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诺瓦娅：俄罗斯“国家寡头”与强力部门之间的裂痕加剧（上）
点击“欧亚新观察”
普京政权的未来——其稳定性、持久性和演变——不仅成为了俄罗斯社会的一个问题，也是世界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答案需要从社会和政治情绪（抗议水平）、真正反对派的积极性和可能性、当局的支持率，以及政权的掌控能力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此外，宏观经济形势和外部环境也是重要因素，维持政权的稳定性和持久性离不开这些资源。
但在上述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不太明显的转变因素，这就是精英内部的分裂。它有可能模糊对国家发展的共识。今天，一些重要的迹象表明，在总统仲裁职能减弱背景下，俄罗斯政府周边集团之间的分歧不仅出现了，而且加剧了。
西方观察家最喜欢的话题之一是普京新“寡头政治”的财富和奢侈。这是指与总统关系密切的一个阶层，他们拥有巨额资产和操纵金融资源的机会，并决定着俄罗斯经济各部门的发展。现在，几乎所有这些资产和机会都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在过去二十年里，普京的任何一位朋友/战友的命运都取决于国家的决定。这是普京政权未来命运的第一个也是至关重要的矛盾。
当前的寡头与20世纪90年代的寡头在性质和能力方面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在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寡头的概念一直与叶利钦的统治密切相关。然后，由于抵押拍卖和私有化，形成了一个相对狭窄的私人商人群体（回想一下臭名昭著的“七个银行家”），他们既有政治自主权，又有强大的财政资源，因而能够影响相对弱势的国家人事、预算和经济政策。
1996年，寡头们团结起来，支持叶利钦对抗所谓的“红色威胁”——即当时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的俄共——事实上，寡头们决定了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这些寡头是不同形式的权力伙伴：必要时是赞助商，方便时是限制者。换句话说，寡头的概念意味着金融和经济精英可以在一个以极权主义为首的日益恶化的多中心制度下影响国家决策。处于权力核心的叶利钦并不受欢迎，不被认为是一位有能力的总统。
普京在担任总统的头三年结束了这一寡头阶层，将一项新的 “公共契约”秘密强加给他们。包括几个关键条件：完全放弃任何形式的政治影响（包括未经克里姆林宫批准资助政党）；拒绝税收优化（企业有义务“全额”纳税，因为上世纪90年代的私有化被大多数人视为不公平）；同时，企业的社会责任也在增加，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必要时为克里姆林宫需要的项目提供资金。那些拒绝接受这一新计划的人，如别列佐夫斯基或古辛斯基，被迫离开了这个国家。
从那以后，寡头作为一个群体——拥有政治投票权的上层经济精英——不复存在了。剩下的寡头们，开始学习如何在新的条件下生存。与当局就政治问题进行对话的任何尝试都停止了，普京认为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新的联盟出现了——大商人和新总统身边“能人”结成了商业伙伴关系。比如，诺瓦泰克公司（НОВАТЭК）的列奥尼德·迈克尔森和伏尔加集团（Volga Group）的根纳季·季姆琴科，USM控股公司（USM Holdings）的阿利舍尔·乌斯马诺夫和俄罗斯技术集团（Ростех）的谢尔盖·切梅佐夫，北方钢铁的阿列克谢·莫尔达索夫和俄罗斯银行的尤里·科瓦尔丘克关系极为密切。这些联盟的目的是为大业主提供政治保险，使他们免受安全部门或竞争对手的打击。
商人们开始强调他们的爱国主义和社会责任，并普遍遵守政治正确性。杰里帕斯卡是商界对权力新态度的最明显例子——他一再表示，如果情况需要，他愿意将所有财富捐给国家。
普京逐步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环境。政治上负责任的精英们，取代了第一代“新资本家”。因为资本家非常自私，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利润，这是普京所看到的。
普京原则上从不信任私营企业。他认为，从本质上讲，私营业主不可能在政治上负责，因为不惜一切代价获得利润是与国家利益相矛盾的。多年来，普京对商界的这种不信任不仅持续存在，而且在加剧。商人们任何表忠心、摆功绩和仪式上的牺牲行为，都不能为他们的地位和财产提供百分之百的保护。
普京的上台伴随着“新彼得堡人”的崛起。起初，在物质上，这些来自圣彼得堡的新人在叶利钦的寡头们面前显得非常谦虚。他们的集团由中层官员、管理人员、警卫、特工、科学家和运动员组成。
最初，他们当中没有谁有足够的份量或者大的影响力。因此，他们没有机会驱逐失去政治地位但保留了财产的前寡头。
普京总统不支持大规模清查私有化的想法，他的同僚们也没有这样的野心（也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财产再分配）。至于对巨额财产的强力审查工作，因当时权力精英不成熟而受到阻碍，利益相关者没有准备好接受这种审查。这也体现了当时的政治制度明显松散。
总的来说，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国家所有，随着新总统的到来，一些人开始在权力体系中占据关键地位。由于这种情况，普京集团获得了大量经济资产的控制权。同时，资产本身掌握在国家手中或由国家出资形成，而“国家寡头”在体制和政治上仍然依赖权力。对这些人来说，最重要的因素是继续直接接触国家元首。
在普京统治的二十年里，俄罗斯形成了三种类型的国家寡头。
1.管理者
他们是那些被委托管理大型国有资产的人。这包括国家控制的资产管理人，而不是所有者。其中著名的有谢钦（俄罗斯石油公司）、切梅佐夫（俄罗斯技术公司）、米勒（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格列夫（储蓄银行）、托卡列夫（石油管道运输公司）等。
几乎所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普京的特殊任务，或者说“使命”：切梅佐夫——拯救军工综合体，米勒——控制天然气资源，在地缘政治意义上尤其重要，因为石油资产管理作为财政预算的主要来源，等等。这一使命使国家管理者处于特权地位，限制了国家控制和规范其活动的能力。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普京第二个任期内加快建立国家企业。1999年在俄罗斯法律中出现的“政府公司”（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корпорация），指由俄罗斯联邦出资建立的一个为履行社会、管理或其他公共利益职能而设立的经济实体。换言之，政府公司是一个根据联邦特别法律成立的非政府组织，这为政府公司的建设提供了最大的自由度。
这种形式的吸引力还在于，它允许国家以公司的名义出资来履行某些“有用的职能”。资产的所有人不再是国家，而是政府公司。与董事会向股东大会负责的股份公司不同，政府公司在管理决策方面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国家的控制是通过监事会来实现的，而监事会通常只起“装饰性”的作用。
传统上，这类监事会的负责人是负责相关行业的政府官员。例如，工业和贸易部长曼图罗夫是俄罗斯技术集团（Ростех）的监事会主席，他被认为是该集团的政府方代表。这使得政府公司能够在最舒适的行政条件下运作。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俄罗斯石油公司（Роснефть）。由于它和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Газпром）的合并计划的失败，该公司最后没有直属国家资产管理局（Росимуществo），而是隶属于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公司（Роснефтегаз）（该公司100%属于国家财产管理局）。
因此，国家对俄罗斯石油公司的控制采取间接办法，甚至出现一些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控制也变得模糊：几年来，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公司在俄罗斯石油公司中的份额不断下降，这也给了谢钦在2016年称“俄罗斯石油公司不是一家国有公司”提供了理由。
随后，他与政府展开了一场看似不平等的争夺“巴什石油公司”收购权的斗争并获胜。与此同时，反对这笔交易的经济发展部长乌柳卡耶夫因收受贿赂而被定罪。所有人都反对这项协议，包括总统府、内阁，甚至总统本人，他说，国有公司不应参与巴什石油公司的私有化。谢钦巧妙地钻了一个空子，力证俄罗斯石油公司并非国有公司，并克服了所有障碍。由于该公司在委内瑞拉出售了部分股份，导致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公司在俄罗斯石油公司的份额在2020年降至50%以下（40.4%）。
普京曾解释过俄罗斯需要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公司这样的“通道”的原因，他说，这是一种储备——国家可以用它来解决具有社会意义的问题，例如教育问题。换言之，这是在谢钦管理团队中预置的一种“国家主权应急储备”。
然而，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阻止俄罗斯石油公司缓慢的私有化和管理自主化进程。公司董事会现在只有两名国家代表——总统助理奥奥列什金和副总理诺瓦克。谢钦的老对手、现任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最近也出席了公司会议。正是董事会任命了俄罗斯石油公司负责人，国家代表是根据政府指令投票的。
所有这一切都强调了普京这些亲密伙伴（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对国家的依赖是多么严重，因此对总统的人事政策、国家的政治局势和官员的“友好”程度有多么重要。
当前的制度表明，这些人在争取政治权力理想结构的斗争中，赌注非常非常大。大致地说，只要普京掌权并保持足够程度的法律能力——包括履行仲裁职能——他们就可以安然入睡。总统的支持对于这部分精英和他们领导的公司的稳定地位极为重要。
2.承包者
与“管理者”不同，“承包者”是私人商人。他们通过完成政府部门、国家企业或公司委托的各种工作来赚取收入。“承包者”中最著名的是阿尔卡季和鲍里斯·罗滕贝格兄弟，他们在普京统治时期从平庸的商人变成了俄罗斯最富有的商人之一。
人们认为，他们的财务成功基于两个支柱：（1) 将国有或国家企业控制的资产私有化，然后转售；（2) 通过获得政府订单使得业务大幅增长。像与“StroyGazMontazh建筑集团”或“启蒙”出版社等公司合作的故事已经在媒体上被反复讲述，这里不需要再详细复述。
同时，“承包者”的身份不仅意味着靠政府命令赚钱，还意味着完成克里米亚大桥建设等光荣且具有地缘政治风险的任务，这使得罗滕贝格兄弟受到西方严厉制裁。
通过石油贸易获得大部分财富的季姆琴科也可以算是“承包者”，尽管有人对此有保留意见。在 2000 年代，仅俄罗斯石油公司一家就占了季姆琴科公司销售份额的30-40%。2014年，季姆琴科在“国家采购”排名中名列第三，其最大的客户是俄罗斯石油公司、石油运输公司（Транснефть）、特种建设技术公司（Спецстройтехнологии）。
然而，与罗滕贝格兄弟不同，季姆琴科在 2000 年代初已经是一位成熟的商人。据他说（2012 年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2000 年他在“芬兰最大纳税人名单中排名第 28 位，已经是百万富翁”。与此同时，季姆琴科否认他与该国领导人有特殊的政治关系。
然而，私营业主在试图保护自己免受那些自称“普京朋友”的人鱼肉的时候，发现季姆琴科是一个好的合作伙伴，与之互动可以改善其产业的政治安全性。因此，2008年，诺瓦泰克公司（НОВАТЭК）的主要股东迈克尔森与季姆琴科旗下的伏尔加集团（Volga Group）达成了一项收购天然气公司13%股权的交易，旨在保护诺瓦泰克公司免受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战略野心的影响。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清理独立的天然气生产商。
3.服务者
第三种类型的普京商业伙伴可以被有条件地称为“服务者”。这些人是由于总统的特别信任而进入对国家具有内政甚至外交意义领域的人。两个最突出的例子是科瓦尔丘克兄弟（在内政领域）和普里戈津（在国外）。
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后期年轻而有前途的物理学家科瓦尔丘克控制了一家银行，该银行以前由苏共列宁格勒地区委员会控制，随后，它被冠以“俄罗斯银行”并获得了巨大影响力。自2008年以来，科瓦尔丘克利用这一资产，建立了一个媒体帝国——国家媒体集团，为信息政策的形成提供了机会。负责传统媒体的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格罗莫夫有了一个有影响力的竞争对手，此人可以直接接触普京。
在国内政治问题上，科瓦尔丘克被认为参与了“新人党”的成立。这是普京执政20多年来唯一一支新成立的“进步”政治力量，其在2021年9月的国家杜马选举中迈过了5%的门槛。
在人事任命方面，科瓦尔丘克的兴趣集中在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地区。这两个联邦主体的长官都被认为是他的心腹。有一种值得注意的说法是，正是科瓦尔丘克促成了基里延科被任命为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据信，他们的关系相当密切。
尤里·科瓦尔丘克的兄弟米哈伊尔是国家研究中心“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负责人，这使他在科学政策和与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Росатом）的关系方面具有影响力。米哈伊尔·科瓦尔丘克还负责与普京个人相关的基因研究和生物工程项目，总统最近非常关注这些问题，认为它们不仅在科学上，而且在国家安全方面具有根本意义。我们也可以谈论米哈伊尔·科瓦尔丘克的思想影响。他以强硬的反西方和反自由主义言论而闻名，这使他更接近权力意识形态的拥护者。
普里戈津在影响力方面几乎无法与科瓦尔丘克相比，但在功能上，他属于“服务者”范畴，向克里姆林宫提供某种服务，在国家不方便出面或者要冒险承担某些任务的时候，他总是显得很主动。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说将单个的政治和地缘政治任务外包，因此他和官员及亲普京的人物之间形成了共生关系。
假如说科瓦尔丘克兄弟负责监督基因学、原子能和信息政策等对普京至关重要的项目，那么据媒体报道，普里戈津控制的私营公司，专门从事俄罗斯境外的特别行动，因为国家不想在那里抛头露面。
对这部分精英来说，企业更具吸引力，因为它是一种工具，可以与现有的权力相结合，并为其利益服务，这些利益与总统的个人优先事项密切相关。这就是为什么对这部分精英来说，西方制裁对他们的企业造成的损害是非常次要的问题，他们显然不认为这是俄罗斯激进外交政策的一个障碍。<未完，待续>
原文题目：Раскол среди своих. Как ужесточение режима в России сталкивает госолигархов и силовиков
原文出处：https://carnegie.ru/2022/02/07/ru-pub-86379
翻译：王建平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