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系列概念考——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中国式现代化”谈起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不是“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第一次运用，但却是“中国式+现代化”这类概念的第一次完整表达及其内涵、本质的第一次系统阐述。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中，“中国式”是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国情的凸显与强调，“现代化”则是对规范意义的现代化模式的认取，“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在处理现代化的共性、普遍性与中国特色、国家个性关系时的一种现实选择。

事实上，进入近代以来，我们不断地被输入一系列植根于西方文化的政治制度与学术概念，包括西方式的现代化理念。而在面临如何将那些概念中国化、个性化时，“中国式+”就是我们常用的一种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概念的路径，比如，“中国式资本主义”“中国式民主”“中国式革命”，直至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都是我们在面临要不要现代化、要怎样的现代化以及如何建设现代化等现实政治问题时进行话语构建的产物。其中，孙中山倡导的“中国式资本主义”主要试图解决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道路问题，儒家知识分子的“中国式民主”侧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取向，毛泽东的“中国式革命”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政治前提，而邓小平尽管没有正式界定和完整阐述“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个概念，但他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地提出了中国需要怎样的现代化以及如何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

基于这样的事实，本文拟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核心概念，系统梳理近代以来几类主要的“中国式+”政治学概念，并试着从中提炼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

近代中国的国门被强行打开后，尤其是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后，早期觉醒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将近代思想启蒙的方向调整为振兴实业，具体体现就是发展中国式的资本主义。而发展中国式资本主义的集大成者，当推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将西方资本主义相关理念改造为三民主义，制定了三民主义政纲，绘制了以民族、民权与民生为主体的中国式资本主义蓝图，提出要建立一个民主、独立、富强、没有少数富人专制的“至完美的”国家，走一条中国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很显然，孙中山的“中国式资本主义”，既有赶超欧美的雄心，但又想避免欧美资本主义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不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照搬硬套，而是将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特点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孙中山认为，中国不可避免地将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孙中山所要建立的，是有资本家但没有大资本家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既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避免资本家垄断社会财富、压制人民群众，强调经济生活上的人人平等、共同富裕。为此，孙中山提出了以土地国有和节制资本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民生主义政策。这种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工业化，尤其是优先、重点发展交通运输业和重工业。孙中山主张，“盖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需，文明进步必赖于此，非人力所能阻遏，故实业主义之行于吾国也必矣……实业之利器，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集之利器，则虽全具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亦无由发展也”。第二，节制私人垄断资本，发展国家资本，也就是他所说的“集产社会主义”，即既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又不完全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扬弃。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就是为了补救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流弊，他想要在取法欧美民主政治的同时，体现中国的传统，创造一种中国式的民主政治制度。他强调，“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惟止利用其资本、人才，而主权万不可授之于外人”。但是，中国式民主，在中国“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为此，他提出中国式民主政治建设之程序应被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

与孙中山同期的很多思想解放的先行者，如康有为，也主张要冲破中国传统的禁欲、贱利及重本抑末思想的束缚，使人民随心所欲地兴办新式工商业，发展中国式的资本主义新式企业，从事物质财富生产以开拓利源，以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又如章太炎，他一方面积极投身反清以及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另一方面又反对欧美国家的民主制度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与孙中山一样，章太炎也强调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打击工商资本。正因如此，有人认为，章太炎事实上是反资本主义的。但也有人认为，在章太炎的思想中，西方资本主义是“全球资本主义”，即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总相”；而他对待这一“全球资本主义”的态度，并非要取代“全球资本主义”，而是要别立门户，建立并行不悖的、别相的中国式资本主义。

当然，在这里，我们要区分孙中山的“中国式资本主义”与有些学者描述海外华人控制的中国家族企业时所指称的中国式资本主义（Chinese capitalism）。根据Redding等人的观点，中国式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即父权家族主义（paternalism），“关系”在其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借由这样一个概念，很多海外中国研究者认为，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强调“关系”、倾向于非正式制度、偏好家族生意、崇尚儒家文化价值的中国式资本主义。基于同样的理由，中国式资本主义也被一些学者用来指认中国台湾的经济体制，认为中国台湾经济体制的特征与欧美资本主义相似，却又有本质的不同，其不同在于中国台湾经济体制特别强调政府经济计划、经济政策以及公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可见，“中国式资本主义”概念在近代与当代有着不同的内涵。但在中国政治学语境中，最早出现的“中国式资本主义”是指孙中山的一种建国理想。这一“中国式”的理想，在经济上强调国家资本的力量而不允许垄断大资本存在，并且融入社会主义的分配办法；在社会结构上，主张以中产阶级为支撑；在政治上，以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为中心，力图构建中国式民主政治制度。当然，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孙中山的“中国式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制度，其中还包含中国式民主思想，尤其是他提出的以县级地方自治作为民主政治基础的理念及其对直接民权的强调 ，对我们今天的基层治理，一定程度上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如果说，孙中山等先驱追求的中国式资本主义及其中包含的中国式民主理想，主要强调的是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民主政治制度固有弊端的话，那么，对于黄宗羲、钱穆等儒家知识分子而言，中国式民主的含义指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不再是基于中国现状的中国特色，而是变成复古传统文化、效仿“三代之治”的“为民作主”。

尽管“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但是，坚信中国传统政治与传统文化即包含有民主思想，一直是部分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执念。像章太炎那样，认为“西方所行之制，中国早已有之”的知识分子不少。黄宗羲及其著作《明夷待访录》通常被作为中国古代即有朴素的民主思想的重要证据：“《明夷待访录》所体现的民主纯粹是中国式的民主，如历史允许其充分发展的话，其形成的民主政治的中国模式，必然与西方民主模式不尽相同。”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通过反思明朝灭亡的教训，提出“君为民害”论，认为暴君无穷无尽的欲望是明灭亡的重要原因，进而提出了“民主君客”论、“治权平等”论。后世学者将黄宗羲对君主统治的反思统称为“非君论”，并认为非君论形式上与专制主义的尊君论相对立，从君主起源、君臣关系、君主职能和政治主张几个方面对君主专制主义展开了批判。但从本质上看，非君论否定君主专制或专制君主，却并不反对君主制度或明君圣主，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复“三代之治”的仁德君主身上，把民众视作需要仁政保护的被动对象，充其量只是仁君的“为民作主”。

到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最早接触到西方政治理念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与传教士一道，开始介绍西方的政治制度，如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以及华盛顿等人所缔造的美国政治制度，得到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尊崇。到19世纪末，作为政体形式的“君民共主”“民主”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进而强化了人们对民主理想的向往。只是觉醒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既不愿意回到过去，也不愿意照抄西方政治制度，于是他们将包括非君论在内的民本主义传统与西方民主理念生硬地结合，用中国式“为民作主”来附会民主理念中的“人民当家作主”。章太炎和钱穆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章太炎激烈反对欧美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认为那本质上是变相的诸侯割据，并不适合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中国，他尤其反对欧美选举中对被选举人设定的财产标准，认为“夫以纳税定选权者，犹汉时以貲算为郎，其点污甚”；中国则不同，“汉土不限选，若易行矣，不以纳税为齐，而以识字为齐。计汉土识字者十人而三，则七人无选举之柄，行之若截削省要者，卒之苟偷一时，势不足以经远”。基于此，他主张复兴古学，认为“反古复始，人心所同。……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已”；且在1906年的一次演说中介绍其“平生的历史与近日办事的方法”时，提出当时最紧要的事情之一就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与章太炎一样对国粹热衷的知识分子代表还有钱穆。钱穆在1939年出版的当时的“部定大学用书”《国史大纲》中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的民主”这一论断。随后，他提出一种独特的历史哲学，认为中国以往的社会都是超阶级的自成一格的特殊社会，没有阶级对立的存在，因此没有对民主政治的要求。钱穆批评近代国人“崇信西土，亦以专制自鄙”，“近人既目中国传统政治为专制，因疑儒家思想导奖君权，此亦无据之说相引而起”。他否认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之专制本质：“我常听人说，‘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黑暗的政体’。这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因为在古代中国，帝王“本以民众信托而居高位……西国政权谓‘契约政权’，则中国政权乃一种‘信托政权’”。他认为，这种君主既不能专军权，又不能专政权，反而要受到各种约束：从学统的视角，君主要受到师权制约；从治统的视角，君主要受到相权的制约。基于此，他认为，“中国传统政体，自当属于一种民主政体，无可辨难。吾人若为言辞之谨慎，当名之曰‘中国式之民主政治’。当知中国政府虽无国会，而中国传统政府中之官员，则完全来自民间”。

此外，钱穆还提出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民主内容形式关系论，认为“民主政治仅一大题目，而非一死格式。英美同属民主，苏维埃亦同称民主，而英美之间复有不同，可见民主政治尽可有种种异相。中国所要者，乃为一种自适国情之民主政治，重在精神，不重在格式……所谓民主政治之精神，莫要于能确切表达国民之公意”。而钱穆坚信，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正是表达国民公意的制度，它“不属于任何一阶级，惟贤是用，惟能是任，选择民间之贤能，以为政府之柱石，故政民一体，其政治形态乃常见为和协而非斗争，其政治意识上并无贵贱贫富之界划分别”。根据这种定义，在1942年2月的演讲中，钱穆自信地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富于民主精神的国家”。

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世界潮流决定了中国“非成立一个民主国家不可。因为非民主的国家，在今日的世界上，已没有存在的机会……从这个观点上来说，中国今后除了自身成为十足地道的民主国家以外，就没有第二条出路了”。在此背景下，1945年9月，钱穆在《建国信望》一文中提出：“中国之政治发展，必然将向‘民主政治’之途而迈进。但此种民主政治，决非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亦非苏维埃式的民主政治，亦非任何其他国家之民主政治，而断然为中国文化圈里的中国式的民主政治”。因此，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首先“要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这就是上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忠孝、仁义、廉耻、节操那一番大道理”。可见，儒家知识分子的“中国式”理想，就是从逻辑上将民主分为西方式的民主与中国式的民主，认为我们虽然“不可能”有西方式的民主，却可能有中国式的民主。为此，不惜从传统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中挖掘资源，古为今用，回到过去，重拾开明专制的政治传统。

今天，与钱穆持有同样“中国式民主”观的学者不在少数。一些人认为儒家所主张的帝王开庭议以广纳忠言、主张国家开科举以广纳贤才的做法，就是一种儒家式的民主，或者说是一种中国式的民主；有很多学者主张以传统文化来弥补西方式民主之不足，比如提出以“性善论”作为中国式民主政治的理论前提；更有人主张，作为一种“中国式”的民主意识，民本思想远比同时代的西方社会在思想上要深刻、在政治上要成熟得多。

抗战胜利后，钱穆提倡的“中国式民主”已经被新的民主共识所取代，即不能照抄照搬世界上现成的民主模式，而是要“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拿各种民主生活中最优良的传统及其可能发展的趋势，来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这种共识，正式出现在《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国式民主”的建设方案中。在这个方案中，“中国式民主”既不是文化上的复古，也不是制度上对西方的抄袭模仿，而是一种从中国国情民情中成长起来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民主。具体地说，“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国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绝对不是，并且绝对不能，把英美或苏联式的民主全盘抄袭。……我们没有所谓偏左偏右的成见，我们亦没有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这些成见。我们对别人已经试验过的制度，都愿平心静气地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以创造一种中国的民主”，一切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为尺度。这种新型的中国式民主在当时其实已经初具雏形，那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组织中实行的“三三制”，那是抗日根据地人民的一种制度创新，也是我党探索中国式民主政治的成功尝试，曾被邓小平誉为“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毛泽东也认为它“将给全国以很大的影响，给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政权树立一个模型”。

“中国式资本主义”试图解决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体制问题，“中国式民主”要解答的是民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真正的政治解决，却源于毛泽东，确切地说，是源于毛泽东开创的中国式革命道路。

早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中，毛泽东就提到，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而其第一步现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它的“中国式”主要体现在其领导阶级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它的指导思想不是一味地复古传统文化而是共产主义，它的目的不是建设一个资产阶级政权而是建立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因此，它的结果也不是促进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而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

根据毛泽东的思想，中国式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中国共产党正是依据中国革命的这个本质特点，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通过农村包围城市，闯出了一条“中国式的武装斗争道路”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中国式革命道路，是基于中国国情做出的正确判断。事实上，毛泽东对国情十分重视，他早就强调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认清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基本国情，毛泽东长期坚持深入社会，扎根群众，在调查研究中寻找中国革命的规律，并积极主动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辟出一条“中国式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制定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国式革命”中的“中国式”，体现的就是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农民武装暴动为始，依托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人民战争，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的解放与发展确立最根本的政治解决方案。

关于中国式革命道路，后世研究对其进行了各种视角的解读。如有研究认为中国式革命道路是中国自古以来“等贵贱、均贫富”的“大同”思想与农民运动的结合，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到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有研究提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即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把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并认为这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和平改造民族资本主义的理论、方针、政策，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胜利的前提与基础。

中国式革命道路，首先产生了中国式的革命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也有研究者称之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敢于实事求是地改变或者放弃马克思主义本本上的个别结论和条文，又要有勇于创新的精神去做本本上没有记载、前人没有干过的新事业。这是一种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

中国式革命道路，其次产生了系列中国式的政治经济制度，有研究者称之为“中国式体制”或“中国式社会主义”或“中国式共产主义”。如日本学者松田修在谈到缅甸的教训时，考察了中国道路对东南亚国家发展的意义，认为“发展中国家若没有中国式的自力更生的政治、社会、经济体制，以及把它付诸实行的坚强的国民意志的话，经济的停滞将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学者费士曼认为，“中国式共产主义”对不发达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具有一种强烈的号召力。“中国式共产主义”的特点就是：对于近代以来的技术及其产品的接受是工具理性的而非价值理性的；在经济上，认为亚非拉不发达国家的贫困是由国际垄断组织和帝国主义造成的；而且，这种“中国式共产主义”强调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并善于吸引小资产阶级分子到革命运动中来。也有学者将“中国式共产主义”用于国际关系领域，认为，东盟成立的背景之一就是“中国式共产主义”对其的影响不断增强。郑永年在当代中国研究中也曾经提到过“中国式共产主义革命”“中国式市场经济的道路”“中国式的民主政治形式”等概念。他认为，中国曾经想通过输出“中国式共产主义革命”的方法来建立一个新世界体系；在国内方面，中国在经济上已经走上了一条“中国式市场经济的道路”，在政治上，“中国式的民主政治形式”也正在试验过程之中，一种非西方式的中国民主政治可望成为发挥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政治秩序基础。

很显然，在海外中国政治研究中，“中国式革命”“中国式社会主义”等概念在有些场合，实属一些学者带着有色眼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一种误读或者贬低。基于我国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并因此采取了一些中国式的独特形式这一现实，一些学者难免对我们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的中国特色产生疑虑。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毛泽东等开创的中国式革命道路及其后建立起来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政治保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中“中国式”的最集中体现。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始终面临两大重要的历史任务：一是反帝反殖民反封建，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自由解放；二是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安定富足。为完成人民的阶级解放、政治解放使命，我们选择了“中国式革命”；而为完成人民的经济解放、社会解放使命，近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关于“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个语词，目前看到的最早的文献，是《申报月刊》1933年第7号“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该辑系统地讨论了中国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也涉及中国现代化的障碍、基本问题、唯一前提、先决问题等一系列课题。此后，有大量研究中国军事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期刊论文发表，还有部分研究专注于中国的未来出路问题。可见，“中国式的现代化”曾经一度是理论界的热门话题。

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式的现代化”更多是一个实践课题，专门的理论研究并不多见。根据既有的文献，1958年，有学者在研究中提到，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认为这是从我国以往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科学结论。此后，学界慢慢淡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相关研究，直至1973年，有研究系统梳理了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发展历程，再次将“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概念纳入理论视野。

与学界对“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个话题的淡视相对照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邓小平等开始了漫长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1952年，毛泽东首先提到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问题，此后又多次提及军事或国防现代化的问题，并且认为这是中国在“工业、农业、文化、军事还都不行”的情况下，对抗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1956年，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谈话时，毛泽东开始提到，中国“在经济上文化上还很落后，要取得真正的独立，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工业现代化，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见，此时实现工业现代化是毛泽东心目中与国家富强同等重要的发展目标。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提出具体的工业现代化目标，即“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这是我党领导人首次正式提出几十年内将我国变为现代化工业强国的目标。而且，这一目标还“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而工业现代化是国防现代化的前提，“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

到了1959年，毛泽东的现代化发展目标已经扩展到“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已经接近提出“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了。1959年冬至1960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分别组织读书会来通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形成很多关于国家建设的新论断，其中包括四个现代化目标的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0年同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谈话时，毛泽东再次强调了要安下心来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63年和1964年，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等人的报告所做批注中，明确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泽东描绘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图很快得到邓小平的回应。1963年，邓小平在一次关于工业问题的发言中也提到我们“总的提法还是四个现代化”。

邓小平的现代化目标从一开始就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有着本质的不同。1977年，在与中央两位领导同志的谈话中，邓小平提到，“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基于此前的探索，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邓小平正式提出，“在二十世纪内，全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提到“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并且首次提出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强调“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呼之欲出。随即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开启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之路。

1979年，理论界开始对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议题作出反应，出现了大量以“中国式的现代化”为核心的相关概念，包括“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高速度发展农业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等，以及一些其他延伸概念，包括“中国式的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式的经营管理体系”“中国式的管理现代化”“中国式的经济管理体制”。上述研究，对“中国式的现代化”如何在体现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与共性的前提下，同时确保其社会主义特色与中国特色，进行了大量的充分的研究。

但何谓中国式的现代化，如何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最权威的解释还是来自邓小平的一系列论述。在1979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正式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他认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此外，邓小平在多个场合反复解释何谓“中国式的现代化”。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1983年，在会见参加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外籍专家时，邓小平再次谈到，“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再次强调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与国情特征。1984年3月25日，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邓小平又提到，中国的目标是建设“小康社会”，而“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

关于如何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问题，1979年，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也进行了专门的阐述。他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综合来看，邓小平“中国式的现代化”中的“中国式”，强调根据中国国情，尊重人民创见，始终坚持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本质，走一条稳健的、渐进的且独立自主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进入新时代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面临许多新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式的现代化“已进入表达诉求、矛盾突发和攻坚克难期”。以《人民日报》等党报党刊为阵地，基于邓小平关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解释与理论阐述，学术理论界围绕现代化之路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以及中国式的现代化与小康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未简单地进入西方的发展逻辑，而是积极探索世界现代化之路的中国方案，基于复杂多变的世情、国情与党情，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逐步踏出一条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前，为总结我们实现共同富裕与建设小康的实践经验与理论创新，理论界再次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本质以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集中的讨论，这些理论成果集中收录在《中国式现代化》和《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两部著作中。

与此同时，进入新时代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也在积极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也不断深入。

2020年10月29日，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重温了邓小平关于“中国式的现代化”相关论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我国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经验，其中之一就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7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新贡献”。至此，由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领导集体共同探索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也正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此后，习近平多次提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更多的是表达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由之路的信心。2021年8月12日，习近平在给“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外籍青年代表的回信中就提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越走越宽广，将更好发展自身，造福世界”。2021年8月17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首次明确地将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联系起来，认为“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第四部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概括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且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正式写进了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历史决议。

2022年7月26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再次强调我们必须“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随后，在辽宁考察时，习近平详细阐述道：“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不能只是少数人富裕，而是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基于习近平的相关论述，2022年，在党的二十大召开前，理论界开始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系统地思考其内涵及相关政策安排。这些研究包括但不限于：王立胜的《共同富裕：看见未来中国的模样》、北京大学论文集《新局：青年学者共论国家治理》中尹俊和刘舒杨的论文，都专门研究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刘丽敏的著作着重解读了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关的100个关键词；王可园等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系统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与运行机制，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现代化理论乃至人类文明作出的原创性贡献，并着重探索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未来趋向。所有这些前期的探索，都是习近平正式界定“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并且第一次系统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前可贵的理论尝试，并且也将为今后我们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实践提供理论借鉴。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老说法，更是一个新概念。自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其正式界定以来，其理论热度一直高涨，并且已经入选《咬文嚼字》2022年十大流行语、“汉语盘点”2022年度十大流行语和2022年十大网络热词。但前已述及，“中国式现代化”并非新词。早在1933年，《申报月刊》即设有“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专门讨论“中国式的现代化”问题，而且涉及的内容或者维度并不比今天论及的范围小。邓小平也曾经多次提及“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个概念，也曾经引发了理论界的关注与研究，但理论热度远不及2022年。

深究之下，“中国式现代化”在2022年突然大热的原因，在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其的重新界定。这种重新界定，既包括对其意义或历史价值的新定位，也包括对其内涵的新定义。就其新定位而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中国式现代化”被作为中国共产党从现在起的中心任务而提出来，这样的历史定位，自然迅速增强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与理论中的存在感，进而使其发展成为大热用词。就其内涵而言，我们都知道，今天所界定的“中国式现代化”，其特点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即一是社会主义的，二是中国特色的；也可以从五个方面理解，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而深入分析这五个特征，我们会发现，它们既是社会主义的，也是中国的，更是这个时代特有的理念。以往的“中国式现代化”理念也强调尊重国情，尤其是“人口多底子薄”这一国情，但却没有将“共同富裕”“和谐”“和平”等价值纳入其中；而今天，“共同富裕”“人与环境和谐共存”“和平发展”等理念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价值取向，其内涵与时代同频共振，是“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受到热捧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式现代化”成为热词，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达成广泛共识的关于道路选择与概念构建的中国表达：“中国式+”。“中国式现代化”只是这类中国表达的一个范例。

“中国式+”主要用于政治话语构建中，体现我们对于特定发展道路的中国选择。近代以来，无论出于主观自愿，还是迫于外在压力，我们的制度构建与发展模式始终处于模仿与追赶他国的阶段。从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一次次的反抗革命，一次次的探索创新，从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到总统制，中国人民尝试过各种在他国似乎成功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但一次次地被挫败，直到选择马克思主义，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又走上了一条模仿苏联的“计划经济+重工业化”的发展道路。苏联模式对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过分倚重及其失衡的经济结构，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加上“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国急需一次能够解放生产力的革命，这就迎来了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但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门为了片面追求速度与规模，在一些具体制度和发展环节不可避免地走向模仿西方式的市场经济工业化赶超道路，导致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不断积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十分突出。基于此，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践行新发展理念，并于党的二十大正式提出我党的中心工作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应当说，作为一种政治话语，“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对孙中山“中国式资本主义”、儒家知识分子“中国式民主”的扬弃，从“中国式民主”的复古传统转向今天“中国式现代化”所强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次，“中国式现代化”也是对毛泽东“中国式革命”、邓小平“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坚持和继承。今天我们所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等，也是毛泽东、邓小平在长期革命与建设中确立下来的基本准则。在这里，作为一种政治话语，“中国式+”表达的是一种基于中国国情、确保中国特色的道路选择。

“中国式+”用于理论概念构建中，体现了我们对于某些理论资源的否定、修正与补充。只不过在具体的表述中，除了“中国式+”外，还会用到“中国化（的）+”“中国特色+”等概念。之所以需要中国化，那是因为，中国的现代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从近代产生以来，即为舶来品。就连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政治”“行政”概念，也是源自日本，翻译成中文时，取用了传统中华经典中意义相近的中文单字组合而成。

但就恢复重建后的中国政治学而言，其理论资源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为内容的苏联传统，二是以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因此，中国政治学的概念与理论创新，不仅需要面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革命话语与西方政治学的现代化话语”之间的竞争，而且还面临急迫的“去西方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比如，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苏联曾经有过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成”“正向共产主义前进”论、赫鲁晓夫的“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论、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成熟期”论、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戈尔巴乔夫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论，对于这些脱离实际的“超阶段”理论，中国并没有照单全收，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从我国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此外，在摆脱对苏联理论的模仿、努力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概念和理论的同时，中国政治学还致力于“去西方化”，而“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式民主”就是其中最典型的成果。这里的“中国式民主”，其意义完全不同于钱穆提出的复古的“中国式民主”。其最初指代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后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房宁将其概括为“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种“三位一体”模式，杨光斌认为应包括“村民直接选举、各种形式的参与式民主和协商民主”，俞可平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刘熙瑞认为“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确立”，并且比较了几组关于“中国式民主”概念的异同及其适用的具体语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中国的民主政治”“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中国式民主制度”“中国式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国民主的道路”“中国的民主模式”。今天，“中国式民主”有了一个更加精准稳定的概念——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国式民主”概念的演变充分说明了我们在承认“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前提下，对来自西方的民主概念及其理论进行“中国化”或者“去西方化”的努力。作为舶来品的中国政治学，经常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理论难题，就是用在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基于西方特定的政治文化土壤建构起来的概念与理论来理解与解释中国特有的政治现象。为了避免这种解读的尴尬和不适，“中国式+”就成为研究者们构建中国特色概念的一种常见路径。“中国式+”，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的构词法，在概念和理论构建中，也经常意味着对原有理论或概念的否定、反抗甚至超越。比如有学者提到，建基于西方文化土壤的现代化概念，被巧妙地转化为一般现代化模式后，其本质仍然是西方化的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提出，不仅意味着将现代化概念中国化的努力，还暗含着“中国式现代化”即“好的现代化”的价值判断。

“中国式现代化”等一系列“中国式+”概念的形成发展史充分证明，我们无论是在发展道路选择方面，还是在学术概念构建方面，都已经摆脱了对苏联、对西方国家的追随模仿，开始走向真正的独立自主。从本质上讲，“中国式”首先是中国的，它是基于中国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的选择；但“中国式”也是世界的，它是中国为世界未来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作为道路选择，“中国式”已经经受了历史与现实的考验；作为概念构建，“中国式”还需继续接受历史与逻辑的检验，并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不断发展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