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翻译家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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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在莫斯科申办奥运的大会上，一个奥委会委员对中国申奥代表团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二〇〇八年奥运会上，中国有没有足够的外语人才来承担翻译工作？我感到这个问题十分好笑。中国在别的方面也许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在外语人才方面则可以大胆地承诺。中国有这么多外国语大学和大学外语系，有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现在又有了一个世界文学研究所。一个奥运会所需要的外语人才，根本不需要全国总动员，把北京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动员起来，就基本上可以满足要求了吧？如果北京大学的外语人才满足不了奥运会的需要，把全北京的外语人才动员起来，恐怕就要严重过剩了。

      我相信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具有如此庞大、如此优秀的翻译队伍。前几年克林顿来北大演讲，带了一个汉语翻译，我相信他是美国最优秀的汉语翻译之一，但是他的汉语说得怪腔怪调，他的语法有毛病，词汇量也明显不足，但是我们中国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人可以说是成群结队。我们不但有大量的杰出的英语人才，诸如法、德、西、俄、日等重要语种也是人才济济。连那些小得许多人都没听说过的小语种，也照样是不乏通家。中国在经济上虽然还不如西方国家发达，但在语言上，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强国。

      翻译家对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没有翻译家，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就是一句空话。只有通过翻译家的创造性劳动，文学的世界性才得以实现。没有翻译家的劳动，托尔斯泰的书就只能是俄国人的书；没有翻译家的劳动，巴尔扎克也就是法国的巴尔扎克；同样，如果没有翻译家的劳动，福克纳也就是英语国家的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就是西班牙语国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同样，如果没有翻译家的劳动，中国的文学作品也不可能被西方读者阅读。

     如果没有翻译家，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交流也就不存在。如果没有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交流，世界文学肯定没有今天这样的丰富多彩。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世界有文学，少女有丰臀”，没有丰臀，少女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少女；没有文学，世界也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由此可见，我们的世界文学研究所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机构。

      我作为一个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道的作家，亲身体验到了向外国文学学习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杰出的翻译家把大量的外国文学翻译成中文，像我们这样一批不懂外文的作家，就不可能了解外国文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如果没有我们的翻译家的创造性劳动，中国的当代文学就不是目前这个样子。当然会有一些作家拒绝承认外国文学对自己的影响，仿佛可以借此表示自己的不同凡响。其实这是一种不必要的虚伪。承认借鉴外国文学并不影响你的伟大，翻译家也不会来分你的稿费。鲁迅借鉴过外国文学，郭沫若借鉴过，茅盾借鉴过，巴金、曹禺也借鉴过。连那位山药蛋派的老祖宗赵树理先生，也借鉴过外国文学。这丝毫也不影响他们的伟大，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伟大起来。当然有人可以反诘：曹雪芹不懂外文，也没有阅读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不是也写出了伟大的《红楼梦》吗？我的回答是，曹雪芹是天才，天才当然可以不必借鉴。如果要强词夺理，也可以说，曹雪芹《红楼梦》的佛学思想，其实也是外国文学。

      当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向外国学习的热潮中，也出现过一些负面现象。我本人就经历了从笨拙的模仿到巧妙借鉴的过程。因为我们这批作家在文化准备上的先天不足，所以当大批的外国优秀作品铺天盖地地笼罩过来时，的确出现了眼花缭乱的状况，我们大都产生过当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黎阅读卡夫卡时的觉悟：他妈的，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当年我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一个章节后就把书扔掉了，我心中想：这样写，我也会！但是我很快就意识到：尽管这样写我也会，但如果我也这样写，那我就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如果我要成为一个好的作家，我必须借助于他们的作品，解放自己的思想，搞出自己的玩意儿。只能停留在“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上，而不能前进到“这样写我也会”上。我记得范文澜先生在他的《中国通史简编》里曾经打过这样的比喻，他说向外国文化学习，应该像吃羊肉一样，把营养吸收，而不是把羊肉贴到自己的身上。我们向外国作家学习，就要把他们吃掉，吸收了营养后，再把他们排泄掉。当然是吃他们的作品。是用眼睛吃，用心吃，不是用嘴巴和牙齿。

      不久前我去大连参加了一次长篇小说问题讨论会，在会上，复旦大学的陈思和先生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被翻译成汉语的外国文学作品，究竟是算外国文学，还是算中国文学？这些翻译过来的小说的语言，究竟是算原作者的语言还是算翻译家的语言？像我们这样一批不懂外语的作家，看了赵德明、赵振江、林一安等先生翻译的拉美作品，自己的小说语言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的语言是受了拉美文学的影响，还是受了赵德明等先生的影响？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的语言受了赵德明等先生的影响，而不是受了拉美作家的影响，那么是谁的语言受了拉美作家的影响呢？是赵德明等先生。

      陈思和先生做出的判断是：从文体的角度说，被翻译成汉语的优秀外国小说，已经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我同意他的判断。我认为一个优秀的翻译家，除了是一个外语的专家外，还是一个母体的文体家。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一个语言学大师。他们不仅仅是用卓越的劳动让我们了解了外国作家讲诉的故事、讲诉故事的技术、通过故事表现出来的思想，他们还丰富发展了我们的母语。他们的工作真是功德无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这样的机构就不仅仅是研究、翻译外国文学的机构，同时也是培育中国文学的摇篮，不仅仅是研究、翻译外国语言的机关，也是给中国语言带来新鲜素质的文体实验室。

      有人已经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汉语的世纪。预言者说，在新的世纪里，汉语将成为最流行、最时髦的语言。不仅仅是我们的汉语要不断地吸收外来语的营养来丰富自己，外国的语言更要从我们的汉语里吸收营养来丰富它们。但目前的状况是，除了使用汉语的人数在地球上名列前茅外，汉语实际上还是一种弱势语言。我出国时，常常因为不懂外语而感到羞愧，但我发现那些不懂汉语的家伙毫无羞愧之心。好像中国人就应该懂外语，而那些外国人就应该不懂汉语。我们对那些不懂汉语的外国人是多么友好啊，可是那些外国人对我们这些不懂外语的中国人是多么冷漠。刚开始我还为这种不公平的现象耿耿于怀，但现在我想明白了。造成汉语这种弱势地位的不是外国人，而是我们自己。我们闭关锁国，夜郎自大，拒接向外国学习，结果使自己在各方面落到了别人后边。我想一个伟大的民族，就是要有善于向别的民族学习的精神，而向别的民族学习，首要的就是要学习对方的语言。这是一个民族的胸怀，一个民族的气魄，一个民族的风度。我们汉唐时期的文学就是吸收了外来的影响之后才实现了自己的辉煌。李白就精通外语。一个国家外语人才济济，是这个国家繁荣昌盛的鲜明标志或者是即将繁荣昌盛的预兆。这是开明的表现，是进步的表现，是发展的需要和条件，也是一个民族具有强大的自信心的表现。我想，当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能熟练地使用外语时，汉语才可能成为强势语言，当汉语成为了强势语言时，中国也就成为了世界强国。那时候，外国人就会为他们不懂汉语而感到羞愧了。那时候，我们的文学也就会成为真正的世界文学。那时候，就会有外国的作家崇拜中国的作家，也许那时候就会有一个外国的年轻作家说：我受到了中国作家莫言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文学研究所就不仅仅属于北大，也不仅仅属于中国，而是属于全人类。

      我曾经对我故乡的一位县长说，我愿意用我一半的小说，换他的县长职位。现在我也可以说，我愿意用我的另一半小说，换一门熟练的外语，如果交换成功，我就是一个精通外语的县长，仕途将会十分辉煌。但是那位县长说：别说用你一半的小说，就是用你全部的小说，也换不来一个县长，顶多换给你一个村长。我相信，用我全部的小说也换不来一门外语，顶多换来几个单词。因为我知道，小说人人都可以写，但外语却不是随便就能学会的。我的爷爷曾经对我说过，一九〇〇年德国人在我们故乡修建胶济铁路时，搜求了一群模样端正的中国小孩去学习德语。我爷爷说，在开始学习德语之前，德国人首先给这群中国孩子修理了舌头，就像驯鸟的人为了让鸟说话首先要给鸟儿修剪舌头一样。由此可见，想学会一门外语是多么的不容易，因此我对精通外语的各位专家表示崇高的敬意，你们的舌头是多么灵巧，你们的头脑是多么复杂！

  （本文为在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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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出生，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他从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一系列乡土作品充满“怀乡”“怨乡”的复杂情感，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家。2011年莫言凭借小说《蛙》荣获茅盾文学奖。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据不完全统计，莫言的作品至少已经被翻译成40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