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语言史为研究目标的语言地理学

          （中文版代序）  

在东方的语言地理学发展中，日本学者一直走在前列。自上个世纪30年代民俗学家柳田国男的《蜗牛考》出版以来，日本的语言地理学发展迅速，形成了以贺登嵩（比利时籍）、柴田武、德川宗贤和岩田礼、平田昌司、太田斋、远藤光晓等两代学者为代表的研究群体。他们不仅深入田野，展开了近半个世纪的日本语言地理学和汉语方言地理学的调查研究，而且在理论方法上也有许多探索。柴田武《语言地理学の方法》就是这一系列调查与研究后的有关语言地理学方法论的思考。

柴田武（Shibata Takeshi，1918—2007），日本著名语言学家。194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语言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研究员（1949—1963）、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1964—1967）、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1968—1978）、埼玉大学教养学部教授（1979—1984）。2007年7月12日于神奈川县横须贺市浦贺医院去世，享年88岁。

柴田武教授是一位将毕生精力贡献给语言地理学、社会语言学及词典编撰等研究领域的语言学家。他的著述很多，著作有《文字与语言》（刀江书院，1950）《日本的方言》（岩波新书，1958）、《活着的方言》（筑摩书房，1965）、《词语的社会学》（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65）、《语言地理学的方法》（筑摩书房，1969）、《社会语言学的课题》（三省堂，1978年）、《柴田武日语随笔》（大修馆书店，1987年）、《丝鱼川语言地图》（秋山书店，上卷：1988；中卷：1990；下卷：1995）、《词汇论の方法》（三省堂，1988年）、《方言论》（平凡社，1988年）等20多部。他曾与他人合作编撰了一些有价值的辞书，如：《新明解国语词典》（三省堂）、《世界的词语小事典》（大修館書店，1993）、《世界谚语大事典》（大修館書店，1995年）、《明解物語》（武藤康史，三省堂，2001年）、《類語大辞典》（山田進，講談社，2002年），合著和译著也有十多部。他长期从事日本语教育工作，曾在NHK电视台主持并出演《日本语再发见》栏目，曾获NHK放送文化奖（1985），长期担任财团法人日本罗马字社理事长，是国字罗马字论的领军人物。

关于语言地理学的研究柴田武主要有三部重要著作，一部是专著《语言地理学の方法》（1969），一部是《丝鱼川语言地图》（上卷：1988，中卷：1990，下卷：1995），另一部是与贺登崧合作翻译的《语言地理学入门》（科赛留著，1981）。前两部著作是作者基于田野调查的理论思考和方言地理研究。为了“验证早已进入日本并正式用于日语区的语言地理学方法的适用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寻找新的研究方法”（柴田武），柴田武和贺登崧、德川宗贤、马濑良雄等曾于1957、1959和1961年在日本新潟县丝鱼川·青海地区进行的语言地理学调查。由于丝鱼川·青海地区是日本著名的东西两大方言的接触地带，方言差异非常复杂，所以，调查筛选了存在明显地域差异的项目，其中语言内项目442个，语言外项目19个；后在调查中又舍弃了一些项目，共385个，他们深入最基层的社区，调查了约180个社区（地点）。在对丝鱼川·青海地区方言展开调查的过程，柴田武对语言地理学理论、方法及具体做法做了深入思考，后来写成了《语言地理学の方法》，于1969年由日本筑摩书房出版。这是日本语言学界首次讨论语言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并以此尝试建构该区域的语言史。

2004年11月，时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的张维佳应邀访问日本金泽大学，岩田礼教授向他极力推荐柴田武先生这本《语言地理学の方法》。几年以后，岩田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崔蒙考入张维佳门下，攻读汉语方言学与语音史方向的博士学位。在博士课程“语言地理学”上，张维佳教授推荐这本《语言地理学の方法》作为她学习的重要参考书，并嘱其翻译成中文。这本书的翻译得到岩田礼、井口三重、石汝杰等教授支持和关心，井口三重教授特别赠与了相关图片，石汝杰教授提供了与作者有关的背景信息。如果没有这些先生的积极推动，柴田武教授的“以语言史为研究目标”的语言地理学思想与中国语言学仍有隔山隔水之远。

《语言地理学の方法》是柴田先生在对日本语言地理深入调查基础上所做的理论思考。全书虽只有短短的五章内容：第一章语言地理学的目的和方法，第二章建构语言史的线索，第三章从语言地图到语言史，第四章 语言地理学建构的语言史的性质，第五章今后的语言地理学。全书除了第三章是对丝鱼川·青海地区方言项目做个案研究外，其他各章基本是理论方法方面的探讨，对语言地理学的性质、基本理论、操作方法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讲得非常清楚。

从现代语言学发展史来看，语言地理学是为了验证新语法学派的经典规则“语音演变无例外”的适应性而产生的语言学新理论。19世纪70年代，虽然“新语法学派”对语音发展规律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语音规律无例外”的论断被奉为语言学界的圭臬。但是，人们还是发现，在标准语中还存在一些不规则的的成分，而这些成分是异质语言混合而成的。正像布龙菲尔德在介绍语言地理学产生时所说的：历史比较法“假设母体语言的内部一致和突然的明确的分裂，同时又会揭露一批多余的形式，那是按照这个假设所不能解释的。比如，印欧语领域内许多错综的大规模的同语线，给我们显示了印欧语系的诸分支并不是由内部绝对一致的母体突然分裂而产生的。”“我们不妨说，母体在分裂以前就有了方言的分化，或者说，分裂以后姊妹语群彼此间仍然保持接触互相往来；两种说法都等于说，在某些方面已经出现了分歧的各区域或各区域的不同部分可以仍然发生共同的变化。因此，继续不断的变化的结果就在整个领域上形成了错综的同言线网”。[1]要研究这些异质成分，只有把视角放在地处偏僻的乡村方言。继德国温克发现“莱茵扇”之后，法国的齐列龙也发现：所谓的“条件性音变”是以词的形式表现出一定的地理差异，从而提出“每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这一语言地理学的著名论断，形成了与新语法学派对立的语言学理论。日本语言地理学步印欧语言地理学之后尘，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开始了对日本语长达半个世纪的语言地理学的调查与研究，积累了一定的理论方法，其精华集中在柴田武的《语言地理学方法》一书中。

“语言地理学是研究语言史的方法之一，其目的在于阐明语言的历史。”“语言地理学的任务就是从地理分布的空间走向语言史的时间”。这是柴田武反复强调的语言地理学的性质。这种方法不仅仅是画一幅幅语言地图，指出方言差异的地域变体就可以了，而是在对反映具体义项的语言形式做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地图标注的方式，表达研究者对语言地域变体历时变化及其成因的基本判断。“根据地理分布建构语言史是语言地理学独有的工作，也是语言地理学方法所考察的核心问题”。语言史是语言地理学的终极目标，这也决定着，语言地图并非语言地理研究的工具，而是语言地理研究的本体。

在柴田武看来，语言地理学研究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文献语言学等的研究都有所不同。与历史语言学相比，（1）语言地理学关注具有地域差异的语言，哪怕是具有细微差异的反映在性别、年龄、居住经历、学历、职业等层面上的地域变体，以及主观内在条件(发音人自身主观判断)。而历史语言学关注某种语言相对标准的形式。（2）语言地理学的研究材料是现代口语，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材料既有现代的口语，又有过去的书面语。“口语和书面语是两种异质形式，因此我们可以说语言地理学研究的材料是同质的。”（3）语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都关注语言演变的过程和历史，但前者除了研究者对语言地理差异的观察外，还要重视发音人对自己语言的“内省判断”，语言地理学所构建的语言史，可以说是其与民众共建的语言史，“语言地理学正是从语言的个体使用方面去构建语言历史的”，这与历史语言学纯“客观”的学者研究构筑的语言史形成鲜明对比。(4)语言地理学建构的语言史，分期细致、分化与融合关系清楚，其所构建的语言史大约在100年之间；历史比较语言学却不同，因有文献语言学的支持，它所构建的语言史可以在数百乃至数千年。(5)语言地理学构建语言史的目的在于解释语言历时变化的过程与成因，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目的在于寻找原始祖语。从这点上看，前者以变化的起点往后看语言的发展，后者是从现代的语言差异探索原始语言的基本面貌，是往前看语言的形成。而这种原始祖语只是一种学者的假设，与历史上真正的原始语言可能会有一定距离。(6)语言地理学的工具是语言词(概念)的系统性差异，A系列中a-1、a-2、a-3、a-4、a-5、a-n等的地域性差异是观察语言史的窗口；而历史语言学的武器是“语音法则”，即语音对应的系统性。(7)语言地理学与历史语言学对语言的基本假设不同。前者认为，同一地域社会成员并不一定使用相同的语言，即使同一地域社会内部也存在空间阻隔，所以语言接触是其关注的重点；后者认为，地域社会的所有成员共有同一语言结构，语言的传播性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关注的重点。当然，语言地理学也关注“传播”，这种传播“是指语言同一化在地域中推进的过程”。(8)语言地理学认为“语言要素(语言形式)在地域上存在着有序的地理分布”，通过这种地理分布构建语言的历史，是语言地理学家的重要任务；历史比较语言学则认为，语言结构内要素之间存在着有序关系，结构的系统性是构建语言历史的重要线索。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相比，语言地理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不同在于二者持有不同的基本假说。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同一地域社会的成员使用的是基本相同的语言，语言地理学却认为同一地域社会的成员并不一定使用相同的语言，因为空间地理的阻隔会破坏语言的统一性，语言差异也因此产生；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对地域成员交际的一致性具有强制要求，而在语言地理学看来，说话人会使用自己的语言与对方的语言同一化，而这种同一化的过程就是语言地理学所说的语言在地域中“传播”的过程；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要素之间存在着有序的关系，并将这些关系总称为结构（体系），语言地理学认为语言要素（语言形式）在地域上存在着有序的地理分布，这种空间有序是指可以凭借地理分布去建构历史的地域间关系。

正如上述，语言地理学是一种探索语言史的学问，其研究对象是现代口语的地域变体。词语的地理分布、词语变体在不同年龄层中的分布、系统内不同词语的地理分布、词语理解的地域差异、事•物的地理分布、发音人的判断和理解、同一地域社会中的年龄差异、语言形式的特征等是语言地理学研究语言史的八条重要线索。其中：观察词语的地理差异要根据“邻接分布”和“周圈分布”原则来推断语言史，要将与老年段相对的青年段或中年段的地理分布为研究语言史的线索，要关注所有词语地理图中那些具有相似分布的地理区域(即在“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区域中寻找不同词的地理共性)，不仅要重视词语的使用形式同时也要重视词语的可理解性(二者在地理上不一定完全对应)，要关注不同地域发音人对新旧词语和词语来源的认识和解释(而不仅仅是专家的研究)，要关注表示相同意义词的地域差异和年龄差异之间的关系。在日本语言地理学家看来，语言地理学既然是一种从地理分布建构历史的方法，那就必须将语言形式差异、词义差异、认知差异、年龄差异以及系统内不同词语之间差异的地理分布作为调查研究的头等重要的工作。否则，“作为语言史方法的语言地理学就会失去意义。”柴田武在日本丝鱼川市的三次语言地理学调查(1957，1959,1961)，就是在上述理论指导下展开的。

至于日本语言地理学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柴田武在第五章“今后的语言地理学”中也有论及。语言地理学是对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文献语言学的补充和加强，而不是作为其对立面，它要解决历史比较语言学语言所着重探讨的语言分化是怎么形成的，又是如何发展的，尤其是由A分化出B和C后，不同语言又是如何接触的。其次，如何处理语言结构的历史和单一词语的历史之间的关系。传统的语言地理学调查一般不关注音系学的方法，只关心词语形式的语音差别，并将此原封不动地标注在地图上加以解释。当代语言地理学应该将通过结构地理分布构建的历史与通过语言要素(如词)地理分布构建的历史结合起来，这样构建出的语言历史才是语言真正的历史。第三，如果将语言地理学只看作寻找语言分界线的方法，那就没有真正理解这个学问的性质。“语言地理学的目标是建构语言变迁的轨迹，探究变迁的成因。”因此，语言地理学必须在厘清语言地理区划基础上更进一步，探讨地理差异中所反映的语言历史秩序。

日本语言地理学发展有两个途径，一是以柳田国男为代表的日本民俗学，从对事•物的考察到对不同区域词的调查，从而形成建立在周圈分布和邻接分布两个分析原则之上的日本传统语言地理学；二是由贺登嵩神父领衔的现代语言地理学，重视从词语空间差异来分析其历史发展。正是贺登嵩神父将在中国大同和宣化两地的调查积累的经验带到了日本，才促使日本语言地理学的现代转型。而这第二个途径跟汉语方言地理学有关。21世纪初中国方言学界重新咀嚼贺登崧神父的语言地理学的时候，日本新一代语言地理学专家岩田礼、平田昌司、太田斋、远藤光晓等教授也将日本的语言地理学思想也介绍到中国，他们有关汉语方言地理学的思路和做法很明显来自贺登崧（比利时）、柴田武、德川宗贤等老一代专家。因此，柴田武教授这本《语言地理学の方法》中译本的出版，对正在复兴的“以语言史为研究目标”的中国语言地理学的健康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借鉴作用。

[1]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P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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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古明霄

审读 / 董一博

责编 / 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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