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历史地理研究：如何面对万年世界历史

历史地理学研究工作的目标，是在逐步复原了的地理环境基础上，探索社会历史发展同地理环境的关系，用以真实地展现人类时空发展的全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中国研究”为特点的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做的是很自然的“本土研究”，如今在学科建设能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基于学术内在发展动力的助推，又面临着世界历史地理研究的学科发展方向。

1.时间尺度划分

本文所持万年时间尺度，系依据 1983年8月侯仁之院士为《环境变迁研究》刊物所撰《发刊词》提出的“研究一万年来环境变迁”，也就是地质历史的全新世阶段。侯仁之先生的阐述是：“一般说来农业的起源，至少可以上溯到全新世的初期。在此以前，自然环境基本上还是未经人类明显干预的原始景观。复原这一原始的自然景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从这里出发，才能真正追溯人类开始明显地干预自然的起点。”这一万年来的时间尺度（根据研究需要可以上溯），分属历史学科划分的古代史（大致起自国家形态出现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而属于现代史和当代史的内容，则为许多现代新兴学科所致力。

上述时间尺度，即我国历史地理学者习称的“历史时期”，其下限究竟延及到现当代什么时段为妥？一个可以作为参考的学术背景是，努力找到现代地理学者较少致力的地方，以此作为研究下限的支持依据，或许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至于擅长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研究的学者，则不受这些时段的限制。

2.人类历史展开中地理面貌的呈现

一万年来的世界历史，人类曾经有过无数的发明和创造，美国学者威尔·杜兰特（1885－1981年）从中归结出 “人类进步的十大飞跃”，分别是：语言、火、征服动物、农业、社会组织、道德、工具、科学、教育、书写和印刷。对于历史学而言，排在最后的 “书写和印刷”却拥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试想一下，如果没有 “书写和印刷”，历史学将会是一种什么境况。既往的人类历史，被不同的文字或多或少地记录了下来，这是人类文化之幸，凭藉这样的记录，历史地理学者才能够触及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面貌。以下暂以古代罗马的两段记载为例，来表明人类历史展开中地理面貌的呈现。

记述对外战争引带出犹太人往事中的地理内容。古罗马学者塔西佗所撰《历史》（Historiae，亦译作《罗马史》）一书，现存残卷仅保留了公元69－70年两年的罗马内部事务、内战和对外战争的内容。第五卷的记述竟写出了犹太人的起源；他们的风俗习惯、政治制度和宗教。他们的领土和疆界；棕榈树和凤仙花；黎巴嫩山；约旦河；生产沥青的湖；大片的不毛之地；倍路斯河口的可以制造玻璃的沙子。首都耶路撒冷；神殿的巨额财富；在亚述人、米地亚、波斯人统治时期犹太人的处境；他们的国王。记述死海那段文字是令人难忘的：“它那毫无生气的水波漂得起抛到上面去的任何东西，就好像抛在坚硬的土地上似的。任何游泳的人，不论他是否熟练，都能漂在水上。在一年的某个季节里，海水把沥青喷出来，经验教会当地人如何收取沥青，就和它教会了他们所有的技艺一样。”这里写出的死海特征，很久以来就已成为基本常识。

记述人物引带出火山事件。古罗马帝国官员小普林尼著有《书信集》，第6卷第16封信函是写给塔西佗的。信曰：“你让我写一份我舅父去世前后情况的说明以便你能当作依据写一篇更为确切的记载以传诸后世。……当时他正和他统率的舰队一起驻在米散那。八月二十四日那天约下午一点左右，我母亲要他到外面去观看一种特别巨大而且样式异常的云雾。……他马上要来了鞋子走上了一块高地以便最清楚地观看这一极不寻常的现象。在当时那样的距离不可能辨认清楚这些云烟是从什么山上发出来的，但后来知道了是来自维苏威。”“他愈接近这个地区，火山喷发出来的大量灰尘、砂砾就愈一阵紧似一阵，而且更加炽热炙人。”在庞贝城的众人汇聚之所，“一阵强烈刺鼻的硫磺气味弥漫过来，这是火焰的先导，随之冲天的烈火燃烧起来了……我推测是某种特殊浓烈的气体窒息了他，堵塞了他的呼吸器官。他的呼吸系统本来就比较脆弱多病，而且当时正因感冒而发炎”。这份信函极为珍贵，为学界确认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时间、庞贝城毁灭和《自然史》作者大普林尼死亡过程及原因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如今全世界（地球）的地理区域已被划分为七大洲、五大洋，在公元前五世纪时，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就已经在感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整块大地却有三个名字，而且又都是妇女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把世界划分开来的那些人的名字，以及他们从什么地方取得了他们所起的名字”。这一整块大地应当是围绕整个地中海的土地，三个妇女的名字分别是亚细亚、欧罗巴和利比亚。尽管如此，希罗多德在《历史》第四卷中还是记录了一些希腊人的说法，启发着后人对有趣却很遥远的大洲划分问题展开思索。

简言之，由“历史”进入“地理”，是历史地理学最基本的进入途径。只要是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研习时就需要具备必要的历史素养和视角，这些文献中所包含的人类认知材料及其时代性，应当就是地理学的人文性质之所以存在和长久地施展影响的原因所在吧。

3.从地理因素来解释历史

历史地理学既是历史学、也是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世界史、世界地理研究领域中，也就应当有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而世界地理和历史的丰富场景和内容，会给所有的历史地理学者提供浩博而深远的研究素材。

世界历史的展开，系依赖于地球表面诸多有利的地理条件，对于其基本取向和发展趋势的研究，历史地理学颇具优势。一万年以来的世界历史异彩纷呈，自然意味着对之展开的历史地理研究也会格外精彩。类似农业、国家、宗教、城市起源这些研究内容，起源越早，越是可能包含有较多较明显的有利的地理因素。

与此相反，有的地区在历史上长期沉寂，主要是当地人群的进取活动受到地理限制因素多方面、相当程度上的影响。譬如说大洋洲，托马斯·麦克奈特在《澳大利亚地理总论》里判断：“从最基本的性质来看，大洋是一种障碍。它阻碍着各种陆地生物的传播。只有种类很少的动植物从此处到彼处旅行之后，仍然可以活下来。”这样的情形在15世纪以前的澳洲大陆及其周边地区是广泛存在的，而当地理大发现之后，海洋成为人类借以展开各种交往活动的通道，大洋的阻碍作用就被新时代的航海技术大大地改变了。

从地理因素来解释历史，历史地理学者向来具有浓厚的兴趣，一旦做起分析来，总像是一批雄赳赳的队伍，开赴前线后却很难做到捷报频传。一方面是人们都能看到地理因素的重要性或作为前提条件的限制性，另一方面却又在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或社会发展中诸项制度产生的决胜因素面前失去了威力，所以，学界至今似乎还没有形成较为流行的解释框架。然而，这些并不意味着从地理因素来解释历史的此路不通，相反，而是需要有志者须在不断反思和辩驳中寻找前行的道路。

1978年《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第1版在伦敦出版（至1999年出版了修订第5版）后，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地理杂志》评论说 “看看它就知道地理学及制图学如何点亮历史。”这一说法对于历史地理学者来说，的确颇受鼓舞。

4.中国学者研究世界历史地理的长处

中国历史地理属于世界历史地理研究的一部分，在具体研究中予以主动面对，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态度。

曾在美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多所大学任教的历史地理学家姜道章先生，一直关注和研究海内外历史地理学，他为自著2004年台版《历史地理学》撰写 “序言”说： “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大约有一百年的历史，但是国内有关历史地理学理论和方法的专著却极少，其实国外亦不多见。我国大学历史地理学课程，传统上内容以沿革地理为主，20世纪下半叶扩充包括其他主题；当代欧美大学历史地理学课程，讲授内容，多以教授个人兴趣而异，一般上多以区域为架构，内容又几乎全以专题为主。”这样的概括认识因少见而珍贵， “研究主题”则是一种重要的表达形式。

深谙海内外历史地理学渊源和研究特点的姜道章先生，一直持有一种学术观点，即 “历史地理学在地理学中，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有人将历史地理学二分为 ‘历史自然地理学’和 ‘历史人文地理学’，从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来看，纯粹的‘历史自然地理学’不是历史地理学，从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和处理方法，以及就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来看，这种二分法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上书第一章）。20世纪下半叶大陆历史地理学界坚持的就是这种二分法，确系师法和遵从现代地理学原理和体系而来，同时也是对地球表面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俱在事实的认可，且做出了许多出色的论著。如今视此为开展世界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理论方法和研究途径，无论是把 “历史自然地理学”坚持做下去，还是将其与 “历史人文地理学”结合起来研究，均为大陆历史地理学界所熟悉或擅长，据此展开的世界历史地理的研究，就是一个颇有学科意义的进路，做起来当然会遭遇到许多困难，若坚持下去必定会有自己的创获。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大陆地理地质学界的进步是突飞猛进的，对于中国范围的研究，可以说是举世瞩目，成就斐然。而对于中国周边和世界不同地区的研究论著，更多地是来自于国外地理地质学界的贡献，所积累的成果已经相当丰厚，属于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可以借助的地理地质参考文献。这样的借助和依靠是极为重要的，据此构成的是不同地区人类社会建立的地理基础，可以称之为历史地理学者展开学术研究之一翼，正如学者们在 “本土研究”中所长期借助和依靠的那样。

历史地理学者展开学术研究之另一翼，乃是对于历史学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借助和依靠。从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世界史学界 “世界史资料丛刊”陆续编译出版，到现在依赖国外图书馆外文文献资料的搜求和翻译出版，通过对碑刻铭文、航海日志、古旧地图、宗教审判书、私人信函、测量图纸、铁路设计书、政府档案等文献的收集和阅读，还有履至研究区域进行实地考察，中国学者正逐步踏入世界历史地理的研究领地。至于日渐增多的国家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协议的签署和落实，包括海外考古合作项目的开展，更可以为中国学者开展世界历史地理的研究提供更多的资料和机会。

在中国，若有世界历史的研究，则必当有世界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国社会素有根深蒂固的历史意识，在历朝历代形成的历史编纂传统，一直重视地理知识的收集、编排和使用。中国学者在沿革地理考证研究上形成的严谨的判断力，对于更大范围史实的历史地理研究，将会产出独具品质的学术论著，而且还可以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验证已有工作（诸如原理、定义、结论等）的可靠性。

通过世界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反观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一般特点和独到之处，为同类研究提供丰富的事例，促进理论思考，进而有利于判断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在全球的地位和作用。

5.开展研究工作的条件和做法

立足于中国本土，着眼于中国边疆和邻国的历史地理研究，早已成为大陆历史地理学界的自觉行动。这方面，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和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主办的《海交史研究》等书刊，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广泛的影响。

值得国内历史地理学者学习的是考古学者，尤其是环境考古学者。考古学是一门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的学科，根据汤卓炜教授《环境考古学》的介绍，这门学科可以帮助人们知道远古居民迁徙的趋势，了解造成文化差异的深层原因，弄清地理沿革变化的原委，分析出古遗址分布的自然原因，为寻找古遗址提供指导，解决古文化考证中所涉及的与环境相关的疑难问题，等等。基于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序列所展开的环境考古研究工作，对应的正是距今1000－7000年间尚缺乏文字记载时期的历史内容。考古学者在田野中调查和发掘古代人类在各种活动中留存在地面或地下的遗址、遗迹、遗物，历史地理学者利用各种机会参与其中，和考古队员们交上朋友，一起思考和研究共同面对的问题，就有可能做出展现过去地理价值的研究成果。

值得国内历史地理学者学习的还有国内的世界史学者。我们同处国内，世界史学者勤习外语，常有译著问世，一直致力于世界史专业的教学和研究。难能可贵的是，有的世界史学者在自己的教研工作中，还做出了不少涉及地理学史和历史地理的业绩，如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张箭教授。他的著作有《地理大发现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郑和下西洋论稿》（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新大陆农作物的传播和意义》（科学出版社2014年）。又如宁波大学长期从事中外关系史、地图史、海洋文化史研究的龚缨晏教授。他和导师黄时鉴教授合著了《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并长期关注和研究世界范围内人类起源的问题。

曾经接触到的一种看法是，对于外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无论如何是没有研究所在国学者的水平高，故而有过旅行考察或侨居于斯亦不去研究的情形。对于此种情形，当然应该尊重学者自身的兴趣和选择。我们注意一下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实际上也是分作不同情况的，有的为驰名学界的汉学家，有的仅是在几个问题或几种资料上展开对中国的研究，还有的是写出的文字让中国学者总感到是隔靴搔痒。而我们自己展开的外国历史地理的研究，势必也要经过 “隔靴搔痒”的阶段，在经过前面的不断积累和初步研究阶段之后，撰写的论著在中文出版物范围内达到了较高的水准，甚或在外文刊物上发表，在国外出版社出版，引起了国外同行的关注，也就进入到一个可以与国外学者对话的阶段了。

还有一层，所谓学习过程，靠 “学而知之”，所谓研究过程，是靠 “究而知之”，研究所得是会超过一般人的地方性认识的。最近获得日本法政大学盐泽裕仁教授所赠《函谷关遗迹考证——有关函谷关的四处遗迹》（2016年发表），其采用的研究方法、使用的资料和得出的结论，都让我们称赞不已。唐晓峰先生曾写道： “美国有人说，在社会人文学界里，常常是黑人研究黑人问题，妇女研究妇女问题，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只有白（男）人研究 every-thing （所有问题）。这种说法听起来不舒服，有歧视味道。不过，在段义孚这里却有所不同。”突破母体文化的界限，研究最适合于自己的学问，这是现在品读晓峰先生《段义孚：当代人本主义地理学的旗手》一文的特有味道。段义孚先生的确是在多方面为华人学者树立了标杆。

在现阶段，国内的世界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依靠那些有兴趣、有优势、有机会的历史学者和研究生，通过历史地理学、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外关系史、海交史、环境史、生态史、地缘政治、跨文化研究等领域的研讨和交流，有所尝试，不断积累，在已有基础上开展研究工作。

一名学者若一直研究中国，就应当继续下去，直到做出自己最好的研究，希望这样的研究论著有机会被介绍给国外学术界。学者们还应当关心与自己研究有关的内容（诸如学说思想、城市布局、交通线路、空间拓展等），在国外是一种什么情形，予以长期关注，形成提高研究水准的推动力，有利于自己把研究视角伸到国外去。还可以考虑自身研究地域上的相关度（如气候、河流、山地、草原、海域和岛屿等），选择有条件接触的国家和地区，展开较为主动的域外研究工作。

（本文讨论和改定中得到陕西师范大学李化成、张力仁、李令福诸位的指点，谨此致谢。）

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