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博新见】 陈艺文：斋藤幸平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生态化诠释与重构
斋藤幸平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生态化诠释与重构
[摘要] 探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生态意涵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性议题。日本学者斋藤幸平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著作和手稿笔记的全面梳理和重新解读，不仅明确了人与自然关系异化及其超越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阐述了以自然与资本矛盾分析为核心内容的物质变换理论，并且考察了马克思生态批判思想在其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形成与发展，从而深入论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态学视域及其系统性意涵，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重释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从思想史来看，斋藤幸平以动态的眼光阐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及其生态思想的发展脉络，说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自然科学基础，强调了政治经济学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中的关键意义，提供了生态马克思主义“文本阐释”研究范式的最完善版本，但他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简单还原式重建和狭隘化理解阐发，也反映出一定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野上的局限。
[关键词] 斋藤幸平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 生态笔记 生态马克思主义
探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生态意涵的直接背景，是20世纪中期以来不断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催生的绿色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这些挑战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拓展为一种政治生态学批判。对此，许多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理论家开始基于新的生态关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进行一种创新性的阐释，以不断深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本质及其发生机制的批判分析与超越构想。[1]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作为新生代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日本学者斋藤幸平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的最新文献材料，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线索、核心内容和科学基础三个方面，深入论述了马克思生态批判思想的系统完整性，“如果忽视生态维度，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貌。”[2]本文旨在系统地分析斋藤幸平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生态化诠释与重构，并结合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对其理论价值与限度进行评论与反思。
一、从异化概念到物质变换理论：人与自然关系分析的主题线索
人与自然关系及其历史变化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在马克思1844年写作的《巴黎手稿》中首次得到了较为清晰的呈现。遗憾的是，以往学界对《巴黎手稿》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对异化理论的哲学解读而忽视了其政治经济学方面，从而无法完整地把握人与自然关系分析的重要意义。对此，斋藤幸平指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形成的，应当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联系起来加以理解。如果从整体上考察《巴黎手稿》就不难看出，对异化劳动的成因及其与私有财产关系的解答，正关乎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核心主题，即人与自然的分离与统一。
具体而言，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私有财产并非某种既定的事实，其本质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形式，因此关于异化劳动的成因需要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特征。虽然“封建的土地占有已经包含土地作为某种异己力量对人们的统治”[3]，但现代资本主义形式的异化仍然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这主要体现为：一方面，资本主义关系的完成意味着土地财产的完全商品化，过去人与人之间的支配和依赖关系解体，每个个体都被视为自由平等的独立主体；另一方面，封建社会生产中生产者与土地相统一的特征被否定，社会生产者失去了与土地的直接联系，因而不得不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正是生产者与客观生产条件的分离，使得工人的劳动不再是人类主体价值的自由实现，这标志着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真正确立，也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性转变。相应的，作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4]的共产主义，必须“恢复人与土地的温情的关系”[5]，实现对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一种集体的、有意识的组织和调节。对此，斋藤幸平指出：“只有当人们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理解为人类与地球之间原始统一性的消解时，才会认识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计划始终旨在有意识地恢复人与自然的统一。” [6]这意味着，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之初，就把人与自然统一关系的历史性否定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特征，而把在更高层次上恢复这种原初统一性（“否定之否定”）视为未来社会的基本任务。
更为重要的是，人与自然统一性观点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得到了持续的深化，其分析方法经历了一个以哲学论证为主到更彻底唯物主义批判的不断发展过程。特别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识到彻底的唯物主义必须分析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劳动中介和社会历史特征。这表明，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异化问题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不再把资本的异化统治与“人道主义=自然主义”的哲学理念对立起来，而是追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对立的原因及其解决路径。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逐渐形成了批判性的“物质变换”理论。据斋藤幸平的考证，受丹尼尔斯等人的影响，马克思在1851年写下的《反思》一文中首次明确使用“物质变换”概念，[7]以揭示货币制度下抽象的自由平等关系所隐藏的阶级对立。在此之后，马克思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深化了对社会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理解。基于对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文本考察，斋藤幸平对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做了一种系统化的阐释。
首先，斋藤幸平概括了马克思物质变换概念的三种运用方式，分别体现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社会物质变换”和“自然界的物质变换”。[8]其一，在最一般的意义上，马克思用“物质变换”概念说明人和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劳动是“同一切社会形式无关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条件。”[9]其二，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每一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组织方式，从而表现为一系列具体的社会经济生产过程。为了准确地分析现代社会的经济特征，马克思区分了“物质变换”和“形式变换”，前者仅表示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后者则标志着货币和商品之间经济形式的转换，“交换的体系，从使用价值来看，是物质变换，从价值本身来看，则是形式变换。”[10]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更好地积累一般社会财富，“形式变换代替物质变换而成了目的本身。交换价值从单纯的形式变成了运动的内容。”[11]其三，马克思还论述了一种独立于人的活动的“自然界的物质变换”，指出劳动为自然物质赋予了一定的外部形式，但使用价值如果不被实际使用，“会由于自然界的单纯物质变换作用而解体”[12]。这表明，马克思不仅强调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也认识到了自然界对人类控制能力的客观限制。
其次，斋藤幸平阐述了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历史与超历史分析视角，它体现了对人与自然相互作用过程及其内在矛盾的一般性理解与具体性分析。一方面，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因而具有一种永恒的必然性，这意味着人类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必须通过与自然的不断相互作用来实现，自然界构成了人类劳动所无法超越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现实的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发生于特定的社会之中，人类劳动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也会由于特殊经济形式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样态。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仍未中断，但它只能在人和自然相分离的基础上发生。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特征就是劳动过程服从于资本价值增殖逻辑，从而使得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断被扰乱和破坏。这就意味着，对人与自然关系冲突的分析必须提升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马克思的生态学是对社会物质变换的历史和超历史方面的综合分析，致力于解释‘自然界的一般物质变换’和‘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物质层面如何被资本价值增殖所改变并最终被破坏。”[13]
再次，斋藤幸平论述了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双重批判维度，即“物质变换断裂”和“物质变换转移”。[14]在斋藤幸平看来，对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超历史视角分析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前提，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则展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独特价值。“马克思在生态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的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细致考察”[15]，这集中体现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质变换断裂及其全球性转移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描述了资本主义掠夺农业的生态危害，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顾自然物质循环和补给规律的做法，直接导致了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循环中“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16]。这种资本主义不平衡空间生产所特有的物质变换断裂，表面上体现为国内层面的城乡对立和国际层面的生态不平等交换，在深层次上则反映了资本主义大加速生产背景下自然循环时间和资本积累时间的偏差和冲突。同时，资本主义回应生态危机的方式是通过新型技术和贸易手段来实现自然物质变换断裂的转移，为资本价值增殖开辟新道路，从而将生态环境问题扩展至全球范围，把掠夺自然的代价转嫁到了后代人身上。换言之，资本总是试图通过发展生产力、新技术和国际商业贸易来克服其内在局限性，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它不断强化了对自然的掠夺并加深了自身的内部矛盾。
二、深入物质层面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与自然矛盾透析
对人与自然关系分析主题的关注，同时意味着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核心内容的重新理解。不同于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侧重于对资本主义价值形式的分析[17]，斋藤幸平认为：“‘物质’是马克思批判理论的一个核心范畴。”[18]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对社会存在的颠倒和意识形态遮蔽，更论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对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历史性改变，也即资本主义生产对具体物质世界的破坏性改造，进而展现了一种“关涉物质领域的辩证法”[19]。只有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价值形式批判与自然物质结构分析联系起来，才能将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掠夺视为其自身历史形式变化的内在矛盾性表现。基于此，斋藤幸平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进行了创新性的解读与阐释。
首先，斋藤幸平说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与“形式”相互关系。尽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资本主义财富及其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分析经济关系时不需考虑物质方面，因为经济形式不能离开物质基础而存在，物质属性始终被经济关系所渗透，“使用价值一旦由于现代生产关系而发生形态变化，或者它本身影响现代生产关系并使之发生形态变化，它就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了。”[20]不仅如此，经济形式与物质内容的相互关系反映了特定社会阶段的历史特征，“在经济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在各种不同的关系中被规定的，而且这种规定性本身就表现为价值本身的不同的规定。”[21]因此，对使用价值的物质方面的经济作用分析，有助于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特殊性。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现代社会关系下的物质内容并不是以给定的自然属性存在，而是历史地被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形塑，这种形塑不限于人们的欲望和行为，还会扩展到事物本身的结构。由此而言，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对现实世界的颠倒并非只是认识论上的，经济关系的物化应被理解为对使用价值物质属性的深刻改变，它将根据资本的逻辑来改变人和自然之间的整个物质变换，以便资本的价值增殖能够在更为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如果正确地理解与诸种经济‘形式’相关的‘物质’的作用，那么马克思的生态学就不仅被证明是其理论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且是分析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有效方法论基础。”[22]
其次，斋藤幸平论述了马克思的物化理论和价值理论的生态批判意义。马克思致力于将政治经济学批判推进到物质世界层面，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何以具有破坏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条件的内在倾向，也就是回答，资本主义生产为何要遵循物化的逻辑，使得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只能由抽象的价值形式来中介和调节。对此，受日本学者久留间鲛造和大谷祯之介的启发，斋藤幸平强调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普遍化在社会物质变换的资本主义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由于劳动的私人性质，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只能通过其产品来实现，虽然这种社会性在根本上取决于每个产品使用价值的物质属性，但不同使用价值的交换直接依赖于“价值”关系的构建，“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23]。因而，只有把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把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才能完成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联系，其结果是“劳动的社会性”转变为“劳动产品的价值性”，“劳动在时间上的连续性”转变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社会关系”转变为“劳动产品的交换关系”[24]，整个物质世界都按照价值逻辑被整合到物化的经济关系中，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只能以一种单向度的方式在价值表达中得到体现。更为严重的是，当价值作为“资本”而出现，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将得到更为彻底的重构，因为价值不再仅仅作为社会生产的“中介”，而且构成了社会生产的“目的”。基于资本积累的无限欲望，为了价值而进行的生产必须不断追求以廉价高效的方式强化对自然和劳动力的占有和剥削，使得生产的物质要素完全从属于资本的纯粹量的增殖运动，进而导致社会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危机。
再次，斋藤幸平分析了马克思“资本的弹性”与“自然的反抗”思想。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分析，论述了价值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在物质再生产过程中造成了物质世界的深刻裂痕，这突出表现为劳动者的贫困和病痛，以及自然资源的短缺和环境的恶化。但马克思关于资本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认识并没有让他得出资本主义制度立即崩溃的结论，与之相反，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由于资本具有高度的“弹性”[25]，它能够灵活地组织生产，以更为广泛和密集的方式对世界物质层面进行破坏性改造[26]。也就是说，一方面，劳动力、自然资源和社会需求都是有限的，它们构成了资本扩张的“某些不可逾越的自然界限”[27]；另一方面，资本不会被动地接受这种强加在其无尽价值增殖上的物质障碍，而总是努力克服它，“力图把有反抗性但又有弹性的人的自然界限的反抗压到最低限度。”[28]历史也证明，自然环境污染与资源短缺并未直接导致资本主义危机，反而为资本获利提供了新的机遇。这意味着，自然物质变换裂痕并不必然阻断资本积累，生态危机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危机。[29]但同样需要认识到，正是由于一系列挑战极限的尝试，资本在发挥巨大的文明创造作用的同时，也更深刻地破坏了自己的物质基础。从根本上来说，资本的弹性取决于自然和劳动力的弹性，其客观限制一旦被超越就会导致生产的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的严重退化，最终招致“自然的反抗”。因此，资本无休止的增殖过程和自然界的有限弹性之间存在着各种矛盾因素，一旦资本主义增加生产力的历史使命得以实现，就迫切需要建立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更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由此可见，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与自然之间的基本矛盾，强调了资本无限积累在物质世界中的限度，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反生态逻辑的深刻批判。对此，斋藤幸平认为：“在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中，自然仍然位于抵抗资本的重要位置，因为资本不能任意地将自然纳入其实现最大化增殖的目的之中。事实上，通过试图征服自然，资本不得不在更大范围破坏人类自由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30]这就表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及其反危机方案的分析必须结合资本与其各种物质条件的作用方式来考察。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了更为准确地分析资本所面临的物质限制，推进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马克思更加深入地研究了自然科学。
三、马克思的生态学笔记：生态批判的自然科学基础
近年来，MEGA2陆续出版了马克思晚年所作的系列笔记，显示出马克思在生命最后的15年里深入研究了化学、生物学和地质学等自然科学。斋藤幸平认为，马克思的这些自然科学笔记，或称为“生态学笔记”[31]，不能被简化为马克思对科学世界观的探索，而应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联系起来加以分析，“通过重建马克思在其自然科学笔记本中所记录的研究过程，可以看到生态学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日益占据了更大的意义。”[32]因此，斋藤幸平试图通过对马克思自然科学笔记的考察，说明马克思生态批判思想形成确立的科学基础。具体而言，斋藤幸平详细论述了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通过自然科学研究，马克思如何深化了对自然限制的认识。对此，斋藤幸平指出，马克思最初对李嘉图的收益递减规律持反对态度，认为由于农业或工业上的改良，“同一块土地上的连续投资可以保持相同的生产率”[33]，科学技术运用和集约化生产能够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力。但马克思通过1865年和1866年对李比希农业化学的研究，改变了对收益递减规律的理解。李比希在1862年出版的《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以下简称《农业化学》）第七版中不仅强调了农业改进的自然限制，还指认了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非理性方面，批评了现代工业化背景下社会分工所形成的掠夺农业趋势。基于此，一方面，马克思认识到了自然限制的现实影响，认为不断扩大的资本投资和农业集约化并不能带来农作物的按比例增加，因为营养物质的生成及其作用的发挥总是受到大自然的制约。换言之，马克思承认了物质世界存在着不可逾越的边界，强调自然界不能通过技术发展而被任意地控制和改变。另一方面，马克思具体探讨了现代农业生产中的自然限制问题。不同于罗雪尔对农业集约化趋势的不加批判的赞扬，马克思看到了对市场价格的依赖将破坏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各独特土地产品的种植对市场价格波动的依赖，这种种植随着这种价格波动而发生的不断变化，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指望获得直接的眼前的货币利益的全部精神，都和维持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34]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深入批判了现代生产中的城乡对立对自然和社会物质变换的严重破坏，认为资本主义的集中化生产“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35]由于资本主义把获取利润视为最终目标，它必然无法自觉合理地经营“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即他们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36]。这意味着，得益于阅读李比希等人的科学著作，马克思不再把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看作是李嘉图学派的抽象假设，而是将其视为资本矛盾的具体表现，进而把自然限制问题融入资本主义批判的总体话语之中。
第二，通过自然科学研究，马克思如何拓展了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斋藤幸平认为，作为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发展与李比希的农业化学研究有着紧密的关联。[37]马克思在1851年阅读了李比希的《农业化学》第四版，接受了李比希对应用科学技术来提高农业生产力的乐观态度。19世纪60年代，李比希在《农业化学》第七版中放弃了早期的乐观主义，对现代掠夺式农业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发出了土地营养物质流失将导致欧洲文明衰落的警告。基于此，马克思深化了对资本主义农业的生态批判，指出资本主义农业“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38]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进一步将李比希的思想应用于生态帝国主义的分析，开辟了一个新的生态学范式[39]。一方面，马克思推进了李比希对英国“鸟粪贸易”所导致的自然物质变换破坏的批判，认为出于“盲目的掠夺欲”[40]的“鸟粪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对周边国家自然力的掠夺，它使得物质变换的裂痕延伸至整个地球；另一方面，马克思注意到了英国殖民主义对爱尔兰造成的土地退化，指出：“英格兰间接输出爱尔兰的土地已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可是连单纯补偿土地各种成分的东西都没有给予爱尔兰的农民。”[41]正是由于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42]，马克思才强调了生产关系的彻底转变和“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对自然和社会物质变换的自觉理性管理的必要性。
第三，通过自然科学研究，马克思如何提出了生态的社会主义构想。斋藤幸平认为，马克思在思考维持和恢复自然力的科学方案时，愈加意识到环境保护对于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考虑到李比希19世纪60年代以后对农业发展的悲观态度，甚至越来越表现为一种马尔萨斯主义论调，马克思开始重点关注“反对李比希的土壤贫瘠论的那些德国作者的情况”[43]。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阅读了弗腊斯的著作。弗腊斯认为，合理的农业不仅需要考虑土地的化学成分，还必须考虑气候等物理因素，因为没有大自然的合作和支持，土地生产力就无法得到维持，而且灵活地使用自然力比依赖化肥具有更好的生产效益与可持续性。由此，马克思意识到了可持续农业的可能性，找到了一种基于自然的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新方法。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关注到弗腊斯关于气候变化的历史研究。弗腊斯从自然气候变化来解释古老文明的兴起和崩溃，认为人类不合理耕作所导致的气候变化是文明衰落的重要因素，一旦农业生产破坏了自然界的一般物质变换就会留下一片沙漠。可见，弗腊斯的研究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一种更为广阔的生态视野，即要高度重视生产力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社会主义必须努力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正因如此，马克思认为弗腊斯的有意识的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观点体现了一种“不自觉的社会主义倾向”[44]。这表明，马克思晚年开始高度关注自然生态破坏问题，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必须更细致地研究各种自然科学，以便阐明资本主义的自然限度，并探索更为生态的社会主义变革方案。
四、理论评论与反思
总体而言，斋藤幸平通过全面梳理和重新解读马克思经济学著作和手稿笔记，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系统性的生态化诠释与重构。在他看来，要论证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完整性及其对主流环境思想的超越，就必须说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在的生态关切和自然科学基础。为此，斋藤幸平不仅明确了人与自然关系异化及其超越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阐述了以自然与资本矛盾分析为核心内容的物质变换理论，并且考察了马克思生态批判思想在其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形成与发展，从而深入论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态学视域及其系统性意涵，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重释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强化了生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支撑。
从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帕森斯就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同时是一种政治生态学，其关注的是阶级统治对人与自然的剥削及其自由解放潜能。[45]20世纪80年代，德国学者科瓦兹克论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人与自然关系辩证法基础，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对造成生态危机的资本价值逻辑的激进批判”[46]。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福斯特和柏克特等人对“马克思的生态学”进行了系统化的阐释和构建，提出了旨在揭示资本主义财富与价值矛盾的生态价值形式理论，具有自然物质变换、社会物质变换和物质变换断裂三元架构的物质变换理论，以及包含稀缺性危机和人类可持续发展危机分析的生态危机理论。[47]不仅如此，福斯特强调了自然科学发展对马克思生态思维方式的重要影响，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深刻创新就在于，“它自始至终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相联系，并以自然条件和自然限制的存在为前提。”[48]斋藤幸平认为，以往研究的最大局限在于缺乏对马克思文献的全面梳理和分析，未能说明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与其整体理论的内在融通，因而有必要“更系统和完整地重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49]由此可见，斋藤幸平的研究重点在于说明马克思生态批判的科学系统性，他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生态化阐释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以往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福斯特和柏克特等人研究工作的深化和拓展。概括地说，斋藤幸平的理论创新之处至少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以动态的眼光阐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及其生态思想的发展脉络。不同于福斯特等人倾向于将马克思刻画为天生的生态学家，斋藤幸平认为“马克思的生态学”是一个逐渐生成的过程，“只有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研究之后，马克思才充分意识到需要研究环境问题，并将其视为强加给资本增殖过程的一种限制。”[50]特别是，斋藤幸平分析了马克思生态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1）1845年前后，马克思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哲学论证转向一种更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2）在《资本论》写作及其准备过程中，马克思逐步构建起批判性的物质变换理论，以揭示资本价值形式与自然物质之间的矛盾与冲突；（3）1868年之后，马克思深入研究自然科学，把生态危机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矛盾，强调了可持续社会物质变换的战略重要性。通过这一历史线索的梳理，斋藤幸平更有说服力地论证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内在生态关切及其系统性特征。
其二，突出说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自然科学基础。除了更全面地分析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群，斋藤幸平研究的另一特色是对马克思自然科学笔记的详细梳理。根据他的叙述，马克思最初运用李比希的理论来批判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收益递减规律，并从李比希那里吸收了掠夺农业批判思想来深化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最终借鉴弗腊斯等农业物理学派的思想进一步将生态批判纳入其政治经济学分析之中，真正确立起一种生态视野。这一过程表明，自然科学研究为马克思准确认识和具体分析资本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提供了基本知识与分析工具，“在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中，马克思运用了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去分析资本的物化逻辑对物质世界的破坏性改变。”[51]由此，斋藤幸平不仅充分说明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态意涵，也阐明了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与整体性。
其三，强调了政治经济学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中的关键意义，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生态维度诠释与研究。从帕森斯开始，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开始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文本中生态论述的归纳阐释来发展一种分析生态环境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框架，从而形成了一条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的“文本阐释”进路。[52]斋藤幸平不仅根据MEGA2第4部分最新出版的文献材料，细致地描述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发展过程，更是突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中的核心意义。换而言之，“马克思的生态学”的内核不在于提出人与自然统一的抽象哲学命题，而在于对资本主义的社会自然关系的批判性分析和超越性构想。基于对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的全面梳理和解读，斋藤幸平得以展现出马克思生态批判思想的“红绿变革”特质，提供了生态马克思主义“文本阐释”研究范式的最完善版本。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斋藤幸平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生态化阐释与重构在达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的历史性突破的同时，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野上的局限，即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简单还原式重建和狭隘化理解阐发。
就前者而言，斋藤幸平还原“马克思的生态学”的尝试仍是一种不加反思的理论重构，这既体现为将马克思笔记摘录中的思考线索简单纳入其思想主题，也表现在把马克思文本中的基本概念命题直接运用到现实问题分析中。一方面，斋藤幸平试图通过结合马克思的自然科学笔记与《资本论》研究计划来说明马克思生态批判思想的整体性，但面对庞杂分散且仍不完整的笔记摘录，他最终只能对其做一种简单化处理，即通过追溯马克思所关注的对象及其思想来论证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进展，而没有对这二者之间的差别进行评估和说明。严格来说，马克思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并不能作为其生态敏感性的直接证明，而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也不必然形成一种具有批判性的生态思维或方法。[53]另一方面，为了彰显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深刻性和现实价值，斋藤幸平坚持采纳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来构建马克思的生态批判理论，但忽视了其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整体架构的内在联系。事实上，马克思《资本论》中物质变换断裂分析的原始语境是批判资本主义生产的城乡对立与不平等贸易，尽管其具有潜在的生态批判价值但仍不能作为一种简单标签运用于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具体分析，而需要与一种唯物辩证的社会生态结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加以诠释应用。
就后者来说，斋藤幸平对马克思的生态批判思想的孤立化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更深刻理解，特别是，过度强调生态学在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话语中的地位可能会弱化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指向，而斋藤幸平潜在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观点更是遮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的一致性和互补性。一方面，正如美国学者撒万土所说：“把马克思刻画成他不可能成为的形象，会使人们的注意力从马克思的深刻创见上转移，特别是在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作方面。”[54]斋藤幸平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解为对资本价值形式与物质世界（劳动力和自然力）之间内在矛盾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分析的科学视角。例如，斋藤幸平只是强调了以价值为中介的物化的社会关系对社会物质存在的单向度改造，而没有认识到资本与雇佣劳动的交换关系才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真正标识，也是科学解释资本剥削本性和矛盾运动的关键。[55]另一方面，斋藤幸平力图撇开恩格斯的影响来考察马克思文献及其思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态学观点和研究方向上存在着重要差异。在他看来，与马克思重视从历史、经济和科学的角度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性转变不同，恩格斯试图研究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提出一种关于“控制自然”和“自然的报复”的辩证法，并在整理《资本论》的过程中修改了马克思关于物质变换的表述，使得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主题，即研究资本主义价值规律如何导致自然物质变换断裂，变得相当模糊。[56]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差异是以同一为前提的，二者在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方面都是极为密切的合作伙伴。更为重要的是，恩格斯对辩证自然观和自然必然性的论述，可以作为马克思关于自然生态问题的社会历史批判视角的有力补充，以便更为准确地把握资本主义的自然限度和社会生态危机状况及其变革前景。这意味着，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态化阐释与拓展不仅要立足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态批判思想的细致文本学考察研究，还需要借助一种总体性思维和开放性视野对其丰富内容与方法论价值进行更高层面的分析提升，以在思想综合和时代关切中不断推进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矛盾的批判性分析与合乎生态原则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变革战略的创新性探索。
参考文献：
[1] [英]约翰·巴里：《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从政治经济学到政治生态学》，载郇庆治主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论丛》第2卷，中国环境出版集团2021年版第65-91页。
[2] Kohei Saito, 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ism,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7, p.14.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5页。
[5] 同上书，第152页。
[6] Kohei Saito, 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ism,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42.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0卷第645页。
[8] Kohei Saito, 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ism,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p.74-78.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429页。
[10] 同上书，第26页。
[11] 同上书，第52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29页。
[13] Kohei Saito, 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ism,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68.
[14] [日]斋藤幸平：《全球生态危机背景下的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载《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15] Kohei Saito, 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ism,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15.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19页。
[17] 李乾坤：《价值形式分析与20世纪下半叶西方左翼理论的话语转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5期。
[18] Kohei Saito. 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ism,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16.
[19] Ibid., p.113.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293页。
[21] 同上书，第37页。
[22] Kohei Saito, 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ism,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16.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0页。
[24] Kohei Saito, 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ism,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110.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03页。
[26] Kohei Saito, “Profit, Elasticity and Nature,” in Judith Dellheim and Frieder Otto Wolf, eds. The Unfinished System of Karl Marx: Critically Reading Capital as a Challenge for our Time,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p.187-217.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41页。
[28] 同上书，第464页。
[29] [日]斋藤幸平：《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载《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30] Kohei Saito, 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ism,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20.
[31] [日]斋藤幸平：《马克思的生态笔记》，载《鄱阳湖学刊》2018年第3期。
[32] Kohei Saito, 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ism,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18.
[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48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697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79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18页。
[37] 王常冉、韩璞庚：《李比希与马克思农业生态思想的生成与演进——基于斋藤幸平对MEGA2的发掘》，载《人文杂志》2020年第3期。
[3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79-580页。
[39] Kohei Saito, 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ism,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178.
[4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77页。
[41] 同上书，第808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137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2卷第6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286页。
[45] Howard L. Parsons, Marx and Engels on Ecology, Greenwood Press,1977, p.xii.
[46] Hans Immler, Wolfdietrich Schmied-Kowarzik, Marx und die Naturfrage: ein Wissenschaftsstreit um die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Kassel University Press, 2011, S.21.
[47] Paul Burkett,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St. Martin's Press, 1999, pp.99-132;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共处》，刘仁胜、李晶、董慧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6-190页。
[48] John Bellamy Foster, “Marx’s Capital and the earth: An ecological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Marcello Musto ed. Marx’s Capital after 150 Years. Critique and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Routledge, 2019, pp.184-196.
[49] Kohei Saito, 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ism,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12.
[50] Kohei Saito, 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ism,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13.
[51] Ibid., p.19.
[52] 陈艺文：《论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的路径差异——以帕森斯与阿格尔为例》，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53] Carl Boggs, “Was Karl Marx an Ecosocialist?” Fast Capitalism, Vol.17, No.2, 2020.
[54] Salvatore Engel-Di Mauro, Ecology, Soils, and the Left: An Eco-social Approach,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141.
[55] 赵吕生：《人与人的物化关系到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马克思资本批判逻辑线索管窥》，载《现代哲学》2014年第1期。
[56] Kohei Saito, “Marx and Engels: The 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 revisited from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in Marcello Musto ed. Marx’s Capital after 150 Years. Critique and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Routledge, 2019, pp.167-183.
作者简介：陈艺文，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2期。
排版 | 瞿杨
审核 | 陈培永 曲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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