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首次公布的徐旭生先生从1933年2月到1935年6月在陕西组建陕西考古会，并主持宝鸡斗鸡台考古工作期间的日记，翔实记录了徐先生在艰苦环境下筹建陕西考古会，在陕西各地进行文物调查以及在宝鸡斗鸡台考古的真实情况，是考古先驱徐旭生先生留下的珍贵的陕西考古资料。罗宏才教授抢救性发掘出徐先生因年代久远而支离破碎的日记，经分类整理、严谨考证、详细注释，使之完整呈现于读者。著者献身考古之情怀，注者传承文化之用心，一脉相承。

封面

本书对全部日记均做简体录文，影印了部分手稿，首次刊布了徐氏留法小照、北海公园“驼群履冰图”等珍贵图片资料。罗宏才教授整理了徐旭生的传记，做了整理说明，对日记涉及的人、事、物均做了较为详细的注释和解读，便于读者阅读。学者研究。

本日记的整理出版对研究陕西考古史乃至中国考古史都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和历史研究意义。

作者简介

徐旭生（1888—1976），名炳旭，字旭升，号蜚遯庐、遯庵，河南省唐河县人。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学术活动家。曾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哲学。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1927年，担任“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这个考察团的组成，结束了从19世纪末以来我国大批珍贵文物任外国人随意拿走的屈辱历史。1930年，出版《徐旭生西游日记》、1933年，前往西安组建了西北地区第一个考古机构——陕西考古会，主持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工作数年。本书即是他主持陕西考古会期间的日记。

徐旭生

罗宏才，上海大学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博导、美术学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中心决策咨询基地艺术市场研究工作室专家，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科技创新项目验收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评审专家等。主要从事美术考古、艺术管理及艺术市场研究。出版《探寻碑林名碑》、《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慈恩印象》、《陕西考古会史》、《从中亚到长安》（主编）、《卢是艺术年谱长编》、《西部美术考古史》、《佛教艺术模式与样式》等著述20余部。

罗宏才教授

目  录

序

无论在中国新文化史范畴，还是在中国考古史视野，徐旭生先生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遗憾的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徐旭生先生非但未被大众所知晓，即便在他筚路蓝缕竭力开创的中国考古学领域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最具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著名金石学家、考古学家”序列，也未出现徐旭生其人的词条。然而历史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当时的功德，更多的在于沉淀多年之后仍可熠熠生辉的那些人那些事。徐旭生当属其列。

徐旭生(1888—1976)，名炳昶，以字行，又字虚生，号遯庵，曾用名老傻、四河人，河南省唐河县人。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政治活动家。徐旭生潜心研究古代史学。他幼读私塾，聪慧好学，中国古典文化功底深厚。18岁步入新式学堂，就读北京河南公立豫京学堂。25岁远奔西欧，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攻读西洋哲学。1919年徐旭生学成归国后，先后任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26年任北京大学教务长。1929年任国立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院长。1931年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1932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编辑，后改任研究员。1936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期间徐旭生与瑞典斯文•赫定合影

1933年，徐先生45岁。在知识分子最好的年华，炳昶先生接受北平研究院委托来陕西筹设分院。这是他人生中重要的一个转折。在此之前，学贯中西的徐炳昶先生已经取得了人生的累累硕果，承担着一连串重要的学术与社会职务。这些职务对一个学者来说可能有些沉重，而对徐炳昶先生而言，却是人生最富意义的阐释。中国自古不缺乏卓尔不群的学者，缺乏的往往是既有社会责任感又有协调力的远见卓识的战略家。他们不但自身学问渊博，深具学术战略眼光，还不惧辛苦烦劳，在纷纭世间开辟出一方净土，做出一番事业。幸赖有此一批人，才能在苦难深重的近代开创出中国科学的启蒙。徐炳昶先生即是其中的卓越者。

这一转折，对已经功成名就的徐炳昶先生来说，实在是一份苦差事。放弃大学的教职，放弃北京优渥的生活环境，甚而放弃来自家乡河南大学校长的聘书，放弃自己从1913年上巴黎大学起就从事的哲学研究，到当时堪称荒蛮之地的陕西，重新开创一个新的学科和事业，徐炳昶先生的勇气、胆气、斗志，除了感佩，无有他语可以表达了。

此后的四年，他把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光贡献给了陕西，贡献给了宝鸡斗鸡台，在陕西考古史乃至中国考古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岁月飘忽，徐炳昶先生的丰功伟绩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幸得罗宏才教授耗费二十余年心血挖掘整理徐旭生先生相关资料，先生的成就才拂去蒙尘。罗宏才先生先是出版了《陕西考古会史》，给社会展示了徐先生的相关考古业绩。现在呈现给大家的则是精心连缀梳理的《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以下简称《日记》）。《日记》如实记录徐旭生先生在陕西这段工作经历。正如罗宏才教授所言：“日记更用很大篇幅来絮絮记述陕西名胜风貌、古迹状态、调查情趣、发掘经过、学术追求、省院争锋、政坛见闻、人事纠葛、财政拮据、工作艰难、险象环生，以及民生现象、乡俗俚语、社会弊病、地方教育、宗教活动、人文地理、民间艺术等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层面。瑰宝乡音，事物景象，无不逼真细腻，……赍人以极大的心灵感受与视觉震撼。……一部看似狭小的日记体量，已远远超过一般叙事日记与专题日记所产生的功用与影响，俨然一部活生生的20世纪30年代陕西文物调查发掘记录及关中社会文化史篇，它在准确关照特定时段日记记载主体诉求的前提下，更集中地反映了特定时代历史语言学术范式规制下文物考古工作者的文化精神面貌与学术旨趣，给人以特殊的启迪与鼓舞。”

徐炳昶先生在陕西这块周秦故土，辛劳奔走，多方协调，终至得以成立陕西考古会；又饱受艰辛，在陕西大地展开大规模文物调查；并独立支撑，领导了陕西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宝鸡斗鸡台考古发掘。斗鸡台遗址的成功发掘更被考古界誉为“中国考古学初步发展时期最重要的发掘项目之一”。

1934年徐炳昶致考古会各委员信函原件

徐炳昶先生基于考古调查和发掘基础上对陕西考古的许多远见卓识，直至今日，仍对我们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在党中央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丝绸之路再次成为焦点和热点的背景下，徐旭生先生的工作更显现出巨大的现实意义。我相信，《日记》的出版必将引起学术界及有关各界的积极关注。我们有理由期待这部著作的出版，能对陕西文物考古工作带来重要的营养与支持。《日记》虽是徐旭生先生学术遗产的部分成果，但对重新评价先生的学术地位和工作价值，尤其是对认识先生对陕西考古的重要贡献，意义重大。

作为文物大省，陕西考古的历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缩影。几年前我积极推动以学术发展为主题的陕西考古博物馆建设，今天适逢位于唐香积寺旁的博物馆250亩建设用地落砖圈地，尤感出版徐先生这本陕西考古日记的特殊意义。

衷心感谢此书的整理者罗宏才教授。罗先生毕业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是我的学兄。他从毕业进入陕西省文管会就关注前辈的考古往事，汇集散失资料，梳理史实汲取学养，开拓了考古史和艺术考古新领域。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努力，不仅出版了诸多学术成果，也获得了艺术史博士学位，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大学教授。他是陕西考古的有心人和有功人。感谢慷慨提供日记原件的徐旭生先生哲嗣徐桂伦先生，使得我们有条件复原廓清陕西考古的年轮，也使我们能更准确地记住徐旭生先生对中国考古的贡献。感谢鼎力支持此书出版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的领导，特别是责编侯海英女士对陕西考古的热心和学养，使得徐先生的业绩与价值重现天日。

是为序。

                              赵荣   陕西省文物局局长

       徐旭生小传

徐旭生（1888—1976），名炳昶，旭生其字，以字行，又字虚生，号蜚遯庐、遯庵，笔名老傻、四河人等，书斋号“蜚遯庐”。祖籍河南省唐河县桐河乡砚河村。

父徐纲，字振甫，清廪贡生，曾任河阴（今属荥阳）教谕、归德府教谕等；兄徐沛泽，清末县学生员，曾任陕西佛坪厅巡检等。

徐旭生幼居父徐纲河阴教谕任所，受到良好启蒙教育。光绪三十二年（1906）遂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河南公立旅京豫学堂，同年又入京师译学馆学习法文。在家庭支持下，1912年曾在彰德中学短期讲授算学与法文，旋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大学学习哲学。在巴黎留学期间，他在繁重哲学课程学习之余，热忱考察巴黎各大博物馆、美术馆，认真观摩中外艺术品造型样式，积极追溯流入欧洲的中国文物艺术品踪迹，留下了大量的学习笔记，为而后考古工作及文物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即便如此，他仍时时严格要求自己。如1914年4月15日与友人王海帆等同至巴黎鲁佛尔博物院参观，即以“美术史未用功，故于其正变源流不甚清楚”“止观油画”而自责不已，认为此事“亦一耻也”。

陕西考古日记手稿（1935年）

1919年夏季，徐旭生学成回国，先于河南开封第一师范学校及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教学，及1920年秋季以河南省教育界代表身份赴京请愿遭河南地方反动派无理阻挠，因此愤然留居北京，并于翌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24年，北京大学研究所设立考古学会，徐旭生闻而振奋，率先参加该会，积极投入该会的各项工作。1925年3月，当北洋政府统治专横之时，他与李宗侗（玄伯）合办《猛进》杂志，任主编，以“热力四溅”的批判精神，勠力鞭挞腐朽思想，被鲁迅视为“也终于还是‘思想革命’”的先锋。

1926年，徐旭生以其在北京大学任教以来的突出贡献，深受有关方面的敬重,被推为该校教务长。1927年又与李石曾、李书华等中法系人物筹设北平大学，同年且与瑞典斯文•赫定等人联合组就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任中方团长。得鲁迅建议撰写“本团二十个月的经过及工作大略”。成果刊布后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誉，1929年11月傅斯年因此称他为“渡漠考古于当代，将来必于中国古史之发达有弘伟之贡献”的古史先驱。1936年更以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时期“成绩斐然，收获甚多，于学术上贡献之殊大”而获瑞典君主赠予三等“华沙章”一座。

1928年3月，大学院古物保管委员会成立，徐旭生任委员一职。1929年12月，又任国立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院长，后因女师附中学潮而遭受冲击。1931年2月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同年11月因赴南京教育部请求增加北师大经费未果，愤而辞职。1932年6月受李石曾、李书华邀请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编辑，后改任研究员。未几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主任，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研究所国文导师。

1933年，徐旭生遵照北平研究院以陕西为“周、秦、汉、唐旧都所在地，遗迹至多，足供考古学家之取材”，而“欲研究周秦初期文化，非求之于地上、地下之遗迹以作证明”之总体规划，风尘仆仆赴陕筹设该院分院。在艰难环境下，费力促就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合组陕西考古会的成立，出任委员及工作主任等重要职务，拓开了陕西考古的新纪元。1934年，北平考古学社成立之际，徐又率先参加该社，细心擘画学社事宜，积极撰写稿件以为襄助。同年2月且任中央保管委员会常务委员。1934年8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在未征得徐旭生本人同意的前提下，单方面委任其为河南大学校长，但他钟情正在推进的陕西考古工作，且已“对办理学校行政颇感厌倦”，辞而未就。1935年5月被聘为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专门委员。1936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改为史学研究所，徐亦改任所长。1936年又任史学集刊编辑委员会委员，同年5月禹贡学社成立时任理事，8月任通俗读物编刊社副社长。1937年6月加入西北史地学会，被推为理事。“七七事变”发生后，徐还在7月14日与顾颉刚、吴文藻等人一起，同拟致南京政府电稿，敦请抗日以抵御外侮。

在1933年春季至1937年夏季长达四年的时间内，徐旭生在陕西关中、甘肃等地进行了艰苦细致的考古调查，鼎力主持宝鸡斗鸡台三次考古发掘。于调查、发掘同时，尚积极推进陕西古代碑石、建筑的保护，厥功甚伟。其间并多次利用回乡之机与关葆谦、胡汝霖等调查河南荥阳北邙乡秦王寨新石器时代遗址。

及抗战爆发，徐旭生随史学研究所迁往云南昆明，不久任中法大学、西南联大教授与中法大学文学院院长。1940年4月被聘为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1940年12月23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徐旭生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徐遂参加1941年3月1日至3月10日在重庆召开的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1943年，又与于右任、张继、翁文灏、傅斯年、李济、卫聚贤、顾颉刚、徐中舒、何士骥等人在重庆发起成立说文社。1945年7月7日至7月20日，再以参政员身份出席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曾敏锐发现国民党衰败之象，以为“此次开会秩序稍差，然未必非好现象，盖国民党控制之力已形纵（松）弛”。

抗战胜利后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人员在怀仁堂西四所旧地合影。

居昆明期间，徐旭生勠力整理多年心力思索所得，在艰苦环境下，以坚韧毅力，完成其代表性学术著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为中国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底定了开拓性的基础。

抗战胜利后，徐炳昶与一起暂居昆明北郊黑龙潭的北平研究院同人“皆大兴奋”，积极筹备返回北平的一系列工作。这包括1946年10月28日“同（苏）秉琦乘汽车访（沈）兼士，商历史博物馆”与秘密寄存北平研究院内的“本院古物启封事”，以及同年10月30日“与（苏）秉琦商议接收古物事”等。

1948年8月，徐旭生被推为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1949年1月后，他又出任北平研究院代理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河南省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等。

在新的学术环境下，徐曾建议组建调查、发掘队各一，奔赴山、陕、甘、青、宁等地开展考古调查发掘工作，以续当年北平研究院的宏伟计划，并设想由孙文青、何士骥负责组就发掘队，赴斗鸡台继续此前未竟的考古发掘。后因故未能施行，旋致力夏文化探源工作，在豫西、晋南一带开展较为系统的田野调查研究，先后考察发现告成、石羊关、阎砦、谷水河、二里头等重要文化遗址，并亲临偃师二里头考古工地，具体指导该遗址的考古发掘，成为中国夏文化探索的开拓者与践行者。其中二里头遗址后来被学术界视为“探索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当时，他已经是年逾七十的高年老人。1957年5月，徐旭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夙愿。

斗鸡台戴家沟东发掘前摄影

1976年1月4日，徐旭生走完自己的人生征途，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逝前一段时间内，他不顾晚年长期病痛折磨，尚殷殷挂念夏文化的探索研究，并设想去东北大庆躬行中学教学，以残年余力奉献社会，期望鼎力完成律己以勤，奋斗终生的人生追求。

徐旭生终生致力中国文明探源事业，勤于笔耕，著述繁多，主要有《斯文•赫定小传》、《徐旭生西游日记》、《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读〈山海经〉札记》、《欧洲哲学史》、《你往何处去》、《教育罪言》、《陕西渭河附近考古调查报告》、《陕西调查古迹报告》、《陕西最近发现之新石器时代遗址》、《校金完颜希尹神道碑书后》、《金俗兄弟死其妇当嫁于其弟兄考》、《试论传说材料的整理与传说时代的研究》（与苏秉琦合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禹治洪水考》、《略谈研究夏文化的问题》、《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井田新解并论周朝前期士农不分的含意》、《〈山海经〉的地理意义》、《对我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问题的看法》、《字谥同源说》等。他以不懈的学术追求和脚踏实地的田野调查精神，辗转黄河流域与西南地区，踏遍山河做学问，在古史研究、夏文化探索等方面做出卓越学术贡献，其“我国古代部族三集团”与古史神话系统理论风行一时，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颇具影响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