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雯 | 一场身份诉求之旅：《神经漫游者》的赛博空间叙事与记忆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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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赛博朋克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中的赛博空间不仅是核心叙事空间，也是主人公凯斯虚实记忆、建构记忆以及人工智能虚构记忆的表征载体。虽然小说的虚构情节挑战了读者的认知，却将记忆呈现于虚拟网络，聚焦于诸如身份焦虑、自我认知、情感人性等现实问题。空间和记忆对个体寻根归家至关重要，凯斯的网络漫游实则是身份诉求之旅。赛博空间作为特殊的伦理环境，为凯斯与他者建立伦理关系和诉求自我提供了场所，而虚实切换的碎片式记忆则体现了身份的不确定性与诉求的艰难。最终，凯斯重新进入赛博空间与人工智能博弈，实际上是重新踏上寻根之旅，不仅标志着身份重构，更是一次寻找人类家园、思索人性的旅程。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配图来自网络，已注明出处，如有不当请联系后台

作者简介

雯

郭

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学者

在A＆HCI及CSSCI期刊发表多篇论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国后人类科幻小说人文思想研究”、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英美克隆人科幻小说的伦理批评研究”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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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Journey of Identity Pursuit: The Cyberspace Narrative and Memory Construction in Neuromancer

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 1984）开辟了“赛博朋克”（Cyberpunk）①新型科幻文类，小说展现的网络空间、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科技令世人震撼。许多学者从后现代视角进行研究，认为“小说的对立张力实则是对自我与社会的反思”（Renegar and Dionisopoulos 324），“小说描写了高科技和全球资本主义对本体论的影响”（Fair 92）；还有学者从“物态化叙事”探讨后人类文化，并倡导“个体在后现代社会的独立人格与追求，抵制消费的驯化与异化”（张云驰 刘丹 147）。但鲜有学者从《神经漫游者》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叙事来思考以下几个问题：作家为何以赛博空间和母体矩阵（matrix）等虚拟现实的网络作为叙事环境？为何要以意识脱离肉身的“后人类”作为主人公？凯斯在网络中盗取信息的漫游为何总是穿插着支离破碎的记忆？实际上，空间与记忆密切相关，脱离肉身的意识象征着记忆的功能与本质特征，记忆又是身份的重要表征，而破碎的记忆标志着身份的不确定性。本文以赛博空间和记忆的关系为切入点，围绕凯斯虚实记忆、建构记忆和人工智能的虚构记忆三个维度，分析凯斯在漫游赛博空间的过程中，如何诉求身份。赛博空间为凯斯提供了与他者建立伦理关系、体验他者感受和梦想归家的场所，同时，赛博空间总是呈现出分裂的片段和扭曲的现实，加速了凯斯的身份焦虑。可以说，赛博空间是一个“非家之家”，空间经历是他探索自我归属和人性意义的旅程。最终，凯斯重回母体矩阵，表面上是与人工智能“冬寂”和“神经漫游者”的博弈，实际上意味着重新思考人性、寻找人类家园、完成身份重构的过程。

西班牙艺术家Josan Gonzalez为《神经漫游者》绘图

01

赛博空间中的虚实记忆：“他者”身份与非家之家

《神经漫游者》是赛博朋克科幻小说的经典名作，“赛博”意为高度理性的电脑网络信息技术，“朋克”意为混乱的亚文化。在这样的大众文化中，任何一位非精英的小人物都可以接入电脑，主人公凯斯便是一个身处社会边缘的他者，他的日常就是“放上电极，接入网络，切换感觉”（吉布森 78）。吉布森坦言：“我的小说中的电脑只是人类记忆的隐喻而已。我感兴趣的是记忆的方式和原因，如何界定我们的身份，如何轻易地被修改”（转引自方凡 50）。吉布森所说的“电脑”正是小说中的赛博空间，“它是人类系统全部电脑数据抽象集合之后产生的图形表现。有着人类无法想象的复杂度。它是排列在无限思维空间中的光线，是密集丛生的数据”（62）。小说正是围绕赛博空间与凯斯意识、记忆和身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展开了一场网络漫游的身份诉求之旅，反映了人类被电脑自动化控制的生活状态。

凯斯依赖于赛博空间盗取信息，他将意识接入电脑，成为人机融合的、被技术操纵的“电子人”（cyborg，亦作“赛博格”——笔者注）。“我们正在迅速逼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麦克卢汉 4），媒介即人的延伸。赛博空间作为承载意识的媒介，与凯斯互为一体，他的电子人形象突破了传统人机伦理关系，成为后人类——“一个有机机器的生物，是机器与有机体的混合物，是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虚拟小说中的创造物”（Haraway 7）。凯斯是“数据组成的肉体”（20），他的意识可以完全脱离肉身，“后人类观点看重信息化的数据形式，轻视物质性的事实例证〔……〕意识 / 观念是人格的中心〔……〕人的身体都是我们要学会操控的假体”（Hayles 3-4）。显然，赛博朋克社会只强调观念与意识，而非身体的具体形式，换言之，脱离载体的信息与思想都是后人类。从传统的人类定义来看，肉体与意识是构成人类身份及人格的基础，一个完整的自我必须将意识、思想和精神建立于肉身之上。显然，凯斯是电脑时代的后人类，这一进化颠覆了自然选择观，标志着人类进入到科学选择阶段③，凯斯成为科学选择的产物，其自然人的具身意义也不复存在。

作为核心叙事空间的赛博空间，表面来看为凯斯追求自由和寻找自我提供了无限的场所。凯斯很享受“超越肉体的网络空间极乐”（7），网络实现了肉身在理性现实世界中的穿越，摆脱了时空的束缚。短暂的逃离使他忘却记忆中的自己——那个曾因偷取雇主的东西被毒素破坏了神经系统的“网络牛仔”，转而寻找网络中的自我价值。当他“全神贯注于感网公司的冰墙模式，这才是他。是他的意义，他的自我，他的存在”（70—71）。然而，赛博空间是一个拟人化程度极高的经验世界，它将现实与记忆疏离，增加了凯斯自我认知的难度。记忆中的自己是最优秀的盗窃高手，现实中却是被破坏了神经、靠毒品麻痹自我的独行侠。因此，凯斯的网络旅行充满了无奈，他因需要解药而被雇主控制，沦为被技术异化的“物”。他在全息影像投射出的虚拟仿象——自由彼岸卖命工作，逃离了现实世界的“家”——“斯普罗尔”（sprawl），进入了貌似自由的私人空间。作为漂泊的独行侠，逃离不仅让他没有到达心灵真正的“自由彼岸”，反而倍感孤独。“小说不是乌托邦自由，而是以往乌托邦梦想所延续的危险，比如说服我们错把逃离当成了自由，错把希望当成现实” （Bredehoft 261）。回到现实，他的脑海里总出现亦真亦幻的景象，突然意识到雇主承诺的自由只是个无望的梦，家也变得不再清晰。

逃离现实、回忆过去与渴望归家成为凯斯网络漫游中投射于赛博空间上的欲望，赛博空间因而成为凯斯忘却创伤记忆、暂时远离纷争的避难所，也是对魂牵梦绕的家园的储存。小说对家园的描写正如众多作家对故乡等空间的追忆和构建，模糊不清的记忆诉说着对家的怀念。记忆虽然是身份的重要表征，但是可以再造、被加工、被改造，就像全息影像那样，使“表征成为最接近人类记忆的东西”（204）。受损的神经破坏了凯斯记忆的真实度，抑或说吉布森想表达的就是人类记忆本身就不具备完整性，历史本身也是无法复制和准确叙述的。网络技术对记忆与心理进行压迫，在赛博空间中，凯斯时常哭泣，“他那遥远的手指抚摸着操控台，泪水喷涌而出，滑过他的脸庞”（63）。家成为一个触不可及的梦，无论在现实还是网络幻象中，凯斯都在编织归家的美梦，因为那是将“人类的思想、记忆和梦想结合起来的最伟大的力量之一”（哈维 273）。然而，现实中原本熟悉的斯普罗尔成为“太平洋另一面遥远陌生的家乡”（5）。当电极与大脑相连，“现出他那触手可及的家园，他的祖国，像一张透明的三维棋盘，一直伸到无穷远处”（63）。这个原初的家只存在于他的记忆深处，而赛博空间这张巨大的三维棋盘却是一个全新的家，它可以让凯斯四海为家。

尽管个人主义能够在更为隐秘的私人空间盛行，凯斯甚至可以在几分钟内打破程序冰墙，任意穿梭于各国各地，可是，一个“疲于谋生的普通小混混”（5）、一个在日本工作的他者，为跨国公司卖命，却在一片颓废与绝望中寄生于赛博空间，无路可退。霍米·巴巴（Homi Bhabha）曾以“非家性”（unhomely）概括文学作品中对现代社会边缘人物描写就像殖民地人民一样，“当代开始出现不可言说的非家性”（Bhabha 152）。赛博空间“似家非家”，熟悉而陌生的斯普罗尔也变得“似家非家”。斯普罗尔的英文“Sprawl”极富内涵，它原意为“蔓延”，既是网络状态的比喻，也是网络成为人的延伸的象征，更指向后现代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因此，“蔓延”即对传统伦理环境和秩序的突破，是多重民族文化杂陈的写照。网络作为全球化语境下的空间，使人类生存地点逐渐变得捉摸不定，“空间越来越受到远处的事件及不在场的他者的影响”（贺玉高 157），它不是一个稳定的住处，而是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而具有世界性的家园。大众文化对凯斯原来的身份进行渗透和改写，他和网络中的任何人都可相识、互为他者；他没有一个确定的民族与国家可以依赖，而记忆中的家园连同赛博空间这个新家，象征着身份的不确定性。

江苏文艺出版社汉译本（2013）封面

02

赛博空间中的记忆建构：伦理关系与身份焦虑

如果说赛博空间中的虚实记忆呈现的是凯斯何以在此空间中成为自己的他者，那么这一空间同时作为记忆建构的空间，展现了“电子人”的人际困惑与身份焦虑。科幻小说理论家达科·苏恩文（Darko Suvin）认为，“科幻作品中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必须由读者去发现与人类有何相似或不同，才能产生意义”（Suvin 42）。如何将空间内虚实交替的场景与现实主义文本交织，并借助理性世界的认知框架产生对话性是科幻小说的意义所在。赛博空间提供了全新的伦理环境与人际交往模式，重构了作为经验主体的人类身份，拓展了读者对现实经验空间的认知。因此，我们不妨把虚拟空间看成作家思想实验的环境，是吉布森对网络时代人机伦理互动可能性的探索与尝试。

在后人类语境之下，凯斯与赛博空间的对接不仅象征着身份所处的伦理环境发生变化，还预示着自我与他者伦理关系的延伸。自我必须依赖于他者而存在，人类的自我是与他者混合的产物，自我意识始终包含一个处在自身之外的形象的在场，即他者的存在。“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陌生他者，并且通过这种唯一支持才能与他人共存”（Kristeva 170）。赛博空间内最重要的他者就是凯斯的搭档莫莉，她也是受制于技术的后人类——一位终日戴着装有芯片的反射墨镜、指甲可以伸缩的“刀锋女孩”（192）、“讨债的打手”（211）。凯斯和莫莉依靠自己的“长处”相互依存：一个上网，一个打架。莫莉是一个精明、冷酷、能干的女性形象，她在赛博社会的混世之道比凯斯清楚得多，尽管之后与凯斯有肉体关系，但她似乎能轻易在情感与工作中来回抽离，因为她深知生存才是头等大事。莫莉不仅是当代忙于谋生而奔波的女性缩影，又像是凯斯体内的他者及身份代表，他们之间可以产生共鸣。

然而，赛博空间尽管能够产生互动，却冰冷而疏离，这正是电脑时代人类认知、情感与身份诉求发生变化的真实表达。凯斯在失去爱人琳达、神经遭受破坏后，莫莉成为“那个将感受分享给他的人”（67），是可以让凯斯感到存在、逃避创伤记忆的他者。他们在情感与生理的感受如同一种心灵感应，通过网络媒介相互取暖，在虚实穿梭中相互融合，暂时实现了灵与肉的结合。然而，凯斯并不屑于虚拟体验，他的网络行动更多是为了金钱、为了那具被药物渗透的肉身可以及时得到解药，他“知道网络空间其实是超级简化版的人类感觉神经中枢，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但仍觉得虚拟体验只是放大肉体感受，毫无意义”（66）。他既不觉得这种体验新鲜刺激，更不觉得有趣，意义在赛博空间中被消解，活着是唯一的目的。作为被技术与财阀控制的边缘人物，凯斯和莫莉能够为了生存去做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情，杀戮和死亡在赛博社会只是金钱与利益的结果，传统的道德底线可以被网络销声匿迹。

可见，赛博空间为凯斯创造了另一种生存方式和人际交往的伦理关系，与莫莉的互动帮助他活在当下，而通过网络对琳达进行记忆建构则是诉求情感、寻找最初本我的方式。在虚实切换的叙事中总是穿插着凯斯与琳达相处的记忆，性与爱的结合是他本能的映射，是潜意识中的欲望，是对未受伤前的怀念，只有此时凯斯才能感到自己是个真实活着的人。现实中的琳达为了金钱将凯斯的存储器转卖给他人，却被杀害。凯斯目睹琳达“倒在混凝土柱子脚下，双目紧闭”（47），后来琳达便常出现在网络幻象与自己的梦境中，实际上这是凯斯潜意识中重复强迫的、压抑的复现。从弗洛伊德的“暗恐”（uncanny）理论来看，人们“会回到以前认识的某事，回到早已熟悉的事物，隐秘而显现、熟悉而陌生”（Freud 124）。暗恐是对不想面对的创伤记忆的复现，隐藏于记忆深处的人或事往往熟悉陌生又恐怖怪异，琳达正是凯斯想忘而无法忘却的爱人，是压抑在心底的身影。

赛博空间转化为凯斯寄托情感的场所，创造了现实中不圆满的爱情情境，并以碎片式的记忆帮助建构自我身份，聊以慰藉受伤的心灵。赛博空间时而成为凯斯排遣孤寂、诉求情感的地方，它也成为凯斯探索未知的人物身份及伦理关系的环境。除了莫莉与琳达以外，他还渴望探查每一位出现在网络世界中的人物。质问这些亦真亦幻的他者是谁，实则仍然是在追问“我是谁”，因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必须建立于他者之上，赛博空间内的他者纷纷控制并凝视着凯斯，离开他者的凝视，自我的主体性也难以理解。当凯斯试图查明阿米塔奇与人工智能的身份时，人工智能“冬寂”开始以他者的脸出现。脸是识别身份最直接的表征，它可以变成迪安、芬兰人或阿米塔奇，这些人都曾与凯斯建立一定的伦理关系，包括师徒关系、买卖关系、上下级关系。当人工智能以“芬兰人”的面貌出现并命令凯斯时，凯斯只看到一片灰色网络，说明伦理关系建构的失败，他崩溃而哭泣，哭泣不仅表达了被技术控制后的无助与伤感，更象征着伦理身份的不明与伦理关系的混乱。伦理身份与伦理关系紧密关联，“伦理身份的变化往往直接导致伦理混乱的产生”（聂珍钊 21），人工智能的变脸不仅形成了复杂多变的伦理关系，而且成为身份焦虑的标志，它不能还原成任何能指，它以他者的凝视，逃离了人类主体，变成了一个熟悉而陌生的客体。

人工智能以繁复不清的面貌示人，就像凯斯对自己伦理身份感到的困惑，其制造商泰埃集团曾这样形容它们：“有着同样纠结不清的恐惧，同样不知该往何处去的迷茫”（245）。因此，每一个他者带给凯斯的回忆或正在建构的记忆都充满着不确定性，这正是后现代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身份不明的人在虚实之间穿梭醒来之时，最为痛苦。可见，吉布森对记忆的探索从未在空间内确切地将往事复活，赛博空间只能帮助建构记忆，却为读者营造出层层逼近、无法判断的事实，那分裂的碎片记忆、切换的画面和扭曲的现实使人物陷入身份诉求的困境。

03

赛博空间中的虚构记忆：人机博弈与身份重构

人工智能通过有意识地变脸战胜了人类，人处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决策圈上方，而不再处于决策圈内，这就意味着人工智能绕过人类而拥有自主决策权，拥有了主体地位，这也是小说在各种伦理关系中展现出的技术控制论与伦理恐慌。从个体自我与他者的伦理关系来看，凯斯与众多他者所呈现出的关系属于微观层面，而人工智能作为人类文明、智慧、记忆与历史的数据集合，对人类进行操纵所呈现的伦理关系则更为宏观。人工智能表征的记忆是一种虚构的方式，它不同于凯斯虚实难辨的记忆或选择性的记忆，它以虚构记忆的方式与凯斯博弈，记忆中的历史事件和人性都体现在人工智能身上，“他像是一个巨大的只读内存模型，保存了人的性格”（302）。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人工智能作为后人类的存在形式也在诉求人类身份。

在小说结尾处，一个名为“神经漫游者”的人工智能以琳达的形象出现在海边，将虚拟技术变为实体存在，“那些被保存的人认为自己是存在的，好像真实存在一样”（302），从而彻底消除了原作与摹本的界限。对于凯斯而言，琳达是一位逝者，一个曾经给过他爱恋与温暖的人，她的复活加速了凯斯的痛苦和身份困惑。他轻声地指责人工智能：“你把我和一个鬼魂，一个我旧时记忆中的鬼魂一道，困在乌有乡了”（284）。赛博空间是凯斯圆梦的乌托邦，它消解了虚幻与真实、人与物的界限。人工智能使凯斯陷入伦理两难：是选择相信假象而与一个假人缠绵，还是选择摈弃仿象？当凯斯与琳达相处时，凯斯感觉到“就在这里，在他明知不是真实的地方，在由某个陌生人的记忆构建的模型之中，那种原初的力量却毫不褪色”（290）。人工智能以其虚构记忆的强大能力，制造了多次伦理混乱，现实的伦理秩序被打破，在虚构的记忆与正在建构的记忆中，凯斯试图寻找本真。原欲的本能帮助他找回最真实的本我，而科技却为他带来一次又一次的重创，他面对的是科技伦理困境。

冬寂与神经漫游者的完美结合挑战了凯斯的科技认知底线，使他陷入两难：作为科学选择的产物，他一方面靠科技谋生，另一方面却被意想不到的他者所控制。泰埃家族制造人工智能希望人类与它们共存，并让人工智能完成公司决策。冬寂“是决策者，在外部世界实施改变。而神经漫游者则是人性，是永生。玛丽 - 法兰西一定是在冬寂内部植入了一种追求，一种不懈的自我解放的追求，与神经漫游者融合的追求”（323）。它们的结合从形式上完成了人的进化，却从本质上不断挑战人类，并以人的身份欺骗凯斯进入网络盗取泰埃最高领导层的密码。两个人工智能的名字具有电脑时代的后人类文化隐喻。“神经漫游者”的英文是 neuromancer，它是网络黑客的形象，如果拆分单词可以看出：neu-romancer 还有“新传奇、新罗曼史、新虚构的人”的意思，代表着一种新型人类与文化的诞生。“冬寂”英文是 wintermute，“winter” 冬季给人一种冷漠麻木的印象，而“mute”则是“哑巴”、“无声”的意思。两个人工智能默默无声地融合，成功躲避了警察的追捕，标志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颠覆。这早在造物主——大财阀“埃西普尔”的名字中就预示了一切后果，“埃西普尔”的英文单词 ashpool 可以拆分为“ash-pool”意为“灰烬池”，正如小说描写：“冬寂。寒冷、寂静，如同一只机器蜘蛛，在埃西普尔沉睡时，慢慢铺成一张大网，铺成他的死亡，铺成他那个泰西尔 -埃西普尔王国的毁灭”（323）。人工智能毁灭了造物主，变成了上帝，人类被灭为灰烬，科学选择无处不体现着危机。

那么，赛博空间中虚构记忆的始作俑者究竟是谁？是人类自己，还是人工智能？吉布森的叙事方式如同网络矩阵布的局，问题从哪里来，就要回归哪里去解决。赛博空间在小说中又叫“矩阵”，其英文表达为“matrix”，而这个英文单词又有“母体”的意思。进入赛博空间即重回母体，这象征着凯斯需要找回人类最初的安全感，即温暖的人性。“母体”作为个体最原始的家，是个体开始身份诉求的原始之地，重回母体与人工智能博弈表达了被科技异化的人类渴望归属感、渴望回归美好的人类家园，也为人性回归和身份重构之旅埋下了伏笔。

小说最终形成了人类伦理选择与科学选择的对话与较量。凯斯通过科学选择，即莫莉在赛博空间中的感官，试图找出疯狂的科技王国——迷光别墅背后的秘密。实际上，这是凯斯做出的伦理选择，他选择重新探索“何为人”。从凯斯的视角来看，这个科技王国是“自我躯体的延伸〔……〕向内生长，制造出一个毫无缺口的个人宇宙”（208），是人工的也是真实的存在。他窥视着主人埃西普尔房间，看到了未被技术玷污的人性光辉：“那些破旧封套里古老的音碟，和其中尘封着的人性。他赤着一只脚，另一只脚穿着丝绒拖鞋”（244），但如今整个家族是被科技和金钱异化的后人类。一直以冷酷形象出现的莫莉早就提醒过凯斯：“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为谁，还是为什么东西在工作”（37），这在小说情节上对人工智能的出现做出了一个预设的伦理结，即一个预叙，是在情节发展中将遇到的关于“人”的伦理问题。在她与人工智能最后的博弈中，她告诉凯斯“他（冬寂—笔者注）需要的不仅是一个面具，更多是真人的整体个性，让他调整自己，放缓速度，才能与我们交流。他管这叫作‘模板’，人性的模板”（251）。脸只是人的外形，而拥有自由意志才意味着拥有人性，这似是而非、似人非人的科技产物使小说回归到“何为人性”这一终极问题的探讨中。

凯斯在迷光行动中进行了最深刻的人生反思，他将夜之城的友人拉孜作为想象的他者，召唤进自己的赛博空间，帮助自己唤醒记忆、重构身份。拉孜说出了凯斯的伦理困境与选择：“你有药可以磕掉所有的感觉，有酒可以让一切行云流水，有琳达给你甜蜜的悲伤〔……〕而现在，你为了求死做了这么多事，给自己筑出如此的荒诞情境”（282）。一方面，记忆中的拉孜不同于人工智能虚构的人物，拉孜作为曾经的友人真实地存在于记忆与梦境中，他的出现给予了凯斯温暖的友情和心理安慰，而人工智能却无法真切地给予或代替人类情感。另一方面，拉孜的话实际上是凯斯自己的内心独白，正如拉康所言，“主体作为被想象性地对象化了的形象被呼唤出来”（转引自福原泰平 51），通过他者说出自己的心声，让他更加清楚地认识自我。拉孜话语中的“求死”与人工智能的“永生”形成二元对立，死亡是人类特有的自然属性，是人性的象征。而凯斯一直以来却以药物和网络来麻痹自我，加速了自我灭亡。醒悟后的凯斯将一枚飞镖扔向出现人工智能的屏幕，消除了那“虚假的永生”（323），这是凯斯以“网络牛仔”这一伦理身份做出的伦理选择，他选择消灭极端异化的科技产物，标志着对人性的维护，也意味着走上身份重构之路。

吉布森的写作背景正是美国计算机信息革命实现飞跃的时代，而赛博空间中的虚拟、类象和仿真成为后现代文化的变形与诠释，与现实主义问题交织互动。虽然后现代主义作品呈现出渗透到各种人际关系中的虚无主义，就像凯斯接入电极看到的是“空白的赛博空间”（176）一样，永远指向无意义。然而，小说并不是简单地呈现出无意义。吉布森无意解构科幻文学的虚构性本质，也并没有将虚拟空间仅当作艺术形式，而是借助赛博朋克文化探讨诸如身份、伦理、爱与人性等现实问题。“神经漫游者”虽是人工智能的名字，但凯斯将意识和神经介入网络进行漫游，他才是真正的“神经漫游者”。这场网络漫游记载着凯斯诉求身份的漫长救赎与痛苦斗争，是不断建构接近真实记忆，寻找真实自我的过程。同时，通过赛博空间，凯斯与莫莉、人工智能、琳达等真实和虚拟的人物建立了伦理关系，而与他者关系的建构乃是个体自我认知与身份建构的重要基础。小说最后呈开放式的结尾，被技术囚禁的凯斯也无法彻底解决身份焦虑，而渴望探究网络幻象中的人物或人工智能的意义最终是无效的。然而，虚拟情境帮助凯斯重审人性光辉，暗示了人类自我救赎的可能性。因此，空白的赛博空间虽然消解了人与物的二元对立，削弱了人类的主体性，但漫游空间却并非无意义，它在亦真亦幻的记忆中建构伦理，探索何为人、何为人性。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代，小说也指明了未来科学选择的方向：无论人类如何发展，在后人类杂糅的文化中我们仍应维护人的价值。

责任编辑：刘兮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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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推文编辑：宴安

本推文配图：郭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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