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背景下的刑事专业化：刑事辩护的标准化

一直以来刑事案件代理风险大、难度高、低频化，似乎是刑事律师拒绝专业化的惯常理由。刑事律师是否需要专业化？专业化又能否带来相应的分工收益？

虽然刑事案件具有较高的定罪率和较低的代理率，但也存在刑事辩护的高发领域、高发阶段。但刑事辩护过程中突出存在着选任信息不对称、辩护过程信息不对称、辩护结果信息不对称、收费依据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都源于刑事辩护缺乏统一的标准。【详见《大数据看刑事辩护专业化之路》】

无论是服务过程、服务收费还是服务评价，都没有统一的标准。非诉案件的标准化已经成为业界的共识，诉讼案件中天同律师事务所的41步案件管理法也日益得到民商事律师的认可。

刑事案件是否应当形成自己的服务标准，尚存争议，但以互联网的角度来看，任何不能被标准化的事物都缺乏被大规模复制的可能，都是高成本、低效率的。为了能够服务好刑事辩护的蓝海，刑事专业化、标准化迫在眉睫。

对一名有志于做刑事辩护的专业律师，如何顺应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服务-需求匹配方式？也许下面几点会帮到你。

传统的律师专业能力一般是由律所大小、律师名气所代表的，互联网时代，律师的实际专业能力则被代理案件的裁判文书、所著述的专业文章、在行业内的口碑，甚至教育和工作经历所量化。

如一个自称擅长集资诈骗案件的律师，在裁判文书公开数据上居然没有一个类似的承办案例，一个自诩专业刑事律师，居然有大量的民事案件代理数据，这些在信息公开之前，都属于当事人不可能掌握的资源，但现在的数据化时代，一切资讯在大数据面前都无可遁形。

律师所要做的，就是顺应这种数据化、信息化浪潮，将最能代表自己能力、水平的资讯粘合在互联网上，塑造自己的互联网专业名片（如在无讼名片上认领自己承办的相关案例、上传成功案例裁判文书，丰富自己的执业履历），都是未来律师营销自己的重要手段。

刑事辩护无论是从案件类型划分还是从刑事程序划分，都有着固定之规。如进入立案阶段，当事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应当如何救济权利，就应该有申请取保候审、申请调取证据、会见当事人、要求侦查机关听取意见等多种途径。

每一法定救济途径应当如何行使，相关文书标准、时效标准、质量标准是否能够形成并有形化，是衡量律师服务成果的重要途径。但真正将这个过程有形化，并提供给当事人的少之又少。

刑事专业律师需要挖掘自身的优势代理资源，适时总结，对服务过程进行标准化，互联网时代，谁先制定出标准，谁就将是时代的弄潮儿。

刑事辩护律师往往以吃不饱为由，拒绝进一步的分工细化，但刑事领域的复杂性往往比民事和刑事之间的区分更大。

如毒品案件的证据标准与盗窃、抢劫等侵财案件的证据标准就有很大的不同，单位行贿罪与行贿罪中就不仅仅是行贿数额的差异，可能涉及"谋取不正当利益"、"单位利益"之间不同概念的界分，尤其是法人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界限。

这些都不是做一两个案件就能达到娴熟的程度。以笔者原来所在的检察机关培训、业务分工而言，对于刑事案件的办理是以专业化小组的形式进行，金融犯罪组、涉众案件组、职务犯罪组、毒品组、重案组、未成年组等等，对于某一专业领域的案件在一定时间内集中由特定人员办理，既可以达到深度学习、经验沉淀的作用，更是可以大大提升办案效率和办案效果。

在某一领域不能达到一万小时的积累是不能称之为擅长和专业的，而这种服务领域的垂直化、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将是律师服务能力个性化的重要途径。

由于刑事辩护是一个低频率的事件，当事人复购率（再次需要刑事辩护的可能）不大，甚至为零，在这种情况下，上一案件对律师服务的评价往往很难传达给下一个案件的当事人，而且每个当事人对于服务是否满意往往是结合裁判结果来判断，主观程度较强，也导致评价标准不统一。

互联网时代为律师的服务、服务口碑提供了可以被评价和量化的可能，当事人选择律师，无非围绕三个要素：服务、专业、价格。而无论是服务还是专业都可以通过数据化的评价体系予以固化、量化。

之前当事人的评价、涉案法官、检察官的评价在互联网时代是可以通过公开的裁判文书作为沟通的平台，可以想象在积累了相当的同行好评、当事人好评之后，律师的行业美誉度和受当事人信赖程度自然就会提升。这也是刑事辩护律师建立个人信用机制的最好途径。

刑事案件事关人身、财产、生命，重要性不言而喻，其收费标准也不像民事案件直接有标的额作为参照物，但并不意味着刑事案件没有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的维度可以依据案件的复杂程度（案由、卷宗数量、当事人数量等）、案件的耗时情况（诉讼阶段、诉讼进行时间长短）、案件的代理效果（是否改判、是否从轻减轻、辩护意见是否得到采纳等）、案件的办理情况（取证情况、文书出具情况、与司法机关沟通情况、会见情况等）等多个方面进行衡量，根据律师、律所的具体情况制定具体的收费标准，收费的透明化会给当事人最为心悦诚服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