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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英 | 论移动互联时代手机对人之自我的建构及驯化
人们对接入移动互联的手机的普遍使用，让媒介与人的关系进入细镶嵌化的阶段，人成为“赛博人”。一方面，手机作为随身携带的必需物品，具有身份标识作用，是对使用者的自我的提喻；另一方面手机也为自我提供了更多的展示手段和空间，是对自我的延伸和扩展。然而，使用者的自我在手机联网条件下，也成为被深度发掘和设计的对象，手机在对自我进行解蔽的同时又造成新的遮蔽。手机对人的重大改变在于，它上升为人们必需的常规媒介，人们的世界成为经过手机而感知到的世界，手机主导了人对世界的解释，人对自我的认识是经由手机过滤了的，手机由此对人进行驯化和形塑。
符号学家赵毅衡认为，人类传媒的发展经历了三次突变——言语和符号的发明、符号的系统记录和文字的发明、电脑与互联网的产生，第一次突变使人成为“符号动物”，第二次使人成为“符号学动物”，第三次正在使人变成“符号元语言动物”（2016，p. 67）。与常见的媒介史划分方式不同，这种突变划分方式将电脑与互联网作为传播媒介的作用，直接置于印刷之上，视其为一种高速度的陡升。陡升使人面对的符号状况更为复杂，建构了新的符号衍生传播方式，而这种方式将改变人类文明和文化状态。但具体到第三个陡升中，由电脑（PC）到手机类移动媒介是一个关键点，它是媒介与人进入细镶嵌化的标志，意味着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所言的赛博人（Cyborg）的广泛成型。“镶嵌”原指一种工艺，系将一个较小的物体嵌在另一个较大的物体上，使二者浑然一体。这里的“镶嵌”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作为物体的手机与人处于形影不离的状态，似乎构成人的一个身体部件；二是作为网络终端的手机，将人拉入一个互联网络中，人成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第一层“镶嵌”，人是主体，手机是嵌体，手机为人所用；第二层“镶嵌”，人是嵌体，手机及其背后的力量是主体，人为手机的联网所裹挟。正是手机与人的互相镶嵌，才使得人成为哈拉维所说的“赛博人”之一种，一种“控制生物体”、“机器和人的混合”。（1991，p. 149）
1 手机成为“赛博人”自我展示和自我认识的重要工具
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著名观点十分适合论证手机媒介的优越性。汪民安甚至提出“手机意味着人体的进化，我们不是主动地控制或者拥有这个手机，而是相反，手机开始强行闯入到你的身体中来。”(2015，p. 109)虽然汪民安谈及的手机主要是就具有接打、存储功能的手机而言，尚未提及手机普遍上网之后的情形，但他已经明显意识到手机对人的解放，手机对身体的入侵，手机组成社会网络，以及社会网络构成的日趋手机化。但因汪民安并未提及联网手机，故而他对手机作为人的器官的延伸的判断未免过于简单。换言之，只能接打电话，储存播放资料的手机，只是人的工具配置的常态化，还谈不上赛博人的成型。而人寄生于机器中才构成“赛博人”。在当下，移动联网的手机以智能手机的形式出现，它既是一件物体又不仅仅是一件物体，也即它具有多重功能或者说多重身份。首先，作为物体的手机，需要由屏幕、相机、芯片、电池、外壳等组成，它会表现出造型、颜色、大小上一定程度的区别。然而，之所以称为“手”机，便于“手用”限制了它在形状和大小上的丰富表现，太大和太小的都会出局。其次，是与手机相关的服务，既包括手机本身提供的日趋智能化、人性化的技术服务，也包括配套商业性服务，如移动、联通和电信这样的运营商提供的手机号码或Wi-Fi等，将我们的手机与其它手机、人和事物联系起来，纳入一个更大的社会网络中。再次，还有第三方提供的应用软件，如淘宝、美团之类的，然而，这些软件需要在IOS操作系统、Android、WP操作系统中选择一个，通过各自的市场渠道被用户下载安装，正如亚当·格林菲尔德(Adam Greenfield)所注意到的手机的真正性质，“将技术、资金、法律和操作安排互锁，从而构成了当下设备制造和服务提供的生态链。”(2017，p. 12)
PC时代为符号文本增加了“社交”的要素，移动时代又在其上累加了“场景”的要素。场景依托的五种要素，也即场景“五力”为大数据、移动设备、社交媒体、传感器和定位系统。（斯考伯，伊斯雷尔，2014，p. 9-33）手机充当了场景五力中移动设备的主要构成部分，与其它几种技术配合，在挖掘“人”的时空语境、行为习惯和心理情境方面不断开拓创新。在此种情形之下，赛博人的“自我”以数据信息的形式通过手机被精确地记录、追踪、分析和诱导。“自我是各种习惯的主体。自我与其作为存在和拥有的习惯相关联。”（维拉德·梅欧，2002，p. 110）物联网中的手机充当了发掘“自我习惯”的重要工具，因为其并非仅仅作为一个“物”而存在，而在于以一个“时时伴随人的物”而存在。所以对其“物性”的挖掘，是以对其伴随者“习惯”的挖掘为宗旨的。而这种随时随地的挖掘，到了“场景时代”，变本加厉到人都难以自知的地步，于是人变成了物联网中之“物”。人的一切，包括人类文化、思想、精神等都被纳入到了数据库，最终都成了被物化之“物”。人的自我也逐渐变成可以被他者数据把控的自我。
赛博人改变社会从web2.0时代“社交”因素成为关键因素开始，社会的形成经由个体构成的社群而成型，社交软件，网络社交建构了新的社会群体方式，和群体成员之间的交流方式，而这种组织和交流方式即如西美尔所说的构成了新的社会。其中网络对个人赋权的增长是一个不断反复的曲折过程，打开与收紧，某些方面的开放与某种绝对禁忌缠绕在一起，私人领域符号自我的多样建构伴随的是在社会共同问题上个体发声的多重限制。在物联网情形之下，我们也可以说“人是媒介的延伸”，因为在人利用媒介的同时，人也顺应着媒介来发展自己某方面的能力，同时无意识地折损另外的能力。比如，沉浸在手机世界中，人的意向几乎全部投射到手机里面的符号文本之上，而将身边的环境世界悬置起来，甚至成为“噪音”；而始终在盯着屏幕看的人在接触手机之外的信息时，会造成视觉能力的下降。甚至包括外出就餐饮食时，对他人评价的依赖，对自身嗅觉的不信任。甚至有了手机之后，人们连呆在厕所的时间都开始延长，而历史上怕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使人如此普遍地能够忽略厕所的异味了。人的五官感知能力，朝着手机所诱导的方向发展，与手机不符的能力向度迅速折损。赛博人为了更好地利用机器提供的能力，必须对既有的自身机体功能和精力做出新的分配。
赛博人的另一重意思是，它也是一个“受控”的有机体，人寄生于手机上。手机随时使在场的人不在场，不在场的人聚拢在一起。人似乎又可以在在场和不在场这两种状态中随意切换。通过手机，人的感知被塑造、人的位置被定位，人去过的地方被追踪，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要到哪里去都可随时追踪查询。这是一个隐私泄露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互联网络通过手机在人身上延伸自己的实在情形。而在这延伸过程中，私密性的自我随时面临着被泄露和操控的可能。
基于手机连接互联网的赛博人，他的符号元语言能力，来自于技术支持。换言之，即赛博人的符号元语言能力的获得，并非直接基于有机体的生理心理能力的提升，而须经由技术支持的庞大系统的连续转换，而这一转换之所以有“面对面”的印象，不被普通人察觉，乃是因为转换系统的迅疾性和隐藏性。如网络管理协议中最著名的开放系统互连参照模型（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 Reference Model），就划分了七层网络系统。绝大多数时候，用户只会注意到这一链条最顶端的应用层框架，因为它负责日常事务的处理，比如收发邮件，或者服务器和机器之间的文件传输。但是在这一框架之下还有六层框架——表示层（Persentation）、会话层（Session Layer）、传输层（Transport Layer）、网络层（Network Layer）、数据链层（Data Link Layer）和实体层（Physical Layer）。它们将数据进行压缩，以便于将其通过网络的物理硬件实施传输，并尽可能少地混杂噪音或受到变形影响，然后在终端得以解码。(盖恩，比尔，2015，p.18)这意味着通过移动媒介连接的网络符号发送与接受以下面图1这种方式进行：
表面上基于移动媒介的符号交流沟通，是基于发送者（接受者）移动媒介上的符号交流，也即虚线显示的展示在应用框架层的简单交流，实际上交流必须经由下面实线连接的路线进行，最终的真正连接发生在实体层面上。这就是说在可视化的界面应用框架之下有一个巨大的技术暗箱。虽然web2.0时代将网络的主导权交于个人，但这仅仅意味着接受者也同时有了充当发送者的机会，传受角色分界线的消解。网络交流的根本实现仍是基于实体层上。当手机助推的人的普遍赛博化后，意味着大量的信息符号都以如此的途径进行流通交换，也就等于赛博人大部分的交流处于被技术监视及控制之下。个体的各种手机行为理论上都是能被记录和监测的，假如聚集了这些数据，那么根据这些数据去推测判断一个人的身份及自我偏好也是完全可能的。“现代技术继续技术的解蔽本性，但造成的却还是一种不断强化的解蔽-遮蔽循环”。(杨大春，2003)如2017年年终流行的支付宝账单给每个人都予以了一个美好的新年“预测”，如果没有技术进行这种账单总结，恐怕普通人很难了解自己一年中都将钱花在了什么地方，所以这种账单其实也成为通过联网手机消费给予自己的一个反思性审视，这是联网手机技术在对“自我”进行“解蔽”，然而“解蔽”的同时让人默认的“捆绑”协议，却再次将“自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纳入到它们的控制之中，进入一种新的“遮蔽”状态。
联网手机在自我技术方面的管控能力也在迅速提高，人们用手机来测量运动的步数，甚至心律等，人的自我的认识经由特定手机软件的使用而更为精确，甚至愈来愈走向明确管理自我的地步，然而，这不过是福柯所言的自我技术的变本加厉的发展，“但在自我技术的发展中，其间的知识性和解释性成分不断增加，道德规范的力量不断强化，逐步以正确取代真实，或者说真理被迫在正确的话语中、正确的行为中体现出来，于是出现了知识和道德对于自我关怀的遮蔽。”（杨大春，2003，p. 51）技术的发展会增加控制的力度，这种文明进展趋势早在刘易斯·芒福德和海德格尔那里就有了洞察，虽然彼时尚未涉及电脑和互联网。赛博人会让基于技术的控制无处不在，无所不在。这种控制主体会来自于深谙技术原理的人员，而他们背后可能会有权力部门的管制和驱使，也可能会有来自于资本的诱惑和限制。
物联网、网络计算与云计算、虚拟现实及3D技术与网络的结合，将会使赛博人调取使用信息更为便捷，趋于通过网络去理解所有信息，将所有信息放入网络存储。这一就意味着，当作为赛博人的“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可以或者必须网络化之后，“我”也跟着发生了变化，包括经验自我中的物质自我部分。如图恩所言，“我们脆弱的感觉需要支撑，而这种支撑来自拥有和占有财产”。（1980，p. 472）财产与人的自我感觉关系密切。当赛博人通过手机终端去管理使用自己的财产，去联系自己的朋友，去构建自己的虚拟世界身份时，就意味着身份的多重组合与自我的重塑。而这种重塑并不仅仅是抽象层面上的，还包括具体物质方面的建构，比如手机号与银行卡的捆绑，进而再与其他应用软件的捆绑，其实就将“自己”等同于“手机号”，因此盗取一个人的财产并不需要通过像原来经常看到的如“持刀抢劫”那样的方式，只需要掌控其手机号，也即获取对手机号码的绝对使用权即可，这种一步步的符号依赖和转移策略中，作为有机体的人的主体性很容易被操控。因“手机—人—网络（—物）”的连接而造成人的普遍赛博化，同样也因手机身份的识别（手机号），个人的私有财产受到侵占。财产的减损会直接导致赛博人生活水平的改变，造成严重后果。由于横向连接勾织的巨大网络，通过手机（号）连接的财产也始终会处于赛博人置身于中的网络风险内，亦如福柯所言的“全景监狱”之中。自我也成为手机之类“物”促逼的对象。
3 手机对人的自我的驯化
人经由“感觉”而体验和理解世界，赛博人“感觉”的方式和渠道不同，也就等同于接触到的世界并不相同。换言之，也即自我构成所需要赖以的“他者”也不同，他者不同，自我也因此不同。目前，手机改变自我的方式并不仅仅在于手机成为一种异己力量来控制自我，而更在于因为它经常被用作一种感知获取媒介，而逐渐成为人的“有色眼镜”，越来越成为人们感知世界的必须“媒介”，从而成为默认“常规”，而其它不合常规的都会被排挤、边缘，甚至消失，人们面对的现象世界主要通过手机得以建构。手机技术日益成为人生存于世的必须技术。而“技术是我们认知世界和与世界联系的一种技术路线的结果，技术会通过特殊的方式让世界显露出来”。(刘丹鹤，2009，p. 60)显露出来的世界是经过手机居间调节的世界，然而，这种居间调节比之其它技术的居间调节来，更加隐蔽化、日常化，也即它成为人们的“上手事物”，手机在使用中自身退隐，进入人们意向中的是手机上呈现出的信息。手机看似与人形成一种粘连关系，这种关系中人是主导，人调用、借助手机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手机是“为人的”。
引用文献从略，请参见本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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