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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大師詹伯慧毫不止息地進行著“拓荒”研究工作，迄今已刊語言學著作逾40部，發表論文逾400篇。如今，已至耄耋之年的詹伯慧，仍在他喜歡的學術領域耕耘不息。語言學研究之重要性，在詹伯慧看來事關中華文化的存續與發揚，他為此孜孜不倦、上下求索，展現的正是當代文士對中華文化一份深情而執著的赤子情懷。

文｜本刊記者       高峰

語言學家詹伯慧

“談笑有鴻儒”的少年家境

詹伯慧1931年出生於潮州古城膠柏街，他所出生的家庭給了他“雙語教育”的環境，他的父親詹安泰是饒平縣新豐鎮人，講饒平客家話；母親柯娥仙則是一位講純正潮汕話的楓溪人。因此，自童年起，詹伯慧就用客家話與父親交流，用潮州話與母親交流。

1938年，日軍入侵，潮州城動蕩不安。七歲的詹伯慧跟隨家人搬遷回老家饒平縣避難，回到祖居地讀書的詹伯慧開始系統地接觸客家方言。當父親稍為安定下來後，詹佰慧又被從饒平老家接到了抗戰期間父親執教的中山大學所在地粵北坪石，就讀於坪石廣同會館主辦、用粵語教學的漢德小學，直至小學畢業。這是詹伯慧第一次系統學習、了解粵語的時期。因此，到了小學畢業時，詹伯慧就已經能同時掌握運用漢語七大方言中的三種——潮州話（屬閩語）、客家話和廣州話（粵語）了。

父親詹安泰人稱“嶺南詞宗”，家中客廳常常是“談笑有鴻儒”，詹伯慧自小在旁聆聽，深受熏陶。其中給他帶來最深刻影響的是，他在家中常客王力、岑麒祥等語言學教授跟父親的交談中，逐步對語言學研究有所認識，並產生了濃厚興趣。他得知中山大學有個語言學系，是當時全國大學中唯一的一個語言學系，由時任中大文學院院長王力教授於1945年創辦，他就立志投身語言學的研究。1949年，於中大附中畢業的詹伯慧毅然選擇了報考中大語言學系，並以第一名的成績被該系錄取，於廣州解放後的11月被通知進入中大注冊就讀，成為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專攻語言學的大學生。

在語言學領域不斷“拓荒”

1981年，詹伯慧與恩師王力（左）合影於日本東京

進入中山大學後，詹伯慧“如魚得水”，暢遊於語言學的海洋中。雖然在全班7名學生中，詹伯慧的年紀最小，但他在語言學特別是方言學方面的天賦引起了王力等教授的關注。

1953年，詹伯慧在中大語言學系畢業後，分配至武漢大學，開始了語言學的教學研究工作。年輕的詹伯慧到武漢大學登上講台後，學習的腳步並沒有停止。1954年中山大學語言學系併入北京大學。其時北京大學已集合北大、清華、燕京等三所大學著名的語言學名師，加上中大語言學系的併入，在北大中文系中獨立設置了漢語專業，成為國內語言學領域中最具權威的一個專業。由於新中國成立初期，語言學研究隊伍還很單薄，北大語言學系的各項研究任務繁重，方言學研究上人才尤其匱乏，王力教授此時想到了詹伯慧。

1955年，北京大學第一次開設漢語方言學課程，王力教授馬上推薦已在武漢大學的詹伯慧，讓他到北京大學來師從著名方言學家袁家驊教授，進修漢語方言學。詹伯慧到北大後，深得袁家驊教授的賞識，在進修過程中擔任了他的助手。袁教授還推薦他參加了當年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少數民族語言調查工作，到海南島調查黎語。半年後回京，袁教授又要詹伯慧參加他主持編寫的《漢語方言概要》。此時詹伯慧開始展現了他在方言學方面的過人之處，他負責編寫此書中分量最重的粵方言和閩南方言兩章，約佔全書50萬字中的三分之一。《漢語方言概要》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全面論述漢語方言的著作，出版後在海內外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迄今一直是方言學的經典之作。

詹伯慧在語言學研究上注重社會實踐與深入調查。“軍話”的發現就是他1956年到海南島調查黎語時取得的意外成果。根據調查，他寫成《海南島軍話語音概述》一文，揭示了海南島南端崖城鎮中殘存於幾千居民口中“北方方言島”的語音面貌。這種方言現象引起了語言工作者的重視。關於海南島“軍話”的這份記錄，此後常常被語言學界用來作為“方言島”的實例。

在詹伯慧的學術生涯中，另一件不得不提到的事，就是他作為骨幹成員之一參與編纂國家“重典”——《漢語大字典》。1975年，在周恩來總理的主持召集下，作為國家重點科研項目的《漢語大字典》籌備上馬，詹伯慧作為編委會成員，一開始就參與編寫規劃的制定，此後多年一直負責該字典的收字審音工作。《漢語大字典》分上古、中古、現代三段注音，是我國歷來辭書中音讀最為完備的一部大字典，其中凝集了參加注音、審音工作的眾多工作者的心血。

1989年，詹伯慧與饒宗頤教授（左）合影於香港 

詹伯慧在語言學研究上毫不止息地進行著“拓荒”工作，迄今已刊語言學著作逾40部，發表論文逾400篇。如今，已至耄耋之年的詹伯慧，仍在他喜歡的學術領域耕耘不息。近年來，他以80多歲的高齡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漢語方言學大型辭書編纂的理論研究與數字化建設”，以首席專家身份負責主編《漢語方言學大詞典》，這部詞典上下兩卷總計465萬字，是我國第一部全面反映漢語方言和方言學面貌的百科性辭書，歷經多年努力，於2017年下半年正式出版。

培養出一支語言學的“詹家軍”

詹伯慧對語言學的貢獻，不止於他的個人研究，他一生誨人不倦，桃李芬芳、譽滿天下。

1980年，暨南大學復辦，中央組織部發文從全國抽調300名骨幹教師支持暨南大學辦學，詹伯慧名列湖北首批支援名單。但當時適逢日本東京大學中文系一名講授漢語的教授退休，由於日本當時已經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校方想不如此後就從中國聘請相關專家。經東京大學教授會討論研究，首先就看中了詹伯慧。經日方向我國教育部提出，詹伯慧在1980年春接受邀聘，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位到日本擔任客座教授的漢語學者前往東京大學任教。期間他為東京大學開設漢語方言學、現代漢語等五門課程，為中日兩國語言學界的學術交流開了先河。

1982年詹伯慧從日本回國後，重返武漢大學，於翌年調到暨南大學任教授。1985年，詹伯慧被任命為暨南大學復辦後第一任文學院院長，當時香港文匯報就以“年紀最輕的教授院長”報道此事。詹伯慧到暨大後，首先想到的是建立方言研究機構，建立培養漢語方言學人才的碩士點博士點。他從1984年就創建了漢語方言研究室，自己兼任研究室主任，並在當年開始招收方言學碩士生。1990年他又獲國務院學位辦評為博士研究生導師，在暨南大學中文系建立第一個博士點——現代漢語博士點，1991年開始招收漢語方言學博士研究生。迄今詹伯慧已培養畢業博士研究生29人。1994年我國首批5名攻讀漢語方言學的博士研究生畢業，獲授博士學位，其中出自詹伯慧教授門下的就有4名。

如今詹伯慧的許多學生已成為漢語方言學界的骨幹力量，語言學界把這支富有活力的漢語方言研究團隊稱為“詹家軍”，而他當年在日本所教的學生，如今也大都成為日本漢學界的知名學者。

自上世紀90年代起，詹伯慧還先後在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新加坡國立大學、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台灣中央研究院等著名學術機構擔任客座教授或開設講座，他在漢語語言學研究中積累的豐厚果實傳播海內外，成為世界共享的學術財富。

與饒宗頤教授的兩代因緣

詹伯慧父親詹安泰自上世紀20年代於廣東高師（中山大學前身）畢業後，就回到潮州，進入韓山師範執教詩、詞、曲以及文學史等課程，跟饒宗頤父子時有酬唱過從，那時的饒宗頤先生，是詹家的常客。

饒家的“天嘯樓”是著名的藏書樓，詹安泰每上天嘯樓去看書論學，也常把當時四五歲的詹伯慧帶在身邊，那時候他就對“潮州才子”饒宗頤有了較深的印象。詹安泰對年輕多才的饒宗頤多有讚賞。饒宗頤進入韓山師範給學生講課，就是他推薦的。當時，詹安泰因為生病，需要休養一段時間，校長要他找位代課教師，詹安泰就推薦了這位二十歲左右的潮州才子，而年紀輕輕的饒宗頤先生不負所托，出色地承擔了詹安泰所授的課程，一鳴驚人。

上世紀70年代末，詹伯慧在武漢大學任教。饒宗頤應邀訪問湖北博物館鑒賞出土文物，一到武漢就和詹伯慧取得聯繫，專程到武大去看他，見面之後，親如家人。

這時詹安泰已去世多年，兩人見面後，一同追憶先人往事。饒宗頤最終把話題落到如何搜集、整理詹安泰詩詞遺稿遺墨，設法梓印刊行這一“慎終追遠”的大事上，並強調說：“祝南先生的遺稿是他一生心血的結晶，是文壇寶貴的財富，一定要想盡辦法刊行問世。”

第二年春天，詹伯慧應聘出任日本東京大學客座教席兩年。而這年初夏，饒宗頤也恰好到日本訪問講學四個月。按照饒宗頤的主意，詹伯慧出國時把父親手寫的詩詞遺稿帶到東京，再送到京都給饒宗頤，由他負責張羅梓印。

饒宗頤將詹安泰的遺墨帶回香港後，不出兩年，就聯繫到熱心刊行嶺南文獻的何耀光先生鼎力支持，作為何氏《至樂樓叢書》第25種，以典雅的線裝影印形式，將《鷦鷯巢詩》和《無庵詞》合刊印行。

詹伯慧部分著作

此後，詹伯慧常有機會見到饒宗頤教授，從饒教授那裡得到很多關心與支持。2002年，詹安泰誕辰一百周年，中山大學籌劃舉行紀念活動，饒宗頤聞訊欣喜萬分，親自約同香港潮州鄉親總會會長、早年詹安泰在韓山師範的門生陳偉南先生前來參加。詹伯慧2011年第一次舉辦個人書法展，饒宗頤聞訊，寫了題詞“文士情懷——詹伯慧書法展”，令詹伯慧感動不已。饒詹兩家兩代人的因緣，在時代變遷中歷久彌堅，令人感動。

“文士情懷”是人生底色

2017年8月，詹伯慧又一次舉辦個人書法展，展覽主題依然沿用饒宗頤題寫的“文士情懷——詹伯慧書法展”。詹伯慧對書法的熱愛最早是受到父親的影響。詹安泰不僅是一代詞宗，而且是書法家，他每次寫字的時候，年幼的詹伯慧就跟著磨墨牽紙，到五六歲的時候，詹安泰就讓他臨一點碑帖。

詹伯慧書法作品

有評論家這樣評價他的書法，“伯慧教授的書法作品，融隸、楷、行書一體而出以自運，得力於魏碑而不為其所囿，風格獨具。其用筆勁健有力，筆勢寬博開張，結字內緊外松，骨豐肉潤。”他的書法自成一格，是“文士情懷”的一種外在呈現。

實際上，這種“文士情懷”是詹伯慧的人生底色，他做學問、寫書法無不與之相關。他以一種文士的理想與擔當來看待自己的語言學研究。他認為研究中國文化的特色首先要從語言文字入手。世界上文明古國都有自己的語言文字特色，中國的文字獨一無二，幾千年來傳承至今，記錄著我們的文明，中國的書法、繪畫等藝術形式都與之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可以說，沒有悠久的中國語言文字，就不會有光輝燦爛的中華文化。

因此，他認為如果沒有統一的語言，中華文化不會發展到現在的文明程度。但同時，他也注重語言的多樣化。中國語言文字既有主流，也有支流，語言文字是文化的載體，中華文化中很多地域文化，是靠方言、少數民族語言來承載的，也要調查研究，發揚光大。他在香港大學開設“中華語言與中華文化”課程，就是要通過語言的研究，為中華文化的發揚作出貢獻。

為此，他曾撰文論述語言作為資源的重要性，“長期以來，人們只注意到語言作為交際工具的性質，對語言的資源性質缺乏認識。把語言作為資源來認識，這是當代語言學在語言觀上的重大突破，它要求我們對如何用好語言資源進行頂層設計。”

語言學研究之重要性，在詹伯慧看來事關中華文化的存續與發揚，他至今仍為此而孜孜不倦、上下求索，展現的正是當代文士對中華文化一份深情而執著的赤子情懷。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19年1月號

責編：莫潔瑩、趙珊

編輯：周琦、李倩妍、史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