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的古典学术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思想界和学术界带来了改天换日的巨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指导思想，无论汉学、宋学，还是乾嘉学派、民国学术，这些古典学术的旧有范式统统被打破，而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下新古典学术的建设，也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于是，在新旧交接的一段时期内，古典学术研究不可避免地陷入落寞沉寂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1951年《文史哲》杂志创刊，可以说是为新中国古典学术研究开辟了第一块实验田。此后的70年中，虽然办刊思路上也曾有过极其短暂的起伏，但总的来说，古典学风格是《文史哲》一以贯之的特点，是新中国的古典学术研究成就了《文史哲》杂志，同时，《文史哲》杂志也见证、参与、推动了新中国70年古典学术研究的发展。龙协涛先生曾说：“研究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和发展史，不能不研究中国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不能不研究中国的学术期刊史；研究中国的学术期刊史，不能不研究《文史哲》的创办与发展的历史。”

回顾70年人文学术研究，《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先生将其归纳为三次范式大转型：一是1949年之后从民国学术到共和国学术的丕变，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确立了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唯物史观深刻影响了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二是1978年之后，伴随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人文社会科学经历了从“以阶级论为纲”到“以现代化为纲”的范式变迁；三是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从“以西方化为纲”向“以中国化为纲”的方向性转变。三次范式变迁，从研究视野到研究方式，深刻影响乃至塑型了新中国的古典学术研究。《文史哲》以其对主流学术的敏锐观察和主动参与，使其具备了为70年学术气候变迁提供标本的资格。

纵览《文史哲》杂志创刊以来所载论文，新中国古典学术研究在三次范式转型中所留下的脚印历历在目，鲜明地体现了第一次转型中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新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的结合、第二次转型中反传统思潮在古典学术中留下的印迹以及第三次转型中对儒学价值的重估。对于三次转型所大致区分的古典人文学术之三阶段，不能简单看作后一个对前一个的完全排斥与否定，毋宁说是后来之学术总是或隐或显地继承了前有学术的问题意识以及部分研究成果。正是前一阶段对于后一阶段的学术研究有着或明或暗的影响——有时甚至构成底色，因此，回顾和总结古典学术三阶段的特点，对于理解今天学术命题、研究方法之所以如此选择，就显得尤其重要，以学术史为鉴，映照出今日思想学术的来时之路，方能更明晰地看到未来。

《文史哲》与第一次学术转型相因应的典型古典学术案例是“五朵金花”的讨论，关于这方面，本书上编已有陈峰先生深入的专门剖析；与第三次学术转型所因应的古典学术研究动态，则主要体现于近十多年来《文史哲》杂志“重估儒学价值”“世界文明对话”等栏目，以及“儒学与自由主义对话”等系列高端论坛讨论中，关于这方面，本书下编也有邹晓东先生全面的概括和阐发。因此，本编只重点分析和介绍第一次转型时期《文史哲》杂志新古典学术风格形成的相关条件和表现以及第二次转型时期《文史哲》对于重大学术思想问题的讨论，至于第三次学术转型时期以儒学为代表的古典学术研究，则不再介绍。

现代意义上的古典学术研究，在初始阶段居于中心位置的问题意识，可以归纳为“如何认识传统”“如何认识我们的历史”，这一问题意识落实到学术现实中，其典型代表便是五四时期由胡适倡议的“整理国故”运动，而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则是这一运动中最受人瞩目、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派别，同时也代表了民国时期古典学术研究的主流方向。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49~1958年近10年间，虽然以古史辨派为主力的考订派失势退出中心，但只要“如何认识传统”“如何认识我们的历史”的问题仍然存在，古典学术研究便不会消失。新时期不仅在史学研究方面，史观派全面占据了整个史坛，在人文学科其他领域，马克思主义也已确立了其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唯物史观深刻影响了全部人文研究，古典学术研究也因此而发生巨变。

学术期刊是人文学术研究的重要载体和交流平台，往往对学术研究有着举足轻重的引导作用。学术期刊对于学术的引导作用，在民国时期体现得最为明显。如《国学季刊》《燕京学报》《清华学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食货》《禹贡》等学术期刊都对民国学术潮流发生过重大影响，《古史辨》连续编撰七辑，实际上也与学术期刊性质相近。与新中国学术期刊往往以学科及专业领域确立办刊主旨和划分刊物内容不同，某一特定的民国学术期刊，往往有自己具体且鲜明的学术主张或学术旨趣，因此，一份民国学术期刊的名称，往往成为一个学派的名称，如食货派、古史辨派等。正是学术期刊对于学术研究的这种引导作用，使民国学术史的叙述中，总是或多或少地隐藏着一条民国学术期刊史的暗线。

对于新中国人文学术古典学术研究来说，《文史哲》的创刊可以视为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20世纪50年代，以古史辨派为主力的考订派已失势并退出中心，旧有的古典学术研究似乎到了奄奄一息，甚至一度山穷水尽的境地。处在这一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转换的历史时刻，《文史哲》杂志的创刊者们敏锐地觉察到新时期学术所将要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要为新时期学术打造一块研究园地，而延续民国时期的方式，以学术期刊作为新时期学术研究的载体和交流平台，是在当时条件下最有可能作出的选择。1951年《文史哲》杂志创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与考据相结合的新古典学术就此诞生。

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由华岗校长确立的“文史见长”的办校特色，为《文史哲》的创办提供了一个有着浓郁古典学术氛围的办刊环境。在当时的山东大学，汇聚了一批文史名家，而这批文史名家正是《文史哲》杂志得以创刊的基础。人员构成方面，从担任主编的杨向奎，到担任编辑的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杨向奎、童书业、王仲荦、张维华、黄云眉、郑鹤声、赵俪生等先生，无一不是古典研究赫赫有名的学术大家，并且创刊之初杂志所延揽的著名学者也大都以古典学研究为专长，如吕振羽、顾颉刚、周谷城、杨宽、罗尔纲、黄药眠、陈登原、杨超、陈子展、齐思和、严北溟、周汝昌、程千帆、日知（林志纯）、阴法鲁、任继愈、季羡林、何兹全、孙作云等自不必说，即如翻译《资本论》的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先生——我国经济史学研究的开拓者，以《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专著名世，其重要的学术建树之一也是在于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析。

在以马克思主义改造古典学术的具体举措方面，山东大学除了创办《文史哲》杂志这一实验田之外，还设计了别具特色的文史两系的学科建设。文史两系的学科规划，不仅为山东大学赢得了“文史见长”的学校风貌，还对《文史哲》新古典学术风格的形成有着直接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和推动。

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山东大学已成为以文、理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是年11月，华岗校长会同童第周、陆侃如两位副校长提出：要把山大办成有自己重点、有自己个性的学校，要打造自己的特色。他们一致认为中文、历史两系师资阵容齐整，水平较高，教学和科研都已打开局面，并取得了重大成绩，可以作为学校倾斜的重点。那么，具体如何发展中文与历史两个学科？这便与《文史哲》杂志的发展密切联系到了一起。

在中文专业方面，山东大学主要是抓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建设，而从1954年7月起，《文史哲》杂志先用18期连载的方式将陆侃如、冯沅君改写的《中国文学史简编》推向学术界。论者认为，“这是解放后用新观点、新方法完成的第一部系统的文学史”，“山东大学文学史研究的重镇地位由此确立”。萧涤非的《杜甫研究》（上卷）出版前，也于1955年起在《文史哲》上连载，山大杜诗研究的声誉由此一举奠定。

在历史方面，“五朵金花”的讨论以及《文史哲》杂志早期刊发的系列论文，与当时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学科建设关系密切。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学科建设，是通过中国史专门化的思路进行的。当时对于“专门化”，有着不同的理解。赵俪生先生回忆说：北大以断代史作专门，如所谓的“宋史专门化”；山大则采用现在流行的规范的“专门史”的方法，开出“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和“中国农民战争史”三种专门化课程，由此带动了历史系的学科建设。这些学科的提出和设置，在当时都是破天荒的、没有先例的。这种独具特色的专门化课程的开设，反映在科研方面，是推动了山东大学的史学研究，并使之呈现自己的特色，而由此体现在《文史哲》杂志的办刊上，则是《文史哲》杂志所刊出的系列相关文章，如王仲荦《春秋战国之际的村公社与休耕制度》（1954年第4期）、《北魏初期社会性质与拓跋宏的均田、迁都、改革》（1955年第10期），韩连琪《汉代的田租口赋和徭役》（1956年第7期）等“中国土地制度史”的系列文章，童叔业《西周春秋时代的手工业与商业》（1958年第1期）、《战国秦汉时代的手工业与商业》（1958年第2期）、《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手工业与商业》（1958年第5、6期）等“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的系列文章，高昭一《试论中国农民战争的特点》（1953年第4期）、《秦汉三次农民大起义的比较》（1954年第1期），赵俪生、高昭一《论有关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几个问题》（1954年第6期）等“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系列文章。这些系列文章，在为新中国人文学术中相关领域的研究奠定基础的同时，也打造了《文史哲》杂志的古典学术风格。

就总体发稿情况来看，古典学术相关论文一直是《文史哲》杂志所刊发论文的重中之重，这种古典学术风格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因受特殊政治环境与意识形态观念的影响，也曾遭遇到极大的挫折。如1958年《文史哲》杂志第6期刊出《谈谈“文史哲”“厚古薄今”的倾向》一文，即对《文史哲》杂志的古典学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篇措辞犀利的批判文章，署名为“山大历史系部分青年教师讨论，赵华富执笔”，显然代表的并非当时个别学者所持的意见，而是大多数人在尚无明确学术专业意识状态下的选择。这除了与“政治挂帅”的时代背景有关，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文学科意识比较稀薄，处于自发阶段，尚未有自觉意识的状态。“术业有专攻”的学术专业分科既不被认可，人文学术杂志要想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便难上加难了。

不过，在今天看来，这篇以批判为目的的文章，却恰好为《文史哲》杂志创刊阶段的古典学术风格提供了有力的佐证。首先，在刊稿数量上，该文对杂志创刊之后七年间所刊发的论文进行了详细的概括和统计：

文中的数字统计，虽然是以批判为目的，却恰好可以说明《文史哲》杂志创刊阶段的浓郁的古典学风格。

其次，杂志的古典学风格，必然与杂志的编辑理念和选稿标准息息相关，但随着创办人的相继辞世，本有可能因未留下相关回忆性文字而失去上述关联的确凿证据，但前文所引的这篇批判文章，却给出了填补空白的明确记载。它指出，《文史哲》杂志“以古代史、古典文学和古代哲学史为主的选稿标准”，透露出《文史哲》杂志编辑理念中鲜明的古典学术旨趣：

当然，以今天的学术眼光看，重点刊发古典学术论文，并不一定就是“厚古薄今”，人文学术研究中的今古之别并非由研究对象所决定，而是由研究中所持观念决定——即使研究古典学术，也可以怀抱现代问题意识——因此以古典学术研究文章并不足以作为“厚古薄今”的证据，这一批评实际上是对“厚古薄今”认识不清的结果，但却从另一个角度，留存下当时杂志发文情况的史料。

前文已述，自创刊人到早期的作者队伍，《文史哲》杂志鲜明地体现出浓郁的古典学术风格，而这个有着豪华阵容的古典学术阵营的领导者、《文史哲》杂志创办的倡议者，则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华岗校长，这一格局，昭示着杂志的古典学术风格绝非民国古典学术的延续，而是古典学术在新中国的新生。新生的古典学术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文、史、哲现代学术分科为其外在形式的新中国的现代古典学术研究。

新古典学术研究的新特点与新风貌，首先体现在对文、史、哲三科的基本的学科意识，或者说，新中国的古典学术研究，在诞生之初给予自己的是一个现代学术的学科专业定位，这便迥异于古史辨派在诞生之初以“层累说”的问题意识及学术观念来自我定位。《文史哲》1951年5月1日创刊号《编者的话》中说：“本刊是山东大学历史语文研究所和文学院的一些同人们组织出版的，我们的宗旨是刊登新文史哲的学习和研究文字。”——“文史哲”杂志之得名，也正由于此。

此“新文史哲”，其“新”在何处？这便关系到新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的本质性特征，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古典学术的新生。刘光裕先生曾撰文回忆杂志创刊初期的办刊主旨：

可见“新文史哲”，其“新”在于新理论、新观点指导下的古典学术新见解，而这一新理论、新观点，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1952年进入《文史哲》杂志、任杂志第一位专职编辑的葛懋春先生，曾有文章回忆华岗校长通过《文史哲》的工作，对于山东大学文科教师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往事：

由上可见，华岗校长创办《文史哲》的主旨非常明确，那就是将其作为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园地，一块“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唯心史观，联系自己学术思想，重新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实验田。

由旧时代跨入新社会的人文学者，是带着饱满的热情，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旧思想的，因此华岗校长的这一办刊宗旨得到了杂志创办者们的积极拥护和响应。这一点在杂志创办的具体事务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刘光裕先生曾撰文回忆杂志创刊初期的情况：

创刊之初的经费由同人自筹，业务运转靠同人的义务劳动，正是杂志创办人对于新时代、新理论、新观点及新生活的饱满热情，为这些行动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支撑。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对于旧中国的古典学术进行全面改造，是人文学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长一个阶段内的主要任务，经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塑型的中国古典学术，成为70年来古典人文学术研究的主潮，这是我们在观察和总结当代学术史时，必须要注意的学术史事实。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传统文史之学的各个领域，都呈现出新的面貌，这一点在《文史哲》杂志早期所刊发的文章中得到了较为集中的体现。即使是如文字学专业这种似乎是纯考据的古典学术，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推进，也多有受惠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社会发展理论之处，如周谷城先生《庶为奴说》（载《文史哲》1955年第5期）一文，即是其中的代表。“庶”字，旧注多解释作“众多”之义，而周先生则通过分析金文字形，得出“庶字的基本意义为杂屋，为灶披间，为烧饭或住佣人的地方”的结论，并进一步指出：“由此我们该可相信庶的意思是卑贱，是渺小，是旁出；庶民在古代几乎是奴隶的专称。”虽然字形分析、训诂释例是这篇精彩的文字学考据论文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但隐于深层的，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社会发展史观。

当然，也有不是很成功的案例，如高亨先生《〈诗经〉引论》（载《文史哲》1957年第5期）中，从“《诗》三百篇的阶级性与思想性”出发，对《陈风·月出》所作的解读，认为这首诗反映的是“领主杀害农民的一个事实”。对于《月出》的这一解读，在今天已很少为人们所接受，但这种尝试，不仅在当时引起了较为广泛的争论，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对于《诗经》研究有着较大的影响。如果放下《月出》这一篇的解释不谈，只看高亨先生所示范的研究方法，即将《诗》三百篇看作是“当时社会的产物”，对《诗经》作者群进行阶级区分，一方面，这实际上是高先生为《诗经》研究寻求在新时代的可能性的一种努力，而更不可忽视的另一个方面是，从研究方法上来说，高亨先生在对《诗经》为代表的文学作品的分析中引入了对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因素的观照，并注重作者本人的身份、经历与经验，这种基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分析方法直到今天，也依然是人们研读文学作品不可缺少的途径。

改革开放之后，人文学术研究的复苏，伴随着从“以阶级论为纲”到“以现代化为纲”的第二次学术转型，在古典学界催生了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这一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大致经历了一个从批判多、肯定少地反思到理性地考察，从理性地考察到同情地理解的过程。如1984年第1期《文史哲》杂志所组织的“文化史研究笔谈”，开启了“文化热”之肇端，“文化热”的主流便是在反传统语境下对于传统文化进行批判；而1985年，《文史哲》杂志于第3、4期推出了两组共20篇以魏晋玄学研究为主题的笔谈，两组笔谈涉及魏晋玄学的概念、范围、特征、体系、理论思维方法，玄学的发展及分期，对玄学的评价与研究方法，相关重要的个案研究等内容，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期刊界以魏晋玄学研究为题的第一组如此大规模的笔谈，标志着改革开放之后魏晋玄学研究已经全面展开，而此时魏晋玄学研究所努力的方向，则是对古典思想文化进行理性的考察与审视；至1998年第3期《文史哲》杂志邀请张岱年、季羡林、蔡尚思、郭齐勇、张立文、李申等著名专家学者就“儒学是否宗教”展开讨论，引发学术界对于儒学与宗教的关注，与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反传统倾向不同，90年代末期关于“儒学是否宗教”大讨论，则是在对儒学具有同情的理解的基础上就相关问题的认识力图有所推进，可以说，“儒学是否宗教”大讨论，是对儒学研究新阶段的开启。

在新旧世纪之交，《文史哲》杂志对于自己的办刊风格也曾有过短暂的迷茫状态，试图走向人文与社会科学各学科无所不包的“大而全”的综合性道路，但很快这一思路得到了调整。近十余年来，《文史哲》杂志的古典学风格逐渐由原来的自发状态而表现为某种自觉意识。2006年创办“疑古与释古”栏目，2013年创设“重估儒学价值”栏目，2020年发起的“公私德之辨”的讨论，其选题实际上都是古典学术研究相关论题，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文史哲》杂志的古典学术风格也由此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