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增强：在“美国中国学”之外 ——再论海外中国学的范式问题

任增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兼任文化与旅游部-北京语言大学共建“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外汉学。

就海外中国学的范式而言，二战后费正清所倡导建立的美国中国学并非是唯一表征。从长时段来看，在传统汉学的发生期以及后来的演进中，已经呈现出中国学的某些特点。从地域上来说，20世纪初期的苏俄以及日本，已更为集中地出现了美国中国学的范式特征。突破对“美国中国学”的中心主义思维，将海外中国学与传统汉学的发展置于历史长时段、世界多国度与多元文化的坐标系下，方可更为有效地考察两种范式各自的特点、嬗变的动因与未来的发展趋向。

“中国学”的提法，据笔者目前所寓目之文献，最早可见于1917年5月《新青年》第3卷第3号上的一篇译文，即署名为“J. H. C. 生”的学者所迻译之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日文标题：《支那学研究者の任务》)一文。该文列数欧美汉学家的科学研究方法，将原文标题中的“支那学”对译为了“中国学”。而后1917年7月，胡适在由美归国途中，所记日记也承袭了这一说法，指出“日本人桑原骘藏博士之《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其大旨以为治中国学宜采用科学的方法，其言极是。”当然，上述两处所谓的“中国学”对译自“支那学”,而“‘Sinologie’日人译作‘支那学’”,由此又可以说此处出现的“中国学”的称谓，对应的是传统“汉学”(法文名：‘Sinologie; 英文名：Sinology)。

  至于以“中国学”来称美国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倡导的中国研究范式，以明确与传统汉学相区别，似乎是由陈梦家于1948年所首倡：“所谓汉学，乃指欧洲人所谓的Sinology, 此是日本人的支那学的译名。近来在美国似乎有一种趋势，将Sinology一词限制于中国语文的研究，而改用他们所称的Chinese Studies来包括‘国学’一门，其实可翻回来叫‘中国学’”。

 众所周知，美国中国研究的转型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标志之一即1925年太平洋学会(American Council of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的成立，更为侧重于对现实问题与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而二战后，世界汉学研究的重心由欧陆移至北美，美国在中国研究领域一度处于执牛耳的地位，由此使得费正清所倡导建立的研究范式格外引人瞩目，以至与“中国学”直接划上了等号，甚至被视为当代西方中国学的典范。

实际上，就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研究而言，费正清所倡导建立的美国中国学并非是唯一表征，亦非最早出现，其范式特征也绝非是独一无二的。从历史长时段看，在汉学的发生期以及后来的演进中，早已呈现出许多中国学研究特点：从地域上看，20世纪初的苏俄、日本，特别是苏俄已经先于美国较为集中地出现了中国学研究的范式特征。故而，突破对“美国中国学”的中心主义思维，将汉学与中国学间的嬗变与各自发展置于历史长时段、世界多国度与多元文化的坐标系下，方可呈现两种研究范式各自相对存在的特点、嬗变的动因与未来的发展趋向。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取得了迅速发展，对远东的兴趣日趋浓厚，但是美国本土的汉学研究基础却比较薄弱，可圈可点的汉学家也不过寥寥几位，如美国汉学的先驱者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等，故多延聘欧洲汉学家。

 1955年，费正清在哈佛大学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创建“东亚研究中心”(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基金会和学术团体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逐步增加对现实中国问题研究的投入。福特基金会曾出资3000万美元用于建设和资助东亚研究机构,旨在海外直接或间接推进美国的利益，强烈的现实利益性倾向是美国中国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可以说，在福特基金会的巨额财源支持下，美国中国学也开始在美国的学科体制上与传统汉学争夺发展的空间，将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诸面向的研究，成功地移植进学科体制之内，从而一举打破以传统文献研究为主要旨趣的“Sinology”在体制内长期称雄的格局，这是美国战后新兴的中国学最突出的特点。费正清在1955年创办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由此带动了美国其他高校的中国学建制。这些中心既能讲授一门或一门以上高深的远东语言课，也讲授其他如历史、政治、地理、宗教、艺术等课程，并授予博士学位,以此致力于中国学研究和相关人才的培养。

 费正清说，当代中国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必须与以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典籍为对象的“汉学”有所区别。美国中国学虽然也关注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典籍，但是其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政治利益诉求。对传统中国的研究，其真正的落脚点却不在传统中国，而是为了增进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理解。 

   另外，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了区域研究法，以充分利用社会科学各学科对中国历史结构做出更好的分析。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多采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来开展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从学术功能上讲，汉学是一门“钻故纸堆”的纯学术，基本是独立于现实之外的书斋式学问；中国学则侧重于对当下的关注，特别着重于政治、经济与外交关系，肩负着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的任务。这些关于汉学与中国学间区别的说法，自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我们从汉学史的角度，循汉学的演变历程，落实到具体的汉学实践中，则不难发现实际情况往往比抽象概括要复杂得多。

  首先，汉学的研究对象是古典文献，但是在对中国传统古典文献的研究之外，其对中国国情及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对外关系等的观察和研究历来不乏其著。

  早在游记汉学时，比如《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便曾对中国当时的国情和社会现实有所关照。如第二编第四章中，有关忽必烈及其妃子的介绍，而第六章则有对元朝皇宫和大都繁盛景象的描述；再比如在第十八章涉及到了经济，谈到了当时纸币的发行和流通；第十九章，又言及了元代的军事制度(千户制)和政治制度(行省制)等。在明清之际，欧洲来华传教士的相关研究，我们通常所知晓的似乎是耶稣会士致力于中国儒家经典的译介和研究，然而其中也不乏有一些传教士关注彼时中国的现实问题。奥匈帝国来华传教士刘松龄(Ferdinand Augustin Haller von Hallerstein，今属斯洛文尼亚人) 在华期间，无意于中国典籍的外译和研究，而是将才学投诸天文仪器的制作、皇家木兰围场地图的绘制以及对中国各省人口的普查工作。而且，在刘松龄寄回欧洲的书信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关注点也涉及对中外关系的思考。

 19世纪中国国门洞开后，来华西士对中国社会诸如民族性格、礼仪习俗、政治经济制度等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观察与思考。其他如19世纪由西人所创办的外文报刊，其内容包罗中国各领域，均涉及当时中国的各类现场性知识。

 可以说，在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这一方面，传统汉学和中国学是存在叠合之处的。因为所谓“现实”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时间概念，元朝对于我们当代人而言，是古代中国；但是对马可·波罗来说，则是“现实”。同样地，清代对于欧洲来华传教士也是“现实”。出于对自身所处外部环境的关切，不同时代的西方人对于彼时的中国社会“现实问题”自然都会有所关注和思考。

 其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也并非是美国中国学所专有的，在传统汉学中也不乏采用社会学理论以研究中国的做法。汉学家葛兰言(Paul-Marcel Granet)，“他是很重视方法论的一位学者”,“葛兰言的方法论，一言以蔽之，即是他所说的社会学分析法”,将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引入汉学研究，来解释中国古代习俗和制度的演变。

如果说葛兰言引入社会学理论，还是将研究重点放在传统中国上，那么20世纪初苏俄时期的汉学便在意识形态的干预下转向了现当代中国，以西方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来阐释中国的现实问题，这无疑是费正清中国学模式的先声。

 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俄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于东方学院的基础上建立国立远东大学，并确立了大学东方系的主要办学原则，其中便包括“切合实际的需要，以地点、时间和整个国家的利益要求为导向，符合实用东方学的广泛目标”。为此，他们建立了东方系工作的一般原则，即“为培养具有法律、经济和历史-语文学素养的东方学家提供详尽的材料”。十月革命后后苏俄汉学已经出现了以国家利益为导向，注重对实用性人才培养的倾向，更为密切地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则是以马列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在高校中设立相应课程。这些无不表明，中国学研究的范式在苏俄时期已经出现和确立，而且其与传统汉学间也出现了门派之争，其中也能得窥两种研究范式的不同点。

1929和1930年间，在苏联掀起了针对人文学者的批判活动，而汉学处于政治的风口浪尖上。高校的研究所也进行了改组，目的在于用实践教育取代基础性教育，培养译者而非语言学家，培养适合国家需要的特定类型专家。这显然体现出苏俄中国学所具有的功利性与实用性的一面。

而且在苏俄时期，也出现了区域研究的先声。1930年10月，科学院按照国情研究的要求成立了高加索研究室、阿拉伯研究室、犹太研究室、土耳其研究室、伊朗研究室等，其中的中国-西夏研究室在1934年更名为中国研究室。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教育与学术仿效欧洲，一度欧化盛行。从19世纪80年代起，日本的东洋研究逐步形成，与旧式汉学区别明显。日本中国研究的转型虽然没有苏俄那般典型，但也较早出现了中国学的研究模式。比如提倡结合法律等专门知识和方法论以研究汉籍，这显然出现了运用社会学理论开展研究的倾向。此外，向中国派遣留学生研习汉语的同时，开展对中国国情的调查，其内容包括地理兵制和经济政治现状等等。日本政府甚至组建“满铁地理历史调查部”,隶属于1907年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其不但关注和研究中国现实问题，而且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以上特征无疑都是早于美国中国学而出现的。鉴于日本的相关情况，学界已多有研究，兹不赘述。

 中国学与传统汉学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极富争议性的话题。以诸如现当代中国和古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现实功利性与学术性、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等等指标作为二者间的分野，试图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恐怕是难以完全做到的。可以说，作为对中国的评论和研究，汉学与中国学的范式一直以来便是一体两面地存在着的；当然，二者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中国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中国与外部世界间产生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社会科学比人文学科更具现实阐释力的情况下，海外出现中国学范式的转型，已然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由此，美国费正清的研究范式，绝非是海外中国学的唯一表征，也并非具有独一无二的研究特色。从历史上，或进一步从当下“一带一路”沿线来看，由于各国与中国政治、经贸与文化关系的日趋紧密，海外中国研究的中心应是多元并存的，这也要求中国学界进一步将学术目光放眼全球，在世界范围内反观中国学以及汉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

 虽然二战后中国学范式风行一时，但是中国学与汉学两种范式的融合，也是越加明显。特别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文化批评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加朝着多面化与跨学科发展,传统汉学也开始以性别理论、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来解读中国古典文献，社会学理论纳入汉学范式中，与中国学在研究方法上日趋接近。美国汉学家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曾在自述中说：“90年代，我扩展了我的研究领域，与中国现状联系更加紧密”；德国汉学家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也曾指出：“至1990年代，中德关系没有被视为中国学的重要的主题。当时大部分德国汉学家只研究古典汉学文献，集中于中国语文学。我们自由大学的学者当时想开拓新领域”。

 正如日本汉学家稻畑耕一郎所言：“要更进一步理解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光研究眼前所见的现象是远远不够的。仅从眼前的现状，就说要来真正深入了解中国，近乎是不可能的。学者必须要上溯过去的历史才能掌握中国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从事传统汉学的学者也尝试“古为今用”,以关照中国的现实问题，比如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在一次题为《古代的“中国梦”:略说清华简<程寤>篇的象征意义》讲演中，认为《程寤》篇是战国时期的一则文献，堪称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古老的梦占文献之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所以，目前来看，中国学与传统汉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旨趣和方法上还是有各自相对的规律和特点，但是未来二者又必然会进一步走向融合，在互相交流与互相借鉴中，共同开展对一个整体中国的研究。

排版：靳品侠

审核：傅   强

说明：为方便阅读，原文略有删节，参考文献省略。

应该对若干重大史学倾向进行再平衡、再调整

2021-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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