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汉唐间北方农业技术的南传及在江南地区的本土化发展

       农业科技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是促进农业技术迈进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亦是古今中外农业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因此备受学界关注；尤其是幅员辽阔的中国，在农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除了存在与域外文明进行的科技文化交流之外，更多的则是境内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业文化之间的持续始终的互动，这更是中国古代辉煌农业文明的重要动力之一，故亦为学界不容忽视之研究领域。

　　综观学界以往之研究，虽然对农业科技文化的传播现象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却忽略了生产技术跨区域、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本土化问题，所以许多人倾向性地认为，生产技术进入某一地区之后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立竿见影的功效；但历史事实却并非如此，从生产技术传入到其真正发挥效应，不仅往往会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间隔，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的生产技术是否能真正地实现了本土化？非常显著的一个范例，就是汉唐间北方旱作农业技术的南传与江南稻作农业技术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其间不仅存在着明显的时间间隔，而且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性转化。本文不揣浅陋，即以汉唐间南传技术在江南地区的本土化过程及其影响为例，既希望比较具体地展现这一问题，亦期望从技术传播与转化角度为解读汉唐时期的经济重心转移问题提供一种思路。

一、农业技术体系的地域性特征及南北农业生产环境的差异

　　农业生产的自然属性使得任何一种农业生产技术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都立足于一定的地域范围，并与该地域范围的气候、土壤、地形地貌、植被、水文等自然条件，即地理环境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基于不同地域地理环境的农业生产，必然会形成各具特色的类型和技术体系。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自然禀赋往往具有非常明显的差异。以秦岭—淮河为界，中国地分南北，具有相当显著的地理、气候差异。如就农业生产的地理环境而言，北方多平原、台地，地势较为平坦，而南方地多丘陵，且河汊密布；就土质而言，南方地区多是各种岩石在原地风化形成的风化壳，并以红色风化壳分布最广，而北方地区主要的成土母质是黄土状沉积物及沙质风积物。气候差异也是相当地显著，由于所处纬度差异，故江南地区为亚热带、暖温带气候类型，而北方则属温带气候类型，故南方暖湿，北方干凉。此外，秦岭—淮河一线亦为中国800毫米等降水线之分界，因此，南方外流河流量大，水位季节变化较小，汛期较长，含沙量小，无结冰期；北方除黑龙江等少数河流外，河水的流量小，水位季节变化规汛期较短，含沙量大。因此，南北双方的生物资源差异也是自然而然的。

　　作为以地理、气候以及生物资源为基本要素的农业生产，基于这样的差异必然会形成内涵显著不同的各种类型，这一点早在原始农业诞生之初，就已经有着相当显著的体现。现代研究与考古发掘证明，早在中石器时代，在中国辽阔地域范围内，就已经形成众多特色各异的原始农业生产类型，犹如满天星斗，遍布大河上下、长江南北；这些农业文化遗存，按大的地区范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文化；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文化；南方沿海地区的渔猎（贝丘）文化；北部、西部地区的畜牧（细石器）文化。[1]

　　在漫长的原始农业发展进程中，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同类型农业生产的发展并非并驾齐驱，而是有所差异。研究表明，在人类迈入文明门槛之际，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率先取得突破性发展，并在秦汉之际形成最早的农业技术体系——旱作农业技术体系。这一技术体系是基于北方地区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而形成的，具有抗旱保墒、重视水肥等明显的地域特色和精耕细作、铁犁牛耕等技术特色。[2]也正是在这一技术体系支撑下，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并滋养了中国的早期文明的繁荣。而与之同时，南方的稻作农业发展则相对较为缓慢，还保留了较多的原始生产特点。因此，《史记·货殖列传》云：“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孰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砦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见诸于其他史籍中关于江南生产状况的描述，也大抵如此。[3]

二、秦汉时期北方农业技术在江南的传播与发展

　　不同内涵与特色农业类型共生的格局，以及不同发展状态所造成的发展层次与水平落差，既为南北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亦提供了基本的势能。因此，伴随着先民活动范围的日广，相互之间的来往交流便渐次展开。现代考古发掘和研究证明，南北之间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始之甚早，甚至在原始时代就已经客观存在，而且在某些方面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今人的想象，典型如稻作技术的北传；当然，真正形成规模性持久的交流，则是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尤其是在秦汉时期，政府主导下的农业生产技术的大规模持续南传，奠定了南方地区区域农业生产技术转型的基础。

　　（一）北方农业技术在江南地区的传播

　　秦汉时期北方旱作农业技术的推广是伴随秦汉政府的区域开发而展开的，其既依托严密的管理体制，同时也是加强中央集权政治的重要举措。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以各级政府为主导，通过移民、劝课农桑、兴修水利等各种举措，使得北方较为成熟的技术体系在南方各地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并最终形成了中国文明史上第一次区域开发高潮和科技文化交流高潮。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人口的迁徙。人是科技文化的重要载体，人口流动因此也是科技文化传播交流的主要途径。研究表明，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人口流动高潮，尤以北人南迁为主流。其大致分为两个时段：秦至西汉中叶为第一阶段，移民主要由政府主导，具有浓郁的政治军事意义，即在“强干弱枝”政策的指导下，大量迁徙以故六国贵族大宗为主体的中原各地民众进入江南各地。[4]西汉末至东汉时期为第二阶段，移民的主流则转变为民间自发性的迁移。如西汉末，北方连年兵祸，大批中原民众不得不避乱江南，发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北人大规模南徙长江流域的现象，“民人流亡，百无一在”。[5]东汉时期这一现象也屡屡出现，如安帝初，“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饥荒之余，人庶流迸，家户且尽”，故渡江而南者比比。建安年间（公元l66–220年），大规模的北人南迁再次出现，仅关中一地迁入荆州的人数就达十余万家。[6]持续的南迁，使江南人口短期之内出现了大幅度增加。据《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的户口资料来看，江南地区诸郡国在东汉永和五年（公元l40年）户数达到l70余万户，人口数为7307763人。相较于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户数增长141％，人口数增长112％。北方人口的大量迁入，不仅改变了江南“地广人稀”所造成的劳力资源匮乏问题，而且也带了北方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因此，也是江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其次，先进生产工具与技术的传播。铁制农具是秦汉时期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因此，追寻铁农具的分布状况，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从考古资料来看，战国时江南地区已经开始使用铁农具。如湖南长沙战国楚墓、湖北江陵纪南城古墓均有铁农具出土，主要包括有锄、镢、镰、铲、凹形铁口锄、斧、锸、锛。[7]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铁农具的使用范围还相当有限。进入秦汉、尤其是东汉时期，随着政府开发触角的逐渐延伸及区域开发重心的南移，铁农具在江南地区获得了较大幅度的推广，而且呈现出种类多样化、体系渐趋规范完备的发展趋势。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湖北、湖南、江苏、福建、江西以及浙江等地都有大量铁农具出土，出土农具种类有钁、铲、镰、斧、犁、锄、锸等多种，涉及各个农业生产环节，特别是铁犁的出现和使用，为南方农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推广牛耕也是秦汉时期区域开发的重要举措之一。战国时期南方是否已有牛耕，学界尚有争议；[8]但东汉时期使用牛耕的则成定论。东汉史料中明确记载南方牛耕的材料有两条：一是《后汉书·王景传》记载，王景“迁庐江（今安徽舒城）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另一条则是《后汉书·第五伦传》的相关记载，第五伦任会稽太守，“移书属县，晓告百姓，其巫祝有依托鬼神诈怖愚民，皆案论之。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采取举措保护耕牛，从一侧面反映了牛耕在南方使用的史实。从出土的铁犁等相关文物来看，也是如此，在数量、范围等方面远远超越了前代，甚至一些丘陵地区，如江西、福建等地的边远山区也发现了使用铁犁牛耕的实证。[9]此外，在南方东汉墓葬中，陶牛已成为了常见的随葬品，牛耕水田明器和陶牛圈明器均有发现，[10]似乎可以表明牛耕在一些地区已成为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构成。

　　再次是重视兴修水利之风的渐兴。江南地区河湖联结，构成密集的水系网络，具有极为便利的水利条件。故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诸多水利工程，如孙叔敖兴修的芍陂、吴王夫差主持开凿的邗沟。[11]但总体而言，在江南气候环境和“火耕水耨”耕作方式下，人们对农田水利的重视远不及北方地区。秦汉统一以后，随着中央对江南政治控制的日趋强化、北方人口的不断南迁以及南北科技文化交流的持续发展，北方较为成熟的农田水利思想、技术、管理制度也开始在江南逐步推广，江南渐兴兴修水利之风。史载，西汉时，九江郡所辖十五县，均置有陂官、湖官，专门负责水利事宜；《汉书·沟洫志》云：“九江引淮……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可见九江郡民引淮水溉田已达一定规模。仪征汉墓所出竹简《先令券书》记墓主朱浚生前有桑田二处，稻田、陂田各一处，[12]亦表明西汉后期江北淮南地已较注意陂塘水利。进入东汉以后，陂池塘堰水利工程在南方普遍兴起，成为了促进了南方农业发展的有力保障。一些地方官吏也因兴修水利、重视农业而见诸史载。如《后汉书·王景传》记，建初八年（公元83年），“迁庐江太守，……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在吴越地区，对农田水利工程的关注也显然超越了前代。“熹平二年（公元l73年），陈浑在临安修起湖陂，溉公私田一千余顷”。[13]《通典·会稽郡》记，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l40年），“马臻为太守，创立镜湖。在会稽、山阴两县界，筑塘蓄水，水高[田]丈余，田又高海丈余。若水少，则泄湖灌田；如水多，则闭湖泄田中水入海，所以无凶年。其堤塘，周回三百一十里，都溉田九千余顷”。联系吴、越二国在先秦时兴修小水陂以利农作，而发展至汉代在宁绍平原修建大型陂塘的事实，亦表明这一时期水利工程建设已经出现了由小而大的发展趋势。

　　（二）秦汉时期南传技术在江南地区的本土化状况及其分析

　　通过上文描述可以看出，秦汉时期在中央强劲区域开发政策推进过程中，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传播的确达到了相当的广度和高度，尤其进入东汉时期，随着国家区域开发重心的南移和北方旱作技术的长期积淀，可以说已经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从技术发展角度而言，不但在许多技术环节上出现了从无到有、由少而多的发展，而且出现了完备化、精细化的某些迹象，或者说已经拉开了本土化的历史帷幕。正如陈文华先生在《汉代长江流域的水稻栽培和有关农具的成就》一文中指出：“（江南）汉代水稻栽培从整地、播种、灌溉、施肥、中耕到收获、留种，都有明确要求，已初步形成了一个技术体系”；[14]从整体效应而言，使南方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火耕水耨”耕作方式受到了严重冲击，范围大幅度缩小，进而促使这一时期江南经济出现了空前的发展。　　

   尽管如此，另一个方面的问题也很值得关注，即与北方相比较，其所表现出诸多的差距：农业经济发展整体远不及北方，北方依然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农区范围、尤其是采用新技术的农区范围还很为有限，呈现出明显的点状分布特色；很容易看到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即在强势政府式微之后，采用新技术的地区还往往会发生萎缩，如在两汉时期推广到一定程度的牛耕，在进入后世反倒又再次出现了“东南以水田为业，人无牛犊”[15]的局面；南传的生产工具、农业技术没有真正融人江南的稻作农业技术体系，或者没有真正形成适应南方农业生产环境的技术体系，非常显著的例证就是南方各地出土农具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一是从其种类、形制来看，与北方这一时期的农业工具并无太大差异；二是出土地点大都集中于郡县治所周围，而这些地方也往往是北方移民，包括屯垦比较集中的地区。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开发重点、气候等因素之影响外，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南传技术在江南的本土化进程没有完成，这也就是说，北方传入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以及相关的理念文化，还没有真正地同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社会及文化环境相结合，也没有真正地形成江南特色的农业生产技术体系。

三、北方南传技术的本土化及唐中叶南方稻作农业技术体系的形成

　　（一）核心技术环节的转化及稻作农业技术体系的形成

　　如前所述，南方稻作农业生产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北方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此，要真正促进这一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简单运用北方旱作生产技术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立足南方自然地理环境和作物特点，构建具有稻作农业特色的技术体系。回溯中国区域农业历史的发展进程，我们不难看出，到了隋唐时期，经过长期的吸收、融汇和创新，南传的诸多技术出现了诸多“脱胎换骨”式的变革，并逐渐形成了整套的、完全适应南方农业地理环境的技术体系。

　　（1）从汉犁到曲辕犁：核心技术环节的突破

　　汉犁，即耦犁，是秦汉时期大力推广的一种犁具，有大、中、小等多种类型。与北方的土地平整、土质疏松等特点相适应，汉犁大都为长直辕，两牛三人的“二牛抬杠”最为普遍。较之于前代，汉犁的出现和发展不可不谓出现了重大革新，也因此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推广，但其弊端也非常显著，由于形制较大，故操作并不是非常便捷，即所谓的“回转相妨”。也因为如此，虽然有政府大力之推广，但整个秦汉时期江南使用牛耕的总体水平仍然有限，这一状况的改变得益于唐代中叶江东犁（曲辕犁）的出现。 

　　江东犁第一次较好的解决了南方红土的开垦和水田耕作问题，因此也为牛耕在南方的真正推广创造了条件。关于曲辕犁的构造，陆龟蒙的《末耜经》有较为明确的记载：“冶金而为之者曰犁镌，曰犁壁，断木而为之者曰犁底，曰压镌，曰策额，曰犁箭，曰犁辕，曰犁梢，曰犁评，曰犁建，曰犁盘。木与金凡十有一事。”可以看出，江东犁显然与北方的汉犁具有密切联系，是在改进汉犁基础上所出现的一种新犁具：一方面，曲辕犁较多地保留了汉犁的基本部件，如犁辕、犁梢、犁床、犁箭、犁横、犁壁等；[16]但另一方面，与汉犁相比较，又明显具有了诸多的创新：其一，出现了曲辕和犁盘，淘汰了汉犁的犁衡（肩扼），缩短了犁辕，减轻了犁架重量，克服了直辕犁“回转相妨”的缺陷，操作更为灵活自如，显然与“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阔狭不等”的生产环境相关；其二，出现了专门用以控制耕地深浅的犁评，使入土的深浅、起土的宽窄更加随心所欲。其三，出现了犁梢和犁底的分工，改变了犁梢与犁底连成一体的旧制。犁底修长，便于耕作时保持平稳，做到深浅一致。犁梢则通过人手的上下左右操作，来控制耕地的深浅和耕垡的宽窄。其四，犁镌替代原来的犁铧。南方土壤土质粘重，耕垦自然与北方有差异。后世的《王祯农书》对此有较为详细的总结，“镌狭而厚，唯可正用。铧阔而薄，翻覆可使”，故“开垦生地宜用镵，翻转熟地宜用铧”，“盖镌开生地着力易，铧耕熟地见功多。北方多用铧，南方皆多用镵”。上述的创新，显然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了南方水田耕作中土质粘重、耕地情况复杂等条件。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汉犁和曲辕犁之间，在北方还曾经出现过与曲辕犁更为接近的犁具——蔚犁。由于汉犁为长辕类型，犁架笨重，回转困难，故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民发明了短辕的蔚犁o《齐民要术·耕田篇》载：“今自济州以西，犹用长辕犁、两脚耧，长辕耕平地尚可，于山涧之间则不任用，且回转至难，费力，未若齐人蔚犁之柔便也”，说明山东一带已出现适合在山涧、河旁、高埠、谷地使用的蔚犁。蔚犁与长辕犁相比，是一种操作灵活、轻便、性能先进的短辕犁。可以肯定它是中国犁由长辕直辕犁到短辕曲辕犁的一个过渡。晋代时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也有可能使这种犁具及其技术传入南方地区。从广东韶关出土的东晋犁田模型使用的犁具来看，与北方的蔚犁非常相似，都属于短辕犁类，应该是曲辕犁的诞生的基础。江东犁体积小、重量轻、使用灵活，应该说它的出现，突破了在耕作环节上的重要局限，因此使得铁犁牛耕在南方推广的可能性大为增加。

　　（2）整地工具的本土化：方耙、砺礋、磟碡的出现

　　在北方旱作农业技术体系中，整地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至秦汉魏晋时期，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整地工具，见之于《齐民要术》就包括耙（包括竹木耙、铁齿耙等，形制包括一字耙和人字耙等）、劳（即耱、耢）、挞、批契、木斫、陆轴等。魏晋隋唐时期，随着这一技术在南方有所发展，出现了适宜于水田耕作的诸多创新。 

　　从铁齿漏楱到方耙。铁齿漏楱，是由畜力牵引的一种人字耙，主要旱田平整土地，即《齐民要术·耕田》所谓：“耕荒毕，以铁齿漏楱再遍耙之”。但其显然不适合水田耕作。随着北人南迁，这一工具和技术环节也进入南方地区，并逐渐立足南方农业生产条件出现了诸多改进。如从广东连县出土的西晋犁田耙地模型和广西梧州倒水公社出土的南朝耙地模型看，此时耙的形象已经有所改变，可能已经开始被应用于水田耕作，具有了搅拌田泥和平整田地的作用。及至隋唐时期，耕耙技术得到进一步推广，工具的改进也是非常明显，出现了方耙。这种耙与旱田耕作所常用的人字耙相比较，不仅形制较大，使人不易于陷溺于泥水之中，而且结构牢固，更能承受阻力，显然适应了水田耕作的条件。故《耒耜经》谓“耙，散坡去怿”。

　　从陆轴到碜碡。北方的整地工具中还有《齐民要术》所说的“陆轴”，其为北方的一种石制农具，主要用于旱田破垡和镇压田土。从《齐民要术》记载来看，至迟当时已经在北方的水田耕作开始出现了应用的萌芽，即“先放水，十日后，曳陆轴十遍”，[17]但陆轴无齿，不能使泥浆充分混合，显然与南方水田耕作要求有一定差距。隋唐以后这种农具结合南方水田土壤较粘重和阻力大的特点有所改造，质地由石而木，形制上则增加了诸多觚棱，名称亦由此而称为碜碡，适宜于水田整地。至于砺谭，则可能是在碜碡基础上创制而成，其特点是有列齿，可以“破块滓，溷泥涂”，为南方水田所独有。正如《耒耜经》所谓说“耙而后有磟碡，有砺礋焉。自耙至砺礋皆有齿，碜碡觚棱而已，咸以木为之，坚而重者良”。

　　（3）南方水田耕作体系的初步形成

　　江东犁、碜碡和砺礋等一系列配套水田农具的创制，不仅为南方稻作技术进一步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也是其体系化发展的重要标志。《耒耜经》所谓“耕而后有爬（耙），渠疏之义也，散垡去芟者焉。耙而后有碜碡，有砺礋焉”，其实也已经反映了这一时期水田耕作已经具有了“耕”、“耙”、“耱”等技术环节，标志萌芽于西晋时期的水田耕作体系至此已经基本形成。[18] [19]这显然要归因于这一时期上述系列工具及其技术的本土化发展。

　　（二）精耕细作技术特色的继承与发展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精耕细作旱作农业技术体系臻于成熟，《齐民要术》的出现即是例证。此后随着大规模的北人南迁，精耕细作的技术思想也在江南各地得到了广泛传播，在有效结合南方水田实际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呈现出后出转精的发展特色。

　　深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深耕是精耕细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继承前人总结的基础上，《齐民要术》更是提出了“秋耕欲深，春夏欲浅”、“初耕欲深，转地欲浅”等一系列经验。至唐中叶，这种深耕思想在南方水田耕作中也有所体现。如陆龟蒙在《象耕鸟耘辨》一文中，对传说中象耕鸟耘进行自己的诠释。他认为所谓的“耕如象行”，即要求耕田必须象大象行走一样“既端且深”：深，即深耕；端，则是要求平直，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深耕疾耘”的原则。可以看出，陆龟蒙这些认识的形成既有继承前世农学家基本理念的成分，也有结合水田生产实际经验的成分，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南地区水田耕作中重视深耕的实际。

　　集约化程度的提升。劳动集约是精耕细作的重要特征，即投入较多的劳动量。战国中期《孟子》所谓的“深耕宜耨”、“百亩之粪”就是提倡向土地多投入劳力，多投入肥料，深耕细做。《吕氏春秋·上农》也说：“敬时爱日，埒实课功。非劳不休，非病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当时之务，不兴土功，不料师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就是要求人们珍惜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实行精耕细作，提出了农之道关键在于劳力的投入。在唐代以前，南方一直处于“水耕火耨”的粗放经营阶段，即以火烧草，不用牛耕；直播水稻，不用插秧，不追施肥料；以水淹草，不用中耕进行田间管理。可见，这是一种粗放的水稻栽培方法，省去了水稻生产中人工最多的几道工序——插秧、中耕除草等。到隋唐时，随着水田农具的完备，水稻移植技术、中耕技术的应用，每亩稻田人工总投入量显著增加。

　　此外，以江南农业发展为主体的农书——《山居要术》、《耒耜经》、《茶经》等的相继出现，也是这一时期江南农业技术精细化和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三）重视水利传统的进一步发展与南方水利的勃兴

　　唐代中叶以后，随着经济中心的渐次南移和农业技术的进一步推广，重视水利的传统在江南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出现了江南农田水利建设的勃兴，甚至出现了南方水利技术的反向传输。 

　　首先是陂塘湖堰水利工程的勃兴。陂塘塘堰主要是利用南方多山多水的地理特点所开发的一类水利工程，主要分布于淮南及江、浙低山浅丘及高亢平原地区。隋唐时期，除了修治、扩建芍陂、扬州五塘、白水塘、大农陂、永丰陂、德政陂、鉴湖等旧有的陂塘工程外，还兴修了大量的大、中、小型陂湖工程，其中不少的工程质量突出、效益显著。如唐太和七年，明州郧县（今浙江宁波市）县令王元韦主持修建的它山堰水利工程，“度地之宜，叠石为堰，冶铁而锢之，截断江湖，疏为百港”，即继承和运用了都江堰的施工技术与经验，堰成之后，灌溉七乡农田数十万亩。[20]再如唐元和三年，江西观察使韦丹在南昌附近“筑堤捍江，长十二里，疏为斗门，以走潦水”，修筑陂塘598所，灌溉农田l2000顷。[21]

　　其次是太湖塘浦圩田水利系统的基本形成。早在先秦和秦汉时期，太湖地区已经开始修堤筑塘；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南迁人口大部分进入了荆、扬两州，而丹阳、晋陵则为侨寓集中地，故太湖西北以塘坝蓄水为主的水利工程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隋代，为全线贯通江南大运河，在湖州及周边地区继续修塘建漤，围田筑圩，太湖水利初具规模；及至唐代，以土塘为主的南北海塘系统已经初步形成，环绕太湖东南半圈的沿湖长堤也在唐中叶全线贯通，为大规模的塘浦圩田建设奠定了基础。史载，中唐以后，与太湖地区大兴屯田相联系，这一地区的治水治田遂进入高潮。其在低洼区筑堤作圩，防洪排水，在高仰处深浚塘浦，引水灌溉，形成了“畎距于沟，沟达于川，……，浩浩其流。乃与湖连，上则有涂（途），中亦有船”的沟渠路系统。塘浦圩田建设把太湖流域的洼地变成良田，“旱则溉之，水则泻焉，日雨日霁，以沟为天，无凶年下岁”，[22]太湖流域迅速成为唐王朝的主要粮仓。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与这一时期江南水利建设的勃兴相联系，灌溉农具也得到进一步的普及，并在运用过程中有了诸多创新。从史载来看，发明于北方的翻车在江南稻区获得了普遍的运用。《元和郡县志》江南道蕲春县条下即有“翻水车”、“翻车城”之记载，以“翻车”名城，足见当时其推广使用情况。出现于隋唐时期的筒车也在江南各地有普遍使用，日本《类聚三代格》卷8载，天长六年（公元828年）的《太政府符》称：“耕种之利，水田为本，水田之难，尤其旱损。传闻唐国之风，渠堰不便之处，多构水车。无水之地，以斯不失其利。此间之民，素无此备，动若焦损。宜下仰民间，作备件器，以为农业之资。其以手转、以足踏、服牛回等，备随便宜。”这一记载不仅充分说明了筒车的使用情况，也反映了筒车技术的发展进步，已经出现了手转、足踏、牛拉等诸多种类。江南灌溉工具的改进与发展，在当时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据史载，唐文宗太和二年（公元828年），征集江南造水车匠赴京，所成水车，分发畿内诸县令，令依样制造，以广溉种，技术传播出现了反向的流动。[23]

　　总而言之，经过长期的积累、互动以及改造，至唐中期北方南传农业技术在江南地区本土化进程已基本完成，并逐渐呈现后出转精之势，从而为江南农业经济的繁荣发展，乃至中国经济重心的转移创造了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1]万桃涛．东汉时期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J]．农业考古，1993，（3）．

[2]太湖地区农业史研究课题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l990．

[3]陈文华．汉代长江流域的水稻栽培和有关农具的成就[A]．论农业考古[C]．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l990．

[4]郭文韬．中国古代土壤耕作制度的再探讨[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2）．

注释：

[1]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农业出版社，l989年，第9～l5页。

[2]出现于西汉时期的《汜胜之书》对北方旱作农业技术体系曾经有所总结：“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　　锄、早获。”

[3] 《汉书·地理志》亦云：“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而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窳赢蛤，食物常足。故砦窳偷生，而亡积聚。”此外，与《史记》同一时期的《盐铁论》中也有类此的记载：“荆扬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材，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广而饶材。”

[4]如《后汉书·郑弘传》注引谢承《后汉书》曰：“其曾祖父本齐国临淄人，官至蜀郡属国都尉。武帝时徙强宗大族，不得族居，将三子移居山阴，因遂家焉。”

[5] 《后汉书补逸》卷21《董卓》。

[6] 《三国志·魏书》卷21《卫觊传》。

[7]邓辉：《战国时期江汉地区的农业》，《中国农史》1990年第l期。

[8]考古文物中迄今未见春秋战国南方铁犁出土，是否认南方牛耕的重要论据。但也有学者指出，石犁早在五千年前已在长江下游出现，而浙江绍兴也出土了越国的青铜犁，并且在文献中也有反映牛耕的材料，如吴王曾梦见两副犁铧靠在宫室的墙上，公孙胜占梦认为“越人人吴邦伐宗庙，掘社稷也”（《越绝书》卷十一《记吴王占梦》）；楚康王时有太宰叫伯州犁者，因此认为楚国在战国时可能推行牛耕。详见黄崇岳：《“火耕水耨”与楚国农业》，《中国农史》1985年第3期。

[9]万桃涛：《东汉时期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考古》1993年第3期。

[10]邱立诚、尚杰：《广少i,i新发现的汉代陶牛圈》，《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11]太湖地区农业史研究课题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第页。

[12]扬州博物馆：《江苏仪征县胥浦101号西汉墓》，《文物》1987年第l期。

[13] 《余杭县志》卷21《名宦传》。

[14]陈文华：《汉代长江流域的水稻栽培和有关农具的成就》，《论农业考古》，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

[15] 《晋书》卷26《食货志》。

[16]从陕西米脂东汉牛耕画像石和嘉峪关魏晋壁画来看，汉犁的构造有犁辕、犁梢、犁床、犁箭、犁横等木质部分和铁　　质部分犁铧、犁壁组成。

[17] 《齐民要术》卷2《水稻》。

[18]1963年广东连县西晋古墓中出土的犁田耙田模型中，就具有了耕、耙等技术环节。详见徐恒彬：《简谈广东连县出土的西晋犁田耙田模型》，《文物》1976年第3期。

[19]郭文韬：《中国古代土壤耕作制度的再探讨》，《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2期。

[20]魏岘：《四明它山水利备览》自序及卷上。

[21] 《新唐书·韦丹》。

[22] [唐]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全唐文》卷430。

[23] 《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

本文原载《中国农史》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