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手记 | 一名社会工作者身处疫区的助人自助

我不会想到，这个假期成了我至今以来最长的一个寒假

1月18号之前，我并没有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有任何关注，虽然在微博热搜看到过相关消息。这之前的我有六年的时间在武汉上学，尽管毕业后去了别的城市，但武汉有很多朋友、同学、老师，我也没有从他们任何人的消息里有看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内容。

这一天，我在北京。从1月12日我随工作的机构珠海协作者来到北京参加协作者大团队为期7天的团队能力建设活动。晚上活动结束时，同事志葵老师提醒我关于疫情的事，因为我第二天晚上要坐高铁到武汉转车回家。考虑到不能影响身边其他人的健康，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件事，觉得要为此去买口罩。

1月19日当天，一个原本约好晚上一起吃饭的朋友也发了一张关于武汉新冠肺炎消息的微博截图给我，提醒我买口罩。但是虽然我记得要买口罩这件事，却没有去买口罩的机会。晚上跟朋友一起吃饭，吃完饭准备出发去火车站的时候，朋友给了我2个N95口罩。当时的我根本想不到，这2个口罩给了日后的我多大的心理支持……

我乘坐1月20日凌晨1点多从北京西出发到武汉站的高铁，早晨6点左右下了高铁。下火车之后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并没有什么人戴口罩。正犹豫着要不要戴口罩，突然感受到阵阵冷风，还是戴吧，戴着暖和。这么想着就还是从书包里掏出了口罩。

▲ 从武汉回家的火车上，外面的阳光、土地一片祥和安静（拍摄于2020年1月20日，摄/杨童珍）

从武汉站，我转地铁到汉口站，清晨武汉地铁还算空荡，我中间转了趟地铁一直都有座位。但到了汉口站里人还是挺多的，各个检票口都排着长队，这时能看到一些人带着口罩了。在汉口站候车厅等了半个多小时，上车后坐在靠窗的位置。武汉冬天早晨8点多，正是太阳升起的时候，阳光从窗户照在人脸上，暖呼呼的。我拿出手机，给家里的朋友发消息，跟她约了之前常去吃的三鲜粉以及她家楼下新开的牛杂面。天气晴好，半个小时后我就能到家了，就能见到许久未见的家人、朋友，这会是我毕业之后的第一个短暂但充实的寒假。但我不会想到，这个假期成了我最长的一个寒假……

我们都可以成为自己生活里的“吹哨人”

到家之后，洗澡、吃饭、给朋友同事报平安，然后处理之前没处理完的工作。一切都很正常，但其实一切都在变得不正常。1月20日当天，网上消息已经变得吓人，我提醒了家人，但他们不以为意，我没有多说什么。晚上，李涛老师（协作者创办人）在机构群里发消息，严肃跟我们说到这个事情，提醒我们准备一些口罩、消毒液等物资，并在线为全体同事开展了疫情防控方法的培训和下一步工作部署。事情慢慢在发酵，我有些担心，提醒家人去买口罩、体温计，但他们仍旧不为所动。1月21日一大早，还留在北京的同事说药店已经买不到N95和一次性医用口罩了。我更慌了，威逼利诱让非要出去玩的弟弟必须买口罩和体温计回来。他去了好几个药店，终于在一个药店买到了店里的最后一盒口罩。

后面几天，网上消息越来越吓人，我一直提醒家人，但大家依旧不以为意，依然聚会吃饭，直到武汉封城，直到孝感也封城了。1月23日晚上，我问我爸：“还吃年饭吗？还串门拜年吗？”我爸回复：“饭还是要吃的，年可以不拜。”

大年初一那天，按照家里的习俗，每家每户要一早去扫墓，然后挨家挨户给邻居家拜年。因为封城，大家意识到问题有些严重，都自觉取消了串门拜年，但扫墓还是要去的，可能因为大家都觉得如果不去，会损害一家人未来一年的平安和运道。因为回家的时候经过了武汉，我一直主动隔离自己，不跟家人一桌吃饭以及基本不出房间。但爸爸要求我跟他们一起去扫墓，所以我还是出门了，带着两层口罩。那是我回家之后第一次走出家门。因为往年都是一大家族约着一起去给爷爷奶奶扫墓，我去隔壁二伯家约他们一起顺道拜年的时候，二伯母一边说着：“可把您请出来了（因为之前主动隔离没跟大家吃饭，大家颇觉得我大惊小怪）。”一边面露难色让我别跟大家去扫墓了。然后我继续回家闭关……

闭关久了，人很容易乱想，特别是看到网上各种消息的时候，时常觉得自己胸闷头疼喘不上气，怀疑自己是不是在路过武汉的时候感染了……这种时候会因为自己戴了口罩感到一些安慰。感谢靠谱的朋友给了我口罩，感谢自己戴上了口罩。但其实，促使当时的我带上口罩的，仅仅是那一股刺脸的寒风吗？如果志葵老师没有说起，如果朋友没有提醒，我是否会仅仅因为冷而戴口罩，又是否会在开了空调的地铁、火车站内摘下口罩。某种程度上，我是不是也被“吹哨”提醒了。而机构一直在工作群和公众号发布各种消息、提醒大家注意，是不是也做着“吹哨”的事情，让群内的大家认识到事情的真实严重性。而我自己，对家人亲友的提醒是否也起到这个作用……之前网上大家都为“吹哨人”李文亮的事情或难过、或愤愤不平。但这些情绪性的发泄之外，也许我们都可以成为自己生活里的“吹哨人”。

身处疫区被隔离，但我可以做一些事情

在家自我隔离度过的第一个14天，我感到很开心。我所在的机构线上工作也开启了。当我还陷在时常怀疑自己感染了新冠肺炎恐慌时，同事们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线上调研与访谈、在线咨询、在线课堂、防护物资救援、知识传播救援……大家进入不同的救援行动组，开始了针对困境农民工家庭的服务和支持，而此刻我想，虽然我身在疫区，但我也可以做一些事情。

▲ 家附近的路口用土拦截，不让外人和居住的人随便出入（（拍摄于2020年2月初，摄/杨童珍）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活动消息的审阅和推送，很多时候，倡导人员并不是直接的服务者，特别是作为一名身处疫区被隔离的倡导人员……但我常常从参与一线服务的同事的文字中，看到困境农民工家庭的生活处境，感受到他们面临生活压力和顽强生命的韧性。通过倡导工作获得对这个群体的间接感性认识，在我参与到访谈工作中后，有了更直接的认识和理解。

我所接触的访谈对象是等待救援物资的申请者。通过访谈，了解他们家庭的口罩需求情况后，针对不同申请家庭需求情况进行紧急程度评估，最后将有限的救援口罩发给真正需要的家庭救急。

刚开始访谈的时候，我耐心地一个个问题跟对方沟通，“家里几个大人，几个小孩？”“几个人已经复工？”“外出上班的话，工厂给发口罩吗？”“工厂一星期发几个口罩？”“工厂发的是什么样的口罩？”“家里还有剩余的口罩吗？”“是什么样的口罩？”……沟通过程繁复而耗时。熟练了一些后，我将要问的问题汇总，形成固定的话术，一次性发给对方，让对方看题回答问题。

这时候发现，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样简单。对于我一次性给出的这些问题，虽然我觉得这些问题直接且简单，但很多申请者并不会按照要求答题。最后我往往还得一个个问题再进行追问。这让我深刻地体会到跟农民工群体沟通的困难。其中有一个申请者，在我一股脑地向他发送了那些问题之后，他只是简单地回复，“我没有口罩，我想申请一个口罩。”当我继续跟他了解他的工作处境、家里有没有其他人也急缺口罩等问题时，他都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一个劲儿地说“我没有口罩，能不能给我一个，我就要一个”……我感受到沟通的无力，于是把我们对话的信息发给了珠海协作者负责物资发放的志葵老师。她看了信息之后觉得无法评估是否发放，于是给那个申请者打电话了解情况。后面志葵老师反馈说这个申请者也属于急缺口罩的对象，并且给我建议说，“以后遇到这种情况，电话沟通会更好一点。”“但是电话沟通不是也问这些问题吗？”我心想。

我为自己产生的偏见而感到抱歉

后面我又一次深刻感受到这个问题，是与一个妈妈申请者的沟通。我一直觉得即使线上非面对面沟通，也是能感受到对方的语气、神态和情绪。而跟那位妈妈的沟通过程中，我感受到的是冷淡与距离。我问什么对方答什么，没有多余的话以及语气词。我直觉对方不想多说，所以也没有多问，将了解到的内容如实反馈给了志葵老师。后来志葵老师还是觉得拿不准是否发放，于是又给对方打电话进行核实，结果也是进行发放。

▲ 在家办公，线上处理救援工作

后面我给这个妈妈发了来机构领口罩的信息。一般申请者收到这样的信息时会回复收到以及谢谢。这个妈妈收到信息之后，问“可以给我儿童口罩吗？听说你们这有。”以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当时我了解的信息是我们的这批救援物资并没有儿童口罩，所以我跟志葵老师核实这个事情，志葵老师说：“之前联系对方的时候了解到他们家有生病住院的孩子，后面我们机构会收到捐赠的一批儿童口罩，可以给到他们家，但需要先填一下申请表。”然后志葵老师联系这个妈妈让她填了申请表。

这个妈妈又给我（我用机构手机联系的大家）发了消息，说“我弟妹他们文化水平不高，我只比他们好一点点，不知道填得对不对？”我先是楞了一下，弟妹？他们家亲戚也申请了？然后整体理解了一下她的意思。我突然对这位妈妈感到心疼，为她跟我坦言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害怕影响到孩子申请口罩。我也为自己从自身角度出发对她产生偏见而感到抱歉……

电话那端，我所面对的这个群体、外出务工者、农民工，他们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呢？他们是在疫情下，即使没有口罩也得出门工作的人。他们买不到口罩，自己做棉布口罩来戴，一个口罩反复清洗反复用，却不知道这样的口罩根本没有防护效果。他们是文化程度不高，难以理解我发送的问题，但他们也是为了家庭，冒着风险努力工作，尽心照顾住院孩子的爸爸妈妈们……

这是我生命中的重大事件，终将被永远铭记

“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我们的服务对象？了解服务对象有两个角度。一个是‘服务对象是个人’的角度，即把服务对象作为一个人去了解，是一个活生生具体的服务个体……第二个是‘服务对象是个群’，即把服务对象作为一个群体去了解，是农民工群体，农民工困境家庭，是一个社群，怎么将‘人’放在社群中，从社会问题的视角去了解服务对象……从结构性的角度、制度性的角度、社群的角度去思考如何干预。”李涛老师在给我们进行在线督导时说。

疫情当前，农民工的沟通、理解、表达能力也许不是我们要干预的重点问题，但我们应该去理解，理解他们作为个体、作为群体的表达方式、思维观念。而不是从自身经验的角度，带着对一个群体、一个群体里的个体的误解和偏见去认识他们、服务他们。只有正真地理解了服务对象，才能在服务中以平等心跟他们“在一起”解决问题，才能在倡导中帮助他们传递自己的真实困境和需求。

作为灾区人民的一员，我对经历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灾难，感到难过，但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我对能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参与到这样的救援行动中，感到幸运。参与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收获，以及救援物资发放后服务对象的感谢、反馈，都将与这次疫情一起，作为我生命中的重大事件，被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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