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古代城市社会（2）
四、结语
据以上可以确定，商周到西汉时期，城市空间基本是由城墙环绕而和农村区别开的，城市空间在社会、国家存在形态上有很大的意义．但是，以春秋为限，商周和战国秦汉的城市是有明显区别的。商周时期的城市，基本是一般住民生活、生产的场所。没有环绕的城墙，作为政治、军事、宗教中心的特点显著。相对于此，战国秦汉的城市经济性较强，住民居住在封闭城墙包围的城市内，形成了具有较高一体性的复合社会。
这种城市社会形成的契机之一可能是西周封建制统治的全国展开，但春秋中期开始的社会则是更重要的契机。受到这种社会变动影响最大的地区是当时的商业交通中心，以河南为中心的三晋地区。这个地区，因为这种经济的因素发展了许多特大城市，这些城市在军事、经济方面保持了较高的独立性。
但是，这些具有较高独立性的城市也没有发展成自治的城市。其原因如本文所记述，在春秋中后期以后，随着城市的发展，一种新的官僚制度成为其规定的制度。然而这种新的官僚制度有反映民意的独特机能。这种根据独立性较高的城市特点制定的的官僚制度，在汉王朝中可能得到了延续[87]。
资料出处
遗迹
侯马古城群：《考古》1959年5期；《文物》1960年8期、9期；《考古》1962年2期；《侯马盟书》文物出版社，l976年；《文物》1988年3期等。大北城：《文物》1981年12期；《考古学集刊4》；《考古》1980年2期等。卫国故城：《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224页，以下简称《河南分册》。东周王城：《考古学报》1959年2期；《考古》1961年4期。郑韩故城：《文物资料丛刊3》。晋阳故城：《文物》1962年4期、5期。潞城古城：《文物》1986年，6期。长子古城：《考古学报》1984年4期。禹王城：《考古》1963年9期。华阴古城：《考古》1959年11期。午汲古城：《考古通讯》1957年4期。共城：《中原文物》1983年特刊。邗邰古城：《河南分册》202页。州城：《文物》1983年3期。北平皋古城：《文物》1982年7期；《河南分册》180页。宜阳古城：《中原文物》1988年3期。阳城：《文物》1977年工2期；《河南分册》21页。荥阳古城：《中原文物》1983特刊；《河南分册》4页。小索城：《河南考古》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494页；《河南分册》9页．郑州商城：《文物资料丛刊1》。
燕下都：《考古学报》1965年工期。灵寿古城：《中国考古学会第3次年会论文集》。蔡国故城：《江汉考古》1985年2期。曲阜鲁故城：《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临淄故城：《文物》1972年5期。纪南城：《考古学报》1982年3期、4期。雍城：《考古与文物》1985年2期，同1996年2期。咸阳古城：《考古与文物》1988年5期、6期。栎阳古城：《考古学报》1985年3期。柏畅城：《文物》1988年3期。柏人城：《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薛城：《考古学报》1991年，4期。莒国故城：《考古》1994年5期。商水古城：《考古》1983年9期。南利故城：《河南分册》425页。平與故城：《中原文物》1993年工期。武城故城：《中原文物》1992年2期。云梦古城：《江汉考古》1983年2期。草王嘴古城：《江汉考古》1984年4期。
出土文字资料
铜兵器铜容器主要根据黄盛璋《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74年工期；货币根据郑家相《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三联书店，1958年。其他的资料根据以下文章。
晋阳古城．铜兵器：《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刘体智1934年—1935年，10、14。潞城古城。铜兵器：《文物》1986年6期。禹王城·铜容器：《文物》1975年6期。共城·铜兵器：《三代吉金文存》罗振玉，1936年，以下简称《三代》，19、29。邗邰古城·铜兵器：《奇觚室吉金文述》刘心源，1926年，10、27。宜阳古城·铜容器：《文物》1987年2期；《文博》1989年2期。阳城。陶器：《古文字研究7》。荥阳故城·陶器：《中原文物》1984年2期；小索城．铜兵器：《文物》1972年10期。郑州商城．陶器：《中原文物》1981年1期。
燕下都·铜兵器：《文物》1982年8期等。临淄故城·陶器：《考古》1961年6期等。雍城·铜兵器：《双剑侈吉金图录》于省吾，1935年，下32。铜容器：《考古与文物》1983年6期。咸阳．铜兵器：《商周金文录遗》于省吾，1957年，录遗584。陶器：《考古与文物》1980年3期。栎阳·铜兵器：《三代》20、26，《考古与文物》1983年3期；陶器：《考古学报》1985年3期，《考古》1991年5期。商水古城．陶器：《考古》1983年9期。云梦古城·陶器：《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补记
这篇文章是1998年完成初稿的，其后众多的遗址被发现，有关材料不断增多，以下就一些觉得重要的问题稍作涉及。
1．有关城市遗迹的重要发现有二里头遗迹的宫墙遗址（《考古》2004年11期）和殷墟北部的洹北商城（《考古》2003年5期）。2003年春天，环绕二里头1、2号基址的长方形城墙被发现。但是其外侧的环绕祭祀遗址、铜器作坊的外郭城墙还没有发现。洹北商城是1999年在殷墟遗迹的东北，洹河对岸发现，东西宽2150米，南北长2200米的巨大的城市遗迹．然而其时代为殷墟前期稍早，并且很快就废弃了，不是殷墟最兴盛时期的都城。还有，有关周原的岐邑，地下夯土城墙已被确认（《文博》2001年1期，《考古与文物》2001年4期）。城墙东西宽600700米，南北长1300米，甲组建筑在其中心位置，但是详细情况不明。
2．西周春秋、战国、秦汉的城市遗迹增加显著，到2005年初，笔者个人整理，规模明晰的城市遗迹情况如下图。
还有，在《中国文物地图集》刊行后，《湖南分册》1997年，《陕西分册》1998年，《湖北分册》2002年，《内蒙古分册》2003年陆续刊行。
3．战国货币的整理也一直继续着，其地名的种类也增加了，根据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尖足布有50余种，方足布有160种。
4．本文中引用的拙作大多出再收录进《春秋戰国秦漢時代出土文字资料の研究》汲古书院，2000年。战国秦汉时代的城市有关最新情况参照拙作《戰国秦漢時代の城市上国家一考古学と文献史学からのアプロ一チ》，《白帝社アジア史选书7》，2005年。
注释：
[1]松丸道雄《殷周国家の構造》（《岩波世界講座歷史》4《古代4》，岩波书店，1970年）文中，对殷周、春秋时期的国家做过总结归纳。据此，中江丑吉的“邑土国家”，侯外庐的“城市国家”，贝塚茂树、宫崎市定等的“都市国家”，宇都宫清吉、增渊龙夫等的“邑制国家”等一些意见存在。日本学术界现在受后两种观点影响较多。
[2]如后述，这个时期的有关城市性质有不同意见，但在中国史上，城市发展的特别显著时期是公认的。
[3]在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划分时代的，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是何时转变的这个问题一直有分歧，但春秋战国之际，血缘关系共同体的解体是一般的观点。比如，认为直到春秋末期一直是“城市国家”时代的侯外庐就这样理解，战国以后，随着氏族制的解体，封建社会开始确立（《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1957年，506页）。还有，贝塚茂树认为是后述的那种春秋时期以宗教为纽带部族联合形成的“古代城市国家”。但随着包括异部族出身的成员的主从关系的出现，“城市国家”解体，封建制国家出现了（《貝塚茂樹著作集》第一卷《中国の古代国家》中央公论社，1976年，380页）。增渊龙夫认为截止到春秋时期的“邑”、“国”（“邑”的发展了的大聚落）等可以看作是一种氏族制的共同体，随着共同体成员的私属化的兴起，形成了新的父老土豪自律共同体（《春秋戰国時代の社會と国家》，《岩波世界講座歷史》4《中国4》，岩波书店，1970年，139页）。
[4]《中国上代は封建制ぉ都市国家ぉ》（《アジア史研究3》，同朋舍，1970年，139页）。《戰国時代の都市》（《アジア史論考（中）》，朝日新闻社，l976年，56页）。
[5]同上《戰国時代の都市》69页。
[6]影山刚《中国古代における都市と商工業》（《中国古代の商工業と專壳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496页）；伊藤道治《先秦時代の都市》（神户大学《研究》三○，1963年，59页）；池田雄一《中国古代聚落の展開》（历史学研究别册特集《地域と民眾》1981年，24页）；五井直弘《都市の形成と中央集榷體制》（历史学研究别册特集《民眾の生活·文化と变革主体》1982年，51页）；《中国古代城郭史序說》（《東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国家と農民》，山川出版社，25页）；杉本宪司《中国城郭成立試論—最近の凳掘例を中心に》（林巳奈夫编《戰国時代出土文物の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5年，192页）等。
[7]《西漢時代の都市》（《漢代社会經濟史研究》，弘文堂，1955年109页）。
[8]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97页）；俞伟超《中国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而作》（《文物》1985年2期）；张鸿雁《论战国城市的发展》（《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6期）；黄以柱《河南城镇历史地理初探》（《史学月刊》1981年1期）；张南、周伊《春秋战国城市发展论》，（《安徽史学》1988年3期）等。
[9]《邑の構造とその支配）（《中国古代王朝の。形成），创文社，1975年，172页）。
[10]同上，214页。关于这点，伊藤氏后来作了修正，西周时期的“邑”早时期地缘共同体也存在，共王时期，通过土地统治民众的治理方式转化为通过民众掌握土地的治理方式（《中国古代国家の支配構造》，中央公论社，1987年，216页）．
[11]注[1]论文55页。
[12]林洋美译《商代の“邑”の区画形態についての考察》（五井直弘编《中国の古代都市》，汲古书院1995年，245页）。
[13]注[3]增渊论文，147页、144页。
[14]注[3]贝塚论文，380页。
[15]注[12]论文。
[16]《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遗存与桀都斟那》（《考古》1995年2期，160页）。
[17]以下二里头遗迹的记述是根据赵芝荃《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考古与文物》1989年2期，7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8期，20页）等。
[18]《商代王都考古研究综论》（《中原文物》1991年1期，8页）。
[19]张锴生《关于偃师尸乡沟古城的几个问题》（《江汉考古》）1996年4期，45页）。
[20]以下偃师商城的记述是根据注[17]的两篇文章。
[21]注[17]赵论文，81页。
[22]《郑州商城再探讨》（《华夏考古》1996年3期，88页）。
[23]以下郑州商城的记述是根据裴明相《郑州商代王城的布局及其文化内涵》（《中原文物》1991年1期，80页）。
[24]《试论郑州出土商代人头骨饮器》（《华夏考古》1992年2期，94页）。
[25]注[23]裴论文；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城外夯土墙基的调查与试掘》（《中原文物》1991年1期，87页）。
[2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一九九五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6年3期，1页）。
[27]《论郑州市小双桥商代前期祭祀遗址》（《中原文物》1996年2期，4页）。
[28]伊藤道治《安陽小屯殷代遺跡の分布復原とその問題》（《東方学報》二九，1959年，339页），宫崎市定《中国上代の都市国家とその墓地一商邑は何処にあつたお》（《アヅア史論考（中）》，朝日新闻社，1976年，56页）。
[29]《殷都非殷都再考》（《中原文物》1997年2期，51页）。
[30]以下殷墟的记述是根据注[17]中国社会科学院夏商周考古研究室论文，22页。
[31]注[1]松丸论文。
[32]《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中原文物》1995年3期，84页）。
[33]彭明瀚《盘龙城与吴城比较研究》（《江汉考古》1995年2期，52页）。
[34]以下盘龙城的记述根据注[12]论文，262页，但是有关铜器作坊（杨家咀）是1997年参观遗址时在展厅确认的。
[35]以下垣曲商城的记述是根据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商城——1985一l986年度勘察报告》（科学出版社，l996年）。
[36]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1991——1992山西垣曲商城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12期，4页）。
[37]饭岛武次《中国周文化考古学研究》（同成社，l998年，88页）有关各遗迹的概要、考古学的调查现状有详细介绍。
[38]饭岛作为周原风雏村版筑城墙的传闻（注[37]饭岛书96页）．笔者也在1994年参观凤雏村甲组建筑遗址时听说在这个遗址的北边的道路下发现城墙，没有正式的报告。
[39]注[37]饭岛书，118页。
[40]北京大学考古系等《一九九五年琉璃河周代居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6期，15页）。
[41]刘绪、赵福生《琉璃河遗址西周燕文化的新认识》（《文物》1997年4期，40页）。
[4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
[43]《曲阜魯国故城をあぐる諸問題について》（《東洋学報》77—33，52页）。
[44]注[1]饭岛书，115页。
[45]李步青、林仙庭《山东黄县归城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考古》1991年10期，910页）。
[46]拙作《春秋·戰国·秦漢時代の都市の規模と分布》（《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131，史学44，1998年，79页），以下的城市遗迹有关的数据均根据这篇文章。
[47]魏禹王城的西城墙边长4980米，燕下都城东西边长9046米，赵大北城南北长4880米，韩郑韩故城东西5000米，齐临淄故城的东城墙5209米，楚纪南城的南城墙4202米，中山国的灵寿故城南北有4500米，这些国都的边长都超过了4公里。上述的情况可知，在超过2公里的34例城市遗迹中，也有不是国都的巨大城市存在。
[48]注[6]伊藤论文，59页。
[49]注[46]拙作“战国都市遗迹分布图”。
[50]拙作《戰国時代の都市とその支配》，《東洋史研究》48—2，1988年，195页，并参照拙作《春秋·戰国·秦漢時代の都市の構造と住民の性格》，平成元年度科学研究费研究成果报告书，1990年，55页的2—（2）“戰国出土文字资料地名表”。
[51]拙作《戰国時代出土文字資料概述》（林巳奈夫编《戰国時代出土文物の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5年，351页）。
[52]注[50]拙作“战国都市分布图”。
[53]注[50]拙作（《束洋史研究》）211页。
[54]以下有关战国时代城市遗迹的资料，参照注【46】拙作94页的“表二战国都市遗迹表”．
[55]燕下都的城内有高11米的武阳台等一些土台（《考古学报》1965年1期，88页），齐．临淄故城内有高14米的桓公台（《文物》1972年5期，51页），赵王城的西城内有高16．3米的龙台（《考古学集刊》4，1984年，172页）等。
[56]侯马古城群的东部和南部发现了被认为是宗教的祭祀坑遗迹（《考古》1987年12期，《考古与文物》1988年1期）；秦国国都雍城内也发现了被认为是宗庙的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迹（《文物》1985年2期）。前者是春秋后期到战国初期晋国的国都新田，后者是春秋中晚期的遗迹。两者都是战闰早期的遗迹，离开宫殿遗迹，可能不是内城的建筑。
[57]灵寿古城的中心部发现了夯土基台和大量的各种砖瓦等建筑材料，其中心有东西横贯11米宽的道路，可能是“市”的遗迹（《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231页）。还有秦雍城的城北部发现“市”的遗迹，但是不是很详细（《考古与文物》1996年2期，5l页）。
[58]参照注[51]拙作428、436页。栎阳故城发现了“栎市”陶文（《考古学报》1985年3期）。
[59]表1的阳城、荥阳古城铁器作坊遗迹全部发现在城外。
[60]李自智《秦都雍城的城郭形态及有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96年2期，51页）。有关卫国故城参照《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l991年，224页）。
[61]《越王勾践世家》、《吕不韦列传》。《战国策·秦策》五，吕不韦是濮阳人。
[62]注[6]伊藤论文，56页。
[63]《魏公子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张耳陈馀列传》等。
[64]注[7]宇都宫论文，114页。
[65]《尽地力說孜》（《漢長安城と阡陌·果鄉亭里制度》雄山閣，1980年，417页）。
[66]《戰国時代の府·庫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43—1，1984年，47、52页）。
[67]拙作<戰国時代における6都市の凳達七秦漢官僚制の形成》（《岩波講座世界歷史3》，岩波书店，1998年，185页，表1）。
[68]注[51]拙作，354页。
[69]《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三联书店，1958年）。
[70]注[51]拙作，401页。
[71]注[51]拙作361、379、416、438页。
[72]拙作《戰国三晉都市の性格》（《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XVC，史学32，1986年，51页）。
[73]《战国策·赵策》一“城市之邑七十”，《秦策》一、《韩非子·初见秦篇》“上党十七县”。《汉书·地理志》，上党郡的县数是十四，由此知“十七县”也许是正确的。
[74]注[72]拙作，55页。
[75]西嶋定生《中国古代の社会と經濟》（东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47页。
[76]注[7]宇都宫论文，110页。
[77]《春秋会盟地理考一面周地理考の二》（《田村博士頌寿東洋史論叢》，1968年，35页）。
[78]注[50]拙作，217页。
[79]拙作《青銅禮器から見た春秋時代の社会变動》（《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C1，史学34，1988年，72页）。以下青铜器的记述根据这篇文章。
[80]《中国古代都市における民会の）制度》（《貝塚茂樹著作集》第二卷，中央公论社，1976年，118页）。
[81]《史记·刺客列传》里，聂政是韩的一个叫轵的城市里“深井里”的人。
[82]宫崎市定《中国における聚落形態の变遷について》（《アジアの史論考（中）》，朝日新闻社，l976年），堀敏一《中国古代の里》（《中国古代の家七家族》，汲古书院，1996年）等。
[83]《战国策·赵策》一里，这个事件的记述的其他部分是“其民皆不欲为秦，而愿为赵”，《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也记载冯亭和“民”商量的情况。但是《史记·赵世家》里是“吏民”。
[84]拙作《中国古代官僚制に関する—視党》（谷川道雄编《中国士大夫階級と地域社会の関係についての絲合的研究》，昭和五七年度科学研究费研究成果报告书，1983年，25页）。
[85]拙作《“賢”の觀念より見たる西漢官僚の—性格》（《東洋史研究》34—2，1975年，193页）。以下有关“贤”的性质机能参照此文。
[86]据杨宽氏研究，战国时代的官僚任用制度包括：臣下推荐、通过上书与游说的献策、功劳（军功）、自郎官选拔、由长官任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l980年，202页）。此外还可以加上“父兄之任”，实行多样化的任用制度。
[87]参照注[67]拙作，199页以下。
本文原载[日]佐竹靖彦主编《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