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肯斯坦在巴格达》中怪物形象的多重意蕴

新锐作家艾哈迈德·萨达维（Ahmed Saadawi，1973—）的小说《弗兰肯斯坦在巴格达》（Frankenstein fī Baghdād，2013；Frankenstein in Baghdad，2018）代表了伊拉克文坛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最高成就。该小说在荣膺2014年阿拉伯布克奖之后引来世界性关注，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语言，2018年英文版问世后，又迅速入选国际布克奖短名单。作为“阿拉伯之春”之后的一部力作，该作的成功既托庇于作者对衍自哥特小说的怪物形象的深入塑造，也归功于作者对战火纷飞中城市万象鞭辟入里的呈现，以及后现代手法恰如其分的运用。

《弗兰肯斯坦在巴格达》以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的社会动乱为总体背景，构拟了巴格达市拜塔温老区发生的一桩奇异案件。仅从小说标题即可断定，该作借鉴了19 世纪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的名作《弗兰肯斯坦》。不可否认，这是英语界甚至整个西方世界读者对该作倍感亲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倘若只有“依葫芦画瓢”的工匠之力而缺乏创新和超越，也显然是不足以成功的。本文意图通过层层剥笋似的分析，揭示萨达维笔下一个比原型更具复合性的怪物形象，及其背后所影射的深刻社会现实。

从“救世者”到“毁灭者”

小说《弗兰肯斯坦在巴格达》（下文简称《弗》）与《弗兰肯斯坦》之间有很强的互文性是自不待言的。在《弗兰肯斯坦》中，玛丽·雪莱创造了一个颇为复杂的反乌托邦形象，其笔下的怪物是科学博士弗兰肯斯坦异想天开用墓地里的尸体拼凑而成、再以科学之力激活的产物，他“既是弃儿，又是复仇者，同时还是‘恶’的化身”（李伟昉 230），因为无以归属，缺乏他人的同情和爱而转向人类的对立面。从一定意义上看，萨达维的《弗》也可以被视为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即对美国“大中东计划”的反讽。其中的怪物是旧货贩子哈迪·阿塔克用巴格达大街上爆炸事件遇难尸体的碎片缝合而成、又被借尸还魂而复活的产物。他一开始便以复仇者的形象出现，并且是为正义而战的复仇者。

《弗》中的怪物“无名氏”其实是有名字的。在多数场合下，人们用伊拉克俚语称之为“希斯迈”，意为“那叫啥”，来自其创造者哈迪的命名。在发现怪物四下作案却无处寻踪后，美国和伊拉克官方正式立案，命名其为“罪犯X”。新闻界为吸引受众眼球，在刊文报道时干脆称之为“弗兰肯斯坦”。而怪物复活后见到的第一个人类是哈迪的老邻居伊利希娃，懵懂的老妪以为自己在两伊战争中失踪20多年的儿子丹尼尔回来了，遂唤他为“丹尼尔”。

“无名氏”是打不死的怪物。他穿上丹尼尔的旧衣着，首先就想着去为丹尼尔复仇。而组成其身体的碎片各有其主，也似乎各有记忆，按秩序一一指挥着“无名氏”的复仇历程。在这些复仇对象中，有在两伊战争中非法征兵的前复兴党党员、在街头自相残杀且伤及无辜的逊尼派、什叶派武装人员以及基地组织成员、为战争提供军火的外国商人等，甚至包括创造者哈迪本人。在众人口中，他日益成为“巴格达街头的都市传说”，各街区依据不同的政治立场或将其描绘为本派系的大英雄，或为敌方的大恶棍。屡屡得手的“无名氏”逐渐获得某种成就感，开始试图寻求自我定位。他从下属之一“小疯子”的话语中找到了答案：“小疯相信我是模范公民，他认为，从费萨尔一世国王到美军占领以来，从来没人能建立像我这样的典范。正因为我身体的组成涵盖了不同血缘、不同部族、不同国籍、不同社会背景的人，我象征一个从未实现过的超级混合体。我是伊拉克一号公民，他是这么认为的”（萨达维 149—150）①。

认同必然会产生伦理诉求。在形成了“一号公民”的身份认同后，“无名氏”的责任感倍增，内心也开始膨胀起来，自忖道：

那个拾荒的可怜人真是我父亲吗？他只是我过渡而来的渡口，一切都是按照天父的旨意运行——就像我可怜的母亲伊利希娃常常说的一样。她非常可怜。他们都是可怜人。我听到了可怜人的呼救声，所以我来了。我就是上天的回应。我就是解答。就某方面而言，我就是救世主，我是人们等待、希冀、盼望的。沉睡已久的天理苏醒了，它的隐形齿轮终于再度启动。它的齿轮太久没用了，都生锈了。上天听到受害者的呼喊，他听见受害者亲属的祷告，这众多纷杂的声音汇聚起来，推动了齿轮的运转。（萨达维 145—146）

“采取一种认同，让它成为我的，就是让认同去构造我的生活方式”（阿皮亚 42）。既然是“救世者”，“无名氏”便发誓要为社会正义而战，也由此为自己的复仇行为找到了充足的道德理由：“我要扫除一切的罪恶——假如上苍与我同在的话。我要在这世上实现最终的正义。人们再也不必煎熬地痴心等待，不必等到死后上天堂才见到迟来的正义”（萨达维 146）。情节发展至此，“无名氏”一直保持了自己“善”的化身。

玛丽·雪莱笔下的怪物由起初的善良转向后来的罪恶皆因其为人间所嫌弃，而萨达维笔下的怪物由善转向恶则是其特殊的身体结构和社会赋予其特殊的人格造成的。“无名氏”屡战屡胜，却面临着一个大问题：每次复仇都有时限，若逾期未完成，他身上的相应器官就会腐烂并消解。他不得不寻找新的器官来替换，以便继续完成使命。此外，一旦任务全部完成，他也将自动溶化。他发现：“随着身上陆续换上新的受害者的肢体，我心里的复仇名单也越来越长了。我身上旧的部位一脱落，助手就补上新的。就这样，直到一天晚上我才注意到，这样一来，我将会有永远杀不完的名单了”（萨达维 156）。

而更大的问题是：他只能索取那些无辜者的器官，以维护其复仇任务的纯洁性。但是，一切很快便失控了，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为了维持活着的状态，他不得不去杀害无辜的人，或者用犯罪者的器官，以免自己的身体零件来不及被替换就已溶化。结果是，他发现自己已无法辨别身上的器官哪个是出自无辜者，哪个是出自犯罪者的。他的复仇行动起初是正义的，但很快就陷入了伦理困境，变成了战争机器和真正的怪物，完全违背了自己“完成任务并迅速消失”的初衷。因此，他开始弄不清自己究竟是“救世者”还是“毁灭者”？他为自己辩解，引用手下“大巫师”所开导他的充满哲学色彩的座右铭：“没有百分之百的受害者，也没有绝对的犯罪者”（萨达维 256）。此言似乎应和了黑格尔所持“人性既是善的又是恶的”观点。黑格尔从“直接意志的各种规定”出发，认为“唯有人是善的，只因为他也可能是恶的。善与恶是不可分割的，其所以不可分割就在于概念使自己成为对象”（黑格尔 144）。

“无名氏”的一意孤行也与其典型的卡里斯马人格有关。他将自己定位为“一号公民”和“救世者”，发誓献身社会正义，其意志和力量令对手胆寒。马克斯·韦伯曾对权威做了三种划分，并指出:“卡里斯马型权威倾向于打破传统。它产生于追随者所感受到的对一个领袖的忠诚，他们相信领袖拥有超凡的气质”（转引自吉登斯 萨顿 926）。在“无名氏”最辉煌的时候，周围曾有一大帮信徒。当他的身体在消解时，小喽啰主动提出为他献身，因为“救世者”是永生的。作者在此有意批驳集权主义，指出它并未随着萨达姆政权的倒台而消亡。集权主义作为阿拉伯社会的一个政治传统，至今依然有其存在的必然性。“由于工业化、现代化进展迟缓，现代阿拉伯民族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因而缺乏强大的民族凝聚力”（陈德成 53），取而代之的是其他属性的凝聚力。首先是部落和部族属性，在此基础上，族裔、宗教、阶级等其他宗派属性相继产生，如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分、逊尼派与什叶派之分、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之分等。它们相互交织，又与总的阿拉伯民族意识构成纵横关系，在马赛克式的社会结构中形成显在的和潜在的矛盾冲突。这种结构在客观上强化了执政者的集权主义需求意识，从而为专制、世袭和腐败埋下了根源，带来一系列不良的连锁反应。在伊拉克后萨达姆时代，“集权主义和独裁统治所留下的伤痕，再加上无能且通常是压迫性的占领政策，似乎都在使这个国家急速失去控制，走向宗派主义、内战和全面混乱”（阿卜杜拉 196）。

小说对复仇的立场是否定的，作者意图传达的思想是：正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为一个群体实现正义也可能给另一个群体带来非正义；对无辜者的杀戮一定是非正义的，即便是为了实现个人或群体生存。而当“无名氏”在矛盾中选择了继续生存时，他心心念念的“正义”实际上已退居次要位置。它生动揭示了斯宾诺莎的人性自保理论：“每一个自在的事物莫不努力保持其存在。〔……〕没有东西具有自己毁灭自己或自己取消自己的存在之理。反之，一切事物莫不反抗足以取消其存在的东西。〔……〕一物竭力保持其存在的努力不是别的，即是那物的现实本质”（斯宾诺莎 104—105）。

从“救世者”演变为“毁灭者”，怪物“无名氏”以其特殊身份，成为伊拉克社会无逻辑群体暴力的象征；并且，只要冤冤相报的复仇思想不改，暴力便永无完结。小说几乎预示了几年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兴起及其所导致的惨绝人寰的悲剧。

从“和平城”到“恐怖之都”

“无名氏”选择为了生存而杀戮，在根本上是源于对“溶化”的恐惧，“对他而言，除了生存的欲望，没有什么是永远不变的”（萨达维 314）。其实，被恐惧心理征服的何止是“无名氏”自身，在作者笔下，美军占领期间整个巴格达城也像一个大怪物一样，为恐惧和恐怖的阴霾所笼罩。

作为一部类哥特小说,《弗》的整体叙事不乏对恐怖、神秘和黑暗氛围的渲染，譬如，神出鬼没的“无名氏”藏身于巴格达南郊“三不管地带”，那里美军与逊尼派、什叶派武装三方之间常常激烈交战，因此了无人烟。他的安全通道就是那些被战火摧毁的残垣断壁，虽然残破不堪，在漆黑的夜间宛如迷宫，对他却如鱼得水。

然而，比起表面上的刻意渲染，作者更想揭示的是已经侵入整个城市骨髓深处的一种恐惧心理。巴格达曾经是中世纪阿拉伯著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都会，有“和平城”的美誉，城里各个种族、族裔和教派杂居共处，在不同时期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从古代巴比伦文明遗址到阿拉伯帝国最强盛时期的清真寺，从早期的基督教堂到数量众多的犹太会堂，以阿拔斯王朝时期著名诗人命名的穆太奈比大街彰显了伊拉克悠久丰饶的文学遗产及其开放兼容的文化精神。但是，在接连经历了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打击之后，当代巴格达早已风光不再，经济凋敝，民生艰难，政治权力的陡然失衡使派系冲突频繁，种族清洗加剧，昔日文化多元色彩斑斓的“和平城”蜕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恐怖之都”。

若从小说标题看，读者会以为《弗》通篇皆讲述怪物的所作所为；其实不然，在全书19章的篇幅中，除第九章《录音》专门为“无名氏”的自我陈述之外，其余章讲述的皆为人间之事，怪物事件只是贯穿其中的主线。故事具体发生于2005年冬天至2006年期间，作者描绘了巴格达城在美军占领时期的混乱，记录了一座城市的创伤现实，“有些人在独裁年代经历了九死一生，到了新的‘民主时代’却死得一钱不值，比如死于大街上突如其来的炸弹袭击”（萨达维 267）。一些情节如：汽车炸弹随时随地爆炸，空气中弥漫着焦味，遍地陈尸，碎片横飞，医护人员应接不暇；市民在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轰鸣声中吃早餐，宵禁时间孩子们在巷子里踢足球；火箭炮毁坏了电话线，使整个城市与外界隔绝，许多人仓皇逃离城市等等，皆基于当时的事实。

作者有意向巴格达自古以来开放兼容的文化精神致敬，这从故事的发生地可以看出。作者选取了巴格达市中心的拜塔温区为故事的主要发生地点。拜塔温区历史悠久，20世纪初曾是犹太富人云集的街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政府实行排犹政策，犹太人陆续离开了伊拉克，迁居以色列。后来，基督徒和穆斯林先后搬入，该街区逐渐变成了一个人口嘈杂的贫民区。而今，犹太人在伊拉克已几乎绝迹，随着巴格达最后一所犹太会堂于2003年关闭，“拥有近千年历史，曾经辉煌一时的巴格达犹太社团便退出了历史舞台”（车效梅 续亚彤 186）。拜塔温老区无疑是巴格达多元文化兴衰变迁的一处历史见证。该区在犹太人迁离后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街巷布局杂乱，房屋年久失修，因为居民多为基督徒，故而教堂林立，犹太文化的遗迹也依稀尚存。

在如此驳杂的景深之下，作者进一步聚焦的是拜塔温老区的七号胡同。小说起始于主人公之一伊利希娃去往教堂的路上，刚离开所住的七号胡同，前方的巴格达中心泰伊兰广场附近就发生了炸弹事件。伊利希娃是一位基督徒，孤身居住在七号胡同犹太人留下的一套老屋里。她每周末定时去教堂找神父，以便与远在澳洲的女儿通话。她拒绝移民，是因为要等待两伊战争中失踪的儿子回家。最终，被女儿哄骗的伊利希娃决定离乡迁居澳洲，朝昔相处的邻居们都有一种不祥之感。果然，随着她的离去，一个炸弹正中该区，“伊利希娃的房子全垮了。它吸收了爆炸最主要的威力，连一块砖瓦都不剩”（萨达维 286）。法国空间批评理论家列斐伏尔曾指出，“城市完全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由符码指涉关系及其意义所形成的，具有各种价值观念的独特系统”（Lefebvre 114）。依此言，拜塔温老区及其七号胡同因承载着巴格达古老的城市记忆和历史文化符码，已经从一个纯粹的地理空间抽象为一个充满指涉关系的能指符号，它最终未能躲过乱世的劫难，象征着文化多元的巴格达精神的夭折。

作者以此暗示：以开放兼容为特征的历史文化精神的失却，正是日常族群间冲突频仍，从而导致民众缺乏安全感而人人自危的重要因素之一。实际上，在“无名氏”发现自己的身体组成“涵盖了不同血缘、不同部族、不同国籍、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因而“象征一个从未实现过的超级混合体”的时候，作者已借人物之口道出了伊拉克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多元化的结构特性。众所周知，西亚北非地区是诸多古代文明的发源地，民族、族裔、语言、宗教构成十分复杂，而当今阿拉伯各国是在20世纪西方殖民主义的遗产上人为划分的产物，“每一个社会内部都存在多元的从属身份，它们彼此间方向不一，有时还互为冲突”（Lewis 5）。这对民众团结和社会稳定极其不利，正如作者在访谈中说道：“自从现代国家〔伊拉克〕建立百年以来，我们尚未建构起一个统一的民族身份，让所有人都拥有归属感。个体受政治家和宗教人士的鼓动，总愿意依附于一个纯粹的、微观的身份。但是，我们必须首先接受自身的多元性和复数，而后接受社会的多元性”（“Ahmed Saadawi on Finding Frankenstein in Baghdad”）。在现实世界，伊拉克自建国以来一直被困扰的民众身份问题在强人萨达姆政权倒台后迅速演变成了各派之间的暴力冲突，酿成种种悲剧。在虚拟世界，作者则借“无名氏”这一伊拉克民众的完整象征，告诉大家身份融合是可以达成的，表达了文学对美好世界的期冀。

在巴格达从“和平城”堕落为“恐怖之都”的过程中，外部强权亦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是始作俑者。2003年3月，美国率联军以搜查生化武器为由，对伊拉克实行军事打击，推翻了萨达姆政权，试图将伊拉克作为推行其“大中东计划”的重要一站。而在该战争行为的背后，对伊拉克丰富石油资源的觊觎是不言而喻的。两年后，即小说《弗》所处的大致时间背景下，伊拉克民众按人口构成比重，经大选产生了以库尔德人为总统、什叶派人为总理的联合政府，以及什叶派政党执牛耳的国民议会，长期占据统治权的逊尼派就此失势。民主政治似乎已步入正轨；但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并未像美国当局所期待的那样，造就出一个民主政府的典范。相反，战争引发了众多区域之间的深层宿怨，而阿拉伯各国政府对此也束手无策”（Govrin 145）。外来强权的武力干涉使伊拉克社会内部各力量对比陡然失衡，从而引发了各派和各族群逐鹿混战的局面，也使美军自身深陷战后的暴力泥潭且不能自拔。小说对于美军的所作所为并无直接描绘，但是因战争所导致的恶果却呈现于巴格达城市生活的一帧帧画面中，作者借此透露出对西方强权武力干涉明确的反对态度。

若从当代社会学观点出发加以考察，则会发现，“族群之间的一些激烈冲突往往是围绕着它们之间的封闭界限的，因为这些界限标志着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吉登斯 萨顿 654）。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在占领伊拉克后，试图扶持被长期打压的什叶派和库尔德人，打破萨达姆政权长期以来所建立的权势等级，却“很快发现，他们所着手应对的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它不会轻易屈服于征服者简单的（通常也是强制性的）改革和重建理念”（阿卜杜拉 173）。族群中心主义意识的泛滥会使所在社会日趋封闭，民众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影响下产生不安情绪。各个派系之间的屠戮往往起因于恐惧，结果又导致新的恐惧，从而形成社会秩序的恶性循环。小说在不同场合多次揭示了恐惧心理的危害：“徘徊于〔底格里斯河〕桥上的众多邪灵本来躺在人的体内，沉睡在人的身体里，是我们无法察觉的。人类本来就会带着邪灵走来走去，说不定邪灵就这样一直依附在人的身上，像是根本不存在一样，随着人类死亡、下葬。这些邪灵只在一种情况下会醒来，从人体中解放而出——那就是恐惧”（萨达维 115）。

作家萨达维对发源于拉美第三世界的魔幻现实主义颇为钟情，在《弗》中，也确实采用了与魔幻现实主义相类似的后现代主义创作技巧。萨达维称插入奇幻元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小说情节的残酷性，但其灵感来自本土社会大众的普遍心理诉求。身处乱世，终日惶恐，老百姓总希望有奇迹从天而降，救众生于水火之中。关于这些“神来之笔”的文学功效，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托多罗夫曾指出，幻想文学是作家在经验现实与彻底想象之间徘徊与妥协的产物，奇幻性（Fantastic）“能对读者产生一种特殊影响——惊惶、恐惧或纯粹的好奇，这是其他文类或文学形式所无法引发的”（Todorov 92）。以“惊恐”治“惊恐”，如同“以毒攻毒”，哥特元素和奇幻元素的灵活运用，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也体现了作家高超的写作功力。

从“和平城”蜕变为“恐怖之都”，象征着一代历史名城巴格达所遭遇的国之殇。21世纪头20年全球电视新闻中不断充斥着伊拉克战火燃烧的残酷画面，它们何尝不是怪物形象的一次次写照？小说作者认为，既然恐惧是灾难的渊薮，那么就应齐心协力，消灭恐惧。而这又谈何容易？于是，多数人的心里除了惊恐和震颤，惟愿和平再次降临这座曾经美丽的城市。

欲望都市里的芸芸众生

《弗》在描绘巴格达城的同时，更注重描绘生活于该城的芸芸众生，他们构成了小说中的重要角色，其喜怒哀乐与七情六欲占据了小说的大部分篇幅。尽管身处乱世，但城市的人们依然为日常生活而奔忙。卡尔维诺关于城市的名言是：“这些城市是众多事物的一个整体：记忆的整体、欲望的整体、一种言语的符号的整体：正如所有经济书籍所解释的，城市是一些交换的地点，但这些交换不仅仅是货物的交换，它们还是话语的交换、欲望的交换、记录的交换”（7）。卡尔维诺此言所指出的欲望，在《弗》中得以浓重呈现。尽管枪弹横飞，生命朝不保夕，但巴格达依然是冒险家们的乐园，咖啡店、旅馆、夜总会在美军划定的绿线区内热闹经营着，战后经济已经悄然展开，不乏纸醉金迷的时分，也总有人跃跃欲试地想发乱世财。

斯宾诺莎认为，欲望是人的三种最基本情感之一，但是，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由善恶的真知识所引起的欲望，特别是这种知识只是和将来相关联，较容易被当前甜蜜的东西的欲望所压制或克制”（181）。细数《弗》中的主要人物，除了心地简单善良的老妇人伊利希娃之外，其他人皆不同程度地为贪欲所染，在这座欲望都市里上演着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先看看七号胡同的居民们。老妪的邻居哈迪·阿塔克成天盯着老妪屋里的犹太式旧家具，终于在老妪移居澳洲前如愿以偿，还一心想着多占点便宜。爆炸当日，他正躺在床上做发财梦。在七号胡同街角开店铺的房产商法拉吉·达拉尔一直觊觎老妪的大房子，甚至企图捏造这间房屋的产权，将其据为己有。他还趁机吞并了许多战乱中被废弃的店面。在街对面经营欧鲁巴旅舍的阿布·安马尔精于算计，却显然不是法拉吉的对手，因为战乱失去了大部分中低阶层的住客，最终被迫将旅舍卖给法拉吉，离开巴格达另谋生路。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欧鲁巴旅舍最终在爆炸案中被炸弹夷平。

再来看看七号胡同之外的人物们。小说主人公马哈茂德·萨瓦迪是个从伊拉克南方来的青年记者，因聪明能干很快博得上司、《真相》杂志社主编阿里·巴希尔·赛义迪的青睐。后者狡黠老练，具有政治头脑，马哈茂德非常欣羡他长袖善舞的才能，甚至觊觎与他关系暧昧的女人。在赛义迪正要被提拔的当口，却神秘地去贝鲁特了。而后，检察院来编辑部搜查，指控赛义迪先生贪污了美方巨额援助款项并携款潜逃。马哈茂德理想破灭，放弃了个人野心，回到南部家乡。调查侦破局头子马吉德准将曾经服侍过萨达姆政权，现在受雇于美方成立的临时联合政府，对权力游戏烂熟于心。马吉德最终没能抓获怪物，遭到上级调查，后靠旧人脉到郊区就职，“大家都说政府要扫除复兴党的前朝余孽，但他又再次成了例外”（萨达维 316）。各方在怪物事件面前推卸责任。伊拉克政府将怪物描述为“外部势力的走狗”；美国外交部发言人称怪物是个神通广大的家伙，目的是摧毁美国的伊拉克方案；老谋深算的马吉德则认为怪物的背后是美国人，美国人在“维持力量均衡”的宗旨下坐镇伊拉克，却是所有混乱的中心和制造者，目的是坐收渔利。

怪物神出鬼没，刀枪不入，搅得巴格达民众上下不宁，调查侦破局不得不高薪聘用民间巫师、占卜师和魔法家来破案。他们是小说中的另类人物。他们的士兵来自神秘的精灵世界，他们的话语充满了高深莫测的哲学性，他们故弄玄虚的占卜还常常很灵验。作者将中世纪的玄学幻术与美军的现代化装备相并置，令人忍俊不禁，达到了很好的反讽效果。但是，在作者的塑造下，连这类半通灵的圈子也充满了明争暗斗。

作者在小说行将结尾时点了题：真正的怪物究竟是“无名氏”，还是潜藏在人类扭曲的心灵深处的无限贪欲？马吉德手下的老占卜师遭到小占卜师的排挤暗算，被迫卷铺盖走人，被“无名氏”堵截在大街上。

稍后，他倒在空无一人的柏油路上，慢慢地死去，人生如走马灯似地展现在他眼前，他看着自己过去的模样和无名氏的脸交叠在一起。哈！原来那张脸是他自己的脸。这就是那张他本来以为没有脸孔、没有五官的脸。而现在所幸有这辆不知从哪里转进来的汽车的车灯，他终于得以在这短暂的片刻中将那张脸一览无遗。（萨达维 302）

另一方面，被重度炸伤的哈迪终于在医院苏醒过来，他在镜子里看着自己的脸。“正当他越看越入神的时候，渐渐明白了一件事：这不是哈迪的脸，而是另一张他再熟悉不过的脸。大约一个月前，他还试图说服自己这个人不存在，一切只是出于他太过丰富的想象力。但他现在却看到这张脸出现在眼前”（萨达 313）。

安全机构因劳而无果，遂将毁了容的哈迪充作罪犯，以了结此案。而怪物“无名氏”依然逍遥法外，在一扇窗子后面冷眼旁观这座城市的混乱和荒诞；因为在一个失去理性的、光怪陆离的社会，怪物现象是不会消亡的，真正的怪物正居于人们的内心深处，那些被仇恨、恐惧、贪婪、野心、权力、利益等各色欲望所围困的各色人群，从投机分子、贪污犯，到政治独裁者、军事占领者等等，他们因林林总总的欲望而拥聚于巴格达，最终露出本相，纷纷作鸟兽散。

“阿拉伯之春”以来，在波诡云谲的社会现实面前，阿拉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一步加强。现当代阿拉伯文学的首要义务一直是反映并反思现实，这是其不同于西方文学的一个特性。小说《弗兰肯斯坦在巴格达》通过挪用西方文学中的一个经典形象并予以深度再创造，尤其是将其与发生的现实土壤密切沟通，对满目疮痍的社会现状及传统积弊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同时，它也证明了：尽管焦土遍地，但文学这朵不屈的生命之花依然在伊拉克这个古老的文明之乡慨然绽放。

责任编辑：杨建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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