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语言服务的理论与实践

应急语言服务研究如何在紧急情况下确保有效的语言交流，这是一个将应用语言学理论与满足突发公共事件社会需求的实践相结合的研究领域。研究目标不是一般性语言的使用，而是研究危机中进行应急救援或危机沟通中语言的使用。这类语言的使用情境主要包括应急救援中个体沟通、公共信息传播和信息获取等实践，因此，应急语言的理论研究不应与实践相分离（赵世举，2020）。

新冠疫情的全球暴发突显了应急语言服务的作用，引起了学术界对应急语言服务研究的关注。李宇明将突发公共事件分为事前、事中、事后三阶段（李宇明、赵世举、赫琳，2020），赵世举（2020）基于这种划分将应急语言研究分为备急语言研究、应急处置语言研究和善后语言研究。本文将以备急语言研究、应急处置语言研究和善后语言研究作为分类依据，对应急语言服务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与探讨。

1备急语言研究

备急语言研究主要关注语言应急“备战”的各种问题（赵世举，2020），应急语言政策与规划、教育、技术研发等都应归为备急语言研究，并需进一步推进研究以满足应急准备的需求。备急是应急的基础，也是决定应急成败的重要因素。只有对紧急情况下可能出现的语言需求做出准确判断和充分准备，才能处变不惊，

1.1应急语言需求研究

应急语言需求主要指语言弱势群体在灾害和突发公共事件中对语言服务的需求（张天伟，2020）。一般而言，语言弱势群体主要指两类人：一是有视觉或听觉障碍的人和老年人，二是母语不是该国主要语言的人（O’Brien et al.，2018）。国际和区域组织编写的防灾和应急指南手册提出，要在灾难发展的不同阶段为听力障碍人士提供应急语言服务。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处（FEMA）发布的报告中提到，在美国加州的圣莱安德罗市，助聋机构（DCARA）与应灾响应机构（CARD）合作，帮助聋人社区提供带有手语翻译的常规应急准备培训。母语不是该国主要语言的人群也是应急语言服务需求研究中的关注对象，此类研究不仅探讨了如何使用适当的语言和方言来应对紧急情况，而且还探讨了如何囊括土著居民及其他种族、民族、宗教、性别和经济群体的需求（Krishna，2019）。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在危机中如何借助语言文化因素在语言弱势人群中建立信任感等问题（O’Brien & Federici，2019）。

1.2应急语言服务规划研究

备急语言研究的内容包括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所做的事前应急语言服务顶层设计和规划。在宏观层面，应急语言服务研究需要考虑如何制定相关政策和提升国家应急语言能力，如何进行相关人才的培养和招募，如何打造建设相关资源平台等。在中观层面，研究行业机构应如何做好应急语言的人才和语言资源储备，以及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前如何防灾、事中如何救援和事后如何安抚等。在微观层面，包括对应急语言的特征及其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具体应用途径的考察，对个人和家庭进行应急知识的普及和应急语言的教育（Alexander，2015）。

2应急处置语言研究

应急处置语言研究主要关注应急语言服务的“实战”问题，涉及翻译、传播和技术等关键要素，具体包括应急救援中的语言沟通和社会动员的语言运用、信息发布和信息检索中语言手段和语言技术的使用、语言服务团队的运营和管理、语言舆情的监测与响应，以及心理危机语言疏导等应急语言问题的研究（赵世举，2020）。

2.1应急语言翻译研究

国外学者将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翻译称为危机翻译，是由专业或非专业译者充当传播媒介的复杂交流形式。广义上看，危机翻译可被视为一种特定的传播形式，与风险沟通原则、应急计划和管理原则相重叠。（Reynolds & Shenhar，2009；Alexander，2014）。在全球化背景下，突发公共事件中语言的多元化使应急语言的翻译能力和翻译技术问题变得日益突出（O’Brien & Federici，2019）。国外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灾害信息发布和预警的重要作用（Cadwell，2016：178），二是翻译与灾害信任重建（Cadwell，2015），三是灾害翻译技术的使用（O’Brien，2020），四是应急翻译人才培训（O’Brien et al.，2018）。我国学界对于突发公共事件中应急翻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应急语言服务的评介和实操层面。评介层面上，学者们确定了翻译职业化、产业化和技术时代化的服务性特征（殷志平，2020）；实操层面上，由语言学者们组成的“战疫语言服务团”在疫情暴发期间，开发了一系列产品，为抗击疫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应急语言服务（李宇明、饶高琦，2020）。

2.2应急语言传播研究

突发危机常常导致公众话语冲突。新媒体时代，自媒体的多元沟通渠道会消解话语中心，因此应急话语的建设与传播非常重要，体现在处理虚假谣言，引导公众克服恐慌，发布突发公共事件相关术语和关键信息，减轻舆论压力，扩大应急话语影响力等方面。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应急语言传播研究是对准确信息的交流与传播；从舆论管控的角度来看，是对媒体话语的分析和监测的研究。

首先是信息交流与传播研究。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及时、准确的信息交流是提高应急响应效率的关键因素。因此，信息交流与传播研究已成为应急语言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学者们从多个路径来研究提升信息交流的途径与方式。一是从提供应急翻译的视角进行研究。有国外学者研究了语言翻译在应急响应和救灾中的应用程度，并从可用性、可及性、可接受性和适应性四个维度评估了许多国家在国家层面采取的灾害应急翻译措施（王立非、孙卫疆，2020）。还有学者通过采访灾难幸存者，解释了翻译在地震新闻广播、核泄漏和政府灾难应急响应程序中的重要作用（Cadwell，2015）。二是从语言弱势群体的视角进行研究。从该角度切入的研究主要介绍了各国为提高该群体应对危机能力而采取的措施。有国外学者发现，在韩外籍人士由于语言障碍在获取与疫情相关信息时存在困难和需求，研究介绍了韩国政府为改善相关语言服务而采取的战略，例如以韩英双语发布疫情信息，并开设了19种语言的应急服务热线（Lee et al.，2015）。还有学者以日本地震为例，分析了日本多语言服务于突发性灾害的情况，并介绍了具体的措施和服务模式（包联群，2020）。

其次是舆情监测和管控研究。语言舆情的本质是公众意见，舆情检测和管控的目的是为政策决策提供参考（魏晖，2017）。在公共社交平台上搜集信息，及时了解和掌握舆情动态，借助现代技术分析和研究媒体话语有助于化解危机。媒体话语分析在灾害应急服务中的辅助作用也是国外应急语言服务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本质是通过语言分析为灾害舆情提供对策和建议（张天伟，2020）。国外学者采用媒体话语分析法，通过调查、搜集、分析社交网络上对救灾的媒体评论，从公众对灾难的看法和态度等方面来判断如何推进突发公共事件的后续行动，包括应对和降低灾后创伤的政策建议和对策等（Beigi et al.，2015：329）。也有学者从大数据视角对媒体报道进行分析（Lansdall-Welfare et al.，2014），消除群众的焦虑恐惧心理。

2.3应急语言技术应用研究

在应急和灾害管理中，语言技术的应用弥补了人力资源的短缺，提高了对海量信息的紧急处理能力，提高了应对风险的效率，降低了灾害带来的损失，具有独特的优势。语言技术是指应急语言服务中涉及的全部技术要素，它包括显性技术和隐性技术。前者通常作为一种客体被认知和操作，如计算机智能翻译技术、语料库技术等；后者存在于应急语言服务提供者的内在知识架构中，是以其应急语言服务能力的形式存在，如应急翻译服务提供者拥有的翻译技术，应急心理干预服务提供者拥有的语言情感交流技术等（郑泽芝、徐铂，2020）。应急语言服务技术应用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显性技术，即语言信息技术。根据功能不同，可分为核心类技术和保障类技术，前者指直接参与应急语言服务的技术要素，后者指不直接参与的技术要素，它们参与应急语言服务的目的是确保服务的顺利推进。前者包括语料库技术、语音识别技术等，后者可以是通信网络技术，因为它能为应急语言翻译中的同传或交传提高效率。目前应急语言技术应用研究存在的问题是专门应用于应急语言服务的核心类技术数量不多，有必要规划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所需语言智能技术的技术清单和提供方清单，以储备更多更具针对性的该类语言技术（同上）。

在应急语言技术的应用研究方面，一些学者对微软翻译公司的机器翻译引擎技术在海地地震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证实了机器翻译可以作为一种用于危机管理的语言服务技术实现快速部署。有学者研究了日本如何使用文字语音转换技术应对地震（Cadwell，2016：188），还有学者调查了海地地震救灾应急中的众包翻译技术应用情况（Sutherlin，2013）。我国学者在疫情防控模拟场景中，基于各种方言的语音识别材料评估和分析了科大讯飞输入法（汪高武等，2020）。

3善后语言研究

善后语言研究主要关注应急的“战后”恢复及反思总结中的语言服务问题，如危机解除后的语言抚慰和心理疏导等一般语言服务、各种应急原始文本的整理及其信息挖掘分析、必要的应急处置复盘工作中的语言协助，以及与此相关的很多具体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善后语言研究有利于灾后反思、总结经验教训，充分发挥语言服务在事件善后和历史回顾性总结中的积极作用（赵世举，2020）。

3.1应急语言抚慰研究

语言抚慰是突发公共事件过程中和发生后所亟需的应急语言服务。危机之后，受灾民众可能受到身心创伤困扰，将语言作为安抚、激励、引导工具，可以有效抑制受灾群体中恐慌情绪的蔓延，并能及时规避危机带来的伴随性伤害。李宇明等学者（2020）认为，应急语言抚慰研究应关注两个重点：一是注重语言抚慰的科学性，将其与传统的心理援助手段相结合，达到彼此结合、相互促进的效果；二是注重语言抚慰的选择性，将其相关语言资源进行筛选和简化，着力研究其付诸实践的对象和方法。有学者以案例研究的方法，从社会语言学角度，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心理咨询电话为研究对象，探讨对疫情灾民进行心理抚慰时使用的语用原则和表达手段，同时也探讨了咨询师语言策略背后的社会因素（刘梦，2020）。

3.2应急语言援助研究

应急语言在灾后救援与重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受灾对象的心理疏导研究，二是对语言弱势人群的信息知情研究。首先，在应急管理工作中，灾后心理疏导工作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而语言是心理疏导和救援最直接的方式手段。无论是从受灾对象身上收集信息，还是对其症状进行判断与施治，都需要语言做沟通中介。来自美国、日本、英国、荷兰、以色列、新加坡等国家的学者对灾后心理救援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际应用研究，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者和心理学家提出了危机干预三原则、心理危机干预的三阶段模型、三维筛选评估模型和分类评估量表等研究成果（刘妍，2014）。我国关于心理危机干预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聚焦于国外心理干预理论和实践经验介绍、个案研究等方面（杨婉秋等，2018；王冰冰、李爱丽，2018；彭碧波等，2015）。在心理救援方面，我国政府发布了相关的政策、法规和原则。与此同时，大量的心理学研究介绍了心理救援的知识和方法，直接从实施细节、言语策略、用语规范等方面进行指导，要求救援者恰当、准确、适时地表达信息，以便受灾者理解和接受（聂骅，2015）。

其次，灾后应急语言救援的主要对象是语言弱势人群，包括听障人士和母语能力有限人士，这是为了保障灾后弱势群体的知情权。在这方面进行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该人群需求而产生：一方面应急语言应考虑听障人士信息接受方式的限制性并在此基础上提供语言服务的研究（Krishna，2019）；另一方面应急语言应考虑到母语有限人群语言能力的限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确保该弱势群体中的受灾人员能及时获得适当的信息服务（Drolet et al.，2018）。

总体来说，当前国内在应急语言救援方面的研究层次较为初浅，在理论研究、体系建设、实践操作方面仍不完善，有必要借鉴国外经验，提高研究层次和深度，进一步完善理论体系和机制建设。

“应急语言理论研究的目的不是解决如语言规范、修辞技巧等语言使用问题，而是为了从语言出发为处理危机服务”（赵世举，2020），因此理论研究终将落地于救灾应急的实践之中。在我国，志愿语言服务可大致归为因公语言服务、重大活动语言服务、日常语言服务三类。对于应急语言服务，尽管教育部和国家语言委员会发布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建立应急语言专业人才队伍的计划和构想，但目前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新冠疫情的暴发为这一规划与构想的进展提供了助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全世界为之惊恐，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响应重大公共紧急事件的应急语言服务能力作为一个突出课题摆在了语言学界面前。2020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要针对在“大考”中暴露出的不足和短板，扬长避短，完善重大疫病防控体系机制（王立非等，2020）。我国语言学界迅速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为战胜疫情提供了及时的语言服务，一些语言团队也受到了社会的赞誉。如北京语言大学李宇明主导组织40余名专家组成的“战疫语言服务团”，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师生为国际医疗专家翻译来自前线各地的一手病例和疫情报告，中国翻译协会及时建立疫情权威外文发布机制，天津外国语大学组织志愿者创建线上笔译服务团、机场志愿翻译突击队以及疫情新闻报道外译等（王铭玉，2020）。超过七成的语言服务企业以各种形式、不同程度地参与疫情防控，提供语言服务。本文选取两个实践团队详细阐释应急语言服务实践，一是我国首个应急语言服务的实践团队——“战疫语言服务团”，二是代表我国语言学界将应急语言服务与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相结合的实践新形式——天津外国语大学“一基地三库”。

1战疫语言服务团

2020年2月初，正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北京语言大学李宇明教授联系武汉大学赵世举教授，商议为抗击疫情做些工作。得到教育部语信司首肯后，教授们又邀请了北京语言大学等5家知名高校的研究人员组建团队，并发起名为“战疫语言服务团”的科研技术团队。服务团包含了5个工作组：设计和协调组、方言采集组、技术开发组、审核组、宣传报道组，分别由高校学者、出版机构科研人员以及科技公司研发人员等组成（王春辉，2020）。

在战疫产品方面，战疫语言服务团日夜兼程研发了服务疫情一线方言用户的《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和服务在华外籍人士的《疫情防控“简明汉语”》与《疫情防控外语通》。服务团还翻译了6种外语的新冠肺炎病毒治疗手册，建立了专业平行语料库和翻译库，策划了病患康复者向疫区国写信的“语言抚慰计划”等。在战疫科研方面，服务团的工作带起了一波“应急语言”研究的潮流。《语言战略研究》等多家学术期刊相继设立“应急语言研究专题”，《光明日报》等多家主流媒体发表了评论性文章，“语言资源高精尖中心”等致力于语言研究的公众号相继推出与应急语言服务相关的文章（同上）。战疫语言服务团的此次语言服务是我国第一次大范围、大规模、有组织、内容丰富、成效显著的应急语言服务。中国语言学人第一次把自己的学术和国家重大危机事件结合起来，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

虽然语言学界为战胜疫情提供了高质量的应急语言服务，但我国的应急语言服务还不是“自觉行动”，只是一种对“突然”之应对，对“急切”之应需，远未上升到理性层面，仍需在以下两方面努力。第一，为保持应急语言服务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应成立“中国应急语言服务团”。只有坚持平日的积累，才能在突发公共事件到来时沉着应对，正所谓“时刻准备着”。事实上，在2020年6月，在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的组织下，“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的筹建工作已经展开。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联合政府部门、高校、研究机构、志愿者等多方，是一项整合运用各种资源的系统工程，服务团筹建工作已进入实操阶段，是为切实提升我国应急语言服务水平迈出的一大步。第二，从应急语言服务的全局着眼，做好顶层设计和管理规划。所谓顶层设计是指要着眼应急救援的全局，整体谋划，系统建设（李宇明、赵世举、赫琳，2020）。所谓管理规划是要协调外语服务资源搭配。具体来说，一方面要协调好服务提供商和专业外语服务人才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协调好信息资源的跨部门、跨系统共享。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技术、区块链等技术手段，规划内容包括：疫情前的预警发布、疫情知识普及、公共学习教程等，疫情中的信息通报、救助治疗、病毒语料查询等，疫情后的心理干预康复治疗、疫情信息储备、跟踪与监测、海外信息援助等（王立非等，2020）。

2天津外国语大学“一基地三库”

为进一步加强京津冀疫情联防联控，助力国家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2020年4月6日，天津外国语大学10名外语教授以《关于建立国家应急语言服务体系的几点建议》为题，给孙春兰副总理写信建言。教授们的建议得到了孙春兰副总理和天津市领导的批示，2020年7月16日，天津市应急外语服务人才库、应急外语服务人才培养基地、应急外语服务研究院、应急外语服务多语种语料库实验室依托天津外国语大学正式成立，总称为“一基地三库”。在此之前，京津冀面临着尚未建立专门应急语言服务网站或应急翻译平台，不能充分利用新技术进行应急语言“云服务”的问题，也有着亟需整合现有人才、语言和技术资源，创建新平台实现应急语言服务新模式的需求。因此，“一基地三库”自建设肇始，即致力于依托天津外国语大学33个外语语种优势和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高级翻译学院等多层次培养平台优势，立足天津自身语言人才资源和辐射京津冀乃至全国的应急外语人才智库，集结校内外的语言学者、资深译员及有志人士，形成多语种、全方位的特色化人才智库模式，为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和公共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多层次、综合性的应急语言服务。

天津外国语大学“一基地三库”的使命是围绕科学研究、资政建言与协同创新三方面的工作内容，致力于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领域前瞻性、储备性与综合性的应急外语研究与服务。截至2020年12月，“一基地三库”战疫实践成果包括：一是资政服务，多次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资政建言。二是在代表智库影响力的高端论坛、会议上主旨发言（如第三届“京津冀MTI教育联盟高层论坛”）。三是在新闻媒体及学术期刊上发文，如在光明网理论频道、《中国日报》中文网、《中国社会科学报》网站、中国网等门户网站与《外语高教研究》等核心期刊多次发文。四是出版论文集和教材，“一基地三库”成立后出版了《抗疫应急外语服务的思考与行动》一书，汇集了校内外专家学者的抗疫学术成果，以及天津外国语大学在抗击疫情服务中的大量实践成果；还组织编订了应急语言服务相关教材《应急语言概论》，并投入应急外语服务人才培养的教学使用，助力应急外语服务人才的培养。

“一基地三库”开展工作的时间仅半年有余，通过外语能力与其他技能有机叠加，进行协同创新，提供内容多样化、形式精准化以及效果实效性的服务，同时还有一些方面的工作亟待推进与展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进行应急语言服务模式创新。在“新基建”时代背景下，要想打造应急语言服务新模式，需将语音识别、机器翻译、信息检索、舆情监控、语料库技术、融媒体技术、VR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引入应急语言服务平台的建设中，使应急语言服务工作克服时间、地域、资源等局限，真正实现更为高效、精准、规范、便捷的云翻译、云服务、VR虚拟翻译咨询等。目前，天津外国语大学已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合作，策划联合推出应急外语服务多语种语料库平台。该平台基于华为云EI能力，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采用网络神经元节点化技术架构，覆盖AI智能翻译、人工翻译、智能语音输入、语料中心、应急舆情要闻、应急场景应用、应急人才中心、应急外语学习等核心业务。基于现代尖端科技，打造全方位、多层次、适应现代治理体系的应急语言服务新模式，提升天津市和国家的应急语言服务水平是“一基地三库”的努力目标。

第二，推动研究成果知识共享。首先，利用多种形式进行应急语言服务知识共享。一是将新型应急语言服务平台免费对市民开放，为广大市民及在津、来津的外籍人士提供便捷的应急翻译、咨询服务，同时也为高校专家学者的应急语言服务相关研究提供多语种语料；二是举办应急语言服务宣传沙龙，听取各界意见。利用多媒体平台，在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客户端宣传应急语言服务。其次，通过协同联动机制建设进行应急语言服务的知识共享。一是通过校际合作，与地区智库联手协作，共同开展应急语言服务研究与实践的信息共享、平台共享、成果共享；二是跨部门合作，与政府机构、业界、媒体等通力配合，开展应急语言服务的宣传与共享活动；三是跨地区合作，树立语言服务共同体意识，凝聚语言力量和资源，开展跨地区合作与共享。例如，以“京津冀MTI教育联盟”为平台，开展区域协同，包括应急人才培养、师资培训、志愿者招募、课题研究等，为京津冀地区突发公共事件提供基础更为广泛、内容更加丰富的联合语言服务。

第三，完善应急语言人才队伍建设。应急语言人才的缺乏和管理混乱也是此次疫情暴露出的问题之一，培养和储备专、兼职应急语言人才，建立应急语言人才库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重要议题。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应由三类人组成：一是专职和兼职的语言服务人员，二是专家学者、政府公务人员、社会工作者、高校志愿者等，三是口译员、笔译员、项目经理、质量管理人员等。这三类人员共同构建应急语言人才库，结合自身的资源和特点，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提供紧急语言援助。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政府、高校、相关行业都要发挥各自职能，共同完成应急语言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任务。政府应设立相应的应急语言服务管理岗位，自上而下地组织、规划、管理、协调各个环节的工作；高校可循序渐进地开设应急语言服务相关的课程、方向、专业，培养具有完备知识体系和能力的专业应急语言服务人才；行业要从平台建设、软件开发、案例数据建库、咨询调研、评估等方向规划行业的发展，重视语言人才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开展相应的应急语言服务业务。只有充分利用各层次应急语言人才资源，充分发挥政府、高校、行业各自的优势和作用，才能高效建设适合现代化管理体系的国家应急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体系。

“一基地三库”是以天津外国语大学为主，相关高校配合，凝聚了京津冀专业外语力量，为天津市、京津冀乃至全国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提供语言救援的人才保障，同时也为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治理提供相应资政服务。“一基地三库”促进各培养主体多方联动，以问题为导向，以各自视角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优势互补，信息与资源共享，集各家之力相互配合，共同建设和维护高质量应急语言人才库，以提升应急语言服务的综合能力。

3应急语言服务中的四种意识

应急语言服务工作具有现实性和预见性。应急语言服务工作一方面要服务社会，服务应急行动；另一方面要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应急准备，以争取应急主动性。应急实践为未来的应急工作提供了借鉴，突出了四种意识在应急语言服务工作中的重要性，分别是问题意识、产品意识、资源意识和引领意识。

第一，应急语言服务要注重问题意识。提供应急语言服务首先需要了解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再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是及时提供应急服务的前提条件。应急语言服务旨在为一线的紧急状况服务，要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问题，提出别人所不能提出的问题，解决别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李宇明，2021）。

第二，应急语言服务要注重资源意识。本文介绍的两支应急语言服务团队都是以不同形式利用高校资源。对于应急语言服务而言，大学有天然的资源优势。后期努力的方向应为重视资源积累，具体包括：一是建设资源库，如通过基础立项的形式配合教学、资政报告、学术研究，以整合出来的资源建立一个可供全国使用的资源库，再慢慢将这个资源库变为既可共享、也可共建的资源库；二是建设人才库，在将实践不断案例化过程中完成人才库的充实与建设，包括人才索引、人才特长以及人才与应急场景的匹配等；三是建设信息库，与网络管理部门协商，与网络公司合作，建立网络平台，在网络空间收集世界各国的多语信息，并通过语料库功能捕捉重要信息、重复信息，实现应急语言服务的预测功能，对公共危机防患于未然；四是建设数据库，不同高校可着重依托应急语言服务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向来建设其独有的、无可取代的数据库，以备将来服务应急语言需求（同上）。

第三，应急语言服务要注重产品意识。应急语言服务所做的项目需要能够转化为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因为这种服务主要是通过产品实现的，是用信息化产品提供服务。应急语言的产品如战疫语言服务团制作的方言通、外语通等语言辅助产品，又如“一基地三库”为培养应急语言服务人才所培训的教师和编纂的教材《应急语言概论》。除此以外，整理应急场景相关词汇，创建术语库，制作推出标准化多语种应急防控术语手册等，这都属于将应急语言服务转化为产品。产品意识应该成为应急工作中的基本意识，把研究成果价值化，看得见摸得着，并具有承继性，才能够从1.0版发展到2.0，发展到3.0，不断提升以服务社会（同上）。

第四，应急语言服务要注重全国意识。应急语言服务工作应有全国意识，具体表现为贯穿三条线：一是要从上到下地贯穿应急系统这条线；二是贯穿语言学系统这条线，此处不仅包括外语，还包括民族语言、方言等；三是要贯穿高校系统这条线，不仅包括天津的高校，也包括全国的高校。这三条线是向外开放和向外借力的三条线，互联网时代就是关联的时代，要在更大的范围里联合开展活动（同上）。

应急语言服务可分为理论与实践两大维度。在理论维度上看，应急语言服务可分为备急、应急和善后三个阶段。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备急的研究主要包括应急语言需求研究和应急语言服务规划研究，对应急的研究主要包括应急语言翻译研究、应急语言传播研究和应急语言技术应用研究，对善后的研究主要包括应急语言抚慰研究和应急语言援助研究等。在实践维度上看，“战疫语言服务团”和以天津外国语大学为依托的“一基地三库”，将应急语言服务实践中应具备的四种意识提到了突出位置，分别是问题意识、资源意识、产品意识和全国意识。应急实践归根结底是要求服务团队考虑应急、考虑时代、考虑一线、考虑未发生的应急事件。同时依靠语言优势，要打亮“应急+外语”的招牌，为应急量体裁衣提供精准服务。要考虑互联网、数据库、人工智能等科技因素，真正做到让应急语言研究服务国家需要。