使人更加关注公共事业而非他们的个人利益的美德”。

这样，谦逊既是一种需要跨越的障碍，同时也是一种自我表达的途径；是女性表达自我的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媒介。但它并不完全是一种精心策划的策略。作为19世纪女性自我定义的一部分，谦逊的表达真正确立了女性的价值。尽管女性的价值经常遭到社会上广泛的批评，但它却是一种从历史角度构建女性身份的真实声音。在女性特别是女性作家的身份认同中，存在着完全相对地顺从他人与坚持自我。谦逊提供了调和这两个极端的途径，批判性地重新给它们下定义。虽然谦逊体现了社会对于女性的压力，它同时也是女性发展和表达自己复杂声音的一种模式。

莉迪亚·西戈尼的女性世界

莉迪亚·西戈尼的传记读起来好像是19世纪流行的女性小说中的情节。她于1791年出生在康涅狄格州诺里奇的一个贫民家庭。富有的拉斯罗普夫人雇佣她的父亲做花匠和杂务工，因此注意到了莉迪亚。这位贵族夫人资助莉迪亚接受教育，出版她的第一部书，莉迪亚在哈特福德女子学校执教，最终嫁入哈特福德一个商人家庭成为中产阶级。但这最后的胜利，损害了过去的那些成功。她的这位新婚丈夫不希望她在出版物上炫耀他的姓氏。莉迪亚写到婚姻时，她是这样说的：“还有你，我的竖琴!难道我真的要和你告别了吗？”但丈夫生意上的失败帮助了她。和许多19世纪的女作家一样，文学创作的动力来自于财务上的需要。当她丈夫的生意日益颓废时，西戈尼开始通过她的作品补贴家用：开始时是匿名出版，不久她的出版物有了更大的商业价值(除了她自己的书极为畅销外，各大杂志还纷纷以重金邀请她撰写特写，最后，她还出售她名字的使用权，同意萨拉·J.黑尔在《歌妮女士之书》中使用她的名字。这一商业安排直到一次争吵之后才结束。)她的工作给她的婚姻生活带来的紧张和压力在她成为寡妇之后最终得到了解决。在她长期而愉悦的寡居生活期间，她过去的学生始终在她身边关心她，尊称她为“哈特福德悦耳的歌声”，一直到1865年西戈尼去世。

尽管西戈尼在世时，她的作品非常出名，但随着她的与世长辞，她的作品也悄然退出了美国文学舞台。即使是最近的一些讨论，也只是把她从完全丧失威望的状态中挖掘出来，并给予她一个“情绪化，令人倒胃口的作家”的委婉称谓——“毫无价值，陈词滥调”——她的诗中弥漫着她近乎恋尸狂般的对死人的喜爱。但另一些人已经开始积极地从另一个角度认识西戈尼。他们并不在意西戈尼在她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下有多大的影响，而是把她当做一位构筑了一种公共世界观念并积极地进行评论的历史学家来认识她。事实上，和朗费罗一样，西戈尼成功地成为了一位诗集畅销的诗人，尽管这对于我们来说好像是矛盾修饰法(Oxymoron)[10]。我们最好把她放在与她类似的畅销小说女作家当中。这些女作家也被贬低为情绪化——即霍桑所说的一帮胡乱涂鸦的乌合之众。和她们一样，西戈尼能够清楚地表达中产阶级读者的价值观，并反映当时的社会准则和社会形象。与小说相比，尽管诗歌相对来说缺少明显的语境，但西戈尼的哀悼诗和关于死亡场面的描写，以及她的家庭性、描绘性、社会性和说教性的诗歌，都时常成为当时女性文化错综复杂的代表。对于当时的文化，研究19世纪女性的历史学家正在逐步地进行挖掘与揭示。即使作为文学艺术，她的诗歌所展现的层面也要比人们预料得要多。西戈尼的诗既不是羽毛丰满的女性主义作品，也不是精心设计的流传千古的讽刺。但在她的作品中，总有表面以外更深层、更丰富的含义。这些深层含义揭示了当时社会和性别结构，并且蕴含着对它们的批判性思考。

首先，西戈尼的诗歌具有丰富的有关家庭生活的比喻和女性化的形象。她的《致华盛顿的母亲》(“The Mother of Washington”)的颂词把自然描绘成一位家庭主妇，“展开她那春天的薄纱”，而另一方面，善良的母亲们开始在她们的孩子身上“种下美好的种子”。众天神不再像古希腊神话中描写的那样无视人间疾苦地统治着万物，相反地，天国变成了天上的大家庭，在那里花草围绕着星星翩翩起舞，“就像孩子们围绕在火炉边”。(《星星》[“The Stars”])星星们凝视着高山，仿佛“是婴儿带着羞怯而纯真的表情在凝视”。(《阿莱干尼的日落》[“Sunset on the Alleghany”])死亡在家庭题材的诗中也有体现，笼罩着婴儿“无瑕的前额”，捆绑着“窗帘似的眼睑”上“丝绸般的睫毛”。(《一个婴儿的死亡》[“Death of an Infant”])《孤独的教堂》[“The Lonely Church”]上“尖尖的塔楼指引着人的心灵应去的方向”，它可以作为孤独的伫立在教堂院子里“充满哀思的母亲”的呼应形象。正如在另外一首诗中，教堂被比做具有母性的“神圣思想的守护者”。《冬天》(“Winter”)仿佛一位家庭主妇，在“炉火边与人进行着温馨快乐，令人难忘的心与心的交流”，以这种方式度过那“漫漫长夜”。

埃德加·爱伦·坡凭借这些形象指责西戈尼“是作为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位女作家来写诗的”，而且“对于家庭的关注显得重复没有新意”(尽管她可能是受到爱伦·坡自己最喜爱的主题，即死去的女人的启发)。尽管如此，西戈尼也有像《致一片破碎的亚麻布》(“To a Shred of Linen”)这样的诗歌，它们不仅以充满了智慧与自觉艺术性的目光对家庭生活进行了思考，同时也把主题扩大到从多重视角表现出来的有关历史与社会的思考：

……这有一堆凌乱的碎片，

是没人要的亚麻布——一种可耻的侮辱

对于所有勤劳的家庭主妇。我却很高兴，

那些受过古典礼节熏陶的、热爱整洁的少女，

她们精通厨艺与刺绣，

她们圣洁的对家庭的照料无微不至，

没有这样的人到这儿监视你。

那喜欢透过眼睛观察的人无疑会说，

“这是从读书中得来的”：——或者衣冠楚楚的情人，

手捧着芳香四溢的百合花，如果他冒险

审视你瘦弱的外表，那么他会说，

“这是从写诗中得来的”。

这首诗将西戈尼自己来之不易且并不稳定的文学前途置于反对传统女性角色的位置上。反对传统女性的角色，一方面表现为不赞同她的“受过古典礼节熏陶的”形象，另一方面表现为她使“衣冠楚楚的情人”自愿地“手捧着百合花”拜倒在可以使他从家务中解脱的女人的石榴裙下。亚麻布的碎片在全诗中一直作为西戈尼对于她现在的地位和她雄心勃勃的目标的历史性思考的中介，其中包括亚麻布自身的历史。它成为女性化的麻布，支持着生儿育女和对病人的护理。最终，它又被“造纸厂”重新加工，成为记载“智慧与真理”的“洁净纸张”。亚麻布已经成为女性诗歌的物质基础与主题。

事实上，亚麻布被比喻为“论述的思路”，象征着西戈尼自己的诗歌创作活动。它标志着即将到来的一场女性角色的革命，尽管它也意味着还要不断受到限制。结果是一种结构复杂的嘲讽。正如西戈尼的传记作者描述的那样，这首诗远非对于西戈尼“光辉灿烂的世界里那些没有生命的物体忙着从事家庭活动”的琐碎描写，它是作者精心设计用来反映自身地位，进而反映更广泛的女性主题的。这样看来，尽管这首诗是以幽默的模式呈现的，它从根本上讲是模糊的。这首诗既讽刺了那些要把女性诗人限制在卑微的家务劳动中的人，同时也嘲笑了她自己要超越家庭生活的雄心壮志。通过这些嘲讽，这首诗表现出了默许与批判、蔑视与顺从的情感，同时也表现出了女性诗人拥有的更多的机会和遇到的局限。这些双重冲击最终被作者统一到诗歌结尾的谦逊的态度中。在结尾，作者希望那些亚麻布会在比她自己“更优秀的诗人”手中得到比“你的诞生还要好的结局”。

《致一片破碎的亚麻布》在表现作者自我认识程度方面是一首非同寻常的诗。它代表了西戈尼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作为一名女作家所面临的进退维谷的困境。这首诗所记录的矛盾的感情在她的作品中有广泛的体现。西戈尼的作品总体上反映了深深地植根于“分裂的世界”文化当中的自相矛盾的方面。考虑到女性世界的规范，西戈尼实际上是很保守的。她在当时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她的诗歌与散文的流行，部分原因归结为它们扮演了家庭生活指南的作用。并且西戈尼从根本上接受了与女性世界的要求相一致的传统女性角色和职业。但她主张相对于另一部分人，即男性的世界，或“外部世界”，女性的工作要受到尊敬与重视。而且，她所关心的范围超越了家庭的院墙，进入了公共领域，包括社会福利、道德与社会改革以及政治问题，她尤其关心印第安土著人的命运问题。但这些冒险的尝试，对于西戈尼和那个阶段的所有女性来说，仍旧被限制在通过家庭生活建立起来的性别角色之内。因此，西戈尼的诗在女性世界的意识限定的边界之内引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个边界之内的世界里，更多的人赞成女性走出家庭的个人空间进入公共领域这一观点，及其价值体系和身份认同。但人们并没有直接对女性相对于男性、家庭相对于公共场合的分裂这一根本的观念提出挑战。

西戈尼的家庭生活情景总体上来说是用来暗指它以外的世界的。例如，有一些诗直接反映或描绘了19世纪美国经济形式的变化。在一些抒情诗(《母亲》[“The Mother”]，《水手》[“The Sea—Boy”]，《孝顺的要求》[“Filial Claims”])中，母亲由于为离开她们的儿子焦虑痛苦而变得憔悴不堪。这些诗反映了新的经济形式使得年纪尚小的儿子不得不背井离乡到西部或城市或海上去谋生，在家乡他们已经无法生存下去。在诗歌中被高度珍视的家庭对社会的灵活性来说是一个反面形象。社会灵活性消极的一面是，由于城市和工业对传统家庭结构的压力使人们普遍产生一种不安全感。西戈尼风格化的家庭情景经常含沙射影地批判外部世界的市场经济，并指出这种邪恶势力侵犯到家庭圣地的危险。由“新英格兰的祖先们”建立起来的价值观正在受到威胁，“如果过分利欲熏心，那么财富只会招致傲慢的奢华”。国民的价值观念，无论是字面意义还是引申意义，都同样地处在危险之中，就像《死在林中》(“Death among the Trees”)是人们渴望“肮脏的收获”的结果。这种市场经济价值的腐化甚至威胁了虔诚的母亲，她只有在照顾她那《生病的孩子》(“The Sick Child”)的时候才意识到“时尚的享受”、“艳丽的烛台”和无聊的舞会中“醉人琴声”的危险。

尽管如此，西戈尼对市场的批判并不激进。她的批判把家庭作为竞争日益激烈的工业社会的避难所，但并没有用明显的经济或政治术语与她想要避开的这种价值进行直接的争辩。就像在《小屋一景》(“A Cottage Scene”)中，西戈尼笔下的家庭成了“远离与无情的世界进行的令人身心疲惫的交易”的避难所。在这一点上，西戈尼和当时基本的社会改革思潮保持一致：变化确实会到来，但不是通过政治手段，而是通过人内心道德情操的提升。这种提升主要来自家庭和妻子、母亲的指导。西戈尼的诗是歌颂女性友好社会的。当时出现了很多以时事和公众热点问题为主题的诗歌，但西戈尼对它们的处理一直坚定地保持着非政治性。在她那个时代，她那个阶层有些妇女参加了志愿者团体并承担了很多不同的社会工作，西戈尼的事实性诗歌使她们对公众热点问题和公共事业产生了兴趣，甚至她会介入其中。但这些诗都只是通过向外扩张家庭的界限，而非越过家庭的边界直接进入外部世界。

因此，如果西戈尼写到国家的西进运动[11]，或者奴隶制及其带来的国内冲突，她都是从家庭内部寻找这些活动的合理性的。像《西行者》(“The Western Emigrant”)和《移民者之死》(“Death of the Emigrant”)，这些诗都是通过偏僻的家庭中发生的对话、疾病与死亡来展现新一代移民背井离乡所遇到的挑战的。西戈尼作为一个联邦主义者，把国家比喻成一个《繁荣昌盛的大家庭》(“Thriving Family”)，她反对党派的冲突，因为“分裂这样一个和睦的家庭将会是可耻的”。《致第一艘奴隶船》(“To the First Slave Ship”)把奴隶们所遭受的痛苦拟人化地写成“没有孩子的母亲的痛加重了孤儿的痛苦”。战争和男性对战争的痴迷被她谴责为反家庭。《志愿者》(“The Volunteer”)妙趣横生地把战场描绘成一个男性的世界，在那里粗暴的同伴“一起享受这样的乐趣”，如“战鼓的激励人心，军队行进的壮观，与身穿制服的荣耀”。但男性对于这些荣誉的追求与沉溺使他们的家人倍受饥饿与痛苦的折磨。

像许多19世纪的女性一样，西戈尼有关仁爱的诗歌是多角度的。她写关于禁酒运动的诗，如关于只喝一次酒也算喝得太多的《只有这一次》(“Only This Once”)和《盲人的申诉》(“Appeal of the Blind”)诗集中的诗。她概括性地赞扬“仁慈”是最好的投资，它可以“给饥饿的人食物，给囚犯自由，给黑暗的心灵光明，给迷失的灵魂天堂”。西戈尼一直特别关注印第安土著居民，她为他们写作短文和诗歌，同时创作了史诗《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12]和各种短小的抒情诗。她为了保护印第安人的权利和土地所做的义愤填膺的游说工作最终没有成功。虽然西戈尼的诗并不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但她把诗歌作为一种表达类似的社会与政治立场的手段，这一事实至少说明了人们对于女性和诗歌的地位与意义有了美学价值以外的不同认识。她关心印第安人这一点进一步阐明了对于西戈尼来说，个人的领域已经延伸到了公众领域之中。《萨斯奎哈纳与拉卡瓦纳之汇》(“Meeting of the Susquehanna with the Lackawanna”)这首诗从政治和家庭两方面解读了美国的自然风光，对两条河的描写代表了白人和印第安人在婚礼的“誓言”和“圣歌”中和睦相处的愿望。在《马曾的葬礼》(“Funeral of Mazeen”)这首诗中，印第安人流露出对白人的基督教观念的背叛，挑起了政治文化与人内心神圣世界的战争。《印第安女孩的葬礼》(“Indian Girl's Burial”)表现了母亲对女儿的哀悼，在母亲眼里，女儿是印第安的荣耀，却被白人熟视无睹。

西戈尼的亲社会诗歌一直保持着女性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平衡。但这种平衡时常是不稳定的。西戈尼在一本劝导图书里写道：“女性的力量，不在于反抗，而在于顺从。”(《新婚礼物》[TheWedding Gift])这说明她基本上接受女性对社会的支配和影响只是间接的这一学说。她所鼓励妇女参与的唯一政治角色就是为孩子提供教育以便于孩子们可以学会更好地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女性的这一角色也已经逐渐被社会所认可。散布在西戈尼诗歌中的各种家庭物品通常用来代表母亲们这一家庭教师的角色。每件物品都有它的教育意义，通常是关于物质追求的虚幻(即使是非常珍贵的物品也只是有诱惑力)。《家里的古董钟》(“The Ancient Family Clock”)，《破碎的花瓶》(“The Broken Vase”)，《忠诚的狗》(“The Faithful Dog”)都具有教育性。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诗道出了《母亲的忠告》(“Mother's Counsels”)，它们是关于宏扬虔诚、谦虚和奉献主题的母亲的《圣书》(“Book Divine”)。

虽然她的诗歌代表的是心灵内部的空间与状态，但西戈尼给了他们新的评价，甚至把它们定义为人类文化中更真实的承诺。西戈尼在她的《给少女的信》(Letters to Young Ladies)中写到：“有人指责我们‘每天只做无关紧要的琐碎事务’。我们的事业确实比较琐碎。对于致力于高尚的科学研究的男人们来说，家务活是显得有些琐碎。但正是这些琐碎的事情支撑着人类社会。”在承认女性每天活动的琐碎性质的同时，西戈尼明确地指出它们是生活中的必要组成部分，并嘲讽了男性们所处的“高尚”领域并非比女性的琐碎事务更有价值。她把整个国家视为一个家庭、把每个历史事件都置于家庭的情景之下的视角，一方面表现了她对政治退避三舍，另一方面它建立了一种将政治与国家大事女性化的家庭领域。这一领域真正意义上为女性确定了活动范围。这种家庭的视角在西戈尼的《密执安加入联邦》(“On the Admission of Michigan into the Union”)这首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回来吧，小妹妹，你是那么健康，那么美丽，

来分享我们父亲最舒适的客厅。

你已经在保姆那儿待得太久了，

那里河流湍急，北风呼啸。

回来吧，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大家庭，真的。

这二十五个姐妹都欢迎你。

坐在高高的沙发上的那些女士，

是我们这个家庭最可敬的淑女。

她们是你的十三个大姐姐，不要轻视她们，

在你出生之前，她们已是受人尊敬的姑娘。

她们知道很多意味深长的故事，

来吧，亲爱的小妹妹，向她们行个礼，让她们高兴。

这首诗把加入联邦这一政治事件用礼仪手册中的词语进行了详细的重新阐释。密执安被比做一个“小妹妹”，离开了她的“保姆”进入了“我们父亲最舒适的客厅”，她还带来了自然之美与城市风光作为丰厚的嫁妆。虽然她一直嫉妒她们作为国家最初的建立者的身份和地位，但有人嘱咐她，要尊敬“我们这个家庭最可敬的淑女，你的十三个大姐姐”。把美国之父转化为“年长并自豪的”姑娘这一现象表现了女性组织希望将男性组织女性化的倾向。例如，建立乔治·华盛顿联合会的女性化对应物——玛莎·华盛顿联合会。与其说这首妙趣横生的诗辅助了女性，倒不如说它颠覆甚至取代了当时的社会规范。在这首诗中，诗人将国家大事尽可能地用女性的形象和关系重现出来，这样家庭生活成为了政治活动的舞台，而非避免政治活动的避风港。

西戈尼最模式化的女性形象和最缺乏审美价值的诗歌是她的吊唁诗，即有关死亡的诗歌。马克·吐温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Huckleberry Finn)中曾经通过埃米琳这个写讣告诗的淑女诗人的形象嘲讽了这一类诗歌。这位淑女诗人因为殡仪员来得早而匆匆死去。对于我们来说，西戈尼认为天国避难所是人类最终的归宿，这和她描绘的温柔、伤感的死亡场面一样不引人注目。但由于社会状况的总体上的改变，特别是19世纪女性文化方面的具体改变，死亡成为了由这些改变引起的焦虑和责任的复杂比喻。首先，哀悼诗表现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婴儿夭折的现象(由于夭折，西戈尼自己也失去了3个孩子)和女性作为哺育者的角色。哺育婴儿的过程总体上还是在家里完成的，当时的医院还没有提供这项服务。随着后代数目的减少和女性更多地扮演了之前被认为应由父亲扮演的教育者的角色，人们将更多的感情和关注给予了孩子。这些诗歌的影响进一步反映了总体上更加紧张的家庭生活。这些诗歌在女性作家和她们的读者之中的流行，验证了描绘女性经历已经广泛地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学动向。

死亡的场景还被作为焦虑、价值观与观念的比喻。这种比喻已超出了她们所直接描绘的事件本身。和西戈尼诗歌中总体的女性形象一样，吊唁诗唤醒了那个时期隐居在女性世界中的女性。对于当时社会生活中性别差异的极端程度，历史学家间还存在着争议。但在很大程度上，女性每天的生活中接触的主要还是其他女性：母亲、女儿、姐妹、朋友，这些人在家中共同生活，在女子学院、女性宗教团体与女性改革组织中共同活动。西戈尼的哀悼诗从各种有威胁性的角度唤醒了这个亲密的女性世界。在这种威胁中，死亡通过其他形式的分离、伤害和冲突的意象表现出来。在大多数情况下，西戈尼诗中的哀悼者和被哀悼者的形象都是女性。(除了无须区分性别的婴儿)诗歌中死去的女儿、姐妹、同窗好友和母亲是除了死去的婴儿之外在西戈尼的诗中出现最多的形象。就像女性在写书信时一样，在这些诗中，西戈尼用最夸张的词语描绘了女性之间亲密的关系：《死去的最爱》(“The Lost Darling”)(“她是我的偶像”)；《献给死者的玫瑰》(“Rose to the Dead”)(“那永不消失的爱的最后象征”)；《新娘》(“The Bride”)(“即使是游手好闲的人都能体会到女人爱的强烈与美好”)；《丧钟》(“The Knell”)是献给一个有着“碧蓝的眼睛……雪白的小手……和红宝石般双唇”的女性化了的“宠儿”的。诗人渴望她，没有她“我就变得支离破碎”。西戈尼的纪念性的诗歌大多是关于公众哀悼与纪念仪式的。从比喻意义上讲，这些诗通常只悼念这些事物：不仅仅是失去的亲人朋友，还有失去的部分自我、失去的机会与失去的内心冲突。作为家庭结构主体的女性化结构遭到侵犯并使家庭破裂，备受重视的女性理想化家庭形象内部产生的冲突和所有关于这个世纪社会状况与女性地位变化的矛盾的记录是这些诗歌的中心议题。

西戈尼的诗有一个显著的特点，相同的意象和比喻既用来指死亡，又用来指婚姻，这样读者经常很难分辨诗歌到底是为纪念哪一项活动而作的。《致缺席的女儿》(“To an Absent Daughter”)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唱着歌的鸟儿你在哪里？

你是最明亮，最可爱的一只？

在旁的树丛中，

其他的鸟儿都为你欢呼。

你那啁啾

让每一个听到它的人都感到甜美。

但你是最甜美的，

对于读得懂你的心的人。

小羊羔，你在哪里休息？

是在那陌生而又熟悉的地方吗？

装饰着你必经之路的花儿，

还没来得及修剪，便已枯萎。

你徜徉过的小溪，

即使没有你，也在不停地哼唱。

你的家人还爱你吗？

你的母亲会怀疑你吗？

寻找救世主的羊群，

向他的神圣的羊拦走去，

寻找那沉重的岩石，

那里流淌着我们的平静。

不管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爱都会回来。

那牧羊人的声音，

会始终指引着你。

在这里，我们几乎不可能确定这个女儿离开家要去的“另外的巢穴”是指死后的阴间还是她自己的新家；在诗的结尾处，母亲委托女儿去“寻找”的“救世主的羊群”暗示着来世的救赎还是今生的指引。无论哪一种情况，死亡和婚姻都互为比喻，至少在母亲的角度是这样的。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家庭都被笼罩在“若有所失”的阴影下，那些“没修剪的”花都已经枯萎，小溪象征着女儿的离去。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文本持续的模糊使婚姻与死亡这对奇特的相互暗示更具戏剧性，同时也显示出作者运用的相当多的文学技巧。

这种婚姻与死亡互为意象的处理在其他诗歌中也有体现，甚至有时它们之间的模糊已经被清除。比如，《献给新娘的被遗忘的鲜花》(“Forgotten Flowers to a Bride”)是与婚礼有关，而并不是丧礼上的鲜花。但死亡的象征仍然主宰着全诗。被比拟成为一位妇人的鲜花，代表了失去亲人的母亲在经受一段漫长恐怖的旅行后终于来到了女儿的新家。母亲“祝福的一吻”象征了他们在那里死去。《新娘》(“The Bride”)这首诗更加极端。它开头是一句冷酷无情的“我来了，可她却离开了”，接下来是一串现在已被遗弃的熟悉的随身物品。尽管诗歌描绘的并不是死亡的场景，而是婚姻的圣殿，但它的意象与庆典无关，而是与死亡有关。新娘被她的丈夫带走，“那个陌生人”让她“忘了其他的一切”。她“母亲的双唇呈现出毫无血色的苍白”，并最终把新娘交给了“死亡之神”。

死亡在西戈尼的诗中被作为女性在婚姻之外冒险的比喻。《没有去学校的妹妹之死》(“On the Death of a Sister while Absent at School”)这首诗描绘的悲痛不仅仅来自于妹妹的死，还来自于她离开家到学校去。遥远的学校里“陌生人的枕头”表明了离家求学与传统的对家庭生活的忠诚的敌对状态，最终给那些敢于离开家庭去培养自己的女性投下了矛盾的阴影。尽管西戈尼十分热衷于女性教育——她是当时著名的哈特福德女子学院的一名尽职尽责的教师——但她的诗歌却记录了女性对于这种新机会与新的自我定义的焦虑。《纪念一位少女》(“To the Memory of a Young Lady”)这首诗表达对一位具有“崇高而活跃的”天赋、智慧与知识的“光彩照人的美丽”少女的纪念。尽管她“对女性无声职责尊敬地敬礼”缓和了人们对她“高超的天赋”的“恐惧”，人们对于这个女孩的死似乎还是充满着复杂的感情。类似地，《少女的学校》(“School of Young Ladies”)这首诗中也充满着复杂的感情。它以对如鲜花绽放般走向成功的女孩的赞美开篇，最后却承认“知识是一片神圣的沼泽”。这首诗告诫女性，和所有世俗的事物一样，知识也是一个“气泡”，最终会随着生活中“不断的苦难，无情的遭遇和背叛的巨蟒冷酷无情的呻吟”而破灭。有一些墨守成规的女性担心过于相信受教育的机会可能会影响到传统的基督教观念和女性的观念。因此，诗歌这样总结到，“女性深刻，持久的爱”和“坚定不移的信仰”最终只给予上帝。

《悲痛的女儿》(“The Mourning Daughter”)这首诗有些不同，很明显，诗中被哀悼的人是父亲——尽管母亲的早逝为全诗设置了舞台。但这首诗的重点是悲痛的女儿所处的位置与困境，而非她对父亲的哀思。一方面，她(又一次)身处遥远的学校，“在远方……为得到知识的果实而刻苦读书”。因此当她回到父亲病床前时，已经“太晚了”。她父亲的死同时威胁到了她的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自我实现与孝顺父母的冲突进一步加深了。

哀悼者那死一般平静的面部表情，

对于那不法的的窃窃私语的谣言，

是一个难猜的谜。

他们大胆地注视着她那没有泪痕的双颊，并且低语道，

“他的葬礼办得这么草率，这太奇怪了。”

噢，总是被误解的女人!纯净的珍珠

在你心里秘密的井中埋藏得太深了，

那些不耐烦的不肯停歇的手，

无法找到它们。在这少女谦逊的胸膛，

痛苦与寂寞深深地埋藏，

尽管那苍白的双唇没有吐露出喧闹的叹息，

也没有普通的悲伤。

女儿的沉默寡言在这里起到了消极的作用，使她被误解为对他父亲的死漠不关心。这是一个注定的败局：西戈尼在这里把谦逊解释为力量，但这种力量并没有实现它的女性社会功能。最终，女儿沦为“窃窃私语的谣言”的牺牲品，由于她内心的悲痛被一群毫无同情心的“好奇的村民”和“冷酷世俗的人”所误解，她几乎成了社会的弃儿。

女性充满压迫与斗争的经历最终成为西戈尼最主要的文学主题。这个主题主要是以隐私的方式表现的。隐私以简朴、谦卑与克制的不同方式一次又一次地作为女性本质的代表，在西戈尼的诗中出现。为了与当时盛行的社会思潮——谦逊保持一致，西戈尼诗中的女性形象以谦逊、彬彬有礼和沉静著称。她们是“卑微世界里的神圣劳动者”，以“谦逊”、“平和的心态”，带着“朴实，愉悦”的心情工作着，并用“朴实的心灵为他人疗伤”。她们永远是无私的，“为别人着想”就是她们的“快乐”。但正如《悲痛的女儿》，谦逊在西戈尼的作品中具有复杂的内涵。正如诗中所描写的那位女儿“死一般平静地”伫立着，像一座“大理石雕像”。沉默寡言在诗中显示着女性的力量与自我克制，而远非表达一种模式化的感伤。也就是说，她既完成了同时又抗拒了社会对她的期望。但为此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因为她“那少女谦逊的胸膛”没有向外界表露它的“痛苦与孤独”，她“那苍白的双唇没有吐露出喧闹的叹息，也没有普通的悲痛”，她才被误解、被怀疑。

这种对于谦逊的规范的矛盾思考最终成为西戈尼自身和作家职业生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西戈尼的丈夫曾抱怨在西戈尼出版她的作品时，她已经抛开了“原本应永远遮蔽女性的谦逊的披风”。她作为一个作家的成功最终依赖于她维持谦逊的期待并与之斗争的能力。只有作为一个谦逊的女人，他的出版商才会接受她。正如萨拉·J.黑尔(Sarah J.Hale)所说的：“诗歌的道路，正如生活中的其他任一条道路，对于女性的脚步，都布满了限制。就像造物主一样，她不能陶醉在丰富的幻想、意象与思想之中，也不能自己随心所欲地选择主题。”当然，在这条道路上，批评家有权利提拔或埋没一个作家。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十分谨慎，并不给他的《美国女诗人》选编集中的女作家下断言，只是在前言中警告人们不要因男性真正的“头脑上的优势”而误解女性“对感情的自然渴望”。虽然西戈尼的这篇《论道德》(“Moral Pieces”)只是“短小的教育性文章，并没有体现出她的最高成就”，他还是赞扬了西戈尼这一“谦逊的标题”。西戈尼在很多方面同意这条有局限性的评价。在她的诗作中，她不止一次地承认她的地位“在整个人类范围内是无足轻重的”，“用我们充满谬误的双唇随便地谈论高尚的事物几乎是违法的”。并且她敦促我们只用“谦逊的沉默”来寻求神的庇佑。她在《一生的信》中为她的诗作了辩解：“我的诗的文学意义可能十分渺小，(但)它的道德和宗教基调可以弥补这个不足。”

这种和解恰恰证明了西戈尼对她可以利用的机会作出了自觉的评价，这种评价接近于批判的讽刺。西戈尼写到：“如果在巴那塞斯山[13]设有厨房，我的缪斯一定会做好一个女人要做的一切工作，做一个系着围裙的作家。”把缪斯的形象重塑为要做许多家务的家庭主妇，西戈尼以这种带有一丝复仇心理的方式让人们知道了她所处的地位。在这里和其他地方，女性的私人领域成为公众的话题和艺术表现的对象。这并不是自相矛盾，而是坚持自我。谦逊的态度扮演了与世隔绝的女性世界和女性作家的新机遇之间的中介。有些价值观念西戈尼似乎很支持，但她也静静地批判它们，暗示着女性的价值结构是与蒸蒸日上的美国渴望权利与竞争的社会思潮背道而驰的。有时，西戈尼对于天国的虔诚的姿态也是与她的痛苦相伴的。她几乎要提出对于艾米莉·狄金森来说只是一种神圣的拮据的问题：“但我希望我没有看见那扭曲她身体的剧痛，也没有看见她那如魔鬼缠身般苍白的双唇。”(《死去的最爱》)在一篇关于“诗歌”的诗中，她几乎指出世俗的艺术是不亚于来世生命的“神圣的事物”。

一系列言论，即使没有更加直接，却是更加肯定地把男人贬低为傲慢的，而把女人提升为谦逊的。即使“温室中的名花”会对小小的“野花”不屑一顾，神圣的公正最终会“注意到那些虽然地位低微但却不卑不亢的人”。当西戈尼写到“人寻求别人的尊敬。他要求那些为他服务的人惧怕他。他那傲慢的精神热衷于看到别人低眉顺眼，卑躬屈膝”时，这里的“人”是带有性别趋向的，而非泛指的人类。

正如她纪念的《少女》(“Young Lady”)，西戈尼一直保持着她那“甜美的礼貌，锤炼着她的天赋”，漠视那些“惧怕她的才华横溢”的人。正如那位少女，她掌握着自己“稀薄的智慧之光”。这些都没有使她成为现代社会的批评家，或一位野心勃勃的女权主义者，或像狄金森那样的讽刺家。西戈尼的诗歌反映了她那个时代的女性社会化过程中的矛盾。虽然她的诗并没有起到转化这些矛盾的作用，但她的作品中所包含的女性审美与讽刺的要素却可能再次出现在其他女性诗人的作品中。在像艾米莉·狄金森这样更加大胆、激进的作家笔下，西戈尼谦逊的讽刺变得更加引人注目，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

关于公共与个人的再思考

19世纪女性诗歌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虽然城市的中产阶级女性被公然地束缚在个人的世界当中，但那个时代的女性诗歌已经涉及妇女们正跃跃欲试的公共世界。很多女性的诗歌延续着合适的女性题材。女诗人通常不得不对她们自己和其他人保证她们的文学创作真实地反映了她们的家庭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她们的作品仍旧把孤立的个人生活作为结构框架。这在很多方面与前文提到的“间接的影响”很类似，社会把女性个体孤立起来，这样她们的影响只能是个人的努力，而达不到通过政治组织形成的集体活动的效果。女性诗人的形象保持着谦逊和缄默，这反映了女性话语权与其实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得不到保障，同时也反映了女性在寻找自己声音的时候遇到的根深蒂固的阻碍。

但女性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在其身份与拥有的机会方面表现出了动态的变化。家庭的背景不仅仅是女性在公众面前表现她们个人生活的一个自相矛盾的例证，诗人笔下谦逊的人物所表现的也不仅仅是各种各样的软弱无能。相反地，个人与谦逊被作为女性与飞速变化的历史环境进行磨合的复杂多变的比喻。事实上，这个世纪中，不论从社会还是审美的角度来看，公共世界与个人世界的平衡都是不稳定的。诗歌面向公众这一事实使得女性间关于个人生活的诗歌有了公众性的一面。不管女性诗歌的背景多么私人化，女性诗人都是在一个公众范围内讲述她的经历与现状，与那些阅读女性杂志、年鉴汇编与家庭诗歌的读者分享对社会现象的不满。女性诗歌的出版本身也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在女性作家面向女性读者的同时，她们为自己创造了一种新的专业角色，同时也开拓了一片与她们的读者共有的文化领地。

在女性诗歌中，个人问题与公众事件的界限是可以相互转换、相互渗透的。女性紧密的社会关系与她们家庭中的角色为女性诗歌拓展到更大的主题提供了途径。家庭内部和外部社会是相互反映的。通过谦逊态度的掩护，有关家庭内部的主题和情节使用了公众的语言。并且，公众关注的主题也在女性诗歌中有直接的表现。在这方面，有一点很引人注目，那就是，为数不多的在文学界享有持久盛誉的女诗人(除了情况复杂的艾米莉·狄金森之外)都是通过对公众事务的描述取得成功的。朱莉娅·沃德·豪的情况是这样，她的《激情的花朵》(Passion of Flowers)并没有博得她所预期的人们的关注，却是她的《合众国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使她成为无人不晓的诗人。艾玛·拉扎罗斯(Emma Lazarus)[14]的情况也是这样，她因爱默生没有把她的诗收录在他的诗歌选集《诗坛》(Parnassus)当中而十分痛苦，但她的《新巨像》(“New Colossus”)却为她在美国诗坛树立了一座纪念碑。

19世纪的女性诗歌与社会和政治问题相联系的程度十分惊人。回顾19世纪的女性诗歌，我们得到的结论不仅对当时女性被封闭在自己个人世界的程度提出了质疑，同时也对当时整体的公众和个人世界的形势提出了挑战。事实上，这个时期的女性诗歌并不支持公众世界与个人世界的分裂这一理论，尽管这个理论不仅主宰着对当时女性文学的研究，同时也主宰着19世纪女性历史与政治方面的理论化研究。这一观点并没有质疑19世纪女性的文化和政治活动被禁止在个人世界这一历史事实。实际上，在19世纪之前情况便是如此。公众世界与个人世界的分裂与差异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政治与社会历史。而且，19世纪的女性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接受这种分裂与差异，并在这种约束下思考与描述自己的状况。但当时的诗歌表现出了公共/个人分裂状况的不稳定性，这种状况亟待修改与重组。分裂世界的边界在这些诗中十分不确定。诗歌对与公共世界对立的个人世界的范围提出了质疑。同时这些诗也提议重新分配男性与女性角色，公共世界与个人世界的社会﹑政治﹑经济权益以及公民权。事实上，上述的每一种思想所影响到的活动区域都是在两个世界的交叉处，同时未必表现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对立关系。女性诗歌并不是一篇实现公众/个人分裂与差异的纲领性文件，而是对两性之间的差异提出质疑。

最近的讨论重新回顾并审视了感伤小说的问题——事实上，感伤小说大部分是女性作品——对这类小说是否是单纯从个人世界的角度对家庭生活和感情世界进行描写提出了质疑。得出的结论是这类小说已被女性作家作为批评美国社会并试图改变它的一种意识上的积极的表现模式。这些对于小说的争论与19世纪女性诗歌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诗歌中表现出的伤感并不是简单的从公众世界退回个人情感的领域。相反地，感伤主义试图涉及公众问题，这一主题一直是她们关注的焦点。也就是说，尽管女性诗歌被限制在家庭背景与个人情感体验之中，但仍然会经常涉及一些具有公众性的话题：呼吁改革，提倡教育，为盲人﹑聋哑人﹑孤儿﹑穷人和奴隶争取权益等。这些诗的写作目的是公众性的，但诗歌是通过打动每位读者、激起他们个人内心的同情与怜悯的方法实现其目的的。

不论感伤主义作为一种策略最终是否成功，不论以情动人的方法在思想方面是否十分有效，有一点十分清楚，即感伤诗歌不仅仅局限在个人世界。在分裂世界的意识形态范围内进行的活动总体上具有矛盾性这一特点，它们支持并延伸某些性别角色，伤感诗歌也不例外。以个人世界为基础的努力在发挥功效时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其中包括它排斥集体行动的性质，有利于个人道德醒悟的政治运动和女性道德改革运动的模式。但这正说明以家庭或情感为基础的写作模式缺少的是力量，而不是大众的关注。当时的诗歌不仅毋庸质疑地具有公众性，它还恰恰反映了某种大众的参与同这种诗歌所具有的力量本身之间的分裂。我们应该重新定位公众世界与个人世界。女性诗歌定义并构想了新的“公众世界”本身，这种重新定义与过去的那种以当时与日俱增的经济发展为定位标准的定义截然不同。女性的作品，包括诗歌，坚定不移地批判了当时被简化为经济关系、经济目标与经济价值的生活观念。女性诗歌想说明的问题是基于个人利益之上的经济投机实际上是一种个人追求的形式，正与“私人企业”这一术语相一致。相反的，女性在家庭中和社会上的活动，都涉及公众以及更广泛的群体的利益，应该说这种活动是公众性的。在这种意义上，是女性在从事公众事业，并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她们的关注并没有忽视公众的利益，而是缺少政治与经济力量。

在几乎所有的女性诗歌中，谦逊的传统主题一直处于中心地位。但即使是在同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中，它的表现形式也是不同的。这不仅仅是进步和退步的问题。谦逊不是一种静止的思维方式。它丰富的表现形式超越了压抑女性的固定模式与社会压力，也超越了女性和诗人这两个角色的社会地位之间的冲突。大多数女性诗歌保持着传统的女性特征。在作家们处理诗歌与其传统的社会属性之间的协调一致的问题时，独立的新观点也随其发展，并在主题和结构的重要问题上与传统形式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谦逊的角色并没有表现出绝望无助的沉默，而是在传统女性特征经历变化时起到了协调作用。谦逊作为一种掩饰的形式表现出服从于社会对女性的限制这一过于真实的特点，但同时具有谦逊品格的人物角色也表达了女性化的评判性观点。通过这种方式，女性能够进行自我表达。自我表现形式的变换经历表现出那个时期所展示出的自我身份认同体系的改变。她标志着女性在生活、艺术和社会中不断对自身的认识、评价、再定义和整合的尝试。作为女性自我表现的必要元素，谦逊这一术语显示出复杂﹑动态的特征。

朱莉娅·沃德·豪(1819—1910)就是典型的例子。豪的第一卷诗集《激情的花朵》(1854)，实际上读起来像是一部冗长的、极其痛苦的以谦逊为主题的诗集。无论特定的主题是什么，她的诗集中充满了为自己辩护的诗歌。从开篇的“祝词”开始，豪在其他女性诗人面前仅仅把自己称为“未受教育的朝圣者”，她的话向人们保证，“她从不觊觎男性获得的荣誉”：

还是坐在卑微的火炉边吧

那里可以隐藏她们所有的秘密。

不要敲那穹隆形的大门

渴望那大厅中的倾诉。

这种绝望无助的语气(尽管“穹隆形的”这个形容词带有“性别差异”)一直延续在豪对“主人”(有人认为指的是艾米莉·狄金森)的乞求中。在一首诗中，豪这样写到，没有什么“恩赐”比“你用赞成的手轻抚我的头”和你对我的评价“谦逊但很壮丽……‘你做得很好’”更加重要的了。在另一首诗中，豪对自己“迷途的诗行”感到十分悲痛，并总结到她对她的主人最好的礼赞(“我对你如此感激”)是她诗歌创作的巅峰。她所写的诗，“没有一个字是我的创作”，而是“窃窃私语并点头赞成她”的主人给她带来了灵感。当豪继续着表现真实的“缓慢而艰难的演讲时”，他像一位“皇家的贵客”来到她的身边：

那时想起你，无论何时你来到我身边

告别过去伟大的壮举和高尚的艰辛，开始休息

我的思想是柔弱的，与你的思想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但这破旧的楼房可以给你提供最好的。

这些诗中表现出的卑躬屈膝的态度足以使人窒息。这种态度与男性的谦卑有着明显的差异。男性有时也表现出谦卑并否定自己的价值，尤其是在宗教的约束下。但他们主要只是在上帝面前这样做。对女性而言谦逊是一种社会规范(尽管宗教观念无疑加强了这种规范)。男性只在上帝面前卑躬屈膝，而并不在其他男性(或女性)面前表示谦卑。女性则要在男性面前卑躬屈膝。在豪的作品中，如果一首诗歌是写给男性读者的，那么她自我降低身份的现象便会变本加厉，以求与权利在两性间明显的分配不均保持一致。“歌德的格莱辛”(Gretchen)[15]十分清楚“你高高在上的”但对他保证，要把她“懂得感激的心”给他。在给她兄弟的信中，豪把自己比做“一个乞丐”，“在他那高耸的楼房中的一个卑微的房客”。但在另一些诗中，权利的分配发生了颠倒。《望海窗》(“The Seaward Window”)为我们展现了一轮女性化的明月，证明了“女性的太阳同样也能光芒四射”，并且回忆了女性之间的友谊，其中“两个灵魂相遇/并立下诚挚的誓言要重视对方”。《磨坊边的小溪》(“The MillStream”)通过女性化的河流对磨坊主阻碍她的企图所表现出的愤怒表明女性对男性权威的公然的厌恶：“把磨坊主的面粉/扔到他的脸上。”在《女算命师》(“Sibyl”)﹑《诗歌的快乐》(“The Joy of Poesy”)和《诗节》(“Stanzas”)这几首诗中，豪即使在心中挣扎是否应该坦承自己对诗歌的贡献时，依旧对诗歌的积极力量表现出敬意。这样，我们可以确定女算命师“的头脑中充满了书本”时，她的“心是善良恳切的”。在关于男性缪斯“主人”的诗歌中，女算命师有着一种高于诗人的驾驭诗歌的能力。作为“女性神灵”，女算命师同诗人分享着这种力量，这样，尽管“人类是从自然中产生的”，但她是由“神圣的女算命师创造的”。

在豪的《后期抒情诗》(Later Lyrics， 1866)中，她在总体上讨论并发展了早期的对于女性诗歌的重新认识。在《激情的花朵》中，大部分的诗歌背景设置在了诗人的卧室，用日记和通信的方式记录了诗人内心的思想。但这一类的背景使诗人豪陷入困境。她发现以一种放弃者的身份为她自己辩解不是一件好办的事情。但在外界她还没有找到支持她的基础和力量源泉。她自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激情的花朵》的背景首先设置在意大利。在她婚姻的最初几年里，豪躲避自己的丈夫，把大一点的孩子留在波士顿，只身去了意大利。在异国的环境中，她开始思索美国的公共问题，特别是因奴隶制而即将发生的战争。对于将要发生的一切，最灵敏的信号应该是这首题为《歉意》(Apology)的诗。在这首诗中，她为自己贸然地发表不谦逊的诗作而道歉。对于“一个成长在谦逊的环境中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难题。她为自己辩护，她找不到“经过训练的头脑”来帮助她。她对不公平的愤怒和因“我的国家和我的种族”而感到的痛苦使她放弃了“谦逊的微笑”。

豪在她的《后期抒情诗》中继续否定谦卑，她的诗表现出一种要冲破封闭的闺房、闯入广阔的世界的真诚的努力。事实上，有一章名为《浪漫抒情诗》(“A Lyrical Romance”)，使谦卑更靠近羞辱的含义。(在《等待》[“Waiting”]中，诗人合上“谦逊的手”，像一个喷泉，等待着在她的上帝“到来时”，就“喷薄而出”。)但和这首诗写在一起的是《战争的诗歌》(“Poems of the War”)——包括《战役赞美诗》(“Battle—Hymn”)——和《街道抒情诗》(“Lyrics of the Street”)。最后，尽管这些诗是以女性形式的措词写成的，但它们展示了城市世界不稳定的一面，在那里，陌生人见到彼此，很快又迷失在人群中(《在角落里》[“At a Corner”])。一位老人拜访他“在牢房里痛苦地服刑的儿子”。仁慈的淑女走出房间，进入城市“令人迷惑的小巷”，那是一个充满诅咒和怒骂的世界，她真实地描绘了酗酒和虐待儿童的现象。这种描绘超越了仁爱形象的固定模式。在她的诗中充满了悲剧，它们并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描写真正的悲剧。

豪并没有否认谦逊在女性身份认证中的核心作用。但谦逊正在经历着重新定义。在《后期抒情诗》中，即使豪在劝说大家要谦逊，她也没有再为自己的断言辩护。谦逊和女性纯粹的服从是截然不同的。谦逊同时也表现出女性要协调自我实现的形式与作为一个(19世纪)女人的自我感觉之间的关系而付出的各种复杂的努力，包括家庭和社会的责任。这种要创造出一个新生的和谐自我的努力在艺术中有所暗示。像豪这样的诗人并没有为自己的女性身份而辩护，而更重视平衡她各种不同的能力。在这方面，《拜访C.H.》(“A Visit to C.H.”)是一首很有趣的诗。这首诗以女性世界为背景，穿越了阶级和民族的界限。在诗中，诗人拜访一个“姐妹”，她坐在“单薄的破地毯上”，“穿着白棉布的衣服，头发凌乱地卷曲着”。但这次拜访并不是一种仁慈的同情，它本身就是缪斯：这位缪斯的力量正来源于女性的生活。这首诗几乎成为了女性诗歌主题的集大成者——她们的诗歌是在“洗衣盆前胡思乱想”或面对死去的孩子悲痛万分、“放下针线，拿起笔”时创作的。这些诗歌对女性的生活和她们对他人的奉献十分敬重。但这并不是自我抹杀的诗歌。相反，豪为了“认识(她的)亲戚”，去找她的“作为诗人的姐妹”。

朱莉娅·沃德·豪的诗歌事业标志着中世纪女性和女性诗歌的转变。作为著名的纽约银行家的继承人，她在纽约市一所环境优越的住宅里享受了一个独立、优雅、充满文化气息的童年。她受益于女性通过私人家教和女子精英学校得到的新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她个人也亲身经历了女性财产权的问题。她在1843年嫁给了塞缪尔·(Chev)[16]格里德利·豪，而给予已婚女性独立继承权的《纽约法案》(New York Bill)直到1848年才正式颁布。这使她失去了控制她在曼哈顿北部的大量地产的权利。他的丈夫把这些财产当作毫无价值的房地产变卖了。直到1875年成为寡妇，她才重新夺回了她已经丧失殆尽的财产，还有她自己写作和做讲座的自由——在这些年充满激情又激烈的婚姻中，他的丈夫坚决反对她参加这些活动。塞缪尔·豪是一个魅力超凡但又十分专制的男人，他投身于多种改革运动和极端的政治运动(他领导一个为盲人服务的组织，并支持约翰·布朗[17]的极端的废奴主义)，但当他遇到女权问题和自己家里的问题时，便变得相当保守。正如朱莉娅所说的：“即使她同弗洛伦斯·南丁格尔[18]订了婚，并且十分爱她，他还是会在她开始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时就抛弃她。”谈及她自己的写作、出版、做讲座以及最终的布道写作(她在唯一神教派中很活跃)，她这样说：“在我们22年的婚姻生活中，我的丈夫从来没有赞同过我所重视的任何一项工作。”她的一些早期诗歌运用了婚姻和死亡的类比，这样具体而又带有个人感受的类比贯穿着那个年代的女性诗歌：“在我被推倒在新婚的床上时/我的希望便死了。”在她1844年作的一首诗中，她把婚姻叫做“最黑暗的时刻”。在1846年的另一首诗中，她这样写到：“婚姻，就像死亡一样，是我们欠自然的债。”起初她还因女权运动的政治色彩而犹豫是否参加这项活动，在1868年参加了她的第一次争取选举权的集会后(《我与你们同在》[“I am with you!”])，她成为了一名积极的女权主义者。接着，她还担任了新英格兰支部的主席。但在她的讲座中，她始终坚持“女性是社会道德的自然守护人”，恰如《母亲的职责》(“Duty of Women”)中所传达的要继续建立在女性作为“人类的母亲，无助婴儿的守护者，最早的老师，最热心的监护人，以及家庭的管理者”的一系列角色上。

像豪的传记中记载的一样，她的诗歌反映了对于女性传统角色的反叛和维护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对于那个世纪的女性诗歌十分关键。在某种程度上，这关系到个人的成就。以名誉、抱负、机会与渴望为主题的诗歌大量涌现。这些诗的含义经常十分模糊，它们仍然是以双视角的谦逊主题为结构基础的。爱丽丝·凯里(Alice Cary， 1820—1870)在《名誉》(“Fame”)中指责那种“靠把别人踩下去”的沽名钓誉的人，还有那些即使“不能提升自己，也要把别人拉下来的人”。诗歌结尾时呼吁人们“让天才醒过来/然后坚定地扬帆远航”。艾达·艾萨克斯·门肯(Adah Isaacs Menken， 1839？—1868)[19]的《渴望》(“Aspiration”)谴责了“不虔诚的灵魂”拥有的“过高的希望”，但最终因为认识到天上的星星是“它们就是自己永恒的倒影”。在亨丽埃塔·考狄莉亚·雷(Henrietta Cordelia Ray， 1850？—1916)的诗《抱负》(“Ambition”)中，把抱负谴责为“不安和失败”，但却承认它的诱惑：“美丽的，幻想的和甜蜜的。”类似地，艾达·艾萨克斯·门肯的诗《渴望》否定了“内心冲突的不和谐让我们产生了离开的请求”这一说法，并谴责这一请求会在“随之而来的悲哀中”被击碎。海伦·亨特·杰克逊(Helen Hunt Jackson)的《机会》(“Opportunity”)是关于对这种机会必将无法实现的认识。这种机会就像“金色的大门”突然在岩石中打开，但女性还没来得及走进去它就又关上了。她的《皇后的回忆录》(“Memoir of a Queen”)缔造了一个女性权力大于男性政权“虚假的权力”的神话。但女皇的名字一直是未知的，也没有任何关于她神圣伟大的统治的“文字或石刻”的记载。埃拉·惠勒·威尔科克斯(Ella Wheeler Wilcox)在她的诗《机会》(“Opportunity”)中似乎在向那些有能力掌握它的人、那些“渴望机会并会为之努力和等待的人”保证，机会一定会到来。但在诗歌《追忆》(“Retrospection”)中，诗人阐明通往“抱负”的是“一条崎岖的责任之路”。《生命之屋》(“The House of Life”)一诗中的“女主人”指出通往幸福的大道上充满了责任、艰辛、痛苦和信心。艾玛·拉扎罗斯的诗《成功》(“Success”)的原型是“勇敢、伟大、成功的人”。当时这些女性作家内在的矛盾心理是对当时的女性文化规范的一种回应。这种矛盾心理在《无名诗集》(“No Name Series”)中表现得十分典型。《无名诗集》是匿名出版的一部女性作品集。(它的编辑海伦·亨特·杰克逊曾再三向艾米莉·狄金森索要捐款，但都没有成功。)

但这些对于抱负的矛盾的思考也不仅仅是对个人情感的关心。她们关心的是在美国价值观下形成的社会体系和这种社会体系在美国政府机构中的实现情况。一方面，谦逊限制了女性的渴望和抱负，另一方面，它给予女性一种批判途径，这种批判不仅仅针对社会对女性的限制。谦逊不仅是一种消极的价值观，同时也是一种引导女性发现并反对当时的文化发展趋势的积极因素。女性对于附加在她们世界的限制的抗议，并不表明她们认可抱负很快在男性世界或者说整个“世界”之中变成至高无上的定义人的标准这一价值观。相反，她们把世界描绘成人与人之间肆无忌惮的相互竞争。同时，她们也感受到了美国社会中腐败、剥削与贫穷的与日俱增。

美国社会的现状已经远远背离了当初建国时的承诺。保守的和激进的女性作家都就这一点对美国社会进行批判，这样政治上处于两个极端的两派女性终于有了共同的话题。比如，豪在作品中抨击中产阶级女性终日做无意义的拜访、追求时尚并大开派对的生活方式。她认为轻浮和虚荣是限制女性活动的两大错误的价值观。但这种想法是基于过去女性自我牺牲的理想母亲形象的。同时，要用一种更全面的眼光把女性看做有个性的个体。在这样一个金钱万能的社会里，她拒绝把自己贬低为一件商品。因此，在一首诗中，豪嘲笑舞厅里的妖艳的女郎有一张“大理石般的面孔”，同时要求她穿上“忏悔的服装”以表现出“令人满意的谦逊”(《对比》[“Contrasts”])。豪有一首诗被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编入他的《美国女诗人》一书。在这首诗中，她痛斥那些作为“美丽的雕像”的女性，“缺乏理智/埋葬在你那苍白无语的美丽之中”。格里斯沃尔德选编的另一首诗《女人》(“Woman”)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正女人的概述。在这首诗中，豪使她自己摆脱了“纯洁的女祭司，/谦逊﹑安静的精灵”这一形象(在这首诗的结尾，她把这种形象叫做“小孩子的梦境”，并承认自己不是这样的女人)。但豪提供的代替形象一直是模糊的，被笼罩在女性固定的期待的阴影之下。这说明豪对自己到底激进到什么程度还不确定。这种困惑在《茶会》(“The Tea—Party”)这首诗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首诗谴责了那些只会一起参加派对、传播谣言的女性：“我一直在生活中为自己奋力争取比你们更广阔的空间。”但这首诗也表现出自己同更激进的“新兴的女性标准”的差距。作者在诗中发出警告：“保持一定的限度，——不要妄想主宰世界。”

对于建立女性的积极的政治组织，弗朗西斯·哈珀(Frances Harper1825—1911)[20]在她的作品中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犹豫。但哈珀还是经常通过对私人和家庭进行感性化的描写来表达自己对公众事务的关心。出生在巴尔的摩一个自由黑人家庭，哈珀享受了不同寻常的教育机会。她3岁时父母相继去世，之后她与一位为自由黑人提供教育的舅舅住在一起，在他那里接受教育。19世纪40年代，她已经开始了诗歌和文学创作。马里兰州的一个自由黑人被绑架并被当做奴隶出售的事件促使她参加了地下交通网(Underground Railroad)[21]政治。1854年，她出版了第一卷诗集《杂诗集》(Poems on Miscellaneous Subjects)。这卷诗集共有20种版本，在接下来的20年中共售出5万册。弗朗西斯·哈珀毕生致力于解放奴隶和为女性权利而奋斗的事业中，除了新婚期间(1860—1864)，她一直积极地在南北两地讲学。在丈夫去世后，她又回到了讲坛上。在1871年又出版了新的诗集《诗歌》(Poems)，1872年，她出版了《阿拉巴马州的殉道者及其他诗歌》(The Martyrs of Alabama and Other Poems)，和一首题为《摩西：尼罗河的故事》(Moses：A Story of the Nile)的叙事长诗。

整体上看，哈珀描绘了美国公共生活阴暗的一面。正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他的演讲中提出的质疑：“对于奴隶七月四日意味着什么？”哈珀的诗表现出了庆祝国庆只是美国白人的事，对于奴隶来说只不过是花言巧语的欺骗。哈珀引用了代表美国自我形象的标语，让人们看到这一形象在真实的历史中是背离其初衷的。奴隶制使美国的自由成为一个矛盾——一个“骄傲的国家的耻辱”——“星条旗带着嘲讽”飘荡在逃亡的黑人母亲的头顶。(《伊莱扎·哈里斯》[“Eliza Harris”])。在《自由劳动力》(“Free Labor”)这首诗中，哈珀揭露出自由劳动力仅仅是在美国各行各业做工的奴隶的一个倒影：“艰辛的奴隶不许流下痛苦无助的眼泪”；“不许向上帝哭诉”，“不许流下泪与血的痕迹”。美国人对“伊甸园”和“天国”的期待窒息在“奴隶制灼热的岩浆”之中(《诗行》[Lines])，“用铰链束缚贫穷虚弱的奴隶”并“追捕他们”的特权使这个期待化为泡影。(《统治的结束》[“The Dismissal of Tyng”])。哈珀使用了美国传教士的语言——“上帝说，为我建造一个国家”——但接下来诗人又展示了美国社会现状对于这一神谕的背叛：“人们争权夺利，国家变得强大但自负/这些罪恶与谬误诅咒着这片土地”(《那时和现在》[Then and Now])。从她口中说出的“把我埋葬在一片自由的土壤中”是对以“自由之国”自居的美国的极大讽刺。她愿死后被埋葬在除美国之外的任何一片卑微的土地上：“把我的灵魂安置在任何一座卑微的坟墓中，但……不要把我埋葬在存在奴隶制的土地上。”

弗朗西斯·哈珀的作品对社会现状以及形成这种现状的基础——等级差异——发起了挑战。正如感伤作品的惯常表现手法——实际上，在废奴运动中也用到了这一手法——哈珀的作品也是通过奴隶制对家庭整体性的损害这一角度入手表现奴隶制的恐怖性质的。因此，她的很多诗歌是以“家庭”为背景的，通过对个人情感以及家庭关系的破裂表达主题。在奴隶被拍卖、鞭打、囚禁以及被逼出逃这些场景中都贯穿着奴隶对于自己所爱的人的扭曲情感。在《奴隶拍卖》(“The Slave Auction”)这首诗中，年轻的女孩对于自己“悲惨的命运毫无反抗能力”，而“母亲们站在一边泪流成河/看着最亲爱的孩子被拍卖”。在诗歌版《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伊莱扎·哈里斯》一诗中，哈珀把逃跑的伊莱扎·哈里斯描述为这样一个坚定的母亲：“一位母亲——她的孩子是奴隶——她要给孩子自由，如果做不到，就带他走进坟墓!”《奴隶母亲》(“The Slave Mother”)以一声“尖叫”和“令人心碎的痛苦”开篇，“她的儿子正紧紧靠在她身边”。

但哈珀表现奴隶家庭的感情这一写法实际上是一篇激进的政治宣言。作为一个可被买卖的奴隶从本质上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地位低到只能受制于整体的经济形势。哈珀坚持描述奴隶的个人地位、感情和对家庭的奉献已经否定了奴隶只是经济财产这一观念，并维护了奴隶作为文化意义上的人的权力。也就是说，把黑人的居住地描写为家庭，一个私人的家庭领地，这本身就是一场宣扬奴隶制在极力否定黑人人权的政治运动。当哈珀义无反顾地写到：“她是一个母亲，由于恐惧而面色苍白”，实际上，她是在给予奴隶母亲家庭和个人的地位。这已经成为了一项政治宣言，揭露了把黑人贬低为财产是一种扭曲人性的做法：“他并不属于她，尽管她生了他/因为他是妈妈的痛。”

哈珀把反对奴隶制与颂扬家庭生活的神圣不可侵犯以及对性道德的维护相结合，这些策略总体上改变了工人和作家，包括哈里特·比彻·斯托本人。上流社会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以及反对奴隶制的男性诗人如朗费罗、惠蒂尔和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这些诗人都创作伤感的改革诗。玛丽亚·怀特·洛厄尔(詹姆斯·拉塞尔的妻子)曾写过关于《奴隶母亲》的诗，朱莉娅·沃德·豪的作品包括一些以家庭为背景的反对奴隶制的诗，如《问题》(“The Question”)和《奴隶刘易斯之死》(“The Death of Slave Lewis”)。这些诗同哈珀的诗在修辞上存在的相同点使人们对哈珀提出了质疑。有人指责哈珀调整自己的写作风格以适应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上流社会规范，适应她们对内在美德、正确的思想、感觉和感情、言谈的优雅和自我约束的保守的坚持。虽然哈珀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对中产阶级白人女性规范的尊重，但她的作品也表现出潜在的复杂性，以及其作品与社会的重要联系。比如，她的诗中包括许多对于当代女性诗歌的变异作出重大贡献的诗歌。尽管她信仰基督，但她对美国基督教的态度与她对美国自由神话的批判立场是如出一辙的。美国没有能够按照他原定的基督教价值观发展这一事实为她的很多诗歌奠定了基调。《阿拉巴马的殉道者》讲述了一个黑人男孩因拒绝在教堂前跳舞而被处以私刑的故事。《统治的结束》讽刺了一个把《圣经》送往“异教国家”的美国传教士却没能完成自己对基督的承诺。《对我国女同胞的呼吁》(“An Appeal to My Country Women”)一诗指出美国女性更关心异国的“眼中充满悲伤的亚美尼亚人”和“被流放的俄国人”，而对自己国家的奴隶制不闻不问，更不用说有实际行动了。仅仅以“高雅的仪态”表现出“叹息”、“哀悼”、“怜悯”和“悲痛”是不够的，这样做可能会遭到“上帝的惩罚”。

哈珀的作品反映了改革运动成为女性介入更广阔的社会问题的跳板，同时它也把女性限制在描绘上流社会的情感和道义上的劝说这个范围内。但这个两难的局面不仅仅只包含了更多的关于写作策略的问题或不能以充分的激进主义反对社会规范的现实。它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反映了美国社会中存在的远远超越女性问题的分歧。对于分裂的世界的接受不仅包括接受分配给女性的家庭功能，同时也意味着对于这种分裂道德观本身的接受。女性作品展现的是分裂世界的界限在更深层次、更大范围上给美国带来的后果。分裂加剧了道德在公共领域中的丧失，不仅在个人举止方面，还有对于病人、贫穷者、移民和少数民族的责任方面。如果女性被当做道德的一部分，那么女性对于社会的责任就不只是个人的，而是带有社会性的。事实上，把道德关怀划入个人范畴本身存在问题。这样做会对公共生活有怎样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女性的世界是道德的，那么男性的世界呢？

即使像海伦·菲斯克·亨特·杰克逊(Helen Fiske Hunt Jackson，1830—1885)这样保守的女性也曾间接地提出过上述问题。尽管她支持19世纪80年代印第安人争取权利的活动，但她一生始终与女性选举运动划清界线。她与艾米莉·狄金森同年出生在阿姆赫斯特(Amherst)，但杰克逊直到1865年才开始她的写作生涯。在第一任丈夫去世后，带着两个孩子的她不得不开始考虑维持生计的手段，同时她心理上受到的创伤也需要用事业来弥合(在她第二次婚姻之前，她提出条件要求丈夫保证不干涉她继续从事文学创作；这个条件显然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夫妻不和)。她写的短文、故事和小说十分著名，1870年，她又出版了《诗集》(Verses)。《十四行诗与抒情诗》(Sonnets and Lyrics， 1886)和《诗歌》(Poems， 1891)都是在她逝世后出版的。

海伦·亨特·杰克逊的诗歌包括对自然﹑四季和来世的信仰的惯常沉思。但这些沉思经常带有性别意识，并且表现出分裂的世界。杰克逊把女性作为她的主题，直接或间接地反对男性的视角和男性指称世界。在《饥荒之时》(“In Time of Famine”)这首诗中，她为一位被指责为“没有爱心的女人”辩护，向人们坚定地表示，相反地，她拥有神秘的力量和内在的正直。这首诗微妙地反驳了传统的女性形象，把坚毅塑造为女性英勇的美德。这种反驳在《女性的战斗》(“A Woman's Battle”)这首诗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并对女性注定的命运提出了公开的挑战，毫不含糊地将性别这一主题放在了中心位置。叙述者清楚地知道“你将获胜/我知道你叫嚣的声音比我大”。但她不会把她的伤口或痛苦表现给她的“亲爱的敌人”看。承认失败的同时，她表现出对敌人的不屑：

命运主宰着我们。——我只属于漫漫长夜，

你却拥有灿烂的海洋和阳光；

但你不要以为我会这样死去，

我会和你一起扬帆远航!

两性之间的敌对一直在加深，直到男性和女性似乎生活在两个分裂的世界，讲着两种不同的语言。在《两种真理》(“Two Truths”)一诗中，男性“我永远不想伤害你”的保证得到了女性“忘记我自私的眼泪”这样的回应。但

在她的内心深处，

总是有这样一个念头在怒吼，

“当爱达到了极点，

一个人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的爱人。”

正如其他女性诗歌通常展现的，这里，诗被隐藏的或被压抑了的女性观点和声音成为了诗歌的主题。但性别并不是唯一的话题。它是与战争价值的影像以及权力的争夺联系在一起的。《一片玫瑰花瓣》(“A Rose Leaf”)谴责了一个随心所欲死王后的国王。但《王子之死》(“The Prince is Dead”)这首诗的矛盾并不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而是宫殿与茅屋之间的，实际上，是公共与私人之间的。

王宫里的一扇门紧锁着。

国王和王后身着黑色的丧服。

哭泣着的仆人整天侍侯在他们身边

但王后的心总是缺点什么

国王的眼睛溢满了泪水，就是不能流出来……

廷臣对全国宣布王子去世了，

他只能默默地忍受悲痛。

茅草屋有一扇门，但铁链已经不再结实，

今天风把它吹开了；

两个人坐在屋子里沉默不语；

他们乞求了几片黑布。

他们十分努力地工作，尽管他们的眼睛湿润了

流下不应流的泪水；

他们不敢看放摇篮的地方……

他们觉得自己被变成了石头，

他们希望邻居们此刻不要来打扰。

王子去世了。

在这首诗中，夭折的婴孩这一典型的主题经历了转化和考验。哀悼把两个家庭联系起来，但社会秩序又将他们分开。这首诗戏剧化地表现了一个家庭的痛苦被另一个家庭的痛苦所缩小甚至掩盖。诗人通过确立他们的平等的尊严和重要性来抗议这种抹杀。通过把个人和社会联系起来，这首诗将个人的悲痛转化为检验社会分层的背景。皇家的孩子去世全国都要哀悼，而穷人家的孩子去世就只是自己家的事。家庭与公共世界的整个边界都改变了。在某种程度上，《王子之死》讨论了家庭诗歌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社会秩序渗透到家庭领域；对家庭的关心也延伸到社会领域。

《王子之死》在美国社会中几乎已经失去了实用的价值。但杰克逊的《唯利是图者》(“The Money—Seeker”)给予人们的启发更接近家庭生活：

他在这光辉灿烂的世界拥有什么？

为了获得利润，他付出了无法计算的代价，

他体会到了无法计算的羞辱，

他不知在何处涂炭了无数生灵。

这首诗的主题是金钱以及它是怎样统治美国社会的。这一主题在女性诗人中广泛流传。在爱丽丝·凯里的诗《致富》(“Growing Rich”)中，男性世界的繁荣被女性与家庭持续不断的联系所损害。她们走后家里依然一贫如洗——“兄弟菲尔”仍然在煤窑中工作，莫利的手“在工厂被截肢”。美国的经济扩张所付出的代价在这些诗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爱丽丝·凯里(《西部乡村》[“The West Country”])，弗朗西斯·哈珀(《向东走》[“Going East”])，莉迪亚·西戈尼(《西行者》[“The Western Emigrant”])这些诗人都写过西进运动中开发边疆的女性艰难的生活。有关城市的诗歌描写了“《无家可归的人》(“The Homeless”)”(爱丽丝·凯里)“独自在熙熙攘攘的城市中”飘荡，或跟随着一位“《慷慨的拜访者》(“Charitable Visitor”)”(朱莉娅·沃德·豪)的脚步，离开“城市的宫殿”进入“一条使人迷惑的小巷，到处是扬起的烟灰和灰尘”，这里充斥着被毒打的儿童、喝得醉醺醺的男人以及饥饿愤怒的妻子。在哈珀的《狂欢》(“The Revel”)中，死者的灵魂在“明亮的灯光”旁现身，愉快的舞会上的“葡萄酒”和“美味佳肴”展示着物质的富足。

分裂的世界这一形象——不止男性和女性的分裂，还有富翁与贫民之间的分裂，使这些范畴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在埃拉·惠勒·威尔科克斯(1850—1919)的作品中再次出现。威尔科克斯在19世纪末创作的作品直接表现出对女性主义范例的更改。威尔科克斯因写了一首直接表现女性激情的诗而遭诽谤。她主张对于性的大胆表现在当时既受到了赞誉，又遭到了抨击，尽管她的诗有时还不够大胆。威尔科克斯出生在威斯康星州的一所农场中，她进入公共学校学习，接着进入了威斯康星州立大学。15岁时她便开始出版诗歌。在被一个出版商以内容淫秽的理由拒绝后的两年中(或者正是被人拒绝这个原因)，她的《激情诗集》(Poems of Passion， 1883)售出了6万册。接着她继续出版诗歌，一生共出版46部书。她于1884年结婚，一些现代读者似乎无法接受她世俗式的婚姻，也不能理解她“一直坚持的自我克制与自我奉献的理想”。但这个世俗与改变着的规范的混合体正是她的主题。威尔科克斯在许多方面是一位新时代的女性，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她仍保持着守旧的态度。仅仅关注使她名声扫地的描写性爱的诗歌会使我们不能清晰地把握她的诗(包括一些描写性爱的诗歌)中蕴涵着的对社会文化的思考。她出版的第一部书《水滴》(Drops of Water， 1872)是赞颂禁酒运动的。后来的诗卷特别是《进步诗集》(“Poems of Progress”)从多个角度描绘了妇女们分裂的生活以及男性对这种生活的言论。在《假日》(“A Holiday”)这首诗中妻子和丈夫的对话，妻子催促丈夫加入家庭假日的活动(“我想花匠应该到场/在他的崇拜者中间走过”)，她希望丈夫能陪自己用丈夫“辛苦工作”赚来的钱购买圣诞礼物。丈夫这样回答她：

这不可能!你们女人不知道

在外边干一番事业是多么不容易……

我当然很爱你，也爱孩子们：

亲爱的，理智些，我是为了你

才这样辛苦地工作赚钱。

好好地管理家务；享受节日吧。

这仍旧是一首描写分裂的世界的诗。但这首诗中的女性世界少了一些限制，而多了一些攻击性。威尔科克斯这样写是为了批判男性的世界。在她的讽刺诗《共和国赞歌》(“Hymn of the Republic”)中，她写到：“我看见那些赚钱的人在路上无声无息地经过……我很吃惊，很好奇，他们贪婪﹑冷酷﹑愚钝的耳朵到底能听见什么。”威尔科克斯的作品轻微地倾向于道德教育，尽管责任和工作过去所具有的美德在新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下有了不同的意义，但她的想法仍是很大胆的见解。在《上帝，再说一次》(“Lord， Speak Again”)这首诗中，她认为上帝在创造世界时犯下了一些根本性的错误。根据作者改编的创世纪，上帝特别任命“女性”来代表他“无论何时都要向前进……像我希望的样子改造世界”。但世界出了一些“差错”，“世界是为了女性而开始运转的”，但现在女性为了达到“它们神圣的目的”必须改变自己的角色。

很特别的是，这“神圣的目的”并没有抛弃女性作为道德守护神的观点。即使说威尔科克斯想要对女性的角色发起挑战，对于用她不健全的女性价值观来代替男性价值观，她还是充满疑虑的。在《代价》(“The Cost”)这首诗中，一个女人反叛了分裂的世界，成功地进入了男性的世界：

她不再哭泣。新的抱负在她胸中激荡

她要走出自己的世界，到陌生广漠的地区去……

她一直坚持着，进入更广阔的世界，

直到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开满了声誉的玫瑰花……

在那胜利的时刻，她神采飞扬，

她是可以与男性智慧相媲美的竞争者。

但接下来，这首诗的发展出乎意料。它并没有欢喜地赞美这种改变，而是突然反对这种改变所要付出的“代价”：

但是，哎，这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她的心中已没有爱的力量——

爱的引人注目的力量。

这里出现经济术语并不很偶然。女性得到的是用她所付出的代价换来的，她必须服从金钱的衡量。

埃拉·惠勒·威尔科克斯的诗与当时的社会评论背道而驰，但却没有超出女性的界限。她的作品开始表现与日俱增的复杂的欲望和选择。这些欲望和选择是不能轻易妥协的，并暗示着远远超出女性问题的总体的社会秩序被精确地定义了。在很多诗中，身份认证的冲突集中在作品选取的意象本身，其中女性诗人和女性艺术家的职业威胁着女性的身份认证，反之亦然。在《个性》(“Individuality”)这首诗中，叙述者一方面宣称她对她的“国王，我的主人”的爱“胜过对我钟爱的艺术的爱”。但她又补充到：“当我知道自己并没有完完全全臣服于你的时候？我觉得十分兴奋。”有一件事是不变的：“我艺术的杰出的精髓……是你永远也无法企及的；它只属于我自己。”在《公寓中的音乐》(“Music in the Flat”)这首诗中，她的家庭状况使她不能继续她的音乐事业。但在《负担》(“Burdened”)这首诗中，最悲惨的命运就是“你被负担重压以至于不能/坐下来满足地享受平凡的/幸福的母亲和无私奉献的妻子的乐趣”。根据她的记载，接下来，威尔科克斯开始反对女性对于听见“别人大声在公共场合提起自己名字”的“热望”。在《一个雕塑家》(“A Sculptor”)一诗中，被塑造的雕塑品正是艺术家本身。但这首诗古怪地把这种自我创造引向女性自身“自私”、“易怒”、“虚荣”的毁灭。这位“满腔抱负的雕塑家”创造了她自己，但她并没有超越传统女性达到的艺术境界。

在某种程度上，威尔科克斯作品所表现的日益紧迫﹑明显的冲突感贯穿19世纪的女性诗歌，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就诗歌来说，将不同的角色统一起来的困难可以部分解释那些不太知名的女诗人的诗歌中存在的缺陷，同时它也变成了为女性定义的自我叙述者寻找自己的声音的障碍。但很多有趣的作品把这一问题变为清晰的主题。女性诗人似乎有意识地、热切地对为女性发言并作为女性发言，表现女性的生活﹑经历而不仅仅是女性的价值观。海伦·亨特·杰克逊关于女性的诗歌经常表现女性作为发言者的感觉和从遗忘中挖掘她们自己和其他女性的声音。她们坚持发挥女性诗歌的力量去记录那些被抹杀的历史，做那些没有发言机会的女性的代言人，海伦·亨特·杰克逊认为自己的“语言会成为一把双刃剑”(《饥荒之时》)。她讨论的当然是个人的经历，但这些个人经历却被赋予英雄般传奇色彩，例如她的一首关于一个女人“被冻僵了”的诗歌。这首诗超越了对一个沉默无语、与世隔绝、被他周围的(男)人视若无物的女人的生活和死亡的简单描写，在诗的结尾处，诗人骄傲地宣称只有她的诗歌“我，第一个爱她，最后一个爱她，始终爱她”才可以成为这个女人生命的记录。这样，个人的故事被载入了史册。像《皇后的回忆录》这样的诗歌是明显地与公共的记录有关：皇后的被抑制和她地位的恢复。诗人在“诗行中”补充上了被历史遗忘的无名皇后。

在威尔科克斯的作品中，对于女性历史和声音的挖掘转变为对于性的自我表达的质问。《被禁止的言论》(“Forbidden Speech”)一诗，用语言表达了这种质问：“你禁止我说出的激情/不会因压抑而沉没。”不仅仅是描写情欲的作品处于危机之中。她的诗《老虎》(“The Tiger”)是一篇成熟复杂的文字，描写了老虎用被唤醒的激情攻击猎人的故事，充满了隐含意义：

在沉静的森林中，

躺着一只熟睡的老虎，直到有一天

一位勇敢的青年来到了它的身边。

“这巨兽睡得好安静，”他说，

“我想要把它弄醒!”……

瞧!老虎醒了，它转过身来……

他曾经尝过人类的肉，啊!

这是鲁莽的人们给自己闯的祸，

被吵醒的老虎不会再次沉睡。

尽管这首诗经常被认为带有女性的性爱倾向，但相反地，我们可以把它当做女性的愤怒情绪。这样，它更多地表达了女性的愤怒，而不是性欲。或者给这首诗加上特定的性别倾向，使老虎和猎人成为男性的代表，这样它便表现了男性无意识地施加给世界的强烈的性欲，这种欲望足以毁灭世界。诗人在认识到内心世界力量的同时，也意识到了要有一种适当的道德约束制约这种力量。

威尔科克斯作品中有关性的描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具有创新意义的，为女性的自我表达提供了新的可能。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威尔科克斯从个人情感的角度处理有关性的描写在19世纪女性诗歌中是循环出现的。对于这种描写角度的关注并不是因为它针对个人感情，而是因为它针对更广阔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事实上，性的问题在19世纪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对于女性来说，这种关注并没有带来一种新的自由，而是对她们的背叛，社会指责她们通过卖淫等方式破坏社会秩序。也就是说，整个19世纪，女性的性欲被认为是一个所谓的“个人的”道德世界和“公共的”经济体系的交叉点。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当时的双重标准上。正如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表明的那样，这种双重标准深深植根于长期的把女性的贞洁作为父亲或丈夫的财产的法律和经济的历史。这场反对束缚女性﹑放纵男性这一双重标准的战役在19世纪30年代以纯净社会(Social Purity)运动和后来的道德改革(Moral Reform)运动的形式展开。这些运动把矛头直指因城市化﹑移民和工业化而愈演愈烈的卖淫嫖娼现象。这样，道德改革运动保持着一种浓厚的保守倾向，尽力用法律规范性道德，同时继续坚持分裂的世界的观念。他们把女性定义为道德的守护者，并且认为女性介入公共事务是为了保护家庭圣洁的合理行为。这种对于传统性别差异的维护削弱了这些运动的最终效果；这些运动在法律层面上也没有取得成功。

但在19世纪的女性活动中，保守的因素始终与激进的因素相联系。对于道德改革的热情在19世纪女性的政治崛起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也作为一种女性参与公众讨论和立法活动的途径。这种热情演变成女性争取就业权利的基础。争取到了就业权，生活痛苦﹑窘迫的女性就不会被迫去做妓女。从法律上讲，道德改革运动计划激进的隐含意义表现在它坚持不仅是妓女就连妓女的监护人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道德改革运动提出的问题不仅包括性的双重标准，而且还包括更广泛的社会权利分配上的性别歧视。此次运动开始探索并最终指出性的规范不止关系到个人的道德水平，而且还关系到女性总体上的社会经济地位。它提出了美国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不平等问题，并指出这一现象违背了美国人自己的愿望，并且违背了过去社会中的公共责任感和集体利益。

在诗歌方面，许多关于性的双重标准的诗歌探讨了这种形象背后隐藏的经济因素。这些诗歌反对堕落的女人和引诱她们的风流倜傥的男人之间的不平等，同时也反对独立者和依赖者之间的不平等，贫穷者与富裕者之间的不平等。这些诗将引诱﹑背叛和堕落以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女性的名义为评判性的攻击社会上的不公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舞台。朱莉娅·沃德·豪的《灵魂捕手》(“The Soul—Hunter”)描绘了一个在夜晚出没的可憎的猎手，他专门给“纯洁”的少女设置“魔鬼的诱饵”。在豪的《舞会大厅之外》(“Outside the Party”)中，一个女孩在聚会大厅外面徘徊，她向里面看

那面明亮的玻璃窗轻轻地向我敞开，

在窗子里我看到了那令人痴迷的面孔：

优雅的绅士在里面，身着光辉灿烂的盛装

那位绅士正在和“漂亮的女士”翩翩起舞，而她怀里抱着“他的孩子，被他抛弃在舞会大厅之外”。爱丽丝·凯里把这种诗歌主题限制在她偏爱的歌特式民谣传统之中。她的《魔鬼女人》(“Spectre Women”)穿着葬礼的服装不停地在墓地里徘徊，哀悼引诱她的人，同时“她多情地弯下身子，但丝毫不带有母亲的骄傲/俯看她胸中抱着的小东西，她的头发掩饰不了这小东西的存在”。弗朗西斯·哈珀的《对比》把命运已无可就药的“被破坏﹑毁灭了的”女孩：

他们嘲笑她所犯的罪过，

对于她的堕落横加指责，

并不伸出怜悯的手

帮她打破仇恨的束缚

与“玷污了/她曾经完美无瑕的名誉”的男人进行对比，但现在

他穿着长靴，心中充满骄傲

穿过财富与时尚的大厅

将一位美丽可爱的少女

领入婚礼的圣殿。

在她的诗《双重标准》(“A Double Standard”)中，哈珀把这种罪恶和引诱与女性最终堕落为妓女的结果联系起来。这首诗用第一人称写成，目的是博得中产阶级女性读者更广泛的同情。它由一系列责难的问题构成，直接针对作者要声讨的对象。那堕落的女孩，没有看到“他热烈的吻之下/隐藏着毒蛇般的诡计”，这时她尖锐地问：

当我从被引诱的人变为引诱别人的人

当我的心冷了，你们能责怪我吗

当他参加别人的聚会、与别人亲热时

我却被冷冷地拒之门外？

这些关于引诱的诗歌大部分属于传统的伤感的戏剧性的女性作品，但通过这种写法，女性作家把伤感本身的要素清楚地表现出来。正如大多数的感伤作品，这些诗从个人经历的角度来表现城市﹑社会和政治问题。但这并不否定她们对于社会秩序的表现，尤其是一个日益缺乏道德和集体责任感的社会，一个不仅把女性甚至把所有美国人都贬低为被社会利用﹑被社会冷落的对象的社会。这些诗中描绘的社会生活似乎与日俱增地与美国梦的原则相背离。这种背离绝不仅仅是女性所需要关注的对象。在另一些的作品中，如《瓦尔登湖》(Walden)和《亨利·亚当斯的教导》(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中，它仍然是中心议题。但在女性诗歌中，这一主题带有明显的性别色彩。分裂的世界为美国文化总体上提供了空间框架。社会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双重标准不仅仅表现在性别歧视方面，还表现在经济政治生活从道德和公共责任中分离出来这一方面。

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1860—1935)在她公开的思想诗中直接地提出了这些问题。现在她最出名的作品是《黄色的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这个故事揭露了家庭对女性的限制其实是一种近似疯狂的形式。吉尔曼在她自己的那个时代，最出名的作品是她的小册子《女人与经济》(Women and Economics)。在这部作品中，她描绘了两性角色和经济间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对社会产生的更广泛的影响。她争辩说现在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经济利益是建立在自己的吸引力上的”。这使“公开的恶性市场”只是和婚姻相对来说有一定区别。婚姻“使妻子和丈夫永远享有共同的经济地位，被法律承认，被宗教认可并尊崇，婚礼的殿堂铺满鲜花，飘满熏香，充满了积淀已久的感情”。女性在经济上对于男性的依赖在“性经济的花朵——从事肉体交易”这一现象达到了顶峰。《女人与经济》这本书以《序言》(“Proem”)开篇，她改写了创世纪和堕落的故事。和吉尔曼写的其他诗歌一样(收集在《在我们的世界中》[InThis Our World， 1893])，这首诗复述并攻击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吉尔曼的作品将男性和女性在性别、心理和社会方面所受到的束缚都表现了出来。《序言》指出人堕落的原因是经济剥削和性别区分，这使所有“盲人、跛脚的人都误入歧途”。

吉尔曼最主要的诗歌技巧是对于声音和修辞的控制。她用特别的方式表达了社会的主流声音，以此表现并削弱了主流声音的位置。另一方面，她表达了被压抑的沉默的女性声音。她用公众诗歌的形式记录了女性的生活，并记录了女性自己将统治﹑束缚她们的观点内化的程度。《难于言说的事》(“Unmentionable”)这首诗模仿这个主题，但并没有提到妓女，只是记录了对于这一现实的回避：

有一件事我不得不说，

或回避事实；

以免那些读到此诗的人

偏着脸争论得面红耳赤。

这件事在我们眼中十分平常

就像灰尘或青草一样；

那些穿着裙子轻轻走过的淑女

十分痛恨这件事。

在吉尔曼的诗《家：六节诗》(“Homes：A Sestina”)中，她充分使用了修辞，将分裂的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用《家》这首诗表现了她们对于自己所得到的待遇自鸣得意。家对女性说：

难道我们不是女性完美的世界吗，

这是自然的指示，是上帝的命令，

在家之外，她不能有合适的欲望

除了家里，别的地方不需要她的服务？

与此同时，男性在生活中没有别的需要

除了走出家门在外面的世界工作，

同其他男性痛苦地竞争？

女性不为其他男性服务，也不为他的上帝服务，

只要把家人照顾好？

通过它们自己的修辞手法，世界在社会和个人两方面被分裂开。他们对彼此来说是一种削减和背叛，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破坏力量。社会中，为他人奉献的人和自私地为自己生存的人，这两种人交叉存在——一个充满性别差异但也受经济因素影响的框架。吉尔曼的解决方法是从经济和社会入手。像《不区分性别》(“Unsexed”)和《女性》(“Females”)这样的诗坚持只有完全参与经济生活才能改革和改变男性和女性。但她的目的只停留在社会参与这个层面，并不是个人的唯利是图。她的诗《民族主义》(“Nationalism”)保证在一个典型的杰斐逊式的共和国中尽量减少个人参与经济。美国需要的是：

……我们所有的公民，

要求我们共同劳动创造出产品……

我们的自由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国家保证这一点；作为报答

我们为国家服务，也就是为我们自己服务。

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坚决反对女性的家庭角色，这使她在生活中遭受了精神崩溃，并把它记录在《黄色的墙纸》中。经过了多年的犹豫(在她的日记中，她问到：“噢上帝我希望/使我的生活保持最高最好的状态!……这样我还能做别人的妻子吗？”)，她确实结婚了，但结果只是使自己崩溃。她为自己的性别角色“歇斯底里症(hysteria)”找到了良药，即离家出走与丈夫离婚。她把自己的全部奉献给了女权事业，她再婚的条件是她不用做家务、不用生养，并保留出游﹑讲学和写作的自由。在她前夫与她的好朋友结婚后，她还决定要把孩子的监护权给了前夫，这件事在她有生之年招致了诽谤与诋毁。在某种意义上，吉尔曼只是将19世纪其他女性中明显存在的家庭责任和职业责任之间的冲突激烈化了。人们一定会注意到著名女性诗人的婚姻和文学创作之间的矛盾关系：菲比·凯里(Phoebe Cary)﹑艾米莉·狄金森﹑露西·拉卡姆(Lucy Larcom)﹑里斯特·瑞兹(Lizette Reeze)﹑路易丝·伊莫金·吉尼(Louise Imogen Guiney)和艾玛·拉扎罗斯都没有结婚。那些结了婚的女诗人大多数不是寡居，就是不顾丈夫的反对继续写作。无论如何，在19世纪的背景下，颇有争议的人物，比如在《身为女人》(“Of Woman Born”)中描绘的阿德里安娜·瑞奇，就不符合以上的情况。瑞奇代表着在作为一种反自我形象的“不自由的女性，即殉教者”和“个性化的自由的”女性之间的“女性自我分裂的形象”。但19世纪女性的自我意识并不是简单地拒绝服务社会的殉教者，也不是单纯的提升个人自由。就像当时的女性作家在她们的作品中所反映的一样，19世纪女性最根本的身份意识包含着和家庭和社会的联系。即使在威尔科克斯的一首反对扮演“男性的仆人的”优雅的“淑女”形象的诗《女人》(“Woman”)中，也有这样的诗句——“充满了杰出的力量，坚强，美丽和坚忍，/能够完成唇舌和笔的最高尚的使命。”——这就是“母亲，妻子，和姐妹的定义”。这句诗为我们提供了真实的“女人”的形象。当时的女性不止想要保持这种对于社会和家庭的责任，而且还想要为女性的这种责任辩护。事实上，这是她们批评一个日益商业化、道德逐渐成为空话的社会的一种方式。她们坚持的为他人负责这一价值观起到了反对孤立的个体之间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不可调协的的竞争的作用。这一价值观同时也将她们传统的自我定义转化为对于发展中的美国工业、城市和政治文化的一种攻击。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她的《女权辩护》(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中用一部分专门阐述“应综合地理解谦逊的含义，它并不单纯指女性忠贞的美德”，她这样写的目的是反驳那些劝导类图书关于举止方面的规定。这里，沃斯通克拉夫特首先将谦逊与忠贞区别开；然后又将谦逊与卑微(“一种自我贬低”)区分开；最后将其与害羞、胆怯、天真与无知区分开。相反地，谦逊对于玛丽来说代表着“谨慎的理智”，有能力构想“一个伟大的计划，并尝试性地坚持这个计划。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概括地说：“谦逊是一种带领女性建构关于自己的公正的观点，同时远离虚荣和成见的朴素的性格。它是让女性对自己的尊严产生一种崇高的认识。”沃斯通克拉夫特在这里试图把谦逊从一种限制女性的象征转变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自我定义，这种转变既反对无限制的自我夸大，也反对无限制的自我贬低。关于谦逊的争论，焦点不再停留在它是否是一种特别的﹑具有限制性的女性美德，而发展为它是否是一种与政治历史上称之为公民美德息息相关的普遍的道德标准。从这个角度看，19世纪女性所参加的社会活动、改革运动、慈善活动和其他服务社会的活动不仅仅表现了女性的角色从个人的、家庭的世界延伸到公众的世界。相反的，女性所从事的这些活动可以被看做是公共的、实际上是公众性质的工作。这些活动表现了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意识形态相关的无私的公众美德这一传统。我们可以说，是19世纪的女性继承了这一传统，而男性在这个世纪逐渐开始追求经济利益，我们可以称这种追求为个人的追求。但女性对于公民美德的继承同时也标志着美国在与日俱增地投身于经济利益和个人物质追求的同时贬低了社会和公共美德的价值。

艾玛·拉扎罗斯的创作在很多方面描绘并概述了女性文学所表现的个人与公众之间的复杂的而且不断变化着的关系。她早期的作品表现出她作为一名女性作家所特有的谦逊。在像《回声》(“Echoes”)这样的诗中，她承认作为一位诗人，她“是晚辈并且是女性……用女性的面纱遮住了自己”。但即使是在同一首诗中，放弃者的形象向坚持者转变。她不能克制“男性的现代的激情的力量”，并退回到封闭如“海底的洞穴”的家庭背景之中。但她的诗提供给我们的“回声”表现出一种对于“孤独的歌唱”的热爱。这一点表明她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她所用的修辞要比“配备了精锐武器的勇士……战争的危险，伤痛和胜利”更加丰富。

拉扎罗斯的这种把限制作为力量、将谦虚作为一种坚持的意识对于拉扎罗丝的自由女神像十四行诗《新巨像》十分关键，这首诗在很多方面代表着19世纪女性形象的概括，并作为谦逊主题最伟大的象征和革新。这首十四行诗的开篇前八行以女性化的美国的形象批判了欧洲不谦逊的自负。自由女神像矗立着

一尊雄伟坚毅的自由女神，

虽然不像希腊巨大的铜像，

以压倒一切的形体雄视四方，

却别具一格，将屹立浪涌霞飞的海岸。

而是像这样

她的名字是流亡之母，她的火炬，

是牢笼之光。灯塔般的巨臂，

燃烧着世界的希望，柔和的目光，

号令两大都市港口的空中桥梁。

傅正明译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