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博新见】薛梦楠、孙来斌：伯恩施坦折衷主义历史观透析
伯恩施坦折衷主义历史观透析
摘要：19世纪末，面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变化，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现实性提出了质疑，这首先表现在对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中的最重要环节”——唯物史观的修正上。伯恩施坦基于对所谓“经济决定论”的驳议，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庸俗化，将其歪曲为历史宿命论。他诉诸新康德主义，将非经济因素夸大为决定因素，用二元论、多因素论代替唯物史观的一元论与辩证法，最终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形成折衷主义历史观。伯恩施坦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试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革命斗争，从而走上和平过渡的议会道路。伯恩施坦折衷主义历史观不仅为其修正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也为当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其他机会主义派别提供了理论依据。认清伯恩施坦折衷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实质，必须还原被其遮蔽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面貌，坚持历史发展问题上的决定论、唯物论和辩证法。
关键词：伯恩施坦;折衷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其发展的进程又是曲折蜿蜒的。伯恩施坦作为修正主义的鼻祖，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诸多批评。折衷主义历史观是其修正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难题。只有在学理层面厘清伯恩施坦的理论逻辑，并结合历史和现实正面回应其理论观点，才能从根本上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避免修正主义的错误倾向。时至今日，还有人为伯恩施坦主义逞辩。因此，有必要从哲学历史观层面对伯恩施坦的理论错误做一些理论分析。
一、伯恩施坦折衷主义历史观的成因分析
伯恩施坦折衷主义历史观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历了一个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对此，伯恩施坦曾说：“这次脱毛是很长时期发展的结果。”
（一）资本主义经济新变化的特殊反映
伯恩施坦折衷主义历史观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整体来说确实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实现了从自由竞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克服了盲目竞争的现象，逐步发展成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在政治领域，“资产阶级调整统治策略，一方面有限度地扩大一些资产阶级民主，实行资产阶级改良政策，另一方面利用从殖民地掠夺来的部分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分子，导致整个无产阶级队伍革命意识淡化，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得到缓和。”
伯恩施坦在英国居住长达十几年时间，他深刻感受到第二次科技革命给英国经济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正是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伯恩施坦提出要正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这无疑是合理的。但他在分析这些新变化时却从根本上否弃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定胜利的趋势，主张全盘推翻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他断言，在现代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发展，意识形态特别是伦理因素对于经济的依赖程度和以往的任何时期相比要小很多。“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同其他社会制度的发展之间的因果联系变得愈来愈间接了，从而前者的自然必然性对于后者的形态的决定性影响就愈来愈小了。”这就是说，首先，伯恩施坦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弱化了经济因素对社会制度的影响，对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决定作用提出了质疑。其次强调经济力量对非经济因素的制约也在不断减小，非经济因素由此获得了更为独立的发展空间，并对社会形态有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同时他指出非经济因素对于社会生活影响的程度愈大，“历史的铁的必然性”就越受到限制。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是伯恩施坦萌生折衷主义的现实依据。
（二）新康德主义的深刻影响
新康德主义是19世纪后半叶在西欧产生的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派别。它的盛行对伯恩施坦的思想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其折衷主义历史观的直接来源。新康德主义提出唯物主义已经过时的论调，主要意图在于复兴康德哲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承认不可知论，“既反对把康德‘自在之物’融化于绝对精神之中，把康德哲学改造为客观唯心主义；更反对对康德‘自在之物’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由此建立某种新的唯物主义”。新康德主义还否定黑格尔的辩证法，热衷于折衷主义。
恩格斯早已批判过新康德主义的错误观点，他把新康德主义看成是不可知论的变种，认为这种新康德主义的最高成就是所谓“不可知的自在之物”，这也是康德哲学中最应该摒弃的那一部分。而列宁认为马克思的那些号召“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学生，自始至终并未有力证明这种转变的必要性，“也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来清楚地表明：用新康德主义丰富马克思的理论，可以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好处。他们甚至没有完成首先落在他们肩上的任务，即详细地分析和驳斥恩格斯给予新康德主义的否定评价。”
伯恩施坦认为新康德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远远胜于彻底的唯物主义。在伯恩施坦的文章中，他一再引用新康德主义者的观点，并表示“在我看来，‘回到康德去！’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适用的”。伯恩施坦直言不讳地承认“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个康德”，认为康德其实“是一个比许多信仰所谓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人还要严格得多的实在论者”，并试图用康德的思想对“传统的教义”，即唯物主义进行严格的批判。他指出，唯物主义轻视精神因素，并把物质抬高为一种无所不能的力量，这其实是自我欺骗。伯恩施坦极力主张用新康德主义对抗与取代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用康德关于“物自体”不可知的观点来论证观念因素的重要作用，以此来证明唯物主义是有条件的。
（三）对所谓“经济决定论”的驳议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归结为经济唯一决定论。巴尔特将马克思的思想称为“技术经济历史观”，“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在社会结构中的决定性作用归结为工艺工程和技术的作用”。“经济决定论”的错误观点引发了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和外部的一些理论关注，助推了伯恩施坦折衷主义历史观的诞生。在巴尔特等人的影响下，伯恩施坦把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经济决定论”，指出“决不想对巴尔特所用的‘经济史观’这一名称感到愤怒，而是不管怎样要把它看成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最恰当的名称”。伯恩施坦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必然是“有限制的”，应该对“现时正在应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加以修改与改良，也就是说，马克思过于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经济因素的决定力量，忽视了“每一时代的法权的和道德的概念、历史的和宗教的传统、对地理的影响和其他的自然影响（人本身的性质和人的精神素质的性质也属于这一范围）”等非经济因素的作用。
二、伯恩施坦折衷主义历史观的错误实质
折衷主义历史观意在“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并且“用二元论、调和论代替、冒充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首先，伯恩施坦意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修正，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历史“宿命论”，机械地认为“历史的铁的必然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非此即彼。其次，伯恩施坦强调非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他在歪曲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调和历史过程中的诸多因素，拔高宗教、哲学、艺术等精神因素的作用，并将精神因素与物质因素并列为在不同程度上相互作用的决定因素。
（一）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历史“宿命论”
伯恩施坦认为：“唯物主义者是不信神的加尔文教徒。如果说他不相信任何神定的宿命，那么他毕竟相信而且必须相信，不管从随便什么时刻起，此后的一切现象都是由已存在的物质的总和和它的各部分的力量关系预先决定的。”根据这一基本的认知，伯恩施坦又进一步将马克思在1859年的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表述解读为“独断的措辞”。他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把“存在”和“意识”对立了起来，并指出从这段表述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把人仅仅看成历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并认为人们总是违反自己的意志而被动执行历史力量的任务。因此，“整个说来，人的意识和意愿表现为非常从属于物质运动的因素”。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必然性的认知是片面的，他将这种历史必然性歪曲为宿命论，未能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个历史时期对思想、意志等精神因素的重视，甚至指出应该抛弃“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概念，因为使用这个概念就预先注定使人们陷入同唯物主义的概念相联系的误解中去。
历史唯物主义承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并且充分意识到人的能动性和精神性因素的反作用，而宿命论在承认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同时取消了人的能动的革命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在青年时期就开始重视精神因素对历史过程的反作用，在其理论的前后期也并未发生实质的变化。历史唯物主义在承认了客观规律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普遍存在之后，还必须回答社会意识的决定因素这一问题。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曾指出：共产主义者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也就是说，革命的科学是由历史运动产生的。但是一经产生，革命的科学也会参与到历史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如果马克思认为观念的因素在历史进程中不发挥作用或者仅仅只发挥“小得多”的协助作用，那么马克思就不会提出实践上与传统所有制并列的传统观念决裂的要求，也同样不会强调革命的科学的重要参与作用。并且，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高度重视理论研究的作用。如果他们不重视精神因素对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作用，又怎么可能用大量时间进行理论研究和创作呢？因此，伯恩施坦所认为的马克思恩格斯“修正”前期的独断观点，并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在实践中的诸多行为。
此外，伯恩施坦僵化地理解了“历史的铁的必然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漠视马克思强调人的实践在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认为，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是，这个过程绝不是脱离于人的活动的自发过程。“‘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因此，人们既是历史的“剧中人物”，也是“剧作者”。作为认识世界的主体，人要不断通过对现象的研究发现普遍性的规律，进而应用规律，在实践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列宁也明确指出，决定论承认了人的活动的规律性与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否定了意志自由的观点。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也就是说，历史规律并不等同于对人的能动性的完全制约，人的能动性也并不意味着可以实现对历史规律的超越。历史的必然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并不是二律背反的关系。与此相反，伯恩施坦仅仅抓住马克思的部分论述，歪曲马克思的本意，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认历史规律性的同时，否定了历史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自觉选择性和主动创造性。这种辩证思维的缺失导致伯恩施坦机械地、形而上学地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最终走向折衷的二元论的道路。
（二）将“非经济因素”夸大为决定因素
首先，伯恩施坦指出摆在唯物主义者面前的问题是，历史的必然性是以哪种方式实现的以及哪些力量、因素在其中起决定作用？各种不同的因素之间是什么关系？“自然、经济、法律制度、思想”这些因素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各起什么作用？对此，他明确表示，人们应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成熟形态”而不是“最初形态”应用它。所谓的“成熟形态”在他看来就是要补充恩格斯的晚年书信的内容。也就是说，伯恩施坦强调，除了要关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影响”，还要对法权、道德、历史的和宗教的传统、人的精神素质等非经济因素加以充分的考虑，“通过插入其他力量”而扩大唯物史观。
伯恩施坦断言，在当时的社会，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同社会制度的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再紧密。这是由于人们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指导经济发展的能力日益增强，“同物理的自然力一样，经济的自然力的本质被认识到多大程度，它就在多大程度上从人的主人变成仆人”。也就是说，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得不再紧要。
其次，伯恩施坦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为依据，来论证非经济因素参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的合理性。他表示，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社会变动和政治变革的最后原因”，这个“最后原因”还包含其他类型的起协助作用的原因，“即第二级和第三级等等的原因，显然这类原因的系列越大，最后原因的决定力在质量上和数量上所受的限制就越大。它们起作用的事实依旧存在，但是事物的最后形态并不是仅仅取决于它们”。在此基础上，伯恩施坦认为这“是一个界限问题”。并且，伯恩施坦引用海涅的意见即“争论的中心归根到底是决定性因素的量的关系”来补充其论点。实际上，伯恩施坦将历史过程的各种因素等量齐观，将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与非经济因素的反作用的质的差异取消，而只承认量的不同，意图在于将非经济因素片面夸大为决定因素。
最后，在伯恩施坦看来，他之所以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修正，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将之应用于现实。伯恩施坦在其代表作《前提和任务》中指出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基础，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今天只有扩大非经济因素的作用才是有效的，“一切应用，如果没有考虑或者没有足够地考虑由这一扩大所指出的物质力量和思想力量的相互作用，那么不管它是出自理论的创始人自己还是出自别人，都应当据此相应地加以纠正”。而伯恩施坦的“应用”最终演化为折衷主义，从而使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失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底色。并且，伯恩施坦坚持自己“清醒的理智”而否认对他的折衷主义的批评，他把折衷看成是对独断的教条主义的反拨，认为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一元论的解释是一种极大的退步。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强调了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但是并未将非经济因素单独作为决定性的作用。伯恩施坦也承认了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对精神因素的重视。因此，他又提出另外一个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思想的影响和新的经济事实之间不可否认的联系”的承认“是否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体系配合得上”。对精神因素的重视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体系是可以配合得上的。因为，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必须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决定过程才能够对历史过程发生作用。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是丝毫不排斥对非经济因素的重视的。因为，任何历史的合力都必须通过生产力才能够参与决定生产关系。
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西欧的“封建主义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蛮人在进行侵略时的军事组织中，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现在的封建主义的。这种形式到底受到生产力的多大程度的制约，这从查理大帝等企图建立以古罗马遗迹为基础的其他形式的失败尝试中已经得到证明”。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恰恰已经证明了非经济因素在历史决定的过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最初形式来源于以往的军事组织。但是，这种军事组织一旦转化为生产形式，将不得不与受征服对象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否则将同样寸步难行。这至少说明马克思在1846年就已经明确认识到了非经济因素对现实的生产关系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必须经过生产力的制约作用。因此，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合力，必须由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作为“最后原因”。恩格斯也并未在其晚年的五封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承认过非经济因素单独的决定作用。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强调了“第二性的作用”，在1890年10月27日的信中强调了由生产运动支配的“新的独立的力量”的“反作用”。并且，“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而在1890年给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可见，恩格斯仅仅认为非经济因素在特殊条件下可以决定斗争形式，而非内容。而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属于影响性，而非“决定性”。恩格斯为了回应一部分僵化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指出了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变革作为“最后原因”的作用。但是伯恩施坦却认为其他力量将对最后原因的决定作用加以限制，这种限制包括质量上和数量上的限制。由此，伯恩施坦认为，恩格斯将原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态进行了修订。但是，如上所说，恩格斯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他只是在应用这一理论解释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认为必须考虑其他因素。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对现实的抽象，如果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既然理论是对现实的一种抽象，那么将理论应用到现实中的时候，作为实践者的人，必须将理论中剔除的因素重新考虑。这是在把握了历史规律之后对历史的更高层次的认识。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将非经济因素作为独立的决定历史进程的因素来论述。但是，他们的确承认历史过程是由诸多因素参与影响的。并且，历史合力的作用过程也必须经过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这一“最后原因”。
三、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特性
伯恩施坦对历史唯物主义歪曲理解并非偶然，这主要来源于他对历史唯物主义诸多理论特性的一知半解或误读。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坚持历史发展问题上的决定论、唯物论和辩证法。
（一）坚持历史发展问题上的决定论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严格的决定论，但是，这种严格的决定论也同样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恩格斯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是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因此，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与人在历史活动中的创造是统一的。
伯恩施坦错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决定论特征，也明确地指出了关于历史必然性及其根源的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正确性问题的核心。但他认为，“人类凭借对于他们的生存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认识以及相应的组织，已经达到能够支配自然和指导经济进化的程度，‘历史的铁的必然性’的概念就相应地受到了限制”。并且，伯恩施坦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存在也持不确定的态度。他在文章中指出马克思所使用的“趋势”一词是具有伸缩性的概念，而“规律”一词是较“死板的”“带有宿命论音调的”。这种将“规律”和“趋势”放在同一层面来理解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决定论的思想。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要求人们使用已经发现的社会历史发展预测未来的趋势。规律和趋势不是互相否定的两个概念。恩格斯曾在1890年给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再次阐明了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1895年，恩格斯也明确指出：“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藏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主要表现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伯恩施坦却认为：“哲学的或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是严格的决定论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并不认为各民族生活的经济基础对各民族生活的形态具有无条件的决定性影响。”他在这种模棱两可的语言中隐蔽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与自然科学中决定论的不同，即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是严格决定论的，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则是非严格的决定论的，非经济因素对社会生活影响的程度愈大，“历史必然性的支配作用的变化也就愈多”。由此看出，伯恩施坦并未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强调的决定论特征。
（二）坚持历史发展问题上的唯物论
伯恩施坦认为唯物主义“这个名称事实上就是和无条件物质崇拜的观念连在一起的”。他在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论时将其解释为独断的、宿命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片面夸大了经济因素的作用。其次指出，个人和民族可以摆脱“无需他们的意志或者违反他们的意志而实现的必然性的影响”。社会主义运动的正当原动力是“观念力量”，即利益、认识、道德意识和法权观念。就这样，伯恩施坦彻底地栽倒在唯心主义的陷阱之中。因此，深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论，区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是正确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要求人们按照社会历史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恩格斯明确指出，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时应该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按照它本身呈现出来的面貌、从它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除此以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这种唯心主义怪想既包括黑格尔对世界本体的认知，当然也包括黑格尔之前的神学本体论。恩格斯还指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因此，历史唯物主义首先强调的是按照社会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某种幻想、概念来认识它。
其次，这种唯物论强调的是社会存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强调“不可能把思维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观念的东西不过是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可见，马克思明确将物质的运动作为理解世界变化的基础或主体。
最后，精神因素的作用最终还是要归结到物质运动的主线中。恩格斯在1894年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指出：“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画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是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越是同后者平行而进。”伯恩施坦也明确指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非经济因素的重视，但是他引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明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对立。这实际上是对恩格斯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一种误解。恩格斯在如上的信中已经明确说明了非经济因素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主线的关系。历史是人创造的，而历史的规律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坚持历史发展问题上的辩证法
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包括深刻、彻底的唯物主义，还包括揭示物质和精神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唯物论是与其辩证法有机统一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历史发展的决定论、唯物论的同时，还强调了其辩证法的一面，反对把各种“因素”孤立出来，对历史作折衷主义的解释。
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批判马尔萨斯时指出：“马尔萨斯撇开了人口运动的这些一定的历史规律。这些规律由于是人类本性的历史，所以是自然的规律，但仅仅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人的自然规律，而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则是受人类本身历史过程制约的。”生产关系的水平是与一定的生产力的水平相适应的。而生产力的水平则受到以往社会形式或历史过程的制约。因此，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过程绝非机械地归结为生产力的问题。因为生产力本身还受到以往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也受到同时代社会形式的影响。
恩格斯晚年在书信中也强调了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辩证的相互作用。他指出意识形态家们的一个错误观点，即认为“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做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恩格斯还以普鲁士为例，阐明了政治、思想等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指出“庸俗的经济自动论者”不懂辩证法，造成了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可见，作为历史结果的上层建筑诸因素，同样可以在后一段历史过程中作为原因对经济因素等发挥反作用。这丝毫不影响经济因素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也只有从这种“相互作用”的辩证的角度上才能正确解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和唯物论的重要内容。
综上，伯恩施坦折衷主义思想的根源在于他无法正确而深刻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唯物论和辩证法。因此，伯恩施坦对历史唯物主义中带有决定论思想的部分理解为宿命论，对唯物论的理解僵化为经济决定论，把物质生产与思想意识的作用对立起来。他试图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对立，认为恩格斯晚年在五封书信中提到的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因素“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与“社会制度”可以独立化为具有自在运动的“社会权力”并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的观点，与马克思强调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的观点是完全不一致的，且表明应当用恩格斯晚年书信中的论述来补充历史唯物主义最初的定义，才能使其成为真正科学的理论。事实上，恩格斯表达的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与决定论和唯物论是统一的，并非像伯恩施坦所说的是一种修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论述上也是前后一致的。正如恩格斯强调的：“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只有将以上所论及的决定论、唯物论和辩证法综合起来去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才能够正确看待人类历史纷繁复杂的诸多现象，也才能够走出伯恩施坦的折衷主义泥潭，真正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作者简介：薛梦楠，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孙来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湖北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排版 | 陈艺文
审核 | 陈培永 曲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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