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REVIEW

白德瑞对戴史翠《常规之国的不确定性》的书评

这是一项极其雄心勃勃的研究，其目标无异于重新设定历史学家对清朝及其官僚体制（1644-1911）的研究范式。戴史翠认为，从 17 世纪中叶开始，清朝皇帝采用了越来越多的有关省级向中央报告的规定，旨在为中央部门提供更多的信息，并对地方官僚机构进行控制。与此同时，对信息的增加需求与更高的问责水平相挂钩，因为省级当局对其下属的县和府级官员的所有行动和报告负有责任。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基于一系列行政步骤和文书工作要求，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逐步展开。但如果单个步骤只被视为常规，那么总体上，作者声称，到18世纪中叶，这些规定已经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非预期的、迄今为止被忽视的行政革命”（第3页）。这次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变革如此微妙，以至于直到现在对历史人物和后来的历史学家来说“对官僚机构的结构性影响都是难以察觉的”（第4页）。其结果不亚于 "官僚机构历史上最复杂的原则-代理控制机制之一"（第 18 页）。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只能惊叹，几代历史学术研究都错过了这一点。

然而，“行政革命”的最大吊诡是，大量的信息现在流向中央部门，特别是在乾隆时期（1735-96），导致了戴史翠所说的“信息陷阱”。更多的信息并没有带来更牢的控制和皇帝的信心。恰恰相反，作者认为，随着信息和报告揭示出更多的腐败、渎职和勾结的证据，清朝皇帝陷入了不确定、焦虑和失败的感受，从而确信王朝已经进入了衰落的时期。

作者的基本论点是，对日益增加的危机的感知只不过是“纸老虎（paper ghost）”，这是由于皇帝坚持要求更多信息而造成的（第xxii页）。她继续说，这只“纸老虎”已经扭曲清史学家对其研究对象的探索。她写道：“因此，触发清朝自身危机的同样的信息，已经支持了历史学家对18、19世纪之交王朝衰落的描述，这些描述或多或少与清朝人自己的理解相一致。因此，18世纪清朝国家在认识论上的彻底转变一直在今天的历史背景中重现，却未被视为18世纪政权行政革命的成果。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它在历史研究的表面之下运作，并不断影响用来回答它们的证据”（第4页）。因此，戴史翠告诫历史学家，他们必须“克服清朝无法克服的问题：区分问题和关于问题的信息”（第226页）。

戴史翠在书中大胆地论述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研究中忽略的清朝国家的方方面面，有时甚至令人窒息。[1] 但在概念、证据和方法论的基础上，这一论点也存在深刻的缺陷。问题如此之深，以至于在简短的评论中不可能列举它们所有。因此，我将仅限于几个更为严重的问题。

首先是关于书的副标题，“18世纪清朝的行政革命”。关于国家如何使用信息的文献很广泛，从历史上的帝国到现代，（信息）都是为了增加对人口和官僚机构的控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控制努力都集中在旨在让社会更易被理解的特定政策上，或者是集权国家试图削减官僚自由裁量权的尝试。然而，在本书，与其说是增加了国家控制，不如说戴史翠的“行政革命”结果是，嗯，什么都没有（well, nothing），除了增加了皇帝的焦虑和危机感，同时也导向了历史学家显然是错误的假设，即18世纪和19世纪的危机实际上是真实的。就这个革命而言，它似乎相当特立独行，而且其效果明显是有害的。

更严重的不足是关于史料的。尽管这项工作关注档案，但它本身并不是基于档案的研究。相反，它主要依赖于两个皇家汇编，其各种版本现在都可以在线查看：《实录》和《会典》。《实录》是一个经过严格编辑的合集，被认为是每个统治时期最重要的法令，在随后的统治时期被编纂、整理和修订。单个法令可能会被提交给皇帝的奏本引用，但这与检查原始奏本不同，也不能证明任何特定主题的奏本数量在增加。《实录》的功能是纪念性的，而不是档案性的。作为史料，它不能被直接接受，而必须被质疑其偏见和选择性地呈现事实。这种质疑已经是大多数历史学家几十年来的方法。然而，戴史翠只是简单地接受法令中所做的断言为事实。至于《会典》，它是关于帝国行政管理的法令和规定的合集。但像从法令中流出的命令一样，颁布的规定不一定反映了实地的实际做法。从本质上讲，这标志着回到了现在已经被放弃的假设，即阅读中央级文件可以提供对地方级实践的准确描述。通过检查地方档案文件来测试这一假设，已经成为从1980年代开始法律和政治史发展的核心。仔细的档案工作是必要的，但在这里很少看到这样的工作迹象。其他来源包括来自巴县档案馆、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一些文件，以及由私人秘书写的一些为外地官员提供的咨询手册。

戴史翠似乎倾向于避免与和她的研究直接相关的丰富的二手学术研究进行交流。毕竟，清朝国家是一个被深入研究的领域。例如，Beatrice Bartlett，被广泛认为是清朝官僚制度的最重要的学者之一（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1991]），除了她在七十多页关于档案工作机会的评论外，几乎没有受到关注。Ch’u T’ung-Tsu关于地方行政的开创性工作（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1962]）没有被提及，John Watt的《The District Magistr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72）也是如此。Madeleine Zelin（The Magistrate's Tael: Rationalizing Fiscal Refor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g China [1984]）、William Rowe（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2001]）和Evelyn Rawski（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2001]）关于行政改革的开创性工作也没有被提及。我自己关于巴县衙门中的书吏与差役的工作被引用，但是有误（第234页）[2]。戴史翠也没有引用从宋朝开始的皇帝们努力控制中央和省份官员的众多专著研究。对于一个关于帝国和官僚常规化的研究，没有提及Max Weber或S. N. Eisenstadt也是令人震惊的。

戴史翠最初关注的是早期清朝皇帝对他们从各省收到的信息的质量和准确性的焦虑。关键是他们确信，省级和县级官员正在串通起来，掩盖行政错误以及渎职，这是戴史翠似乎从她的史料中采纳的观点。根据戴史翠的说法，这个问题最初集中在从各省向中央报告的法律案件上。

这令人感到有些意外，因为法律案件报告只是每天在官僚体系中上下传递的大量信息的一小部分。在清朝的司法制度中，只有涉及谋杀或那些需要死刑的法律案件才需要向刑部呈请，以供审查和最终决定。正如戴史翠所指出的，转发的不是案件文件的全部，而是一个省略了许多细节的叙述报告，以呈现犯罪、法规和所需惩罚之间的明确联系。这份报告由县令起草，作为初审法院，然后发送给上级办公室，如府和省政府，经过批准后，会发送一个奏本给位于北京的刑部。上级省政府要求县令修改奏本草案并不少见。

对于戴史翠来说，这些司法案件奏本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具有双重目的——司法和官僚纪律。她声称，历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司法案件报告的后者功能。她关注于省级和县级官员面临的违纪威胁，如果案件报告揭示了渎职或无能，她认为，省和县的官员有动机串通起来，为了掩盖行政错误而“捏造事实”。作为证据，戴史翠提供了一个1684年的前法律秘书潘杓燦的建议手册，该手册提供了关于报告编写的模型模板，戴史翠认为这些模板是设计成一种欺骗形式的（第66页）。

这里有几个问题。首先，历史学家忽略了清朝司法过程中的官僚是明显不真实的。即使粗略回顾一下近期有关病例报告和审查的文献，也会发现大量与此相反的证据。事实上，司法奏本中的法律和官僚纪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因素。正确、透明和及时地处理死刑案件，以及正确地确定适用的法规和惩罚，是晚清正义观的基础。

其次，戴史翠没有证据支持皇帝对省级官员在法律案件报告过程中串通的怀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有省级档案可以提取法律案件记录。她关于省级档案的所有陈述都是推测。县级案件记录没有显示出这样的合作来“捏造事实”的证据。此外，行政手册中的建议并不是为了串通、伪造或以其他方式模糊事实。手册的设计是为了提供修辞策略，帮助县令将他们的报告送到按察使司，以及由刑部审查。此外，案件报告的文本基础和叙述结构几乎不是一个新发现。会议论文和文献提出了案件报告的叙述结构如何可能影响上层对地方事实的认知的问题。然而，本书没有引用这些工作，没有证据表明叙述结构等同于虚构。

第3章主要关注雍正时期（1722-35）的改革，在很多方面是这本书的核心，因为这些改革是“行政革命”的顶点。从康熙时期开始的努力都集中在通过增加与案件报告相关的法规数量、提交的截止日期以及增加省级官员对其下属行为的责任来要求更多的信息。然而，“行政革命”的关键步骤出现在雍正皇帝身上，他的“行政天才之举”是要求帝国中的每一个衙门都对其文档记录负责，并且这样的档案要与发送给上级衙门的所有活动报告同步，这些上级衙门要在他们自己发送给中央的报告中编写这些报告的摘要（第104页）。这种同步的结果是戴史翠所说的“清代分布式档案”。这里使用单数档案很重要，因为它暗示了一个无缝统一的“数据”体，中央部门可以使用它来跟踪信息并找出异常案例。作者接着说，作为各省报告常规化的一部分，18世纪下半叶的督抚们被要求在一个“超级奏本”中提交十二份摘要报告，作为每年年底封存衙门及其档案的一部分。如果这些从帝国各省提交的超级奏本存在，它们可以提供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不幸的是，戴史翠既没有提供例子，也没有提供引用。相反，她声称，在重组和数字化的过程中，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将这些奏本与它们所包含的包裹分开，并将它们散布在所有的文件中。结果是它们“对历史学家来说永远丢失了”（第157页）。再次，没有为这一说法提供证据。

雍正皇帝的“行政妙计”的基础是戴史翠所说的清朝行政的“案例化”。她所说的“案例”（即‘案’）从未明确定义，但似乎意味着任何文件，无论是法律的还是其他的，都受限于常规报告的规定，要求上述的互相链接的文档记录和摘要，并提交中央审查。这样的规则和处理文件中使用的语言现在传播到了刑部之外的部门。到乾隆时期，案例的语言和“逻辑”已经“殖民了行政”（第183页）。戴史翠通过对连续（几个）统治时期的《实录》中的“案例”一词进行统计对照来支持这一说法，将出现次数的增加解释为行政程序同质化的逐渐增长。

这里也存在问题。如上所述，《实录》并不是历史记录的存储库；它是皇家法令的选择性汇编，因此反映了各个皇帝的主要关注点。它不能被视为行政文件的代表性样本。此外，“案”这个词有多重含义，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与其他字符结合使用，都不全是行政的。此外，她的对照并没有区分这个词出现的上下文或与六部哪一个部门的文件有关。戴史翠没有提供《实录》之外的例子，这个词在除法律案件之外的任何地方都被使用，所以我们只能接受她的说法。最后，戴史翠没有考虑到在乾隆《实录》中“案例”使用增加是由于18世纪后期社会动荡和腐败实际增加的结果。她也没有考虑到乾隆皇帝日益增长的，近乎偏执的担忧，即省级官员正在隐瞒信息，这在孔飞力关于1768年妖术恐慌的研究中被生动地记录下来，即《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1990）。她关于“殖民化”的宏大声明显然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在此之前，“案例化”的概念仍然没有得到证实。

如她的术语“清代分布式档案”所示，戴史翠在这里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帝国行政形象，能够从县追踪信息和官方行动到中心，从而能够追究所有级别的官员的责任。[3]正如作者所说：“移交登记册、账户和衙门的财产意味着有机会和责任仔细审查行政的每一个方面。每一笔债务、每一粒储存的谷物、每一次谷物的购买或销售、每一笔由省级府库下达的拨款、每一种由下级衙门上交的款项、每一笔附加费、每一个税收方案、每一个折现、每一个具体办公室、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桥梁、每一匹马和每一个邮政站都受到审查”（第132页）。这是幻想的领域。绝对没有证据表明这种详细的检查和报告在实地持续进行过。

即使是现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其庞大的官僚机构和技术资源，也没有接近这种控制水平。只拿我自己的工作中的一个反例来说：根据法规（即在《会典》中），帝国中的每一个衙门都被允许有一个适度的配额，介于三十到四十五名书吏之间，他们被当地招募来工作最多三年，然后不带薪水地返回他们之前的职业。实际上，县衙门雇佣了数百名书吏，他们在岗位上工作很长时间。这些人通过向与衙门有业务往来的任何人收费来谋生，无论是自愿还是非自愿的。尽管从技术上说是非法的，但在地方层面，这样的费用被视为与衙门往来的一个预期部分，有时甚至被张贴在衙门的大门外。如果戴史翠声称的审查水平是真实的，那么像这样的县衙门的灰色地带就不可能存在。然而，正如我所主张的，正是这种非正式的实践使王朝得以延续。戴史翠的描绘还暗示了中央各部之间的信息自由流动。然而，据我所知的大多数研究都认为，对这种横向信息传输的限制被内置于系统中，作为防止各部之间勾结的安全措施。

此外，在一项关于帝国努力获得确定性和控制的研究中，没有讨论军机处的形成和功能是令人震惊的，这是雍正皇帝为了增加对中央官僚机构的控制而设立的。作者在这里没有关注“皇廷”和“外廷”中央政府官员之间的著名紧张关系。同样令人惊讶的是，通常被认为是雍正皇帝最重要的创新之一的内容没有受到关注，即他的父亲设计的密折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允许省级官员直接向皇帝上折。其结果是形成了两种信息流：直接发送给皇帝的宫廷奏折和由各部处理的日常题本。这两种文件的功能和目的对皇帝管理帝国和获得控制中央和省级官员所需的信息至关重要。鉴于宫廷奏折通常是为了传达皇帝日益渴望的非凡信息而写的，很可能《实录》中记录的法令是由通过宫廷奏折传递的令人愤慨的报告而产生的，而不是由常规行政摘要产生的。简而言之，中央部门不是戴史翠描绘的帝国权威的同质工具，而是被分裂的忠诚和阴谋交织在一起。

在她的最后几章中，戴史翠转向“行政革命”的最大吊诡，即努力获得更多的信息和确定性最终导致了不确定性和日益增长的危机感。到乾隆时期，由于之前的改革而产生的大量报告揭示了被视为上升的渎职和腐败的实例。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地方和省级官员提交的形式报告，暗示了对地方现实的混淆和遗漏仍然是普遍的。换句话说，她讲，官员们正在使用国家的工具来阻挠国家的利益，以至于官僚机构开始被视为“内部的敌人”（第233页）。在这种环境中，王朝的失败和衰落的感觉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将持续到1911年帝制结束。

这种失败感是如何、在哪里和由谁表达的？除了乾隆皇帝对三天没有收到任何报告的恼火之外，戴史翠没有引用其他关于皇帝关切的例子。除此之外，她引用了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2002）中关于从1790年代开始知识分子日益增长的国家衰落感的段落。但孔飞力在这里并没有将这种感知归因于报告的增加。他是指的是这一时期的实际事件和危机，这导致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受过古典教育的精英对帝国国家的宪法基础进行了重新思考。或者，也许孔飞力自己也成了“信息陷阱”的受害者。

这就引出了戴史翠文本中最令人不安的内容之一：她声称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备受关注的问题是国家寻求更多信息的感知产物——"寻找什么，就看到什么"。正如她引用孔飞力的暗示，历史学家基本上都按照这些感知来构建王朝衰落和失败的叙述。[4] 这导致了这项研究最明显的缺陷：作者对历史背景的完全盲目或冷漠。“行政革命”、“新的数据生态”和中心与省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论转变”似乎都是在真空中展开的，没有受到对清朝国家生存能力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事件和发展的影响。这里没有提到满汉紧张关系、日益加剧的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乾隆皇帝的军事行动和全球白银短缺造成的）、由和珅事件引发的大量腐败，或者人口增长的影响——土地占有热（land hunger）、行政超载以及农村贫困和社会危机的出现，这些危机将持续到20世纪。她也没有讨论异端宗教团体或少数民族的反叛的来源或影响。

如上所述，我在这篇评论中讨论的问题只是这本书的方法论、概念和证据缺陷的一部分。除了这些问题，这部作品还出现了拼写错误、重复、与随后讨论无关的讨巧的章节和小节标题、简单的索引以及文本中没有出现的参考文献，所有这些都应该被捕捉，如果作者没有这么做，那么应归咎于哈佛的校对编辑。最终，这本书最严重的缺陷是过于雄心勃勃地提出宏大的理论结构，而没有充分的证据、历史背景或与之前的学术研究进行对话。

注释：

[1]. 例如，在第24页，她指出雍正统治时期的文书改革“如此微妙，以至于之前的学术研究从未讨论过”，并且雍正皇帝关于档案责任的创新“完全没有被注意到”。

[2]. 我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县衙书吏是官僚主义罪恶的化身。地方士绅和官员对县衙书吏的诋毁是基于多种因素的，但将他们视为官僚的化身并不是其中之一。

[3]. 戴史翠进一步声称这种做法扩展到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然而众所周知，新疆、西藏和蒙古等地区被授予了行政自治的权利。

[4]. 作者似乎不知道，传统的“王朝衰落”（dynastic decline）术语，其关于循环衰退模式的假设，早已在文献中被线性变化的因素（如人口增长和参与全球经济）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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