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青：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四个层面

价值层面的本质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的高度文明和谐；

物质层面的本质是生产力的有效解放与发展发达，产品的丰富以及享有上的公共性；

制度层面的本质是经济领域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政治领域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文化领域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制、社会领域的共建共治共享制、军事领域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

领导层面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四个层面中，领导层面与制度层面服务于物质层面和价值层面。

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探索的开放性，我们在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时不能求全责备、期望一劳永逸，而是应保持认识的开放性。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是有效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是有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当然必须体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本质并为其深刻决定，但同时，由于我国的具体状况与鲜明特色，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必然具有自身的独特本质。自从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共产主义学说已经170余年；自从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已经60余年；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发展已经40余年；自从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已10年时间。在这一系列前后相继的历史进程中，对于共产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本质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联系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我们现在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多层次的规定性，是一个集合概念。具体而言，对之可主要从价值、物质、制度与领导四个层面来理解，而这四个层面又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构成一个整体性的逻辑框架。

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层面

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之所以具有强大吸引力，其所提供的共产主义图景之所以具有巨大感召力，一个极为关键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恩格斯以科学的理论论证与揭示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形态及其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在价值层面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关于共产主义在价值层面作了非常深刻的分析，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体之间的差别已经消失，阶级已经消灭、国家已经消亡，社会成员做到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由发展。“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段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1] “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2] 566

一方面，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一个人都能够实现自由发展。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二章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称为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理解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有三个关键范畴。第一个范畴是自由时间。共产主义社会科技高度发展，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社会成员没有必要像阶级社会特别是生产力不发达的历史阶段一样辛辛苦苦从事劳动，而是在极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外，有大量的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用于个人发展。马克思高度重视自由时间的意义，指出自由时间是人的发展的空间。“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 [3] 205“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 [3] 86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财富的尺度不再是必要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3] 200“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也不再是财富的尺度。” [3] 196第二个关键范畴是全面发展。不全面谈不上自由，自由本身就意味着全面。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成员有大量的自由时间，可以在广阔的领域内发展自己的能力、素质与爱好。在那个历史阶段，虽然客观上仍有职业的区别，但人们已经摆脱了强制分工的限制，人的能力、爱好与创造潜能得到全面的释放与培养。对于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全面发展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曾有过非常诗意的描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4] 537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在此所谓的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只是形象的比喻而已。第三个关键范畴是自由个性。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才能够既摆脱了人的依赖，又摆脱了物的依赖，个性生长不受压抑，真正生成独立人格和自由个性。每个人都具有个性，整个社会和而不同，充满生机和活力。

另一方面，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成员在发展上互为条件、相互帮助、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在阶级社会中，一小部分统治者的发展与享受是以绝大多数人的不发展甚至牺牲为前提和代价的，人与人的关系中充满了负和博弈与零和博弈。与充满矛盾对抗、利益冲突的阶级社会不同，未来的理想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群体与群体的关系是高度和谐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共产主义社会中高度和谐的交往关系必然会促进人的本质的完善与优化。正是在这里，人类历史显示出其最为深厚的伦理底蕴：人的自我生成与相互生成。按照我们的理解，这样一个社会确实是一个幸福的社会，是一个真正的命运共同体与情感共同体。

按照以上两方面认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了人对人的剥削压迫，每一个人都可以实现自由全面发展，从而成为自己生活的设计者，生活变成了个体的自我创造和个体间的相互生成，整个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优化，人们的生活和谐而幸福。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与其他社会形态的最本质区别正在于此。这种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图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的高度文明和谐———可以说是共产主义最为深层的本质规定性。正由于此，在1894年，当有人请求恩格斯为即将出版的周刊《新纪元》题词，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原则时，恩格斯毫不犹豫地指出：“除了《共产主义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 (1) ，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5] 当然，现实的社会主义达不到这种理想状态，但不能没有这种价值立场，并且要在历史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满足社会成员的多方面需要，努力推进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和谐。

我们党的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也有着非常明确的论述。毛泽东同志提出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江泽民同志提出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胡锦涛同志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习近平同志也明确强调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新时代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应该说，在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层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与我们党的领导集体的认识是一致的。当然，针对不同情况，他们阐释的价值可能各有侧重，比如马克思、恩格斯针对理想语境主要强调自由，其他人针对现实语境则更为强调公正、和谐、文明、幸福等，但都主要围绕着人与社会两个维度展开。这种各有侧重、各有角度的阐释符合马克思主义讲求现实历史条件的唯物史观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是完全正常的。

这种价值层面的规定性贯通着未来的共产主义和现实的社会主义，贯通着理论与实践。没有这种关于人与社会在价值层面的规定性，共产主义就不成其本身，现实的社会主义也就不是社会主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如此。这一价值规定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基调，也提供了判断现实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成效的根本尺度。社会关系结构的优化与否及其程度，社会成员发展、幸福与否及其程度，应是衡量现实社会主义发展成效的核心尺度或根本尺度。

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物质层面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达到这样一种个体自由发展与社会关系和谐优化的理想之境，社会生产力必须高度发达，包括物质产品在内的各种产品必须极大丰富并有效实现共享。由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特别强调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特别强调未来的理想社会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物质基础，在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时非常有必要把物质层面单独列出予以分析。

一方面，生产的发达与产品的丰富不断满足着人们日益增长的各种需要，没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就无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正因如此，《共产党宣言》才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才强调，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对于极为丰富的产品还要实现有效共享，使之能够增进整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福利。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 [3] 200。“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 [3] 710换言之，在产品的使用上要充分体现公共性而不能有所偏私。当然，理想社会也不会出现这种产品分配在阶级社会才有的偏私现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已故著名学者高放先生才认为从公共主义来理解共产主义更为精准。“‘共产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communis，原意是共有或公共。日本人在19世纪后期用中文把它译为共产主义，中国人在20世纪初年把共产主义一词移植过来。我从旧期刊中查到中国人把共产主义另译为‘公共主义’……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不仅限于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且更要管好公共资产，增加公共投资，丰富公共产品，发展公共事业，扩大公共服务，增进公共福利，保证公共享用……总之，公共性越增多，就越接近共产主义生活会。共产主义是我们长期奋斗的目标，它并不渺茫，是靠我们日积月累、不断积累，增多公共性而逐步达到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用中国话语就叫公共主义社会，用中华传统文明话语就是大同社会。” [6] 其实，社会主义之所谓称为社会主义，也是因为其关注社会整体利益，注重社会整体利益的共有共享。

中国共产党对于新社会的这一本质特征也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从而逐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他特别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 [7] 邓小平同志在深刻总结以往建设教训的基础上，更是明确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注重现实功能与效果，有效解放了人民的思想，著名的“猫论”就是这种本质观的形象表述。特别是邓小平同志的本质观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将过程性思维引入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给人以深刻启迪。当然，这是由于中国社会主义所处阶段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强调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强调实现共同富裕、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此处的共享是全民共享，共享发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数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

生产力的有效解放与发展发达，产品的丰富以及享有上的公共性，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在物质层面的规定，使其与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剥削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类型，其本质自然也包含这种物质层面的规定。当然，如上所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在运动过程中生成与体现的，而非一个脱离运动过程的抽象目标图景，所以不论是物质层面的本质规定，还是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都是一个逐步实现的渐进过程。如果说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层面体现了“人的尺度”，那么社会主义本质的物质层面则体现了“物的尺度”。就社会主义本质而言，这两个尺度是内在统一的：生产力的发展发达与产品的丰富共享是基础保证与前提，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和谐进步则为生产力的发展与产品使用定下基调、明确方向。物质基础服务于价值目标，“物的尺度”服务于“人的尺度”。现实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必须高度重视与切实实现这两个本质尺度的统一。

03 社会主义本质的制度层面

社会主义在物质层面与价值层面目标的实现，必须以具有明显制度优势与强大治理效能的制度体系作为支撑。在制度层面，社会主义必然有明显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因而，社会主义本质的制度层面也不能忽略。现实社会主义中，正是这各领域的制度作为保障与支撑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与发展目标的逐步实现。

社会主义本质的制度层面体现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等各个领域，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还包括极为关键的党的领导制度。由于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言，党的领导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对其他各领域制度起着决定性的保障作用，具有相对的超脱性与极强的渗透性，所以下文将对之专门进行分析，此处主要论述各具体领域的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共产主义制度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探讨的是在理想社会中经济生活的组织原则与组织制度。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达与各种产品的极大丰富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扬弃基础上的，以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支配社会生产为前提。“这种新的社会制度首先必须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经营权，而代之以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私有制也必须废除，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公有。” [4] 683“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 [2] 561列宁也持同样的观点：“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以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成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 [8] 经典作家的这一观点影响极为广泛深远。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也曾长期将纯粹公有制和计划调节的经济制度结构视为社会主义本质，尽管各个国家对于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的理解、对于计划类型与作用范围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即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实事求是，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观的思想解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化，但现行宪法依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种经济制度的规定特别是公有制的规定依然体现出极其鲜明的社会主义特征，特别是在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中予以明确，更使之带有了很大程度的本质的意味。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除了依然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规定外，还不断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与军事制度。在不断探索与发展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规定作了迄今最为集中的概括与阐释。特别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所谓根本制度，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起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作用的制度。其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文化制度；“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国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国的根本军事制度。所谓根本，所谓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不能不带有某种程度本质的性质。综合宪法的规定与文件的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制度层面可作如下概括：经济领域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政治领域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文化领域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制、社会领域的“共建共治共享”制、军事领域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

当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制度规定，还必须明确，其是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层面与价值层面之规定的。如果没有这种根本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制度体系，就无法有效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发展、发展成果的全面共享、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换言之，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制度层面、物质层面与价值层面而言，存在一个前者作为手段依次服务于后者，后者作为目的依次规约着前者的内在逻辑：制度层面的规定服务于物质层面的规定，物质层面的规定又服务于价值层面的规定；价值层面的规定引导、确定着物质层面的规定的服务方向，物质层面的规定又引导、确定着制度层面规定的服务方向。这三个层面的内在逻辑关系也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再根本、再带有本质属性，但归根结底依然是手段。当然，这不是说制度的健全完善就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而是意在指出，制度及其健全完善尽管非常重要，但制度的存在本身并非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我们搞社会主义也不是为制度而制度，而是要通过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的功能与价值。如果既有制度特别是其具体实现形式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应有的功能与价值，就必须改革。明确这一点，有利于我们打破对于制度形而上学的僵化理解，实事求是地根据需要推进制度体系的变革、健全和完善。

0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领导层面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域中，党的领导是无法作为共产主义本质的，因为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没有政党与国家。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无产阶级革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党领导无产阶级，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继而改造经济、改造社会，逐步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共产党的性质、特点、目的进行了精辟的阐述。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其所代表的就是工人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其存在就是要完成破旧立新、消灭剥削压迫、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伟大历史使命，共产党就是因这一使命而生，因这一使命而在，是一个具有先进性、纯洁性、组织性、纪律性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没有党的领导，无产阶级就无法有效组织起来，就无法从自在达到自为，从自发达到自觉，就无法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更谈不上改造与向新社会的过渡。就此而言，至少在革命尤其是改造与过渡阶段，共产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组织、统筹、协调、规划的领导核心作用。

至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决定性地关系到社会主义各领域制度的建立健全，关系到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保护与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与发展目标的实现。在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从革命到建设的过程中，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应由职业革命家来领导，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权，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中应起到一种核心和领导的作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 [9] 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党来领导国家建设，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将党的领导融入整个国家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和制度基础。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才实现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才得以开创、发展并取得辉煌成功。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特别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辟与发展、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改革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日益错综复杂，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扩开放、防风险、保安全的能力如何，决定性地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攻坚克难、接续辉煌，关系到其功能能否进一步发挥、优越性能否持续体现。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本已有的极端重要性、不可或缺性进一步持续凸显。正是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重大论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和全面领导制度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

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两者内在相关、不可分割。如果弱化甚至放弃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就会改变，中国人民接续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就会毁于一旦。要从根本上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变色、不变质、不变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并改善党的领导。质言之，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党的领导并非一个变量，而是一个常量，并且是最为关键、最为核心、最为内在、最为本质的因素与常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重大论断的提出，表明我们对于党的领导地位的认识愈益深入，对于党的领导角色的认识愈益深化，对于党的领导功能的把握愈益深刻。这一重大判断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进一步提升到领导主体的高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逻辑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逻辑的准确凝练，将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关系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水平。同时，这一重大论断也表明了我们党对于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自觉担当意识与强烈使命意识，特别是体现出我们党对于未来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创辉煌的勇气和信心。“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进展，……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 [10] 246而要克服、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重重险阻，实现理想的宏伟蓝图，最为关键的还是党的领导。在新的征程上，党的领导作为最本质特征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应具有的意义应该会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我们坚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 [10] 68正是基于这种面向未来的能力与预期，我们党才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出了民族自信、历史自信与政党自信。

进而言之，应认识到，党的领导尽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尽管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内在性和决定性，但其并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目的，如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一样，党的领导归根结底也是服务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共享、社会成员的发展幸福、整个社会的和谐进步。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上所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 [11] 建党百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也就是我们党一直强调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05 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可以从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不同维度去认识把握。就此而言，与其他社会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之区别就是多层面、多领域、多维度的。而这就使得与其他社会形态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具有了多层次性：本质可以体现在多个层面，而且体现程度也有强弱之分。在以上所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四个层面中，领导层面与制度层面服务于物质层面和价值层面。相比于领导层面、物质层面与价值层面，制度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相对弱一些。一是因为制度层面涉及各个领域，内容较多且过于具体；二是因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根本制度本身的实现形式还需要不断调整，缺乏应有的清晰性与固定的明确性；三是因为其在现实过程中既为党的领导所实际决定，作为手段又服务于物质层面和价值层面的目标，因而在本质系统中总体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位阶。辩证法要求在矛盾中要抓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时同样需要如此。正因如此，国内相关研究中，对制度层面的本质论述相对较少。

进而言之，还要认识到，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极其复杂，有些基础性问题、重大问题还没有完全认识清楚、理解到位，尚需要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现实社会主义又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对事物的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对社会主义这个我们只搞了几十年的东西，我们的认识和把握也还是非常有限的，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发展 。“ [12]在这一过程中，很多新的问题会不断产生，人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也会与时俱进。这两方面情况也都提醒我们在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时不要求全责备、期望一劳永逸，而是要保持认识与概括的开放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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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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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高放.《共产党宣言》探真：六十多年来持续探究文汇[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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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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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7-218.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