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 | 涉黑涉恶案件辩护，也许真是干一票的时候了
扫黑除恶运动开展以来，屡有涉黑涉恶案件当事人亲属求助，请托辩护。仅在今年前几个月里，就有近十个案件当事人亲属求助的，其中一个当事人亲属还在律师陪同来找我后，又独自来北京找我。我都没接。最近，多位有共同朋友的师友，为同一案件找我，希望我参与一个他们认为很有辩护价值的涉黑案件辩护，我有些心动了。
之前很长时间，拒接涉黑涉恶案件，一方面，是没信心能把这样的案件辩出什么效果来，怕当事人失望。正像前些日山东检察机关所公布的，他们起诉的涉黑涉恶案件100%都给判了。在运动蓬勃开展之前，我曾带着团队在浙江某地接过一个检察机关抗诉的涉黑二审案件，干了很长时间，看了一审律师可能根本没看过的几十个审讯光盘（光看这些光盘，团队所花的时间就不下一个月），发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对二审改判都满怀希望了，结果庭前会议一开，检察院撤回了抗诉，原已定下开庭时间的法院，庭也不开了，让提交书面辩护词，结果案件就给维持了。当事人家属找我也费了不少周折，还给我付了不少律师费，对案件的结果，当事人及家属的失望可想而知。据说当事人付给我的律师费，都是借的。当事人及其家属也算是赌博了，赌我辩护能有好结果，可惜输了。后来发现当事人家属困难，我又给退了一部分律师费。这个案件，我郁闷了很久。
另一方面，涉黑涉恶案件被告人通常很多，十几个几十个被告人是常事；需要辩护的罪名和“犯罪事实”，也很多（徐昕、李金星、王兴律师、袭祥栋等辩护的福建林峰等涉黑案，有的律师辩护意见就搞了十来万字，李金星律师当庭发表辩护意见的时间就是七八个小时，可想而知辩护的工程量是多大）；诉讼时间通常拖得很长，当年我们辩护小河案，开庭就持续了几个月，净开庭时间达四十多天，后来我们辩护衡阳周氏家族案，持续开庭两个月，更不用说开庭前的一次次庭前会议，一次次会见。旷日持久，能坚持辩护下来都算是命大。（在小河案及衡是周氏家族案辩护期间，我都曾有过身体虚脱的经历。还好，第二天又满血复活了。）
第三个，就是辩护涉黑涉恶案件的规矩多，司法行政部门啰嗦大，而办案机关对这类案件的办理却往往不太讲规矩，而且往往有恃无恐，批评、揭露一下他们律师往往就得吃不了兜着走。记得当年办小河案，我就曾被投诉若干次，我都做好不能再做律师的准备了。很多在类似案件中真辩的律师，都有过被投诉的经历。
当然，还有一个不便言明、也是让我很鄙视自己的原因，就是办这样的案件，一个案件相当于办其他若干个案件的工作量和身心耗损，但由于当事人财产基本都被查扣冻，家属往往无法支付与律师付出相称的律师费，在有很多其他类型案件当事人请托的情况下，我往往就选择其他性价比更高的案件。而接了其他案件，自然也就更没有时间再接更需要时间保障的涉黑案件了。
眼看三年运动已近尾声，作为一名刑辩律师，尤其是当年以辩护涉黑案件（组织小河案辩护，后来又辩护了一系列涉黑案件）被很多同行熟知的律师，我常常自问，对这场以刑事司法面目呈现的扫黑除恶运动，隔岸观火，不参与相关案件的辩护，是不是有些社会责任缺失？
奇了，找我的师友也在拿我在扫黑除恶运动中的辩护缺位，来说服我参与涉黑涉恶案件辩护。也许真是干一票的时候了。
——周泽写于2020年5月26日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