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云眉：我不怕头上的白发，但我必须和思想上的白发作斗争！

黄云眉先生是一位具有多方面素养、德才兼备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他一生在为人、为学、为事三个方面，都堪称师表，道德、文章、事功融而为一，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共产党员，堪称“文章九鼎重，神骏万里超”。在学术上，不仅对于经学、文学具有精湛的研究，而且擅长考证，精于明史，各方面造诣都很高。此外，对音韵训诂、版本目录，以及书法艺术等都有深入的研究。黄先生的书法以魏碑与王字为基础，喜爱苏字，兼收各家所长，融而为自己的特色，尤显古雅并带有浓厚金石韵味。他自幼即喜抱膝吟哦，好作诗词，1919年以来所作有百首之多，还为家乡余姚县立第一完全小学创作过校歌。平生爱慕苏轼的诗，因以“半坡”为号。应当指出，云眉师的一生不但在学术上有建树，而且是培养中国文史人才的辛勤园丁。他一生从事过小学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桃李满天下，著名学者程千帆教授，著名出版家、现代文学研究学者丁景唐先生，著名红学专家李希凡先生，清史学者金成基同志，文物专家徐启宪同志以及前黄梨洲文献馆负责人符伯望先生等，皆是云眉先生的高足。他从1929年开始发表第一部著作《邵二云先生年谱》起，陆续撰著《古今伪书考补证》《史学杂稿订存》《史学杂稿续存》《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鲒埼亭文集选注》等学术专著计110余万字。在史学领域中以明史研究最为突出，1971年完成了200万字的《明史考证》巨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从一个只进过两年学校而只有小学毕业程度的青年，到晚年竟成为一位很有贡献的国内外著名学者、明史专家，其途径完全是靠自学。他总结自己这方面经验时曾说：“我的成就虽然是那么微不足道，毕竟是从自学得来，不是除了学校就会和‘知’绝缘。”“求知的主要途径应该是自学，而不是学校。学校的教育是有期限的，而且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受全部学校教育的机会；即使在学校里受教育，主要还是要依靠自学。”他进一步指出：“结合实际的求知时间，是在离开学校后的工作实践阶段。不论做什么工作，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都不能满足于旧知，必须通过自己刻苦的学习，不断地求新知，长新知，用新知。我们是否能受到完全的学校教育，应该从国家的需要和计划来考虑，可以争取，但不能勉强。而自学则占着我们整个一生求知的时间，其权操之在己，我们非努力争取不可。”自学贵在坚持。他数十年如一日，不论如何困难，一直到临终前，也从未间断过自学和研究。他认为“求知是苦事，也是乐事”。这种一以贯之、始终如一的自学毅力和乐观精神，使他终于成为起步很晚而得到成果较早的一位学者。

在自学摸索过程中，云眉先生和其他人一样走过弯路。他说青年时期自己“只是贪婪地把大堆大堆的故纸，尽往自己脑筋里挤、积，再挤、再积”，“当时以为这样，就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内，一跃而为博闻之士。欲速则不达，结果东碰西撞，走了弯路”，患了一般青年人急于求成的通病。因而他经常以此为训，告诫诸生引以为鉴，教育我们：一不求名利，二不急于求成，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在谈话中，时以“水滴石穿”和“水到渠成”来勉励大家。他曾在为青年同志们写的一篇文章中，总结自己自学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要循序而进”。他认为“序”，就是阶段。“我们要不断求知，但不能跨过学问应有的序。”不肯循序而进，不肯在打基础上下功夫，学不到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正的学问。他认为，循序而进不仅是求知的最基本方法，也是战胜困难的有效方法。他说：“学问的加广加深，是一个和困难作斗争的过程。奇峰乍越，险壑又临，困难一个接着一个地挡住了前路。但实际上这些奇峰险壑，无非是学问进入新的阶段的标志，可以突破，不能绕过。”实际上，云眉先生正是经过了无数的“序”，突破了不少奇峰险壑，才登上学问高峰境界的。

为学犹如金字塔，既广博且精尖。如何处理博与精之间的关系，即基础知识与专门知识之间的关系，这是任何自学求知过程中必然会碰到的问题。1955年我曾当面请教过，先生当即爽朗而明确地回答：“博是精的基础。”并且要我一定先读完《资治通鉴》《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以及《左传》等书，打好通史基础，再攻读《明史》。其实，他自己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不过，先生所走过的治学历程，所经历的“序”，更广博、更精尖了。他大体上经历了三大阶段：一是“博”，二是“辨”，三是“精”。由于他出身在旧时代，所学的是“旧”学，也就是经、史、子、集之类，“博览群籍，广及四部”就是指的这些学问。年青时的云眉先生，博览“四部”历史文献，为他以后专攻考证、专攻明史打下坚实的基础。他由“经”而“史”，发而为“文”，将经、史、文融贯在一起，经过自己的分解与化合，究心于另一种特色的深湛之思、贯串之学，即独创性的见解。他承继学统而尊师重道，又能逸出学统藩篱，善于对待各家学说的异同，敢蹈前人之未越，将汉代经学训诂求真的方法致力于贵创见的目的。他以经学为本，必证明于史，突出史学为中心，学用一致，为社会实践服务。因之，他的著作显示出哲理、史实、文情三者高度的统一。

应特别指出的是云眉先生在打基础上所注意的音韵训诂学及版本目录学。音韵训诂，即古人所谓的“小学”。按今天通俗的话来说，就好像小学生入学首先要学会拼音和解剖字形、练习笔画一样，这是识字读书首先必须解决的“工具”。先生在这方面是下过苦功的，新中国成立前为世界书局编辑《辞林》一书，曾对《康熙字典》的引书进行了通校，在前人检出所误者2588条的基础上，又增检所误者五六百条，而属于形义音切之误者尚不在内，因撰《康熙字典正误》一文。此外，还写过《齐楚吴三大地区方言考》一类文章。对于我国语言文字是这样，对于外国语言文字也是如此，40岁之后云眉先生还自学了英文。至于目录版本学，可说是读书的门径。前人读书从张之洞《书目答问》开始，就好比今天读书先开个书单一样。读书必须知书，而知书又要择书。不仅考辨需要懂书目，而且对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不懂目录学是难以在治学大道上前进一步的。先生早年读书，在这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1930年，他亲登天一阁观书目录。在山东大学任图书馆馆长时先生对编目工作十分重视，在历史系任系主任时对资料室图书建设甚为关切。为著《明史考证》，他先作了《书目索引》《明实录人名索引》《明史人名索引》等工具书。先生和图书界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写过《解放前公私图籍之聚散概况》等文章。

广博的基础知识和精尖的专门学问的获得，需要解决学习方法问题。云眉先生曾把“要多思多问”列入自学经验的第二要旨。他指出，要“读书得间”。所谓“间”者，首先是指读书时经过自己思索所发现的问题。读书发现不了问题，其原因即在于没有认真地思索。其次是指读书经过思索能融化著书人用意所在，并悟出自己富有新意的“心得”。然而，也确有读书再思三思而无所得者，这就要多问。古人治学，按照《中庸》所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认为应循的序，是学、问、思、辨、行。而先生根据《论语》所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以及自身自学的体验，认为应该是学、思、问、辨、行。东南史学派大师柳诒徵先生在为《邵二云先生年谱》所作的《跋》文中，即指出这种“好学深思”的特点，因而能“辨章扬榷”“推见至隐”，并认为这是浙东学派的独到之处。

学、思、问、辨，单靠记忆力是不够的。云眉先生说：“不能迷信记忆力，应当强调发愤和勤勉。而坚持作札记就是有效方法之一。”通过写札记，不仅可以帮助记忆和养成勤勉的习惯，同时能把所学的庞杂、分散、无条理、无联系的东西，经过审慎别择，成为后来解决问题的重要资料。先生写下的无数札记，可以说是他大量著述的地基和泉源，有的经整理后即成为学术专著，如《史学杂稿续存》等本身就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这些札记手迹，字字端正，笔笔不乱，也可见他对札记的认真程度。无怪乎他把“勤于札记”作为自己自学成功经验的第三要旨了。当然，正确的学习方法归根结底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结合。他在一篇文章中强调指出，理论联系实际，“主要是指导我们能把知识结合实际，把知识贯彻到行动中去，运用到业务工作上去；又通过实践不断检验来充实它，提高它”。他把实践作为检验知识的尺度，也作为进一步充实知识、提高知识的新的起点。

1937年抗战爆发，是年南京沦陷，他独身避寇至安徽和州后，写了一首五言古诗：“百里烟尘暗，千家骨肉枯，衣冠迁赵宋，草木作秦符。”以示他对日寇入侵之恨。之后，他返回家乡，于1938年8月5日为余姚中学第一届学生毕业典礼撰写了如下意味深长的楹联：

1949年，黄先生在上海迎来了解放。作为一个富有正义感又在旧社会饱受艰辛困苦的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是不能平静的。他说：“我心中就觉得像走出阴霾看到了光明一样的愉快兴奋。”1950年他积极要求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这是他重要的转折时期。在那里，革命的真理唤醒了他隐身著述之梦，决心本着“过则勿惮改”的精神，积极改造自己，转变了“与人无争，与世无忤”的消极人生观，自我批判了过去自己存在的“那种所谓儒家的‘中庸’思想，以及那种所谓老庄的‘逍遥’思想”。他说：“经过党的教育，确实感到自己脑筋里，有两种思想，即‘独善其身’的思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不断地斗争着，结果后一种思想，获得胜利。”1951年1月，先生由华东教育部介绍到山东大学任教授。他为了巩固自己的这种新思想，不但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而且积极抓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他在这方面的学习同样是勤奋的，20多年来在这方面所写的札记也是成箱地装着。他理论联系实际，1954年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撰《柳宗元文学的评价》一文，作出和前人不同的对韩愈、柳宗元这两位杰出的古典文学家的评价，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当时日本京都大学清水茂教授特地给先生从日本寄赠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学术专著，直到云眉师辞世之后，还写信来表示没有亲晤黄先生为一生憾事。1962年10月，先生对《大众日报》记者说：“解放后由于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认识了历史的发展规律”，“使我在《明史考证》的撰写上，知道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代替乾嘉学者考订古史的观点和方法，从而使撰写质量和撰写速度较解放前都大为提高”。思想的转变，使他在山东大学26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充满着热情。1952年讲中国通史时，在激发同学爱国思想之际，先生的声音和态度都充满激情，使同学们为之感动，要求历史系表扬教书又育人的黄教授。他主动承担青年教师阅读古籍班的指导，对研究生金成基、徐启宪等尽心培养，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要求他们端正治学态度，做到红专并重、德才兼备。校内外青年只要有求于他，那怕是给校正一个字、解释一个词，他都不厌其烦地予以帮助。刘光裕在其《柳宗元新传》专著《后记》中写道：“当年在山东大学中文系读书，历史系黄云眉教授新作《柳宗元文学的评价》一文，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影响。我毕业后留校，与黄先生虽不在同一个系，但常蒙接见交谈，循循善诱。”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云眉先生对人诲而不倦，对己则学而不厌，经常以“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精神搞科研，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

1961年国庆节前夕，先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时已63岁，次日他赋诗云：

以示他老年入党的无限欢欣。入党以后，对党忠诚，遵守组织纪律，认真学习党的基础知识和《论共产党员修养》，经常联想自己虽然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修养距离一个真正的党员还很远。在实践中，他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自我改造到老。1965年以原籍余姚所藏部分旧籍245种、3130册赠给余姚梨洲文献馆及余姚中学。1977年先生临终前又嘱托其家属，将他在山东大学的数千册藏书赠给了山东大学图书馆。

任何一门学术的发展都是有继承性的，这和生物学上的遗传和变异一样，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发展。先生虽无直接师承，但学术上继承乾嘉学派和浙东学派是明显的。浙东学派虽渊源于宋，但独擅史学并以此经世致用，实出自余姚黄宗羲。而又由于清初文化专制及文字狱盛行，乾嘉诸子迫于高压不得不专以文字、典章、校雠为宗的考据，逃避现实政治，为学问而学问。这两派在学术上的矛盾，当为世人所熟知。新中国成立前，黄云眉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途径，不可否认都存在上述两种倾向。但从其全部著作看，无论就其学统、学术内涵、学术精神特征以及对各种学术所持异同的分解与化合等各方面综合看，尤其是从其学术实践与社会实践看，黄云眉先生主导方面是继承并发扬了浙东学派的特色，具有鲜明的经世学风特征。而乾嘉学派的考据，则是其治学求真的方法，目的在于致力于贵创见，以求为世所用。云眉先生崇敬黄宗羲，推崇邵二云、全祖望的为人和学术，尤其是他们重气节、重史德并考究学以致用等道德与文章两方面的有机结合，深深影响着云眉先生。他立志专治《明史考证》，应该说是继承和发扬了黄梨洲的精神。黄梨洲注重整理明朝故国的历史，留待后人经世之鉴戒。黄宗羲在《明史》上的贡献主要有四：一是供给史料；二是推荐史才；三是商榷体例；四是审核史稿。清代敕修《明史》，始纂于顺治二年，大规模纂修于康熙年间，至乾隆时复经张廷玉等加工后出版，历经数十年之久，集中了庞大的人力、物力，屡经修改方才定稿，故号称“谨严”。然其奠基者，应是受了黄宗羲委托的高足万斯同。万氏以布衣参“明史馆”，但终不显名于纂修者之行列，为王鸿绪所窃誉。万斯同纂修《明史》之法是“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因之，其史“虽不敢具为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盖鲜矣”。然而，敕修《明史》，一是由于其政治目的是为了箝制人们的思想，用康熙诏谕的意思，是为了使后人免于以史非今，议论当朝所作所为；二是由于所本《实录》亦屡经删改，不能完全成为可靠信史；三是由于出于众人之手，纪传志表互相矛盾之处比比皆是。再加以张廷玉336卷（包括目录4卷）《明史》是在王鸿绪《明史稿》基础上稍经文字润色而成，有的甚至一字未动，使“万稿”精华之处失之者颇多。所以《明史》出版之后，乾隆年间尚有修改本，自清人至近人皆有所考证，或订正，或补注，但终因有明一代官私记载庞杂，官修《明史》失实之处颇多，不易做全部的史料订正与史实的考辨工作。云眉先生以一人功力，继承万斯同修史之法，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以阐明朱明王朝历史发展规律为宗旨，并以《明实录》为本，旁采明代各种官私记载1400多种，于1971年完成了《明史考证》一书，为阅读《明史》以及掌握明朝全部历史，开辟了一条便利研究的途径，这是对史林莫大的贡献，在国内以及港台直至国际史坛上赢得了崇高的声誉，是一部传世久远的学术杰作。这部巨著凡200万言，在山东大学党委和历史系党政的关怀与支持下，在其夫人徐飞卿先生等有关同志们的协助下，终于在1979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第一册，尔后陆续出版了第二册到第七册，直至1986年8月出完了第八册。是书无序，以《内容挈要》代序，此为本书的纲。而后，根据敕修《明史》的次序，首列“纪”，其次为“志”，再次为“表”，最后为“传”。体例是先列《明史》原文，再据官私记载材料原文，并注明出处提出自己的史断性“按语”。《明史考证》“按语”的特色不限于对史料、史实的辨伪和评断，有时显明表达了先生对此处所引历史的见解，因而融史料、史实辨伪与著书人“史断”即“史识”于一体，实际上是先生对明朝历史研究结晶通过“考证”体裁的表述，是他研究整个明朝历史的学术专著。

1955年，云眉先生说，他对明史研究的最初规划是：第一步写《明史编纂考略》，搞清《明史》材料来源；第二步写《明史考证》，订正《明史》史料与史实的错误；第三步在此基础上重修一部《明史》。《明史考证》仅仅是他最初规划的第二步工作，已经花费了其毕生心血，这是在新社会的优越条件下完成的，而且在这部巨著中融考证与史识二者于一体，留下了他对明朝历史研究的见解，可以说是“经国”“经世”的文章。然而他自己竟未能看到这部心血结晶的出版，不能不说是一终生遗憾。至于这第三步工作，重编一部真正科学的《明史》，是他的未竟之业，也是以黄梨洲肇始的浙东学派在旧的历史条件下所不能实现的“理想”。而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史学界正群策群力，开拓新的明史领域，并取得可喜的成就。希望不久的将来有质量更高的《明史》问世，以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服务。云眉先生黄泉有知定当无限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