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红旗下的蛋

倒爷岁月

作者 | 张伟光

原载 | 新三届

2016-10-11

给你们瞧瞧上面这图：我在北京四中同学中间。那身居中央，被众人簇拥者，手抚膝盖，笑容亲和，一副天然领袖风范吧？

“国家干部”

我1982年毕业分配到国家经委，1983年开始业余下海，主要从事投机倒把。可别小看这小打小闹，从那时起到1991年出国前，我每月能有二、三万收入，那会儿一个月工资才56块，出国前基本工资97块。我那倒爷生涯的风光史，自己说了不算，先听听同学们怎么评说吧。

郭少达回忆说，1989年4月间，为了办理湖南省新闻代表团的赴日签证，他从长沙来北京，住进了北太平庄一处宾馆，终日无事，等着拿到签证后飞上海。有一次来到我家，亲眼见一屋子的彩电冰箱，三居室的屋里堆成了摞到天花板的仓库。正聊着，我接了一个电话，马上要出去接货。“冰箱里有冻饺子，饿了自己煮，”临走我说。“然后骑上摩托，走了。”他说。       

“伟光正兄你太谦虚了，把参与投机倒把的革命履历至少推迟了两三年。”陈平那天在论坛里说，“要写80年代改革开放史，新三届大学生中投机倒把第一人，发家致富万元户第一人，非伟光正莫属。”这话实在过誉了，我有点脸红，害羞。不过陈平揭发的那茬事，我还记得。

陈平原帖这样说：“1981年春，张伟光和我等10多个同学去河南日报实习。大伙儿都一门心思奔着写稿，编稿，学习新闻实务，有空去周围的名胜古迹逛逛。就伟光兄革命生产爱情三不误。一边在报社实习，一边把河南日报子弟、河南师范大学一漂亮女生勾搭了，一边还捣鼓一批洛阳唐三彩。实习结束，女生顺利脱手，唐三彩也全弄北京，倒卖脱手了……”

陈平的回忆证明我超乎常人。前些天在饭桌上，孟兴国也提及一段往事，他说，他有一年出国回来，得了一个买电视的大件指标，可是他想要一个冰箱，被此事难住了，知道我是倒腾进口家电的专家，就把这事跟我说了。我运作了一下，如愿帮他买了一个冰箱，还给了他二、三百块的差价。帮了同学大忙，还一点不黑，主动找给差价，自己还能赚一笔，牛人吧？

张河也凑热闹：“伟光当倒爷的时候我在光大，经常出国，回来在提货站碰见他好几次。一见面伟光总是问，有没有不买的，把指标卖给他，他给我美子。可能这事他自己都忘了。”

 “当时伟光就开一辆本田600大摩托，特牛逼。黑色的，大圆肚子油箱，巨大个儿，比现在开一宝马750还牛。”张河还记得，“ 那时候我开公司的一辆本田125，都觉得牛逼得不得了不得了的。”

张河记错了，当时我的坐骑不是本田600，而是更高级的650，电打火，倒了一个人都扶不起来。广院女生排队拿号等着坐，有时一次带俩，盘儿不靓的别想上。出国前，650卖给白马寺能源居老板了。

“当年我坐骑捎的，都是这样的粉子”（摄于1989年春天）

“公私兼顾”

我在国家经委期间，参与运作了一本《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当时很权威的一本书，上下两册，订价56元。新华书店见有大利可图，就要压低码洋，只给75折，而通常是78折。结果跟出版社领导谈崩了。新华书店总店下令，全面封杀这套书，全国分店禁止发行。

有天领导找我谈话，问：知道新华书店封杀咱们的事儿吗？“知道。”领导说，现在咱们很麻烦啊，这么贵的书，这么大的印量，不能窝在手里呀。

“找我什么事？”我们觉得你很有能力，连镕基同志都这么看，你敢不敢把发行这个担子挑起来？“敢呀。”我的回答干脆利落，没有丝毫迟疑。“但我有两个条件。1，我起草一个文件，以国家经委的名义下发至各省市自治区经委，要求他们配合发行工作，不过分吧？”领导答：不过分，没什么问题。“2，我要求发行管理上放开，只要不违法，谁达到咱们的要求，谁就可以帮着发行这部书。如果这两个要求能够实现，我将按80折完成发行任务。”

80折？能感觉到，领导既想相信又有点怀疑。

那会儿的企业主要是国营企业，而国营企业都归经委管，所以经委手里的资源不比新华书店差。

我把80折直接给到经委各业务局处，那20%的利润也就直接给了他们。一套书56元书的利润是11.2，加上10%包装费邮寄费的结余起码有两三块，一套书的额外收入就是14块左右。

那会儿的干部没有什么灰色收入的门路，工资又不高，发行一百套就能弄1400多，办公室人一分，可是一大笔收入呢。结果所有省市自治区经委，他们下面的经委，干得热火朝天，不断要求增加销量。

我想，虽然新华书店总店封杀，可下面的分店还指望发行它赚钱呢。于是打电话给114，让他们给我查全国县级新华书店电话地址，然后把发行信息直接捅到基层，给总店来个釜底抽薪，也给80折。他们通常经过总店的盘剥，根本拿不到这么好的折扣，于是一下子，基层新华书店的订单也上来了。

公家赚大头，我得小头。

“公家赚大头，我得小头”

当时我和马小琳还开辟了一条暗度陈仓的渠道，又倒腾出去一批。马小琳在单位搞了一个女青年创造发明竞赛评选活动，手里有个评选委员会公章。我们用这个章，盖在誊印社给印的征订单上。按照中国工商企业名录上的名称地址，加上一些私人信息，发征订单，陆续征上来二千多个订户。

我把书也按80折批发过来，书运到马家。她家离我家只隔一条三环路，每天晚上去她家写订单，包装，安排一切，白天找空到邮局邮寄。一开始她还行，后来越来越拖拉。

她家每天人来人往，都是社会精英，什么刘忠笃啊、温元凯呀等等，谈的都是惊天动地的大项目，这种凭力气赚小钱的方式根本看不上。

好几次我准时到她家，结果人家不知干什么去了，我连门都进不去。即使在家，也净忙着找人谈话。我一看这样下去不行，就转移阵地了，在我们院里找了个单位，把书运到他们那儿，把活儿派给他们，分一点利润。

七八个军人，每人每天能挣二十，他们干得可欢了，增加不少灰色收入，这好事可不多。通过这个发行我又赚了二万块，马小琳前期跟着沾光，也弄了有个几千。

书很快征订完毕，不得不加印，单位领导奖励我二千。我当时的办公地点，就在西黄城根九号院。我在经委干了三年，1985年夏考到北京广播学院读研去了。

研究生倒爷

大概是1988年前吧，我公开身份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研究生，业余身份还是“倒爷”，进口家电、侨汇券、外汇，都是我的经营业务范围。

有一天，我在北京阜成门外甲六号门口转悠。那里有个出国人员招待所，每天有一大帮倒爷在那儿和归国劳工交易，机会多多。

有个操东北口音的人问我，“有大箱没？”大箱是超过180升以上的大冰箱。我问他，多少钱要？他说可以给到二千，还问我有几个。你要几个？“给我整十个。”

我一听这买卖不小。弄好了我能挣二千。其实我手里没有，但我可以从别的倒爷手里“上货”，而且我顶多一千八就能上来。一台能赚二百，十台就是两千。我问他哪儿人，他说是鞍山的。我们最喜欢和鞍山、大庆来的人交易，因为那里钱多人傻不讲价。

正当我作发财梦的时候，突然一声哨响，这个东北买家一把撸住我。好嘛，原来这家伙是个便衣。

那天晚上，西城分局实施“大抄”行动，把在场的“倒爷”一网打尽。我们被押到一辆公交车上，摩托车扔上大卡车，给拉到了事先准备好的月坛小学，在那儿挨个过堂。

轮到我过堂了，“证件，”警察说。没带。“什么能证明你身份的东西都没有？”我身上只有研究生证，不得已掏了出来。警察一看，马上显得兴奋，大声呼喊，“头儿，头儿，过来一下。”

头来了，问怎么回事。“逮住一个研究生。”头儿把证件拿起来，翻看了一下，又瞄了我一眼，马上把证件往桌上一扔，“假的！”随口说了这么一句。

我马上辩解，凭什么说是假的，是真的。“凭什么，什么人干这个（指倒买倒卖），都是地痞流氓，社会渣子，刑满释放人员，研究生有干这个的吗？”我什么都没干呀，打那儿路过，看有不少人，以为出了什么事儿，下来看看热闹，就稀里糊涂地让你们给抓进来了。

 “这人谁弄进来的？”头儿朝着全体警察大声嚷嚷。“我弄进来的，”不远处逮我的那位回应。丫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有大箱没”那几句东北话是丫装出来的，装得还真像。他怎么回事？“他有十个大箱。”头儿转身问我，大箱藏哪儿了？

这个时候，没别的办法，只有死扛到底了，反正没有人赃俱获。“把包里东西都掏出来，”我随身带了个小挎包，里面有一千块钱。“单位电话？”我只得据实以告。那时已经晚上九点，单位不会有人接听。

可能是因为警察看我的气质谈吐不俗，加上在审讯中还几次被我逗笑，气氛逐渐缓和。我也主动坦白，说是带了一千块钱，想来买个进口吸尘器，并作诚恳而深刻的自我批评。当听到警察说要罚我三百块然后放我走的时候，我差点乐出声来，表面上却装得十分痛苦。

各位看官，我当时读研带工资，也才每月76块钱，为什么被罚三百还差点乐出声来，自有它的道理，而且是硬道理。

被抓的瞬间，我留意到几个倒爷往旁边的煤堆里塞东西，倒爷塞的东西不是钱就是提货单。事不宜迟，千钧一发，我必须马上赶回去，把它们掏出来，说不定又能大发一笔。

被释放后认领回自己的摩托车，我风驰电掣，回到在我眼里已成金山的煤堆旁。摩托车已经来不及架起来了，直接往地上一扔。撸胳膊挽袖子，我往煤堆上一扑，开始淘宝。

万没想到，掏了十几分钟，煤堆也不算大，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我竟然什么都没掏着。 

心在滴血，指甲盖隐隐作痛，我坐在煤堆上发呆。难道是警察也看见了藏钱一幕？要不就是在我前头有人捷足先登？

悻悻然，百思不得其解。有点不甘心，我恨不得去找个筛子，把整个煤堆过它一遍。这时候，陆续又有几个倒爷回来乱掏。

就这么着，我的发财梦破灭，还赔了三百。

充满着梦想的八十年代，一眨眼功夫咋就不见了呢？那个年代，倒霉的事，开心的事，故事多着呢，且听下回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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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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