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大都无城”的余绪—对若干春秋都邑的聚落形态分析

晋国晚期都城新田遗址位于山西省侯马市市区附近，地处汾河与浍河交汇处的平原上。遗址发现于1952年。此后，以该遗址为中心进行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一直未曾间断，60余年来的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我们对侯马晋都的布局及内涵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整个新田遗址在东西9千米、南北7千米(实际面积在40平方千米以上)的范围内分布着数座小城及宫殿基址，盟誓、祭祀遗址，铸铜、制陶、制骨、石圭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居住遗址和墓地等大量遗存，时代约当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整个都邑遗址没有外郭城，浍河和汾河在都邑以西交汇，形成天然屏障[22](图二)。

在侯马晋都范围内，共发现7座城址，即平望、台神、牛村、马庄、呈王、北坞和北郭马古城[23]。其中前三者集中分布于遗址西部，面积较大，相互连接，呈“品”字形。牛村古城平面略呈梯形，南北长1070～1390米、东西宽955～1070米。南城墙有两座城门，城外有护城壕。该城的使用年代大体上相当于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至5世纪下半叶。平望和台神二城均略呈长方形，前者面积约900米×250米，后者面积约1700米×1250米。牛村、平望两城内及台神古城外西北都发现有大小不等的夯土建筑台基，保存较好的可看出由下到上的分级结构，都发现有建筑物的树塌堆积和瓦的残片。关于三座城址的年代，或认为平望古城晚于其他两座[24]，或认为在三座城址中平望古城最早，其余两座为扩建晋都时增筑的城圈[25]。就现有的材料，尚不足以确证三座城址的先后年代关系，今后应在三城相接处进行重点发掘，以最终解决其相互关系问题。从现在所掌握的三城的平面布局上看，这三座城址的四面城垣均大体平行，台神、牛村两城的南垣，以及台神古城北垣和平望古城南垣都基本在同一直线上。因此，这三城虽建筑年代可能略有早晚，但大体上属修补、增建后同时使用的三座城址。从其规模和内涵上看,应为当时晋国公室的宫城所在。

位于其东的马庄、呈王、北坞、北郭马四座城址规模都较小，均由相连或并列的两座小城组成。最小的呈王古城南城的面积仅2万多平方米，最大的北坞古城东城则为20余万平方米。这四处城址中也均发现有夯土建筑基址。这类小城的主人当属拥有相当权势的卿大夫一类人物。

在遗址东南部浍河北岸约2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分布有包括盟誓遗址(盟书出土地)在内的5处祭祀遗址。其正北约1千米处的呈王路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在12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已探明形制规整的建筑基址70余处，最大者面积达3000平方米，此外还发现了大量祭祀坑。这一建筑基址群的使用年代约当公元前550～前480年之间，属新田遗址早期阶段[26]。在其余3处祭祀遗址中共发现祭祀坑400多座。此外，牛村古城南也曾发现东、北、西三面环绕以围墙的夯土建筑基址和祭祀坑。该基址处于牛村古城南城墙上两座城门的中间位置,主体建筑坐北朝南,南部空旷地带分布有数十座祭祀坑。使用年代约当公元前450～前420年，即新田遗址中晚期之交[28]。发掘者认为这两处大型建筑基址群应分别属新田晋都早期和晚期阶段的宗庙建筑遗存。

在上述城址以南的浍河岸边，发现有分布范围较广的各种手工业作坊遗址。铸铜遗址位于牛村古城南，面积在5万平方米以上，其规模之大、出土陶范数量之多、制范工艺水平之高在已发现的各地同类遗址中都是较为罕见的[29]。此外，在牛村古城以南和东南还分布着制陶(含建筑用瓦)作坊遗址2处、制骨作坊遗址3处、石圭作坊遗址1处。

文化堆积在整个遗址范围内分布广泛，几无空白之处，其中应包含有大量一般居住址。遗址范围内共发现5处墓地。规模最大的上马墓地位于浍河南岸，西北距牛村、平望、台神三城约3千米，墓地总面积逾10万平方米。墓葬年代上起西周晚期，下至春秋战国之际[30]。在平望、台神古城以西的下平望和东高村附近及牛村古城南还发现有3处墓地，年代均为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上述4处墓地均距城址较近，除上马墓地的个别墓葬规模稍高外，都以小型铜器墓和陶器墓为主，4处墓地可能均具“邦墓”[31]的性质。此外，在盟誓遗址东北的秦村村北一带还发现有400多座“排葬墓”，可能为阵亡战士之墓或与祭祀用人有关[32]。该墓地与上述几处“邦墓”墓地的性质完全不同，未见于同时期的其他诸侯国。

另外，位于侯马市西南15千米的浍河南岸峨嵋岭北麓的新绛县柳泉的一处大型墓地,面积约15平方千米，由数组大墓及陪葬于周围的中、小型墓组成，时代大体属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与侯马晋国遗址时代一致。调查发掘者推测该墓地应为晋公陵墓区[33]。

要之，平望、台神、牛村三座城址的出现，标志着新田作为都城的开始。与三城同时兴起的还有呈王路建筑基址和石圭作坊遗址。随后，三大城以东的几座小城开始兴建。进入都邑发展的中期阶段，牛村古城南开始兴建新的祭祀中心，盟誓活动至迟在春秋晚期已开始进行；铸铜遗址也进人繁荣期。最后，铸铜遗址和呈王、北坞等东部小城的废弃，标志着晋都新田时代的结束[34]。

田建文把晋都新田的布局概括为：无郭城，“品”字形宫城是晋公直接控制区；北、西、南有汾、浍河流经，东面的小城应属晋卿所筑的“卿城”，足起郭的作用；宫城东、南是手工业作坊区；有多处祭祀场所,礼制建筑采取“左祖右社”的格局，整个都城坐北向南；宫城东南为邦墓，晋公陵园则在更远的城西南峨嵋岭下。他还指出新田宫城“品”字形的布局对后来的邯郸赵王城等影响很大，从而提出“新田模式”的概念[35]。

俞伟超在论述东周城市布局的总体特点时指出：“居民区从分散的状态到集中在一个大郭城内,看来是经过了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而晋都新田应是从西周的分散状态到战国时城郭并举的都邑发展的一个中间环节：“也许，商代至西周都城分散的居民点,到此时在某些都城已发展成分散的几个小土城；战国时,又集中为一个大郭城。”[36]可知晋都新田在西周时代的“大都无城”和东周时代的城郭盛行之间,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荆州纪南城遗址位于长江北岸。20世纪50年代，经多次田野勘察，推定该城即楚郢都遗址。60～70年代，湖北省文物部门会同全国各地的多所大学及文博单位的考古工作者，对纪南城遗址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和全面钻探，城址的文化内涵和布局等基本廓清[37]。80年代以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继续在城址内外开展考古工作[38]，对该城址的认识也随之不断深入。

据考古材料，总面积约16平方千米的荆州纪南城城垣的始建年代不早于春秋晚期，城周围已发掘的楚墓的时代绝大多数也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之交[39]。对纪南城南垣最新的发掘成果则表明，城垣的始筑年代不早于战国早期[40]。这大体上表明了该城的繁荣时间。从文献及考古材料看，纪南城应即楚文王始都郢之所在，不过始都的规模当不会有现存规模这么大，现有都城范围应是逐步扩大而成的[41]。

文献记载表明春秋时期的郢都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并无郭城，郭城城垣工程的完成有一个不断扩建增修的过程。关于楚国“城郢”的记载数见于《左传》，如楚大夫沈尹戌曾忆及楚国“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慎其四竟，犹不城郢”（昭公二十三年），似乎表明楚国迁郢之初并未筑城。楚庄王元年（前613年）楚公子燮与子仪在郢都作乱，“城郢”（文公十四年），但直至楚康王元年（前559年），“楚子囊还自伐吴，卒。将死，遗言谓子庚：‘必城郢。’”（襄公十四年），说明这时郢都仍无完全闭合可以御敌的城垣。至四十年后的楚平王十年（前519年），“楚囊瓦为令尹，城郢”（昭公二十三年）。杜预也认为早期郢都是没有城的（《左传》昭公十四年杜预注：“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可见伴随着频繁的国内政治斗争，楚国都城城垣的建筑大概也经历了较为曲折的过程；现存郢都城城垣则是随着楚国国势的日益强盛而不断扩展增筑的结果。

梁云博士由分期人手，对楚都纪南城做了动态解读［42］。由其分析可知：春秋中晚期的遗存，集中分布于新桥河以东、龙桥河以南，３号、４号古河道以西的松柏村区范围。小城（或宫城）内是早期遗址的中心区域。当时在小城外可能没有或很少有宫殿分布。手工业遗址主要分布在小城外直到龙桥河及新桥河附近。郢都在春秋时期并无大城。而楚都纪南城现存的城垣与遗存布局，反映的是战国时期楚都的情况。王光镐据纪南城遗址的分期，更推定楚城只存在于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晚期之际［43］。尹红兵则认为纪南城作为楚都和楚国核心区的上限，至少应比其最繁盛的战国中期晚段要早，定在战国中期早段或早中期之际为宜。纪南城应是战国中、晚期的楚郢都［44］。无论如何，带有外郭城的纪南城属于战国时期，是没有问题的。

春秋至战国早期的秦国都城雍城遗址，位于陕西省凤翔县城南，地处关中平原西部的渭水北岸。20世纪60年代的田野工作中，勘查发现了夯土城垣[45]。1976年，陕西省雍城考古队成立，开始对雍城遗址进行大规模的调查、钻探和发掘[46]。50余年来雍城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成果，不仅使我们对这一早期秦都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也大大推进了秦文化的研究[47]。21世纪以来又对整个雍城遗址做了全面调查，在都邑布局的认识上取得了更大的进展[48]。

现知整个雍城遗址由城址、秦公陵区、平民墓地和郊外建筑基址等遗存组成，分布范围约51平方千米[49]。最新的考古发现表明，秦国在以雍城为都近200年之后的战国时期才开始构筑城墙。初期雍城外围分别以四周的雍水河、纸坊河、塔寺河以及凤凰泉河为界，自然河流成为主要城防设施。这种情形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子山早期秦国邑聚的防御体系相似，应即文献所载“城堑河濒”（《史记·六国年表·秦表》），即以水围城，并将临水的河谷挖深，使河堤陡直、河岸增高以加强城防安全[50]。

雍城遗址发现多处大型建筑基址，时代上有早晚之别。位于后来城内中部的马家庄大型建筑遗址，系一以围墙环绕的全封闭式建筑群，时代约当春秋中晚期。南北复原长度84米，东西宽为90米，面积7500多平方米。建筑群坐北朝南，由门塾、围墙、中庭和三组呈“品”字形排列的主体建筑组成，布局规整，左右对称。三组建筑各自绕以回廊。在中庭等处，发现各类祭祀坑181座，多数坑内有牛、羊或人骨，另有车坑２座。这些祭祀坑或在踩踏面以下，或打破建筑基址及室内外地面，相互间也存在着打破关系，说明时间上有早晚之别，应分属建筑落成、使用时及废弃后的祭祀遗存，而其中多数应是建筑使用时的遗迹[51]。一般认为，这是目前经考古发掘确认的、保存完好且与先秦文献记载相吻合的礼制建筑[52]。另外，在马家庄宗庙遗址以东、以西都钻探出面积较大的夯土建筑基址、墙基等遗迹。位于其西的姚家岗一带，先后发现3批64件铜质建筑构件，清理发掘了大型宫室建筑基址一处，可藏冰190多立方米的“凌阴”（冰窖）遗址一处[53]。

近年来，在城址区的东南瓦窑头村一带又发现了一处有多进院落结构的大型宫室建筑，该建筑残长186米，与马家庄大型建筑外形相似，但结构更复杂。从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看，该组建筑应早于马家庄建筑群，属雍城早期的宫室建筑。在城址区范围内，各聚落之间形成广阔的空隙，其间除道路遗迹外，没有发现雍城为都邑时期的居址、作坊或其他活动遗迹，发掘者推断当为农田区域。这表明都邑的布局是偏于松散的（图三）。

在雍城南郊的雍水南岸一带，约数十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发现有大批春秋战国时期的小型秦墓，应是主要的国人墓地。而城址周边的其他区域也有小规模平民墓地的发现。城址西南10千米的三畤塬，是秦公陵园区所在。陵区范围东西长约7千米，南北宽近3千米，总面积达21平方千米。其北、西和南面有长达7000余米的围沟，即所谓的“兆沟”或“隍壕”。已探明的14座分陵园占地面积200万平方米，发现大墓及车马坑、祭祀坑等50余座，其中带有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21座。分陵园也往往发现有围沟[55]。已发掘的秦公1号大墓全长300米，总面积达5300余平方米，是已发掘的先秦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初步确认大墓的墓主人应为春秋晚期的秦景公[56]。

综上所述，国势相对强盛的二里头至西周时期“大都无城”的状态，并未随着战乱频仍的春秋时代的到来戛然而止，而因其历史惯性有所残留，这显然是我们深入认识春秋时代社会的又一个重要线索。到了兼并战争更为惨烈的战国时代，“大都无城”的现象才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历史进人了一个“无邑不城”的新的发展阶段，与春秋时代又不可同日而语。

[1]徐苹芳：《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与古史研究》，《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2]许宏：《大都无城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形态》，《文物》2013年10期。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２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报告——1955-1960洛阳涧滨考古发掘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122-124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报告——1955-1960年洛阳涧滨考古发掘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113页。

[5]同[4]，124页。

[6]徐昭峰：《成周与王城考略》，《考古》2007年11期。

[7]周永珍：《关于洛阳周城》，《洛阳考古四十年一九九二年洛阳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6年。

[8]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东周王城东城墙遗址2004年度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8期；徐昭峰：《试论东周王城的城郭布局及其演变》，《考古》2011年5期。

[9]同[6]。

[1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271页。

[11]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瞿家屯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214页。

[12]徐昭峰：《试论东周王城的城郭布局及其演变》，《考古》2011年5期。

[13]同[11]，8、114、115、214页。

[14]李德方：《东周王陵分区考辨》，《中原文物》特刊，1987年；吴迪、李德方：《东周王城内大墓与东周王陵》，《中国古都研究》（第二十三辑），三秦出版社，2008年。

[15]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王城广场东周墓》图一，文物出版社，2009年。

[16]刘富良、安亚伟：《洛阳—从车马坑找到东周王陵》，《文物天地》2002年2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王城广场东周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519页。

[17]申建伟：《洛阳再次发现东周车马坑》，《中国文物报》2006年9月25日；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东周王城第5239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4期。

[18]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王城广场东周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518—519页。

[19]徐昭峰：《洛阳发掘东周王城东墙遗址》，《中国文物报》:2004年4月9日。

[20]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东周王城内的古窑址》，《考古与文物》1983年3期。

[21]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春秋刑徒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8年3期。

[2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晋都新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22页。

[23]王金平：《侯马市北郭马古城》，《中国考古学年鉴·2001》，文物出版社，2002年。另外，在以往的资料中还提及白店古城。据在该遗址从事田野工作的学者称，20世纪80年代所做复查工作中并没有发现城墙。详见田建文：《“新田模式”一侯马晋国都城遗址研究》，《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24]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242页。

[25]田建文：《“新田模式”一侯马晋国都城遗址研究》，《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2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呈王路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12期。

[27]梁云：《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考古学的视野》图二八，文物出版社，2008年。

[2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山西侯马牛村古城晋国祭祀建筑遗址》，《考古》1988年10期。

[2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铸铜遗址》，文物出版社，1993年。

[3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马墓地》，文物出版社，1994年。

[31]《周礼·春官·墓大夫》：“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郑玄注：“凡邦中之墓地，万民所葬地。

[3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排葬墓发掘报告》，《晋都新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3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新绛柳泉墓地调査、发掘报告》，《晋都新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34]同[27]，154—156页。

[35]同[25]。

[36]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而作》，《文物》1985年2期。

[37]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考古资料汇编》（铅印本），1980年；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上）、（下）》，《考古学报》1982年3、4期；纪南城文物考古发掘队：《江陵毛家山发掘记》，《考古》1977年3期；湖北省博物馆江陵纪南城工作站：《一九七九年纪南城古井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10期。

[3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8年楚都纪南城松柏区的勘查与发掘》，《江汉考古》1991年4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纪南城新桥遗址》，《考古学报》1995年4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纪南城烽火台遗址及其西侧城垣试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年2期。

[39]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査与发掘（上）、（下）》，《考古学报》1982年3、4期。

[4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纪南城烽火台遗址及其西侧城垣试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年２期。

[41]俞伟超：《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江汉考古》1980年1期。

[42]同[26]，174—179页。

[43]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440—449、456页。

[44]尹弘兵：《纪南城与楚郢都》，《考古》2010年9期。

[45]陕西省考古所凤翔发掘队：《陕西凤翔南古城村遗址试掘记》，《考古》1962年9期；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凤翔队：《秦都雍城遗址勘查》，《考古》1963年8期。

[46]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韩伟：《揭开秦都雍城神秘的面纱》，《三秦60年重大考古亲历记》，三秦出版社，2010年。

[4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研究部：《陕西秦汉考古工作五十年综述》，《考古与文物》2008年6期；田亚岐：《秦雍城考古工作回顾与展望》，《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刊》总第二辑，三秦出版社，2012年。

[48]田亚岐：《秦都雍城布局研究》，《考古与文物》2013年5期。

[49]同[48]。

[50]田亚岐：《秦雍城城址东区考古调査取得重要收获》，《2012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3年。

[51]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2期；尚志儒、赵丛苍：《〈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补正》，《文博》1986年1期。

[52]韩伟：《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文物》1985年2期；徐扬杰：《马家庄秦宗庙遗址的文献学意义》，《文博》1990年5期；滕铭予：《秦雍城马家庄宗庙遗址祭祀遗存的再讨》，《华夏考古》2003年3期。

[53]凤翔县文化馆、陕西省文管会：《凤翔先秦宫殿试掘及其铜质建筑构件》，《考古》1976年2期；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陕西凤翔春秋秦国凌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3期。

[5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凤翔县博物馆：《秦雍城豆腐村战国制陶作坊遗址》，科学出版社，2013年。

[55]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秦公陵园钻探与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7期；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秦公陵园第二次钻探简报》，《文物》1987年5期；田亚岐、耿庆刚、袁文君：《陕西凤翔雍城秦公陵园》，《200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0年。

[5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十年来陕西省文物考古的新发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雍城秦公一号大墓》，作家出版社，2010年。

本文原载《三代考古》2015年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