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古代书院教育对现代大学精神建设的启迪

大学精神是大学之魂，决定着大学发展的方向，是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力量源泉。当今世界大凡名载史册或被世人传颂不息的大学往往具有独特的精神风貌，即体现了这所大学的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大学精神的形成同大学的发展史、地理环境、文化氛围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不仅是历史传统的积淀，也在时代发展中不断得到重新塑造和赋予新的内涵。在当下，我国许多高校面临着大学精神缺失或不足的现象，呈现出许多办学困惑，诸如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为什么培养不出大量德才兼备、品学兼优的学生，为什么校园中弥漫着浮躁与功利氛围，学生缺乏诚信度、缺乏远大理想，甚至厌学逃学等一系列精神价值失衡的现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高校纷纷建立了国学研究所、国学班、国学院、书院以及一些书院制管理模式，纷纷转向传统教育体制寻求办学的理念和价值追求。古代书院在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学内容等方面内蕴的书院精神成为了重新塑造现代大学精神的重要源泉之一。我认为，今天的大学教育可以从古代书院的创新精神、自由精神、德育精神、治学精神等方面得到重要借鉴，这是走出现代大学办学困境的重要突破口。

创

新

精

神

面对传统书院文化，继承与创新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今天我们谈的国学教育、书院教育与现代大学精神也无法回避这个话题。中国古代书院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面对这些形式和内容，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在“继承中创新”与“在创新中继承”，使书院传统成为富有时代意义的活传统。现代大学精神建设亦是如此，需要在继承中创新与创新中继承，唯如此，才有助于我们在借鉴古代书院教育的基础上形成富有传统意蕴的现代大学精神。

一般而言，现代大学精神的创新主要涉及理念创新、制度创新两个方面。古代书院教育也具有这两方面的思想源泉，可以提供借鉴。

(一) 理念创新

大学理念是大学精神的核心。每所大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有自己持守的办学理念，涉及办成什么样的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等方面。相对古代书院，现代大学的办学理念多具有宏观性与模糊性特征，缺乏具体操作性。

在古代书院教育中，首先是对办学宗旨、培养目标的强调，这些方面渗透着书院强烈的办学理念。南宋朱熹于淳熙六年( 1179) 复兴白鹿洞书院后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其中说：“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并提出“五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可见，朱熹将儒家的伦常道德视为书院教育的宗旨与理念。明代顾宪成主讲东林书院时，主张人人磨砺气节，个个讲求实学，甚至撰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将读书与心怀国家联系在一起，体现古代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抱负。可见，古代书院对办学宗旨与理念的表述虽然存在着差异，但是这些办学理念和宗旨无不体现书院精神，为塑造具有儒家道德品质、志气抱负的知识分子而服务。

近代以来，已有许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摸索，如新儒家学者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人建立了勉仁、复性、学海、民族、天目等书院。张君劢甚至以“振起民族文化，参以西学方法及其观点，以期于融会贯通之中重建新中国文化之基础”[2]为办学宗旨。今天在现代大学体制内办书院、办国学班也有必要梳理古代书院的办学理念，继承、凝练和创新适合实际的办学理念，为书院、国学班、国学院乃至现代大学教育提供既具有传统性、民族性，又具有时代性、创新性的办学理念。

(二) 制度创新

如果说大学理念是价值层面的大学精神，那么大学制度则是大学精神在实践层面的体现，涉及如何办好大学、怎样培养学生等具有实践性的教学制度、管理制度及其它各种规章制度。这些制度的设置需要反映大学的办学理念；大学的理念也要由相应的制度来保障。虽然古代书院在制度上远没有现代大学制度复杂和细化，但其分工十分明晰，而且具有软硬结合的特点，即将硬性的管理制度与软性的思想引导融为一体。

从管理制度看，往往一所书院既有全面领导工作并为学生授课的山长、协助山长工作并为学生授课的副山长，也有为学生授课的堂长、读书，维持纪律的堂正、学录，管理图书的司书，乃至引赞、采樵、门斗等。可见，古代书院管理制度分工清晰，职责明确。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书院倡导管理者以身作责，言传身教，不仅仅依据硬性制度规定约束和教育学生，而且要重视自身修的提高，从德行、思想上引导学生，为学术树立榜样。与之相较，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弊端十分明显，由于过分细化制度建设，尤其是形式方面的建设，在落实过程中往往以督促和引导学生学习知识、遵守校规校纪为主，缺乏古代书院制度中一以贯之的德行引导、义理熏陶的软性管理层面。据此，古代书院可以为现代大学的制度创新提供良好的借鉴。

古代书院十分注重教学制度的建设，这也是书院教育的核心内容。朱熹说：“道有定体，教有成法。”[3]此论实为古代书院遵循的教学原则，也是教学制度制定的依据。教学首先需要“法备”，即制定“学规”“学约”“士约”等，使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有“法”可依，成德立教。现存大量书院《学规》即是明证。即便某些书院没有完整的学规，但不乏类似于其功能的规范。诸如，清初陕西大儒李二曲主讲关中书院时，即将《礼记》中的《儒行》篇公布宣讲，教育学生如何做“儒者”。虽然现代大学不乏众多的教学制度，而且这些制度比古代书院的教学制度更为细致，但在实施中如古代书院般兼顾硬性教育与软性教育配合的却少之又少。古代书院的制度建设有助于解决现代大学教育制度中的德教不足、理想真空的弊端。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古代书院中办学理念与办学制度是二而一的体用关系。自近代以来，许多大学或负责教育的官员为实现这种关系，不断进行大学理念的更新和制度的创新，但就今天我国的大学教育而言，理念和制度往往不能和谐统一。依照德国大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观点看，大学理念要靠每一位师生来实践，成为师生的生活方式，“如果这种为实现大学理想的活动被取消，那么单凭组织形式是不能挽救大学生命的”[4] 。雅斯贝尔斯强调理念与制度建设的统一，这与我国古代书院教育具有一致性，无疑是现代大学精神创新的重要途经。

自

由

精

神

“自由”是现代大学精神的重要品性之一。雅斯贝尔斯认为，自由是大学生命的首要原则。对学生学习而言，自由意味着具有自我负责的观念，带着批判精神从事学习。对教师教学和研究而言，自由意味着自主传播科学真理。雅氏这种思想被现代许多大学管理者所重视。古代书院讲学也具有类似的自由精神。讲学是古代书院的主要职能。一般而言，古代书院的讲学分为书院内讲学、不同学者之间的定期或不定期的讲会及书院学者面向社会听众的宣讲。在这三种讲学活动中，都充分展现了自由讲学的风气。就书院主体的身份而论，主要包括教师和学生两类，在这两类群体上均充分体现了强烈的自由精神。

(一) 教师讲学的自由

古代书院往往自主延请名师硕儒执掌讲席，教师可以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学派，持有不同的思想见解，讲学时可以针对各种质疑进行回应。淳熙八年( 1181) ，朱熹知南康军，适逢陆九渊来访，朱熹请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讲习。陆九渊讲到《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时，听者哗然，甚至有泣下者。朱熹也极为赞许，当即离座说：“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并再三表示：“熹在此不曾说到这里，负愧何言。”[5]又请陆九渊书写讲义，将讲义刻于石以作纪念。再如，清初大儒李二曲讲学于东林书院时，与持守东林学派思想的高汇旃进行多次往返辩论。诸如高汇旃说：“言满天下无口过，其惟紫阳朱子乎! ‘六经皆我脚注’，是陆子之口过也；‘满街都是圣人’是王文成之口过也。学者一启口，而不可不慎如此。”高氏此论推崇朱熹，力斥陆九渊、王阳明。而李二曲则纠正说：“紫阳之言，言言平实，大中至正，粹乎无瑕，宛然洙泗家法。陆王矫枉救弊，其言犹药中大黄、巴豆，疏人胸中积滞，实未可概施之虚怯之人也!”[6]认为朱熹虽值得推崇，但陆王矫枉救弊之功不可掩蔽。虽然二人进行多次针锋相对的辩论，但是史料记载二人“针芥相投，欢若平生”[6]。可见，虽然每个书院都有自己所推崇的学者和主导思想，但并不排斥其它持论不同的学者前来讲学，甚至不拒绝异论进入书院，其讲学风尚甚为自由，这与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立校之旨有异曲同工之处，值得现代大学教育借鉴。

(二) 听众学习的自由     书院讲学，虽然主体为书院内学生，但往往不排斥其它听众，这些外来听众也同书院学生一样可以向讲学教师质疑问难、相互交流，即所谓“聚四方之俊秀，仅非取材于一域”，打破了学生身份和地域的限制。诸如，明代关中大儒冯从吾讲学首善书院时，制定了会期：二八为京师中缙绅的听讲，四六则为举贡生员及军、民、工、商一切杂色人等听讲。可见，冯氏讲学针对不同文化层次、地位身份的听众随宜宣学；同样，听众也具有不定性，其学习是自由的。又如明代关学著名学者周蕙，本为兰州守城门的兵卒，听说大儒段坚集众讲理学，“时往听之，有闻卽服行。久之，诸儒令坐听，既而与坐讲，既而以为畏友，有疑与订论焉”[6] 。这类事例在明代王学书院中更为广泛存在，有盐丁、农夫、樵夫、吏胥、窑匠、商贾等不同身份的人进入书院旁听或学习。可见，书院讲学不论学生出身、贫贱，而重在能不能自奋自立、立志与不立志、向学与不向学等。这不仅是书院讲学自由精神的体现，也是教育平等观与平民化的一种展示。

除了上述在教师、学生主体选择方面体现自由精神外，也体现在师生间、学生间相互质疑、学生自由钻研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这几乎是每个古代书院所强调的学习方式。诸如吕祖谦《丽泽书院学规·乾道五年规约》：“凡有所疑，专置册记录。同志异时相会，各出所习及所疑，互相商榷，仍手书名于册后。”[7]这种“亲师取友，切磋琢磨，所以讲明义理”，“相观而善，相资而成”的教学方式相当于现代大学教育提倡的研读法、讨论法，但比现代大学教育更为重视，且运用得更为广泛彻底。就后者而言，主要是要求学生自行阅读、自行思考、追求自得，这种自由的学习方式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值得现代大学教育者学习和借鉴。

德

育

精

神

人才培养是现代大学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如何培养人才是每个高校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也是现代大学教育的永恒话题。在现代大学教育中，由于教育目的的功利化，教育评估体系将就业率、考研率等作为硬性的评估标准。这种评估标准造成师生的功利主义思想，往往把大量时间和精力用在应付各种考试、考证、考研、考公务员等方面，忽视了道德教育、理念教育等人文教育。

古代书院把人才培养视为书院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人才培养质量的标准是学生的德行，即把德育贯穿于学生学业的每一个环节，其地位高于纯粹知识的学习，把“为人”置于“为学”之上。诸如《丽泽书院学规·乾道四年规约》开篇即说：“凡预此集者，以孝弟、忠信为本。其不顺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诚于朋友，言行相反，文过遂非者，不在此位；既预集而或犯者，同志规之。”[7]可见，丽泽书院将“孝弟忠信”的伦理德行作为学生学习和持守的理念，这种教育模式十分注重从日常生活中塑造学生的道德修养。在古代书院教育家看来，才、德是一个统一体，真正的人才必须有真实的德行，只有这样的“才”才能有持守，才能落到实处。否则，缺乏德行根基之才是偏才，甚至会危害社会。同样，书院要求所培养的学生应以自己的德行去熏陶其他人，即所谓“使一人之行修移之于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于乡党郡邑，则教化成”，这也是古代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的学习进路。

纵然在中国古代书院中的教育往往与政治相结合，许多书院在教育学生时不可避免地服务于政治需求，设置科举应试的课程，但这些应试课程并非一味为科举而开设，也十分重视道德教育。诸如，曾作为明清科举必备的制义范文的周钟《制义》，其中发明义理透畅，在言及忠孝节义时无不慷慨悲壮，广泛引起书院师生的流连玩摹。可见，在举业盛行的书院教育中，德业与举业是并举的，甚至将举业视为形式，德业作为内容。当然，更有一些书院教育家明确反对将举业作为讲学和学生进修的主要目的。诸如李二曲制定的《关中书院会约》中说：“先辈讲学大儒，品是圣贤，学是理学，故不妨对人讲理学，劝人学圣贤……惟愿十二时中，念念切己自反，以改过为入门，自新为实际。诸同人质美未凿，固无过可改; 然盛德大业，贵乎日新，亦不妨愈加淬砺，勉所未至。”[6]李二曲和众多儒家学者一样注重学生德行的培养，甚至否定为科举应试而教学，主张以“理学”、德育来作为讲学的宗旨和内容。

总之，在古代书院教育中首先重视学生个体德行的培养，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开展其它方面的教育。换言之，书院教育遵循了古代儒家“内圣外王”的教育理念，“外王”以“内圣”为基础，培养德行健全的人才。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古代书院上述教育理念与当前高校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价值观截然不同，有助于现代大学教育对人才培养目的、质量等方面进行反思。

治

学

精

神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学的标志在于大师的德范、在于大师的治学。大学教师的学术科研能力是评价一所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古代书院亦然，这也是评价古代书院办学水平和书院声望的重要标准。在古代书院教育中，追求学术研究是其重要的日常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治学制度上看，自从书院产生以来，书院教育便建立了一套学术研究的体制。这种体制在历代书院的学规、学约、教约中得到充分展示。像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吕祖谦《丽泽书院学规》、陈文蔚《双溪书院揭示》、李二曲《关中书院会约》等均制定了书院学习、治学的基本原则，充分体现出古代学者细致而严谨的治学精神。诸如，乾隆时期的刘良璧制定的《海东书院学规》提出了“明大义、端学则、务实学、崇经史、正文体、慎交游”[8]六条规定，指出海东书院师生的治学方向。这些规定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书院师生，不仅内化于心，而且使之展现于洒扫应对的日常生活中。

第二，从治学方式上看，书院十分注重延揽名师和学术论辩。在古代，许多著名学者都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讲学书院，并将书院作为自己学术交流、学术研究的重要场所。诸如胡瑗、二程、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王阳明、湛若水、王鸣盛、钱大昕、阮元等不同时期的大量学者都讲学书院或主持书院工作，并且撰写了许多重要学术成果。在今天看到的历史文献中，也存在许多古代学者之间答疑问难的记载，记录了他们的思想和治学心得，像《朱子语录》《传习录》等大量著作成为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库中的经典之作。在答疑问难的过程中，师生可以充分进行学术交流，激发思想，创新成果，真正将学术交流和教学活动融为一体。

就上述而论，在古代书院中学术研究与教学、学术交流等是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的关系。学术研究是教学、学术交流的基础，以学术研究来指导教学，以思想认识参与交流；教学、学术交流是学术研究的扩展，通过教学、学术交流传播学术研究成果。相较于古代书院，虽然现代大学也存在教学与科研结合的要求，但是依然普遍存在着治学精神欠缺的现象。纵然有不少高校重金延揽名师，但名师的治学、教学多限于自身的科研，并没有像古代书院在教学相长中、在问答论辩中激发学术思想，产生重大学术成果。甚至，一些教师上课时固守讲台，上完课后夹起讲义就走，几乎不和学生交流，成为单纯的“教书机器”。教师本是学生学习和学术研究的指导者和榜样，其科研态度、治学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因此，在现代大学教育中，追求类似古代教育中的名师是不可或缺的，追求类似古代书院学术交流与论辩风气也是不可或缺的。

综上，古代书院对我国古代的教育、文化、社会、政治等诸多方面产生过重要影响，上述创新精神、自由精神、德育精神、治学精神是古代书院在千年发展中积累的宝贵办学经验，并不逊于现代大学，甚至一些方面是现代大学难以企及的，值得现代大学在塑造大学精神时加以借鉴。

参考文献

[1]赵所生，薛正兴：《中国历代书院志》 ( 第1 册) ，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张君劢：《书院制度之精神与学海书院之宗旨》，《宇宙旬刊》 (第4卷) ，1938年第7期。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4]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

[5]《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

[6]李颙：《二曲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

[7]《吕祖谦全集》（第1册），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

[8]陈昭瑛：《台湾儒学：起源、发展与转化》，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版。

来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