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完全算得上是一部高水准的诚意之作。剧组在五个月辗转六个城市实景拍摄，高度还原了民国时期的社会风貌；编剧李樯一共写了600多场戏来反映当时文人的风采；许鞍华在原剧本的基础上精简到300余场，对拍摄的要求也一贯地细致入微，连群众演员都表示“每天要花20分钟盘头，这是我演过的最讲究的戏。”一部被投资方，电影界和观众寄予厚望的艺术电影，一部制作精良，2014年最被期待的华语电影，缘何最终在争议声中落幕？连导演本人也表示，以后不会再碰作家传记题材。是什么偷走了这场势在必得的“黄金时代”？

成也间离，败也间离？

于是导演在二次创作中的想象力变得尤为重要。许鞍华跟随了众人回忆的角度，但在二次创作中改变了诸多“残忍的”细节，使电影走到真实传记和虚构故事的艰难夹缝中。试举一例。萧红一直“名声不好”，被指爱依附男人，绯闻对象中鲁迅先生也赫然在列。电影中为了避嫌，完全弱化了鲁迅对萧红的文学成就的肯定。王志文三场戏把鲁迅这个人物演得鲜活，但与萧红的互动纯属幼稚，尽是些小姑娘穿新衣服转圈圈的戏。

《黄金时代》里的萧红小，小得好像一颗尘埃，随着爱情飘，随着时局颠沛流离，最后被打上宿命论的标签，孤苦终结一生。这样一个灵魂渺小的人物无法支撑起三个小时的电影，更无从谈起文学成就最高的民国女作家。如果不去提炼她灵魂中复杂又生猛的部分，很难说服观众她值得一场三个小时的讲述。萧红首先是一个作家，然后才是其他的，爱情狂或者女疯子。她在有限的31年生命中，带着生产后留下的疾病，写出了15部小说，其中不乏《呼兰河传》这样的恢弘长篇。萧红一生的诉求是自由，表达的唯一方式是写作。她经历过无数次迁徙，一生贫穷，饱受背叛和病痛，却没有在她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有过只言片语，任由他人评说。她对自己命运的冷漠反而使她有超乎一般女性的耐力和坚强。鲁迅说她“力透纸背”，许广平说她“文字英武”。这股内在的自由精神，是萧红看似凄苦的人生中最灿烂的烟火。而电影最令人遗憾的，是没有把她的文学创作放在核心，却把她与四个男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作为了主线，人物一下子失去了筋骨，沦为一个频繁生产、不可理喻、花样作死的文艺女青年。

一部在创作形式上剑走偏锋的传记电影，却没能在创作内涵上足够犀利。造成的失败是叠加的。虽然接受采访时许鞍华坦言这次有点“拍伤了”，但和萧红一样，许鞍华有着不害怕未知前路的无畏。她们好像懵懂中感觉到有巨大而复杂的结果会发生，但踌躇过后，必然是要纵身一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