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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张国刚:从神僧佛图澄到“花和尚”鸠摩罗什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印度,是在印度古代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受到古代印度哲学的重大影响。在悉达多·乔达摩(约前566-486)初创之后,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过程才逐渐成熟和完善,并开始向外传播。

由于地域的关系,印度佛教是经过今天中国的新疆传入中原内地。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虽不可确考,但一定远远早于传入中原的时间。印度佛教向外传播与孔雀王朝政治势力的扩张有密切关系。阿育王时期,孔雀王朝的势力已从恒河流域扩展到印度河流域,在喜马拉雅山、迈索尔、阿姆河及兴都库什山之间的广大区域内建起一个庞大的帝国,而阿育王皈依佛教之后曾多次派传教士去四方传播佛教,因而佛教的影响极有可能在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就达至中亚及西域一带。1世纪末至2世纪,迦腻色伽治下的贵霜帝国之势力范围与影响达于喀什噶尔、叶尔羌和于阗一带,促使佛教在这一带传播。当时有两条传播路线,一条从贵霜中心巴克特利亚到喀什噶尔和更东面,另一条从西北印度和克什米尔到和田(于阗)与塔里木盆地南部诸绿洲。传入北部绿洲库车和吐鲁番的时间没有明确记载,但一般认为在公元初。汉文史料表明300年时,龟兹(库车)有一千所佛教寺院和神庙,4世纪龟兹已成为重要的佛教教育中心,达成如此成果需要经过长期发展。

佛教在中原地区的初传时间有西汉说和东汉说两种,目前学术界多认同东汉初年是佛教正式传入中原之始。西汉说见《三国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现在一般认为,这时期的大月氏(贵霜)并不信佛教,不可能派使者来汉朝传授佛经,同时《魏略》已佚,裴松之注释所引缺乏足够证据。东汉说来自《后汉书·西域传》,并被《高僧传》和《历代佛祖统记》等佛教典籍广泛采用,称东汉明帝永平七年(64),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中,次晨问于群臣,太史傅毅告诉明帝说,西方有神,其名曰佛,恐怕梦中之金人就是佛。于是明帝派遣中郎蔡愔、羽林郎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永平十年(67),蔡愔等于大月氏国遇沙门迦叶摄摩腾和竺法兰等人,又在西域抄回佛经四十二章以及佛像等,用白马驮回洛阳,明帝特为他们在洛阳城西雍门首建寺院,这就是洛阳白马寺。这一说法虽带有些神秘色彩,但根据与其他文献材料的对比研究,基本可信,是目前关于佛教传入中国之时间的公认说法。不过这个时间应当理解为佛教在当时政权许可下正式进入中原的时间,实际上佛教或有关佛教的信息在民间的流传应该比这早,傅毅知晓西方有佛,这就说明佛教当时已被人所知。佛教入中土,最早是东来传经,然后才有西行求法。下面我从佛图澄和鸠摩罗什的故事谈谈早期的佛教入华。

一、从《聂隐娘》谈起

侯孝贤执导的《刺客聂隐娘》在戛纳摘得桂冠,又进军奥斯卡角逐最佳外语片。一时风头大健,红极影坛。关于这部电影的风格、技巧、情节、布景、对白,两岸影评人或褒或贬,各抒己见。这部片子的情节,是否符合唐人裴铏《传奇》中那篇《聂隐娘》原意,并不重要。文艺作品嘛,编导们各自匠心独运。更何况以聂隐娘为主人公的剑仙小说,自唐代以来屡见不鲜,比如《黑白卫》《女仙外史》《女昆仑》之类。但裴铏毕竟是这类创意的开山之祖。那么,为什么唐人裴铏会创作出《聂隐娘》这样离奇的人物和故事呢?

佛教在大众印象里向来慈悲为怀,怎么是一位出家的“乞食尼”,成为刺客聂隐娘的师父?这位乞食尼教授聂隐娘的,为何大多是道家所擅长的剑术呢?为什么聂隐娘的那些法术,很类似于《西游记》中的孙行者呢?

所有这些疑问,背后的指向,都要到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中去寻找答案。

中国历史有悠久的侠客传统,不过《史记》中的豫让、聂政、荆轲等侠客,都是五尺男儿身。女性侠客在文学作品中最早大约始于魏晋时代。干宝《搜神记》中有一个叫李奇的女子,智杀大蛇,为民除害。《吴越春秋》中的那位越女,熟悉剑术,敢与白猿公比剑,已经是聂隐娘之类唐代侠女形象的先驱了。可是,剑侠也罢,女仙也罢,其手段都还比较平常。即便在神话渊薮《山海经》中,神仙们也不过仅仅是有异人之相,升天之功,长生之术;九天玄女帮助黄帝大败蚩尤,也只是使用战法而已。那些魔术一般神奇炫目、超自然力的剑术、道术、法术,则比较少见。真正让侠客们获得令人眼花缭乱、不可思议的法术,是西天诸神入华的结果,是佛教和其他宗教文化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

佛教在两汉之际从中亚地区传入中国,到了东汉末年,随着大批有着雅利安人血统的大月氏人涌入京都洛阳,建立佛寺,同时带来了印度的贵霜文化,影响到皇室和贵族们的世俗生活。史称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之贵戚,皆竞相为之。

异域文化的传入,就像姑娘出嫁,带来了娘家的生活印记,也要适应婆家的生活习惯,两相融合,就打开了新局面。印度佛教入华,带来的不仅是信仰,而且还带来了道术、法术,以及各种奇异的功能,给中华传统的侠客、仙人故事,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形色各异的剑侠、女仙就在这种文化沃土中逐渐生长起来。

佛教入华之初,所行的便道是亲近、模仿“道家路线”。翻译佛典,用老庄经典“格义”;造作佛像,老子与释迦牟尼共处,即所谓“仙佛模式”。中土有人造了一部《老子化胡经》,谓老子出关西行,至于天竺,收释迦牟尼为徒,宣称道与佛为师徒关系。佛教徒也刻意模糊自己与道教的界限,以此作为进入中土的方便法门。因此,汉末三国时期,普通大众所理解的佛教,只是神仙的一种,汉代最早的佛经《四十二章经》中说,“阿罗汉者,能飞行变化,旷劫寿命,住动天地”。

为宣传佛教威力,佛教徒们翻译了许多佛本生故事,也创作了大量的灵验故事。如“观世音灵验记”之类,在东晋南朝时期已大行其道,传之于口,笔之于书。灵验故事主要是为了证明佛教的法力,讲述一些虔诚信徒逢凶化吉、被超自然力拯救的事件;同时,也大力渲染烘托了那些具有神奇法术力量的得道僧人。比如敦煌文书《佛图澄所化经》(录文及校释见邰惠莉《敦煌写本〈佛图澄所化经〉初探》,《敦煌研究》1998年第4期),特别记载了一位神奇大士的功力与法术。这份《佛图澄所化经》,名为佛经,内容上则带有更多的道教色彩,这份转贴中,使用“泰山遣鬼兵”“急急通读,如律令令”等典型的道教传贴用语,而传教的主角,却是大名鼎鼎的佛教高僧佛图澄。

二、神僧佛图澄

佛图澄(232-348),西域龟兹国人,310年(西晋末年)来到洛阳,后来为十六国后赵石勒、石虎政权效力,号称“国师”,具有广泛的神通、咒术、预言等灵异能力。他能役使鬼神,能呼风唤雨,大旱之年,用法术令龙王显灵,普降大雨,使方圆数千里获得大丰收。《西游记》中孙悟空请龙王降雨的本事,就源出于此。

佛图澄能预知将要发生的事,提出警告,予以防备。这与聂隐娘早就知道精精儿、空空儿会来报仇,提前让刘昌裔做准备,异曲同工。不过佛图澄的特异之处是,他以麻油杂胭脂涂于手掌,千里外发生之事,皆能了如指掌。佛图澄还可以口出咒语起死回生。后赵石虎的儿子就是死后两天被他念咒救活的。他的这种特异功能,招徕了许多信徒的追随,向他学道的门徒,常有数百人。聂隐娘是被乞食尼主动窃去传艺的,同门受教的还有另外两位少女,作者这样的处理,比主动追随高僧学道,更显传奇色彩。

在唐代,佛图澄在群众中仍有广泛的影响力。敦煌初唐洞窟323窟北壁,就是一组描述佛图澄神奇法力的壁画。其中一幅画中,后赵国君石虎坐在胡床上,佛图澄在施法术,手托一团乌云,飘然向前。壁画表现的故事是,有一天,佛图澄陪石虎在襄城(河北邢台)喝酒,突然说,不好,幽州城起火了。他索要了一杯酒,向幽州城方向洒去。稍后,他笑着说,火已被扑灭了。大家将信将疑。不久,幽州果然派使者来报,某日某时,幽州城突然起火,恰好从西南方向飘来黑云,降大雨灭火,雨中还能闻到酒味。这种法术,从《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的手段中,也能略见一二。

传说佛图澄身上有一大孔,可看到内脏,平时用帛塞住,晚上读经时,将帛取掉,光照一室。斋日,他来到河边,将肠掏出,用水清洗后再放回腹中,是为“佛图澄河边洗肠”。聂隐娘的师父乞食尼在放她回家前,对她说,我为你打开后脑勺,把匕首藏进去,要用就抽出来。你看,是不是很类似佛图澄的手段啊!

可以说,聂隐娘及其师父的道术,多多少少受到了佛图澄故事的影响。而佛图澄的形象也确实与乞食尼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佛门中人,却都迹近道家;道术诡谲,仿佛是孙悟空的先驱。聂隐娘的身份经历与佛图澄类似,都是在与官府打交道,为官家服务。佛图澄闻铃解义,预言事变,能算出石勒某年某月当死。因为他长期同皇室成员来往,对宫廷争斗有所预测,被附会成先知先觉。聂隐娘与节度使关系密切。为了保护刘昌裔,聂隐娘大战精精儿和空空儿。聂隐娘战精精儿,是一红一白二幡在打斗。精精儿战败,被用药水化为乌有。聂隐娘战空空儿,就不一样了。空空儿本事高强,聂隐娘没有必胜把握。她让刘昌裔拥衾在床,用“于阗玉”(这也是丝绸之路上传来的)护持着,而聂隐娘本人怎么办?她说:我会变成一只小蚊虫,潜入你腹中等待时机。刘昌裔按她所说的办法做了。到了三更,刘昌裔闭着眼睛,却没睡着,听到脖子上砰的一声,隐娘从刘昌裔口中跳出。你看这些情节,多么像齐天大圣的作为啊!

先秦以降,剑侠的形象一般注重忠诚、侠义的精神,以男性为主。但从晋唐以来,就逐渐以神妙的法术、奇谲的修为示人,由于故事的重心从复仇的力量与道义,逐渐转化为神妙的道术和机变,女性侠客的形象逐渐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盛行起来。到了宋代以后,剑侠已经被定格为“非常人”,具有“腾空顷刻已千里,手决风云惊鬼神”的神秘能量。后世的《西游记》《封神演义》等作品,把这类法术的故事渲染得神乎其神,引人入胜。但从根源上说,这些神佛故事的渊源,都与西天诸神佛入华,与本土文化交光互影、融合发展密切相关。

中国人宗教信仰的特点是多元、宽容。不同的宗教文化共同生存,兼容并蓄。佛教的中国化,是在与儒教和道教融合中完成的。吸收佛教的营养,儒学得到更化,才有了宋代理学。佛道交融,促进了中国女仙、剑侠文化的发展,为作家塑造《聂隐娘》高超法术的艺术形象提供了文化元素。

三、“花和尚”鸠摩罗什

印度佛教在两汉之际,沿着“一带一路”传入中国内地。佛典翻译是中印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一环。佛典翻译大体有三个历史阶段。支娄迦谶(东汉桓灵时代)等是第一个时期,称之为古典翻译时期。鸠摩罗什(344-413)是第二个时期,称为旧译;玄奘(602-664)则是第三个时期,称为新译。无论旧译、新译,都超越了佛典古译时期的“硬译”“格义”风格。

鸠摩罗什出身于印度一个名门望族。他父亲鸠摩炎放弃族邦相位来到新疆地区,娶了龟兹(今新疆库车)国王的妹妹耆婆为妻子。耆婆面上有一颗红痣,据说这是可以生育出智慧之子的吉祥象征。据说,儿童时代的鸠摩罗什确实聪颖异常,半岁能说话,5岁认字,博闻强记。7岁随母亲出家做小沙弥,每日就可以背诵三万二千言的佛典。9岁的罗什被母亲带往罽宾求学,罽宾国位于今阿富汗喀布尔河口中下游之间的河谷平原,是佛学圣地。罗什跟随名师学习,学业日益精进,可以背诵四百万言的佛典。他曾奉旨与外道辩论,赢得赞赏。13岁时,罗什又回到了龟兹。期间在疏勒停留一年,并由研习小乘转变为研习大乘佛教经典。他的佛学造诣已经名震整个西域了。曾有高人预言,如果鸠摩罗什36岁前依然能保持童男之身,将成为第二个佛陀。

回到龟兹之后,鸠摩罗什在20岁接受具足戒。母亲叮嘱他,大乘佛教一定要在中国(指内地)弘扬,这将利益东土众生,却未必对你有益处。鸠摩罗什毅然以佛法流行东土为己任,说只求普度众生,即使自己遭受地狱煎熬,也义无反顾。研究者认为,促成母亲与儿子这段信誓旦旦对话的背后,颇有玄机。那就是罗什实际上已经破戒,对象就是龟兹王国的公主。破戒之身,不能成佛,罗什的回答正是以菩萨行道的誓言。

罗什在龟兹生活了二十年,其盛名也传到了汉地。382年,淝水之战前一年,前秦天王苻坚派大将氐族人吕光远征西域,次年攻灭龟兹,虏得鸠摩罗什。淝水之战苻坚失败,前秦崩溃,吕光遂割据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建立后凉政权,尊鸠摩罗什为国师(政治顾问),罗什在此滞留十六、七年。吕光出兵打仗,每每咨询罗什,犹如佛图澄之在后赵一般。当然,这段经历,对于罗什修习汉语言,无疑有极大的帮助。401年,后秦姚兴灭后凉吕氏政权,又将罗什劫持到长安,从此鸠摩罗什开始了在长安的译经事业。

关于罗什是花和尚的事,有如下记载。一是说,吕光灭龟兹国,逼迫罗什与龟兹国公主成其好事,以便留下聪明的子嗣,罗什被迫破戒。二是说,罗什在长安说法,忽然说自己肩上有二小儿在攀爬,思有妇人,于是姚兴送去宫人,罗什由此生得二子。

也有文献说是罗什自己思有妇人生子。或为尊者讳,或谓吕光愚。但是,我倒是觉得,十六国时期的西域或内地,佛教戒律未必十分完备。这也正是此后法显矢志要西巡求取戒律的原因;与法显一起西行最后留在印度的道整,就是因为痛恨中土佛门浑浊,而留在了印度不归。因此,“花和尚”的事件所在多有。罗什讲经,观听者众,他自己说,比如莲花出于污泥,你们就欣赏莲花好了,不要在意污泥。自比污浊的烂泥,但是,说出来的佛法则是清净的。据说他圆寂火化,舌头不烂,印证了他为此发的誓言。

罗什在佛教翻译上的贡献巨大。印度大乘佛教有两大派别,一为中观学派,又称“大乘空宗”,一为瑜伽行派,又称“唯识学派”或“大乘有宗”。鸠摩罗什是在中土弘扬中观学派的第一人,根据般若经类而设立的大乘性空缘起之学,经过他的翻译被系统地介绍过来。他的工作也对隋唐以后中国佛教各宗派的形成有极大促进作用,如他所译《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是三论宗依据的主要经典;所译《阿弥陀经》是净土宗的主要经典;《法华经》是天台宗的主要经典;《成实论》是成实学派的主要经典。印度大乘学派的另一支唯识学派,则在唐代由玄奘介绍入华。

鸠摩罗什在长安十年,所译佛典的数目,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为三十五部,计二百九十四卷;据《开元释教录》记载则为七十四部,计三百八十四卷,仅次于唐代玄奘。鸠摩罗什的译著不但数量庞大,翻译质量也达到一个新高度。他在译文处理上采取了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不但要传达出原文的意蕴,还力求表达出原本的语趣,所以后人认为他的译文在语言优美和内容准确方面,同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梁启超《饮冰室佛学论集》称赞说:“译界有名之元勋,后有玄奘,前则鸠摩罗什。”

来源:《文史知识》2018年第5期。

作者简介

张国刚,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外关系学会副会长。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1997)和清华大学“985百人计划2003)、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6)。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及史学理论的研究。著有《唐代藩镇研究》《佛学与隋唐社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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