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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攸、陈滔秋：数字全球化时代刘慈欣科幻文学的译介与传播
Editor's Note
中国科幻如何走出去，是中国当代科幻事业的重要课题。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和吴老师授权发布！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Author 吴攸、陈滔秋
作者简介
吴攸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长聘教轨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翻译研究。近期主要论文有：“China in the Looking Glass of the West: Transcultural Imagination and East-West Dialogue in François Jullien’s Chinese Study” (Archiv orientální, 2020, no.1); “Globalization, Divergence and Cultural Fecundity: Seeking Harmony in Diversity through François Jullien’s Transcultural Reflection on China” (Critical Arts, Feb. 2020)。
摘要：数字全球化为世界开启了全新的互联方式,虚拟维度重要性日益凸显，读者阅读偏好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背景之下，翻译活动体现出“技术”与“社交”两大转向，技术革命与媒介融合正推动着中国文学“走出去”历程迈入“创新”阶段，这在当代科幻文学的海外传播进程中表现得尤为典型。本文以刘慈欣的科幻作品为例，分析其海外译介与传播模式，指出经由译者、版权输出方、出版机构等多元主体对外引介，并融合数字时代的多媒体技术，以刘慈欣科幻作品为代表的中国当代科幻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成效显著，初步实现了从“走出去”向“走进去”的跨越。基于此，本文提出应从文学作品的“世界性”、多元主体的合力并举、传播手段的数字化创新以及科技与人文的有机融合四个方面，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模式作出适当调适。
关键词：科幻文学；刘慈欣；中国文化“走出去”；翻译；数字全球化
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和传播的努力与新中国的历史同步。自1951年创办的英文版《中国文学》标志着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序曲奏响开始，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历程可划分为“起步—发展—创新”三大阶段，对外传播的路径也由初期的政府赞助模式发展为当下的国家推动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系化模式。近年来，全球化在虚拟维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一现象被称作数字全球化（digital globalization），它为世界开启了一种全新的互联方式。数字全球化时代的特征不仅促使读者的阅读偏好经历数字化转型，也推动着翻译实践活动的“技术转向”和“社交转向”。基于此，数字技术革命与媒介融合正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历程进入“创新”阶段。在此背景之下，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诸如科幻文学、儿童文学以及网络文学等新锐文学类型在海外市场异军突起，既获得文学批评界精英的青睐、屡获国际奖项，又深受普通读者的喜爱、登上各大读者榜单，初步实现了由“走出去”向“走进去”的跨越。刘慈欣的科幻文学作品无疑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范例，本文将在数字全球化语境之下分析其作品的海外译介与传播模式，力图从中总结出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进行模式创新的有益启示。
一、 刘慈欣科幻作品的海外译介情况综述
刘慈欣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科幻作家之一，自1999年在《科幻世界》上发表短篇科幻小说《鲸歌》开始至今，他共发表长篇小说7部、作品集6部、中短篇小说30余篇，摘得多届中国科幻银河奖。自2012年起，刘慈欣的作品逐渐被译介至海外市场并引起强烈反响，不仅荣获诸多国际奖项，还在海外拥有着庞大的读者群。伴随着其代表作《三体》(The Three Body Problem)于2015年荣膺雨果奖（Hugo Awards）最佳长篇小说，刘慈欣也成为首位获得科幻文学界最高荣誉的亚洲人。自此以后，刘慈欣的科幻作品越来越多地受到海外市场的关注，截至2020年5月8日他已有5部长篇小说、1部作品集、1部中篇小说以及21部短篇小说被翻译成20余种语言在全球出版发行。此外，刘慈欣的一部作品集《魔鬼积木·白垩纪往事》和五部短篇小说（《宇宙坍缩》《全频带阻塞干扰》《地火》《欢乐颂》和《时间移民》）的译本也将于2020年年内出版。作为刘慈欣最具代表性的科幻作品，《三体》三部曲，又名《地球往事》三部曲（《三体》《三体Ⅱ·黑暗森林》《三体Ⅲ·死神永生》）得到版权输出方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CEPIEC”，简称“中教图”）的积极推介。《三体》系列的英文版分别由美籍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Ken Liu）及美国译者周华（Joel Martinsen）担任翻译工作。刘宇昆本人也是优秀的科幻作家，曾两次摘得雨果奖，而周华则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汉语，对刘慈欣的小说十分热衷。该系列相继由美国的托尔出版社（Tor Books）和英国的“宙斯之首”出版社（Head of Zeus）出版。前者属于德国霍尔茨布尔克出版集团（Holtzbrinck group）旗下的麦克米伦公司（Macmillan），是全球最成功的英文科幻和奇幻出版品牌，自1988年开始已连续30年获得卢卡斯奖的“最佳科幻出版商”奖(Locus Award for Publisher)，后者则被誉为“英国最佳独立出版社”（Independent Publisher of the Year）。在非英语世界，刘慈欣的作品也广受读者欢迎，荣膺诸多奖项。以《三体》系列为例，在“丝路书香工程”和“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的资助之下，《三体》已在国际市场发行了英语版、德语版、法语版、西班牙语版、意大利语版等二十多个语种版本。比如，德语版由兰登书屋德国分公司旗下历史最悠久的科幻出版品牌海恩出版社（Heyne Verlag）出版，译者分别为汉学家郝慕天(Martina Hasse)与白嘉琳（Karin Betz）。法文版由法国译者关首奇（Gwannaёl Gaffric）翻译，经由法国排名第四的文学出版社——南方出版社（Actes Sud）出版发行，该出版社曾出版大量中国文学作品。西班牙语版由大众出版社（Ediciones B）出版，后者在2017年被企鹅兰登（Penguin Random House）集团收购。匈牙利语版由本国知名的译文出版机构欧洲出版社（Európa Knyvkiadó）出版，土耳其语版则落户本国最大的科幻奇幻出版机构伊莎基出版社（Ithaki)。除代表作《三体》系列之外，刘慈欣的其他作品也被译介成多个语种版本，迅速走向世界（详见表1）。综上可见，刘慈欣作品的海外译介之路最初是在国内出版机构的推动下起步，此后逐渐进入海外主流出版与发行渠道，且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2011年，国内的文学双语刊物《天南》杂志便译载了刘慈欣的短篇小说《思想者》（“The Thinker”）。自2012年起，北京果米科技公司邀请新西兰译者霍尔格·南（Holger Nahm）陆续将刘慈欣的多部中短篇小说译成英语，并在亚马逊网站上以kindle电子书、有声书等数字媒体形式进行发售，逐渐为其打开海外市场。自《三体》系列大热之后，刘慈欣在海外的影响力更是以惊人的速度提升，无论从翻译成的语种数量、发行量、获奖数以及读者群角度来看，这些译介到国外的作品不仅真正做到了“走出去”,还成功地实现了“走进去”。
二、 刘慈欣作品海外翻译与传播路径
自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转向”以来，翻译的功能便不再囿于语际之间的转换，而成为跨文化交际的途径，成为源语与目标语社会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谢天振教授提出“译介学”（Medio translatology）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建构，指出这代表着比较文学研究新的领域和方向，极大地丰富了译学理论。译介学发源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其关注重点不再局限于语言层面，而在于“文本翻译后在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中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是一种跨语际的文学和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不谋而合。文学作品经由翻译走向海外，在这一跨越国家、语言与文化的传播过程之中，发挥作用的主体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在数字全球化背景之下，文学作品对外译介的场域由翻译场域、传播场域以及数字场域共同组成。多重场域中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成就了刘慈欣作品在海外译介的成功经验，下文从翻译主体（译者）、传播主体以及技术推动三个方面着手分析其作品的海外传播路径。1. 翻译主体的作用跨文化传播场域可被视为由独特的代码有条不紊地构成的符号环境，文学对外译介和传播的过程中也必然涉及不断地“编码”与“解码”。由于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在知识层面、文学素养和文化惯习等方面的差异，编码和解码信息难以完全对称，因而译者便要承担跨文化沟通的功能。这也使得译者的角色由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笔下的“隐形”越来越走向“显形”。尤其在数字全球化时代，许多译者借助网络媒介、社交媒体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与作者同样值得关注的主体。《三体》系列英译本的主要译者刘宇昆便是数字媒体时代一位“显形”的译者。刘宇昆具有出色的双语能力，既具备深厚的汉语文学素养，对中国古典文化元素运用自如，又有着出色的英语表达能力和极高的科幻文学创作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在以往的英文科幻创作和翻译场域之中，刘宇昆已经积淀了相当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曾提出“场域”“资本”与“惯习”等系列概念，可用来诠释翻译传播场域和其他场域之间的互动。其中，文化资本以“内化”(知识素养、语言功底等)、“物化”(出版的作品等)和“制度化”(文凭、奖项等)的方式存在。在某些条件下，上述文化资本也能够以象征性的方式发挥作用，进而成为一种象征资本。 无疑，刘宇昆是兼具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的译者。刘宇昆在英文科幻写作方面造诣颇深，他曾凭借短篇小说《手中纸，心中爱》（“The Paper Menagerie”, 2012）和《物哀》（“Mono No Aware”, 2013）两次获得雨果奖，且是唯一一位凭借一部作品同时获得雨果奖、星云奖和世界奇幻奖的作家。因此，作为译者，他既能把握科幻文学读者的阅读旨趣，又积淀了相当的市场号召力。刘宇昆在科幻文学翻译领域也颇有建树，自2011年开始他已先后翻译了中国科幻作家的60多部作品，如陈楸帆的《丽江的鱼儿们》、马伯庸的《寂静之城》、夏笳的《百鬼夜行街》、郝景芳的《看不见的星球》等，其中《丽江的鱼儿们》获得了2012年世界奇幻科幻翻译奖。此外，刘宇昆兼具良好的科技知识与人文素养，他在哈佛大学修习英美文学和计算机类课程，曾是软件工程师、律师，工作之余从事科幻小说与诗歌的创作。因此，他缜密的逻辑思维、坚实的专业知识和对科幻文学的热情使他的翻译准确地传达了刘慈欣在作品中所融入的思想与情感。文学翻译属于艺术范畴，这要求译者不仅能传达作品的基本信息和审美信息，还要有能力对原作信息进行艺术“开采”和艺术“加工”，从而赋予原作品以新的生命活力。译者在长期跨越本国和异国文化的过程之中培养起跨文化惯习（intercultural habitus），也会影响其翻译活动的微观操作。刘宇昆的译文沿袭了刘慈欣的审美标准、思维模式、文化特色和行文风格。他的翻译一方面适当保留了颇具异域色彩的中国特色，比如对中文文化意象的音译处理（旗袍—qipao、炕—kang）等，赋予读者新鲜的阅读体验；另一方面，还精确地还原了《三体》硬科幻的叙事命题，使得海外读者能够联想起西方黄金时代的科幻作家风格（如克拉克或阿西莫夫），从而产生强烈的共鸣并生发出认同感。同时，他还通过灵活运用翻译副文本，如添加术语注脚等，使读者能够理解《三体》中特定的中国历史和文化背景；同时也结合英语国家文化背景，在必要时对文中一些表达进行归化处理，在不减损文本叙事艺术的同时，提高目标语读者阅读的流畅性。2. 传播主体的推动文学作品在海外传播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媒介化的过程。创作主体完成的文学作品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言是“前流通”文本，当其进入流通领域将与出版、发行、印刷机构等传播主体发生系列互动关系，既接受来自传播主体的选择甚至改造，也利用自身的内在结构与之“对抗”，从而在互动关系中形成适应目标语市场的传播文本。同时，不可忽视的一点是，翻译文本在世界文学领域中的地位及其在目标语语境中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传播主体的地位。其原因在于，翻译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一种文学资本（literary capital）的转移，而传播主体所拥有的文化和象征性资本往往能够转移到翻译文本之上，为其增加价值。 从语言使用者的数量（尤其是在非母语人群中的使用者数量）以及占有的文学资本来看，英语作为当前的世界通用语（lingua franca）是主导语言，处于世界文学系统的中心。于是，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跨文化的交流手段又体现出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不对等”的地位，文学作品从被主导语言译介至主导语言文化圈，往往只有被“神圣化”（consecration）之后，才能获得认可。在这一过程之中，翻译主体与传播主体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能有效帮助翻译作品在目标语语境中提高辨识度和存在感，即推动译本的“神圣化”过程。于是，在翻译文学的对外传播过程中，译者固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传播主体的作用同样值得关注。就刘慈欣科幻文学作品而言，其传播主体包括译者（翻译主体在某些情况下同时也肩负传播主体的功能）、版权输出方中教图以及海外出版社和发行商，上述主体均在推动其作品有效海外传播的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中教图在刘慈欣作品对外译介的过程中，不仅投入了经济资本，还投入了社会资本，后者在布迪厄的理论中指涉个体在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人脉等），且在具体社会实践中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可相互转换。作为刘慈欣作品对外译介的重要赞助机构，中教图在没有任何海外出版意向之时便投入资金邀请译者进行《三体》系列的翻译工作，再努力寻找合适的海外出版机构。同时，作为译者的刘宇昆，不仅帮助中教图积极联系海外出版商，还利用自身在科幻文学界的影响力邀请了美国知名科幻作家大卫·布林（David Brin）等为《三体》撰写书评，为作品在海外发行营造声势。据托尔出版社的编辑利兹（Liz Gorinsky）透露，托尔公司对《三体》系列感兴趣既是因为《三体》具备不同于美国科幻作品的特质、能够为读者提供新鲜的文化视角，也是由于美国科幻文学界一些杰出人士的强烈推荐。 出版社有效的图书营销策略，也是刘慈欣作品在海外获得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以《三体》英文版的出版商托尔出版社为例，作为一家连续30年获最佳科幻出版商奖的英文科幻和奇幻出版品牌，经验丰富的托尔出版社积累了完整有效的发行体系与相应的文化资本。以《三体》英文版的发行为例，从2014年5月开始，托尔出版社就为其上市进行预热造势：不仅在官网上发布刘慈欣的自述文（刘宇昆译），并且定期在官网与社交网站发布《三体》部分节选以激发潜在读者的阅读兴趣，在首发之日还开展读书抽奖等各种活动。同时，托尔出版社借助其在科幻文学圈的影响力邀请知名评论人和科幻作家等为《三体》撰写书评，在《纽约时报》和《出版人周刊》等主流媒体对图书进行了一系列报道。这样积极活跃的营销方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英文版《三体》首发后的一个月以内，作品便接连收获美国各大“最佳图书奖”“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年度最佳图书”“《密尔沃基哨兵报》年度百佳图书”以及“哈德逊书店年度最佳图书”等奖项。优质的编辑、设计团队也极大地为刘慈欣作品的海外传播“赋能”。以托尔出版社在编辑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为例，责任编辑利兹有着十余年的出版编辑经验，曾于2017年获雨果奖最佳长篇编辑的奖项（2017 Hugo Award for Best Editor, Long Form）。《三体》译者刘宇昆在后记中曾表示利兹对译稿细节的处理十分到位：“作为托尔出版社的编辑，利兹帮助我对译文的方方面面进行改进，这是我到目前为止体验过最好的一段编辑经历。”而刘慈欣也坦言利兹编辑《黑暗森林》之时，为译者周华提出的修改意见多达上千条，编辑的调整和润色也成为刘慈欣作品在目标语市场畅销的原因之一。而在德语版《三体》出版的细节上，考虑到很多德国读者并不了解中国的科幻小说，德文版《三体》的封面参考了其英文版封面设计风格，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提高目标读者的阅读兴趣。3. 数字技术的创新数字化全球化时代，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创新的重要动力。伴随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世界进入大变局时代，“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成为新时代的重要特征。数字化为文学传播所创造的全新空间可被视为“数字场域”或“虚拟场域”。在虚拟场域之中，作为中坚力量的互联网和新媒体推动文学传播呈现出多模态、多维度的特点。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之下，屏幕端、移动端正在取代传统的纸本成为数字时代重要的阅读媒介，各类电子媒介渗透到文学传播活动中，极大地改变着信息传播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新世纪中国科幻文学的传播也是一个新媒体神话的创造过程，这在刘慈欣作品海外传播的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曾提出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强调社会活动中的行动者既包括传统意义上具备主观能动性的人类行动者（human actors），也包括观念、技术、生物等非人类行动者（non human actors）。这一理论应用到译学领域之中，是对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有效补充，二者成为“意外的盟友”（unexpected allies）。在数字化时代，非人类行动者的作用集中体现在数字技术、电子媒介以及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之上。早在2013年初，中教图就开设了《三体》系列的在线论坛www.3body.com，在此后作品译介的过程中，出版社也积极运用社交平台推特（Twitter）及脸书（Facebook）定期发布作者及作品动态，与潜在读者进行互动。2013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粉丝注册了Threebody USC的账号并为《三体》制作了主题曲视频《不害怕》（Be Not Afraid），并将其发布在全球访问量最大的视频播客类网站YouTube上，截至2020年5月，《不害怕》原始及其被转发视频的累计播放量逾万次。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图书在线销售平台亚马逊上，刘慈欣的作品还适时推出了kindle电子版、有声读物等多媒体版本，以更加多元的形式对标数字时代的网络端、移动端用户。与此同时，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也是重要的多媒体传播路径。刘慈欣也表示视觉媒体是传达科幻作品精髓最有效的方式。比如，自2019年2月起，根据刘慈欣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流浪地球》在中国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陆续上映，创下6.9亿美元的全球票房收入，成功地在全球掀起中国科幻热潮。英国工程技术学会杂志《工程与技术》（Engineering & Technology ）的主编保罗·登普西（Paul Dempsey）撰文指出，“中国的《流浪地球》足以与美国的好莱坞巨制相媲美。”可见，影视多媒体等数字技术手段，不仅以视觉呈现的方式再现了科幻文学的宏大叙事，还推动科幻文学的“走出去”与商业运作模式两相结合、相得益彰，从而极大地助推了中国科幻文学的海外传播。三、 刘慈欣作品海外接受效果
刘慈欣科幻作品不仅得到了海外文学精英阶层的普遍认可，还获得了普通读者的广泛接受，这在当代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历程中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海外文学精英阶层的接受往往体现在外译作品获得重要奖项，这也意味着作品的文学性在国际上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而海外普通读者则是中国文学“走出去”需要传播的最广大对象，中国文学也只有真正走进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书单、而非仅仅停留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才能真正称之为“走出去”。为此，中国文学作品须在保证思想深度的同时又能兼顾大众读者的阅读偏好与审美旨趣，避免在国际学界屡获奖项却在普通读者中鲜有人问津的困境。下文将从精英阶层与普通读者的接受效果两个维度，分析刘慈欣作品的海外接受情况。1. 精英阶层的普遍认可截至2019年年底，《三体》三部曲英、德、法、西、意五个语种的译作已累计超过24次获得国际科幻文学奖项提名、获奖和入选国际知名媒体、书店评选的年度好书（详见表2），在世界科幻文学界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潮”。四、中国科幻文学“走出去”的启示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指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刘慈欣在发表获奖感言时也表示：“科幻文学是国家实力的晴雨表”，《三体》作为中国第一部输出到美国这一科幻大国的长篇科幻作品，迅速得到广泛认可并屡屡获奖，这绝非单凭作品的实力达成的，无疑是与我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密切相关。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之中，只有推动中国问题成为世界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的动力，进而去影响或批判世界，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一方面，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加快推动着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的进程；另一方面，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持续推进，又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软实力，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对外辐射力。如上所述，刘慈欣科幻作品的海外传播是文学“走出去”进程中的成功案例，从中可总结出可资借鉴的启发： 第一，实现从“中国性”走向“世界性”的适度调试，创作并推出既有“世界格局”又有“中国气度”的文学作品，从而增强中国文学在海外读者中的吸引力。科幻小说是最具世界性的文学体裁，具有世界性的思维方式，“在科幻小说中，人类一般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科幻小说所面对的问题和危机也是人类所共同面对的”。作为发源于西方的文学类型，科幻文学这一文类在20世纪初由鲁迅先生最先译介入中国，中国本土科幻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既借鉴了西方科幻文类的创作模式、叙事技巧，又融合了鲜明的中国元素和中国智慧。可见，中国科幻文学本身便是兼具世界性与中国性的文学类型，能够引起跨越国别的共鸣。正如刘慈欣通过对阿瑟·克拉克等西方科幻作家创作模式的借鉴，使之与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理想和价值观融合在一起，以西方读者熟悉的叙事方式来讲述中国故事。这样会通中西而创作出的科幻作品充分体现了文化间的互通、互鉴，在译介至海外之后也更易引起目标语国家读者的共鸣。因此，中国的文学创作与生产，既要根植于中国的文学传统与文化命脉，又要适度把握具有文化可通约性的世界共通理念与理想，书写出兼具二者之精要的文学作品，促使其能够真正走进其他文化空间的深层结构之中。第二，打通文学作品与译者、出版发行机构、海外读者之间高效联结的渠道。韦努蒂曾指出，好的翻译作品不应是“译作”（translation）而是“原创”（original）。要在两种语言之间反复推敲，在两种文化之间寻求平衡，准确拿捏不同文化的重合点和断裂面，完美呈现作者的思想和精神，结合目标读者的审美旨趣和思维惯性，锻造出兼具原创性和可读性的文学精品，这本身就是译者再创作的过程。因此，培养和选择高水平的翻译人才是对译介质量和水准的重要保障。同时，翻译的文学作品要抵达西方读者必须选择具有影响力的国外出版发行机构，进入主流流通渠道，采取有效的营销推广策略，使之有机会进入更大范围读者群体的接受视野。此外，译介活动还须以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找到中外读者的契合之处，考量大众普及程度。 第三，确立多媒体介质、多元化渠道的对外传播方式，充分运用数字化时代机遇实现“走出去”路径的创新性融合。在当下的“后新冠肺炎”世界之中，数字化技术已经成为人类日常工作、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2020年无疑将成为时代的分水岭，加速推动着数字全球化进程向纵深发展，并终将深刻地改变全球社会的呈现与运作方式。数字化时代的新媒体技术使得文字、影像以及声音三大符号媒介得到有效的融合，文学形态与文学传播亦呈现出多模态、多维度的特征。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途径亦不应囿于单一的纸质文本类型的发行与传播，而可采取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多种表现手段的融合创新。我们应以传播形态的多样化呈现更好地应对数字化时代新生代读者的阅读偏好与审美需求，从而使得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效能也实现最大化。因而，我国文学作品在对外译介的过程中也应注重运用数字化、多媒体技术，采用多维度的传播路径。比如，基于不同文学类型的读者群体有针对性地投放适合的产品类型，除传统纸本以外可增加kindle电子书、网络阅读账号、有声读物等多种介质类型；在青年读者群体中可以打造出具有参与性、互动性的阅读环境，使得文学传播顺应数字时代媒介呈现方式的全媒体化，以多元性满足不同类型消费者的需求。第四，立足现实、放眼未来，促使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的有机融合，建构“科技人文共同体”。诚如美国知名科幻作家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所言，“今天的世界实际上就是科幻小说中描绘的世界。”诸如克隆人、宇航技术、人工智能等被科幻小说预言的尖端科技正在逐渐变成现实，急速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不断冲击着大众的心理。然而，许多人对智能技术复杂的结构和运作模式缺乏深入了解，科技革新带来的不确定性、“后人类”时代的危机已成为萦绕在全人类心头的共同问题。科幻文学衍生于不断变化中的自然科学和基础理论，在科学和理性时代为读者书写一部又一部现代神话。其幻想的奇丽、震撼的效果是读者主要寻找的东西，这也是中国科幻文学在“走出去”进程中获得极大关注的重要原因。因而，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既应立足于中国悠长的历史与传统，也应加倍关注我国乃至全球的未来发展与走向，创作出更多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时代性与前瞻性的作品，这也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核心基础。原文刊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三期（第33-45页），图片来自网络，如有转载请标明出处。若下载原文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再点击本次目次，或搜索下方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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